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胳膊是如何致殘的 - 共產黨論壇

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騎馬過延河時，江青嫌周恩來等一些老同志騎的慢，揮鞭讓馬強行從中間跑過，使周恩來的馬受驚，摔傷了右臂。

　　騎馬摔傷蘇聯治病

　　受傷以後，周恩來忍受著劇烈的疼痛步行來到黨校會客室，由中央衛生處派來的醫生做了簡單的包紮，打上了石膏。當時延安的醫療條件很差，儘管做了力所能及的處理，但還是沒有接好。直到8月18日，3位印度大夫再次對周恩來的病情進行了檢查，取下石膏後才發現骨折處的癒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經不能活動，右臂肌肉開始萎縮。儘管進行了按摩和熱敷，右臂仍然無法伸直，只能處於半彎曲狀態。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到蘇聯治療。

　　周恩來於8月27日離開延安，然後乘蔣介石派來的道格拉斯專機去蘭州。

　　周恩來等人在迪化(即烏魯木齊)滯留大約一周左右，後乘蘇聯專機赴蘇。這是他第一次來新疆。當時在新疆的盛世才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正在發生急劇的轉變，他從公開宣佈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轉而對中共採取限制和敵視的政策，特別是他和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當時在新疆的毛澤民亦曾向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寫信反映這些情況。由於抗日戰爭時期新疆成為中共和蘇聯及共產國際聯繫的最重要管道，又處於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盛世才對中共的態度當然具有不尋常的意義，所以，這種情況早已經引起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周恩來在新疆逗留期間，除了會見當地的黨的工作人員外，主要是處理中共和盛世才的關係問題。他認真聽取了陳潭秋和鄧發的報告，瞭解了盛世才的態度和政治動向。雖然當時毛澤民去蘇聯的克裏米亞度假不在烏魯木齊，但是周恩來看到了他關於新疆局勢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另外，他還親自同盛世才進行了4次會談，其中兩次是兩人單獨進行的。通過這些會談基本上瞭解了盛世才的態度和提高了對他的警惕，並開始就我黨在新疆的人員進行了必要的安排和調整。根據現存俄羅斯的有關檔案記載，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以後，他在同共產國際幹部處負責同志的談話中介紹了他和盛世才會談的情況。據說，當時盛世才向周恩來斷然要求中共立即從新疆撤回鄧發，甚至威脅說，如果鄧發在烏魯木齊最好不要讓他看見。在同盛世才的會談中，周恩來答應，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將不再是鄧發，鄧在新疆的任期還有4個月，這期間他將不會和盛世才見面，此後中共和盛世才的談判將由其他人進行。關於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針，周恩來認為，盛世才不允許共產黨人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我們就應該按照他的要求進行我黨的宣傳工作。周恩來還同意致電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鄧發，因為鄧發是政治局委員，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問題都要請示他，盛世才也瞭解這一點。大約就在這以後不久，由季米特洛夫和周恩來兩人共同簽發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指出“鑒於政治局勢讓鄧發離開烏魯木齊。指示他務必不要在烏魯木齊滯留”。周恩來一行在新疆停留後便乘飛機經阿拉木圖飛往莫斯科。

　　周恩來一行順利到達莫斯科後，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任弼時聯繫被蘇聯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宮醫院。

　　頑強毅力接受治療

　　據當時正在蘇聯的師哲回憶說，他被安排給周恩來當翻譯，所以他每天都要到醫院去。當時蘇聯政府安排了許多高明的醫生為他治療，先後進行過3次大的會診，提出兩個治療方案，供周恩來選擇：一個是把肘骨拆開，重新接上。這樣胳膊可以運動自如，但是治療過程太痛苦，而且時間長，當然還要冒手術不成功的風險。二是不開刀，採用按摩治療的方法，這樣做所需的時間短，但是壞處是癒合的效果不會太好。由於國內工作太忙，不允許在國外滯留太久的時間，所以周恩來堅持執行第二個方案。

　　其實，這些回憶並不完全準確，實際上當時蘇聯醫生確實給周恩來做了手術。我們從現存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和研究中心”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鄧穎超1939年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這封信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周恩來在醫院治療的經過。據鄧穎超的信說，手術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宮醫院進行的。這是一次小手術，只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過了一周之後，即25日就已經拆線，經檢查傷口已經全部癒合。從拆線的第二天起就開始新的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復運動技能。按照教授和醫生們的最初估計，他的手臂將可以彎曲45度。經過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療，他的手已經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已經減輕。但是，鄧穎超在信中指出：根據現有的情況可以肯定，儘管以後手的彎曲程度要比預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復將是不可能的，這只手最終將是半殘疾的。1939年12月4日，任弼時和周恩來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周恩來的治療將在12月底結束，大約在1月中旬回去。

