賀龍對林彪婚戀的態度

    1942年初，賀龍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與騫先任離婚了。許多熱心的老同志對他的生活很關心，紛紛給他當紅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聯防軍的幾位領導在一起開會議事完畢後，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談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學的葉群談戀愛的事。賀龍對林彪與葉群談戀愛的事早有耳聞，還聽說葉群把林彪寫給她表達愛情的信給別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賀龍很為林彪打抱不平，認為葉群這樣做，有損林彪的威信和聲譽。現在又聽到大家議論此事，就很不高興地說:“這些小知識分子不像話，輕浮，用損害別人的威信和聲譽來抬高自己，應該好好地訓她一頓！”

    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是個熱心人，有意要為賀龍當月老。于是，他就靈機一動，趁機向賀龍介紹說:“老總啊！我給你介紹一個人，她認識葉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縣人，天津的女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開始後，一直從事抗日群眾工作。她帶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傳隊，從北平、天津經山東、南京，一路作抗日宣傳工作到江西。1938年，經新四軍江西辦事處介紹來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黨校和女子大學學習，後來去清澗工作，成績突出，曾被選為縣參議員，後調到中共延安縣任組織部部長，是咱們西北局重點培養的婦女幹部，據說她對葉群比較熟悉和了解，老總是不是和她見一見？”

    賀龍聽他們一說，想了想，認為能動員薛明去批評批評葉群，幫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認了。

    1942年春的一個星期天，賀龍在高崗和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的陪同下，來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說:“賀龍司令員來看望我們來了！”高崗趁機向賀龍介紹說:“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賀龍的來意，有點拘束，輕聲地叫了一聲“賀司令員！”賀龍點點頭與薛明握手，說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書記到這兒來轉轉，問點情況。”

    高崗說:“薛明，賀老總問什麼情況，你就如實匯報！”

    賀龍問:“聽說你和葉群是朋友？”薛明點頭答道:“是朋友，但現在來往不多了！”

    賀龍從薛明回答中證實了她與葉群“是朋友”，便提高聲音說:“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應該拿出做朋友的樣子來。”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問:“怎麼了？”賀龍說:“林彪喜歡葉群，給葉群寫信，這本來是正常的吆。”“葉群的態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給同學、同事們看，還這麼一散，說我不在乎，你們看吧！這是林彪給我寫的情書，你說這樣做對不對？”薛明肯定地說:“不對！”賀龍接著說:“那麼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訴她，喜歡林彪，就和林彪結婚，不喜歡就不要寫信，不要張揚，明確表態拒絕。你告訴她，這是我說的。老革命，南徵北戰，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討個老婆，又遭取笑戲弄，不道德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認為怎麼樣？”

    薛明很認真地說:“我同意賀老總的意見，這件事我可以辦。”

    賀龍笑著說:“我要說的就這麼多。我知道你在清澗工作做得不錯。”

    高崗接過話茬說:“這?的工作也搞得不錯麼。薛明，把你的工作匯報匯報。”于是，薛明匯報了延安的組織工作和婦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飯。臨別時，賀龍對薛明說:“聽說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離天津很近，霸縣勝坊鎮人，在天津上學。”

    賀龍說:“我有個廚師，會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嘗嘗，看像不像！以後有空到我那兒去玩。”高崗語帶雙關地對薛明說:“熟悉了，以後可以常去老總那?看看吆！”

    薛明遵照賀龍的意見，專門找葉群談了一次，轉達了賀龍的看法。

    賀龍同薛明認識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結婚。任弼時、林伯渠、高崗、陳正人、張幫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來祝賀。幾天後，毛澤東在賀龍的陪同下，來到賀龍駐地接見“戰鬥籃球隊”隊員時，也向賀龍和薛明表示熱烈祝賀。

    1942年2月中國共產黨開始開展“整風運動”。在運動期間，薛明和葉群發生了矛盾與激烈的衝突。

    葉群，原名叫葉敬宜，後改名葉瑾，福建省福州市人。與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學。抗日戰爭爆發後，跟隨天津第二批南下學生來到南京，經親戚介紹，到了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臺當播音員；後來參加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與青訓班的國民黨軍官關係曖昧；她還參加了“三青團”舉辦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講演比賽，並不斷向國民黨CC係特務組織辦的名為“戰鬥”的壁報投稿等等。因此，黨組織派薛明同葉群作了一次談話，對她上述表現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幫助下，1938年她們一起從江西南昌來到延安。到延安後，葉瑾改名為葉群。1942年與從蘇聯養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識，他們就談起了戀愛。

    林彪原先有兩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辦娶了一房妻室，舉行婚禮後的第三天，林彪就離家了；林彪在長徵到延安後，出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時，認識一個女學員叫劉新民(後改名劉梅)，他們結婚後，1938年冬林彪去蘇聯養病，劉梅陪同前往，他們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後來因感情不和離婚了。林彪1942年初從蘇聯回到延安，認識了當時在延安女子大學的葉群，同年7月1日兩人結婚，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對照檢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薛明因對葉群比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感，有一天，把葉群約到家中，誠懇地對她說:“我是共產黨員，你也是共產黨員，現在正是整風的審幹時期，我希望你主動地把履行沒有履行入黨手續，介紹人是誰，在南京時的種種表現，以及同國民黨教官和豐城縣縣長等人的關係，如實地向組織講清楚……”

    葉群一聽，立即翻了臉，尖聲大叫道:“你要幹什麼？你們趁林彪不在家，你們把我打死好了！”接著又哭又鬧，甚至滿地打滾撒潑。

    薛明本來想好好勸說葉群主動把自己的歷史問題向組織講清楚，一看她這個樣子，也就來了氣，說道:“好，你不願意談，那就跟你到組織部談，黨員對黨組織該談吧！”于是，就把葉群拉到了中組部，王鶴壽出來接待。

    葉群一見王鶴壽，裝得更傷心，哭得更厲害了，大聲嚷道:“她說我好多壞話，造謠。”

