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向兒子推薦過的奇書《何典》

　毛澤東是一個個性鮮明的人，反映在讀書方面也是如此。對自己偏愛的作品，他總是反復玩味，以致隨手拈來即成文章，而對有些古人的作品，即便有人推薦，他也不一定有閱讀的興趣，在心情不順的時候尤其如此。通過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有助於我們瞭解一代偉人複雜的內心世界。

一

　作為政治家，毛澤東最大的業餘愛好就是讀書。延安時期，他曾兩次寄書給遠在蘇聯求學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１９３９年，他托林伯渠買了一批書寄去，但中途丟失了。１９４１年１月，他寫信說：“關於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後。”

　　細心的毛澤東隨信附上一張書單，並注明了冊數，具體內容如下：“精忠嶽傳２，官場現形記４，子不語正續３，三國志４，高中外國史３，高中本國史２，中國經濟地理１，大眾哲學１，中國歷史教程１，蘭花夢奇傳１，峨眉劍俠傳４，小五義６，續小五義６，聊齋志異４，水滸４，薛剛反唐１，儒林外史２，何典１，清史演義２，洪秀全２，俠義江湖６。”

　　這張書單共列２０多種書，其中許多屬於大家熟悉的明清時代的小說，如《精忠嶽傳》即清人錢彩編著的《說岳全傳》，《洪秀全》即清末黃小配寫的《洪秀全演義》，章太炎寫有序。但也有一些書顯得比較冷僻，一般人別說沒有讀過，恐怕聞所未聞，如《子不語》、《何典》等。《子不語》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間的大才子袁枚，寫的都是怪異的民間故事，書名取自《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至於《何典》，如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慶年間上海才子張南莊所著的諷刺性滑稽體章回小說，共十回，十二萬字左右。張南莊書法歐陽，詩宗范陸，著作等身，而身後不名一錢，無力付梓。咸豐初年太平軍占上海時，張南莊的其他著作盡付一炬，獨《何典》一本倖存，為後世留一抹書香。雖是吉光片羽，但亦足顯其才情。《何典》的語言獨樹一幟，全書用吳語方言寫成，原生態的俚語村言活潑俏皮，有的甚至失之油滑，讀來饒有興味。至於題材構思，更是匠心獨運。全書寫的全是鬼的世界。作者主要通過三家村財主活鬼一家兩代的不同際遇和禍福，嘲笑了陰曹地府中的閻羅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臉。在那裏，到處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殺人不怕血腥氣”。舉凡敲詐、貪污、淫亂、造反等人間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裏照樣應有盡有。作者的想像力極為豐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餓殺鬼、催命鬼、劉打鬼、黑漆大頭鬼、青胖大頭鬼等形象，還有什麼趕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無不栩栩如生，讓人讀著歡天喜地，差點笑斷肚腸根。張南莊以“過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說了自己的語言風格和構思方法，稱《何典》是逢場作戲，隨口噴蛆；見景生情，憑空搗鬼；“新翻騰使出花斧頭，老話頭箍成舊馬桶”；“天殼地蓋，講來七纏八丫叉；神出鬼沒，鬧得六缸水淨渾”。其風趣幽默於此可見一斑。現在人們聽到不著邊際的話，愛問語出何典，殊不知原因就與張南莊有關。

　　《何典》一書雖然在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由上海申報館出版過，但真正流傳開來卻是在民國時期。而這主要歸功於劉半農、魯迅等的全力推介。１９２６年，時局混亂，身為教授的劉半農生活陷於窘境。他無意中得到四十七年前的《何典》印本，當即決定標點刊印，期望賣書賺錢以解燃眉之急。他做了頗具煽動性的廣告，居然一年之內印製了兩版。應劉半農之請，魯迅於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５日一天內寫下了《題記》和《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兩篇文字，足見他對《何典》之推崇。在《題記》中，魯迅自認對《何典》“向來也曾訪求，但到底得不到。現在半農加以校點，先示我印成的樣本，這實在使我很喜歡”。他認為《何典》的情節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正所謂“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１９３２年，日本編印《世界幽默全集》，魯迅應日本友人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為中國八種幽默作品之一推薦給他，並在５月２２日致增田涉信中說：《何典》一書“近來當作滑稽本，頗有名聲”。

二

　　毛澤東讀的《何典》版本很可能就是劉半農點校、魯迅作序的版本，因為像魯迅這樣的文學大師在１９２６年前都無緣得見《何典》，想必毛澤東也不大容易看到。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何典》對毛澤東言行的影響。

　　毛澤東在不少場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過《何典》裏的言辭。這在“林彪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林彪出逃時，周恩來曾請示毛澤東是否要攔截林彪的飛機，毛澤東鎮定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謂“娘要嫁人”，便可從《何典》中找到出處。

