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1937年政治局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凱豐與毛澤東:以相互挖苦始 以相互欽佩終

　凱豐，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於江西萍鄉市老關鄉。從蘇聯回國後，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選舉凱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遵義會議上，他錯誤地與博古等人一道攻擊毛澤東；但在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性之後，他一直堅定地擁護毛澤東的領導。與此同時，他的作為也贏得了毛澤東的對他尊敬和器重。

　　知錯改錯，不搞陰謀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在會上，凱豐卻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挖苦毛澤東說：“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這話極大地傷害了毛澤東，以致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1962年1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凱豐不僅在會上站在博古一邊，而且會前受博古指使，三番兩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在會議的最後階段，他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遵義會議後，凱豐還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凱豐的可貴之處在於知錯改錯，不搞陰謀。

　　兩個月後，他想通了，馬上轉為擁護毛澤東。此後，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凱豐都站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並通過《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凱豐明確支持北上。他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張國燾看了凱豐的文章極為惱火，並向張聞天等發洩。這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凱豐在發言中當面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在8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9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在沙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分工時，讓凱豐負責長征路上的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在不久後的班佑會議上，他又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並負責審查關於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後來，他又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幹部必讀》的編委，日益顯示出他的理論和宣傳才幹。

　　1938年4月10日，毛澤東領銜發起成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儘管凱豐沒有列為發起人，但在擬定學校董事會名單時，毛澤東還是把他列進來。他和毛澤東一起，關心和指導著這所高等藝術學院的成長，培養了大批革命文藝人才。

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1937年4月，凱豐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因為他在指導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工作中，未能把張國燾與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嚴格區分開來，傷害了四方面軍許多官兵的感情。

　　1938年4月2日，張國燾背著中央以祭黃陵為名離開延安，經西安，11日逃到武漢。奉黨中央指示，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一起，對張國燾做了耐心而緊張的批評和挽救工作。在這一政治事件的關鍵時刻，凱豐做了許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為紀念抗戰一周年，凱豐在《新華日報》發表《中國抗戰一周年》的長文。後來，武漢危機，凱豐隨長江局遷到重慶。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凱豐是六個常委之一，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一起，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經中央批准，凱豐擔任南方局宣傳部長，主抓宣傳和黨報工作，兼任《新華日報》董事會董事。在紀念“五·一”和抗戰二周年時，他都著文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蘇聯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會，凱豐都出席並講話。他還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慶召開的大後方青年工作會議。此時，儘管凱豐不在延安，沒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員，擔任新成立的中央宣傳教育部副部長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電示博古、凱豐立即回延安。凱豐回延安仍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主要負責党的宣傳文化和幹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後，他主持或參與制訂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全黨發出，如：《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關於延安在職幹部學習的決定》等。凱豐還參與了《解放日報》的創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學的籌建(1941年9月22日開學)等工作。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討論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的序幕，也為翌年開展全黨普遍的整風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會中包括凱豐在內的28個人發言，或誠懇檢討自己的錯誤，或談認識，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10月8日，中央書記處又召

　　書四本及來信收到。報頭寫了一個如左，請斟酌採用。你身體諒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現在好多了，大約再有半年，當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問候。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魯藝於1946年上半年遷到東北後，凱豐一直關心著它的成長。學院的建制、機構的調整，主要幹部的任用以及教學方針等，他都給以指導。1947年7月4日，凱豐還專門來校講話，肯定魯藝在東北一年來的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革命文藝的目的和創作等重要問題。1948年4月，凱豐還仿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在哈爾濱召開了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繼續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推進東北文藝運動。

　　1952年上半年，凱豐兼任瀋陽市委書記。此時他看到中央宣傳部2月19日編擬的《關於三反運動大型紀錄片攝製提綱》(草案)，其中有領導人鏡頭出現。凱豐認為不妥，便將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東北局書記高崗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惱火，認為凱豐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意見是瞧不起他，兩人發生了一些磨擦。為此，高崗2月26日給毛澤東打電報表達對凱豐的不滿。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第二天(27日)就複電高崗，說：“凱豐電報中主張拍軍隊一點是正確的，已採納。”“凱豐有意見(不論意見正確與否)打電報給我是好的，他以後有意見還可打電報來，有意見不打電報則不好。以上請轉告凱豐。”

　　再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由於和高崗之間的磨擦，凱豐在工作中困難重重。1953年，凱豐奉調進京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因編“毛選”暫離北京並暫時離開宣傳部工作。毛澤東特批示：“喬木暫離時期，凱豐列席中央會(議)是必要的。”這樣，凱豐的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時瞭解中央精神，指導宣傳工作特別是報紙工作，切實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在批判胡適和《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中，毛澤東還把許多要件批轉給凱豐，例如毛澤東1954年寫的那封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收信人就有凱豐。

　　後來，凱豐因病逐漸難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49歲。24日，中央辦公廳在《人民日報》發佈訃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時55分於北京逝世。何凱豐同志靈柩停在沙灘松公府夾道10號原北京大學舊址孑民堂內，定於24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舉行弔唁，27丈銜?0時開追悼會，11時起靈，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追悼大會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鄧小平主祭，陪祭有陸定一、徐特立、陳伯達、楊尚昆、張際春、李卓然、楊獻珍、周揚、張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