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一位日本人看過我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對我說：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裏是屬于“神聖”的，這個神是毛澤東，這個聖是周恩來。

　　他的目光分明是問：你把毛澤東請下了神壇，是否打算把周恩來請下聖壇？

　　所謂請下“壇”，其實就是他們回到人間，回到塵世；不但可敬，而且可親。他們的偉大、高尚、英明，絕非可望而不可即。他們生前不曾須臾離開人民，他們死後，精神融于民眾，決不該成為人民頂禮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讚譽的大公無私的聖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敢稱聖人。

　　于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恩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

　　這些人可以列舉許多實例，比如遵義會議。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于毛澤東，他用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自己甘願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觀點不同。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于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勤于聽取群眾意見；表現在他總是樂于自我批評，等等，而不是表現在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

　
　有人說偉大的謙讓，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說成是“明哲保身，勇氣不足”。甚至歸結于“紹興文化”的影響。說紹興的文化人不應科舉，不做縣令，只做師爺，
以致中國“無紹不成衙”；人們說師爺往往不說師爺，而說“紹興師爺”。周恩來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當師爺出身，說他們的處世哲學不可避免地對周恩來有影響。

　　我的觀點是：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並可由此上溯至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于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做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

　　明智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魯、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過于看清事實而敢于實事求是。

　　王明、張國燾不是帥才而強要作帥，結果一個跑去蘇聯，寄人籬下；一個投降國民黨，仰人鼻息。又何以論勇氣，逞英雄？

　　周恩來不是帥才。

　　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以為這是對我心目中至聖至偉的周恩來的莫大侮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如果我說雷鋒活著也不適合當軍長、師長，你怎麼想？

　
　讓科學家去種地，去打掃衛生是錯誤的，那麼某省一度讓農業勞動模范去當公安局副局長能是正確的嗎？能是真正愛護這位勞動模范的明智之舉嗎？班長這個位置
並不影響雷鋒的光輝。我們難以改變的一些舊觀念才往往好心幫倒忙，愛得深卻不會愛，反而損害了心中深愛的人。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辟地之大
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處于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對他的這些戰友、同事是怎樣的看法和評價？國
家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想陳雲，講了“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又講了曹操敗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時，講了“為要打鬼，借
助鐘馗”。對另外四名戰友，毛澤東在莫斯科有個談話，分別作了評價。

　　那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個會議，主要的活動是會前的雙邊、多邊接觸，主要是中共與蘇共的談判，有了協議才好開大會。

　　那是赫魯曉夫第四次來陪毛澤東用餐，餐桌上談得仍然不愉快。離開餐廳，來到會客室，毛澤東轉了話題，撇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報中國黨的情況。

“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毛澤東望著赫魯曉夫，語氣莊重。

　　赫魯曉夫並不感覺意外，因為1954年毛澤東就講了不想當國家主席的話，他討厭諸如迎送國家元首，接受各國大使遞交國書一類國事活動。半年前，伏羅希洛夫訪華，毛澤東再次表明不當國家主席的決心，伏羅希洛夫帶回了這個信息。

　　“有人接替嗎？”赫魯曉夫眨著眼問。

　
　“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綜合評論後，便搬動手指，如數家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
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l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政治上堅定，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聽到過這段評價的中國同志都想不通。外國的共產黨人也明白，評價上的前後矛盾顯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實事求是。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搬下第二個指頭。在場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為按聲望和職務，大家都以為該說周恩來了，但毛澤東先說了鄧小平。“這個人政治性強，思圓行方；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赫魯曉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不好打交道。他觀察問題很敏銳……”赫魯曉夫收住嘴，做個手勢，表示辦事堅定果斷的意思。

　　毛澤東也笑了，他知道鄧小平在兩黨談判中使蘇聯人日子不好過。他在面前豎起一根手指表示強調：“今後他到這裏來，同我到這裏來一個樣；你們怎麼對待我，就怎麼對待他。”

　　當時在場同志對這段話記憶深，是因為毛澤東對鄧小平評價高又唯一沒講缺點。

　　毛澤東繼續搬下第三根指頭：“第三個是周恩來。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但是周恩來政治上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赫魯曉夫點點頭，說：“咱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我們這裏將由柯西金接替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米高揚也是政治上原則性不夠強，拿掉誰他都難過……但他是個好人。”赫魯曉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補充說：“不過大家還是希望由我來管全局。”

　　毛澤東已經搬下第四個指頭：“朱德同志年齡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澤東略一停頓，加重語氣，“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辦大事了，年齡不饒人。總之，這些人不管誰到這裏來，希望你們都把他們像我一樣來對待，都看做是你們的朋友。”

　　“那好，我們一定會這樣做。”赫魯曉夫晃動一下右手食指：“實際上他們也是我們的朋友。”

　　毛澤東這些評論語言，言簡意賅應該說是深刻而又實事求是的。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多次坦率地講：“我不是帥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會議上，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恩來同志，你來怎麼樣？”

　　周恩來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帥……”

　　董必武點頭，慢條斯理地說：“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們如何理解領袖群中這樣一致的看法？或許薄一波的回憶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因為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作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所以全會期間，周恩來曾與中財委的薄一波聊天，談論穩定物價等問題。

　　話一聊開，內容漸漸廣泛。周恩來想到什麼事，帶著思考的神情問：“一波同志，你在晉冀魯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對他們二位的工作怎麼看？”

　　薄一波說：“他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確實是同心同德，和諧有致。”

　　周恩來笑著搖頭：“我不是講他們的配合，而是問你對他們的工作方法怎麼看？”

　　薄一波恢諧、幽默，聰明地反問道：“總理，您是老領導了，又跟他們相識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來爽朗笑道：“你又把問題原樣奉還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說解鈴還需係鈴人嗎？我這叫解問題還需提問人嘛。”

　　周恩來斂去笑容，思考著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

   薄一波連連點頭：“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周恩來仍
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選，周恩來已經沉思著繼續講下去：“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
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
吧……”

　　無疑，總理對自己有著深刻的認識，並且樂于承認。他確實做不到舉重若輕。他的外事秘書陳浩，見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萬機，辛勞過度，曾忍不住勸說：“總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細；又管這又管那的，一個人的精力哪顧得上那麼多呀？”

　　周恩來忽地從辦公桌後立起身，真生氣了。他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動著大聲問：“你看看，這事我不管行嗎？”

　　總理扔下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疊文件：“你說，這些事我不管行嗎？”

　　接著，他又拍拍第三疊文件：“這幾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憊而又委屈地嘆口氣：“別人不知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總是這樣來說我！”

　　事無巨細，總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歡用“日理萬機”搞歌頌，見了領袖人物就說“百忙”，就說“日理萬機”。

