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人生中唯一一次正式挎槍

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故居，陳列著一張寫有毛澤東名字的持槍證，編號為“甲字第一號”。

　　這是1949年進城後，按中央首長可以佩槍的規定發給毛澤東的。持槍證“注意”欄中寫明：“本區門衛，檢驗放行。機密證件，隨身攜帶，如有遺失，絕不補發。”

　　實際上，有關部門並沒有給毛澤東配槍，持槍證上的槍證、槍號和子彈這些欄裏都是空白。

　　這是一張有名無實的持槍證。

　　投身革命後，毛澤東原本就沒有想到去摸槍桿子。

　　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0歲的毛澤東曾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35歲的蔣介石則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著名的黃埔軍校校長。

　　仿佛是歷史的有意安排，讓兩個後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一個去抓筆桿子，一個去抓槍桿子。

　　但抓槍桿子的蔣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殘酷而沉痛的現實，使抓筆桿子的毛澤東不得不抓起了槍桿子。

　　他成了舉世公認的紅軍統帥和軍事家，並且真的像他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所揭示的那樣，打出了一個新中國。

　　然而，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毛澤東卻不單是靠槍桿子來打碎一個舊世界的。

　　也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毛澤東的雙手似乎天生地不喜歡摸槍，而喜歡握筆。

　　作為軍事家，毛澤東真正像軍人那樣挎槍，只有一次。

　　那是1928年5月，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會師的慶祝大會上，兼任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的毛澤東，挎起了一把匣子槍，顯得很興奮。他開玩笑地對朱德說：“背著盒子槍，師長見軍長。”但會師儀式一結束，毛澤東就把槍交給了警衛員，從此，再也沒有見他身上帶過槍了。

　　在長征途中，賀子珍為毛澤東特製了一個可以裝筆墨紙硯的多層口袋，毛澤東開玩笑地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大家族。”

　　毛澤東一生都不像一名軍人，他不會神氣十足地闊步行走，也不注重儀錶和通常軍事意義上的軍紀。如果他帶的不是槍而是一本書，看起來可能會更加協調。

　　的確，無論是二十多歲在湖南第一師範當學生，還是三十多歲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當先生，毛澤東都督促人們習武練身，但他自己卻從來不喜好擺弄兵器，只是酷好讀書。這一習慣，一直保持到晚年。

　　曾與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有過交往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他的《領袖們》一書裏是這樣評價的：蔣介石舉止刻板，重風紀，住處井然有序，書法也是筆直正方。而毛澤東則躺坐漫無拘束，常常龍飛鳳舞，信筆成書，房間也顯得雜亂無章。

　　而一直到晚年，毛澤東都宣稱自己的身份更像一名教師。

　　然而，大獲全勝的卻是這位從軍人的儀錶上看並不很合格的毛澤東。

　　奧妙在哪里呢？

　　奧妙在沒有槍桿子的筆桿子固然是軟弱的，而沒有筆桿子的槍桿子卻總是顢頇失路，剛斷易毀。

　　奧妙在筆桿子可以創造思想，而沒有思想的槍桿子只能創造死亡。

　　奧妙在創造思想的軍事家，才能成為第一流的戰略家。

　　1935年底，剛剛在陝北落下腳跟的中國紅軍，發現自己依然身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

　　南面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西面是馬步芳、馬鴻逵的“馬家軍”，東面是閻錫山的晉綏軍，所處的陝北則是迎面來“進剿”的張學良的東北軍。這幾十萬人馬，都奉蔣介石之命，對歷經千山萬水剩下來的區區兩萬多紅軍，施行“一困、二剿、三消滅”的戰略。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已經改變了自己的方針。

　　早在這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佈了一個《八一宣言》，呼籲結束內戰，共同抗日，組成聯合政府。

　　國內政治形勢也相繼發生了重大變化。日軍侵入華北，漢奸殷汝耕組織所謂冀東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遊行，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運動。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