    薛明理直氣壯地說:“不是造謠，我這?寫了揭發材料，都有哪些問題，請組織上看。”說罷把材料交給了王鶴壽。

    由于葉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鶴壽不便輕易表態。他接過信，慎重地對薛明說:“我看過信後，還要向上級報告，你先回去吧！”

    這件事驚動了賀龍和林彪。賀龍從前線匆匆趕回，衝著薛明發火道:“你搞什麼名堂？誰叫你抓了葉群？”薛明很冷靜，向賀龍詳細地匯報了葉群歷史上的問題。過了一會兒，賀龍的氣也消了，對薛明說:“這麼大的運動，有懷疑，揭發出來也是對的。已經這樣了，光明正大，沒啥大不了的，讓組織去調查吧！”

    林彪對這件事則看得很重，十分惱火，也從前方急忙趕回延安。葉群一見林彪，裝得非常委屈，添枝加葉地向他哭訴了一番。一貫內向的林彪也動了肝火，高聲罵道:“他媽的，老子在前線流血打仗，你們在後方搞我的老婆……”他把這件事遷怒于賀龍，與老婆葉群記下了賀龍和薛明這筆賬。

    此外，賀龍到延安出任聯防軍司令員後，毛澤東曾同他談起林彪歷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戰初期不願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陽蔣介石接見時的表現等。這件事，後來不知怎樣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塊去不掉的心病。從此，林彪與賀龍兩家結下了解不開的疙瘩。這也成了林彪後來利用“文化大革命”運動，要把賀龍置于死地的主要歷史原因。

    賀龍夜見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賀龍從家中坐車直奔人民大會堂，在東門下得車來，來到浙江廳。他是根據毛澤東關于“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意見”的指示，來拜訪林彪，徵求意見的。

    由于毛家灣的房子要進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暫住。浙江廳是一個有半個籃球場大小的方形大廳，顧名思義，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浙江省代表團開會的地方。林彪住進來後，由于他怕風、怕光、怕水、怕出汗，對大廳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淺綠色的，沙發是淺綠色的，房間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色的，整個大廳全是淺綠色的。平時只開幾盞小燈，廳內光線暗淡。

    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賀龍走進浙江廳，由于?面光線晦暗，一時不太適應。林彪走上前去同賀龍握手，賀龍見林彪由于怕見陽光，整天在陰暗的地方生活，臉色蒼白得嚇人，不由得吃了一驚。他過去對林彪怕光、怕水、怕風早有耳聞，今日親眼所見，想不到他竟怕到這種地步。

    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工作人員給賀龍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會客廳只有林彪同賀龍兩人。寒暄過後，賀龍把來意說明，他誠懇地說:

    “林總，我今天來想聽聽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林彪假惺惺地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

    “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吧！”賀龍堅持想聽聽林彪的意見。

    沉默了一會兒，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卻有明顯的威脅性，說:“要說有吧，也只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寥寥數語，把他對賀龍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賀龍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小；如果反對我，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大。一句話，你的問題大小，全在你對我林彪的態度。

    林彪既然已把問題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賀龍自然要給予明確的回答。他想起過去毛澤東同他談起對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羅瑞卿，現在又指使吳法憲等人搞陰謀，搞到了自己的頭上，我豈能同你這種搞陰謀詭計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賀龍笑了笑，坦然地說:

    “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同樣短短數語，但把賀龍一貫忠于黨，忠于革命事業，忠于人民，擁護毛澤東那種光明磊落，坦蕩無私的胸懷，表達得淋漓盡致。

    賀龍的話，正氣凜然，字字千鈞，擊中了林彪一直諱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紅軍困難的時候，曾對紅軍的前途表示悲觀。為此，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了他；在遵義會議後，林彪又提出毛澤東不會指揮軍隊，要別人代替；抗日戰爭開始，他又不表態支持毛澤東留兵保衛陜甘寧的主張……。每到革命轉折關頭，總是同毛澤東不合拍。所以，賀龍的話雖然沒有點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兩人沒有共同語言，話不投機，再也無話可講，賀龍便從容起身告辭。

    這次談話，表面氣氛相當平靜，沒有激烈的爭論，但賀龍同林彪終于面對面地最後攤了牌。林彪本想通過他精心導演對賀龍的誣告，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下，迫使賀龍就范。豈知賀龍軟硬不吃，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之正氣。此刻，林彪終于明白，要想讓賀龍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絕對不可能的，就變本加厲地策劃種種迫害賀龍的陰謀活動。

    在林彪、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誣告下，毛澤東對賀龍的信任開始動搖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

    隨後，又有晏章炎誣告賀龍歷史上有企圖“叛變投敵”的事。到了9月上旬，林彪認為提出把賀龍立案審查的時機已到，他指使葉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頭會議提出此事。葉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講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誣陷賀龍的問題，包括所謂“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講得繪聲繪色，有鼻子有眼，還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證據”，向大家展示。最後，她叫嚷:“賀龍問題嚴重，應該立案審查。”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對葉群的提議一致讚成並積極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陳伯達和葉群聯名，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的報告，經林彪圈閱後送到毛澤東那?。報告說:“賀龍的政治歷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都很嚴重，需要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由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辦公室設在軍委，抽調10名軍隊幹部組成專案組。”

    9月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當天，“賀龍專案組”正式成立。

    “賀龍專案組”成立，也意味著賀龍落到了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手中。從此，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地、大張旗鼓地對賀龍進行迫害了。

    “二辦”轄9個主要專案組，其中最大的是賀龍和彭德懷兩個專案組。但彭德懷早在8年前的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軍隊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賀龍專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別重視，配備了很強的力量，由康生親自抓。

    康生陰陽怪氣地說:“我提醒你們，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口對準了中南海……”半個多月後，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賀龍專案組”，布置如何清查賀龍問題。他惡毒地誣蔑說:“賀龍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在京學習班時，首次明確表示不保賀龍了。他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後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康生控制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決定，將賀龍由原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對象，實行監護。從此，周恩來再也無法保護賀龍，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魔掌。(轉自文匯讀書周報)

