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葉群的一次“合作” 使多人蒙受不白之冤　

孟東

　　從到延安的第一天開始，江青一直沒有忘記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原來的藍蘋改名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歷史。以前的熟人時不時在眼前晃動，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記過去。江青於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一方面偽造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比如，她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裏的幾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張嘴改變過去的歷史，用一雙手消滅歷史的痕跡並影響將來的歷史。 

　　1966年6月，張春橋奉江青“諭令”，趾高氣揚地召見了電影藝術家鄭君裏。鄭君裏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蘋的男儐相。除了唐納和藍蘋一對以外，還有兩對是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明潔小娟。而此時的鄭君裏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黑線人物”。整整30年，真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世事變幻滄海桑田，唐納遠走海外，鄭君裏與江青從朋友化作了敵人。張春橋和江青已成了一個戰壕裏的親密戰友，要一起來對付鄭君裏了。而張春橋已經是上海灘紅得發紫的頭面人物，對鄭君裏這樣的對立面自然是橫眉冷對、傲然漠視。張春橋先是擺出一副嚴厲面孔教訓了鄭君裏一頓，警告他在運動中站穩立場端正態度好好改造，早日回到革命群眾的隊伍中來。言談中，這位刀筆吏轉彎抹角地說到了江青同志鄭君裏聽到這個名字，心裏冷得發抖，隨即直截了當地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他聲調裏居然有商量的語氣，陰陰地透著一股殺氣，鄭君裏當即答應了。 

　　鄭君裏誠惶誠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說：“請你處理吧。” 

　　江青收到張春橋轉來的東西並不滿意，顯然還有什麼東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張春橋找鄭君裏又談了兩次話。至於談了什麼，在妻子黃晨的追問下，鄭君裏仍隻字未露，足見他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並且怕說出來會連累家人。此後，鄭君裏整日精神恍惚，不言不語。有一天，他終於忍受不住內心煎熬的折磨，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來了。 

　　江青對張春橋的辦事拖拉並不滿意，她要請葉群出面幫忙了。1966年10月4日，江青親自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林彪、葉群熱情相迎，兩個女人拉著手捨不得放下，一陣寒暄親熱之後，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語：“我們要談點女人間的事。”林彪訕訕地走開了，心裏嘀咕不知這個江青又要搞什麼名堂。 

　　江青和葉群來到葉群的臥室開始了一次密談。 

　　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 

　　江青笑裏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 

　　葉群做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 

　　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 

　　葉群一聽江青有求于自己滿心歡喜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嚴樸；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裏的，請鄭君裏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裏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位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納取得聯繫，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其中另有隱情。1957年的春節，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遊仙》詞，即後來著名於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毛澤東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即寫信求助於鄭君裏。鄭君裏見信自知非同小可，找來幾個好朋友一起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此事決不能幹，為免日後招惹是非，當場把那封信燒掉了，鄭君裏自然沒有“遵命”聯繫唐納。任憑張春橋左提醒右恐嚇，鄭君裏萬般無奈怎能拿得出信件來，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獄之禍。 

　　近三十年(從江青1937年到延安算起到1966年)時間，江青在中國政壇上被壓制而默默無聞，剛剛崛起怎甘心因幾封信而毀掉自己前程。鄭君裏交來了不少信件、書報和照片，但卻沒有江青要找的東西，這怎能讓江青臥榻安睡親訪林府就是為此。江青密托葉群說：“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個電影導演鄭君裏手上，也可能在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人手上，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個辦法，給弄回來。”江青當然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內容，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葉群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林彪要坐上副統帥的位子還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騰蛟立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又晉見了葉群。葉群告訴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裏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裏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裏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葉群、江騰蛟為了保密，還分別給鄭君裏等人編定了號碼，並規定：抄家的時候一律使用代號，抄得材料也用代號作標記。 

　　大禍臨頭的鄭君裏，10月7日又上交了剛找到的幾張照片，並直接寫信給江青：“我不記得還有你的信，也不記得你給我們或給趙丹和他夫人寫的信。” 

　　10月9日淩晨，抄家行動開始。上海空軍警衛排戰士化裝成紅衛兵，一些被挑選出來的空軍幹部子女也加入進去，兵分五路同時行動，直撲鄭君裏、趙丹、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苓等五家。原先在名單上的周信芳、于伶被臨時勾去，躲過了一劫。周信芳的家，已被紅衛兵查抄多次，因有紅衛兵把守而放棄；於伶家住空軍招待所對面，又久病在家，因怕暴露“秘密”而擱置。江騰蛟為此專門請示了北京，被批准可不查抄周信芳、於伶兩家。 