　　用濫了，根本不準確。

　　日理萬機只能是“宰相”。為“帥”者只能舉重若輕，以這種氣勢膽魄去作戰略決策和決斷重大事件；只有舉輕若重才會出現日理萬機。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總理對各省市各部委領導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

　　總理對他的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麼，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

　　一位秘書對我講，他見周恩來忙得兩天沒合眼，忍不住說：“總理，首長裏面就數你忙了，這些材料可以送給小平同志去看麼……”

　　周恩來往太陽穴上抹抹清涼油，繼續批閱，一邊輕聲說：“我是總理。這些具體事我多幹一些，他可以去管點更大的事，多想想決策上的事。”

　　總理講這個話的時間是國家進入困難時期那一年，說明他那時就肯定了小平同志舉重若輕的帥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長、司局長都不屑一顧的瑣事、小事，周恩來不但樂于管，而且管得仔細認真。毛澤東在聽到幾件這類事後，曾對許多人感慨：“還是我們的總理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服務員的工作都關心到了！”

　　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曾對毛澤東說：“我真羨慕你有個周總理，我們就缺一個周總理。”

　　尼克松與周恩來接觸算不上多，卻在一面之後即對周恩來的“舉輕若重”大發感慨：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事：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和乒乓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
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恩來離開了一會兒，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
凈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康、魁梧，穿著
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事實上正是如此)，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
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
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于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毫無疑問，當我們讚頌周恩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周密細致，扎實穩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聯想到諸葛亮，但我相信不會
有人想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對于一個人來說，不可能兼具“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的兩種優秀品格。但對于一個事業來說，必須兼有這兩種優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幹部不解地對我說：“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別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幹部跟我談起他們接觸鄧小平所目睹他“舉重若輕”，“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故事。

　　其實，這正是帥才所必備的優秀品格。若無這種大氣勢，他怎麼可能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改變中國歷史，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巨人？

　　我還要說的一點是：周恩來的偉大高尚決不在于他是否是帥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樣做的？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和業績？

　　當毛澤東從延安飛重慶，以大手筆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俱往矣”時，周恩來卻在這條路上丟開秦皇漢武不看，只看了張良廟和武侯祠。

　　當毛澤東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津津有味地讀著彼得大帝和拿破侖時，斯大林著急地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

　　我創作中的書，正是要由此談起。不過，談話者將不再是我，而是跟隨總理幾十年的何樹英同志。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４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 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８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但周恩来一如既往，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１９７４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时便凝成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他排尿不畅，异常痛苦。“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这是１９９７年张佐良大夫在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家中对笔者讲述的。

    从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５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了什么？

    遗言国宝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于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

    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１９５３年９月２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１９９５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做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２０类２４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３０５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１９５６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２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１９６５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对笔者说过，周总理、邓大姐夫妇俩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５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文革”期间，北海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倒给病中的周恩来平添了几分方便：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

    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特意请来仿膳饭庄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道素淡的菜，一边品尝一边观赏。当周恩来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问身旁一位服务员：“你知道你们这‘仿膳’两个字是谁写的吗？”由于“文革”期间，仿膳饭庄已被迫停业，人们对被造反派“除四旧”除掉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敏感，所以服务员欲言又止。周恩来没等服务员回答，接着又说：“你们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嘛！”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他们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们请求题字的信后认为，自己的字太草，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一般群众又不认识，因此建议他们请字写得比较规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题写。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文革”风起之后，造反成了时尚，破“四旧”成风，被诬为“美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间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两字就被强行挖掉了。

    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４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之后，周恩来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笔者在北京采访老舍夫人胡絜青时，胡老提起周恩来在北海湖畔的事说：“那是总理在跟舍予做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和他们心连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

    １９７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做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１０周年的庆祝活动。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与众人合影。
前排左四为李先念，前排右三为乔冠华。

    １９９４年９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修史请别忘杨度

    １９７５年９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１０月７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１９１４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１９１５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１９２９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问：“李冰来了没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原负责人李克农的女儿，当时任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听到周恩来叫她，很快来到手术台旁，侧耳聆听。周恩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李冰连忙回答：“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去？你应该马上派人去云南锡矿，到当地去研究治疗，解除他们的病痛。”

    周恩来说得那么坚定有力，李冰应了一声“是，我马上去”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赶快离开手术台，快步走到医院的走廊，任凭泪水流淌。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前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一睁眼见到他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吴蔚然正在忙碌。周恩来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他平静地说：“我的病，在医院呆下去也没有多少意思了，可以不可以搬回家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顾他们。”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周恩来的病情已严重恶化，他气息短促，脉搏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守候在他身边，随时准备抢救。深夜１１时左右，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召见罗青长

    看过电影《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的生命最后，曾召见了罗青长。周恩来到底向罗青长交代了什么，社会上虽有一些传闻，细节却不得而知。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５日，笔者在北京西山罗青长家中拜访了他，就此事向罗青长作了请教，引起罗青长深情的回忆。

    那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３８．７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据此，笔者曾询问罗青长，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的是谁。

    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４０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张学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对于张镇，人们却知之甚少，周恩来为何惦记他，笔者经大量调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镇，湖南常德人，１９００年生，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学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步步升迁。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８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谈判，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即两天后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决定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同时请来重庆厉家班子唱戏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就在这时，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只好请柳亚子改日来见，并让自己的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车将柳亚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被打成重伤，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告知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特别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他又怕惊动毛泽东。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出了军委会礼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镇。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戏散后，用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作者：秦九凤；玉华摘自《党史纵横》）来源：今晚报

　来源：中国网         2007年11月13日

    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又是怎么被重新确定的呢？

     众所周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也传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和海外的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先后创建了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建党的前期准备。而周恩来正是因为在天津投身并领导“五四”运动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就赴欧留学的。他参加共产党时是由张申府、刘清扬两名党员考察后找其谈话，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陈独秀同意后，他就成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党还处于创建初期，党员入党既不填写表格，也无宣誓仪式等后来党章上规定的程序，所以他的入党时间也就没有文字档案记载。

    作为自己政治生命起点的入党时间周恩来自己怎么会记错呢？据笔者分析，周恩来可能是出于他一贯的谨慎和谦虚。因为笔者曾听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同志说过，总理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清楚地记得他入党时间是他旅欧的第二年，即1921年，但他填写多届党代会代表登记表和填写有关履历档案时都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总理自己还曾说过，“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主席（指毛泽东）和董老（指董必武）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即便到党的“八大”时，毛泽东、董必武两同志已把他们自己原来填写的1921年入党改为1920年了，周恩来也没有改动自己原来填写的入党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好友赵光宸先生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德国柏林万赛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时的珍贵照片。后来，这些照片共6张全部捐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夏之栩同志（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夫人，也是后来曾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的亲舅妈）在看到张申府、周恩来等在柏林游湖的那张照片后，曾陷入深思，认为周总理太谦虚了，他的入党时间不应算1922年，而应该和国内建党前各个党小组的党员一样计算。于是，老人特意为这事专门向中央写了信，郑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央收到夏之栩同志的信后，胡耀邦同志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了认真调查和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关索摘自《党史资料与研究》2009年第一辑，秦九凤/文）