　1942年，8月1日，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薛明在延安结婚。

　　1947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出生。因为期冀新中国，孩子取名晓明。

　　62年后，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一位头梳干练短卷发，身穿鲜艳藏青色上衣，下着西装裤的女士在保利大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她就是当年那个生在窑洞的孩子——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的贺晓明。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全家109位烈士”、“新中国体育开山祖”……伴着毛尖淡淡的茶香，贺晓明思绪回到了父亲的世界。一时间，那或血雨腥风或岁月峥嵘的旧日时光如潮水般涌在眼前。

　　年龄最小的“头儿”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年的湘西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荒野千里、饿殍满地。由于母亲体弱，乳汁较少，刚刚出生的贺龙是吃着“百家奶”长大的。

　　贺龙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清朝末年。

　　在那个多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的年代，年轻的贺龙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在老乡陈图南先生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昏庸，鱼肉乡里百姓，“那个时候我老家桑植县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盐巴，仅有的一点点主要靠外地输入。进出驮盐的马帮都要收重税，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笔主要收入。老百姓交不起钱，就要打白条，白条越积越多，民怨也越积越深。”眼看着周围百姓被当地官府这样蹂躏，贺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一起拿下当地盐税局。

　　那是在1916年。“我爸爸带着20个人，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抢了枪；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取得了这场胜利之后，贺龙在1916年3月的时候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号，配合了蔡锷将军“护国战争”的行动。

　　“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很多人都是我爸爸的长辈，但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让人非常信任，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成事。虽然我爸爸的年龄小，他还是成了那个组织的领头人。当时盐局的警察都是各自配枪的，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除了两把菜刀就剩下拳头了，可以说这样的革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勇气。”

　　后来，毛泽东后来称赞贺龙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

　　“拉赞助”来养兵
“拉赞助”来养兵

　　“我父亲和叶挺比较熟悉，他们是北伐战争时期的战友，北伐军一直从武汉打到了河南。当时《民国日报》上说叶挺的独立团是‘铁军’，我父亲的独立十五师是‘钢军’。”

　　“北伐战争胜利回武汉开庆功大会之后，他带着部队来到了九江。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估计到我爸爸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就打算除掉他。他和张发奎打算借‘东征讨蒋’的名义把我爸爸和叶挺骗上庐山，扣押之后解除兵权，最终武力解决他和叶挺这两支部队”。

　　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了这个阴谋，暗中下了庐山和贺龙、叶挺商定不上庐山；部队开往南昌，当天立即行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蒋介石、汪精卫随后便下令抓捕贺龙、叶挺等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来抓捕我爸爸。从香港到了上海之后，地下党的人就提醒我爸爸化化妆，但是我爸并不在意这些。”

　　看一个部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除了看它的番号、上级领导外，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给养从哪里来。“南昌起义前我父亲从来不归属于任何人的管辖，也不是任何人的嫡系，都是独立的番号。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拉赞助。”

　　“人家为什么会给他补给呢？这是因为父亲亲自来给人家解释清楚了他的部队是做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当时他都是去找商会，爸爸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别人拉近距离。”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1964年春，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贺龙稍停一下，语调铿锵地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后来，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回忆说：“他为了把‘三大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们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如果不是此后不久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贺老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贺龙不仅做大事，还做“细”事，包括体育训练。他到体育训练馆去看人家打网球，之后就找教练，说你们该找找缺陷。

　　那怎么找缺陷呢？

　　“这个很简单，你们统计一下，选手左手打了多少球，右手打了多少球，进网了多少，沿网了多少，发球多少，扣杀多少。统计一下就知道哪是弱项。”

　　所以后来就有了赛场边拿本记，画格子的记录员了。

　　贺龙还是个心理辅导的好教练。第26届世乒赛，庄则栋一开始打球状态不佳，没打好，贺龙就请荣高棠副主任传话给庄则栋。

　　“贺老总来看你比赛了，他说‘你不是小老虎，是纸老虎啊！’”庄则栋接受批评，调整状态。第二场再打，就成真老虎了。

　　贺晓明回忆父亲：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她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的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的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呀，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

　　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

2009年11月23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滕达 付宝/北京报道)

    空軍、海軍、總參、裝甲兵、北京軍區等單位的十余封寫有“絕密”字樣的誣告賀龍的信，先後由林彪轉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對賀龍還是了解的，所以，對有些誣告信，他是不相信的；但對有些誣告信，如對宋治國說賀龍身上經常帶手槍，卻有點將信將疑。毛澤東知道林彪把這些誣告賀龍的信件轉給他的用意，而這時他對賀龍 的方針是“一批二保”，因而決定找賀龍談一談。

    9月5日上午，賀龍應毛澤東之約，乘車來到中南海遊泳池。由于毛澤東有晚上辦公，白天休息的習慣，所以賀龍問:“主席起來了沒有?”“已經起來了，正在等你。”工作人員答道。

    賀龍邁步走進遊泳池的客廳，毛澤東坐在沙發上，正在翻手中的一份材料。

    “主席!”賀龍恭敬地做了一個軍人標準的立正姿勢。

    “賀老總，你來了，到這邊來坐!”毛澤東微笑著向他伸出了手。

    毛澤東同賀龍閒聊了一會兒，便從茶幾上拈起剛翻看的那份材料，向賀龍遞了過去。那是吳法憲對賀龍的一封誣告信。

    賀龍接過信，從衣兜裏掏眼鏡，沒有找到。毛澤東見他沒有戴眼鏡，就說:“不要急，慢慢地看。”

    賀龍平靜地看完信，把它放到茶幾上。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所以他心中很坦然，請示道:“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

    “有什麼好談的，你不要找他們。”毛澤東搖搖頭，指指信說。

    “我想找他們解釋一下!”賀龍說。

    毛澤東瞧了賀龍一眼，看他很認真的樣子，便朗聲笑了起來，風趣地說:“你不要緊張，我做你的保皇派!”停了片刻，他接著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毛澤東這番話，使身處逆境中的賀龍感到無比溫暖。

    這三條，毛澤東是在30年前，1937年抗戰初期說的，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方針是:在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然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他在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稱“十二月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鼓吹“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投降主義路線，批評黨在洛川會議決定的獨立自主原則。

    聽了“十二月會議”精神的傳達，賀龍心裏很不痛快。他自率領一二師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以來，一方面很重視統一戰線工作，注意同閻錫山、傅作義等搞好關係，但也很注意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決反對蔣介石、閻錫山對八路軍的限制。主張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大力“招兵買馬”擴大八路軍。現在王明說要“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豈不是一切要通過和服從蔣介石嗎?