　　一個要剿滅“共匪”，一個要聯合抗日。怎麼辦？

　　為了民族大義，也是為了紅軍的生存，初到陝北的毛澤東，於四面重圍之中，不斷地操起毛筆，給一些受命“圍剿”紅軍的地方勢力派人物寫去一封封聲情並茂的信件。

　　在這些信中，他找回了久違的傳統古文感覺，再現出他青年時代激揚文字的靈氣。

你看—— 
　　
　　“……驅除強寇，四萬萬具有同心；誅戮神奸，千百年同茲快舉。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奮；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鑣並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雲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 

　　這是1935年12月5日寫給楊虎城將軍的一封信。 

　　不分黨派聯合抗日的民族魂靈和真摯情感，跌宕其間。 

　　典雅高古的駢體文句式，至今讀來，還覺迴腸盪氣。 

　　不是偶然的巧合，當民族危亡壓倒一切的時候，當最需要每一個中國人都激發起深遠博大的愛國情懷和力量的時候，當最需要用民族的傳統和自尊來感召世人的時候，毛澤東，站在了西北高原茫茫的黃土地上、奔騰的黃河岸邊。 

　　正是在這孕育華夏民族的搖籃之地，毛澤東懷思幾千年的文明波瀾，寫出了他一生中最傑出的詩篇。 

　　如今的黃土高原、黃河水流，還有那黃色天際，卻沉默著。 

　　可幾千年中華民族的煌煌歷史曾從這裏出發和奔騰，也在這裏沉澱和平息。而未來的中國，是不是也將在這裏孕育、發芽和積累呢？ 

　　真正讓毛澤東感受到這點，是1936年2月過黃河的一瞬間。 

　　1936年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劉志丹的指揮下，從陝北清澗渡過黃河，發起東征戰役。目的是在山西西部開闢局面，然後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況，再由山西轉往綏遠直接對日作戰。 

　　渡河部隊秣馬厲兵，在黃河沿岸集結待命時，發生了一件趣事。 

　　當時，紅軍各級指揮員所用的手錶多是戰鬥中繳獲的破表、舊表，型號不同，快慢不一，各部隊經常因未能遵守時間發生爭執和扯皮。為避免貽誤戰機，毛澤東向各路渡河大軍發出命令：“渡河時間不可參差，一律20號20時開始，以聶榮臻之表為准。” 

　　渡過黃河的紅軍在河東遭到閻錫山晉綏軍的阻擋，打了幾仗，蔣介石又調集20萬人馬增援圍逼，紅軍於5月初被迫撤回河西。 

　　渡河東征沒有達到原定的戰略目的，卻擴大了紅軍，在山西十幾個縣開展了工作，為稍後在河東一帶建立根據地埋下了伏筆。 

　　對毛澤東來說，收穫卻不只這些。 

　　他還收穫了一首曠古未有的詞作——《沁園春·雪》。 

　　毛澤東在陝西清澗縣袁家溝部署渡河行動那幾天，雖是初春二月，黃土高原不僅冰凍未化，反而飄起鵝毛大雪，仿佛是要為出征的紅軍將士們壯壯行色。 

　　頭頂渾莽的天。 

　　身披渾莽的雪。 

　　俯視渾莽的河。 

　　歷史的流雲不經意間悲壯地飄過眼前。 

　　站在秦晉高原，詩人的雙腳，似乎踩著一個民族渾莽而又浩瀚深長的歷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輝煌，今天的屈辱困頓。 

　　一隊隊穿著灰布軍裝，戴著紅五角星軍帽的官兵騎著馬，或扛著槍從身邊走過，被風雪籠罩著漸漸遠去，融入渾莽無色的天地之間。為了民族的生存，他們正在重寫歷史。 

　　看著這一切，一種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就像火團一樣，在毛澤東的胸中燃燒起來——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也曾描寫過渾莽雪飛的大世界：“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那是個孤寂死滅、了無生氣的世界。 
　　
　　在毛澤東的筆下，被冰雪覆蓋的世界不僅沒有沉寂，相反，詩人之心啟動了歷史的靈魂，讓原本沉寂的世界生機盎然起來。 

　　如此多嬌的江山，上演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歷史壯劇啊！ 

　　一個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驕子，仿佛都從古老的黃土地裏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帶著自己的業績和個性，來了，近了。 