周秉德回憶伯父周恩來：沒有權利不努力工作

周恩來看著方案，勉強聽梁漱溟解釋了幾句。當梁漱溟講到“就現地一律停戰”時，周恩來忽然把手一擺，雙眉深鎖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頭向梁漱溟伸過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 

　　梁漱溟趕緊解釋：“恩來兄，現在的形勢，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國民黨的態度，目的是為了和平……” 

　　“做人要講信義，你們不守信用。”周恩來難過地搖頭，“我們有君子協議，我們有協商好了的意見，你們單方面不打招呼就這麼做了。你們跟蔣介石打招呼，不跟我們打招呼。抗戰以來，我們一直團結得很好，交了朋友。現在我們困難，你們不是盡力幫忙，反而……”周恩來越說越激動，胸脯開始起伏。他突然憋住聲，忍了幾秒鐘，驀地迸出一聲：“你們不夠朋友！” 

　　我記得很清楚，周思來就是講到“你們不夠朋友”時哭的。這一次的哭來得急促突然，沒有“眼圈一紅”和“淚溢眼堤”的過程，隨著“不夠朋友”的話音，淚水下下子就進濺出來，那是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悲傷在這對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噴發了。這種噴發確實驚人而激烈，不但聲淚俱下，而且帶著感情受到極大傷害的憤激的指責： 

　　“本是多年的朋友，關鍵時刻做出對不起我們的事。你們這是出賣朋友，不講信義！”周恩來作著激烈的手勢，蒼白的臉孔在憤激中脹成通紅，眼裏有淚水湧流，更有灼人的火星進出：“你不用辯解。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一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現在你們是怎麼做的？哪一條夠我們的君子協議？你們對得起共產黨嗎？對得起李公朴、聞一多、陶行知諸烈士嗎？” 

　　說到李公朴、聞一多、陶行知，周恩來哭得更悲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顫。因為周恩來與民主人士交往，歷來是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像這樣激烈地發洩情緒確實是絕無僅有。在他聲淚俱下，慷慨陳詞時，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種激烈的情緒在眼裏，在嘴角，在手勢上交織而現： 

　　“你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遊擊。我們本來就是打遊擊出身的。可你們怎麼辦？沒有共產黨你們怎麼辦？你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鬥，他能允許你們存在？你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你們一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你們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來兄，你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梁漱溟誠懇地自我批評，並且馬上採取行動，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都找到梅園新村來，大家一商量，一致決定將已經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來，並且立刻分頭行動。 

　　到馬歇爾處，因為馬歇爾外出未回，檔還沒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順利就拿回來了。到孫科那裏，國民黨已對這個方案進行過討論。他們趕緊藉口方案中漏抄一條，需要補上，把檔拿到手就帶回來了。 

　　一場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第三方面的民主黨派和人士，絕大部分都是夠朋友的。蔣介石搞的偽國大，雖然推遲4天才召開，仍然沒能拿幾個“第三方面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不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也發表談話：“民盟決不參加一党國大。”最後，國民黨搞的“國大”，只有青年党、民社黨和少數無黨派人士參加。 

　　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四次痛哭，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事還得從周思來與陳雲一道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講起。 

　　歷史上，有幾次在重大問題上周恩來的意見是正確的，但不能為毛澤東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雖然有看法，但是從大局著想，為了維護團結和中央的統一，總是委屈自己，做出檢查。當時聽知情者講，周恩來反冒進激怒了毛澤東。因為有人提出個高指標，毛澤東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心切，對高指標很欣賞。周恩來不同意，說必須講平衡。 

　　毛澤東對這個高指標比喻為：“一馬當先，才會萬馬奔騰。” 

　　周恩來在會議之後找毛澤東談觀點。他說：“我是總理，我在具體工作上的體會是：一馬當先，會引起全面緊張。一個方面高指標，方方面面都要吃緊，經濟建設不講平衡不行，這樣搞，我這個總理就不好當呢。” 

　　由於周恩來和陳雲指示報紙社論提出反冒進，激怒了毛澤東。他認為反冒進就是右傾保守，就是給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潑冷水，就是不要發展生產的高速度，因此在會上會下多次嚴厲批評“反冒進”，不許再這樣提，再這樣提就是右傾。 

　　於是，周恩來也會上會下地多次做檢查。 

　　那天，周恩來把他的理論秘書范若愚找去了，請他幫助寫檢查。範若愚從周恩來那裏回來後，臉色很沉重。過了幾天，我們才知道，周恩來對他談了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事。總理心裏很難過，有幾次談到傷心處，眼裏都含了淚。 

　　那時，我們工作人員就發現了一個不成規律的規律。在搞經濟建設上，周恩來和陳雲觀點比較一致。第一個五年計劃本來完成得很好，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當時是穩步而又快速的。毛澤東批“反冒進”，直到後來搞起“大躍進”，打亂了建設步伐。當毛澤東能支持周恩來和陳雲的做法時，他們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當毛澤東不能容忍他們的做法時，周恩來總是作檢查，而陳雲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養，躲開了，他不肯作檢查。等毛主席發現大躍進搞不下去了，“家貧念賢妻”時，陳雲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當國民經濟好轉，毛澤東鬆口氣說：“看來問題沒那麼嚴重麼”，又要搞運動了，陳雲便又生病躲開了。 

　　周恩來躲不開，他是總理，而且必須配合毛澤東搞工作，為大局為團結，他只能作檢討。黨內公認總理的組織觀念最強，從不犯自由主義。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沒聽到過他背後議論哪位元同志的缺點，總是講這個人有什麼什麼長處，那個人如何如何好，有什麼什麼貢獻。對於缺點錯誤，他堅持當面提或公開講。這次為了“反冒進”而挨批評的事，他也一樣不議論不提別人有什麼“錯誤”，只談自己的“錯誤”，談自己的擔心和苦惱，找認識上的差距，設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幫總理寫檢查，認識“問題”，總理沒多久又不讓他幫了。說要自己寫。 

　　後來我們才聽說，毛澤東講了話：“不要叫秘書幫忙，自己認識自己寫。” 

