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催生聯合國

    聯合國誕生　世界秩序有了維護者———

    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通過了由美國政府起草，經美、蘇、英、中四國簽字的《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宣佈，四國政府“承認有必要在盡速可行的日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均得加入，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蘇、中各國的代表在華盛頓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會議規劃了聯合國憲章的基本輪廓，解決了聯合國建立的主要問題。1945年2月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上，與會各國決定在三藩市召開聯合國制憲會議的同時，建議中國和法國同蘇美英一起，共同作為三藩市會議的發起國。1945年6月26日，三藩市制憲會議圓滿結束，《聯合國憲章》正式簽署。憲章第23條明確規定：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為：美、蘇、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從此被正式確立。

    針對聯合國過去60年來的主要成就、面臨的改革和今後的挑戰等問題，本報記者于4月15日在聯合國總部大廈採訪了聯合國副秘書長沙西·沙洛爾。

    ■“全球治理”思想的體現

    問：您能否就二戰結束前後有關聯合國成立的目的和過程向我們的讀者做一個簡要介紹？

    答：聯合國成立之初，除了戰爭和衝突外，整個世界可以說是一片茫然。在短短的25年裏，全球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前半葉，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的人民甚至連對政治感興趣的權力都沒有。可是，世界政治卻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恐慌一個接著一個。到1945年，整個世界面臨著由戰爭、法西斯、種族屠殺，以及核彈帶來的種種悲劇。若讓此情任其發展，人類的未來非常暗淡。所以，1945年前後，一群卓有遠見的領導人決心讓這個世紀的後半葉完全不同於頭50年。

    他們認識到，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地球，除非更謹慎地管理其事務，否則，整個人類將在劫難逃。因此，各國一起制定了共同法則來規範各自行為、建立機構合作管理共同事務。這就是“全球治理”思想的起源———促進國際合作，加強對話交流，制定可行適用的普遍法則，造福全人類。

    大廈的基石，即維護和平、追求自由繁榮，也是聯合國的目的和宗旨。我們把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聯繫在一起，相互間不再互視為恐懼和懷疑的對象，而是潛在的合作夥伴，通過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互利互惠。

 ■300多項協定維護國際安全

    問：在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聯合國的成就有哪些？

    答：聯合國已經執行了170多個結束地區衝突的維和行動。過去15年間，我們化解的內戰衝突比以往兩個世紀的總和還多。聯合國發揮了領導作用，給衝突雙方創造和談機會、提供戰略協調、協助實施和平協定。

    早在聯合國成立之初，我們就于1948年向中東和印巴邊境派遣了維和部隊。之後在冷戰時期，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就常被用來解決成員國之間衝突的手段。

    現在，本著合作精神，聯合國安理會組建了規模更大、結構更複雜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去解決發生于一國之內的武裝衝突，而且加入了越來越多的非軍事成分，以確保和平的長久。現在，聯合國正在執行17個維和行動，參與軍人總數達到7萬人。維和內容更包括幫助舉行選舉、憲政改革、解除武裝、構建政府框架等新內容。

    此外，我們達成了300多項國際協議，為減少主權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構建了框架。我們在90多個國家協助監督、組織和舉行選舉，包括最近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富汗。聯合國向全世界數百萬人提供了人道主義救援。所有這些，都只是我們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

    ■文明衝突並非不可避免

    問：可是，為什麼我們仍然看到世界各地那麼多的衝突和暴力？

    答：各種衝突原因多種多樣，有區域的，有一國內部的。我們正在加強廣泛的、預防性努力，以解決衝突的各種根源，從扶貧到可持續性發展，從增強各國控制衝突的能力到加強民主和法制，從遏制小型武器和鐳射武器的擴散，到指導各種預防性活動，比如使用好的辦公條件、派遣安理會使團、各種預防性的維和軍事部署。

    現在，我們每年由於戰爭而傷亡的人數比上個世紀任何時候都少。2002年，約有2.5萬人死於武裝衝突。這只是上世紀90年代每年死於戰爭人數的十分之一。即使有“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種人數減少的趨勢也沒有發生逆轉。戰爭死亡人數的減少有著兩個基本原因：新爆發的戰爭在減少，舊有的戰爭在結束。在非洲，情況尤是如此。

    雖然當戰爭結束時，聯合國可為其在阻止衝突和提供維和人員上的成功引以為傲，但安南秘書長已恰當地指出，聯合國機構在制度上也存在著漏洞：沒有一個聯合國體制中的機構負責對付挑戰，幫助一些國家從戰爭過渡至持久性和平。因此，秘書長已向成員國提議，他們應成立一個政府間和平建設委員會，以及在聯合國秘書處內建立一個和平建設支援辦公室，以達到這一目的。

