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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斯諾感歎毛澤東住簡陋窯洞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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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斯諾感歎毛澤東住簡陋窯洞說起 

 1936年,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到延安採訪,看到了這樣的細節:毛澤東住著簡陋的窯洞,周恩來睡著土炕,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絨繩系著斷了腿的眼鏡……由此,他發現了共產黨人的一種偉大力量,他稱其為“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從斯諾的發現中,人們不難理解,這種“東方魔力”和“興國之光”不是別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頑強不息、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正是靠著這種精神,中國共產黨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終以小米加步槍打出了一個新中國。

    為了保持和發揚這種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建國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曾諄諄地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然而,隨著現代化建設成就的不斷取得,一些黨員幹部忘記了毛主席關於“兩個務必”的教誨,淡忘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使命,喪失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放鬆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黨內的驕奢之風也在滋生,甚至在有些地方和部門呈蔓延之勢,在一些幹部心目中,艱苦奮鬥是戰爭年代、困難時期提倡的一種精神,就是讓人節衣縮食過苦日子,而改革開放是讓人們富裕起來,提高生活水準,所以新時期再提艱苦奮鬥就是與時代的步伐相背離。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令人焦慮的現象: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被一部分黨員幹部淡忘了,不願過艱苦奮鬥的生活、追求享樂、貪圖安逸,貪污腐敗等問題觸目驚心;社會上也出現講排場、比闊氣、揮霍浪費等奢靡之風。

    曆覽古今,奢皆由驕出,政衰人亡皆由驕奢所致。驕無善政,奢無富國。當前的驕奢之風,表現形式繁多,在極少數黨員幹部身上積習較深,已成黨害、民害、社會公害。驕奢之風不除,黨內的其他腐敗之風和社會上的污濁之氣就會蔓延滋長;驕奢之風盛行,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對黨內存在的這股歪風,必須痛下決心,堅決予以戒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艱苦奮鬥不僅是傳統,而且是新時期創業實踐所呼喚的時代精神,堅決戒除驕奢之風,每一個黨員都應當按照胡錦濤總書記關於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論述,堅持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牢記毛主席“兩個務必”的教誨,發揚艱苦奮鬥精神,摒棄驕奢淫逸的惡習,自覺做艱苦創業、勤儉節約、開拓進取、奮力拼搏和淨化黨風、淨化社會風氣的模範。(王廷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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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外文,很不好”――從毛澤東的一次囑託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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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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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11月,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財務部部長的楊立三,就製造高級香煙問題給華東財經委員會主任曾山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第一段話說道:毛主席告我說,現在做的紙煙品質總比外國人製造的要差,要拿點好煙招待外賓,紙煙二面沒有中國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搞一種較好的煙出來,不用一個外國字。

  毛澤東的這個囑託,看起來似乎只關涉香煙品質及其商標文字,但其背後卻隱含有值得體會的意思。第一層意思,宣導要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品牌,堂堂正正地寫上中文標識。第二層意思,當時我們招待外賓的香煙,居然兩面都沒有中國字,這多少讓人感到與新中國的形象和地位很不相符。


  半個世紀過去了,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種關涉中國形象,有礙民族自尊和自信的事情,卻仍屢屢發生。按照我國相關規定,從國外進口的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必須有完全的中文標識、檢驗檢疫標誌等。但實際執行情況,卻遠非如此,即使面向中國市場生產的商品,竟然也有不少全是外文商標,有的甚至連說明書上也看不到中文的片言隻字。更讓人感歎的是,許多本來是中國人生產供中國人消費的商品,也都難覓中文蹤影。筆者有意通過網際網路檢索相關話題,結果發現,有關國產玩具喜歡穿洋外套’”中國製造,英文標識商場還要考消費者英語質疑打火機說明書為何無中文只有英文說明且無明確標誌,存在安全隱患等等類似的報導滿目皆是;因為沒有中文說明導致看不懂,而在網上發信求助者不勝枚舉。

  出現這種讓人無奈的現象,自然與廠家、商家為利益驅動有關。但仔細一想,這種驅動從根本上還是來自於社會上的一些不正常的認識和心理,說到底還是那種認為什麼都是外國的好的認識和心理在作怪。結果就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印有中文商標的衣服可能沒人感興趣,而一旦用外文商標,價格可以提高幾倍,還確有相當一些顧客樂於前仆後繼地掏錢購買。即使一些用中文標識的商標,也有一股刻意標新立異的命名之風,其名稱既不能用中文來解釋,也無法用外文去說通,如果硬要套用英文意譯,其含義更是莫名其妙。種種洋涇浜式的命名,削弱了我們民族固有的語言文化特色,暴露出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悖離心態。

  這種現象似乎與一些傳媒的導向也有關係。比如,一些媒體任意使用英語,公共建築上隨處使用永久性英語標誌,在中國召開的學術會議也強求一律用英語交流等等。語言專家把此類現象統稱為濫用英語,即在不需要使用英語的場合完全使用英語或混雜使用英語。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如何呢?僅舉一例說明。用WTO代替漢語已有的詞語世貿組織,包括許許多多的國際組織,都用“W什麼O”呼之,果真增強了語言的表現力嗎?答案是否定的,不僅工人、農民不懂,許多學過英文的知識份子也不能準確理解。因此,這種做法實際上造成了語言交際功能的下降。