　　毛澤東是想讓總理自己動手，以便真正“提高”認識。 

　　那天，我見總理坐在辦公桌前，小臂上戴著工作袖套，左手撐在額頭上，右手提筆，對著那份檢查紙，久久不動，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變化；兩道濃眉毛莊嚴沉重地橫直在左手的下緣，眼皮有節奏地三秒鐘一夾，三秒鐘一夾，始終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紙上不移動，時而明銳時而暗淡，時而清澈，時而茫然。稿紙上無字勝有字，我從那目光的明滅閃爍之中，讀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憫；有願望有不解有決心又有痛苦…… 

　　有幾次，總理似乎想通了什麼，決心了什麼，右手的筆落到紙上。可是，筆尖觸到紙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來。他幾次落筆幾次提筆，紙面上留下一些點狀和線狀的印痕，卻不成字體不成文句。 

　　忽然，總理放下筆，將砧汙了的紙揉成團，扔入廢紙簍，重新換一張紙。可是他沒有重新抓筆，將身子後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著屋頂的某一點，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紅，淚水漸漸升起，潤濕了眼角。他輕輕合上眼皮，眼角始終濕潤，但始終不曾淌下淚，像一尊漢白玉的石雕…… 

　　總理好難喲！我心裏酸酸地想，眼圈也濕潤了。我悄無聲地退出總理辦公室。我事後也感奇怪，總理這一次“哭”，僅是眼圈一濕便合上了眼，始終無聲無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卻如此經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淚。而且，隨著時間越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也越客觀全面時，這種感覺也就越強烈。現在，有的人對歷史上某些事情感覺不好理解時，我第一句話總是說：總理好難喲。我相信，歷史和人民最終都能正確理解這一點。 

　　鄧大姐有自己的原則，從不插手總理的工作，看到總理犯難，她只在辦公室的門外轉來轉去，不好勸，不好幫，甚至也不好進那個辦公室的門。後來她忍不住，就給範若愚打了一個電話。她不知毛主席讓周總理自己動手寫檢查的情況，在電話裏說：“總理那麼難，你就忍心丟下他呀？” 

　　範若愚一臉難色地說：“大姐，不是我要走，是總理要自己寫。” 

　　“他現在寫不下去呢。”鄧大姐著急擔心地說，“他很難過，你幫幫他嘛。” 

　　範若愚又匆匆趕到總理那邊去。可是，他到底沒幫上總理的忙。周恩來還是堅持自己動手寫了檢查。 

　　從批評“反冒進”，進而發展到“大躍進”，天災人禍，國家終於陷入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 

　　記得在一次國務院召開的全體會議上，民政部彙報全國各地的災情。 

　　總理以往聽彙報，喜歡詢問、糾正、指導。這次他幾乎沒有插話，微微低著頭，靜靜地聽，間或胸脯起伏幾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肅穆沉重，眉頭蹙緊，仿佛籠罩在蝕骨的哀傷之中。從我們這個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傷地低垂著的額和耷下眼皮的兩眼，嘴角抿緊，向裏抽回。我們瞭解總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進行嚴厲的自責和反省…… 

　　民政部從四川講到雲南，講到一些山區窮極了苦極了，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這時，我發現總理睫毛抖得厲害，兩道淚水從眼角順著蒼白的臉頰悄無聲息地淌下來，附在臉上默默地閃爍。他稍稍抬起一些頭，淚花迷離地望住會場，喉結使大勁抽動一下，沙啞地說出一聲：“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臉上的淚痕尚未乾涸，又盈上了更為豐饒的淚水，終於有淚珠掉在了胸襟上。 

　　會場靜極了，靜極了，靜得能聽到總理淚珠掉在胸襟上的卜蔔聲。於是，我心頭一酸，淚水奪眶而出。於是，會場起來一陣隱約的唏噓，大約在場的政府官員都哭了。畢竟，他們都是人民的兒子。那時的幹部極少極少有人以權謀私，不敢不會甚至想也想不到。他們是一批有理想，熱衷於獻身的人，然而，現實卻殘酷地讓他們流下了淚……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不遂人願的現實又一次令我們的總理流下了淚。 

　　那是1970年3月，周恩來把陝西省和延安的領導同志叫來北京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北京市的領導。總理要求陝西省要關心延安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區，派科技人員，幫助延安發展5小工業。總理心情沉重地說：“延安老區，對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貢獻。我們進城了，延安還那麼苦，我還是從我身邊一個同志的小孩子口裏知道這個事……” 

　　總理所說“身邊一個同志”就是我，所說“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在1968年才15歲就下鄉去延安地區插隊，1970年3月回京探親。總理喜歡我的女兒，在我女兒小時，他和鄧大姐多次抱著我的女兒邀請：“俐俐，住到我家裏來吧。”現在，總理聽說她下鄉回來，特意把她接到家裏來吃飯。問到延安地區群眾生活時，俐俐說了實話。說到那裏人民群眾的一些窮困現狀，總理聽著聽著，停住了吃飯，放下了筷子，難過地垂下頭。當我的女兒講完時，總理慢慢抬起頭，淚水已經俏無聲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 

　　所有這幾次無聲的哭，都帶了青石般的隱忍，有多少說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無奈在其中呵！ 

　　這種苦澀的淚，他只能默默吞進自己的肚子裏。我明白，對於總理來說，這才是最痛的痛哭。 

　　這一章結束時，我想附帶再講幾句。 

　　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己。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止。毛澤東請長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 總理晚年卻一次也沒有哭。發現癌症，住院，手術，戰友同志來看望；談過去，談現在，談未來；話題是工作也罷，生活也罷，他從沒流過一次淚。 

　　總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終服侍在他身邊，那情景在最後一章將詳細介紹。在那最後的三四年間，我沒見他流一滴淚，比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顯得嚴峻、深沉、鎮定、莊重。 病重而難以下床之後，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葉帥有段時間幾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總理都是打起最後一點精神，說說笑笑，而且只談工作不談身體，那氣氛總給人一種身體很好，快要病癒出院的感覺。 

　　只要客人一走，總理就會一頭躺倒，頭冒冷汗，再無力氣動一動身體或說一句話。 

　　我親眼看到，葉劍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後都要抹眼淚。他們在總理面前不流淚，打起精神說話，還可以笑。但一出門就哭。他們彼此都是強壓悲哀，安慰對方，怕影響對方情緒。那一種感人心魄的戰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記得，李先念有幾次離開病房後，一邊抹淚一邊加快步子，淚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樣子，走到樓道盡頭，再也忍不住了，嗚地一聲，號陶大哭。見者聞者沒有一個不跟著痛哭失聲。 

　　特別是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在總理昏迷時可以被允許進來默默看一看。出門後，好幾個放聲大哭，一頭昏倒在地。不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人，是難以理解那種情，那種痛。 

