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逝世公開廣播的背後(下) 

                                                             楊正泉

　　臨終囑咐　播出“按既定方針辦”

　　9月16日的《新聞報摘》節目中，播出了“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驚悉毛主席逝世以後，沉痛之中，人們自然在思考和急切關注著毛主席有沒有留下遺囑？會留下什麼樣的遺囑？這是關係著中國未來命運的大事啊！7天過去了，毫無資訊，突然發表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石破天驚，也就不難理解了。但當時也有人暗自思忖：為什麼不說是“遺囑”？這算不算“遺囑”？“永遠按既定方針辦，這符合毛主席一貫宣導的唯物辯證法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嗎？”

　　當時，姚文元對播出這篇社論費盡了心機。播出的時間，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點，中央台的記錄新聞已經作了預告，讓各地到時抄收。後來，姚文元直接打電話，變動了三次播出時間，最後還是決定改在第二天的《新聞報摘》中播出。對此，大家有議論。姚文元打電話說：“深夜廣播大家都休息了，聽不好。”“社論還是明天早晨廣播。我這樣決定是正確的。”當時，對姚文元為什麼要安排在早晨聽眾最多的時間，搶在追悼大會的前兩天播出“按既定方針辦”的用心並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真相大白。事實上，在治喪活動中的9月13日，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佈置“組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凡有這類稿子，陸續發”。

　　這一社論，在當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從此，張春橋、姚文元反復強調要多宣傳“按既定方針辦”。18日，他們說：“國慶報導要強調主席指示我們的‘按既定方針辦’。”19日，他們說：“處理各省市追悼會上負責人的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複的都要寫進去，‘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的要有類似的話。”30日，姚文元在天安門城樓座談會上說：“摘發言內容時，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針辦’摘進去。”30日，張春橋說：“告人民書、社論、悼詞等一系列檔，對當前國內外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都已經說清楚了，簡單地說就是‘按既定方針辦’。”從此，“按既定方針辦”出現在各類稿件和節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台轉播追悼大會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告》中說：“9月18日北京時間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公告》明確規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轉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追悼大會的實況，全國各機關、部隊、廠礦、企業、商店、人民公社、學校、街道等一切基層組織，都要組織群眾收聽、收看，進行追悼。”

　　《公告》說：“全國縣以上地區，要在9月18日下午3時召開有工農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參加的追悼會，先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實況，然後，由本地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致悼詞。”轉播追悼大會，這是中央交給中央台的任務，是全國人民的心願，是中央台義不容辭的責任，毫無疑問，必須千方百計轉播好追悼大會的實況。

　　我上小學時就喊“毛主席萬歲”！哪里想到，組織和指揮這場轉播的重任竟會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領導讓我全面負責。一方面要組織安排好治喪活動的宣傳報導，又必須集中精力準備追悼大會的轉播。過去，雖然組織指揮過重大會議、節日遊行、文體活動的實況轉播，可這種轉播卻從未有過，我深知這副擔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遲意味著什麼，何況又剛剛發生了播出的嚴重差錯呢！悲痛、緊張、擔心，讓人透不過氣來。

　　必須全力以赴轉播好，必須萬無一失轉播好！準備工作的每一環節都是過細的，幾種設想，幾套方案，幾手準備，必須考慮到種種可能出現的情況而採取相應的對策。從開始制定預案到最後定案，這中間的變化與反復就不說了，只是記錄下最後確定的方案。

　　一、轉播時間、並機與報時

　　18日下午3時舉行追悼大會，中央台、北京電視臺提前10分鐘轉播，於2點50分開始。

　　中央台第一、二套節目和對臺灣廣播並機轉播。為確保準時安全播出，避免臨時並機出故障，留了一個非常大的安全係數，第一、第二套節目於中午12點開始並機，對臺灣廣播下午2點並機，對並機後的節目時間精心計算、精心安排，到3點以前的50分鐘節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轉播開始前靜場30秒，形成一種氣氛。