  面對今天的世界,中文的表現力是不是真的不夠了呢?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不這樣認為。中國語言文字是5000年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正如錢偉長所說:天下沒有別的國家的文字3000年以後還能看得懂,漢字可以。中國語言文字的超時空性為中華文明的延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400年前的英文,今人已很難讀懂;500年前的拉丁文,只剩下字母和藥名;而中國語言文字幾千年都延續下來了,今天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還可基本讀懂古代文章。美國學者威廉?麥克高希在《世界文明史》一書中認為,幾乎歐亞大陸上所有的文字都起源于古埃及的一種庶民體文字,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文字都包括在內。只有中國文明的文字是獨立起源的。單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語言文字就值得驕傲。

  也有人認為,用英語代替漢語是同國際接軌的需要。而實際上,同國際接軌並不是什麼東西都需要去接軌、都能夠接軌的,即使有些東西需要也能夠接軌的,也不能成為將外語淩駕於母語之上的理由。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面對英語的語言霸權,都以立法形式保護本國官方語言文字在大眾傳媒和公共領域的使用和主權地位,德、法、俄、意等國都是如此。法國規定公共服務部門使用法語以限制外來詞的使用,所有產品必須用法語商標,任何違反規定的個人或集體都將被處以罰款;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禁止在俄語中濫用英語單詞。可見,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交際工具,也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標誌。人們在維護自己民族的尊嚴和利益時,總是要維護本民族特有的語言文化。

  對外國名牌情有獨鐘的表像下,掩蓋的其實是一種弱勢心理,在強國面前,底氣不足,自覺矮人一頭,看不起本國的產品。這種不自信不自愛與我們積極宣導的自主創新理念是不協調的,這本身已經構成了打造我國自主品牌戰略時一道無形的屏障。事實上,中國製造在國外已經得到公認,受到很多外國消費者的青睞。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一切以外來的為所謂時尚品位潮流,那就不僅僅是語言問題,長此以往,在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上就打了折扣。這絕不是小題大作,它事關我們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對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與未來,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紙煙二面沒有中國字,都是外文,很不好。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奮鬥了一生的毛澤東,在講這句話時的心理感受是值得我們體會的。仔細掂量這句話,尤其是要搞一種較好的煙出來,不用一個外國字,可謂擲地有聲。如今,我們在積極宣導產品自主創新的同時,是不是也應當積極宣導理直氣壯地使用中文標識?〔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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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毛澤東的"進京趕考""不當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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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牢記毛澤東的"進京趕考""不當李自成"

愛琳  

    李自成是誰?中國歷史上一名非常有名的農民領袖,一位“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 禮賢下士又敢作敢為的壯士。從陝西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沒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拿下了。其勇氣之強、魄力之大、氣勢之恢弘,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農民領袖,在打進北京城個把月時間就退出了北京,就失敗了,而且是徹底地失敗了。

    紀念“闖王”李自成進城三百年之際,郭沫若同志特地寫下題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毛澤東同志在看了郭老的文章後,在《學習和時局》這篇講演中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93月全國解放前夕,當中共中央機關要從西柏坡遷入北京時,毛澤東又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然後又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李自成打到北京不長時間就離開了北京,因為起義失敗了;為什麼失敗,因為驕傲自滿了,貪圖享受了,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中,幾十萬的士兵屯聚在京城裏面享樂腐化,真可謂進城如排山,出城如山倒。

    闖王快進快出北京城的經驗在於,李自成自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一個真正的平民英雄,深受起義將士們的愛戴,他身先士卒,不畏犧牲,衝鋒在前,所以能夠帶領將士以驚人的速度攻克北京城;教訓在於,正因為他是一位平民英雄,一位有膽識卻沒有遠慮的英雄,會攻城卻不會守城,可以讓將士成為攻城英雄,卻無法讓將士成為守城英雄,對將士中出現的驕傲自滿、貪圖享樂、腐化墮落現象沒有加以控制,沒有辦法控制,甚至對身邊的“高官”也沒能控制,最終只能以快速勝利、快速失敗來對自己領導的農民起義進行注釋。

    毛澤東同志雖然也出身農民,但是,他在總結中國歷史和國內外各個政黨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在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時候,黨內存在的一些驕傲自滿情緒,看到了這樣發展下去的危險,及時地對全黨發出警告,進行提醒,並提出了“兩個務必”的精闢論斷。

    事實上,全國解放以後,毛澤東同志對黨內外可能出現的驕傲自滿、貪污腐化問題也是十分重視的,並及時對存在嚴重貪污腐化問題的劉青山、張子善進行了嚴懲,以教育全黨、全國人民,特別是党的高級幹部。

    毛澤東同志的“進京趕考”、“不當李自成”,對於今天全黨、全國來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我們的幹部隊伍中,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當中,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驕傲自滿、貪污腐化問題,他們貪圖安逸,安於現狀,不思進取,脫離群眾,忘記了黨的宗旨,忘記了奮鬥目標,沒有遠大理想,沒有崇高信仰,整天渾渾噩噩,群眾意見很大,社會反響很大,破壞了黨的純潔,影響了黨的先進性,損壞了黨員形象,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必須認真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一定做到“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時刻具有危機感,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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