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

    新華網天津１１月７日電（記者王旭東）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６日晚上，中國人民志願軍東線前線聯合指揮部的首長之一、２０１師參謀長齊威同志（回國後曾任南京軍區參謀長）把我叫到防空洞裏，他秘密地告訴我說：“我們打了兩年多，終於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取得最後勝利，２７日將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你務必明天趕到黑雲吐嶺高地找６０３團，採訪２８日的停戰活動。 ”

　　當時我在２０１師任宣傳科任新聞攝影幹事，聽了參謀長的一番話，心情十分激動。今天還在飛機轟鳴，大炮隆隆，明天就要停戰了。我能去參加這樣重大事件的採訪真是千載難逢。

　　一覺醒來，好像換了一個世界。惜日瘋狂不可一世的敵機果真不來了，往日的炮聲也聽不到了。人們從相伴如家的坑道裏走出來奔相走告：“停戰了！”

　　我乘著清晨的涼風，肩負著光榮的使命，獨自一人踏上了入朝以來第一次和平之旅。從我出發地到６０３團大約５０公里，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只靠兩條腿一天能走到嗎？前線部隊眾多，６０３團能找到嗎？

　　翻過綿延不斷的高山，趟過縱橫交錯的大小江河，在剛剛打完夏季反擊戰的戰場上一步步地跋涉。遍地彈坑累累，村莊被炸毀，森林被焚燒，敵人的橫屍遍野，在熾熱陽光照射下腐爛發臭，腥味撲鼻。被我軍擊毀的戰車、坦克，有的還在冒著縷縷青煙；敵人逃跑時丟下的機槍大炮東倒西歪，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啤酒、罐頭、睡袋和各種軍需品遍地散落，一片狼狽不堪的慘景。

　　從清晨走到晚上８點左右，行程百里有餘，天漸漸黑了，但仍未找到６０３團。在黑幕的籠罩下，幾具死屍就在我的兩旁。

　　我憂豫著停住了腳步，心裏暗想：苦點累點沒有關係，任務完不成怎麼向上級交待呢？！無可奈何的眼睛向四處張望，突然不遠處有人大喝一聲：“站，不許動！”著實地嚇了我一跳。只見兩個志願軍戰士持槍向我走來，對我仔細端詳了一番，看我穿的是志願軍服裝，胸前帶的是志願軍胸牌，說的是中國話，才放鬆警惕，放下槍問我：“ 同志，你是那個部隊的，到這裏來幹什麼？”我說明來意，拿出介紹信，證明了我的身份以後，哨兵驚呼了一聲說： “你太危險了。再向前走５０米就進入了非軍區，被敵人抓住你就當俘虜了！”

　　在另一個戰士的帶領下，我終於找到了６０３團。

　　７月２８日，陰雲散去，晴空萬里，陽光明媚。這裏雙方部隊已從中間線各後撤５公里，脫離了接觸。戰士們開始豎標樁拉鐵絲網，打掃破爛不堪、滿目瘡痍的戰場，搜尋、掩埋戰友的屍體。    

　　有一塊牌子特別醒目。它用中朝兩國文字書寫著“非軍事北緣”字樣豎立在山巔，這是戰爭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神聖牌子，是志願軍３０多萬將士用血肉之軀鑄就的牌子，是宣告美國及其邦凶失敗、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勝利的牌子，是宣告朝鮮戰爭結束的牌子。它的雄姿與日月同輝，與歷史永存。為慶祝中朝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在這裏舉行了連續多日的聯歡活動。我用鏡頭一一把它們記錄了下來。

　　這期間，戰士們紛紛在“非軍事北緣”這塊牌子旁要我照像留念，我請與我同時在場採訪停戰活動的２０兵新聞攝影科的隨軍記者李基祿同志（回國後在新華總社攝影部工作，現已離休在家）用我的照相機，在這塊牌子旁，為我拍照了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我同時用我的照相機給他照了一張同樣的照片。    

　　１９５１年，我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在３年多的時間裏，經歷過幾次大規模戰役，冒著敵機瘋狂轟炸和機關炮掃射的危險，多次死裏逃生，拍攝了上萬張新聞照片，發表在軍內外的報刊上。回顧這段難忘的歲月，我深深感到，要作一名稱職的新聞記者，不僅要付出艱辛，而且在特殊時期，還須冒生命危險。（完）  

　　（王旭東  １９３４年生，１９５１年入朝參戰，１９５４年回國，１９５８年進新華社任攝影記者）

通訊：續寫英雄新篇章－－記志願軍特等傷殘軍人金在萬
 新華社長春11月6日電（新華社通訊員殷國平  王法權 新華社記者張寶印）

    風煙滾滾的抗美援朝戰場上，他捨生忘死，光榮負傷；改革開放新時期，他自強自立創輝煌，成為擁有幾百萬資產的民營企業家；致富後，他真情灑滿扶貧路，續寫出新時代的英雄篇章。

    他就是志願軍特等傷殘軍人金在萬。

    他第一個提出不要國家救濟

    金在萬１９４６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過遼沈戰役、平津戰役。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的烽火燃起的時候，他又奮勇參加抗美援朝。他作戰勇敢，先後多次榮立特等功、一等功、三等功。１９５３年，在朝鮮停戰前夕的一次戰鬥中，他左手被炸斷，右臂骨頭斷裂，靠皮筋相連，雙耳失聰。兩年後，他轉業到吉林省延吉市。在民政部門的幫助下，他與朝鮮族姑娘尹福順喜結良緣。

