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冤昭雪、正义伸张，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来之不易。

　　勇敢来自责任

　　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元帅从庐山蒙难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坚信历史终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保持着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

　　1962年6月16日，彭总给党中央递交了一封8万字的长信(后称“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封信又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

　　在失去申 辩权利的情况下，为避免不测，他将写的一些材料送回湖南老家，埋在炉灶下。这些材料，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驰骋疆场、英勇战斗、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彭德 怀，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重要遗物。 他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他多次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说：“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不幸的是彭德怀元帅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坛不平静的一年。

　　5月9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雄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了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的这篇评论员文章。

　　几经沉浮，这篇足以称作中华民族思想里程碑的旷世檄文终于冲出死海，石破天惊地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当时，因受彭总牵连从军队转业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从报纸上看到这场讨论，眼睛为之一亮，在字里行间，她仿佛找到了真理、增强了勇气。她预感到还历史一个公道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彭钢鼓起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彭钢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行和诬陷他的不实之词，根据伯伯生前所说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要求复查彭德怀的冤案。然后，将信交给王震同志。

　　王震接过彭钢的这封信，用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连声说：“好啊，好啊。”他看过信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嘱咐彭钢将信再抄写一份给他，由他送给邓小平同志。

　　彭钢的信对于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冤案情况提供了又一份证据。邓小平曾两次在会见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来自高层的声音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早在1976年10月，陈云就说过：“由于毛泽东的神化地位，他的话是不能拂逆的圣旨，对彭德怀这样明显不公平的事，是谁也碰不得的，谁说话谁就倒霉”。

　　邓小平颇有同感，言简意赅地接着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等人把目光瞄向了大批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身上。他们深知，要迅速走出徘徊，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就必须重新重用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这是我们党历经劫难，硕果仅存的宝贵财富。

　　1977 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的专文 ——《把被“四从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就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全党全民要敢 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作出的错误结论。

　　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力排干扰，对中组部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所有这些，都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1978 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实现现代化是全 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些遗留问题，影响 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他深思熟 虑，列举了应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 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存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的六个问题，语惊四座，反响热烈， 接着，胡耀邦在西北组直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25日，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8条平反决定。其中一条就是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和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在闭幕会 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 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 问题。”

　　这次中央全会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讲话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12月 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 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 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寻找骨灰之旅

　　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定于1978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没想到他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能否找到。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指示。

　　追悼会迫在眉睫，可彭德怀的骨灰一点消息也没有。

　　几经辗转，追悼大会的筹备人员才从彭总的侄女彭钢那里听到有关骨灰的线索。彭钢说，浦安修告诉她，彭总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浦安修说，她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孙明告诉她，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彭老总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当时，周恩来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得知彭总已经去世的消息后，用心良苦地对保存彭总的骨灰作出明确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总的骨灰下落。

　　他们直接找四川省委书记，不巧，省委书记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人只好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同志，向他递交了查找彭德怀骨灰的信函。

　　张振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对这两位人说：“彭总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没有搞错。”来人肯定地说：“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也算巧了，张振亚紧皱眉头，搜索记忆，终于想起了几年前倒是有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寄存在成都，他脱口而出：“有啊，但那是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总的骨灰盒!”

　　张振亚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年前那一幕幕尘封的往事，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当年在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工作的张振亚，有一天接到组长杜心源的电话，请他到办 公厅来一趟，他立即来到了杜心源办公室，杜心源严肃而又认真地向他布置任务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盒已到了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 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都不准挪动。至于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不能马 虎，要办好。”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到了锦江宾馆，找到了二位军人。二位军人对他说：“我们奉命来成都，中央首长以及周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 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一定存放好骨灰盒，绝对保密。”两位军人又再次向他交待： “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于是，张振亚布置将骨灰盒存放在成都东郊火葬场。

　　没想到，王川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张振亚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将这两位军人送回宾馆，心急如焚，立即驱车赶往成都东郊火葬场。

　　车子还未停稳，张振亚就急步跳下车，直奔骨灰保管室。谢天谢地，王川的骨灰盒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架子上。

