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來保護知識份子實錄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党的知識份子政策遭到嚴重踐踏，廣大知識份子受到打擊和壓制。周總理從党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在可能的條件下和範圍內，努力減少和糾正“文革”的錯誤，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頑強的鬥爭，盡自己的可能保護了一批又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知識份子。

　　“立法”保護文化人

　　紅衛兵運動興起後，不僅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而且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和廣大知識份子，大都受到恣意的侮辱、打罵、抄家、揪鬥，違法亂紀事件層出不窮，驚世駭俗。針對這種動亂局面，為約束和制止紅衛兵、造反派違法亂紀行徑，周恩來主持制定了一些“文革”中相關的統戰政策和知識份子政策等。

　　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討論制定《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的過程中，周恩來和陶鑄商議後，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用詞，加寫了一些限制性政策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文鬥，不要武鬥；保護科技人員等等。這些意見都被吸收進《十六條》。

　　為貫徹落實《十六條》中的各項限制性政策，周恩來囑請李富春與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餘秋裏、姚依林擬定《國務院八個口(外交、文教、科學三個口除外)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十條意見》強調：要加強對“文革”運動的領導；既要放手讓群眾敢於革命，又要讓群眾學會善於革命，善於掌握黨的政策，等等。8月23日，周恩來在審定《十條意見》時在一旁批註：“這十條意見同樣適用於外事、文教、科學三口。”

　　為向紅衛兵進行政策教育，周恩來指示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8月26日，周恩來出席成立大會，並講話。他說：應該成立總的聯絡站，各區成立分站。聯絡站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和保護紅衛兵，宣傳、解釋黨的政策。

　　8月30日，周恩來召見中國科學院兩個造反派的代表座談。會上，他詢問是否抄了華羅庚的家，對華羅庚曾否揪鬥和體罰？他說：把大學教授的家抄了不好。不怕亂，但亂要亂出道理，要亂出規律，要符合無產階級政策，要有政策、策略。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針對有些代表在張勁夫發言的問題上糾纏不休，周恩來批評說：現在辯論沒有個氣氛，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亂扣帽子。科學院的人要有科學的態度。

　　9月1日，周恩來出席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要求紅衛兵組織起來，執行黨的政策。他說：現在的紅衛兵組織並不嚴格也不嚴密，會被破壞分子鑽空子。在闡釋党的政策時，他強調：不要影響和干擾生產部門和業務部門的正常工作；打擊面不要過寬；對一般資產階級分子，他沒有搞破壞活動，就不要打倒他，不要隨意搜查、抄家。在會上，周恩來還特別指出，應當尊重宋慶齡。他說：她是孫中山的夫人。她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到她家裏貼大字報不合適，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

　　為進一步對紅衛兵進行党的政策教育，周恩來於9月2日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強調：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要“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確的”；“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以保護”；“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紅衛兵搜捕人，必須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等等。

　　為了從總體上研究制定“文革”中相關的各項政策，9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會議商定：最近要抓緊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關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問題。當天，陶鑄根據中央碰頭會精神，起草了《關於抓緊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關社會政策問題的通知》，報周恩來審定。《通知》列出當時“文革”中急需解決的8個方面的政策問題，其中有：對地、富、反、壞、右分子的改造處理對策；對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工商聯及其代表人物的政策；對待自然科學家和其他高級知識份子的政策；對華僑、宗教、外事、民族的政策；等等。周恩來對《通知》作過多次修改。

必要時“可以用武力”

　　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領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廣大知識份子，包括教師、科技人員、文藝工作者和醫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文革”的衝擊，特別是許多高級知識份子，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無辜地遭受各種殘酷的迫害。周恩來對此十分關注和憂慮。“文革”初始，在制定《十六條》時，周恩來同陶鑄同志商量，應增防寫科技人員等知識份子的內容。隨著“文革”狂飆的肆虐，周恩來目睹一些知名人士慘遭迫害，十分痛心，殫精竭慮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護各界知識份子。

　　為了保護錢學森等國防尖端科學家和工程科技人員，並讓他們在“文革”期間放手工作，突破國防尖端科技工程的技術難關，1969年8月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和二機部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批准幾百人應保護的名單，並提出必要時“可以用武力保護”。他在會上宣佈：“部裏由錢學森同志掛帥，楊國宇同志為政委(當時住七機部分管軍工科研生產的軍代表負責人———編者注)。你們兩個負責。你(指楊國宇———編者注)是政治保證，他(指錢學森———編者注)和其他專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問！”隨後，周恩來讓軍管會擬定一份應受保護的科技人員名單。他們開列了一份需要有衛兵重點保衛的工程技術人員名單，開始只有幾十人，後來增加到幾百人，其中有些人並不是參加某項國防尖端工程的。他們把名單報送周恩來，但又擔心不能批准。周恩來看了名單後，不僅表示同意，而且表揚了他們的做法。周恩來對楊國宇說：這些同志都是搞國防科研的尖子。你的任務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使他們不受干擾，不被衝擊。