    一雙兒女相繼出世，給他們夫婦倆帶來了歡樂。但是，夫妻倆都沒有工作，每月僅３８元的撫恤金，使他們的生活增添了幾多憂愁。他坐不住了，跑到市場上找出路。他看到刷鍋用的小刷帚挺好賣，且做工簡單，用不了多大本錢。於是，他拿起鐮刀和麻袋上山去割做刷帚的樺樹梢。使用鐮刀需要兩隻正常的手配合，可他只有一隻傷殘的右手，握著鐮刀使不上勁。為了生活，他心一橫，用殘廢的右腋夾住鐮刀割樹梢，割不下來的就用牙咬，又用雙腳和殘手配合捆紮刷帚。他苦幹了３個月，做出８０００多個樺樹梢子刷帚，純收入１０００元。

    日子漸漸地好了，金在萬自強致富的心思也重起來。他看准做菜板的生意，不顧身體行動不便，３年裏跑遍了周圍的所有林場，背回１０００多塊菜板，積攢下了３萬多元。接著，他又挖了兩年的藥材，淨賺６萬多元。

    １９７２年春節前，金在萬來到市民政科，找到當年為他做媒的金科長，說：“每月３８元的生活補助費，我不要了。”“嫌少，還是不夠？”金科長不解地問。金在萬講出了自己的創業經歷。金科長真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位特等傷殘軍人，能靠自己的勞動解決生活難題。在延吉市３６００多名優撫對象中，他可是第一個主動提出不要國家救濟的啊！然而，他又不能不相信這是個事實，這是一個鋼鐵戰士創造出來的奇跡。從那以後的２９年裏，金在萬再也沒有要過國家一分錢的撫恤金。

    致富路上拼出個金百萬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１９８１年，金在萬聽說個人可以承包企業，就承包了連續３年虧損瀕臨破產的光明木器廠。就職會上，他立下了“軍令狀”：“一定拿出戰爭年代那股精神，儘快救活這個廠！”

    他像衝鋒打仗一樣，大刀闊斧連砍了三板斧。第一斧精簡人員；第二斧將職工的收入與效益掛鈎；第三斧砍掉不合理開支。僅用一年時間，金在萬帶領全廠職工奮發圖強，不僅還清了外債，還盈利６萬餘元。

    承包工廠使金在萬視野越發開闊，膽子也越來越大。１９８４年，他把苦心經營積攢的幾萬元錢全部拿出來，成立了榮複軍人木製品經銷公司。他拖著殘疾的身體，先後到瀋陽、天津、大連、北京等地，生意做到了全國，成為遠近聞名的木製品經營產業戶。到１９８６年，在他的銀行帳戶上，存款已經超過６０萬元。

    正當金在萬躊躇滿志，向著更大的事業發展時，１９９１年，他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多年奮鬥的成果毀於一旦。

    ５個曾在戰鬥中患難與共的老戰友，找到金在萬，要求跟他幹，金在萬感到自己已經富了起來，有責任帶動其他戰友一塊致富，便同意了老戰友的要求。但是幾個老戰友對市場經濟一竅不通，不善經營，儘管出去聯繫業務前，金在萬總是千叮嚀萬囑咐，還是連連受騙。短短半年時間，他損失了５８萬元，僅剩的３０００元已經不夠做一筆小生意了，他只好摘下木製品經銷公司的牌子。

    面對挫折，金在萬沒有退縮。他背著軍挎包，帶上老伴做的乾糧又踏上南下的列車。一路上，他啃饅頭，吃鹹菜，來到了上海。沒想到，上海提琴廠一下就看中了他帶來的原料樣品。緊接著，全國其他幾家提琴廠都爭相訂他的貨。金在萬抓住這一商機，和許多樂器廠建立起了供貨關係，風風火火地一做就是幾年。失去的５８萬元又掙了回來。

    後來，金在萬又將公司的經營範圍擴大，辦起了一個榮複軍人土特產經銷部。這時候他創收超過了１００萬元，成為名副其實的金百萬。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金在萬一個擁有固定資產８０萬元、流動資金１２０萬元的榮複軍人建築安裝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掛牌。

    幫貧困戶就是為國家分憂

    金在萬富了。他沒有忘記黨和政府的關懷，沒有忘記生活仍比較貧困的戰友和群眾。他說：“我富了，也要讓那些軍烈屬都生活好，這樣才對得起犧牲的戰友。”

    一等傷殘軍人崔時學在戰鬥中失去了一支臂膀和一隻眼睛，生活全由老伴照顧。金在萬每月給他１５０元生活補貼，一幫就是兩年，直到崔時學病逝。

    一等傷殘軍人金德鎮沒有了雙腳，金在萬花了３５００元，為他買了一輛三輪摩托車。

    志願軍老戰士趙銀姬和許胡允的女兒考上大學後，由於經濟困難無力支付學費，金在萬聽說後，當即送去了６０００元錢。

    ７９歲的烈屬鄭英淑，租住在郊外的一間小房裏。金在萬知道後，主動承擔了她的房租費，後來又為老人買了一間５０平方米的磚瓦房。

    在金在萬看來，每幫一戶就是為國家分一份憂。每年春節，民政部門優待軍烈屬，全市共９００多戶，金在萬包下了三分之一。

    金在萬還用自己的經驗和資金，幫助老戰友開展生產自救。

    二等傷殘軍人朴春吉生活困難，總想幹點事，苦於沒有資金。金在萬就拿出３４００元幫助他開了一家小吃部。朴春吉努力經營，小吃部辦得很紅火，年底便把本金還給了金在萬，並由此走上了脫貧致富之路。