　　一星期后，也就是离追悼大会召开前两天的12月22日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请彭总的原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乘坐飞机将彭总的骨灰安全护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昭雪追悼大会。”

　　当飞机载着彭德怀元帅的英灵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北京已是万家灯火，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了一片哭泣声。彭总的侄女彭钢沿着舷梯走上飞机，进入机舱接过伯伯的骨灰盒，缓慢地走下来，极度的悲伤无法控制，放声痛哭起来，亲属队伍中也泣不成声。

　　彭钢小心地捧着伯伯的骨灰盒走进汽车，车队拉着彭总的骨灰穿过北京的沉沉夜色, 将彭总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存放。

历史是公正的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怀念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陶铸同志。

　　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党、政、军的主要负责同志来了，老同志、老部下、老战友也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医院赶来的。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陈云在大会上致悼词，为彭德怀和陶铸同志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邓小平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彭德怀元帅亲属表示慰问时，浦安修、彭钢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又一次涌出眼眶，邓小平同志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应该哭，应该高兴!”

　　1981 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 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如果彭德怀元帅在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98 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江 泽民在高度评价彭德怀历史功绩的同时，强调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精神和实验经验，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始终坚持学习、继承 和发扬。

　　拨开时代的迷雾，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重新认识和发现了彭德怀同志。

　　让沉重的历史不再沉重。（廖毅文）

2010年11月30日 　来源： 人民网

　　阅读提示：1933年5月1日，年仅29岁的段德昌在 苏区“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错杀于湖北巴东金果坪。他在被关押的石洞壁上书写了于谦的诗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当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如今红3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

　　“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幸遇段德昌，两人共同谱写了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民政部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在序号为“壹”的那一张上，毛泽东主席神情凝重地签下了“段德昌”3个字。从此，段德昌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受到党和人民的深情褒奖。

　　段德昌，字裕后，号魂，1904年生，湖南南县人，黄埔四期生。1926年6月从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在部队中宣传革命思想，并参加了北伐战争。

　　在随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段德昌与时任1团1营营长的彭德怀第一次相见。忠勇坦荡，正道直行，疾恶如仇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段德昌的性格特点；彭德怀当时虽是湘系旧军人，但勇武刚直，洁身自好，不贪不赌不抽不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两个不信邪、不怕鬼的湖南人相见恨晚。

　　1926年10月的一天，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与彭德怀率部进驻当阳。当晚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两人秉烛夜谈，倾心相与。对于这段对话，彭德怀40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在《自述》中写道：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 ‘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 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 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 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生。’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 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 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地畅谈了约两个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彭德怀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通 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豁然开朗，追求向往很快升华为一种奉献的热望，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巨大的新的革命巨流。他不仅按照中共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政治 工作制度修改了之前创办的“救贫会”章程，创办启蒙夜校，还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希望段德昌派人来1营发展共产党组织。他相信，和他一样被饥饿逼上吃 粮卖命道路的士兵能够觉悟起来。由于当时国共合作顺利，中共为照顾统战关系，决定暂时不在第8军中发展党员，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段德昌鼓励他继续在部队集 结进步力量，跟着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1927年5月，何键等人发动反共的“马日事变”，下令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第1师，前往鄂中发动秋收暴动，在起义中受伤后秘密潜回南县养伤。事有凑巧，已是独立5师1团团长的彭德怀也 于此时率部进驻南县县城。知交相见，分外亲切。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的表现非常佩服，向中共南（县） 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1927年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公开镇压和屠杀的血雨腥风中，在共产党的活动因白色恐怖被迫转入地下的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 彭德怀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8年4月被批准为正式党员，他的勇敢无畏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令人感佩。对于段德昌这位播火者，彭德怀一刻也没有忘 记，并始终把他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郑重地写在履历表上。

