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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的懷念-----後人紀念偉人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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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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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47年前為毛主席戴紅領巾的蔣含宇:那不只是一張照片

“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少先隊裏高大的人,笑的風要把人身撼動。”這是著名詩人臧克家為傳世照片《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題的詩。40多年後的今天,照片所散發的幸福熱力,仍足以震動觀者的心靈。

  照片上,毛主席身邊依偎著一男一女兩個少先隊員。女孩名叫彭淑清,男孩名叫蔣含宇。這對幸福的金童玉女,後來讓人羡慕地喜結連理。日前,記者輾轉見到了照片中的小男孩——如今已60歲的蔣含宇。在毛主席逝世3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他向記者講述了那次合影對他的人生意義。

  幸福的會面

  7年前,蔣含宇和彭淑清都剛滿14歲,同在韶山學校初中二年級讀書。蔣含宇是少先隊大隊長,彭淑清則是大隊委員。1959625日,毛主席回到故鄉韶山,重訪故居,暢遊山水……鄉親們奔相走告,韶山成了歡樂的海洋。

  625日下午5點多鐘,輔導員把蔣含宇和彭淑清叫到大隊部,告訴他們有位重要的首長要來學校視察,學校決定由他們向首長獻花、贈送紅領巾。

  26日上午7點多,“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歡呼聲響徹韶山學校。敬禮,獻花,給毛主席戴紅領巾。在激動的淚水中,蔣含宇和彭淑清完成了幸福的任務。

  最幸福的任務——給毛主席戴紅領巾,是蔣含宇完成的。主席問:“你真的把紅領巾送給我啦?”含宇答:“送給您老人家了!”毛主席幽默地說:“那我就把紅領巾戴到北京去,我現在又年輕了,變成少先隊員了!”眾人幸福地笑!就在這一瞬間,攝影師按下快門,拍下了著名的《毛主席戴上了紅領巾》。

  終身的鼓舞

  蔣含宇和彭淑清不久就拿到了合影。照片下方寫著“幸福的會見,巨大的鼓舞”。40多年來,他們一直珍藏著這張照片,不斷從中汲取前進的力量和勇氣。1960年,他們同時升入高中,雖然不同班,但始終互相幫助,你追我趕。1963年,兩人雙雙考上大學,蔣含宇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彭淑清則進入北京石油學院深造。由於有著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兩人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確定了戀愛關係。“我們是通過國家考試上的大學!如果說與那張照片有關,應當說是那次會見給了我們信心和力量,激勵我們去學習,去拼搏!” 蔣含宇說。

  1968年大學畢業後,兩人響應號召,來到遼寧的農村和企業貢獻青春。1971年,開發江漢油田的大會戰拉開序幕。結婚僅9個月、已懷有身孕的淑清毅然報名參加。工程所在地一片荒蕪,連買米買菜都要翻山越嶺。但“決不給毛主席抹黑”的信念激勵她克服一切困難。由於路上奔波,她的第一個兒子提前3個月早產,出生時只有4斤重。工地的領導和同事都勸她回湖南休產假,但被彭淑清婉言謝絕。1年後,蔣含宇也調到荊門煉油廠,一家人才得以團聚。兩人依舊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工作上,根本顧不上家庭和孩子。女兒出生後,一次高燒時打了一支鏈黴素,沒想到竟導致耳聾,由於夫妻倆都忙於工作,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女兒因此落下了終生殘疾。

  最大的動力

  與毛主席的會面和合影,也為蔣含宇和彭淑清贏得了無數欽羨的目光。照片發表後,兩人陸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多封信,所有來信,都在表達對毛主席的無限愛戴。他們結婚後,仍然有不少書畫名家給他們寄作品,祝福這對夫婦。

  蔣含宇把這些珍貴的書畫和來信收藏起來,無一遺漏。今年剛剛退休的他,決定整理這些收藏,按系列分為毛主席的字畫、自傳、著作、票據、宣傳畫等。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蔣含宇準備舉辦關於毛主席的展覽,向下一代甚至更年少的孩子們講述過去的故事。談到這些事情,蔣老先生顯得有點激動:“一點不比工作時輕鬆,我現在還是韶山學校少先隊的終身輔導員,馬上還要在福州辦展覽。”

  結束採訪時,蔣含宇說,40多年前的幸福時刻,早已成為他們家庭中最美好的回憶。但實際上,那次與毛主席的見面與合影,對他來說已不僅僅是回憶,更是他的事業和生活中不斷前進的最主要動力。

  《環球人物》第13               來源:人民網《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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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生中六個重要的“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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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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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9月9日

    9月9日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這天,他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了。這天,毛澤東這個穿長袍、留長發,身子也顯得特別頎長的書生,將率領三個團的兵力圍撲長沙。此前,他已然是政冶家,但從這天起,握慣筆桿子的手抓起了槍,又走上了軍事家的徵程。此前,他也寫詩,但從這天起,詩人毛澤東有了新的詩品,因為拿著槍的手再來寫詩,便是用槍聲來押韻了。在這條詩路上敲下的第一個詩韻,便是起義開始之際寫下的《西江月·秋收起義》。裏面說:“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也正是在9月9日這天,毛澤東遭遇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經瀏陽張家坊時,他被當地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了,在押送去團防局的路上,毛澤東機智逃脫,在一個水塘邊的密草叢裏躲到黃昏,才死裏逃生。