    幾年來，在金在萬資助和扶持下辦起的榮複軍人商店、榮複飯店、榮複小吃部、軍烈屬冷面店等在延吉市有３０餘家。

    城裏的扶貧計畫落實後，金在萬又想出了一個農村扶貧計畫，就是提供無息借款為最貧困的農村傷殘軍人、軍烈屬、優撫對象購買拖拉機。

    一台嶄新的拖拉機開進了傷殘軍人高廣富的院裏，全家人高興得像過年一樣。高廣富撫摸著拖拉機激動地說： “是金在萬這位素不相識的朝鮮族老戰友幫了我的大忙，我一定堅強地生活，也要富裕起來。”這樣，１１戶農村貧困的戰友用上了由金在萬提供無息借款購買的三輪機動車或手扶拖拉機，２５戶傷殘軍人、軍烈屬困難戶用金在萬送來的扶貧款買牛致了富。

    據統計，在近３年的時間裏，金在萬以提供無息借款的方式扶持了４３家生活困難的傷殘軍人、軍烈屬，扶貧金額總計達５２萬多元。

    金在萬由一名特等傷殘軍人成為致富能手、扶貧模範。延吉市委、市政府授予金在萬“自強不息，甘於奉獻的傷殘軍人模範”榮譽稱號；延邊州政府授予他“愛心獻功臣模範”榮譽稱號；１９９９年１０月，金在萬又被授予“ 全國愛心獻功臣標兵”榮譽稱號。（完）

伏擊美軍捉“舌頭”

第一枚軍功章的故事

　　“軍功章裏凝聚了鮮血和生命” 

　　提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獲得第一枚軍功章的經歷，劉佐才的眼眶有些濕潤，回憶起戰鬥在無名高地的點點滴滴，又勾起了他對犧牲戰友的深切懷念，說到動情處老人不禁淚流滿面。 

　　無名高地又稱“老禿山”，那裏沒有樹木，甚至連塊拳頭大小的石頭都沒有。但這塊陣地卻是敵人向北進犯的必經之路，是敵我雙方爭奪的焦點。由於攻防雙方的武器裝備相差懸殊，陣地上時常出現敵我拉鋸戰的局面。 

　　1952年7月中旬，無名高地被敵人佔據後，志願軍連續兩次攻打未果。經偵察，敵人已在山上構築了堅固的工事，妄圖長期據守。決不能讓敵人的陰謀得逞！團裏命令一連、九連和警衛連奪回無名高地，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強攻，陣地終於回到了我軍手中。接著，我們所在的七連被派去接替守備任務。 

　　7月21日，輪到我們四班守陣地，山上一整天無事。傍晚時下起了小雨，沙沙的雨聲使高地上顯得更加安靜。我感到這是大戰前的預兆，就叫大家趕緊休息，做好迎接戰鬥的準備。我們暗下決心：人在山在，山丟人亡。 

　　晚上10點鐘左右，小雨仍不停地下，四周一片漆黑。突然，我聽到離山洞10 多米遠的地方有槍械碰到石頭的聲響，是敵人利用東北角立陡的地勢向我陣地偷襲來了！我輕輕地走過去，向響聲方向扔了兩枚手榴彈，借著手榴彈爆炸的火光，我看見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敵軍。 

　　被手榴彈爆炸聲驚醒的全班戰士立即沖出山洞，撲向各自戰位。機槍、衝鋒槍猛烈地向敵人射擊，手榴彈一個接著一個地向敵人飛去。受到阻擊的敵人放棄了正面進攻，向兩側退了下去，想從側後方再次偷襲過來。發現這個情況，我趕緊帶了5名同志順交通壕繞到側後進入工事，正好和後方上來的敵人遭遇，又是一場激戰。半個多小時後，敵人仗著人多突破了我前沿陣地。由於當時漆黑一片，敵人並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為了迷惑敵人，我帶著幾名同志悄悄繞到敵人中間，使勁把手榴彈往山上扔。敵人亂作一團。無名高地仍然控制在我們四班手中，但這時班裏就剩下5名同志了。趁戰鬥間隙，我簡要作了個動員：“同志們，情況緊急，陣地是其他連隊的戰友用鮮血和生命奪來的，不能丟掉，只要有一個人在，就要死守陣地。” 

　　20多分鐘後，敵人又發起了進攻。炮火猛烈地轟擊著我們的工事，硝煙和塵土包圍了我們，交通壕也被炸平了一半。我們奮力還擊，但時間不長，彈藥就要用完了。我去坑道搬手榴彈，突然覺得頭上粘乎乎的，用手揩了一把，全是血，接著我昏迷在交通壕裏。等我蘇醒過來，隱約聽到副班長倪祥明猛喊一聲：“敵人又上來了！”倪祥明和周元德拿起手榴彈沖了出去，我想沖出去，但身子像被鉛塊墜住似的，一點兒也動彈不了。幾乎是同一時間，洞口響起了高昂的喊聲： “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接著就是“轟”的一聲巨響，我意識到兩位戰友與敵人同歸於盡了。 

　　後來，山頭什麼聲音也沒有了，我掙扎著爬到洞口，負傷的戰友也一個個抓起了手榴彈，只要敵人沖進來，我們就與他們拼到底。直到天亮，敵人再也沒有敢接近洞口。天亮後，反擊部隊上來了，清脆嘹亮的衝鋒號聲淹沒了敵人的嚎叫聲，敵人一個加強營的兵力被我軍全部殲滅。 

　　這是我在朝鮮戰場上得到第一枚軍功章的經過。當然，軍功章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它的本身，因為它上面凝聚了戰友們的鮮血和生命，也留給後人一種永恆的精神…… 

　　送炮送來的軍功章 

　　當採訪徐惠民老人的時候，老人竟不知從何講起，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太普通了，什麼也沒有做。……我的第一枚軍功章來得比較容易，比起別人，‘含金量’真是太低了。” 