　　几天后，段德昌再 次与彭德怀开怀畅谈，这也是两位挚友的最后一次谈话。段德昌履行入党介绍人职责，深刻地分析形势，指明方向：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叛变了革 命，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全国革命形势还不会马上到来，需要有相当的准备过程。北伐战争时期，党忽视军队工作，如果 当时有10个叶挺那样的独立团，蒋介石叛变革命就没有那么容易。段德昌一再叮嘱彭德怀在独立5师的工作要特别注意保密，要作长期打算。如果能做到逐步掌握 1个师，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将会产生很大作用。在时机不成熟时切不可过早暴露，以免损失革命力量。段德昌鼓励彭德怀说：“过去一年里，你入党的愿望虽未 实现，但独立地坚持革命立场是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的。”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不少人在入党前认为共产党每个成员都是那样的优秀，都高尚得无人能比。入党 以后，因看到个别不顺眼的事而丧气。共产党是好的，是革命的，但成员中难免有坏的。把每个成员都那么理想化，那就会感到失望。”“现在革命处在低潮，要准 备长期艰苦斗争，要准备牺牲，也要准备受委屈，受了委屈不要灰心。”几十年后，彭德怀曾如此深情地回忆起段德昌的这次教诲：“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 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感似的。”

　　此后，段德昌先后担任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总队参谋长、鄂西独立师师长、红6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同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幸的是，1933年5月1日，年仅29岁的段德昌在苏区“左”倾错误的“肃反” 中被错杀于湖北巴东金果坪。他在被关押的石洞壁上书写了于谦的诗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当知道 自己将被处死时，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如今红3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刑前，段德昌高呼：“同志们，永 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无独有偶，彭德怀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在 人生的最终选择上也如此一致。他从旧社会最底层一个赤贫的农家之子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始终保有临阵对敌的雷霆之 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热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在确立 之后从未曾动摇过。他与段德昌一样用生命实践了对党的忠诚，赢得了举国上下的尊崇与追念。

2012年03月10日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1949年9月28日，彭德懷接到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爾漢的起義通電，十分高興，當即對身邊的同志說：“立即出發！到新疆去！”

    10月1日，烏魯木齊數萬各族同胞擁上街頭，歡慶解放。在沸騰的人流裏，出現了一些畫像，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還有彭德懷的。彭德懷看到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

    彭德懷迎了上去，笑著說：“我這模樣長得不好，難為畫家了，還是扯下來，不要抬舉著讓它招搖過市了！”說著，他親手將畫像扯下來撕了，並高聲對群眾解釋道：“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我是彭德懷。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嘛，應該舉起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畫像，還有我們的紅旗！”

    還有一次是發生在1949年歲末。這天，一野二兵團在蘭州召開擴大會議。這時，一位遲到的代表帶來喜訊：“彭總到了！”代表們喜出望外，紛紛起立鼓掌。平時不茍言笑的彭德懷，一進門面對笑臉、掌聲，也禁不住含笑答謝，還不時向代表們問候致意。可側身一瞥，他臉色陡變，駐足不前。陪同進場的兵團司令員許光達估計有紕漏，立即示意代表們安靜。直見彭德懷手指主席臺上的畫像一聲怒吼： “快把靠邊的那個‘豬頭’給我摘下搬走！”大家聽後為之一震，全場鴉雀無聲。大家正納悶時，彭德懷直言發問：“都擺擺看，我彭德懷吃多少幹飯，有啥資格能拋頭露面地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並排起來？”接著又問：“我說過不準挂我的像，為什麼就白說？”這一問，使許光達如夢初醒地想起往事：二縱挂彭德懷的像曾挨過批。他立即回答道：“是我們粗心大意，淡忘了彭總立下的規矩，我們馬上改正。”彭德懷聽後火氣也就慢慢消了。（來源：老年生活報）

2009年09月19日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毛泽东指示吸取朱可夫教训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 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他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对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这次，毛泽东就是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什么是“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

    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国防部长。在苏德战争期间，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朱可夫担任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高副统帅。在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功高盖主，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恢复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于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部长。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莫洛托夫等多数主席团委员反对，会议以七比四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则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主席团休会期间，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朱可夫这一着，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可夫本人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