    不到一個星期後,毛澤東開始走上一條獨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隊伍引向了農村,這一路,走得很艱難;這一路更讓中國共產黨從弱小變得強大起來;這一路,毛澤東告別大城市,鑽了整整18年的山溝,直到1945年……

    1945年9月9日

    12天前到達重慶的毛澤東,在這一天專門會見了後來成為親密詩友的郭沫若。魯迅逝世以後,郭沫若顯然成為了國統區進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幟。一個是開啟白話新詩道路的泰鬥,一個是重鑄傳統詩詞輝煌的巨匠。詩人的對話,在國共重慶談判的時節,卻充溢著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這天的談話中,毛澤東說了一句後來人們十分熟悉的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這一天送給毛澤東的那塊產自瑞士的歐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關係著未來中國前途命運的重慶談判,雖然玄機四伏,但毛澤東依然沒有忘記詩。事實上,在會見郭沫若之前,詞壇宿老柳亞子便前來拜謁毛澤東了。臨走還向毛澤東索詩留念,可毛澤東沒有作答。詩人徐遲請毛澤東題字,並問到怎樣做詩,還說有人講詩應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未做聲,題寫“詩言志”三字相贈。快要離開重慶的時候,毛澤東給重慶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寫得最好的一首詞《沁園春·雪》,並應柳亞子之請,題寫在柳的紀念冊上。

    毛澤東走了,一首《沁園春·雪》卻在重慶引起一場罕見的文化風雲。

    讀了《沁園春·雪》,柳先生立刻寫了一首有名的和詞,說毛澤東“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在日記中,他直稱毛澤東為有史以來詞壇“第一作手”。與此同時,國民黨宣傳部門則發動了對這首詞的批判,甚至動員筆桿子要寫出一首超越《沁園春·雪》的作品,然後以國民黨領袖人物的名義來發表。可策劃半天,最終是沒能拿出來,只得遺憾罷手。

    于是,一首詞讓人們領略到了毛澤東不僅有統領雄兵百萬的元戎之氣,還有儒雅溫恭的飄灑氣派和文人作風。“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給重慶留下《沁園春·雪》,無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幾多分量。

    果然,四年後的9月9日,今朝的“風流人物”便齊聚在了古都北京(時稱北平)。

    1949年9月9日

    進了北平城的毛澤東,在這天正潛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冶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所謂《共同綱領》,事實上就是一個即將加入世界“戶籍”的新中國的“臨時憲法”。

    在這之前的所有奮鬥,似乎都是為了這個新國家的誕生。這也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的夢想。從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到毛澤東在這天修改的《共同綱領》,劃出了從夢想到現實的歷史軌跡。

    于是,十天前,毛澤東早早地到北平火車站迎候一位客人。當列車進站停穩的那一刻,出乎在場許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車廂。這種禮遇,對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都不曾有過。因為他迎來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從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後,宋慶齡便再也不願來北京這個讓她傷心的地方。在新中國就要誕生的時候,她應毛澤東之邀,高興地來了,帶著孫中山先生的遺願高興地來了。

    開國時分,毛澤東更沒有忘記那些犧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長沙探親的朱仲麗看望楊開慧的母親,還帶去了書信,裏面說:“皮衣一套,送給老太太。”楊開慧是無數沒有看到新中國成立的英烈中的一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這是毛澤東在進北平城不久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的兩句。用它來體會毛澤東在9月9日前後的心境,或許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1956年9月9日

    倣佛是一種巧合,七年前的這天,毛澤東在修改文件,修改關乎國家未來的“臨時憲法”;七年後的這天,毛澤東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關乎中國共產黨發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

    七天前,毛澤東還收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須填寫的登記表,他大概也是在這天,認認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寫道:“姓名:毛澤東。性別:男。出生年:1893。民族:漢。籍貫:湖南湘潭縣。現在職務: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凱歌行進。中國共產黨把一個西方記者說“無論是猴子還是天使都沒有辦法治理的”破敗凋敝的中國,改造成為了一個朝氣蓬勃、萬象更新的中國。到1956年的9月,迎來了不同尋常的收獲時節,中國共產黨的治國思路在八大將確立新的方向。

    在毛澤東修改的《政治報告》中便明確宣布:現在,革命的暴風驟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在八大通過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則進一步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

    9月15日開幕的中共八大,還以它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上的幾個“第一”載入了史冊:它第一次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了黨代會實行常任制,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寫進了黨章,後來交通運輸的現代化改成了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它第一次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寫進了黨章。

    火紅的事業,火紅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機,當然還要配之以火紅的詩情,蓬勃的詩句。于是,這年6月,毛澤東在武漢“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時,寫下了《水調歌頭·遊泳》:“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1971年9月9日這一天,在毛澤東的感覺中,絕不會是火紅的和蓬勃的。

    當時,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時到達杭州。從1953年以來,毛澤東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稱為“第二故鄉”,這次來,也是要多住幾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說,有人在杭州裝備飛機,有人指責毛澤東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的專運營線上“礙事”。這種情況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盡管已經78歲了,但歲月沒有消磨他那罕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敏銳直覺。本來,從8月15日離京南下以來,他沿途批評林彪集團的多次談話,無疑也是一種政治智慧的體現。于是,為了防止不測發生,在9月9日這天,毛澤東當機立斷,決定把自己的專列立即轉移到離杭州遠一點的紹興附近。