　　報時，在平時不成什麼問題，這一次卻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確規定“在北京時間下午3時”舉行追悼大會，屆時全國各地的群眾默哀3分鐘，有汽笛的工廠、單位鳴笛3分鐘致。這個下午3時，是以中央台的報時為准的，準確報時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絲毫疏忽不得。各位聽眾和讀者都很熟悉，平時中央台的報時是這樣的：提前10秒鐘響報時訊號，共響6下，以最後一響為准，接著出播音員的聲音：“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若是過了12點，例如下午3點鐘，就報“15點整”。為保持與《公告》“下午3時”的提法一致，使大家聽了好記，這一天中央台的報時從中午以後便改為“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下午一點整”，那麼，原來“15點”也就是“下午3點整”了。

　　不只如此，過去報時訊號播音員的聲音比較高亢，為了與整個治喪氣氛和群眾情緒相協調，改為低沉的男聲，專門反復錄音、製作。當錄製完後，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播音員的報時是在最後一響之後，當最後一響響過之後，宣佈追悼大會開始，各地開始默哀、鳴笛，播音員的聲音與之重疊，氣氛不和諧，也不夠嚴肅。怎麼辦？最後請示決定只出訊號，不出播音員報時聲音。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在舉行追悼大會的前一天，突然聽到了北京電報大樓在追悼大會這一天也要報時的消息，也是為了執行《公告》的規定，可是與中央台的報時發生了矛盾。為什麼？如上所述，中央台的報時是以最後一響為准的，細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電報大樓的報時是以“第一響”為准的，第一響之後還有一段《東方紅》樂曲。兩種報時訊號的時間差，外地聽眾不知曉，可北京市內清晰可聞，以誰家為准？面對這種情況，自然中央台不能說只准自己報，一紙緊急報告送到主管領導汪東興的手中，他決定並通知電報大樓停止下午的報時，以中央台報時為准。

　　更難的問題是報時訊號會不會與宣佈追悼大會開始相重疊。追悼大會下午3時開始，而宣佈開始必須是緊接報時訊號的最後一響之後，宣佈早了或晚了都會引起全國行動的不統一。可是，中央台不能指揮大會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聯繫，達成默契？後來找到一種辦法，借一台收音機給大會主持人，讓他聽到報時訊號最後一響後開始。大會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會以後，他沒有及時送還借走的收音機，粉碎“四人幫”之後，借送收音機一事作為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進行了清查，說明了事。這是後話。

　　在討論報時的過程中，也曾經考慮過是否取消下午3時的報時，以宣佈追悼大會開始為准。但這樣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會有人問“中央台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不報時呢”？須知，那是個容易上綱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問題。故將此方案作罷。誰能想到本來司空見慣的“報時”竟引發出這麼多問題，這麼多難題，帶來這麼多複雜的關係。

　　二、如何報領導人名單

　　許多聽眾和讀者可能不太注意這件事，可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極強的事，也是件困難而複雜的事，時政記者最為此傷腦筋，尤其是在動亂的“文革”之中，名單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氣候的晴雨錶。

　　報名單常有兩種做法：一曰小名單，二曰大名單。小名單，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通常還包括幾高幾副，人員和排列次序都比較穩定。大名單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各部委主要領導人、社會知名人士等，有時候視需要有所變動或增減。大名單很大，常有幾百人之多。報大名單表明規模大、規格高、隆重，象徵大團結，具有廣泛性等意義。也有時候，為了報導人事的變動、增減，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規格又不在小名單之內，更不便於單獨報導，特意安排出大名單，把其包括在內。是播小名單，還是播大名單，都要請示決定。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毫無疑問應該報大名單。但是，從開始轉播到大會開始中間的10分鐘內報導，顯然不可能，一是容納不下，二是人員到會有先後，也可能有人臨時來不了，很難一一核准，只能先報小名單。小名單也有39人（大名單近700人），到下午3時前，來了的就報，未來的不報，等大會結束時再完整地報一遍小名單，大名單留待播出大會的消息時再報。上級批准了這個方案。