    但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正是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僭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表一份官方公报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中央全会认为，朱可夫丧失了“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他以为他在“我国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中是唯一的英雄”。朱可夫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

    军委扩大会拿粟裕开刀

    关于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何以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就非常明白。因为，彭德怀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会意识到毛泽东抛的这块石头是朝着他来的。党内传统是，谁是领导，谁就是党的化身。因此，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便是总参谋长粟裕。

    粟裕，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一名骁将。1946年，粟裕就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上难免发生碰撞。例如：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因刚到总参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又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庐山会议的先兆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因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于是，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

    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要批判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来转向反对教条主义，刘伯承、萧克等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也很难说实现了毛泽东要军队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因为刘、萧两人只主管军队训练工作，并不掌握指挥大权。黄克诚后来回顾1958年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彭德怀直率敢言惹祸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重挫。

    彭德怀在1958年冬曾回湖南调查，一位伤残的老红军悄悄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出国访问回国。第二天，黄克诚向他谈了山东、甘肃等省出现粮荒的严重情况。彭德怀感叹：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党中央、毛主席威信高，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越来越多。解放军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来自农村，“大跃进”对农村造成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军队中来。上庐山前，彭德怀就常把军队反映的一些社会情况，转呈给毛泽东。这样，站在军队最高领导岗位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看来，其影响远远超过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严重关注。

    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邓力群回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的问题严重，困难会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同意彭德怀意见的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的会，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历史上多有芥蒂。1959年4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就揭了一通彭德怀的老账，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如果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意图没有摸透，可这次批判彭德怀，他是完全心领神会了。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随后，毛泽东就接过来对彭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为“反党”，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调离国防工作岗位。9月17日，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至此，毛泽东1958年初提出要军队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教训的指示，总算落到了实处。但“朱可夫事件”的阴影，就毛泽东而言并未散去。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林蕴晖;摘自《新闻午报》）

这里说的是万毅、钟伟两位将军不屈服权势，敢于坚持真理的故事。
    
    庐山会议的“硝烟”尚未散去，党政军机关仍然笼罩在不同寻常的政治氛围里。
    
    195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贯彻“肃清彭德怀‘俱乐部’散布的毒素”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罪行。从当时会议的规格、规模及重视程度看，真有点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味道。
    
    这次会议由中央书记处坐镇主持。
    
    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诸如：“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与会人员谁都不敢走神，全神贯注地聆听。听着听着，一个个竟怀疑起自己的听觉来了。大家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集团头目”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彭老总联系在一起。
    
    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时，彭德怀心胸坦荡地表示“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彭德怀历来把人民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按照会议确定的原则，他很认真地做了检讨，并准备接受大家的批判教育。
    
    然而，在“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即使发了言的，也只是简单地表表态，很少涉及彭德怀的问题。因为大家太了解自己的首长了，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彭德怀、黄克诚会反党。
    
    面对这种局面，主持会议的柯庆施和陈伯达非常焦急，觉得这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也不好向中央交差。于是在8月20日分别向中央告状，说什么“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根本不服气，妄图借他在军队里的地位和威信翻庐山的案”。一向得宠、精于玩弄权术的康生还跑到林彪等人处献计，并吁请林彪亲自出面，扭转局面，以正方向。
    
    听到这些汇报，林彪等人自然十分不悦。当晚，他就召集有关人员等进行紧急磋商。商讨的结果，决定将会议的时间延长，规模扩大。这样，会议时间延续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00多人，并且还允许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于是，中央军委办公厅重新发出紧急通知：大军区领导除留一人值班外，其余全部到会；野战军军长、政委都参加，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各军、兵种正、副职领导都参加，司、政、后三大机关各来一名领导；总参谋部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不难看出，如此庞大的阵容，是要对彭德怀、黄克诚形成威慑之势。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重新开幕。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林彪亲自督阵。敢于与权贵叫阵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就发生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编为一个组。这是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重点组和主战场。组长为万毅，他是党的“七大”候补中央委员，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和军事将领。这个组一连几天都没有一个人对彭德怀与黄克诚进行揭发批判，作为组长的万毅也犯了难。怎么办？他想了想，说：“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何不把彭德怀的‘意见书’拿出来学习学习，看它到底错在哪里，存不存在‘右派’、‘反党’的言论。”
    