    後來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達“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當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劃謀害毛澤東的三種辦法,地點就選擇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間。林立果的“聯合艦隊”成員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趕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備大權並直接負責毛澤東在杭州期間的警衛工作的陳勵耘布置任務。隨後,于新野又趕回上海,同王維國商量行動步驟。

    9月10日,毛澤東即離開杭州,然後經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決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謀害方案都沒有得逞,否則後果是難以想像的。正像人們所熟悉的那樣,接下來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場反對陰謀集團的政治鬥爭勝利了,毛澤東也經歷了一場此前無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這一年,在這一個時期,毛澤東卻沒有寫詩。因為這畢竟不是一段詩情的歲月。“九一三”事件的發生,多少預示了毛澤東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沒有前途的。

    轉過年來的1972年初,毛澤東病了,病得很重。這是他晚年僅有的兩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1976年9月9日

    1976年9月9日0時10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與世長辭。

    這天淩晨,對當時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員廖時禹來說,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們接到通知,說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晚上要來檢查接待毛澤東回家鄉休養的準備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點的時候,他又接到一個電話,說張平化不來了。難道毛澤東不回來了?廖時禹心裏直犯嘀咕。

    事實上,在廖時禹放下電話不久,遠在北京的毛澤東的生命便已走到了盡頭。病重期間,像普通人那樣的鄉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準備工作。可惜,這個最後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

    在9月9日0時10分逝世前的24小時裏,毛澤東是怎樣度過的呢?

    從9月8日零時起,便開始腹部人工輔助呼吸,血壓高壓到180,低壓到80。11點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點,插上鼻咽管。晚上8點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著輸液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插著鼻食管的情況下,毛澤東這一天看文件、看書11次,加起來有兩小時50分鐘,平均每次不到16分鐘,文件和書是由別人用手托著看的。同書和文件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毛澤東,最後一次閱讀,是9月8日下午4點37分。7個多小時後,剛剛跨進9月9日的門檻,他的心臟便停止了跳動。

    一代偉人,也是曠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這一天。

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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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规矩毛泽东三登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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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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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54年毛澤東主席視察故宮時在城牆上休息。

  毛澤東主席對紫禁城有著特殊的感情。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曾是他就學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的老師。1919,毛澤東同湖南人民代表團來到北京,宣傳進步,聲討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就住在紫禁城腳下的福佑寺。1949年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平之前,毛澤東曾親自給解放軍將帥發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畫,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您們務使各縱隊首長明瞭並確守這一點。”正因為有了這樣一道“手諭”,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保證了紫禁城免受戰火破壞。

  毛澤東不僅是党和國家領導人,還是一位著名的詩人、書法家,他收到過許多書畫家、收藏家、藝術家朋友饋贈的詩書畫印之類文物,但他並未將這些珍玩國寶歸為己有。他自立規矩:党和國家領導人所收禮品,一律繳公。

  1950,毛澤東親筆致信當時的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將友人姚虞琴先生贈送的王夫之手跡《雙鶴瑞舞賦》轉交國家。他在信中強調:“據雲此種手跡甚為稀有,今送至兄處,請為保存為盼。”獲悉墨蹟撥交故宮博物院後,他甚為欣慰,但不欲將自己捐獻之事過分張揚,便批復:“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陳列展覽。”

  此後,毛澤東又多次將中外友人所贈之私人禮品上繳國家。據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呂濟民回憶,195212,毛澤東主席還將友人贈送的錢東壁臨寫的《蘭亭十三跋》轉送故宮。1956,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將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陽臺帖》贈送給他,毛澤東對李白詩詞頗為推崇,面對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傳世墨蹟,自然愛不釋手,但仍按規定將《上陽臺帖》轉贈故宮博物院收藏。

  19545月間,毛澤東在4天之內3次登上紫禁城。517下午4,毛主席來到故宮。為了不打擾遊客,他只讓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故宮保衛科長韓炳文兩人陪同。他們從神武門東坡道登上城樓,順著城牆向東、向南,一直走到東華門。在東華門城台,毛澤東坐在小馬紮上休息,與大家分食橘子,同韓炳文親切交談。隨後,他參觀了設在午門城樓上的“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前後共計3個多小時,直至天近黃昏才悄悄離去。

  時隔一天,519下午,毛主席又來到故宮,繼續參觀“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並對陪同人員說:“這就是歷史。”兩個小時後才意猶未盡地離去。520日下午,毛澤東第三次來到故宮。這次是從神武門向西走,在西北角樓留下了一幅珍貴的照片。直到晚上7時左右,才走下城樓,同大家揮手告別。

  毛澤東三登紫禁城,為紫禁城歷史留下一則難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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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論官排次"為何不太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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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毛澤東對"論官排次"為何不太講究? 