　　正是他們，面對“分外妖嬈”的華夏江山，競相折腰，進而把中華民族的歷史，演繹得煙波浩淼。 

　　在愛國主義的河床上，回蕩著不甘沉淪的呐喊，奔湧著重鑄輝煌的浪濤。 

　　毛澤東請出歷史人物，當然不是為了回到歷史，不是在自我滿足中去炫耀祖宗的功業，更不是在民族危機的今天請出亡靈來幫忙。 

　　不甘沉淪、重鑄輝煌的真實含義，是在歷史的比較中更加堅信正在開拓的新的民族奮鬥之路，而這條路可以通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們難以企及的地方。 

　　歷史上功業赫赫、威震四方的英雄，其文治武功往往不能兼備。他們雖然氣壯山河，風捲殘雲，有王者風，霸者氣，但大多文采黯然，風騷庸庸。他們在歷史的窠臼中循環往復，難有獨具魅力的文化滲透力量。 

　　於是，《沁園春·雪》的點睛之筆出現了——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筆超歷史。 

　　一筆見精神。 

　　一筆顯魂魄。 

　　一筆動世界。 

　　“今朝”的紅軍，今朝的中國共產黨，無疑將超越歷史。 

　　一年的長征，已經證明了一個中國人刻骨銘心的道理—— 

　　命運永遠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最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 

　　就在毛澤東寫下《沁園春·雪》五個月後，在保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告訴美國記者斯諾:蔣介石總有一天要面臨選擇，要麼抗日，要麼被部下打倒。來自他的將領和抗日群眾的壓力越來越大。他作出決定的時間不遠了。 

　　中國的歷史果然很快發生了轉機，中國人攜起手來，抗日救亡，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時機來到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兵諫”，逼蔣抗日。“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抗日，成為中國形勢轉變的樞紐。 

　　在斯諾的心目中，毛澤東成了神奇的預言家。 

　　西安，正是《沁園春·雪》歌詠的“秦皇”、“漢武”、“唐宗”們端坐龍廷，抖出泱泱大國氣派的地方。 

　　離西安不遠的地方有一座黃帝陵。 

　　遠古時期，傳說有一位姓姬的部落首領，號軒轅氏。他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逐鹿中原，平息部落間的紛爭，統一了天下。後人把他當做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稱他為軒轅黃帝。 

　　為了紀念他，後人在陝西橋山建造了一座中國最早的陵墓——黃帝陵。陵前設有祭祀亭，歷朝歷代，清明時節，中央政府都要來這裏舉行大型祭奠儀式。 

　　民族的香火，靠“黃帝”這個若有若無既遠且近的人物的凝聚，延續了一代又一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這天，對黃帝陵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中國大地上兩個陣營的領袖——毛澤東和蔣介石，同時派代表來到這裏，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黃帝陵前，毛澤東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澤東寫的四言古體《祭黃帝陵文》——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 

　　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 

　　…… 

　　東等不才，劍履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 

　　頻年苦鬥，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 

　　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 

　　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世勿諼。 

　　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尚饗！ 

　　不惟聲情並茂，更有金石誠心。 

　　其中幾句，如果翻譯成白話，仿佛擲地鏗鏘的誓言—— 

　　“我毛澤東之輩，雖然沒有濟世大才，但揮戈披甲，奮力奔走，馳騁萬里，這都是為了給祖國盡力效命。歷經險阻，苦鬥多年了，不驅除日寇，莽莽神州，不可能有我們的家園。 

　　“面對民族存亡的大局，我們發誓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使命。面對列祖列宗的英靈，我們決心整頓軍隊，經營戰備，共赴國難。 

　　“請大地明察，請蒼天作證，我們黃帝子孫的一片赤誠。” 

　　向歷史靠近，詩人捧著一顆真心，披帶一路風塵。 

　　向未來走去，愛國志士的氣節、民族英雄的風骨、革命戰士的神采，煥發著獨有的剛健和執著。 

　　他們的意志如偉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蕩的莽野。 

　　這，或許就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風流人物。 

　　這，或許就是20世紀中國的天驕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