　　行動之前，江騰蛟下達了五條“軍紀”：一，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問就答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三，帶隊負責人暗帶手槍，但不准隨便開槍；四，軍用卡車牌照號碼換下來或用紙糊起來；五，對行動的隊員只說“空軍有一份設計藍圖或絕密檔失落到這些人家裏”，天亮前四時必須全部撤回。 

　　江騰蛟坐鎮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彙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9日淩晨一時左右，十幾個戴著遮住大半個臉的大口罩心中有鬼想掩蓋什麼，衣服長短不一，鈕扣上下錯系顯然是臨時換裝所致，臂掛“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神神秘秘地進了武康大樓後，當即把門鎖上，由專人看押電梯司機，再控制住電話避免走漏消息又便於向江騰蛟彙報，其餘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樓，儘量小聲敲開門進入鄭君裏家中。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並不像紅衛兵那樣窮兇極惡，動作和言語都很輕，生怕吵醒同一層的鄰居，聲稱只找重要文件。門窗有人把守；窗簾拉得嚴絲合縫。搜查者的行動詭秘、迅速、熟練、仔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微之處都不放過，甚至連鄭君裏的衣服、鞋子也搜了個遍。臨走時，他們露出了本來面目警告鄭君裏：“不許把今晚的事情講出去，否則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找來的資料被編號後運到空軍招待所裏，由江騰蛟指定的親信再進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單獨存放進一個包裏。 

　　天亮之後，上述五人所在的派出所和街道，紛紛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報警：一夥不明來歷的人，抄了一些人的家，他們半夜行動，鬼鬼祟祟，不知為何。上海有關方面接報後，馬上開始了追查，但沒有找到任何線索，還是參與其事的空軍幹部子弟向他們透了口風：是上海空軍幹的。得到這個資訊之後，追查立即停止了，報告也同時傳到了被蒙在鼓裏的張春橋、姚文元那裏，當時張、姚正在南京。張、姚弄清是葉群在背後指使並與江青有聯繫後，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這時，江騰蛟已帶上所有的材料飛赴北京。一路上，江騰蛟仍然惴惴不安，憂心此次行動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滿意。 

　　江騰蛟到達北京後，直接向吳法憲彙報。遵照葉群、吳法憲的囑咐，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進空軍保密室，不許任何人拆閱。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葉群拿走，第二天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江騰蛟說“上面非常滿意”。所謂“上面”自然是指江青，從中可知江青已看過葉群帶去的材料，顯然要找的信件或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中。至此，江騰蛟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因完成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任務有了邀功請賞的資本而暗喜。 

　　1967年1月初的一天，葉群從釣魚臺江青的住處打電話給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說空軍要把一包東西退回，要趙先收下，葉群自己馬上就回來。電話掛上不一會兒，空軍司令部黨委辦的人就把那包東西送到了。此前，江青、葉群和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一起在釣魚臺江青處吃飯，討論如何處理收回來的材料，最後決定“一勞永逸”。葉群當即打電話給吳法憲，讓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灣。 

　　葉群乘黑色“紅旗”轎車回到毛家灣時，一同來的有江青、謝富治。葉群把客人請進會客室，讓工作人員叫來趙根生，從他手裏拿到材料，並追問了一句：“沒有拆封吧”趙答：“沒有。”“那你就快到後院伙房把爐子捅開，這些材料要銷毀。”趙根生剛捅開爐子，江、葉、謝一夥就來到了伙房。此刻的江青顯得極其緊張，雙臂交叉在胸前，在離爐子十步左右處來回踱步，不時偏過臉來瞥一眼，臉上毫無表情。葉群同樣有些膽怯慌張，只有謝富治比較興奮，不知他的鎮定是來自男人的本性，還是來自公安部長的權力。謝富治親自打開那包東西，和葉群一起將材料投進爐火。升騰的火焰映紅了幾個人的臉，江青帶著欣賞的姿態看著葉、謝仔仔細細一片一片地把檔或照片扔進火裏，兩人的手微微地有些顫抖。在場的人都沉默著，除了火苗的竄動和紙張的斷裂聲，沒有任何聲音；直到一件件罪證全部化作灰燼，江、謝才離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死的材料雖然化作了一縷青煙，但活著的人還有嘴巴，他們的嘴巴必須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裏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 

　　江青和葉群的這次合作，使許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最後倒楣的反而是她們自己。 

　　(摘自《世紀風采》月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