亦菲 

    人們閱讀毛澤東同志的批示信函,不但能從中吸取智慧,對“官職排位”問題也不無啟發。筆者注意到,毛澤東生前給領導人的信函中,對領導人稱謂常常有次序“顛倒”的情況。

    比如,毛澤東1965718致中央領導人關於“裸體藝術”的重要意見就是一例。信函稱謂是這樣排列的:“定一、康生、恩來、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應當改變。畫男女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必須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少有犧牲,請酌定”。

    這個關於裸體藝術的批示對後來產生的重大影響是眾所周知的,此批示稱得上是對裸體藝術問題上一次撥亂反正。然而,這麼重要的批示,毛澤東在信函中為何將當時只是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陸定一放在首,而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以及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重要領導人放在次後,是毛澤東一時疏忽嗎?恐怕不是。翻閱毛澤東在民主革命年代和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示電文,這類官職排位“顛倒”的現象並不難見到。其中,在五六十年代一些重要文件重要文章討論中更是常見。比如,1958年毛澤東和中央關於提議新創刊的《紅旗》雜誌社編委名單,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只任編委委員,而總編輯則是官階較低的人。其實,細想之下,又覺得並無不妥。就裸體藝術批示信函而言,毛澤東給六位中央領導去信特意將黨內任職相對較低的陸定一放在前,乃是因為,中宣部長陸定一是當時直接分管意識形態的領導,處理裸體藝術問題自然首當其衝,批然後再發其他相關領導。可見,毛澤東批示發信稱謂次序也是從實際工作出發的。

    “一切從實際出發”,既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領導中國人民成功推翻三座大山,創建人民共和國的“法寶”,也是勝利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寶貴經驗。誠然,毛澤東的“一切從實際出發”重要思想體現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毛澤東留下許多著作就閃爍著實事求是的光輝。筆者研讀毛澤東關於“裸體藝術”批示信函稱謂次序,也是有一番感慨的。

    時下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媒體報導中的排名次序事實上已成了一道“大關”。版面上、螢幕裏,誰先誰後篇幅誰多誰少已成了一些人尤其是媒體從業人員的“頭等大事”,一點也馬虎不得,順序不對絕對不行。在信函中,不管事無大少,不管誰分管何工作,一律以官職大少而定;在參加會議或是其他公開活動中更是講究十分,一絲不苟。

    鍾情于官員排名次序,說到底是一種“官本位意識”發作。此種“官本位意識”,實質上是那種“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陳舊意識在作怪。官員一旦染上這種舊習,腦中想的是高人一等,眼睛望的也是名利,其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200697《中國青年報》在《誰誤導我們跟著錯覺走》一文中談到這樣一件怪事:作者認識一位元省部級官員(他不認識作者),先前是一所高等學府的負責人,主管某個省的文化教育工作之後,有人問他在地方與高校工作有什麼最大的不同,那位領導實話實說:在高校工作的時候,幾乎每一項政策的出臺,都有學者、教授站出來質疑,而在地方上發表講話,幾乎全都是正確的,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不言而喻,是“官本位意識”使一些人們眼蒙耳聾,對群眾的呼聲、對現實的狀況看不見聽不到了,以至把沒有一個人反對當成是自己完全正確。發展下去,必然是與沽名釣譽同流合污,也必然是脫離人民群眾,必然出事的。可見,動不動“論官排次”也是一種“精神污染”。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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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遺體保存風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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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毛澤東遺體保存風波始末

 毛澤東去世後,江青一夥先是迫不及待地想佔有偉人留下的文件,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著又借毛澤東遺體保存問題發難,為其陰謀奪權製造輿論基礎。在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果斷決策和組織下,毛澤東的遺體保護問題終於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1 “四人幫”借遺體問題發難

  911開始舉行弔唁活動。毛澤東的遺體被安置在人民大會堂,臥在鮮花翠柏之中,身上覆蓋著一面巨大的黨旗,8名禮兵守護在遺體周圍。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每4人一組,輪流為毛澤東守靈,其餘的都在附近的房間裏開會。這天的會議臨結束時,張春橋忽然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主席的追悼大會由誰主持?由誰致悼詞?”

  按慣例,當然是由黨內職務最高的人來主持或致悼詞。可細一想,也不那麼簡單:當時黨內有3位副主席: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讓誰主持,誰致悼詞?誰來致悼詞,等於是向全世界公開宣佈誰是毛澤東權力繼承人。

  還是葉帥打破了沉默:“我的意見,追悼會由洪文同志主持,國鋒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詞。”

  眾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兩位副主席,王洪文皺皺眉沒有吭聲。

  “葉帥德高望重,還是請你給主席致悼詞吧!”華國鋒推辭道。

  葉劍英用手杖猛擊地板,大聲道:“你是第一副主席,你應該牽這個頭。這也是主席生前的願望。”

  華國鋒還在推辭:“我能力差,經驗少,還是靠大家同心協力,靠集體領導。”

  李先念說:“集體領導也要有分工負責嘛,你總不能讓大家都站在臺上集體念悼詞吧。”

  華國鋒不好再說什麼,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主持會議的王洪文環顧四周,問:“誰還有說的?沒有了就散會!”

  張春橋摘下眼鏡,盯了一眼華國鋒,嚴肅地說:“國鋒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彙報一下。”

  “什麼事?”華國鋒不解。“關於主席的遺體安置問題。”

  “這件事不是中央有了決定嗎?主席遺體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後人瞻仰。”

  張春橋點點頭,說:“是呵,是呵,這個決定是政治局一致通過的。但我聽醫生同志講,由於沒有及時採取防腐措施,遺體已經變質,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

  張春橋說得很輕,可立即在會場激起一陣響動。

  “什麼?”華國鋒一下瞪大了眼睛。工農出身的陳永貴、吳桂賢頓時痛哭起來。

  張春橋還是不緊不慢,一副老謀深算的樣子:“我聽醫療小組的同志講,凡未採取防腐措施而超過3天的遺體,便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

  一聽這話,江青搶先跳了起來,嚷道:“華國鋒,這事你要說清楚,你為什麼要毀掉主席的遺體!你安的什麼心?你這樣做對得起主席嗎?”