　　然而，我們的總理始終沒流一滴淚，直至默默無聲地離開這個世界…… 

　　摘自《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 

解讀周恩來的四次痛哭

人們所熟悉的周恩來總理，或者溫文爾雅、和藹可親；或者威嚴冷峻、堅定頑強。然而，“重冰覆蓋下的一座火山”還不是全部的周思來。在我跟隨他的幾十年中，深深感動我的還有另一個公開場合所不易見到的周恩來，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羈的周恩來。

　　我曾見過周恩來立在西花廳的海棠樹下，仰面觀花；樹上花開似錦霞，他獨個兒神思悠悠，四周圍人跡渺渺，就那麼久久地沉浸在靜溫無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見過周恩來躁動不已地在屋裏踱來踱去，急步聲中，兩眼時而漆黑，時而打閃一樣進出火光，由於受到內心激烈情緒的衝撞而戰慄著握緊拳頭……

　　他的自控自製能力極強，但是他的感情也太豐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製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時候；喜怒哀樂都有不形於色的時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時候。比如我多次見到總理淚水湧流，難過傷心，悲不自勝。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靈震顫的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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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慶市紅岩嘴發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爺突然中風了。

　　周老太爺就是周恩來的父親周助綱，我們工作人員都按那時的社會風俗稱他周老太爺，鄧穎超大姐叫他老爺子。因為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重慶住的時間長，相對比較穩定，所以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都先後來到重慶。

　　周恩來的父親與鄧穎超的母親是風格氣質不同又一樣受人尊重的老人。鄧母主要穿旗袍，個子比鄧穎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養，有大家風度，用當時的標準衡量是比較現代派的。周老太爺與他的兒子周恩來身高差不多，但氣質上顯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綢的長袍，老實、忠厚、膽小。

　　南方局在重慶的公開活動陣地，主要是紅岩嘴、曾家岩和新華日報社。

　　曾家岩50號在城裏，是一幢三層小樓，對外稱“周公館”。周恩來住這裏時間並不多，因為它離國民黨首腦機關所在的上清寺地區太近，周圍環境相當複雜，無論去哪里，都須經過一條通向崖邊的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磚牆的三層小樓，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館”進出之人，都要在特務頭子眼前曝曝光。為了安全起見，周思來住紅岩嘴，只有在城裏辦公辦得太晚時，才在曾家岩50號休息。

　　紅岩嘴是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所在地，距市中心區約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個果園農場，由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自己動手蓋起來的一所三層樓房。周老太爺來重慶後，大家看他老實忠厚，怕他出門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安排他住在了紅岩嘴。

　　這裏四周住戶少，相對比較安全。

　　周老太爺身體本來挺好，氣色也不錯，屬於那種不生事不惹非，安分過日子的人。除了喜歡喝點酒，沒有其他嗜好也沒什麼事要操心。我們照顧他也只是關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沒想到會鬧什麼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鄧穎超、錢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來的房間裏等車。南方局、新華社、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共用一輛車，平時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號使用，司機段廷英任勞任怨是個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開車來送周恩來住院作手術。初步診斷，周恩來患的是膀胱膿腫。

　　等車的工夫，大家聊些閑天，正在講話的是董必武。董老說話慢條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擠公共汽車碰上了張國燾。本來錢之光勸他不要坐公共汽車，小段忙不過來可以雇個馬車坐。那時周恩來和董必武常坐馬車，雇來很方便，比現在某些城市叫計程車還便當。

　　董必武說：“擠公共汽車有什麼？你看參政會那個張國燾，他不是照樣沒汽車，也跟大家一起擠公共汽車嗎？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鄧穎超說：“國民黨也用完他了，他也沒搞出啥名堂。”

　　錢之光撇撇嘴：“當個特務，混個參政員，連個小車也沒混上。”

　　當時，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位同志為中共的參政員，開參政會常碰到張國燾，雖然也點個頭算是打招呼，但張國燾自覺無顏，常常很尷尬。

　　“在陝甘寧邊區叫他當個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幹，”董必武抹抹兩撇鬍子，曬笑道，“他來重慶當主任，他這個主任沒汽車，雇馬車也發生經濟困難……”

　　“這就是叛徒的下場，就值那麼個價兒。”我在門口插一句，聽到了我們的汽車聲，“周副主席，車來了，走吧”

　　周恩來住進了歌樂山中央醫院。經過住院進一步檢查，決定動手術。情況報到延安，毛澤東主席給董必武打來了電報：“恩來須靜養，不痊癒不應出院，痊癒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

　　董老當然很注意，他與鄧穎超、錢之光等天天輪替著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可是就在這時，周老太爺突然中風，那時的醫療技術不行，送醫院沒搶救過來，很快就死了。

　　一個難題馬上擺在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這一消息告訴周恩來？如果告訴，周恩來刀口未痊癒，他又是孝子，又是中華民族敬老傳統的典範，大悲大痛不利於身體且不說，還肯定會跑出醫院奔喪……

　　“我看暫時不能告訴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說，“大前年他去紹興省親，見了族長三鞠躬，見了姑丈推至上座執晚輩禮，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長自居。現在父親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醫院。”

　　“先不要告訴他了，這邊的喪事我們先辦著。”鄧穎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見，“天氣太熱，屍體不好保留，先堅持幾天看看，到時候看周公身體恢復情況再決定。”

　　於是，周老太爺去世的消息就瞞了周恩來。

　　然而，周思來的目光何等敏銳，心思何等細密？瞞一天可以，瞞兩天就被他察出異常了。當時我在醫院照顧他，傍晚時，他忽然問：“董必武怎麼兩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來不滿或生氣時喜歡說這兩個字。我能感覺到他那銳利的目光正在我臉孔上掃瞄，故意裝著清理衛生，有事沒事也要幹點事。可是，周恩來叫住我：“你不要亂找事了。我問你，家裏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裏咯噔一下，周恩來太厲害了，他怎麼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裏出事了？

　　“沒聽說什麼事呀。”我努力鎮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來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們越往我這裏跑得勤，怎麼會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嗎？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們越來得勤，甚至幾個人一起來，請示商量。南委組織部長被捕叛變，帶領特務破壞了廣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鄧穎超就是當即趕到周恩來這裏，馬上商量決定將受到威脅的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調回重慶。如果又發生了什麼大事，怎麼可能不露面呢？

　　“他們研究什麼事，也不會告訴我呀。”我終於找出一條理由。周恩來用狐疑的眼光最後打量我一遍，揮揮手不再說什麼。他顯然不信我講的話，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該知道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能說，這是他嚴格遵循並且嚴格要求我們必須作到的原則和紀律。

