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

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 林元和

■歷史證明，中共三大開創的統一戰線不但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重要法寶，至今仍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

■中共三大前後，廣州成為了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為工農運動中心和北伐戰爭的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譜寫了廣州歷史上輝煌的一頁。

■中共三大和中共三大前後廣州的輝煌歷史，將激勵廣州人民繼續走在時代前列，爭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為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而努力奮鬥。

　　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思想，結合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正確地確定了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的形成，是我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黨的歷史上在廣州召開的唯一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本文擬從中共三大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發展進程中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以及在廣州近現代革命史上的歷史地位與深遠影響三個方面談一下自己對黨的三大的幾點粗淺認識。

　　首先，從中國革命進程的角度看，中共三大是大革命的開端，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並推動了工農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

　　按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1923年6月至1927年6月，是“國民革命”(或稱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最早見之於1906年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是與此前的“英雄革命”相對而言的，是孫中山對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表達。共產黨人接過這一口號，在中共三大上正式提出了“國民革命”的口號，並賦予新的含義，科學地闡述了國民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步驟和前途，反映了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共同進行革命的意志和願望，在大革命浪潮中發揮了喚起並團結民眾的重大作用。

　　在中共三大後，中國共產黨即全力投身到國民革命的偉大實踐中，並參與了對國民革命的領導。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會上，中共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7名中共黨員當選為候補委員。會後，在國民黨中央党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由此，中國共產黨也獲得參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合法機制。共產黨員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內工作，並與國民黨左派密切配合，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並把國民革命從廣東推向全國。

　　中共三大關於職工、農民、青年、婦女方面的決議案，都要求配合“國民運動”。大會決議的貫徹，形成群眾運動與國民革命交相輝映的良性互動局面。

　　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北洋軍閥吳佩孚血腥鎮壓後，中國工人運動進入低潮。中共三大調整工人運動策略，在“黨綱草案”中提出了8項“工人利益的特別要求”，內容相當廣泛。三大之後，工人運動逐漸走出低谷。1924年7月，在中共廣東區委的直接領導下，廣州沙面數千工人進行政治大罷工，取得了鬥爭的勝利，揭開了中國工人運動復蘇的序幕。

　　中共三大非常重視工會的組織和統一,並明確提出“須努力促成全國總工會之獨立的組織，從事經濟的及政治的爭鬥”。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會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廣州，在上海、漢口等地設立辦事處。從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全國統一的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廣州成為大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第二次勞動大會結束不久，帝國主義在上海製造“五卅慘案”。在党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全國規模的反帝運動形成高潮。在廣州，中華全國總工會直接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余萬，堅持時間長達16個月。有力地配合了統一廣東的鬥爭和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行。

　　中共三大關注農民問題，通過了黨的第一個《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大會之後，中央及其領導人繼續探索農民問題。1923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畫決議案》肯定“農民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是最大的動力”，並制定了“運動之策略”。三大前後，黨對於中國國情和農民運動的重要性有了較為準確的判斷，對如何開展農民運動作出了安排，並亮出了代表廣大農民根本利益的立場與政策。中共三大對農民問題的討論及形成的理論成果，促進了農民運動的發展。1924年6月，根據我黨的提議，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從1924年到1926年，先後舉辦了六屆，為全國20個省區培育骨幹近800名。其中由毛澤東擔任所長的第六屆，是人數最多、也最有影響的一屆。在農講所的示範和帶動下，農民運動也從廣東向全國推廣。隨著農講所學員畢業回鄉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國農民運動形成了全國性高潮。

　　中共三大把青年運動作為“本黨重要工作之一”，並通過了《關於青年運動的決議案》，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應根據本黨第三次大會關於國民運動與國民黨之議決案極力參加國民運動”，“引導青年學生到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在中共三大召開之前，1922年5月5日至10日，在廣州召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綱領、章程等6個決議案，選舉產生了團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次大會宣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成為中國青年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廣州也因此而載入中國青年運動發展的史冊。在黨、團組織的指導下，全國各省市都有學生聯合會在活動。各地學聯發動青年學生積極參加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國民會議運動，掀起學生運動高潮。

　　中共三大還通過了《婦女運動決議案》，明確提出建立婦女統一戰線的方針。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成立中央婦女部、廣東省婦女支部，著名國民黨左派何香凝任部長。不久，中共廣東區委也成立婦女部，鄧穎超擔任部長和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婦女部秘書。1924年3月8日，廣州地區的婦女群眾在廣州第一公園召開了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開創了中國婦女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先河。1926年9月，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在廣州開辦了婦女運動講習所，何香凝任所長，蔡暢任教務主任；國民黨廣東省婦女部也舉辦了婦女運動訓練所，鄧穎超任所長，陳鐵軍主持日常工作。婦運所的舉辦，推動了全國婦女運動的開展。