    王明在統一戰線中的投降主義路線，雖然在全黨不佔統治地位，但也有一定市場。在一二0師的一些幹部中，就受了它的影響，幻想用遷就讓步的辦法來維持統一戰線，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壯大民主力量，不敢擴大八路軍，不敢同國民黨中的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從而給自己造成了被動和困難。對此，賀龍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說:“這叫什麼統一戰線，亂彈琴!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人家把你搞掉嗎!”他還公開揭露和批評國民黨軍在晉西北消極抗戰，國民黨黨政機構給八路軍故意制造困難，竭力排斥抗日進步力量等等行徑。

    對此，一二0師的一些領導幹部認為，賀龍這種態度和做法，會損壞統一戰線。于是，他們聯名向中共中央寫信，並讓師政委關向應也簽了名，建議把賀龍從一二0師調走去延安“學習”。信發出後，關向應覺得這樣做不妥當，便趕到延安。

    毛澤東收到信後，同關向應進行了一次認真的談話，嚴肅地批評要求把賀龍調出一二0師的錯誤意見。同時，他對賀龍作了高度評價，他說:“賀老總有三條嘛:一、對敵鬥爭堅決；二、對黨忠誠；三、聯係群眾。”長期以來，毛澤東和全黨對賀龍一直堅持這種評價。今天，毛澤東再次重申這三條。

    隨後，毛澤東轉換了話題，同賀龍談起唐朝貞觀之治；談起莊子“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還談起馬克思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開始的唯物主義立場轉變和人類解放思想的確立……談話進行得輕松愉快，賀龍深為毛澤東的知識淵博所折服。

    在不知不覺中已談到正午，毛澤東挽留賀龍用餐，賀龍辭謝。回到家中，賀龍心情依然很不平靜。他懷著對吳法憲輕蔑的心情，對薛明說:“哼!告我的黑狀，可就是沒有告準。”

9月9日晚，毛澤東又讓秘書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問題解決了，沒有事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賀龍沒有想到，就在他同毛澤東談話3天後，林彪于9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開了一個軍委常委擴大會，也稱“小型打招呼會”。參加會議的除朱德、彭德懷、賀龍外，有6位元帥，還有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志堅、邱會作等人。林彪在會上對賀龍大肆進行誣蔑和攻擊。他說:     “今天談談賀龍同志的問題，在主席那裏談了兩次。主席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一些綜合性的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找各位元帥談一談。”     “主席找賀龍同志本人談了……主席找我，找劍英，找陶鑄同志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係不好。”“我們元帥之間，除了彭德懷之外……賀龍是最不好的一個。”     “過去早有苗頭了，因為不那麼緊急，所以拖著沒有談，我從沒有同主席談過，這次他搞到總參來了，利用外事局這樣小的一件事，要把楊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楊成武，換上許光達。”     “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搞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空軍開會期間，賀那裏是地下司令部。”     “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     “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與會者聽了林彪這個講話，絕大多數感到突然和驚訝，更使他們想不到的是，林彪所說毛澤東看到關于賀龍的材料，其實都是他親自叫吳法憲、李作鵬等親信寫的誣告信，真正是賊喊捉賊。     10日上午，賀龍來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他是根據毛澤東關于“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意見”的指示，來拜訪林彪，徵求意見的。     由于毛家灣的房子要進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暫住。林彪住進來後，由于他怕風、怕光、怕水、怕出汗，對大廳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淺綠色的，沙發是淺綠色的，房間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色的，整個大廳全是淺綠色的。平時只開幾盞小燈，廳內光線暗淡。     聽到賀龍要來拜訪林彪，可把作賊心虛的林彪、葉群嚇壞了。     葉群說:“首長8日召開軍委常委會，就賀龍問題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風的墻嗎?賀龍想見首長，準是為這件事來的。他一定恨死首長，宋治國說，賀龍有小手槍，如果他帶了槍來，見面後動了火，誰能保證他不先動手呢?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首長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錯，怎麼向主席交待……”于是她如臨大敵，帶著幾個拿著子彈上了膛手槍的衛士，埋伏在大廳的帷幕後面，如果聽到賀龍與林彪談話不對勁，只待葉群一揮手，就立即“衝出去”。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賀龍走進浙江廳，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寒暄過後，賀龍把來意說明，他誠懇地說:     “林總，我今天來想聽聽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林彪假惺惺地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     “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吧!”賀龍堅持想聽聽林彪的意見。     沉默了一會兒，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卻有明顯的威脅性，說:“要說有吧，也只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林彪既然已把問題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賀龍自然要給予明確的回答。他想起過去毛澤東同他談起對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羅瑞卿，現在又指使吳法憲等人搞陰謀，搞到了自己的頭上，賀龍笑了笑，坦然地說:     “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賀龍的話，擊中了林彪一直諱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紅軍困難的時候，曾對紅軍的前途表示悲觀。為此，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了他；在遵義會議後，林彪又提出毛澤東不會指揮軍隊，要別人代替；抗日戰爭開始，他又不表態支持毛澤東留兵保衛陜甘寧的主張……每到革命轉折關頭，總是同毛澤東不合拍。所以，賀龍的話雖然沒有點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賀龍同林彪這次談話，表面氣氛相當平靜，沒有激烈的爭論，但他們終于面對面地最後攤了牌。林彪本想通過他精心導演對賀龍的誣告，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下，迫使賀龍就范。豈知賀龍軟硬不吃。此刻，林彪終于明白，要想讓賀龍支持自己，跟著自己走是絕對不可能的，就變本加厲地策劃種種迫害賀龍的陰謀活動。     本文摘自《賀龍的非常之路》 作者:顧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贺龙(1896─1969)，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7月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当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周恩来为起义争取到这样一支有生力量而高兴，于是任命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贺龙一参加革命，就成为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
    