　　三、預告

　　《公告》中已宣佈中央台轉播追悼大會實況，還要不要預告，如何預告？按說不成問題，可中間在操作上遇到了問題。

　　中央台決定還預告，從17日晚上的《全國聯播》節目開始，北京電視臺（即現在的中央電視臺）在17日全天播音結束前預告。

　　預告稿有幾種方案，今天看來其中沒什麼分歧，可在當時卻爭論不休，字字斟酌。稿中的主要分歧在於要不要在“舉行”二字之前加上“隆重”二字，贊成者認為這是“規格”問題；否定者認為追悼大會本身就是隆重的，無需多說，最後未加。另一分歧是要不要說明追悼大會的地點“在天安門廣場”，贊成者認為《公告》是這麼說的，要一致起來，也說明規模之大；否定者認為已廣播幾十遍，大家都知道了，最後未加。播出的預告是：

　　“同志們！

　　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將在明天（今）天下午3點舉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從明（今）天下午2點50分開始，轉播追悼大會的實況。”

　　預告在重點新聞節目《全國聯播》、《新聞報摘》中的次序如何安排？新聞的次序常表明其重要程度，把“預告”放在節目的第一條，不合適；放在節目的中間，字數太少，一聽而過，不易引起聽眾的注意；放在節目的最後，分量太輕，也不合適。究竟如何安排才好？絞盡腦汁想出一條妙計：放在節目內容提要的最後一條播出，去掉“同志們”三個字，改為“現在播送一件預告”，然後播出預告的全文，本文即是一條重要簡訊。但是，那時候的節目是視內容任意延長的，所以在提要的最後總有一句話，“大約需要多少分鐘”。顯然,預告之後緊接著這句話不妥，容易被誤解為“預告”需要多少分鐘。為了區別開來，特意改為“這一節目大約需要多少分鐘”，可見用心之良苦。除了提要中播預告外，在節目的最後再播一遍，因為已“有言在先”，就不會因放在最後被指責為“規格有問題了”。

　　四、精心撰寫轉播稿，精心設計播音

　　一切都要精心。轉播的技術準備由中央廣播事業局技術機要處負責。機房設在天安門城樓前的西耳房。他們負責把現場實況準確安全地送到廣播大樓，然後發射出去；他們負責大會主席臺、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的擴音。為此，他們白天黑夜連續幹。廣播大樓的錄音、傳送部分，由中央廣播事業局中控室負責。

　　中央台的任務是採訪追悼會的安排，撰寫轉播稿件，檢查線路暢通，協調各方面的關係，指揮轉播，設想可能發生的種種問題，做出預案和應急措施，負責現場的組織指揮。

　　這裏，我只是談談撰寫稿件和設計播音，一斑窺豹，提前10分鐘轉播，按照正常速度約2000字，但在特殊情況下的播音需要多少字，心中無數，中間還必須有間隔，大約只能播出1300字左右。這麼隆重的追悼會，要在事前說的話太多了，只能反復篩選、提煉。轉播稿由曹仁義、劉振英和我采寫完成，真可謂“精心設計，字斟句酌”。例如，張掛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幾個字的“橫幅”，在這種特定情況下稱作“橫幅”，顯然不恰當不莊重。應該叫什麼？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經反復查對，經向有關人員求教，叫“挽幛”，就寫下了“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的巨幅遺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中央。上方，大幅黑色挽幛橫貫天安門城樓，上面寫著‘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

　　為恰當掌握播音速度，反復試播，據我多年的記憶，過去的備稿從來沒有這麼細緻過。把握准基調，把握准速度，既有間隔又不能長，中間不能播放音樂，在現場那種萬籟俱寂的場合，幾秒鐘也難挨；大會開始前又必須有空場。為此，擔負這次播音任務的方明（崔明德）、常亮（侯長生）幾遍、十幾遍地試播，記下每段播音的時間、每一間隔的時間，記下每一段開始的時間是幾分幾秒，不管上一段播音是縮短或延長了時間，都必須保證下一段準時開始（可以壓縮或延長中間的間隔）。為防止播音員臨場緊張或發生意外，特意安排了兩位有經驗的播音員，一人播音，一人備份。