    問：哈佛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撒母耳·P·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認為亨廷頓先生的觀點是錯誤的，文明衝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人們的確經常使用文明衝突這種解釋，無視由更平常的緊張引發的衝突。緊張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全球化的結果所正在發生的各種變化尚未將好處帶給數百萬急需幫助的人，以及因為人們未認真對待教育或至少幫助人們忘卻偏狹。將2001年命名為聯合國文明對話年這一決定，顯示了聯合國各成員國確保亨廷頓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所謂的世界末日的預言將不會變成現實的決心。

    我們應牢記的一點是，聯合國本身是由對話戰勝不和，多樣性是普遍性優點，以及世界各地人的共同點要遠大於他們分歧點這種信仰而成立的。

  ■收藏夾

    從國聯到聯合國

    國際聯盟是一戰後建立的一個國際性機構。美國總統威爾遜是國際聯盟的發起人，他在其“十四點”和平原則中，首先提到了國際聯盟問題，企圖以“維護和平”為幌子，利用國際聯盟來控制別國。巴黎和會上通過了《國際聯盟盟約》，並將其列為《凡爾賽和約》的第一部分。1920年國際聯盟正式成立，由於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為英法兩國控制。德國於戰後1926年加入，1933年退出。日本和義大利雖然均為永久會員，卻分別於1932年及1937年退出。蘇聯於1934年加入，因入侵芬蘭而於1939年12月14日遭開除會籍。

    國聯是聯合國前身。聯合國繼承了國聯的一些機構、資產和國際條約。但是，聯合國憲章的起草者們從國聯經驗中吸取了教訓，揚長避短，以免重蹈其覆轍。事實上，聯合國憲章更為現實可行，對成員國提出更為具體的權利和責任，更具包容性，比如讓各國更大程度地參與決策過程，而不僅僅是幾大強權。

    20世紀20年代，國聯成功地解決一些小紛爭。直到上世紀30年代後期，當時的兩大強權美國和德國都不在國聯裏。因此，國聯對於它們的行為無法約束和影響，無力阻止國際侵略事件，如1930年義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可以說，國聯的消亡是因為它已經脫離當時的地緣政治，與現實脫節。相比之下，現在全球各國都是聯合國成員，包括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新近獨立的國家，都將加入聯合國當作新政府的第一要務，將其在聯合國的席位，看作是對其地位的確認。即使是長期堅持中立的瑞士，也在2002年全民公決後，決定加入聯合國。

    ■助讀

    聯合國該如何加強權威性

    記者：改革是聯合國進入新千年的頭等大事。安南秘書長在他的最新報告“大自由”中，提出發展、安全、人權和聯合國改革四大任務。我們相信，改革攸關聯合國的生死存亡。問題是增加安理會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國數量後，聯合國如何能繼續保證其權威性和效率？

    沙洛爾：各個成員國都同意，聯合國基本機構必須充分適合當今世界現實。問題是如何去做，安南秘書長在新報告中提出了自己的設想：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高效世界組織，應對外開放並對各成員國政府負責，致力於推動發展、安全和人權事業。

    他提議對聯合國所有主要跨政府機構進行徹底改革———包括擴大安理會，它必須更廣泛地代表作為一個整體的國際社會以及當今地緣政治現實。這也將會提高安理會的效率和權威性。

    記者：一戰帶來了國聯，二戰帶來了聯合國。現在，聯合國該如何避免由文明的衝突和經濟社會利益的衝突可能造成的泡沫化、邊緣化、甚至解體？

    沙洛爾：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樣，我認為與國聯這種對比完全不恰當。可是，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已發生了重大變化，要求重組這種國際性機構包括聯合國，這是毫無疑問的。我認為各成員國應採納秘書長的建議，包括在他的“更大的自由”報告裏提出的建議，將確保聯合國在未來60年裏繼續發揮效力。

    聯合國的權威一直不時遭到不同國家與不同國家集團的挑戰。聯合國不是一個主權實體，因此，這些挑戰是國際治理過程中無法避免的部分。但我不同意聯合國權威已下降的看法。聯合國繼續提供合法性，而這是任何一個由國家組成的特殊聯盟無法為自身召集的。

    在對伊拉克動武時，美國在聯合國外採取行動。但美國在伊拉克的行為是美國不重視聯合國的一個跡象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它就求助於安理會，尋求國際社會對其佔領的祝福。2003年5月，安理會一致通過1483號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設立一個特別代表，以幫助伊拉克人民採取獨立行動並與臨時權力機構合作。2003年8月，它通過了1500號決議，賦予聯合國在戰後伊拉克重建中承擔重要任務。

    美國對安理會這些決議的服從，是華盛頓承認(用安南秘書長的話說)沒有任何機構可取代由聯合國提供的這種獨特合法的機構。

    但無論伊拉克出現什麼情況，我們也不要忘記如下一點，即聯合國的重要性並不局限在某一地區或某個國家集團。當伊拉克危機過去後，整個世界將依舊會面臨無數“沒有通行證的問題”(安南秘書長語)，這些問題跨越各種邊界，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我們共同環境的惡化、傳染病以及貧民慢慢餓死、人權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所有國家。我相信我們成員國能夠團結起來對付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