　　1951年初，敵人向我軍發起了攻勢，第四次戰役就此打響，此次戰役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突圍出來的砥平裏之敵也陷入了我軍重兵包圍之中。然而緊接著我軍幾次進攻均未奏效，敵人不但堅守未動，而且用一支步坦聯合先遣部隊衝破了我軍的包圍，與砥平裏的守敵會合。敵軍摸准了我軍糧食、彈藥只夠維持一周的規律，瘋狂地向我軍反撲。 

　　為了加強步兵防禦，師裏決定派炮兵支援。當時炮兵連屬師裏直接指揮，而步兵團卻在幾十裏之外，要支援的話，先得想辦法將炮運到步兵團指揮所。 

　　當時我在師裏任炮兵參謀，記得那天剛剛下完一場大雪，正準備吃晚飯，師長把我叫去了：“交給你一個艱巨的任務，帶領炮兵連在明日黎明之前將8門山炮運送到步兵團指揮所。”步兵團指揮所與師部隔著5座山，相距10公里。這一路草木叢生，再加上厚厚的積雪，別說還抬著炮，就是徒步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軍令如山，我沒有多想就接受了任務。 

　　晚上10點多鐘，我帶領炮兵連的150多人從師指揮所出發了。山炮特別笨重，必須將它分解為炮管、炮架、炮輪等部件，每個部件至少得由3名戰士來抬，就這樣還是比較費勁，更何況又是爬山。由於剛剛下完雪，一步一滑，摔跤也是很平常的事。然而，戰士們的情緒高昂，積極性很高，面對困難，沒有任何人退卻。 

　　手裏沒有地圖，只能靠指北針定方向。大約翻過了一座山，指北針的針頭不知什麼原因突然不動了，修了好長時間也沒有修好。不能耽誤太多的時間，因為黎明之前到達不了目的地，就要耽誤大事了！為了避免部隊少走彎路，在與連長、指導員商量之後，我帶著幾名戰士先行，確定行軍路線，然後在拐角處留下標誌或派一名戰士引導部隊前進。沒有任何指示物，我只能依靠自然特徵來判斷方向：當時正刮著西北風，而我們是向東南方向走的，只要逆風而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偏差；但風向有時也會改變，我便參照北極星，憑著感覺往前走。晚上沒有吃飯，我又餓又渴，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完成任務。 

　　下第三座山時，已是半夜兩點多鐘，一隻熊擋住了我們的去路。絕對不能開槍，那樣很容易暴露目標，唯一的辦法就是趁著熊還沒有發現我們趕快改道。我命令其他幾名戰士小聲轉移，順山路繞道而行，雖然遠了點，但確保了時間和安全。 

　　翻過了第五座山，就要到步兵團指揮所了，可是確定指揮所的具體方位又是個大難題：因為為了防止敵人發現，指揮所一向設在特別隱蔽的地方。我先後派出4名戰士，終於得到一個喜人的消息：發現了電話線。電話線不是連著指揮所的嗎？沿著電話線我們很快就找到了團指揮所。看看表，才是淩晨四點多，比預定的時間提前了3個多小時，而且一路上沒有發生一點意外。 

　　炮送到了，選擇陣地的事兒也隨即落到了我這個炮兵參謀的頭上。要是把炮放在山的正面，很容易被敵人發現；放在山的背面，又不能發現敵人，炮彈就打不出去了。我根據平時所學的知識，決定把炮放在山的鞍部，從而達到“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建議很快得到了步兵團長的支持。然而正值冬日，又在山上，土質比較硬，構築工事很費事，只能將炮放在凹處。天亮後，向敵人發起攻擊時，山炮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炸毀敵人坦克數輛，使他們的死傷很大，我也因此得到了上級的表彰，被記三等功一次。 

　　“軍功章每個戰友都有份” 

　　陸弼秀老人很健談，回憶起朝鮮戰場上的經歷，他總是滔滔不絕，而對自己的故事卻不願多提。“我的故事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比起那些犧牲了的戰友，我太渺小了，我覺得應當更多地紀念和宣揚他們。”“其實我第一枚軍功章每個戰友都有份。” 

　　1952年6月，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人時常利用飛機襲擊我軍陣地。“把這些討厭的蒼蠅打下來”，團裏命令高機連立即進入陣地，參加戰鬥。 

　　我當時是高機連連長，在雲山反擊戰中身上多處負傷，剛剛走出醫院就投入了戰鬥。第一次交手，高機連就打下了一架敵機，但由於沒有經驗，隱蔽措施不夠完善，我方也有少量傷亡。接受第一次的教訓，我們合理地將全連的三個排分散佈置在三個陣地，構築工事，挖好掩體，在接下來的幾次戰鬥中，我們創造出擊落敵機14架，連裏無一人傷亡的戰績，受到了上級的表彰。 

　　那時我們的高射機槍數量少，而且比較陳舊、容易損壞，更無配件。機槍最容易損壞的就是“撞針”，平常只要打上100多發子彈，撞針就會壞。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換撞針，可又到哪里去弄呢？我找來了幾名戰士讓大家出謀劃策，戰士們你一言我一語：“根據實際條件，還是自己動手做。”“製作撞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它不僅做工要求高，長一點不行，短一點也不行，而且表面還要光滑。製作撞針的材料和工具又到哪里找呢？”也有不少戰士提出了異議。“可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機槍一個個成為廢鐵呀，不管怎麼樣，都要試一試。”我不是沒有考慮到可能遇到困難，但這是唯一的辦法了。 