　　五、現場試播

　　試播，到天安門城樓試播，在毛主席舉行開國大典的地方。試播是一種臨場演習，也便於及時發現問題。15日晚7時，時政記者、播音員和我登上了天安門城樓。9時試音，路上行人稀少，整個北京異常靜寂。當時用的是“九大式”話筒，為防止颳風時有雜音，套上了臨時趕做的黃色泡沫塑料罩，因與治喪氣氛不和諧，建議改成了黑色。試音不能念正式稿子，選了天安門警衛戰士寫的懷念毛主席的文章《讓五星紅旗高高飄揚》：“毛主席啊，毛主席！日夜守衛著您親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的戰士，無限敬仰您，無限懷念您！”這聲音頓時響徹了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行人駐足，昏暗的燈光中人民英雄紀念碑也在肅穆靜聽。毛主席靜靜安息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水晶棺中，不知是否聽到了人民這發自肺腑的呼喚！

   九月十八日面對全中國和全世界

　　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轉播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的實況。

　　“八億神州在悲痛，舉國上下齊哀悼。”中央台對這一天的節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嚴格的播出時間表，內容一致，氣氛協調。

　　上午9時，劉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了天安門。轉播點設在西觀禮台最東頭的平臺上，緊挨著臨時搭起來的追悼大會的平臺。建這個平臺是很費心思的。原來打算在天安門城樓上開追悼會，但有許多難題不能解決：毛主席的巨幅遺像掛在什麼地方？不能掛在天安門城樓前面，而後面又掛不下；參加追悼會的領導人站在什麼地方？總不能站到遺像後面去，無法向毛主席的遺像致默哀。後來，才決定在天安門城樓之前、金水橋之北建一座平臺。為此，工人們連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毛主席的巨幅遺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中央。遺像下層層排列著蒼翠的松柏、長青樹、萬年青。各級黨政軍機關、領導人和各界人士敬獻的花圈陳放在遺像兩側，擺滿了整個東西觀禮台。天安門廣場中央下半旗致哀。參加追悼會的首都黨政軍機關和群眾一大早就來到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一直延伸到東單、西單，100多萬人臂戴黑紗，胸佩白花，列隊肅立，除了啜泣聲，無一點響動。

　　下午2點30分，有關方面的領導人陸續登上平臺。

　　我們到了現場，就忙著試話筒，試線路，同各方聯繫。北京電視臺（即現在的中央電視臺）的轉播是用中央台播音員的聲音，自己配畫面，由於兩部攝像機出了故障，一時弄得很緊張。2點30分，中央台轉播人員各就各位，等待著2點50分開始轉播。下面我就把當時記錄下來的情景抄錄於下：

　　“西觀禮台的平臺上擺放著兩組話筒，用一備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們中間，面對著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的上百萬群眾，不，是面對著全國8億人民和全世界，等待著這一重要時刻的到來。廣場上靜極了，北京靜極了，只是聽到啜泣，聽到自己的心臟的怦怦跳動聲。這是轉播，一切那麼莊嚴，當然不能用聲音指揮播音，我們三人相約，以我舉左手為信號開始播音，播一段停下來，等我再舉起左手時播下一段??具體時間由我掌握。時間過得真慢，又真快，那噠噠的響聲聽得真真切切。我緊張地盯住手錶，盯往電視監視器，喘不過氣來，腿在瑟瑟抖動。我多次指揮過轉播，可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場面、這種氣氛、這種情景。我看到播音員的手也在抖動，稿紙發出了響聲。我不是指揮若定的將軍，但我意識到必須馬上靜下來。轉播臨近了，我輕鬆地對播音員說：‘不要緊張，沉住氣，看我的手勢。’可我並不比他們輕鬆，我真怕播錯，尤其擔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萬歲’！試播時，他曾經兩次這樣錯播過。”