　　第3天，吳克堅來了。他問候周恩來也罷，彙報一般情況也罷，周思來都不作聲，兩眼就那麼望著吳克堅，目光嚴肅、真誠、認真。吳克堅再有城府再有水準也承受不起周恩來的目光，越來越不自然，臉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強問一聲：“周副主席有什麼指示？”他似乎急於想溜，舌尖在乾燥的嘴唇上舔過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沒什麼事我就回去了。”

　　“家裏是不是出事了？”周恩來劈頭問了這麼一句。

　　“沒、沒什麼……”吳克堅僵笑著聳起肩膀，攤開兩手。

　　“要是不能說，你就不要講話。”周恩來突然嚴厲起來。他平時和藹可親，所以稍露嚴厲，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許說假話！我再問一遍，家裏是不是出事了？”

　　吳克堅嘴唇翕動一下，沒作聲。

　　沉默中，周恩來點點頭，聲音轉柔和：“這就對了，你回去吧。”

　　吳克堅剛走，周恩來就要下床：“小何，我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攔擋，“不行，剛拆線，你傷口還沒癒合好……”

　　“你不要講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這一步，誰也攔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說：“那也得辦出院手續，要車來接啊。周副主席，我現在就去聯繫，你先躺下歇歇……”

　　靠這個辦法，才攔住周恩來沒有當下走。辦過手續，向董必武聯繫後，大家都知道攔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來車接周思來回紅岩嘴。

　　下車時，周恩來已經感覺到氣氛不對，臉色變得蒼白，也不多話，匆匆奔向辦公室。他過去走路快，但現在刀口沒全長好，這樣的急步令人擔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開了，一溜小跑似地進了辦公室。

　　鄧穎超聽到響動，正迎出來，周思來已經搶先一步跨入辦公室，一眼看到鄧穎超臂上的黑紗，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橫出一道萬丈深淵，仿佛再走一步就會墜入黑沉沉的淵底。

　　片刻的驚愕，那沉甸甸的寂靜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周恩來那濃黑眉毛下的兩隻本來十分精神的兩眼刹那間變癡變僵，直瞪瞪地望著鄧穎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兩三秒的時間，當鄧穎超臉上浮起一種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時，周恩來才猛抽一口氣，從惡夢中驚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戰慄了，他的嘴唇抽搐著，睫毛抖得厲害，好像內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衝撞，全身都跟著顫抖起來，終於從胸腔裏沖出一聲：

　　“怎麼，怎麼回事？”周恩來從來不曾這樣失控失態地顯出慌亂，以致于鄧穎超難過地低下頭，沒有敢說出話。周恩來已經左右扭動著頸項，連續問著：“出了什麼事？到底出了什麼事？”

　　其實，以周恩來的聰明，早已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這一悲痛的現實。

　　“老爺子……去世了。”鄧穎超終於小聲地說了一句。

　　周恩來的身體一陣悸顫，隨即搖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沒有感覺，兩眼仍然癡癡的，好像還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鄧穎超繼續小聲說：“中風，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來靜靜地站著，嘴唇微張著一直在顫慄，凝滯的眼睛裏慢慢地泌出一眶淚水；我聽到了他的呼吸聲，並且越來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嚨壅塞的原因，這種粗重顫動的呼吸終於變成抽泣呻吟的節奏，淚水已經盈滿眼眶，泉水一樣漫溢下來，豐饒地淌過灰白的面頰。

　　我在心裏叫著：周副主席，你要節哀，要注意身體啊。但我一句也說不出口。皖南事變時我見過他哭，但這一次的哭與那一次不同。究競不同在哪里？我一時還說不準……

　　驀地，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嗚――”我聽到一聲長長的淒哀的號哭，周恩來的手捂到臉上，仿佛流淚已經無法減輕內心尖銳的痛楚，他終於鬆開喉嚨，大放悲聲，並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場的人，有的驚愕，有的慌張失措，有的難過地跟著一起掉淚。我也流淚了，因為我終於聽出這一次的哭聲與以往的不同。這是大忠大孝的哭聲，帶著我們民族的濃厚氣息，帶著傳統和倫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氣勢，猛烈地進發而出。這哭聲使我心靈震顫，生出一種悲壯的轟轟烈烈之感；望著痛哭失聲的周恩來，我忽然對我們的民族，對我們的黨，對我們党的領袖生出一種新的深刻一層的認識。我隱約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團結人民，之所以有長盛不衰的力量，成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極重要的一條原因就在於她繼承和發揚著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和人類五千年所創造的一切文明……

　　鄧穎超大姐和幾位同志趨前勸慰，扶住周恩來不讓他躺倒在地。周恩來坐在地上，兩隻腳前後倒動，突然地抬起頭來。悲痛、怨懣、懊悔、憤怒在刹那間爆發出來，淚飛如雨，斥聲似火：

　　“你們沒爹啊？你們怎麼能這麼做？啊，嗚嗚，他是我父親！”哭聲斥責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我父親死了你們封鎖我，馬克思主義也沒說不要爹！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親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嗚嗚……”

　　鄧穎超不敢再勸，也勸不了，趕緊叫來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說：“恩來同志，我們本意……”

　　“你沒有爹啊？”周恩來痛哭失聲：“嗚嗎……你們搞封鎖，我父親死三天你們不通知我一聲，他是我父親！嗚嗚，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麼共產黨員？啊！”

　　“恩來同志，唉，大家是為了你的身體。”董必武彎著腰，俯身小聲解釋：“大家怕影響你的傷口啊……”

　　“我也不是你們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嗚嗚，他是我父親，沒有父親有我嗎？這是人之常情麼……”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難過地搖搖頭，“我們考慮不周。恩來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來抹著眼淚，抬起頭：“國民黨本來就攻擊我們沒人情，不尊祖上，六親不認，你們還敢封鎖我。整整封鎖我3天！”

　　“我們考慮不周，都是我們考慮不周。”董必武連連自責，周恩來的哭聲減弱一些。董必武趁機進一步解釋：“恩來呀，決定你動手術，主席很關心，專門給我們打來電報，你看麼，‘恩來須靜養，不痊癒不應出院，痊癒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電報打給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囑託啊，不能不考慮你的身體情況啊。主席說不痊癒不應出院，我怎麼辦？我也難哪，考慮來考慮去，現在看來考慮得還是不周到。事情已經這樣了，還請你原諒。主席還囑託‘出院亦須節勞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來同志，節哀吧，注意身體，這是主席的要求和囑託，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來流著淚看過毛澤東的電報，在董必武的勸說下漸漸止住痛哭，依然流著淚問：“我父親的遺體呢？”

　　“保留著。”董必武趕緊點頭，“天氣太熱，弄冰困難，我們在山上搭了個棚子，遺體停放在山上。”