  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哽咽道:“要是主席的遺體真出點差錯,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啊!”

  “既然中央已經作了保留遺體的決定,為什麼不及時採取防腐措施呢?是不懂?是忽略?還是有別的什麼原因?”北京軍區司令陳錫聯的語氣十分嚴厲,帶著責問的意味。

  華國鋒的額頭一下滲出密密麻麻的汗珠:“這個,我實在是不懂,也實在是沒有想到。”

  江青對著華國鋒大喊:“現在,我可把主席的遺體交給你了,要有三長兩短,你要負責!”

  華國鋒不買江青的賬:“為什麼讓我一個人負責?大家都是中央委員嘛!”

  王洪文幸災樂禍:“剛才不是作了決定,18號由你代表中央致悼詞嘛!你對我們說這些話有什麼用,請你到電視上向全國人民解釋去。”

  華國鋒額角青筋暴起,極力控制住衝動的情緒,竭力平靜地說:“如果你們有意見,我可以不致悼詞,我也可以辭去職務;但我決不能承擔這個責任!”

  華國鋒的話軟中有硬。葉劍英一拍扶手,大聲道:“不,你不能辭職,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現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遺體你能不管嗎?你能不負責任嗎?”

  華國鋒更著急了:“葉帥,主席的遺體已經放了3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

  “還不足3天,我們還可以想想辦法嘛。”葉劍英安慰他。 

2 葉帥力助華國鋒

  秘書在葉劍英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葉劍英點了點頭,是輪到他守靈了。葉帥蹣跚地走出會議室,華國鋒緊追幾步,與葉劍英並肩,問道:“葉帥,你說遺體還有辦法保存嗎?”

  “當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時,他的遺體就是停放了3天后才決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你可以給孫德勝同志發個電報,請他速派遺體保護小組的專家來。”

  “好,我馬上以中央的名義給孫德勝同志打電報。”

  “主席的遺體也要立即採取必要的防腐措施,現在弔唁的人太多,大廳裏空氣污染嚴重,我已派人趕制了一隻玻璃罩,先將遺體封罩起來。”

  “葉帥,你想得很周全,太謝謝了。”

  “其實,即便主席的遺體保存不住這也沒什麼,主席本人就不同意保留遺體嘛!”

  “只怕全國人民從感情上接受不了啊。”華國鋒心情沉重地歎了口氣。

  “更是怕有人借死人整活人啊!現在有人要借這個問題發難。”葉帥意味深長地說道。

  “好,好,我馬上護送主席遺體去醫院,以後請你多幫助。”華國鋒十分感激地說。

  華國鋒立即護送毛澤東遺體去305醫院作防腐處理,一面讓人給越南發電報,請火速派專家到北京。這天深夜12點,華國鋒接到葉劍英打來的電話,越南專家組到了北京。

  這使得華國鋒長出了一口氣。12日一早,華國鋒去守靈。江青一見他就嚷開了:“華國鋒,主席的遺體怎麼辦?我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

  華國鋒不動聲色:“好,好,等一會就開。”

  華國鋒已經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援,心裏有了底。在政治局會議上,任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表演,華國鋒最後才說:“我現在向大家宣佈,經過越南專家組和中國專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遺體已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可以永久保存了。”

  政治局委員們一聽都鼓起掌來。昨天還在流淚難過的幾位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臉上露出笑容。等會議廳靜下來,華國鋒當眾宣佈:“我提議,在天安門廣場立即修建紀念堂,安放主席遺體,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國人民瞻仰。”他的話被掌聲淹沒。 

3 保護方案差點陷入僵局

  1976918日追悼會結束後,中央要將毛澤東遺體轉移到一個代號叫“769”的地方,代號取意於769月,也就是主席逝世的年月。

  中國方面派出了北京醫院院長林鈞才等6人赴越南學習胡志明遺體的保存方法。越南方面積極配合,讓參觀小組實地考察了胡志明的遺體,並給他們介紹了保存的方法。

  在北京,各方面專家成立了“遺體保護組”,以中央的名義請來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的科學家,還有越南派來的專家,一起開會研究方案。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裏進行,通宵達旦。遺體保護是以北京的專家為主,先由北京方面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北京的專家認為,首先應該考慮液態保存。這是當今世界上通行且可靠的做法,就是一般的醫學院校也大多採取這種辦法,保存屍體標本。方法是:把遺體浸泡在高濃度的防腐液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周圍環境條件。專家說,這是目前技術條件下最可靠、也最可行的方法,當然不能說是最好的辦法,因為在液體裏浸泡時間長了肯定要變色或有其他變化。

  上海方面的專家首先反對:“毛主席遺容是供廣大人民群眾瞻仰的,而這種方法會使人覺得像浸泡在水中的標本,群眾在心理上怎麼接受得了!”