    万毅的意见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与会人员的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宣读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热议起来。最终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彭德怀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我党应该正视它，不能回避它，更不可将那些能够发现问题、敢于讲真话的人一棍子打死。
    
    摆出来的问题中，有两件事对大家触动很大，教育很深。一件事，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间一看，还真把人蒙住了。稻子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然而经过仔细察看和了解，原来是有人将18亩田里的稻子集中移到一亩田里，小孩子也并不是坐在稻子上，而是坐在被稻子掩盖的太阳灯上。多么典型的弄虚作假！何等荒唐的自欺欺人！另一件事，组织到河北安国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参观。站在大家面前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不是骨瘦如柴，就是脸上浮肿。才一会儿工夫，就有人昏倒。路过一座破草屋时，看到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狼吞虎咽地嚼着棉籽壳。在公共食堂，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一点咸菜也没有，更不用说有油星子了。这不是在说书，也不是在编故事，而是农村基层的真人真事。听着这些讲述，大家的心碎了，不少人眼睛湿润了。与会人员不禁发问，难道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难道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吗？组长万毅第一个发言：“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全然不顾老百姓的疾苦。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也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话音一落，唰，唰，唰，大家几乎同时把手举了起来。万毅说：“看来同志们都没什么可批的了。我作为组长，宣布本组解散，大家分头自学。”

 好一个万毅，胆量真不小！
    
    有不少好心人提醒万组长说：“老万，你这样做与 }" onmouseout="function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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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L(event,this)
}">会议的初衷相违背呀，恐怕会惹来麻烦的！”“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呢！”万毅坚定地回答，“一封正正当当的信，一些真真切切的事，到了他们那里却成了反党的把柄，斗争批判步步 }" onmouseout="function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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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L(event,this)
}">升级，这有什么真理可言？良心哪里去了？”万毅越说越激动。
    
    果不其然，厄运随之而来，而且不让人争辩，万毅立即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给看管了起来。替彭德怀说了一些好话的 }" onmouseout="function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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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L(event,this)
}">邓华、洪学智等人也被当成彭德怀的同伙而被点名批评。当时的气氛用黑云压城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其他组的揭发批判也在走过场。这使林彪等人十分恼怒。于是不得不改为大会批判。然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大会批判的结果适得其反，成了正确评价彭德怀的评功摆好会。彭德怀的 }" onmouseout="function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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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L(event,this)
}">形象在将军们的心目中更加高大了。
    
    当然，大会批判时既出现了有万毅这样的铁骨硬汉，也有吴法宪一类的跳梁小丑。吴法宪急不可耐地双手握住麦克风，放了一颗重磅炸弹：“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他在长征路上下令杀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吴法宪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这次我可要对你彭德怀新账、旧账一起算，彻底改变一下自己在别人眼里草包的形象。
    
    吴法宪话音刚落，平常一副病态、死气沉沉的林彪憋足了一股子气，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他彭德怀恨不得一下吃掉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我们的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 }" onmouseout="function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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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L(event,this)
}">领导过的……”林彪的这番话起点非常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用心十分险恶。
    
    这时，从台下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呵斥：“胡说！”是谁吃了豹子胆了，敢向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叫阵？大家把目光扫视了一下，原来发出这吼声的是北京军区参谋长、号称中国“巴顿将军”的钟伟将军。不少人震惊了，不过更多的是叹服和敬慕。
    
    钟伟将军稍停了停，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继续高声说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们当时谁在场，谁清楚这件事？告诉大家，这事是我钟伟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件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是你林总，你也会下令枪毙他的！”钟伟接着述说起过去了20多年的往事：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非常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这位连长丢下阵地，丢下战友，只顾自己逃命去了。“请问吴法宪，你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人后来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他是一军团的人。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林总处理的。可当时阵地上枪管子打红了眼，怎么交？时间允许这样做吗？！”说到激动处，钟伟更加恼怒了：“这是执行战场纪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制造事端，想加害于彭总。”
    
