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五類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又是誰？

一 

　　搞革命，不但要有物件，還要有依靠力量。“文化大革命”的物件，按照毛澤東的講話，按照中共中央當時發佈的檔，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這物件不外乎三個：一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三曰“四類分子”（或“五類分子”）。那麼，依靠力量又是誰呢？ 

　　工農大眾？不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從文化教育部門和黨政機關，特別是從大中學校開始的。當時，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和黨中央的檔精神，工農大眾不要介入，不要干預。為此，《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過社論（見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報》）。至於工宣隊進駐學校、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那是後來的事情，而且也是不成功的事情。 

　　廣大幹部？不是。儘管毛澤東1956年11月15日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曾經自豪地說過：“我們有這麼一套幹部：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後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珍貴財產。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幹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套幹部，不論是全國解放後的，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抗日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甚至北伐戰爭時期的、建黨時期的，有多少沒有受到衝擊，沒有成為革命的物件，可以說是“寥若晨星”，何談依靠！況且好幾年前，毛澤東因為“他們不聽話” 就有“洗刷幾百萬”的打算和計畫，這也就是次第實行的所謂“剝筍” 政策。林彪還稱，“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幹部的運動”，這更是直接把矛頭指向幹部了。 

　　“文化大革命”首先從大中學校開始，依靠力量是不是廣大教師？不是。按照常識和常規，要辦好學校，主要依靠教師。新中國17年教育取得了巨大成績，教師功不可沒。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的估計卻是：17年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直統治著我們的學校，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既然從他們“開刀”，當然就不能依靠他們了。 

　                             　二 

　　“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是什麼？究竟是誰呢？……這責任和重擔便“歷史”地落在了青少年學生身上。從五四運動起，歷次政治運動，多是由青少年打衝鋒，這是青少年的光榮傳統。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也是打衝鋒的，且被捧得最高——捧上了天。 

　　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指出：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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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這都是上了中央文件的話，也就是必須執行的綱領！事實也正是這樣。不論大學、中學，不論哪所學校，都是學生起來造學校領導的反，造教師的反。這種“造反”的殘酷性很多，文章多有敍述，這裏不再贅述。1966年秋冬的一天下午，我曾到離釣魚臺不遠的一所中學去看過。學校沒什麼人，上了樓，看到一個中年婦女，穿著髒兮兮的衣服，蓬鬆著頭，正在打掃樓道，勞動很賣力，神情卻很惶恐。我沒跟她說話。見旁邊一間開著門的辦公室裏，有三四個十三四歲的男女學生在聊天，我便進去和他們攀談起來。我問他們，那個打掃樓道的是誰？他們脫口而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說：“她是你們老師吧？”一個女學生粗野地說：“狗屁老師！我們現在監督她勞動，只許她規規矩矩，不許她亂說亂動！”從學校的規模和設備看，這好像是一所只有初中部、沒有高中班級的中學。我看到很多教室的門窗都爛了，玻璃也被打碎了，有的還留著玻璃茬子。我看到的這些情況並不典型，也說不上嚴重，但確實是我親眼看到的。當時，我覺得中學生“造反”對物質的破壞很多、很大，他們可能由於“青春期孩子的騷動”，表現得特別衝動、蠻橫。在“造反”的隊伍中，最神氣的是他們；穿軍裝、紮皮帶的，也多是他們；走出學校、殺向社會“破四舊”的，主要是他們。中學紅衛兵在“文革”中是最橫衝直撞的一支隊伍。他們說“大學生是策略派”，“中學生是敢闖派”。周恩來當時也指出，“中學紅衛兵走得更遠一些，做得更激些”。 

　                           　三 

　　毛澤東除了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表示對青少年的讚揚和支持外，還多次說過鼓勵青少年的話。 

　　1966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的會議上說，不要壓青年人。又說，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後，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說，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來。 

　　有這樣一件事情：幾個少先隊員給他們的父親貼大字報，說父親忘記了過去，沒有給他們講毛澤東思想，而只是問他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賞。毛澤東聽到這件事後很高興，他讓陳伯達轉告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很好！”——其實並不只是貼大字報，子女對父母實行“武鬥”的也很多。 

　　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的一次彙報會上發表講話：“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子教三娘”是毛澤東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實際情況很形象的說明和概括。葉劍英不止一次地向紅衛兵和“造反”群眾傳達過毛澤東的這個說法。他說：“主席說，過去看舊戲，是看‘三娘教子’；現在看新戲，‘子教三娘’。”他還說：“毛主席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孫子教爺爺，兒子教老子，青年教育老年。 

　　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刊物《紅旗》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第11期發表了《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評論員文章，其中寫道：“令人非常高興的是，在這場大革命中，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說得出，做得到。”“革命的青少年們，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極力讚揚紅衛兵“打、砸、搶、抄、抓”的所謂“破四舊”行動，稱之為“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廣大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顯出了“威風”，他們唱夠和唱足了“子教三娘”的新戲。“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確實是他們在最高統帥的指揮下“開創”和“打開”的。紅衛兵“神通廣大”，毛澤東讚不絕口。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說：陶鑄的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門。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 

　　歷史已有定論，“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是一場浩劫和災難。廣大青少年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和蒙蔽，在這場浩劫和災難中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需要指出，也有極少數青少年，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和心理，在“文革”中表現得極其殘忍，打人不擇手段，殺人……當然，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沒有理由也不能過分責備青年，更不用說少年了。“上帝允許青年人犯錯誤”，關鍵在於領路人。 

　　光陰荏苒，當時十三四歲的少年，如今也是已屆或超過“知天命”之年的人了，許多人擔任了相當高的領導職務，或成為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等等。因此，適當地作些反思，總結和吸取應有的教訓，于己、于人、于國、于民都有益，都必要。也有許多人這樣做了，並且做得很誠懇。我認為，由徐友漁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就是反映這方面情況的一本不錯的書。有鑒於此，讓我們，特別是以這樣或那樣的身份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為我們國家從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劇重演，發揮自己的智慧，盡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事情。應該說，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一項義務。 

　　《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