  北京方面又提出第二種方案:氣態保存。氣態條件下保存的遺體給人的感覺自然,如同生前一樣。可難度很大。最大的困難是如何防幹保水,不然遺體會變幹、變形、變色。

  又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於是,一個個方案被提出,又一個個被否定。

  這時,一位上海專家提出了一個眾人皆驚的辦法:固相保護。

  固相保護,打個通俗的比喻就像是琥珀。就是將遺體用固化物固定起來,這在做自然界小動物、植物標本是可以的,體積都非常小,像人這樣大的體積用固相的方式保存,似乎不可能。北京的專家都反對這樣做,有的出言比較尖刻。吳階平急忙用眼色制止,自己發言說:“固相保護的方法從理論上講很好。但是,剛才大家提的意見也是客觀存在,我想聽聽上海同志的意見,你們對這些缺點有沒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剛才提出固相保護的專家誠懇地說:“說老實話,我們現在也沒想出什麼補救的辦法。”

  吳階平笑了:“我們的心情都是一樣的,就是要把毛主席的遺體保護達到最理想的結果。但是,現在有一個客觀條件在這裏,就是我們現有的科學技術是否能達到我們想達到的目的。固相保護是很好的設想,但目前我們的水準怕是還達不到,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長期研究的課題。遺體保護也不是一朝一夕或幾年十幾年就結束的,在今後的日子裏大家還可以繼續研究、探索,什麼時候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了,什麼時候再啟用也不遲。”

  一直討論到中午快吃飯了,上海方面的帶隊人說:“看來只能按照北京專家的建議,暫採取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原則,以後再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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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挽狂瀾--老紅軍追憶長征中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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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挽狂瀾--老紅軍追憶長征中的毛澤東

新華社北京9月8日電(記者徐壯志 孫彥新 周之江)如果說,長征中的党和紅軍是一艘航船,那麼,毛澤東就是駕馭這航船駛向勝利彼岸的舵手;如果說,長征是一座永恆的精神豐碑,那麼,毛澤東就是締造這座豐碑的不朽巨匠。

  70年歲月悠悠,但每當回憶起這段艱苦卓絕的歷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總會想到率領他們創造這一人間奇跡的毛澤東。

  老人們說,沒有毛澤東在危急關頭的力挽狂瀾,沒有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沒有毛澤東堅定地維護党和紅軍的團結,就沒有長征的勝利和中國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在中國革命瀕臨絕境的生死時刻,毛澤東推動了党和紅軍的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名字緊密相連。

  突破國民黨軍隊第四道封鎖線――湘江防線後,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在北上湘西的前進路上,敵人早已重兵以待――紅軍,隨時都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危急關頭,紅軍突然另辟路徑,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95歲的老紅軍方強說,“行動路線的改變,一下子把滿盤皆輸的局勢緩和了下來。”

  這是誰的主張?此時還因為貫徹毛澤東軍事路線而被看管的方強,偷偷地問政治保衛營營長吳烈。後者悄悄在他耳旁說出了那個讓他期盼已久的名字――毛澤東。

  方強回憶,儘管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失去指揮權兩年之久,但為了党和紅軍的命運和前途,因病躺在擔架上的毛澤東,一次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

  軍事科學院長征史專家徐占權指出,紅軍剛進入湖南,毛澤東就建議,趁各路敵軍尚未靠近,集中紅軍主力,尋機殲滅敵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敵人的“追剿”計畫。這一建議如果被採納,對於紅軍繼續實行戰略退卻非常有利,但被“左”傾領導者所拒絕,喪失了扭轉戰局的良機,釀出了湘江之戰的慘劇。

  從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與“左”傾領導者一路爭論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步占了上風:通道會議,採納了毛澤東建議紅軍改去貴州的主張;黎平會議,最終接受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放棄去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計畫;猴場會議,排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

  長征和中國革命的命運,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一步步地邁向偉大的轉捩點。

  “紅軍免遭了進入敵人包圍圈的危險,一路闖關奪隘,直逼烏江岸邊。”70多年後的今天,老紅軍方國安追憶轉兵貴州後的形勢時,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長征初期那種被動挨打的局面和低沉消極的氣氛一掃而光。”

  多少從井岡山,從贛南、閩西就開始跟隨“朱毛”打勝仗的紅軍將士,像方強、方國安一樣,在失敗中認識了毛澤東,在勝利中更加認識了毛澤東。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剛剛度過42歲生日的毛澤東,重新贏得了對自己所創建的紅色大軍的指揮權,肩負起了挽救長征和中國革命命運的歷史重任。

  曾經為遵義會議站崗的老紅軍楊世林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天剛黑,大門上的煤油燈就點亮了。”

  歷時3天的遵義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進行了總結,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項決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揮權。會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統一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從此,毛澤東成為党的領導集體的實際核心。

  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用兵如神的毛澤東指揮紅軍一次次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面臨著長征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

  “敵人兵力達40萬,我們才3萬來人。”老紅軍唐進新說,“更困難的是,由於長征後一直被動挨打,部隊疲憊,子彈也快打光了。”

  面對天時地利盡失的絕境,毛澤東寫下了他軍事生涯中最為精彩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央紅軍擬于川南橫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蔣介石慌忙調重兵封鎖長江。毛澤東當機立斷,率軍回師貴州,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占婁山關,再取遵義城,殲滅和擊潰敵人2個師又8個團,贏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3月中旬,紅軍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下旬四渡赤水,進逼貴陽,蔣介石急調滇軍入黔,紅軍卻穿過滇黔公路,直插雲南,渡過金沙江,跳出敵人包圍圈。

  就在二占遵義的號角聲中,毛澤東登上婁山關,吟出重新“掌舵”後的第一首詩詞:“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那段時間我們天天都在走,可覺得總有使不完的勁,為啥?”91歲的老紅軍袁林說,“因為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過去是被敵人追著屁股打,現在是我們牽著敵人的鼻子走。”