    钟伟完全清楚说出这番话的后果，但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和为正义而战的勇气，他不得不说，也不能不说。钟伟后来几乎是步步紧逼：“你们不是讲彭德怀有个军事俱乐部吗？好！我现在宣布，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你们也把我拉出去枪毙吧！”会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在那样的高压政治环境下能听到如此热烈的掌声，多么难得啊！这是对邪恶的宣战，这是对正义的欢呼！
    
    钟伟将军发完言才几分钟，在林彪的授意下，就被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
    
    目睹这场面，最伤感的当然还是彭德怀……
    
    万毅、钟伟两位将军“发难”后，为了挽回影响，林彪作了一篇既是煽动又是恐吓的讲话。接下来又搬出了救兵。这样才使军委扩大会议得以继续开下去。

    彭德懷(1898-1974)，原名得華，譜名清宗，字石穿，1898年生于湖南湘潭烏石鎮，6歲開始讀《三字經》和《論語》，但10歲就出門討飯，聖賢的境界與貧窮的現實相距太遠。他初戀表妹周瑞蓮，兩人青梅竹馬，1918年訂下婚約。但彭德懷離家投軍，去尋找“窮人的道理”之時，周瑞蓮家卻因地主逼債，父親被逼死，瑞蓮也為反抗賣身抵債而跳崖身亡。時為1920年，彭德懷剛混到一個小排長，對這個吃人的社會，他能有什麼辦法呢？老彭一生為窮人說話，40 年後還到瑞蓮家的故址低首徘徊，他是從小就看透了這個世界的不公平也。

    所以彭德懷雖然身在吃喝嫖賭的舊軍隊，但他跟同營戰友黃公略等早就約法三章：不做壞事，不貪污腐化，不擾民。1921年，他認識了一個13歲的青樓歌女月月紅，本名張素娥，因為堅持賣藝不賣身遭受毒打。彭德懷當即跟朋友們湊了170塊大洋給月月紅贖身。月月紅見彭德懷沒有相好的，情願服侍他一輩子。彭德懷卻施恩不圖報，給素娥買了船票送她回家了。老彭此舉，真是男子漢也。

    1922年，在親友撮合下，24歲的湘軍軍官彭德懷，娶了尚不滿12周歲(冒充14歲)的貨郎之女劉細妹(過去很多勞動婦女發育成熟得早，不像現在有些女博士後 30多歲了還不懂人事)，給她改名劉坤模——“女中模范”之意，讓她放足，還教她讀書寫字。(電影《路漫漫》裏細妹子的原型即劉坤模)

    1928 年平江起義時，彭德懷讓她回家，答應革命勝利後去接她，不料從此失去聯係。劉坤模以“匪屬”之身，漂泊輾轉，歷盡艱辛，走投無路之下，由陶鑄的母親搭線，在漢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從報上得知彭德懷已經是八路軍副總司令，便修書一封，上寫“平型關彭德懷收”。老彭居然收到了，便接她到延安，給安排了工作。但二人已然不能破鏡重圓，劉坤模後來嫁給了陜甘寧銀行的一位處長、山西老紅軍任楚軒。建國後先在北京，後調到我們哈爾濱工作。80年代劉坤模還是哈爾濱政協委員，寫了本《和彭德懷在一起的日子》，對老彭還是一片深情。1987年劉坤模老奶奶回湖南烏石彭總故居參觀，寫下一詩：“橫刀人不見，烏石緬雄風，華廈開新宇，猶憶大將軍”。讀之令人落淚。