　　周恩來從地上站起身，一邊擦淚，一邊走到桌前，拿筆拿紙，略想想，淚水又湧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淚，開始揮筆疾書，嘴唇緊閉，受到極大委屈似地嘟著，很快寫下幾行大字，交我說：“馬上給主席發電。”

　　我送電文時，看了那內容。顯然，周恩來的悲痛還需要排遣。他不好繼續對大家發火，也不想再多批評，毛澤東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訴說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歸後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

　　電文發出，很快便接到毛澤東的複電慰問：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後在工作中節勞為盼。”

　　周恩來當天即拖著未曾痊癒的病體，上山為父親守靈。他戴著黑紗，邁著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團軍駐京辦事處的許多同志跟隨在後。來到停屍的席棚前，周恩來立住腳，深探地三鞠躬，而後默哀。

　　屍體蓋著白布，四周圍熏著香火和艾篙，因為天熱，用冰極困難，所以用了這種土法來護屍驅味。

　　周思來走到屍體前，自己揭開白布，最後瞻仰了父親的遺容，再次三鞠躬，然後就在靈前坐下來。沒人能勸他回去休息，也沒人敢勸他離開。他守靈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靈。

　　工作人員用擔架將屍體抬下山，放在馬車上，送往小龍坎。我們在那裏買了塊墓地，辦事處的人死了都埋在那裏，周恩來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以及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被國民黨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後都葬在了那裏。

　　周老太爺落葬時，周恩來填了第一鍬土，然後大家才開始幫忙填土。堆起墳後，又是周恩來堆最後一鍬土，仔細將墳頭拍實修理整齊。

　　周恩來在墓前向父親默哀，向父親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淚花迷離的兩眼中，流出深深的憶念和哀痛…… 

　　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思來的第二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等同志後；我跟隨周思來回到上清寺他的辦公室。當時我們中共代表團已經搬到了上清寺，這也是為了國共和談的方便。 

　　王若飛、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情況。葉挺將軍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剛被營救出獄。本來周恩來勸他多休息幾天，另乘飛機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堅持搭這趟飛機走，並且帶上了他的女兒小揚眉。鄧發是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歸國的。 

　　周恩來在辦公室門口停下步。送別戰友時的笑容還殘留在唇際，但他的兩眼卻顯露出某種張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來，那或許是人們常說的“第六感官”給人帶來了隱隱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長而清寂的走廊裏前後掃了一掃，眼皮一眨，歎聲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順走廊一劃，像以往一樣，由於手臂的殘疾，揮手間肩膀和身體跟著動，顯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掃過幾個屋門：“小揚眉就在我們屋裏穿來穿去……鄧發和喬冠華昨天還在我那屋裏打打鬧鬧呢。” 

　　他感慨著搖搖頭，對電臺的同志說：“注意和延安聯絡，飛機到達後馬上來通知我。” 

　　這一天周恩來沒有外出活動，就守在辦公室裏等電報。他一生乘飛機履險十來次，卻仍然酷愛乘飛機，原因就一個：快。他的時間太寶貴。正因為遇險多，所以，自己愛坐飛機卻不大放心戰友們乘坐飛機。比如建國後他就不主張毛主席坐飛機，比如身邊同志坐飛機他就始終有些提心。 

　　這次也一樣，他無法安心看檔。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強看過幾頁又驀地揚起頭，聽到什麼響動似地，繼而把檔推到一邊，起身圍繞辦公桌轉過來繞過去地踏步。 

　　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有些類似“恨別鳥驚心”的情況。秘書陳浩走進來時，他敏感地一顫，立住腳問：“延安來電了嗎？” 

　　“沒有。”陳浩搖搖頭，“飛機沒有這麼快，還沒到呢。” 

　　“噢，還沒到。”周恩來看看腕上的表，“還要過半個鐘點多呢。” 

　　他在辦公桌前坐下，剛要看檔，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飛的愛人李佩芝進來了。李佩芝的擔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幾分。於是，周恩來那種不寧靜的表現便被驅除了，恢復了慣有的從容鎮定，指著腕上的手錶說：“還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們一起等電報。” 

　　不安的情緒流動時，人們會出於本能地往一起湊，似乎這樣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鎮定。周恩來的辦公室裏漸漸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輕鬆話題聊天，藉以鬆弛一下糾纏心頭的那種莫名的緊張情緒。 

　　正處於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可以說，周恩來那時最大的擔心還是怕國民黨蔣介石搞破壞。記得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雙十協定尚未簽署，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便準備奉命回國。周恩來聽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驅車去找赫爾利，見面便嚴肅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毛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現在的協議還沒簽字，你就要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定將失信於天下人！”當時，蔣介石確有加害毛澤東的打算，儘管他還顧慮重重，不得不考慮人心及國際輿論和影響而末敢輕舉妄動，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雙十協定簽字前，又派張治中去甘肅省當省主席。在我們看來，只有赫爾利和張治中這兩個“保人”調離重慶，他才好有作為。周思來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當時他那種緊張、擔心、焦急更甚於現在的等候飛機消息，他聞訊後立刻去拜訪張治中。他明白，飛機上只要有赫爾利和張治中兩個“保人”，蔣介石的陰謀就無法施為。他情緒激烈地對張治中說：“文伯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則我們是不答應的！”之後，周恩來又去拜訪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提出同樣要求。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毛澤東終於安全地飛回了延安。 

　　現在，周恩來又不能不為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同志擔心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逝去，延安那邊始終末見到飛機，李佩芝越來越焦急。 

　　周恩來開始出於責任和所處位置，還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著，以鎮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緒，講著小揚眉的活潑可愛和鄧發的豪邁熱烈。後來，他看過幾次手錶便漸漸沉默下去，話越來越少，終於再不敢提小揚眉了…… 

　　早就應該到了，延安仍然沒有見到飛機。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延安緊張查找。 

　　周恩來和李佩芝坐在椅子裏一聲不響，陳浩每進來一次，他們便急切地朝她望去。無須語言，一望之後便又垂下頭，那神色明顯是沒消息。他們的臉色已不再是焦急，換上了一種陰鬱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氣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聲喃喃。現在我才理解，當我跟隨周恩來乘飛機到各地時，地面的同志是什麼心情；一次又一次改變航線或轉換降落機場，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現在的心情不是一樣嗎？ 

　　我們不肯放棄的希望就是天氣不好而改變了航線或臨時換了降落機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飛機早已沒油了，不可能還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機場，現在也早該聯繫上了。誰都意識到出事了，但是誰都不說，大家不肯放棄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飛機失事的電報終於來了！ 