  國防大學教授徐焰指出,這與紅軍長征初期不顧敵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鮮明對比,徹底改變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奪取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

  “毛澤東正是通過四渡赤水的高超指揮和後來的一系列戰鬥,逐步贏得紅軍將士絕對信賴的。”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力說,“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飛奪天險臘子口,直羅鎮大捷……這其中的任何一個難關險隘,處理不當都會使紅軍遭受毀滅性災難。”

  強渡大渡河時為17勇士吹響進軍號的司號員張生榮老人回憶,長征路上,幾乎每一戰都是硬戰險仗,但毛澤東總能指揮紅軍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長征,為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整個中國革命戰爭全局範圍內得到檢驗與公認,提供了廣闊舞臺。”軍事專家姚有志說,通過長征,全黨全軍真正認識和理解了毛澤東和他的軍事思想,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中國革命戰爭全局上的指導地位。

  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堅決抵制錯誤路線,帶領党和紅軍挺進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線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

  “我們一邊鼓掌一邊高唱著‘萬歲!萬歲!我們來會合’的歡慶會師歌,歡迎遠道而來的中央紅軍。”89歲的老紅軍向守志,當年就在迎接中央紅軍的紅四方面軍第9軍的隊伍中。

  這一天,向守志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老人回憶:“他穿著灰色棉大衣,滿頭黑髮被風吹動,面帶著微笑向我們揮手致意。”

  兩大主力會師,是雙方將士渴盼已久的喜事。但兩支部隊官兵們還在互贈禮物時,一場風暴正在降臨。

  裂痕,是從“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開始的。

  兩軍會師後,黨中央主張繼續北上,以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民主運動,但手握紅四方面軍指揮大權的張國燾卻置中央的反復勸說於不顧,公開反對北上。過草地後,他竟命令已經北上的四方面軍部隊南下。

  黨中央不得不率領1、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陳力說:“南下與北上之爭,本質在於是否堅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線,是否堅持党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是否維護党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南下,使紅四方面軍和留在紅四方面軍裏的中央紅軍指戰員遭受巨大磨難。老紅軍李中權的母親,就是在第三次過草地時犧牲的。

  “她本可以活著走到延安。”91歲的李中權說。

  南下部隊在1935年11月的百丈戰鬥中遭受重創,被迫退入西康境內。幾個月的激戰下來,由10萬人減員至4萬人。

  老紅軍、當時任中央軍委電臺黨支部書記的戴鏡元回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的極大關懷。老紅軍肖成佳也回憶,留在四方面軍中的一方面軍同志與四方面軍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終於走出了茫茫草地。

  正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下,包括中央紅軍和二、四方面軍以及紅25軍在內的長征大軍,實現了內部的大團結,戰勝了重重困難,粉碎了敵人一次次圍追堵截,於1936年10月在黃土高原勝利會師,使党和紅軍挺進到了民族獨立的最前線――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縱橫兩萬五千里遠征中所形成的長征精神,也由此成為我們黨、我們軍隊、我們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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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人駕鶴重霄九 30載後遙憶深:毛主席紀念堂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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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人駕鶴重霄九 30載後遙憶深:毛主席紀念堂見聞

中新社北京九月八日電 題:偉人駕鶴重霄九 三十載後遙憶深——毛主席紀念堂見聞

  又近九月九。毛澤東主席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日就要來到。近日,位於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前排起的長隊似乎比往常更長,人們從五湖四海趕來,瞻仰偉人遺容,懷念這位改變中國歷史的人。

  不遠處,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的畫像依然面容慈祥地注視著來往的各色行人,注視著京華大地三十載的變遷。古老的京城傳統與現代交織,而關於毛澤東的一切記憶,在這個城市卻依然那麼新鮮。

  在肅穆的毛主席紀念堂前,人們自覺地排起百米長隊,有中國人,也有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不論男女老少,一律免票,紀念堂的大門永遠向世人敞開。長隊中,沒有喧鬧,沒有嬉笑,老人們肅穆,年輕人畢恭畢敬,不懂事的孩童也握緊了母親的手,大家仿佛都在等待一個神聖時刻的到來。

  河北邯鄲的部隊轉業軍人苗耕華在長隊中輕輕地對自己的戰友說:“以前一直想來看看,終於實現了。”戰友在一旁提醒道,馬上就是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日,獻枝花吧。

  西裝筆挺的黃先生帶著自己的愛妻從河南奔赴而來。走進紀念堂前,一人買了一枝花。口中默念著祝福的話,在毛澤東的塑像前恭敬地獻上花朵,鞠躬再鞠躬,依依不捨地回到隊伍中,回首再回首。

  在德國留學的小徐領著德國朋友羅漢來到紀念堂。家住瀋陽的小徐已不止一次來這裏瞻仰毛澤東,她告訴記者,這次主要是陪朋友,羅漢一家都是毛澤東迷,對毛主席早已久仰大名。羅漢表示,自己還替遠在德國的妹妹在毛澤東塑像前獻了一枝花。他驚歎:“真沒想到,毛澤東的遺體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

  在紀念堂主廳後的廳裏,許多瞻仰者在挑選紀念品。四歲的小張揚和母親及七十多歲的老奶奶正精挑細選毛澤東的紀念章。懂事的小張揚說,自己是在媽媽、奶奶講的故事中認識毛爺爺的,這次還給毛爺爺獻了一枝花。