　　我們讓人從後方捎來了手鋸、銼子和砂紙，從陣地上撿來了炮彈皮，用焦炭燒，燒紅後用鐵錘錘成大針的形狀，再鋸成撞針的長短，用銼銼、用砂紙打磨。我的胳膊在雲山戰役中受過傷，長時間的單一動作，使胳膊一陣陣酸痛。我的腰部也受過傷，坐的時間一長，就不能動彈了。萬事開頭難，磕磕碰碰是難免的，幾天下來，手上滿是傷口。功夫不負有心人，多次失敗後終於換來了第一次的成功：經過錘、銼、磨，一個大拇指粗、10釐米左右長的撞針做成了。將撞針裝進高機拿到戰場上一試，還真好使。之後，戰士們都主動請戰，要求利用休息時間製作撞針，一時間陣地上除了打仗的時間都在製作撞針。 

　　沒過幾天，我發現大多數的撞針使用壽命不長，基本上都在百發子彈左右，有的還不到100發，能否讓它的使用壽命再增長一點呢？於是，我就琢磨開了，每次製作撞針過程中我都仔細觀察，比較每一個細節。一次，在用焦炭燒彈皮時，刮來一陣風，火苗頓時由紅變綠。紅綠兩種火苗的溫度不一樣，火候不同會不會影響撞針使用壽命的長短呢？我決定試一試。結果發現，壽命大不一樣，在綠色火苗上燒成的撞針能打上400多發子彈，原來學問全在掌握火候之中。我又一次又一次地試驗，使得我們制做的撞針的壽命達到了800發子彈以上。 

　　這一發明很快就被上級機關得知，並加以推廣。這年7月，我接到了上級的命令：從朝鮮戰場趕回瀋陽，到一家彈簧廠做了10多箱撞針，軍裏幾百架高射機槍也很快配備了我們做的撞針，師裏因此給我記三等功一次。 （丁　勇　楊軍強　王宗仁） 

（《中國國防報》 2000-10-13） 

劉德源：用美造攝影機紀錄戰爭

　　1946年到1950年，做為戰地電影攝影師，劉德源一直跟隨先頭部隊從遼沈戰場一直拍攝到解放海南島。1950年7月，他奉命回到北京，奔赴朝鮮戰場，開始用他手中的攝影機紀錄抗美援朝戰爭中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 

　　他帶領兩名助理蘇中義、孫樹跟著某團日夜行軍，除了和戰士一樣背著槍支、背包、水、乾糧之外，身上還背著攝影機和三千英尺膠片。腳下走的是沒路的路，過大同江時，水已結了薄冰，沒有橋，只能涉水過江。 

　　“戰鬥打響後，戰士們像山洪暴發一樣從公路兩邊的山上沖下來，公路上擠滿了敵人的坦克，裝甲車、大炮和十輪卡。我一邊隨著戰士們向下沖，一邊舉起手裏的電影攝影機，把志願軍勇士們衝鋒殺敵的壯觀場面拍攝下來。我還向戰士們高喊：‘我們給大家拍電影來啦！’因為近戰，敵人的重武器全使不上勁，大量的敵人成了俘虜，這一仗連美國第一騎兵師在內，除少數漏網，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捉，我們一下殲滅和俘虜三萬多敵人！真是一次扭轉朝鮮戰局的偉大的勝利。”說起戰場上的情景，劉德源老人總是神采奕奕。 

　　第二次戰役12月2日結束，劉老立刻趕回國內，把拍好的膠片洗出來，剪接成一本片子，名字叫《朝鮮西線大捷》，讓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這一場偉大勝利。他不僅親自參加了那次打破“美軍不可戰勝”神話的戰役，還親手把中朝人民軍隊打敗美軍的歷史場面拍到了膠片上。有趣的是，志願軍勇士們是用繳獲的美制武器打敗美國佬的，而他用來拍攝打敗美軍的攝影機正好也是一台美國造的“埃姆”攝影機，他拍三個舉手投降的美國兵的照片時用的相機正好也是一台美國造相機，連當時用的膠片和膠捲也是美國造的柯達片！用美國攝影機拍下美軍慘敗的情景。老人說：“每當我回憶起當年的那一段經歷，都會激動不已……” （孫建三 ）

（《解放軍報》 2000-10-20） 

晝夜急行百餘裏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下午5點多鐘，部隊接到了過江作戰的命令。我當時在志願軍113師337團紅三連當指導員，我們連的任務是作為軍和師的前衛連先行過江。” 

　　10月10日下午，當筆者在某集團軍幹休所採訪志願軍老戰士彭樹禎時，老人的目光透過天空飄著的迷蒙細雨，仿佛又看到了那天晚上渡江滾滾急進的志願軍鐵流…… 

　　我們連是步行過江的，過江地點選在鴨綠江的輯安段。這裏江面不寬，水流平緩，過江的橋在水面下，江水從橋面上漫過，當地人叫它“水漫橋”。我們來到橋前時，天已經完全變黑了，那天月光還非常暗，隔開幾步模模糊糊就看不清人了。我們來到江邊一句話不說，我和連長帶頭脫下鞋襪，卷起褲腿，抬腳就往冰冷的江水中踩去，後面的戰士們跟著也下了水。過江時大家誰也不說話，畢竟是第一次出國作戰，大家的心情都有點激動，黑夜中只看到大家左臂上紮著的白毛巾一晃一晃的，只聽到戰士們嘩啦嘩啦的趟水聲和馱彈藥的騾馬打鼻聲。 

　　過江後我們稍作調整便向南急進，到後半夜2點鐘時，營長和教導員坐著車趕過來，連車都沒有下，站在車上就對我們說：“任務有變化，你們連現在向熙川方向前進，包抄南朝鮮第8師，速度要快！從現在開始，只要後面過來汽車，你們攔住就上，要堅決勇猛地往前插！”說完開著車急匆匆地往前先走了。 