　　在周恩來的關懷和保護下，在當時“文革”衝擊的險惡情勢下，錢學森率領廣大國防科研專家和科技人員，仍然取得“兩彈一星”研製的豐碩成果。後來，錢學森在《周總理讓我搞導彈》的回憶文章中寫道：

　　“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時候，我們都是軍管的。軍管會每星期都要向總理彙報一次。總理下了一個命令，要搞一個科學家的名單。名單送上去後，總理說：“名單中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楊國宇知道這件事，他是軍管會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們接觸很多，他說起這些事來，生動極了。

為華羅庚追回被盜手稿

　　在“文革”中，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手稿被盜後，致信周恩來，要求追查被盜手稿。1970年3月4日，周恩來就此事給國務院直屬口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和周恩來派到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寫了如下批示：

　　首先，應給華羅庚以保護，防止壞人害他。

　　次之，應追查他的手稿被盜線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學院數學所封存他的文物，請西堯(當時任周恩來派到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編者注)查清，有無被盜痕跡，並考慮在有保證的情況下，發還他。

　　第四，華的生活已不適合再隨科大去‘五七’幹校或遷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試驗他所主張的數學統籌方法。

　　此事請你們三位辦好後告我。

　　華羅庚聽了周恩來批示傳達後，“心情激動得難以言狀”，表示“只好以彙報我們為國民經濟服務的工作情況來表達我對周總理的崇敬之情”。隨後，華羅庚在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介紹了統籌法和優選法。不久，經周恩來批准，華羅庚帶領兩名研究生赴上海等地，進行試點，推廣統籌法，並應用優選法，成效顯著。後來，華羅庚在《嘔心瀝血為人才》的回憶文章中深情地寫道：

　　我永遠不能忘記周總理幾年來對我的關心、鼓勵和支援，尤其值得懷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艱難的1970年。當時，周總理身處逆境，又萬務叢集，但他卻不顧個人安危和病體，仍然細緻地、盡力地保護我，安排我的生活，關心我們把數學方法用於經濟建設的工作。

　　周總理最理解科學工作者的心情和疾苦，為科學家造就了深入實踐的機會。在10年動亂中，要是沒有總理的批示，我可能不是離開了人世，就是無所作為了。當時，我能和大家在一起，做出一些成績，都應該歸功於周總理的關懷。

“應該向李四光同志學習”

　　周恩來同李四光的交往源遠流長。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就多次會見他，向他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分析當時形勢的發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動，情不自禁地對家人說：“我從周恩來身上產生一個最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新中國成立後，李四光決心早日從海外歸來報效祖國。1950年5月，他衝破重重阻力，輾轉回到了新中國首都北京。第二天，周恩來就去看望他，高興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我們就打算召開第一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我想沒有個掛帥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來。”

　　就是這樣一位愛國的著名地質學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衝擊。為保護李四光，周恩來想方設法採取措施。首先，他讓北京衛戍區派一些指戰員駐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發生意外。其次，他在有關會議上講話，充分肯定李四光“是個好同志”。1968年12月5日，在國務院各部委軍管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大聯合委員會負責人會議上，在談到地質部的問題時，他強調指出：“李四光同志是個好同志，你們有的人還要打倒他，應該向李四光同志學習”。第三，安排李四光出席有關會議，並請他講話，以表明他沒有問題。如1970年召開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李四光出席並講話。在會上，周恩來講話充分肯定李四光在地質科學中的地位和貢獻，促成了當時有爭議的兩派群眾組織統一認識，改善了李四光在“文革”中的處境。第四，在這一年，周恩來提議並經中央批准請李四光就任新組建的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1971年4月29日淩晨，李四光的動脈瘤破裂，被送進北京醫院搶救。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自己的保健醫生趕到醫院，一直守護在手術室旁，隨時將李四光的病情和搶救措施向周恩來報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由於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辦公廳的主要軍代表說，中央決定追悼會上一律不致悼詞，有關負責同志就沒有安排準備悼詞。5月2日，周恩來趕來參加追悼會，發現沒有準備悼詞，非常生氣，嚴厲批評有關負責同志。周恩來沉痛地當場宣讀李四光女兒李林寫給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詞。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親生前對祖國地質科學工作的關注和希望，以及今後開發利用地熱、加強地震預報研究、發展地質力學所提出的建議。周恩來在講話中，高度評價李四光在地質科學上的傑出成就和對我國地質事業的重大貢獻，稱讚“李四光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

　　周恩來與郭沫若是相交很久、相知很深的同志和摯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對郭沫若的關心和保護也是十分感人的。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郭沫若十分悲憤。他躺在病床上賦詩悼念周恩來：“盛德在民長不沒，豐功垂世久彌恢。忠誠與日同輝耀，天不能死地難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