　其次，從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發展的角度看，中共三大確立了黨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在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長足進展，並在會後開始了武裝鬥爭的嘗試，黨的“三大法寶”初具雛形。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經歷了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進程。1921年7月，中共一大決定“對現有各政黨，應採取獨立、攻擊、排他的態度”，並不准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提出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但由於共產黨堅持黨外合作方式，不被孫中山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所接受。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中心議題就是實行國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大會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強調“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

　　中共三大之後，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積極推動國民黨改組，使國民黨基本上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成為革命統一戰線組織。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第一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正式建立。這是我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巨大勝利。通過革命統一戰線，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和影響力，增加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之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澤東在談到中共三大開創的以國共合作為組織形式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時說：“中國的革命，從1924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由於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發動了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40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党結成統一戰線的結果。”歷史證明，中共三大開創的統一戰線不但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重要法寶，至今仍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

　　在黨的建設方面，中共三大關於自身建設的很多嘗試，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三大是黨的歷史上相當規範的一次全國黨代會，有幾個“第一”值得我們注意：(1)黨的重要領導人同時出席了中共三大，共商全黨大計，這在中共黨史上還是第一次。作為黨的創始人的“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均未出席一大，且須轉移開會地點；李大釗、毛澤東沒有出席二大。(2)中共三大在完成各項議程後，全體代表到黃花崗烈士墓舉行悼念活動，並由瞿秋白領唱《國際歌》。此後，在閉幕式上奏響《國際歌》的做法，為以後歷屆黨代會和其他重要會議所沿用。(3)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黨中央領導機關的結構、職權分工、工作制度等方面的法規性檔。該“組織法”以黨內單項法規的形式反映出早期黨中央的領導機構和工作程式，都力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辦事，這標誌著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走上了正軌。(4)黨的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增加了“嚴守本黨的一切秘密”的內容；在規範入黨手續方面，第一次增加了候補期，規定“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5）三大通過的《關於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還首次明確規定：“凡黨員之行動帶有政治意義者，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嚴重監督指導之權。黨員迫不得已在政界謀生時，必須請求中央審查決定”。同時，我們黨也開始注意到黨員的思想意識改造和對黨員的教育訓練問題。

　　在武裝鬥爭方面，黨在早期對此認識是不足的，中共三大上並沒有關於軍隊與武裝鬥爭的決議案，還要“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但部分共產黨人已認識到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在實踐方面，我們黨在三大後、四大前，已開始了從事武裝鬥爭的最早嘗試。隨著工農群眾運動的發展，由共產黨掌握的工農武裝應運而生。1924年11月，廣東區委率先成立了軍事運動委員會(軍事部)，周恩來首任書記(部長)。特別是通過黃埔軍校，我們黨培養和鍛煉了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1925年，中共廣東區委在取得孫中山同意之後，從黃埔軍校抽調部分黨、團員作為骨幹，改組大元帥大本營的鐵甲車隊，這支實際上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後來編入由區委直接掌握的“獨立團”(即“葉挺獨立團”)。這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組織革命武裝的最早嘗試，為日後人民軍隊的創建積累了經驗。黃埔軍校軍隊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1927年以後我們黨領導的軍隊，包括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都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

　　再次，從廣州近現代革命史的角度看，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反映了當時廣州在全國革命形勢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為廣州對中國革命作出更大貢獻創造了條件。

　　中共三大作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其作用和影響當然是全國範圍的。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共三大是在廣州召開的，因而它在廣州近現代革命史上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在近代中國，地處南方的廣州，並不算全國的中心區域。中國共產黨將中央機關南遷廣州並在廣州召開三大，是歷史選擇的結果。廣州具有優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它不僅是近代中國先進生產力及其代表階級的主要誕生地之一，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傳播最早的城市之一，而且也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廣東黨組織的出色工作為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創造了條件。

　　1923年中央局遷粵，是黨的工作重心南移的戰略佈局，但客觀上為三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1923年4月中共中央南遷廣州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只有在廣州才有召集黨代會的條件，他說：“我們在廣州有充分的行動自由，而且只能在這裏公開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和勞動大會”。從1923年5月起，中共中央和廣東區委開始籌備中共三大。6月12日到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正式召開。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廣州出版。7月1日，黨的機關刊物《前鋒》(月刊)在廣州創刊，由平民出版社發行。同日，中共中央在廣州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

　　作為在廣州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三大對當時中央所在地廣州的工作非常重視，專門討論了廣東的工作，並作出有針對性的部署。會後，中共廣東區委認真貫徹三大關於國共合作的策略方針，促進了國共合作在廣州的率先實現。國共合作形成後，以廣州為中心，革命力量從四面八方彙集起來，形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並迅速向全國發展。中共四大充分肯定廣東在中國革命格局中的地位，認為“南方政府所在的廣東，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據地，並且已經是無產階級最重要的工作地”。

　　中共三大前後，廣州成為了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為工農運動中心和北伐戰爭的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譜寫了廣州歷史上輝煌的一頁。廣州歷來被譽為“歷史文化名城”，社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