　　我們不敢怠慢，隨後在路邊攔了5輛車，全連200多人跳上車，像黑夜裏刺向敵人的一把尖刀，在朝鮮的山路上一路顛簸著向前急奔。當我們來到一個岔路口時，一條路向南，一條路向東，司機不知該往哪了。我和連長張友喜商量，張連長把手一揮說：“那還用說，我們是來打仗的，往南！南面有敵人，往東是友軍方向。” 

　　這一夜，我們估計走了七八十裏路。天亮時已找不到走在前面的營首長了，和上級也失去了聯繫，空蕩蕩的山谷裏看不到一個人，只隱隱約約聽到遠方傳來槍炮聲，頭頂上也時不時地飛來美軍的偵察機。部隊繼續向南疾行，很快就投入到激烈的戰鬥中去了。在整個抗美援朝期間，侵略者屢屢嘗到紅三連鐵拳的滋味，紅三連也因為敢打敢拼，屢立大功，被志願軍總部授予“特等功臣二級英雄連 ”稱號。 （曉偉　郝先維）

（《解放軍報》 2000-10-19） 

我為朝鮮戰友包傷口

　　74歲的老人李一行，在抗美援朝時任志願軍第39軍115師344團一營衛生所醫生。他參加了多次戰役和陣地守衛戰，獲朝鮮三級國旗勳章。如今老人儘管步履蹣跚，但看上去精神矍鑠。他十分動情地講起那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子。 

　　南北短，東西長，靠城西有一條貫穿南北的大公路的雲山，是朝鮮一個郡政府的所在地，它交通便利，是一個戰略要地。李一行所在一營出發前受領的任務，就是要行軍到雲山城後面，堵住雲山之敵的退路。接到命令後，部隊近乎小跑般向前急奔。李一行肩上挎著紅十字包，背著夾板，領著衛生員緊緊地貼在營部後面。他回憶說： 

　　大家只顧埋頭走路，耳邊除了唰、唰的腳步聲外，誰也不說話。突然前面傳來嘈雜之聲，我順著聲音借月光望去，只見一群朝鮮人民軍戰士從前面湧了過來，與我們的部隊擦肩而過時，一個人民軍戰士朝著我喊了起來。從急促的聲音裏，我能感覺到他很著急，但聽不懂他說什麼。情急之中，他一把就拽住了我肩上的紅十字包。從他的這個動作裏，我知道他是需要藥品。正在這時，營部的聯絡員趕了過來，經他翻譯，我才知道這名戰士的胳膊被美軍的炮彈彈片劃了一道口子，傷口還未包紮，凝固的血跡都把衣服粘在了皮膚上。 

　　看到這種情形，我二話沒說，連忙拉著他走出隊伍，借著月光，我使勁睜大眼睛，細細查看了他的傷口，然後用酒精棉給他擦了傷口周圍的血跡，並給他上了藥包紮好。此時，這位朝鮮人民軍戰士緊緊握住我的手，用力使勁地搖了搖，然後迅速朝著遠去的部隊追趕。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為“同志加兄弟”的朝鮮人民軍戰士包紮傷口，儘管他說的話我一句沒聽懂，但從他浸滿淚水的目光中，我能真切地感受，朝鮮人民軍對中國軍人、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寄予的無限信任、感激和友愛之情，這不僅鼓勵我英勇殺敵、毫不猶豫地為保衛朝鮮人民的生命財產流血流汗，而且讓我堅信，中朝用真情和鮮血結下的偉大友誼，永遠牢不可破。（杜善國 王宗仁）

（《解放軍報》 2000-10-19） 

初踏征途遇生死

　　“我是1949年北平解放時從大學入伍的，在志願軍第38軍政治部當青年幹事，地道的學生兵，沒經過嚴酷的戰爭考驗。我記得過鴨綠江那天上午，軍政治部搞戰前動員，政治部主任吳岱提了兩個很尖銳的問題讓大家來討論：一個是‘我們為什麼要抗美援朝？’一個是‘你怎樣對待生與死問題？’我覺得第二個問題離我很遙遠，我發言說：朝鮮地方那麼大，我們過去那麼多人，炸彈怎麼就會落到我頭上來呢。這句話引得機關的一些老同志直笑我。” 

　　因為長期從事軍史編纂工作，年過70歲的志願軍老戰士李淼生談起50年前的往事來依然思路清晰，繪聲繪色。 

　　軍政治部過鴨綠江時，分乘8輛蘇制嘎斯－51大卡車。我們要過的是座鐵路橋，橋面是在鐵軌的枕木間再墊上一些枕木鋪成的，而且橋面距水面僅一米左右。由於有一定危險，一位40多歲的老司機先把自己的車開過去，爾後又一輛一輛地把其他車安全開過江。當我們的車都平安地過完江時天已大亮，一架美軍的F－8 4轟炸機發現了我們的過江行動，哼哼唧唧地扔下幾顆炸彈，江面上當即漂起一大片白花花的魚，隨後又朝著我們的車隊方向打了一串子彈，擊中我附近的一台車起火爆炸，車上的幾名同志壯烈犧牲。第一次這樣面對血淋淋的嚴酷現實，我的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後來我又聽說過江第一天我們軍還發生了一起車禍，作戰處長、通信處長和幾名參謀也犧牲了，我更感到戰爭是如此地殘酷和現實，心裏不由得萬分緊張。但當我看到其他同志鎮定自若的神情時，我又不由得為自己的緊張不好意思了，尤其是當我第一天有過兩次挨轟炸的經驗後，膽量也變得大了起來，甚至在轟炸後從地上爬起來時，也學著老同志的樣子，拍拍身上的土開句玩笑說：“美帝國主義的飛機也不過如此嗎。” （史進　楊吉慶）

