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话还没有讲完，博古马上说：“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为谈这个，我已经想通啦，中央已经作出了交权的决定。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全在挑箱里面。半月前，我的思想不通，现在通了，我知道，我再领导下去，没有人会听我的了。” 接着，博古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 稍停了一下，博古又说：“好！明天我叫小康把挑子送到洛甫那里去。” 第二天，象征着党中央权力的两副铁皮公文挑箱，从此就离开博古，随张闻天一道前行了。 博古交权以后，仍任政治局常委，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后，博古积极支持张闻天、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领导，后来在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分裂主义作斗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与具体，曾引起毛泽东的称赞：“博古是一位很有组织观念的人。”此后，关于长征的路线、作战，与到陕北扩大与建设根据地，博古与其他三位常委在主要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张闻天的身边多了两副挑箱，就算是走马上任啦。在那极其艰苦、复杂、曲折的戎马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大权的交接，竟是这么简单！ 张闻天身边增加的两副挑子虽然不重，可是他身上的担子随之重了起来。当前，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是野战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2月8日这天，张闻天落脚大河滩后，即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通知到他下榻的小屋开会。 张闻天说：“半个多月前，大家要我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现在总算把草稿弄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通过一下。另外，想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随即将用自来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大叠稿子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大致浏览了一下，没有吭气，将稿子递给毛泽东。几个政治局成员分头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看了一遍，都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很重要，应该及时向干部传达。这些问题，不光是我们知道，还应该让广大干部知道。” 张闻天说：“只要我们赢得一个较为充裕的时间，就立即向营、科以上干部传达。”接着他又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目前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我们不能老在川滇边迂回徘徊，若果欲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那向何处进军？” 朱德说：“我们在土城碰了一下刘湘，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如果还是按原定计划渡江，势必要与川军作战。不如放弃那个计划，改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恩来说：“我也这么考虑，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战胜川军，长江天堑，也难飞越。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如若不来接应，那就更麻烦了。” 王稼祥说：“同意恩来的看法，目前我们应变动一下方针，看来目前要渡江，确有困难。” 毛泽东点点头：“诸位言之有理，现在我们还没与张国焘联系上，不知四方面军策应的情况如何？川军为防止我们入川，死力拼堵，土城一战，就表现出他们拒我军入川的决心来。不过，这次战斗，互有伤亡，还不能说是我们完全失败。乐观一点说，是否可以认为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现在不是讨论土城一战的得失。”张闻天打断毛泽东的话，“重要的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说：“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野战军应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扎西集中。因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那么，野战军应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新的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一、三军团则应赶快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左纵队五军团也要向扎西及其附近靠拢。九军团一部和军委二、三梯队到达扎西后，要派出侦察部队前进到麻园、大落脚、雨河、两路口及扎西西北向镇雄方面侦察敌情，以保证我军在这一带活动。” 毛泽东说：“恩来说的具体，看来已经有所安排，我同意这么布署。” 张闻天说：“陈云同志，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陈云摇摇头。 张闻天接着说：“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根据目前敌情，我们暂时不宜北渡长江，都赞成把这个计划放一放，改变一下作战方针。” “对，野战军转移到了扎西地区后，再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行动计划，让部队有一个新的转机。”周恩来补充说。 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今天就研究到这里吧，请恩来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定一道军委命令，立刻下达各军团，遵照执行。” 扎西会议 东渡赤水
中央军委发了八次电报给林彪，命令他率领一军团向扎西集中，林彪回了四次电报，拒不执行军委命令。后经军委和毛泽东严肃批评后，他才不得不带领队伍到扎西集结，但时间已拖延了四天，迟滞了整个红军的作战行动。 1935年2月5日,部队来到扎西(昭通威信县扎西镇)后，军委纵队驻水田寨；红军总部宿于水田寨西面２公里处的花房子、高坎一带。当晚，在扎西镇东面大雾露山麓的江西会馆里，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陈云。 这次会议决定：一、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毛泽东参与负责军事指挥；二、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问题，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作出决定。 2月6日,军委纵队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2月7日至8日，党中央在庄子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秘书邓小平。会议成果：一、总结土城战役失利后的形势，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二、审查通过《中共中央善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2月9日，军队纵队进驻扎西。当晚，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扩大到军团长和政委。 开会地点是“江西会馆”，这一点使江西籍的官兵们特别高兴。毛泽东打趣地说：“看看到了你们江西的地方了。”朱德总司令不无埋怨地说：“打了好一阵子，没有打到我们四川，倒到了你们江西了。”这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毛泽东说：“土城战斗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看来孙子说得对：‘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看来古人说得对，‘骄兵必败’；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讲到这里，毛泽东抬起头来，望着大家：“我们要吸取这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不过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可以认为是“失败”的战争了。 与会的政治委员们认真分析了当前野战军所面临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野战军向赤水河以东发展，乘隙与黔军作战的方针，得到周恩来以及其他与会者的赞成。 这次会议达成了一致认识：一、决定回师东进，实现新的战略转移，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二、组成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开辟根据地；三、讨论了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与组织领导问题。 红军在扎西地区，改编了部队，充实了战斗连队，将八军团并入了五军团。又扩大了红军三千余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有一段：“三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2月10日，阴暗的天空风雪弥漫，天气变得异常寒冷。这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异常忙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等待他们落实：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精简整编队伍。 9时，张闻天在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传达了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缩写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大纲》，并讲解了党在目前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就近在三军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各部队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同时根据中央的要求进行了精简整编。红军留下400多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合编。当天成立了川南特委、川南游击队。上午，周恩来与选调到游击队的100多名干部开会并宣布命令。 扎西会议后宣布成立的红军川南游击队胜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奋斗，由400人发展壮大到1000多人,继而扩大为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转战于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后又发展组建云南、贵州、川南三支游击队。其中游击队云南支队坚持斗争长达12年之久。 整编后，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大幅度精简机构。对笨重的物资都作了精简处理，以保证轻装前进、便于作战。当时规定“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甩掉”，部队中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铸银模子，以及没有炮弹的大炮等都留在地方或进行了埋藏。 11日晚，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应组织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加强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根据扎西会议决议，部队分两路折而向东，2月14日,红军离开扎西,2月15日来到古蔺的白沙。在白沙，中央再次开会研究东渡赤水河的行动布署。毛泽东首先说道：“突围出来，两三个月，大家都很疲劳，想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好喘一口气。既然与贺龙、肖克的部队会合不成，咱们到了遵义，自然离张国焘的距离近了，于是又有了北上入川渡江的作战计划。有谁知，川军实力雄厚，不同黔军，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土城一仗，未能获胜，幸亏及时改变了计划。我们从土城迅速西渡赤水，完全是主动的，可以说是有计划的。这种有计划的战略退却，从形式上看，是被逼出来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不知在座的诸位是否如此看？” 朱德说：“老毛讲得对头。土城简直是一场恶仗，部队有一些损失，下面的指战员有一些怨气，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周恩来点点头：“战争就是这样，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作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改变不利于我的局面。我们今天研究东渡赤水的计划，就是力求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来。” 修改第 5 次
|
本城市首頁
看回應文章
等級：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