　　林彪曾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並被寫入了黨章。但中共九大後，林彪與毛澤東的矛盾卻逐步加深。１９７０年８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與陳伯達等聯手鼓吹“天才論”，並堅決要求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寫下《我的一點意見》後，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從中去掉，不要向下傳達。毛澤東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陳伯達則成為被批判的主要對象。但結果林彪還是加緊了篡權的步伐。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不可救藥了。在１９７２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林彪時，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許多言辭。首先是“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意思是說藥只能夠醫治不會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無藥可醫了。林彪得的正是這種病，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樣，犯實了症候，就是把“九轉還魂丹像炒鹽豆一般吃在肚裏，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後，毛澤東又引用了《何典》中的兩句：“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黃，嘴上說得好聽，口袋裏卻沒有好藥。在毛澤東看來，林彪“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講好話，背後下毒手”，不啻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騙子。至於他陰謀敗露後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正是“一雙空手見閻王”。這些話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貼切，在座的人聽了感到很新奇，就問毛澤東這幾句話是從哪里來的。毛澤東說，他是從一部小說裏面看來的，魯迅寫過一篇序文，推薦了它，這部小說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慶年間上海人張南莊。於是當時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來，用大字體重印了一次，１６開本，政治局委員每人發了一本，連中央委員都沒有資格分到，郭沫若還是後來多方想辦法才弄到一本。

三

　　毛澤東不僅化用和引用過《何典》中的言辭，而且還在思想觀念和審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潛移默化的影響。

　　眾所周知，毛澤東並不完全否認知識份子和書本知識的作用，認為革命或建設都離不開知識份子，但在許多場合又毫不掩飾對知識份子和書本知識的輕視。早在延安時期，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便說過：“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他反復強調空洞的、抽象的理論和知識是無用的，知識份子絕對不能停止在現成書本的字句上。從上世紀５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他在這方面的言論也有不少，從而表現出明顯的重經驗、輕知識的思想傾向。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是如何形成的，有什麼歷史淵源，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從明末清初的顏李學派開始，中國知識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綿延不絕，以至到民國時期，大知識份子丁文江發出了書生是“亂世之飯桶”的怪論。顏元、李塨把宋、明王朝滅亡的責任歸結為書生清談誤國，因此認為“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毛澤東早年是非常崇拜顏李學派的，這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便有充分的體現。

　　《何典》一書對知識份子和書本知識也多有諷刺。活鬼的兒子活死人，天資聰穎，很會讀書，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後，竟淪落到乞討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個老道士，老道士聲稱他有大力子、辟穀丸，還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頓覺精神百倍，只是對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什麼？”老道士聽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咬文嚼字，弄弄筆頭，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絕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我這藥是使人足智多謀的第一等妙藥，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見他說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讀《何典》的毛澤東不僅不會忽略這些文字，而且可能會心一笑。翻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著作，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別“講究實際功夫”，念念不忘告誡知識份子要參與到生活和實際中去，否則僅有點書本知識，頭腦裏僅裝些教條，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識份子，這樣對革命事業不僅無用，甚至還會有害。

　　《何典》一書是用地道的吳語方言寫成的，俚語土言隨處可見，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張南莊自稱全書：“全憑插科打諢，用不著子曰詩雲；詎能嚼字咬文，又何須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讀者並不覺得蠢俗討厭，反而感到別有風趣。比如書中寫活鬼臨死的一節：“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絲無兩氣的半死半活。雌鬼見他死在頭上轉，好不著急！就像熱煎盤上螞蟻一般，忙忙的到鬼廟裏去請香火，做野團子謝灶……忙得頭臭。看這活鬼時，漸漸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顱頭裏去，牙齒咬得鏽釘斷。到得臨死，還撒了一個狗臭屁，把後腳一伸，已去做鬼裏鬼了。”張南莊作為一個文人，擅長運用生動的地方語言展開敍事，處處閃耀著民間的智慧。他的風格對毛澤東的審美趣味有深刻的影響。

　　延安整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反對“黨八股”。毛澤東所列“黨八股”的其中一條罪狀便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表現為文章或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麼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總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動活潑的語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讀者或聽眾厭惡得很。鑒於此，毛澤東強調宣傳和文藝工作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因為“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

　　的確，民間的語言有如天籟自鳴，自抒胸臆，又似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張南莊深諳文章之道，知曉一切風雅之奧皆出於謠諺之途，所以對民間的語言精研深討，發而為文便雅俗共賞。在毛澤東看來，《何典》正是“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典範。他對《何典》語言的化用和引用，實際上表達了對這種審美取向的認同與欣賞。“俗為雅用”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便構成了毛澤東完整的文化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