　　“時間到了，2點50分，我打手勢告訴方明‘開始’！他打開了話筒的開關，停了一會兒，像是有意鎮靜了一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這聲音立即傳遍北京、傳遍全中國、傳遍全世界！啊，我們準時開始轉播了！”

　　“開始，方明太緊張了（其實，我的手裏也出了汗），一會兒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試播時慢，我只好臨時壓縮間隔時間。”

　　“轉播與大會的銜接恰到好處。宣佈追悼大會開始後，奏起了哀樂，廣場上爆發出哭泣聲，根據上級的要求，實況中的哭泣聲要適當掌握音量，與哀樂相比不能太突出。”

　　“轉播一切按預定方案進行。當播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而轉播順利結束時，合上話筒的開關，我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大家彼此默默地緊緊地握手，一切盡在不言中。”根據事先的安排，轉播完大會後，我從收音機裏聽到一遍又一遍播放的《東方紅》和《國際歌》樂曲。

　　對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的轉播，當時的報導說：“大會實況通過廣播和電視送到千家萬戶，悲壯的哀樂聲傳到祖國城鄉，傳到高山大川，傳到遼闊的邊疆，傳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偉大的祖國在靜默，8億人民含著眼淚，肅立志哀。”

　　外電是這樣報導追悼大會的：

　　[法新社17日電]：“明天下午8億中國人民都將把眼光轉向北京的天安門，屆時要在那裏讀悼念毛主席的悼詞。”“讓全體人民都能參加的這獨一無二的活動，規模宏偉，確實是巨型的，是中國27年歷史上最大的群眾大會。”“8億中國人，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要肅立收聽收看大會實況，這將是向一個偉人致敬的最動人的場面之一。”

　　[南通社18日電]：“在這個時刻，中國是一個悲傷哀痛的國家。”“全國都感到中國的一部分歷史將隨著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駐北京記者福原寫文章說：“毛澤東在整個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上，始終是一顆放射出強烈個性光芒的巨大紅星。”“如果說英雄就是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歷史的軌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動和個性的人物，毛主席確實是中華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動盪的20世紀的世界英雄之一。”

　　9月18日播出：

　　追悼大會實況11次（共播出20次）；

　　追悼大會文字消息5次；

　　單獨播出悼詞（播音員錄播）11次（共播出51次）；

　　《東方紅》、《國際歌》11次。

　　緩慢過渡　治喪宣傳的延續

　　追悼大會之後，毛澤東主席治喪活動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中央台治喪活動的宣傳遠未結束。追悼大會的實況從18日的《全國聯播》開始，連續播出3天；悼詞連續播出到25日，次數逐日減少；《新聞報摘》仍然集中報導治喪活動，只是逐漸縮短時間，直到恢復正常。

　　從治喪宣傳到恢復日常宣傳必須有過渡，而且是長時間的過渡，中央台的各專題、對象節目分三步過渡：一是先上一些與本節目有關的內容，不掛節目牌子；二是掛節目牌子，但暫不用開始曲；三是恢復正常，這已是10月4日的事了。

　　文藝節目的恢復更是個敏感的問題，持非常慎重的態度。從25日開始，先播出幾組經過精心編排的歌頌毛主席、歌頌党、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樂曲或歌曲，曲調要莊重、嚴肅；然後增加播出用毛主席詩詞譜寫的歌曲，輕快、歡樂的暫時不上；再次選播革命樣板戲的選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學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復文藝節目，但是對歡快的樂曲、逗樂的曲藝、大塊的文藝節目和長篇小說等，仍暫不安排。這並非只是中央台的慎重考慮，要知道，這一年的國慶日因此也停止了遊園等慶祝活動。

　　1976年10月4日，中央台治喪活動的宣傳剛剛結束，10月6日又開始了粉碎“四人幫”的宣傳。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九.九”事故是這樣發生的

　　我們回過頭來談“九.九”事故是怎樣發生的。

　　如前文所述，9日下午當第三遍播出《告各族人民書》後，緊接哀樂播出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這一嚴重播出差錯，如雷轟頂，驚呆了所有在場的人員，張冬興副台長氣喘吁吁地跑來了，中央台許多人湧來了，接著急促地響起了電話鈴聲，全國各地紛紛來電話質問、譴責，強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責任人??