    在红军時期，贺龙结果几起几落，仍然是军队中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到了抗日战争事情，八路军成立三个师，新四军一个军，贺龙是120师师长，成为四大主力部队的总指挥之一。从此以后，贺龙在军队中的地位一降再降，已经不能独立成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120师与其他两个师相比，无论战斗业绩，根据地面积还是部队的扩充发展数量，都不如八路军的其他两个师，这与贺龙的领导是有关的。
    
    其实，贺龙在1942年就已经完全不负责120师的指挥了，这一年，贺龙被中央调回延安，担任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就已经宣告贺龙军旅生涯的逐步结束。而这一切，始于1939年贺龙在部队中最后亲自指挥的一场齐会战斗。
    
    这一年的四月下旬，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八百多人，携带山炮两门，机枪四挺，掷弹筒四具，还有几十辆装满弹药的大车，进行游击性扫荡，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
    
    贺龙得到情报后认为，这一带八路军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六千多兵力，他一个大队，又是孤军深入，能够吃得下来！他下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方圆一百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打一场歼灭战。经过三昼夜连续作战，在数次阵地交换的激烈战斗中虽然歼灭七百余日军，却让吉田带着一百多名日军从层层包围圈中脱逃回去。这一场战斗，八路军伤亡近二千人，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由于日本人使用毒气弹而负伤。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买其头颅的军事统帅，却悄无声息，激战的战场上已经看不见贺龙的身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贺龙在这几年中，主要是做前方战场上急需的粮食、弹药、被服、金钱的筹集工作，当起了军队的后勤供应部长。
    
    建国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但对他从１９５２年起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大家的印像是最深刻的。19５４年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直到文革前，真正由贺龙主管的工作是国家体委主任这个职务。
    
    1955年，由于贺龙在南昌起义和红军中的历史地位，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
    
    在十大元帅中，南昌起义中只是排长的林彪却无可争议地也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在相同战争岁月中官职上升最快的一名军人。两个人在战争岁月中的一起一落，难免也会在心里留下一些影响。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对于林彪这个小子辈的军人是从来没有尊重过的。命运又让两个人娶的老婆有一点历史的渊源，成为两个人矛盾发生和斗争的起源。
    
    延安时期，林彪娶叶群为妻，贺龙娶薛明为妻。
    
    叶群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一家电台当播音员，参加过C?C派举办的演讲比赛，凭着巧舌利嘴获得了第一名。与此同时，她还与一个叫“战斗”的C?C系外围组织有来往。薛明了解叶群这一段历史。
    
    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林彪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贺龙也离开了延安。薛明重提往事，要求叶群真实地向组织上交代这一段历史。叶群感觉很委屈，又吵又闹，认为是薛明有意陷害她。薛明为了证实自己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硬是把叶群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部长面前，当面要叶群承认。

    这场风波给林彪和贺龙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难免在他们本来就不和谐的关系上产生影响。贺龙有一次还亲口对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你要提高警惕。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嘛。”
    
    林彪当时的地位还根本不能和贺龙相比，只能以他特有的缄默，微笑而过，没有表态。
    
    此后不久，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时，贺龙直接向林彪发难，他向毛泽东反映在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时林彪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立场不稳，林彪曾公开表示，“与蒋谈判时，要多说些好话”。没有在延安参加整风的林彪后来也知道了此事。
    
    所有这一切，林彪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林彪成为权力中心的第二把手时，他可是要出一出过去受到的这些窝囊气。林彪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从来不把自己看在眼里的贺龙。从1966年开始，林彪通过不同的场合和渠道，到处煽风点火，骂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定时炸弹”、“里通外国”、“派人向毛主席盯梢”。林彪还说，“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扬言不怕轰……”林彪的目的是先要制造舆论，并乱贺龙的方寸。
    
    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李作鹏亲自写了揭发贺龙的材料。为了加重份量，林彪、叶群还诱使中央军委办公厅一干部写诬告信。信的内容虽然零碎，但在那个年代里，这信的字字句句都浸透了毒汁。这里姑且摘引信中的几段，以窥一斑：
    
    一、罗瑞卿家里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里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检举信送到林彪办公室后，林彪立即广为印发，并送呈给毛泽东。
    
    9月14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挥臂畅游。池边椅子上坐着贺龙，在他面前茶几上堆着一叠检举信。
    
    “主席，您看……”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毛泽东宽慰贺龙，“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那我去找吴法宪谈一下吧?”贺龙请示说。
    
    “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9日，耳听中南海外“打倒贺龙”的口号声愈来愈高，毛泽东也知道了是林彪在亲自收拾贺龙，为了让自己的这位接班人有一点成就感，又急需林彪对文革的支持，便改变了初衷，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
    
    在会客室，深不可测的林彪话中有话，他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从来没有把林彪看在眼里的贺龙绝对不可能向林彪屈服。贺龙口气很硬地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会谈的气氛相当不好。
    
    这一酷似双关语的回答，这对自己毫无尊重的态度，使林彪下定决心要置贺龙于死地。他想起他们以前的裂隙和冲突，林彪觉得贺龙太可怕了，自己不能手软。但实在没有什么更充分的理由来整倒一生简单的贺龙。具有战略头脑的林彪心生一计，把贺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关于彭真等人所谓“二月兵变”联系起来，以便借“红卫兵”之手除掉贺龙。

    何谓二月兵变”?
    
