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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大型主題宣傳活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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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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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大型主題宣傳活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新華網北京5月31日電(記者李亞傑、李菲)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由中央和各省區市主要新聞媒體、重點新聞網站共同推出的《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大型主題宣傳活動,日前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

    “一篇篇紅色經典故事,在我們的心中樹起了一座座不朽的豐碑,留給我們吮吸不盡的寶貴精神財富,激勵著人們投身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北京市宣武區教育委員會的李輝激動地說,“《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對於我們不忘歷史、繼承革命精神、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來自國家電網公司的趙強說,“《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仿佛在我們面前翻開了一頁頁的歷史,將思緒拉回了那一段段難忘的歷史,讓我們重溫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回顧紅色經典故事,我們深感自豪、備受鼓舞,展望新的歷史使命,我們又信心百倍、鬥志昂揚。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人都將無所畏懼,勇往直前。”

    風展紅旗如畫,崢嶸歲月如歌。人們在重溫紅色經典故事的同時,紛紛表示要永遠銘記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英勇頑強、波瀾壯闊的奮鬥歷程,更加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專欄非常好,既加強了對我們青少年的黨史教育,又幫助我們樹立了遠大的理想,培養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河南省鹿邑縣老君台中學李佳慧同學說,我們應該牢記這些紅色經典故事,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努力學習、積極進取,學好本領,將來為祖國的強盛貢獻力量。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鄧希泉認為,《永遠的豐碑》已經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鮮活教材,《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必將進一步擴大在廣大青少年中的積極影響。《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不僅僅是回憶和陳述歷史,更是在昭示一種理想和價值觀,折射出共產主義者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現在的人們尤其是未成年人距離那個年代已經久遠了,有必要讓他們瞭解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前仆後繼為爭取民族解放、為共產主義而英勇鬥爭的。

    南開大學王震同學說,《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主要報導的是紅色經典故事,這是大家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既是權威的陳述,又是詳實的史料,同時還補充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新內容,很有價值。

    “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重大戰役值得回顧與記住,需要研究與總結。”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辦公室主任黃如軍表示,《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一定會推動黨史軍史研究工作,使黨史軍史研究更加生動和鮮活,也使得黨史軍史更加可親可近。

    他說:“在重溫紅色經典故事的同時,可以使大家切身感受到我們黨的興旺發達,我們國家的繁榮昌盛是多麼的來之不易。這將對黨史宣傳教育的深入開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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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工農━━黨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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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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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工農━━黨的四大 

新華網北京523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後,工人運動逐漸恢復,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國共合作並非一帆風順,在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6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於本党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衊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於71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此刻,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在這場日益高漲的大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中國工人、農民以及青年,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群眾?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党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111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後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參加”。“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所以,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於工農聯盟,《對於農民運動的議決案》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強調了農民在中國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鬥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係”,這表明,此時黨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

    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後,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雲湧,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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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pi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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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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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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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

 新華網北京66電“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北李南陳,兩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輩仰辰。”(後四句有不同版本)“南陳”,就是陳獨秀;“北李”,就是李大釗。陳獨秀和李大釗早年就投身於反帝反封建運動,1915年後領導了新文化運動,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重要領袖。

    1920年初,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轉移到上海。李大釗不顧個人安危,護送他出京,在途中共商建黨大計,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19203月,李大釗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04月,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派出以維經斯基為首的代表團到達北京,同李大釗、陳獨秀多次交談,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他們在瞭解情況後認為,中國已經具備建立共產黨的條件,並對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建黨工作給予了極大幫助。李大釗與陳獨秀經常通信相商建黨事宜,同時在北方和南方從事建黨的籌備工作。

    陳獨秀在上海以《新青年》為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並直接深入到群眾中,支持和參與工人運動。19205月,陳獨秀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此基礎上,1920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建立共產黨組織,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一個簡單的黨綱。關於党的名稱,陳獨秀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經過醞釀和準備,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於1920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為書記,其成員包括李漢俊、俞秀松、陳望道、施存統、李達、沈雁冰、林祖涵、沈澤民等。陳獨秀把《新青年》作為党的公開宣傳刊物,同時創辦《共產黨》月刊作為黨的秘密宣傳刊物。192012月,陳獨秀赴廣州任職。

    經過一系列準備工作,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於1920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最初成員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1920年底,北京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陸續發展一些成員,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張太雷等。

    在南方的陳獨秀以上海、廣州為中心,在北方的李大釗以北京為中心,分別發動,又互相聯繫,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積極工作。他們通過寫信聯繫、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濟南、武漢、長沙、廣州等地及旅法、旅日黨組織的建立。北方各地黨組織的創建都和李大釗有關係,南方各地黨組織的創建都和陳獨秀有關係。“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把革命的火種從北京點燃到上海,又傳播到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形成星火燎原之勢。毛澤東在和斯諾談話中曾說:“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雖然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參加黨的一大,但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公認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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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發出怒吼━━五四反帝愛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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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發出怒吼━━五四反帝愛國運動

 新華網北京68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的27個協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派出了陸征祥、顧維鈞等5位代表參加會議。巴黎和會不顧中國提出的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三項提案,背信棄義,把德國在青島及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

    5月初,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界人士的強烈義憤。5月4日下午二時,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以及工業、農業、醫學、政法等十幾所專科以上學校的3000余名學生,高呼“還我青島”、“取消21條”、“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撓,從四面八方彙聚到天安門前,舉行抗議集會,並火燒簽訂21條時的外交次長、賣國賊曹汝霖的家——趙家樓。一場震驚中外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了。