    彭德懷等了老婆將近十年，其間也曾有過若幹情感風波，據說有美女紅軍、美女記者和一位著名的美女作家追求過他(猜猜是誰)，其中還有金發碧眼的洋妞，雖然說法不一，但有案可查的至少兩次。老彭都沒有真正動心。那位洋妞追彭總時，老彭說：“我是打仗的，隨時都要上前線，且準備犧牲，戰爭是長期的和非常殘酷的，所以我們不能相愛。”可對方聽了此言，越發覺得老彭英雄，大叫一聲說：“我愛你！為你，我不怕任何危險！”按照“好萊塢”模式，下面應該是什麼場面了？可老彭居然不解風情，說了句大煞風景毀壞情節的話：“你愛我，我很感激，可我不愛你呀。”但這回見到劉坤模，他死心了。他說“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那只能怪命運了。　

　  1938年雙十節，由王明的夫人孟慶樹介紹(一說陳賡介紹)，40歲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在延安娶了北師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潔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20歲的嘉定姑娘浦安修(1918-1991)，婚後無子女，但共度戰爭歲月，感情甚篤。廬山會議後，浦安修幾經斟酌，終與彭德懷在60年代脫離關係。當時老彭切開一個大梨，二人各吃了一半。特殊時代，情有可原，外人也不好說三道四。1959年，彭德懷在政治鬱悶中曾對秘書說：“我現在很思念劉坤模同志！”此言頗值回味也。文革中，北師大揪鬥彭德懷，把浦安修也抓來陪鬥，彭德懷大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但浦安修還是受了皮肉之苦，差點自殺。晚年中央仍然承認她是彭德懷夫人，參與了《彭德懷自述》的整理工作。

    老彭一生無兒無女，所有婚戀均無善終。除了抗美援朝回國後，以功高蓋主之威，喑嗚叱吒了那麼幾年之外，真沒享受過幾天順心的日子。老將們說彭總粗暴專斷，愛罵人訓人，甚至罵哭過劉伯承，包括在廬山大會上用粗話罵毛澤東，這可能都跟他心情不順有關，凡粗暴罵人者，往往是值得同情撫愛之人。

    彭德懷面相有近似朱德之處，兩人有案可查的情緣均為6次。但一望而知，朱德是個福相，而老彭是個苦相，屬于活沒少幹，肉卻沒撈著吃幾塊的苦力。要不怎麼朱德當總司令，老彭當副總司令呢。據朱敏回憶，他們兩位老總喜歡下象棋。同樣是吃子，朱德是先用自己的子將對方的子掃開，再揀出棋盤，排成一溜，有滋有味地欣賞自己的戰利品。而彭德懷吃子的模樣挺嚇人，把自己的棋子砰然砸在對方棋子上面，然後從下面彈出來，扔在一邊，一副提刀四顧的牛勁。老彭一悔棋，朱德就抓住他手腕圓睜眼睛叫道：“不能賴棋，放下。”彭德懷則梗著脖子：“你是偷吃，不算。”朱德說：“吃你的子，還要發表聲明嗎？戰術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彭德懷說話難聽是著名的。抗戰初期，蔣介石單獨約見彭德懷，施以籠絡，問他家中有何困難，一定予以關照。彭德懷答曰：“承委座垂詢，職家早蒙何鍵主席關照過，連三代祖墳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鄉。”蔣介石氣得有苦難言，只好暗恨：“不識抬舉，早晚有人收拾你！”

    毛澤東說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而說彭德懷是“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一個是坐帳的，一個是陷陣的，已經說得再透辟不過了。可惜彭大將軍被誇糊涂了，有一天橫刀立馬殺到毛主席的帳前，毛主席一生氣，就把他從馬上給揪下去了。

    本文部分參考資料：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4月），《彭德懷大傳》（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4月），淩輝《革命有情藕絲長——記彭德懷和他的原配夫人》（《家庭》1995年6期），王焰《彭德懷精神世界的深處》（《中華魂》1998年第10期） 郭汾陽《彭德懷婚姻中的歷史悲劇》（《新晚報》2002.12.1），滕敘兗《彭德懷三赴哈軍工》（《傳記文學》2007年第8期），《彭德懷元帥畫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風雨彭門》（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3月），王亞志《彭德懷遭遇“幹女兒”風波》（《世紀》2007年第04期），《彭德懷的故事》（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9月）

    本文摘自《膾炙英雄》孔慶東 著 中國長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