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萬隆”功臣司徒眉生
特別策劃：萬隆，超越時空的光輝
時光倒流50年……亞洲上空風雷激蕩。1955年4月11日，國際反動勢力和臺灣當局相勾結，陰謀暗害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製造了“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致使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遇難。18日～24日，萬隆會議衝破阻撓成功地召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以在全球推廣。現隱居於澳門的司徒眉生先生是這段難忘歷史的見證人。《環球》雜誌記者輾轉找到這位元歷史功臣，聽他講述過去的事情。
■《環球》雜誌駐澳門記者/王紅玉
一個春日的正午，《環球》雜誌記者懷著好奇而忐忑的心情去赴一個特別的約會。為了鄭重其事，記者還特意換上了讓自己顯得成熟老練的深色西裝套裙，以拉近與對方年齡上的距離。然後，在一家很有情調的葡國餐廳選了個視線最好的位置，慢慢地等待他的到來。
將與《環球》雜誌記者共進午餐的人是原印尼《新報》記者司徒眉生。他曾是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的私人助理，也是萬隆會議的功臣。
“眉生”之眉指印尼西爪哇蘇甲巫眉市，那是司徒眉生的出生地。因機緣巧合和見識出眾，司徒眉生18歲即被蘇加諾賞識，後來成為總統私人助理、中文翻譯，並在萬隆會議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1965年因在印尼“9·30軍事政變”中遭受通緝而輾轉來到澳門，自此營商為生，養育子嗣，在小小澳門度過了近40個寒暑。
在司徒先生即將動身赴印尼參加紀念萬隆會議50周年活動之際，《環球》雜誌記者通過朋友找到了這個極富傳奇色彩的新聞前輩，並約下了這次令人神往的採訪。談話的主題首先是影響深遠的萬隆會議。
與蘇加諾親密接觸
年屆77歲的司徒先生思維敏捷、博聞強記，那些年深日久的往事，對他來說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1946年，年僅18歲的司徒眉生以實習記者的身份去採訪一個會議，在開往瑪琅的專列火車上，這個華僑子弟因能以純正的印尼語闡述自己的政治見解而引起了印尼總統蘇加諾的注意。
蘇加諾興致勃勃地對司徒談起了自己的理想，並建議他讀讀自己27歲時所寫的《印尼和泛亞細亞主義》。
此後，司徒經常被召進總統府傾談，與蘇加諾的私人關係日漸親密，被他視為子侄。在此過程中，司徒眉生對蘇加諾的思想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瞭解。
司徒先生回憶道，萬隆會議是蘇加諾總統實現早年理想的一次實踐，而當時的國際形勢也給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認識蘇加諾總統後，司徒就通過總統府辦公廳找來了蘇加諾親口推薦的那篇文章並認真研讀。他發現，這篇宣示其政治抱負的文章，充滿了亞洲各國團結起來、粉碎殖民主義枷鎖的願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的民族獨立運動紛紛告捷，到萬隆會議之前，亞非地區出現了近30個民族獨立國家，令蘇加諾倍感鼓舞，他相信，實現早年理想的時機已經來臨。
1954年4月，蘇加諾授意當時的印尼總理阿裏，利用南亞五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印尼）總理會議的機會，倡議召開一個亞非國家會議。
經過阿裏的爭取，五國總理會議達成一項決議，由印尼進行召開亞非會議的可行性調研。蘇加諾總統抓住機遇，立即令外交部全力籌備，將“調研”做成了會議準備。
經過種種努力，1955年4月18日，舉世矚目的第一次亞非會議終於在印尼的萬隆召開，這是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下自行召開的會議，前來與會的共有29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遠遠超出蘇加諾的預期。
親睹萬隆會議周總理風采
當時仍在華文報紙當記者的司徒眉生全程採訪了這次會議，由於與總統府關係密切，還持有大會工作人員的證件，他可以出入一般記者不能踏足的區域。
50年後，當他憶起那次會議時，言語間對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仍充滿了由衷的欽佩：萬隆會議之所以成為載入史冊的歷史性會議，周恩來總理居功至偉。
憑藉新聞記者和大會工作人員的雙重身份，司徒得以在近距離的高處觀察與會各國的代表團，並親睹了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求同存異”的外交過程。
司徒先生回憶說，萬隆會議召開時國際形勢十分複雜，參加會議的許多亞非國家還深受西方的影響，對中國的崛起並不理解，普遍抱著懷疑、觀望甚至敵視的態度。與會各國之間也矛盾重重、勾心鬥角，還出現了爭奪領導權的現象。