    反動軍警當場逮捕32名愛國學生。反動政府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社會各界義憤,紛紛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開始總罷課。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動起來,聲援北京學生。社會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紛紛譴責反動當局。6月1日,反動政府接連發出兩道命令:一道為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一道誣衊學生愛國鬥爭為非法行為。賣國竟然有功,愛國反而有罪,反動當局的罪惡行徑,刺痛了愛國學生和民眾的心,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興起了。

    6月3日,北京各校學生2000余人走上街頭,展開反帝愛國演講,當天有170名學生被捕。4日4000多名學生上街演講,又有700餘人被捕。消息傳到上海,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工人階級挺身而出,投入反帝愛國鬥爭的行列,發起影響深遠的“六五”政治大罷工。五四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

    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紗廠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號聲中首先宣佈罷工。下午,陸家嘴、楊樹浦一帶多家工廠的2萬余工人投入反帝愛國大罷工。隨後幾天,上海各行業的工人積極回應,10日形成全市總罷工,並發出誓言:“不達懲辦曹、章、陸目的,誓不開工”。在此前後,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出現了聲勢浩大的“三罷”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愛國運動迅速波及到全國各地,濟南、青島、天津、南京、杭州、寧波、武漢、南昌、揚州、安慶、廈門、廣州、西安、瀋陽、成都、昆明等100多個大中城市,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愛國浪潮,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捍衛領土主權的堅強決心。

    此時五四運動的性質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心由北京轉到了上海,主力由學生轉變為工人。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以這次大罷工為標誌,中國工人運動已從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頑強鬥爭精神,極大地震撼了反動統治集團和帝國主義。北洋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宣佈罷免曹、章、陸的職務,五四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

    6月28日是巴黎和會的簽字日。此前北洋政府曾電令中國專使,如期在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出,再次引起全國人民的義憤,一場拒簽和約的運動又在全國開展起來。駐巴黎的中國使團收到要求拒簽和約的電報7000餘份,旅法華僑和留學生1萬多人于28日淩晨包圍中國使團寓所,警告專使如與會簽字,當即撲殺,並列出償命名單。中國專使最終拒絕赴會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態,展開了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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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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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華網北京6月4日電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是從十月革命後開始的。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就是當時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革命先驅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大釗經過不斷地求索和鑒別,逐漸擺脫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潮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新紀元》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這一勝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是二十世紀革命的先聲。”他滿懷信心地說:“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林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林什維主義凱歌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範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他還參加了《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主編《每週評論》,成為“五四”前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為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了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月刊》《新生活》《晨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他首先公開表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佈:“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於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決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範圍的傳播。

    李大釗在“黑暗的中國”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火炬,如同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士”,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破了封建專制制度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息,讓思想衝破牢籠,民族精神獲得極大振奮。李大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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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黨的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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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黨的七大

新華網北京62  黨的七大另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是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了黨的旗幟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

    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劉少奇在七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深入論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系統和科學的概括,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本質特徵,使全黨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人民革命鬥爭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把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19413月,党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關於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194375,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提出後,很快被全黨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同志紛紛發表文章或演說,論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1945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指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志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党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後,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努力奮鬥,終於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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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軍隊的堅強指揮員━━盧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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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軍隊的堅強指揮員━━盧冬生

    新華網北京512電 盧冬生,1908年生,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佃農家庭,當過放牛娃,在工廠做過徒工。1925年到湘軍第4師當兵,次年參加北伐戰爭。19278月參加南昌起義,隨陳賡負責政治保衛工作,保證了起義的順利進行和新秩序的建立。後在起義部隊第20361營當陳賡的副官,隨軍南下廣東,曾參加會昌等戰鬥。起義軍在潮(安)汕(頭)地區作戰失利,部隊倉促撤出汕頭,盧冬生照護著腿部負傷的陳賡,同部隊失去了聯繫。他們歷盡艱險,從汕頭到香港,又輾轉到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機關。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初,黨中央考慮盧冬生機智勇敢,又熟悉兩湖情況,便派他護送周逸群、賀龍等到湘西北組織革命武裝。同年3月參加桑植起義。不久擔任交通員,負責與中共中央的聯絡。1929年在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司令部任手槍連連長。1930年起任紅2軍團營長,紅3軍第720團團長,湘鄂西獨立師政治委員、師長,率部參加創建和保衛湘鄂西蘇區的鬥爭。1932年秋,在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和紅軍主力已轉移的困難情況下,率少數兵力在湖北荊門、遠安一帶獨立堅持遊擊鬥爭。1933年春率部與主力會合後,任紅3軍教導團團長,不久任第7師師長。193410月任紅2軍團第4師師長,後率部參加開闢黔東、湘鄂川黔蘇區和長征。長征途中,率部或作前鋒,或當後衛,時而攻堅,時而阻擊,屢擔重任,屢建奇功。抗日戰爭初期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20358旅旅長(未到職),旋調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9年被派到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42年到駐蘇聯遠東地區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工作。

    19459月回國,先後任哈爾濱衛戍司令員、松江軍區司令員等職。1214晚在哈爾濱市殉職,時年37歲。賀龍曾評價盧冬生說:“在那些長期的艱苦鬥爭中,我深深地體會到冬生同志對革命的忠誠和對人民的熱愛,他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從來不避艱險,不怕困難,堅韌不拔,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每一件光榮任務……他以一個工人出身的同志,依靠對革命的熱情,在不斷的學習和戰鬥當中,鍛煉成為一名人民軍隊的堅強指揮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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