    1966年初，北京军区为辅导民兵进行军事训练，特地组建了一个卫戍团。因为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北京各大学都有一批空房，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事宜。
    
    部队借房本是经军委同意的一件普通公事，但是在当时“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气氛下，北京大学团委的一名干部将此事与《二月提纲》联系起来，怀疑另有意图，贴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经贴出，内容便不胫而走，哄传开来，越传越真，越传越玄。林彪火上浇油，煞有其事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披露了“贺龙私自调动部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的消息。于是乎，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从林彪口中一出，便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了。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盲目的群众冲动起来，他们抄了贺龙的家，贴了贺龙的大字报，到处披露贺龙的“罪状”。无论贺龙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揪斗”的人流。林彪不失时机地把贺龙的行踪全部透露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小将”们。最后，竟连周恩来也都保护不了贺龙。贺龙被秘密迁居到北京近郊的一片山区。
    
    半年过后，1967年夏天，贺龙的居处又为林彪所控制。9月，贺龙被列为专案进行审查。在经历了林彪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的迫害之后，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７３岁。在整容时，护士怎么也合不上贺龙那双怒睁的双目。
    
    林彪垮台后，毛泽东非常痛惜贺龙的去逝，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真不容易啊！从1973年2月，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在贺龙的追悼会时，薛明这样叙述说：“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亲自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说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进来，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在追悼会上，周恩来悲从中来，向贺龙遗像一连鞠躬七次。
    
    文章的最后，再记录下贺龙几个永远值得记忆的片断
    
    贺龙曾经对想分裂红军的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毛泽东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其他在中央的领导人不支持，不反对；只有两个人支持，除康生以外，就是贺龙的支持，贺龙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贺龙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住在301医院，临去逝前，贺龙听到猪叫声，他对薛明说：“好想吃一口猪耳朵”，这位老人革命一辈子，最后的心愿是这样简单，却被那些看守拒绝了。

長沙賀龍體育場

    賀龍認為，體育科研工作是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首次承辦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前，于1958年成立的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就搜集了世界各國運動員的許多技術資料。賽後，賀龍又令體科所反復研究乒乓球拍，他說“手巧不如家什妙。”　 　

    乒乓隊還是個“紅領巾”    

    在新中國建國之初，乒乓球運動雖有廣泛群眾基礎，但水平很低。後來，由于賀龍元帥親自抓，加之乒乓球界有識之士的努力，這個項目水平提高很快。    

    1961年，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中國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組織世界性的單項體育比賽，對中國體育界乃至中國政府來說都是一件大事。能否搞好，直接關係到中國的國際聲譽。賀龍指示國家體委：“一定要把這屆世界性比賽辦得像個樣子!”    

    為此，賀龍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班子，組長由榮高棠擔任，成員有黃中、李夢華、張之槐、陳先等。    

    國家體委根據賀龍的指示搞乒乓會戰，爾後，又經過三次比賽，選出了108名運動員，組成了國家乒乓球集訓隊，于1960年12月在北京集中。    

    接著，賀龍又要榮高棠、李夢華下去蹲點，加強領導。根據賀龍的意見，黃中負責籌備世乒賽的各項準備工作，榮高棠率領司局幹部組成的國家體委“蹲點小組”，進駐國家乒乓球集訓隊所在的工人體育館，現場辦公，全力抓運動員的技術訓練、體能訓練和思想訓練。有人說：“賀老總把半個國家體委都搬來了!”    

    國家集訓隊最後選出了70名優秀選手，于1961年元旦開始訓練。2月初，賀龍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南下檢查軍隊工作，行前，他專程拜訪了陳毅，拜托陳毅給乒乓球隊作一次動員。陳毅欣然應允。    

    3月12日，陳毅陪周恩來到東郊工人體育館，看望正在緊張訓練的集訓隊員。陳毅說：“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表個態。你們打好了，鼓勵你們，你們沒打好，沒取得優勝，也不責備你們。我們鼓勵你們力爭勝利，也鼓勵你們失敗不泄氣。中國是個泱泱大國，要有大國風度，不要斤斤計較，贏了，笑嘻嘻，輸了，哭啼啼。如果你們全部失敗，我也要請你們吃飯，給你們敬酒獻花，鼓勵失敗的英雄。”晚上，陳毅請全體運動員共進晚餐，並舉杯祝他們取得好成績。    

    3月30日，距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只有四天了。賀龍不顧旅途疲勞，回京後的第二天下午，即拉著陳毅到工人體育館。賀龍親切地對運動員說：“我來看你們並不是向你們要獎杯，給你們增加包袱。我國乒乓球運動員從1953年第一次參加世界錦標賽到現在，不到9歲，還是個紅領巾。我當主任的對你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是滿意的。一個9歲的娃娃，要把三十幾個國家包起來，把7個獎杯都當包袱背，是背不起的。要把位子擺正。”    

    賀龍的一番話，把運動員身上的包袱卸掉了。    

    賀龍破例嘗蛋糕    

    1961年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拉開戰幕。參加比賽的有世界各國32個乒乓球協會選派的220多名男女選手。    

    中國乒壇男女小將們一路“斬關奪將”，打敗了許多著名種子選手。4月14日，男女隊同日本隊進行了爭奪冠軍的決賽。這天晚上，北京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人們以急切、緊張的心情觀看團體決賽。    

    賀龍和國家領導人坐在臺上，注視著小將們的一舉一動，一招一式。    

    年輕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中國男隊以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迎戰日本隊的全日冠軍星野、左手握拍的木村和荻村，打得十分緊張激烈，扣人心弦。

    董必武等老人再也承受不住賽場上令人窒息的緊張空氣，醫生也不允許他們再看下去，請他們到休息室“回避”。賀龍便臺前臺後地奔跑，通報戰況。    

    終于，容國團以1分定乾坤，奪得了男子團體冠軍，中國女隊獲得團體亞軍。觀眾全場起立，暴風雨般掌聲經久不息。電波傳遍了神州大地，舉國都沉浸在無比興奮之中。    

    華僑飯店的職工得知喜訊後，激動萬分，連夜趕制了一只迎春花籃、一盤繪有錦標賽會杯的大蛋糕，向為國爭光的英雄表示祝賀。當乒乓小將們從賽場回到飯店，望著花籃、蛋糕時，心潮起伏，大家一致表示，把這珍貴的禮物送給賀老總。乒乓球代表團領隊張鈞漢被推舉為代表，連夜把禮物送到東交民巷賀龍家中，時已15日淩晨一點多了。    