　　事故的發生情節複雜，但發生的原因並不太複雜。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書》時，中央廣播事業局接到姚文元的電話，他說：“哀樂太長了，要用短一些。”要求由6分鐘改為3分鐘，而且馬上改。這是釀成後來差錯的起因。

　　當時正忙於《公告》的錄音和製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將開始，要改哀樂哪能來得及！但命令如山，只好派人去複製新哀樂。開始已明確規定，所有用過的哀樂一律封存，所播出的哀樂必須重新複製。誰知情急中陰差陽錯，卻從用過的哀樂中拿了一盤，巧中巧，這盤錄音帶是周恩來總理逝世時用過的；巧中巧，這盤錄音帶又多處違背了安全播音的規定，埋藏下多處隱患。這是事故之所以發生的關鍵所在。今天說起來是這麼明白、簡單、輕鬆，弄清這個問題卻用了幾年的時間。這種隱患能成為事實，卻又是違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規定、闖過許多關口而造成的惡果。

　　第一，周恩來逝世時，先廣播訃告，然後播3分35秒的哀樂，再往後播治喪委員會名單。按照安全播音規定，哀樂是單獨一盤，不允許在前後錄其他內容。而當時負責錄音的同志，圖一時方便，把下面將要播出的治喪委員會名單的頭子錄在了哀樂後頭。這樣做違反了規定。如果在緊急情況下這麼做了，用後銷掉還有情可原，但他沒有這樣做。

　　第二，按照規定，錄音完了以後，每盤錄音帶要填“卡”，記明開頭、結尾用語和時間，讓用者一目了然。而這盤錄音帶卻沒有填記錄卡，只在膠帶盒上寫明“哀樂3分35秒”。這違反了操作規定，給人以“只有哀樂”的錯覺。

　　第三，按照規定，每盤膠帶錄音後，在最後一句話卡上紙條，傳音員放到紙條為止，提前停放或過了紙條停放，都是傳音員的責任。而這盤膠帶的紙條不是卡在哀樂之後，是卡在了“名單”之後。

　　第四，對這盤錄音帶的審查是嚴格而慎重的，拿到膠帶後由專人分別進行了三次審查，都認為“哀樂可用”，“只是速度慢了一點”。但是三次審聽，都只聽到放完哀樂為止，誰也沒有聽到紙條為止，而開了“可用”的綠燈。三次都違背了審聽規定。

　　第五，當錄音帶上了機器，開始播放時，在場的許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於縮短哀樂會不會發生空播上。放完哀樂，突然出來“現在廣播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時，因未到卡紙條處，傳音員不敢自行停機。在場的人驚呆了，沒反應過來。當傳音員清醒過來，急忙按住轉動的錄音帶時，只差“名單”兩個字未播出去。

　　這就是事故發生的全過程。發生事故的原因是一個又一個的錯，錯，錯！責任心不強，違背了種種安全播音的規章制度，闖過了五關而釀成差錯！在中央台的歷史上，有不少差錯都是發生在“想當然”和“僥倖”的疏忽之間，主要是責任心和不執行規章制度造成的，為此，不知付出過多少沉痛的代價！

　　歷史上也常有這種情況，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緊張，越是謹慎，越是接連出問題。有人說猶如學騎自行車，越怕撞人就越撞人。古人雲：“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就是這個道理。這一嚴重事故是罕見的，發生在極為悲痛的時刻，發生在這一重大報導上，誰能不心驚肉跳！當時急切需要沉著冷靜，避免連鎖反應，首要的是搞好安全播音，是穩定情緒，所以並沒有馬上做徹底追查。但是，台內外並不平靜。當晚接到35起電話，來自全國各地。大部分電話詢問是否是中央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台錯播，他們認為是地方台錯轉，可能是轉播了“敵臺”，種種誤解讓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人認為是由於播音員過於悲痛和疲勞而造成的。更有人認為“這是有壞人破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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