　　這種治療過程並不比做手術更輕鬆。治療過程中，有時在注射麻藥後，醫生把他的胳膊強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簡直是痛苦異常，特別是在麻藥失效後，病人疼痛難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是周恩來都以極大的毅力堅持了下來。

　　出院即緊張工作

　　周恩來在醫院總共住了兩個多月，在新年的前幾天出院。1940年元旦的晚上還出席了共產國際舉行的新年聯歡會。出院後，周恩來立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周恩來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報告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1940年1月底，他還在國際執委會的秘密會議上作了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根據他的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了有關決議。二是周恩來分別會見了當時在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三是參加了共產國際監委處理李德問題的工作，這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進行審查的，當時在場作證的有劉亞樓同志。四是看望了當時在那裏的許多中國同志。

　　但是，在我們所見到的諸多著述中都沒有或者很少提及的是，周恩來出院後還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共產國際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幹部問題，分析了中共党的幹部狀況，同時還就有關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同共產國際進行了磋商。在這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於1940年2月8日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問題作了一項決議，無疑這是在中共“七大”召開前，也是共產國際解散之前，共產國際就中共和中國革命問題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之一。

　　在蘇聯期間，周恩來瞭解並解決了陳鬱的問題，把他調回莫斯科，準備帶他一起回國。關於陳鬱的問題，我們在檔案中也發現了他的一份鑒定材料。這份材料這樣寫到：陳鬱，波列沃依，化名李文。1905年生於廣東。1931年到莫斯科，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工作，直到現在。在莫斯科時，“1932年，王明指控陳鬱有反黨反革命活動以及參加組建(羅章龍)第二黨的活動。陳鬱用俄文寫了檢討，承認了對他提出的全部指控。根據1933年中國代表團的提議，停止他在莫斯科步兵學校的學習，並派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參加生產實踐。在那裏他作為技師工作到現在，同黨組織沒有聯繫。陳鬱一案，任何一級黨的機構都沒有調查清楚，而且就針對他的指控也沒有作過任何黨的決議。”周恩來證實他是中共黨員。有關陳鬱的問題，最後的結論是交聯共(布)中央監委審查，而且應有周恩來參加。這份檔案的簽發日期是1940年1月16日。

　　周恩來在蘇聯期間，同任弼時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新中央的人選及一些人員的安排使用問題又重新進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們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則贊同。

　　1940年3月，周恩來等人乘火車從莫斯科到阿拉木圖，然後乘蘇聯專機經烏魯木齊到蘭州。同行的有鄧穎超、蔡暢、陳鬱(偽裝的身份是副官)、師哲(偽裝的身份是秘書)、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即岡野進，化名林哲，偽裝的身份是參謀)、印尼的阿裏阿罕(化名王大才，偽裝的身份是衛士)共9人。為了加強中共和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共產國際還交給他們一部電臺，由周恩來回國時帶回。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時負責，國際還交給任弼時聯絡訊號、電報密碼本，還有小型攝影機等物品。另外，當時共產國際還給中共一些資助。這些東西由任弼時帶在身邊，入境時便放到周恩來的公事包裏，當時他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過境時中蘇雙方都享有豁免權。周恩來一行的飛機在伊寧稍事停留，順利地通過了邊境檢查。到烏魯木齊時，盛世才親自到機場迎接，在這裏總共停留了一個星期左右。在新疆周恩來再次和盛世才進行了談判，接見了中共在當地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到蘭州又停留了三四天后，3月25日到達延安。

　　來源：《文史精華》

李立

樹高千丈，根深葉茂；泉瀉高山，雲水相激。

　　80年代，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十分活躍，各方面工作都在積極開展，鄧穎超就是這一時期開展具體對台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她是第一代領導人和第二代領導人思想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和實踐者。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任命鄧穎超同志為組長，廖承志、羅青長為副組長。1980年元旦，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話時說，“《告臺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所謂的‘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希望臺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於愛國傳統的臺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

　　鄧穎超對對台工作抓得很緊。她出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馬上就在中南海找到一處地方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場所。1980年1月1日，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鄧穎超在會上強調，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黨的重大任務，要動員全黨實現這一重大任務。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台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徵求意見的基礎之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經過反復修改，擬定了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化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並詳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審批。“葉九條”發表後，引起了海內外的震動，體現了我們的博大情懷，也體現了我們對臺灣人民的切實關懷。“葉九條”受到臺灣民眾的普遍歡迎。

　　緊接著，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又是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觸動了民族的深情。這封公開信的撰寫和發表也是在鄧穎超領導之下進行的。1982年7月，鄧穎超看到了蔣經國的一篇悼念父親的文章，文中思鄉之情濃濃。鄧穎超立即召集對台領導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來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公開信。鄧穎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總理當年在張治中給臺灣故舊公開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歸何待”的話；引用了魯迅的著名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