  三十五歲的北京小夥兒林小松有家自己的公司且業務繁忙,但每年九月九日前後,他都會抽空來給毛澤東獻上一束花。他說:“我對近代歷史、對毛澤東的瞭解得越多,心裏就越敬佩他。我最佩服他在任何複雜的情況下總是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並且做出正確的戰略戰術部署。”

  “為什麼毛主席逝世三十年了,還有那麼多人懷念他?因為他的豐功偉績,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甚至他的詩歌,都像酒一樣曆久彌香。”在退休老幹部王貴東看來,毛澤東不僅改變了他這一代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他兒子和孫子的命運,直到今天,毛澤東思想依然在影響著中國社會。

  九月初的北京城秋意漸濃,瞻仰的隊伍越來越長,從紀念堂正門一直延伸到紀念堂的東側。守護紀念堂的衛士說,毛澤東紀念堂排起的長隊已成為天安門壯觀的一景。在他去世三十年之際,人們以各種方式向這位元偉人致敬。

 

 

來源:中國新聞社

(責任編輯: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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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毛主席當貼身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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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毛主席當貼身翻譯

 
  我為毛主席當貼身翻譯

  考學進北京,要見毛主席——這是那個年代,許多青年樸實無華的願望。命運對我太眷顧了,1953年,我如願以償地考取了北京大學;更想不到的是,幾年後我竟然成了毛主席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而且長達15年之久。

  拉家常式的外交

  19575月初,作為中國首批派往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我從北大轉入地拉那大學人文學院學習近3年,後被提前調出任外事翻譯,並奉命陪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訪華。這是我國在高層外交場合首次將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漢語。

  1957512日,旭日初升之際,我接到通知:“今天,毛澤東主席要接見阿議會代表團,你任翻譯。”聽到這一消息,我既歡欣又緊張。

  在中南海豐澤園,一身灰色中山裝的毛主席微笑著揮手歡迎客人,並請客人在向陽面坐下。我作為譯員被安排在緊靠主席右側的座位。賓主開始寒暄。其間,毛主席不時注視著我。他發現,譯員是陌生的,譯員講的外語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轉身問道:“你說的是什麼外國話呀?”顯然,這位常會見外賓,對於俄語、英語乃至法語比較熟悉的開國領袖,對我講的“新鮮語言”發生了興趣。我答道:“主席,我講的是阿爾巴尼亞語。”主席又好奇地問:“你的阿語是在哪里學的?”我指著位於上座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主席、阿議會代表團團長馬爾科,再次報告:“我是在他們國家學的。”毛主席聽後很高興,鄭重地向馬爾科說:“謝謝你們為我們培養了人才。”毛主席這番話,暗含著中國党和國家主席對一個只有百余萬人口的小國的尊重。馬爾科當即激動地說,他們珍視毛主席的這句話,將立即彙報給阿最高領導人。

  主席幫我解圍

  20世紀60年代,中阿關係不斷升溫,我為毛主席作翻譯的任務隨之增多。在“文革”高潮年代,我幾乎每月都能見到主席。給毛主席當翻譯,有難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難”是“自找”的——因為在偉人面前感到緊張,導致“肚裏有,嘴裏倒不出”。另一“難”是,毛主席談話嚴謹,有時會引經據典,譯起來不容易。

  毛主席曾兩次幫我解決難題。1957年,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說,殖民地人民要敢於打倒新老殖民主義,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不在乎玉皇大帝。聽到這段話,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譯才好。我對主席說,翻譯“孫悟空”,我沒有把握。毛主席微笑著為我做了一個注腳:“你就說孫悟空是中國神話裏的猴王,足智多謀、力大無比,玉帝及其派去鎮壓的天兵天將對他亦無可奈何。”就這樣,主席幫我解了圍。

  又有一次,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引用了“海知内存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以形容兩國關係。這次,我不是不會譯,而是要爭取譯好。大概停頓了30秒,我才譯出。在場的阿國客人聽完後,頓時眉飛色舞,現場氣氛異常熱烈。見此情景,主席好奇地看著我。我說:“因為您引用的是兩句膾炙人口的唐詩,我不敢只把意思譯出來,而是花了一點時間,用了詩的韻味,效果似乎不錯。”對此,主席微笑著點頭認可。迄今,我還記得那幾十秒的情形:主席沒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等我。

  即席祝酒一語雙關

  19626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卡博、阿利雅耗時3周,秘密來到中國。在北京,雙方就國際共運的重要問題進行會談,取得了大量共識,但也產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悶悶不樂。在他們離華前,毛主席主持了一次樸實無華的午宴。我在首桌作翻譯。

  這次宴請頗有特色:各種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面前還放了小辣椒等4個小盤。一切就緒後,毛主席舉杯祝酒。我至今還記得主席當時的話:“歡迎同志們!今天請大家一道吃飯。我們餐桌上有這麼多的菜,同時我這裏還有小辣椒等小盤食品。同志們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嘗一嘗。大盤大碗裏的是我們共同的食品,4個小盤則不同於它們。這就是說,我們這裏既有大同,這是主要的,也有小異啊。我們共產黨人如果不善於求同存異,怎麼可以團結廣大群眾進行革命事業呢?”

  顯然,主席以緩和的口氣講出的這番話,是指中阿兩黨在一些問題上存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異,希望阿方不必介意。卡博聽後頓感輕鬆。

  《環球人物》第13               來源:人民網《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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