    第二天早上，賀龍發現了客廳的蛋糕，猜想與乒乓球隊有關。夫人薛明向他說了經過。賀龍又感動，又興奮，他拿起刀叉，切了一塊，吃了起來。賀龍有糖尿病，醫生是不準他吃甜食的，他也從不吃甜食，可這次破了例。他對薛明說：“這是小將們的心，我不能不嘗。”    

    單項比賽，莊則棟又摘下男子單打桂冠，邱鐘慧奪得女子單打冠軍。中國選手在這次錦標賽上獲得了3項世界冠軍，4項亞軍和8個第三名。    

    中國體育史上這一空前的勝利，震動了世界體壇。外國通訊社報道說中國運動員“執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    

    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剛剛結束，賀龍即召集國家體委和乒乓球隊負責人開會，賀龍說：“二十六屆錦標賽的勝利，勢成騎虎，騎上去就下不來了。‘蹲點小組’不能解散，要總結經驗，調整隊伍，採取措施，提高戰鬥力。要把班接好。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這個規律是不會變的。”    

    4月21日，賀龍陪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中國乒乓球隊，同隊員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談話。周總理向隊員們講了“勝與敗”、“爭與贏”、“集體與個人”、“勞與逸”、“民主與集中”、“當事人與群眾”等幾個辯證法，還講了讀書學習。周總理說：“荻村到過43個國家，經驗很多，可他還是緊張。你們有什麼經驗呢？要總結經驗，找教訓。”    

    錦標賽後，賀龍要國家體委把工作總結盡快搞出來。5月7日，體委搞出了世乒賽工作、中國隊參賽工作、外賓接待三個總結。賀龍審閱後呈報中共中央，經中宣部轉發全國各單位。    

    賀龍很重視體育科學的研究。他認為，體育科學研究工作是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十六屆世乒賽之前，于1958年成立的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就搜集了世界各國運動員的許多技術資料。賽後，賀龍又令科研所反復研究乒乓球拍。他說：“手巧不如家什妙。”最後，試制出的海綿和膠皮，達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球拍的水平，木板達到了美國威爾遜牌的水平。    

　　小將向老將挑戰    

    在第二十七屆世乒賽上，中國男隊蟬聯團體冠軍，莊則棟蟬聯男子單打冠軍，但女隊卻由團體亞軍跌到第三名，女子單打也只有孫梅英獲第三名。    

    幫助女隊更上一層樓，成了男隊友們的共同願望。1964年9月下旬，徐寅生應邀給女隊員們講話。徐寅生運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並結合自己和女隊的實際，親切又中肯地講了女隊的問題。他的話深深觸動了女隊員們。    

    徐寅生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0月初，李夢華向賀龍匯報工作，把徐寅生在女隊講話的情況說了一遍。賀龍聽了問：“有記錄沒有?”    

    李夢華說：“有。我看過了，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引用毛主席的話。”    

    賀龍說：“這主要看內容，一篇講話稿能不能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只看引文。”    

    賀龍讀完徐寅生的講話稿，不禁拍案叫絕，當即給李達、黃中、李夢華寫了一封信，內稱：“確實講得很好。我一口氣看完了。他的講話中有幾個問題，我認為提得很好。首先，是為誰打球的問題，要把祖國的榮譽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樣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滅敵人的志氣，長自己的威風；第三，運動員也要像解放軍那樣，思想上經常有桿槍，時時事事聯係到怎樣打好球，臨場要拋開個人的得失。總之，要胸懷雄心壯志，平時刻苦練球，比賽敢打敢拼。”“他還大膽批評了乒乓女隊的一些主要缺點。比如，抓技術過硬不夠，膽子不大，決心不強，用腦子不夠，向別人、向男隊、向歐洲人和日本人學習都不夠，等等。像這樣尖銳的批評，領導幹部和教練們好像還沒有提出來過。”    

    賀龍又把徐寅生的講話呈給毛澤東。毛澤東讀了徐寅生的講話和賀龍給體委的信後，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講話和賀龍同志的批語，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同志們一閱。並請你們回去後，再加印發，以廣宣傳。同志們，這是小將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將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麼東西嗎？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裏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    

　　“擊水大鵬春蜇起”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批件轉給賀龍。賀龍立即到體委，召開會議，座談毛澤東批示和周總理指示。賀龍對大家說：“不要看不起運動員。對小將要重視，要培養、教育，接班人就是他們。徐寅生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體育戰線的第一個標兵。還要培養第二、第三、第四個標兵。我老早就講過，要樹立乒乓球隊這個標兵，徐寅生是一個高標準的標兵。”賀龍又說：“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我去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我們都學嘛’。”賀龍還交代體委：“把幾年來運動員寫的文章匯集起來，印成小冊子，讓大家看看，對學習會有很大的推動。”    

    徐寅生的講話稿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目是《關于如何打乒乓球》。人們爭相閱讀，反響強烈。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發行了3650萬冊。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屆世乒賽在盧布爾雅那舉行。中國女隊以三比○大勝日本女隊，奪得了女子團體冠軍；中國男隊亦第三次蟬聯世界團體冠軍，莊則棟蟬聯三屆男子單打世界冠軍；莊則棟和徐寅生、鄭敏之和林慧卿分獲男、女雙打世界冠軍。5月29日，賀龍陪同毛澤東接見中國乒乓球隊代表團全體人員。    

    謝覺哉寫詩讚男女小將是“男皆氣壯能徵將，女盡心雄善戰兵，擊水大鵬春蜇起，落霞孤鶩晚風輕”。    

    到了第三十六屆，中國隊獲得錦標賽的全部7項冠軍和5個單項亞軍，創下了世界乒壇史上的空前紀錄。（摘自《建國後的賀龍》劉秉榮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1月版）

這幅照片是賀龍姐弟紅軍時期的留影。

　　●一個家族，“犧牲了這麼多人，在中國革命史上堪稱奇跡”