（《解放軍報》 2000-10-19）

在硝煙中的“和平手冊”

　　1951年6月21日，時任26軍後勤部醫院分院院長的宋福慶隨部隊來到我國東北的安東（今丹東市），準備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在安東的一個小鎮上，他買了一個日記本，本子的封面和扉頁上都印有“和平手冊”的字樣。入朝後，宋福慶用這個日記本記錄了自己在朝鮮三年零三個月的戰鬥生活。或許，連宋福慶自己都沒想到，這本日記日後會成為中朝軍民浴血奮戰打敗侵略者的一個歷史見證。經宋福慶老人同意，我們摘錄了其中的幾篇日記，以再現那段難忘的歲月。 

　　艱苦行軍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　　星期日　晴 

　　昨晚經過五十裏行軍，到達楊德附近。這裏是一個火車站，來往的汽車和部隊很多，公路上很擁擠，“戰時交通警”在不停地指揮著車輛和行人。敵人的飛機十幾分鐘甚至幾分鐘就來盤旋一次，哨兵不時鳴槍示警，汽車燈光把公路照得通亮，警報槍聲一響便立即全部熄滅。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我們只好跑步前進，相互之間跟得緊緊的，生怕失去聯絡。天還沒亮，我們在一個小山溝裏安下營來。在這深山裏除了一片松樹和杉樹外，什麼都看不見。天還很黑，敵機在周圍不斷地掃射，我們選好地形，挖好簡便的防空工事，暫時休息了一下。天剛亮，我便組織大家建造自己的房子———一種用雨布搭起來的小帳篷。大家勞動了幾個小時，一直到11點多鐘才吃早飯。 

　　晚上，通訊員送來了報紙，我打著手電筒，用棉被掩住燈光，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下去，板門店停戰談判已初步達成協定，其中最後一項是“建議各國政府另召開高一級的代表會議，討論關於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問題”，可以斷言，美帝國主義是不會有和談誠意的。以前的教訓也告訴我們：和平是打出來的，同敵人講道理，那只是“宋襄公式”的愚蠢，是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雨 

　　我們趁著雨天於20日16點出發，一路上雨不停地下著，就在這樣的雨天，我們還不時地聽到敵機聲。……再向前，道路越來越難走，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為了防止掉隊，前後的每一個同志都不停地輕聲打著招呼，可是由於路滑，而且被雨水沖得凹凸不平，儘管大家小心翼翼，一路上還是跌了不少跟頭。大約走了四五十裏，翻過一座大山，山路更是不平，每個人都盡力地保護著背上的裝備物資，特別是藥材和糧食，絕不能被雨水浸濕。這樣走了近12個小時，到淩晨4點，我們的衣服全都濕透了，渾身凍得直發抖，大家都是又餓又累。這時來到一個小村莊，村裏除了一間沒了頂的小房子什麼也沒有，我們四十多個人都擠在裏邊，大家只好坐在地上避避風雨，可是因為擁擠，雖然很疲勞卻一點也睡不著。這時我感到腳有點痛，脫下鞋來一看，磨破了一大塊，在緊張的行軍過程中，也沒有覺得疼。 

　　隊伍休息時，炊事班的同志打算生火做飯，誰知在雨天裏找不到一根乾柴。 11點上級來了命令要我們12點準時出發，結果，我們只吃了點炒麵，喝了些雨水，又立即出發了。 

　　戰地救護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　　星期二　晴 

　　今天上午，我隨同楊醫生帶領的繃帶小組檢查了部分傷患的病情。病室裏熱鬧得很，傷患們談論著前線的形勢，個個精神都非常振奮。我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徵求他們的意見，問他們有什麼困難，他們卻回答：“現在出國作戰，不像在國內那樣便利，可是我們在這兒吃得飽，醫生護士夜以繼日地為我們忙碌著，我們除了關心什麼時候能上前線去殺敵，什麼困難也沒有。” 

　　有部分傷患向我提出意見，說給他們換藥的次數太少了，其中有個叫孟祥林的傷患，竟向我發起脾氣來。我理解他們此時此刻的心情，他們現在恨不得把自己的傷一下就治好，儘快到前線去殺敵，這種迫切的願望我是很能理解的。針對這種情況，我向他們講明瞭傷口癒合的客觀規律，如果換藥太勤，會由於反復刺激和破壞新生肉芽組織，反而對傷口治療不利，會延長治療時間。我首先表揚了大家高昂的戰鬥熱情，這是一個革命戰士高尚的令人敬佩的品德。但現在的任務應該是積極配合醫護人員的工作，使自己的傷早日痊癒。通過這些解釋和鼓勵，他們不但消除了意見，而且主動向醫護人員道歉，並表示以後一定服從治療。同時，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不但要治好傷患的傷，而且還應該做好他們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 

　　到目前為止，我們醫療所已經接收了1200名傷患，人員眾多，病室緊張，我們許多醫護人員就把他們的宿舍騰出來給傷患們住，這種階級友誼在這殘酷的戰場顯得彌足珍貴。我把傷患們分成三個隊，每個隊由兩名醫生和醫助負責。這兩名醫生和醫助就擔負著二三百傷患的治療，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從早到晚，甚至整夜都得不到休息，但是他們從未叫過一句苦喊過一聲累。在國內的時候，我們都讀過《紀念白求恩》，毛主席在文章中說得很清楚，要學習白求恩那種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要像白求恩那樣發揚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我們不正是為了朝鮮人民的解放事業而遠離祖國同朝鮮人民並肩戰鬥的嗎？因此，大家工作起來始終是任勞任怨，克服了種種困難，想方設法完成收容、醫療任務。 