　　鄧穎超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藝術，對於對台工作，鄧穎超高屋建瓴，思慮縝密，她多次指出，統一祖國大業維艱，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於長期的埋頭苦幹，要採取細水長流的辦法，不要斷，然後匯成江河大海；同時要見縫插針，對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時間性都很強，機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針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來了，要有耐心和韌心，埋頭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這些話樸實、形象而又深刻，對指導當前的對台工作都有現實意義。

　　1984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贊成統一就是愛國。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鄧穎超曾說，對台工作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工作。她瞭解到我們對海外宣傳工作力度不夠時，就反復闡述：“我們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內容，我們的同志要學會做宣傳工作。一定要準確地按照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進行闡述，要實事求是，要有針對性，要注重實效。宣傳工作很重要，宣傳你的政策，宣傳你的任務。你的做法要有說服力，要使人家增進對我們的瞭解，宣傳是前哨。見到不同身份的人，我們要跟他談談對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話說一大套。”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鄧穎超在做對台工作時不論接見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強調我們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麼，有什麼疑慮，然後我們才能切實地做解惑釋疑工作，真正做到從關心與關懷台港澳同胞、僑胞的切身利益出發。

　　鄧穎超雖然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大好，在全國人大、中央紀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擔著重要工作。但她對對台工作仍一如既往，盡心盡力，真抓實幹。有一次，她到泰國訪問前，還佈置小組工作，回來後立即檢查。她還擠時間看了不少有關臺灣的書刊，曾經為郵電部的《集郵》雜誌大量銷到臺灣而高興。她對對台辦的同志說：“對台工作遍地是黃金，要到處撿啊！”

　　她曾對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林麗韞說：“對臺灣同胞落實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們要過細檢查。落實一個，影響一家，落實一家，影響一片，務必要善始善終，不要有遺漏。”在她和領導小組的努力推動下，臺灣同胞和去台人員家屬落實政策問題解決得較好，促進了對台工作的開展。

　　鄧穎超對全國台聯會的成立感到很高興，她希望台聯會成為海內外臺胞滿意的“臺胞之家”。她還提出，在國外還有多種多樣的華僑群眾團體，我們應該與他們交往。尤其是老一代僑胞、臺胞，他們都深深地懷有一顆愛國之心，我們要保護他們應有的權利，要聯繫他們，團結他們，廣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鄧穎超接見一位從美國回來的“保釣”的，那人說：我們把過去的朋友丟了。鄧穎超聽後非常重視，請他回美國後，凡是見到“保釣”的朋友們都代她問好，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忘記他們。過去冷淡了他們，現在我們改，請他們回來，歡迎更多的人回來看看。

　　1981年10月8日，鄧穎超接見並宴請了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孫穗芬，黃興的女兒黃德華和蔡鍔將軍的親屬等，賓主回首往事，對辛亥革命表示了誠摯的緬懷之情。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穎超主持會議，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出席了大會，在會上再一次闡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

　　鄧穎超工作繁忙，但只要臺灣同胞訪問團到訪，她都要會見，1983年至1984年，她接見了旅美臺胞醫生團、“臺灣之將來”研討會的海內外學者、菲律賓臺胞團、“亞洲文化研究會”代表團、旅美臺胞工商考察困、第一屆海內外青年臺胞夏令營全體營員等，她總是認真聽取臺胞對統一祖國的意見建議，針對臺胞提出的問題闡述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並以親身經歷，講述國共兩黨合作歷史。

　　1985年，鄧穎超會見居住日本的一批臺灣同胞，他們排除了臺灣當局的干擾來大陸的。他們對鄧穎超說，願為祖國盡力，協助祖國大陸建設。鄧穎超表示，歡迎他們回祖國大陸看看，“百聞不如一見”，還說，不論在哪個國家，居住的臺胞、僑胞，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看看。

　　鄧穎超非常重視兩岸的科學、文化、藝術交流。有一次，臺灣邀請在美國訪問的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去講學，由於兩岸當時沒有來往，鄧穎超認真地交代說，去前要事先得到臺灣當局的正式邀請，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證。而對於一些臺胞或海外臺胞中的文化名人來大陸，鄧穎超總是要擠出時間接見，向他們宣傳我們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她先後接見過楊基振夫婦、陳鼓應教授、晏陽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

　　鄧穎超很善於團結民主黨派成員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一起來做祖國統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學範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鄧穎超囑咐他要為祖國統一大業多出力。朱學范遵照鄧穎超的囑咐，於1981年2月發起並主持召開了對台通郵座談會，並向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遞交了《關於成立對台通郵研究小組的請示報告》，還遞交了具體的工作建議，得到了鄧穎超的嘉許。朱學範在1988年底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鄧穎超專門寫來賀信，信中說，“關於祖國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你和貴党的同志們一定能取得新的發展和新的成績。”

　　1990年11月，是張治中將軍百年誕辰，張治中將軍的後代等自臺灣來闊別42年的祖國大陸，鄧穎超知道後，立即邀請她們到家做客，讚揚張治中將軍為促成國共兩党合作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