    三年前的八一建軍節，賀龍元帥的外孫女賀來毅與母親賀捷生（賀龍女兒）有段飽含深情的談話。賀捷生這樣對女兒賀來毅說：“為了五星紅旗能飄揚在中華大地上，從北伐革命到全國勝利，光是賀氏家人為國捐軀的就有數百人之多，如果加上遠近親戚、宗室族人，就多達數千人。一個家族，在前輩率領下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犧牲了這麼多人，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都堪稱奇跡。可惜呀，許多英烈我們連姓名還不知道。”正是這次談話，促成了賀來毅與賀龍傳記組劉秉榮大校的兩年實地調研。兩年時間他們遍訪英烈犧牲地，將烈士的姓名、生平簡歷盡可能完整地收集起來，終于寫成銘記英烈事跡的浩浩長卷《永遠的祭奠》。

    ●洪家關：因為賀龍而三遭血洗之災

    翻開英烈名錄，聳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又一座英雄的雕像：“賀士道，賀龍的父親，1920年犧牲在桑植；賀文棠，賀龍的弟弟，1920年犧牲在桑植；賀英，賀龍的大姐，1933年犧牲在長灣；賀戊姐，賀龍的二姐，1933年犧牲在長灣；賀滿姑，賀龍的四妹，1928年犧牲在桑植梭場坪；賀文新，賀龍的堂弟，護旗兵班長，1928年為了向賀龍送緊急情報活活累死途中……”一一數去，清一色的賀姓英烈，清一色賀龍家譜中有名有姓的英雄。僅北伐革命到紅軍長徵勝利這段時間，光賀姓英烈就多達89人。然而，不論遇到多大危險，不論付出多麼大的犧牲，賀家宗親族人都矢志不改地跟著賀龍繼續革命。最能見證這一點的是賀龍的出生地洪家關。這個平常的湘西古鎮，因為賀龍的原因，歷史上曾三次遭血洗之災。第一次是1919年，賀龍帶討袁護國軍駐防桑植，因開展破除迷信、保境安民活動，觸怒了當地封建惡勢力，對洪家關進行血洗。賀龍的堂侄賀連元家先遭劫難，匪徒抓住賀連元之妻郭三妹，先向她頭部猛砍一刀，右耳被割掉，接著又朝她身上亂砍21刀，扔進河中，兩個兒子和大女兒全部被砍死，年僅6個月的小女兒被活活摔死。一夜燒殺，賀姓族人遇難30多人，受害者48家。在賀龍率部參加南昌起義之後，洪家關又兩次遭受敵人大規模摧殘，一次發生在1928年土地革命時期，敵人對洪家關進行了瘋狂的燒殺屠戮。另一次發生在紅軍長徵開始後，在“誅滅賀龍九族，雞犬不留”的叫囂聲中，“鏟共”義勇隊和“清鄉”隊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據不完全統計，紅軍長徵走後，洪家關外逃他鄉的就多達36戶，賀氏族人被殺害的多達80多人。然而，敵人的殘殺卻摧不垮賀龍故鄉人的革命意志，在桑植、在洪家關，跟著賀龍鬧革命，是一句湘西人引為自豪的喊了數十年的口號，賀龍，是湘西鄉親們的光榮。當年，洪家關的青壯年，無論男女，能扛槍打仗的，幾乎全都參加了賀龍的隊伍。有一個數字可以為證，革命戰爭年代，僅桑植縣為國捐軀的團以上指揮員多達70余人。

    ●3000名湘西子弟對南昌起義的重要貢獻

    今天，當我們敘說八一南昌起義的歷史時，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南昌發動的這次標志著我黨從此有了自己武裝力量的著名起義，其骨幹力量主要是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而在賀龍領導的這支一萬余人的隊伍中，竟有3000人是來自賀龍家鄉的湘西子弟。這就是說，我們人民軍隊作為武裝力量的第一次列隊，賀龍及其他率領的部隊構成了我軍最為壯觀的陣容。

    如今，在賀龍族親英烈名錄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讀到了與南昌起義相關的英名。當年賀龍從湘西“永保大龍桑”（永指永順縣、保指保靖縣、大指大庸縣、龍指龍山縣，桑指桑植縣）帶出的這3000子弟兵，許多已經光榮犧牲，有的血灑南昌城頭，有的犧牲在起義後南下作戰的歷次戰鬥中，他們用鋼鐵之軀，為新生的人民軍隊奠基，他們是真正的人民革命武裝的先驅。

    史料記載，在此之前，蔣介石為了收買賀龍，曾以500萬大洋外加一個漢陽兵工廠和武漢衛戍司令的頭銜，希望能夠收買賀龍一顆效忠心。但這絲毫不能動搖賀龍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毅然決然率領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在內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浩浩蕩蕩地開赴南昌，為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做出了歷史性的巨大貢獻，使人民軍隊這支向來以梭鏢大刀為主要裝備的早期工農武裝，從此有了經過訓練的裝備齊全的建制隊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賀龍帶到南昌參加起義的3000子弟兵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賀龍的宗室親朋。在國民政府的軍隊裏，他們本是靠吃軍餉的隊伍，有著不錯的待遇，然而，在賀龍看來，自己既然交給革命，作為共產黨人的親屬，自然也應該走在群眾前面。這或許正是賀龍在世時很少提及他的家人對革命貢獻的原因。在賀龍近半個世紀的革命戰爭生涯中，他的湘西鄉親，故裏親朋，宗室族人，之所以在明知跟著他有風險、有犧牲，明知會拋頭灑血，卻依然一往無前，除了反抗壓迫追求解放的偉大理想之外，主要是受賀龍這種投身革命的堅定情懷和磊落品格所感染。所以，當南昌起義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一度陷入低潮時，黨中央再次派他回到湘西，湘西的鄉親們在一次次遭受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再次一呼百應，集結在賀龍的旗幟下，靠人民支持，賀龍很快建立了獨撐一方的紅三軍，即紅二軍團。正是這支隊伍與紅六軍團一起，轉戰湘鄂西，牽制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大部兵力，保證了中央紅軍的長徵。 （陳先義/解放軍報文藝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