一位代表在發言時當著中國代表團的面提出，既要反對殖民主義，也要反對共產主義；還有人對中國的政策表示懷疑，污蔑中國對鄰國搞“滲入和顛覆活動”。中國代表周恩來在發言時將作何反應，便成為大會是否能達到團結目的的關鍵。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散發了書面發言後，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大會補充發言，以寬容大度的外交家風範和求同存異的外交理念，贏得了與會者暴風雨般的掌聲。
追憶往事，司徒眉生神思飛馳。他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使得中國與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隔絕。萬隆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步入國際舞臺，就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也為自己贏得了廣闊的外交空間。
無意中“參與創造歷史”
當亞非會議形成的“萬隆精神”影響了世界50年之後，《環球》雜誌記者追問司徒先生本人在會議籌備期間所做的貢獻，司徒眉生淡然一笑：那不過是因緣際會的機遇而已，何況，都是“過期”的舊事了，不提也罷。
記者說：“就當給我講故事吧，對於那些發生在我出生以前很多年的事，我總是有著無窮無盡的好奇。”司徒慈祥地望著記者，滿足了記者的要求。
對於是否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五個發起國的意見並不一致。1954年12月底，南亞五國總理齊聚于印尼的茂物開會，其中的一個議題就是要不要請中國參加。
會議上，正反雙方各執一詞，經過會議主席阿裏總理的努力，最後總算達成了一項決議：“在印尼總理承諾向阿拉伯國家做工作和說明後，會議同意邀請中國參加。”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蘇加諾出於安全考慮，決定將茂物會議的內容透露給中國，讓中方瞭解哪國反對，為何反對，希望中國有備而來。但通過外交途徑透露消息，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誤會，最後決定讓有中國血統的新聞記者司徒眉生利用民間管道無意中“洩露”。
當時依然任《新報》記者的司徒眉生除了與蘇加諾總統關係密切外，還與前印尼外交部秘書長兼亞非會議籌備組秘書長魯斯蘭是好朋友，天性喜歡交往的他也和中國駐印尼使館的領事們相處融洽，多有來往。
執行任務前，魯斯蘭將茂物會議的記錄拿給司徒眉生，讓他多看幾遍，熟記相關內容，還將會議記錄外的有關內容講給他聽。
領命後，司徒多次若無其事地來到中國使館，與朋友們閒聊感興趣的話題。這位深得蘇加諾總統信任的新聞記者的閒聊內容，自然引起了中方外交人員的注意。時任中國駐印尼大使的黃鎮很快約司徒見面，親耳聽他閒聊了一次。茂物會議的分歧，就在這樣的閒聊中被巧妙地傳遞給了中方。
數十年後，這個生動的歷史細節被有心人捕捉到並公諸於世，有人說司徒眉生傳遞的資訊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中國代表團的有備而來，他本人對萬隆會議的成功召開有著不可替代的貢獻。
對此，司徒本人卻謙虛地表示：“我當時只有20多歲，根本沒想到這次會議將產生如此深遠的歷史影響，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你是我，你也會去做，甚至比我做得還好。”
經歷數十年世事變幻、人生起伏的老前輩的這番表白，讓記者領略了什麼是通達超然的智慧。
《環球》雜誌記者感到，司徒先生講起往事的時候十分愉快，因為他所敍述的司徒眉生，是照片上那個年輕、自信、陽光燦爛的小夥子。
他說，年輕的司徒眉生經常去魯斯蘭家借書、聊天。有時正趕上亞非會議籌備小組在那裏聚會商討問題。司徒雖不是籌備組成員，但可以旁聽、插嘴。
由於報名與會的國家和代表人數遠遠多於預期，因此住房問題令籌委會大傷腦筋。關鍵時刻，司徒眉生靈機一動，提議借用富商別墅解燃眉之急。提議被採納後，得到印尼富商的積極回應，會議期間，20多個國家的首腦入住私人別墅，不僅賓主盡歡，借出豪宅的富商也深感榮幸。
避難出走隱居澳門
1956年，司徒眉生以總統私人助理的身份來到蘇加諾身邊，此後10年一直伴其左右，並兼任總統的私人中文翻譯。
1965年，印尼發生震驚世界的“9·30軍事政變”，凡是與蘇加諾總統親近的人，都要遭遇被清除的厄運。司徒眉生頓時陷入危險之中，幸好兩位元朋友及時將消息通知他，蘇加諾也從其他途徑獲知了企圖綁架司徒眉生的陰謀，並立即決定讓司徒出國暫避。
當司徒眉生正準備從馬蘭腰機場出國時，卻被軍事掌權者一方攔截，在蘇加諾總統干涉下方能返回總統府。隨後，蘇加諾親筆批示，讓司徒眉生前往香港。在總統府警衛團副團長親自護送下，司徒眉生再次來到機場，以總統保健秘書的身份，和總統私人醫生同行，前往歐洲為總統購藥。
司徒眉生到達荷蘭後即轉飛香港，卻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居留許可，遂轉赴澳門，覓一棲身之地。此後便與前來會合的夫人及3個兒子一起居於澳門，成為一個以地產起家的商人。
如今，坐在記者面前的司徒先生，名片上的頭銜是“朝暉集團董事長”。在司徒眉生名字下面的括弧裏還印著另一個名字：司徒南華。小小的一張名片，無言地濃縮了將近40年的歷史，其間的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青春的張揚與遲暮的曠達，讓記者這後生晚輩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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