　　中朝情深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下午，我正在檢查傷患們的病情，一位朝鮮阿媽妮走了進來，她手裏拿著一個洗衣盆和一根棒槌，一邊說朝鮮話一邊向我們打著手勢，過了好半天，我們才弄明白她的來意。原來，她是來替傷患們洗衣服的。雖然我們再三謝絕，但最後她還是拿著一些傷患血跡斑斑的衣服，高高興興地走了。這件事情充分體現了朝鮮人民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熱愛。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 

　　剛吃過早飯，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又在我們住地的東面掃射和轟炸了一陣。不到12點，手術組的護士來報告，說有個老鄉被敵機炸傷了。我立即跑去，剛到手術室門口，只見一個四十來歲的朝鮮男子全身血跡斑斑，躺在車上痛苦地呻吟著，他的左腿已經沒有了，右腿也只有一點連著。他臉色蒼白，使勁睜開眼睛望著我們，那眼神中充滿著對生命的熱愛和對生存的渴望。可是我們明白，無論如何，他這兩條腿是保不住了，問題在於能不能搶救他的生命。 

　　兩個手術組的同志同時在他的兩條腿上展開了緊張的“戰鬥”，進行戰地截肢修補術。但最終因失血過多，他還是在手術後不到兩小時就犧牲了。他妻子的右腿也被炸傷了，背上背著一個月大的小孩，在一邊哭個不停。聽田醫生說，兩個小時前還來了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腦袋被炸壞了。這兩家的悲慘遭遇，立即激起了同志們無比的憤怒。雖然我們聽不懂她們說的話，但她們的哭聲就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我讓聯絡員安慰了她們一番，並向她們表示：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定會替你們報仇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 

　　昨天，當地政府派來了一支由42名朝鮮姑娘組成的小分隊支援我們工作。她們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6歲，最大的也不過20歲，可她們卻勇敢地來到條件艱苦環境惡劣的戰場同我們並肩戰鬥。由於她們和我們語言不通，在一起工作很不方便，只能用手勢交流。來到醫療所後，這些姑娘便主動請戰，擔任護理工作。她們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給志願軍傷患們喂水餵飯、洗衣擦身，照顧得無微不至。工作之餘，她們還為傷患唱歌跳舞。 

　　今天清晨，天已大亮了，空中突然出現了十幾架敵機，我們立即採取了防空措施。恰在這時，載著199名傷患的八輛汽車也到了，他們是經過大半夜的顛簸才趕到醫療所的。很快敵機發現了停車場，十多架“油挑子”在空中轉了兩圈就向停車場俯衝下來，頃刻間，爆炸聲、機槍聲響成了一片。我立刻組織全所人員全力以赴搶救傷患。 

　　這時兩名朝鮮姑娘手疾眼快，飛也似地躍上一輛汽車，迅速將傷患搬下車來，轉遞給其他同志。最後她們又抬起一副擔架，躲開敵機的襲擊，迅速向山溝奔去。十分鐘後，她們抬著那位傷患脫離了危險地域。與此同時，幾十名朝鮮姑娘協助醫護人員，經過緊張激烈的戰鬥，粉碎了敵人的又一次空襲，199名傷患全都安全地轉移到了隱蔽地域。在這次戰鬥中，朝鮮姑娘不怕犧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這也體現了中朝人民是一家，我們和朝鮮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難的階級兄弟。 

　　如今，宋福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然而那戰火紛飛中艱苦的戰地生活，那些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蹟以及在那個特殊年代中中朝人民建立起來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友誼，卻隨著時間的推移永遠地沉澱在了老人的記憶之中。回首那段難忘的戰爭歲月，老人深有感觸地對我們說：“戰爭是殘酷的。願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都不要忘記那段殘酷的歲月和那些為了和平事業而英勇獻身的人們，願中朝人民的友誼代代相傳，永世長存！” （薛永勝、閻肅、曹愛文整理）　 

（《中國國防報》  2000-10-20） 

鴨綠江上靜悄悄
 

 　“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你們從電影、紀錄片上看到的志願軍過鴨綠江，都是這樣令人熱血沸騰的畫面，但實際上，我們作為首批入朝的部隊，當時都是秘密過的鴨綠江。”10月10日，77歲的志願軍特等功臣，二級英模徐恒祿，向筆者回憶起50年前激動人心的一幕。 

　　1950年10月19日下午2點多鐘，我們接到入朝作戰命令。因為是秘密入朝作戰，接到命令後，按照上級要求，我們把個人物品，包括日記本、紀念章、獎章等，只要是有漢字的都統統打包，交留守處保管，然後大家互相幫助，把剛發下來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胸章釘好。接著，大家分頭行動，烤白麵大餅。按規定每個人要帶足3天乾糧，4天生糧。當時連隊給每個人發3斤白麵，這可把炊事班和房東們忙壞了，整整一下午，我們宿營所在的村子裏到處都響著啪啪啪烙大餅的聲音，那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 

　　天快黑時，我們步行到達輯安車站。只見車站上兵士成海，兵器成河，一派大戰前特有的緊張氣氛。兄弟部隊熟悉的戰友老鄉見了面，來不及打招呼，遠遠地招招手就匆匆登車，他們有不少從此一招手可能就是永別了，但當時大家除了有點緊張外，並沒有多愁善感。上車後時間不長，火車就出發了。由於按照要求不准大家在車上唱歌，跨過鴨綠江時靜悄悄的。 （史小威　張本奎）

（《解放軍報》 200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