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五、毛遠新：先是抵觸，後有悔悟

　　積極參與了“四人幫”集團陰謀活動的、特別是在“文革”後期擔負著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溝通的聯絡員重要角色的人物毛遠新，社會上曾有一些關於他在訊問談話期間態度挺不好，盡把責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麼責任都不擔的傳聞，但這不夠準確。經過一段時間做工作，毛遠新的態度是比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許多問題查起來就很麻煩，且要耗去更多的時間。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遠新在黑龍江省的伊春市，當時他還是主張對幹部的問題要實事求是，反對懷疑一切，及打、砸、搶、抄、抓的做法。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認識，同毛澤東基本錯誤估計形勢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澤東交談時，自己對一些問題的觀點，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他的觀點隨之有所改變。 

　　這以後，他去吉林省延邊地區，就指揮造反派和軍隊，血腥圍剿和鎮壓了持不同觀點的群眾，狠整朝鮮族的各級幹部，成為“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他當上了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委會負責人後，實際上成了東北地區的太上皇，甚至陳錫聯、曾紹山等人，也要唯毛遠新的馬首是瞻。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已經開始對毛遠新進行保護審查。由於當時的專案組在審查中襲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擠硬壓，嚴厲斥責等，儘管毛遠新搞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別人用類似這些他熟悉的手段對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時間裏，他一言不發，採取了硬頂的態度。 

　　我們接辦這個案子後，嚴格遵照審理領導小組的指示，採取黨內審查的談話方式。對清查的問題，一律從他們犯錯誤和罪行時的特定環境、條件出發，實事求是，不強加於人；在與之談話的過程中，採用探討的方式，說理的方法，既耐心聽取他的意見，也說出我們的看法；我們與他有了不同的觀點，寧可等待下次、以後再繼續談清楚，也不頂牛，不爭吵。

　　經過若干次交鋒，毛遠新不僅開口說了話，而且動筆寫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錯了，完全錯了，徹底錯了。” 

　　他在談論自己的實際感受時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貫穿著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廣大群眾所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與完全脫離實際的錯誤路線的鬥爭。這種鬥爭，有時是公開講話中就有差異，更多的時候採用各人都引用毛澤東的話，但引用的內容不同，說出的道理不同，結果是以各說各的，各幹各的方式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顛倒了，使國家落後的15年到20年，使廣大幹部、群眾受害遭殃，使黨和國家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 

　　在整個訊問談話期間，我們對江青和其他被隔離審查物件的正當的、合理的要求，還是遵照領導上的指示，盡理予以解決的。 

　　我們不僅在談話時，主動過問他們吃得怎樣，睡得怎樣，學習怎樣，還需要什麼；而且叮囑管理他們的同志，把他們的生活按規定標準搞好，晚上要關掉刺激眼睛、影響睡眠的強光燈。管理人員也經常徵求這些人對伙食、衛生、醫療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工作。我們瞭解到他們對報紙、雜誌的需要，就增發了報紙的雜誌。 

　　許多重要的審查對象，他們對黨在生活上、學習上的關懷和照顧都表示感激，痛悔他們過去對我們許多老紅軍、老幹部、高級民主人士的折磨。

　　對於一些一時難以馬上解決的生活問題，我們也向他們做解釋說明。如江青提出奶粉沖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鮮奶，當時供應鮮奶還不能產即實現，只能讓好先將就一段。

　　然而對他們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們也說明情況，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間，休閒活動和曬太陽的場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擴大到各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們明確告訴她，這辦不到。但是，對於她要求從家裏拿些衣服來穿，拿些東西來用，我們還是滿足了她的。 

　　還有一次，江青在談話時突然對我們喊道：“我要平等！”我們問：“誰對你不平等啦？”她說：“那為什麼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們告訴她：“那是為了安全，怕你從上面掉下來摔壞。” 

　　“給我換掉！”江青聲調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則不安全。”“什麼安全不安全，給我換！”“不可以。”我們平心靜氣。“不給我換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麼安全！你們混蛋！你們是鄧小平的幫兇、劊子手！”她儘管這樣嚷嚷，但我們是絕對不會遷就這種無理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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