　　周恩來接到電報時，兩道濃眉毛猛地抽縮聚攏，仿佛一陣錐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臉色在刹那間變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書臉孔上停滯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轉向電報紙時，顯得猶疑而艱難。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來身邊，紀律使我不能偷看那電文，我只能從周恩來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讀”內容。我看到周恩來的目光剛觸及電文，便顫慄了一下，那些鉛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樣攜著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開始抖動，嘴角哆咳著，目光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朦朧，漸漸地，眼角開始閃爍。他突然把頭仰起來，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淚水，獨個兒承受那種痛楚。可是，眼角那顆閃爍的淚珠越凝越大，仿佛是從心頭一點一點絞出來的，終於撲簌簌地滾落下來。他張開了嘴，以便讓壅塞的喉嚨暢通一些，但眼角又開始閃爍，痛楚在他的心頭一點一點絞緊，絞出來那顆晶瑩的淚珠，然後又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無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於是，我們都垂下頭，默默地跟著流淚。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聲。眼淚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積了許久，終於急驟地流淌出來，她放聲大哭。哭聲對悲痛到極點的人是有益的，可以減輕那種哀傷的重壓。先是女同志們，接著是更多的同志，都隨著哭出了聲。 

　　周恩來終於也跟著哭出了聲。那是一種不忘領導責任又無法完全壓抑住的沉重的抽泣聲，一邊將食指彎曲著拭抹頰上的淚水。 

　　“若飛同志……”周恩來從胸腔裏發出一聲顫抖的呼喚，馬上以窒住聲息，憋了很久，蒼白的臉已經重新脹紅起來，那哭聲、訴說聲才再次急泄地湧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兩架、兩架飛機……我怎麼沒想到呢？我對不住同志啊……” 

　　其實，周思來是勸說過葉挺帶小揚眉另乘飛機，只是沒有堅持到底罷了。他一生總是嚴於責己，出了什麼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責任做自我批評。老同志們一道議論時，都說周恩來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評也最多的人。 

　　“葉挺……將軍，鄧、鄧發同志……昨天他還和喬冠華他們有說有笑……”周恩來泣不成聲地呼喚戰友的名字，“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後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著周恩來哭喊一聲，雙手重新捂臉，哭聲更痛更哀。 

　　周恩來淚流滿面，並不用手去捂，只是偶爾將食指彎曲著擦拭一下，繼續邊哭邊訴，像是自言自語，像是訴說給我們聽，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個不公平的神靈，周恩來責怪他對人們命運的安排竟如此殘酷：“小揚眉昨天還，還在我屋裏跑進跑出，她才多大，那麼，那麼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來說不下去了，肩頭起伏，兩眼紅紅地朝我們大家張望，任憑淚水流淌，抽泣著抱怨：“我沒想到，你、你們為啥……為啥也不提個醒，啊？哪怕、哪怕分乘兩架飛機，也、也可以減少損失，你們為啥也沒提個醒啊……” 

　　我難過愧疚地垂下了頭。我想起幾星期前跟隨周思來從西安飛重慶，過秦嶺遇險的情景。天生麗質，美麗無比的小揚眉那一次嚇哭了，周思來馬上將自己的傘讓給了她。這一次飛機遇難，活潑可愛的小揚眉是怎樣的一種驚恐痛苦？我簡直無法想像也不敢想像，直到46年後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顫，哀傷欲淚。 

　　許多領導同志一邊流淚一邊互相勸說節哀，派幾位女同志照顧勸慰李佩芝，其他人開始準備善後事宜。4月19日，重慶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會。在追悼會上，周思來再次痛哭失聲，流著淚報告了遇難諸烈士的生平事蹟。同一天，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懷念戰友，另方面還有一種情緒。由於處在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國民黨暗殺行動相當普遍，許多人都認為這次空難是國民黨預謀的一次政治暗殺行動。周恩來雖然萬分悲痛，但他無論何時何地都堅持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經過調查瞭解，他對我們說，不應該妄猜是政治暗殺。他舉出我們過秦嶺遇險的例子，說美國飛行員都是認真負責的，不會那麼做。這次的不幸事件，實事求是講是一次偶然發生的空難，是因為天氣驟變，飛機不幸撞在了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上。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三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這一次痛哭，有個過程，是國共談判以來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

　周恩來總理的捷才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下面這些答問都不是提前準備好的，也是事先難以預料到的。周總理不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時間裏，幾乎是對方剛說完，馬上就回答。沒有過硬的素質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元西方記者問周總理：“請問總理先生，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妓女？”不少人納悶：怎麼提這種問題？大家都關注周總理怎樣回答。周總理肯定地說：“有！” 全場譁然，議論紛紛。周總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補充說了一句：“中國的妓女在我國臺灣省。”頓時掌聲雷動。

　　――這位元記者的提問是非常陰毒的，他設計了一個圈套給周總理鑽。中國解放以後封閉了內地所有的妓院，原來的妓女經過改造都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位元記者想：問“中國有沒有妓女”這個問題，你周恩來一定會說“沒有”。一旦你真的這樣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會緊接著說“臺灣有妓女”，這個時候你總不能說“臺灣不是中國的領土”。這個提問的陰毒就在這裏。當然周總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倆，這樣回答既識破了分裂中國領土的險惡用心，也反襯出大陸良好的社會風氣和臺灣的對比。哎呀，周總理考慮問題周密細緻，同時又那麼快速反應，你不佩服他也難啊！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一個美國記者先是主動和周恩來握手，周總理出於禮節沒有拒絕，但沒有想到這個記者剛握完手，忽然大聲說：“我怎麼跟中國的好戰者握手呢？真不該！真不該！”然後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剛和周恩來握過的那只手，然後把手帕塞進褲兜。這時很多人在圍觀，看周總理如何處理。周恩來略略皺了一下眉頭，他從自己的口袋裏也拿出手帕，隨意地在手上掃了幾下，然後――走到拐角處，把這個手帕扔進了痰盂。他說：“這個手帕再也洗不乾淨了！”

　　――儘管中美當時處於敵對狀態，但周總理一貫的思想，還是把當權者和普通美國民眾分開。在談判桌上橫眉冷對，那是一點情面也不講的。但會場外，他可是統戰高手，儘量做工作，力圖潛移默化。他對普通美國民眾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聞記者在內。所以，在那個美國記者主動要和周總理握手時，周總理沒有拒絕。但這個記者看來純粹要使周總理難堪，否則不會自己主動握手，然後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總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會意識到他會這樣做。當時大堂裏人很多，就看你周恩來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總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請注意兩人做法不同的是：記者擦完手後仍把手帕塞回褲兜，而周總理是擦完手後把手帕扔進了痰盂。周總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還能用，我的手帕因為擦了以後沾染了你的細胞，你這無恥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乾淨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裏去。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雪夫會晤時，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雪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於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總理只是停了一會兒，然後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雪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周總理不管在何種場合，遇到什麼樣的對手，都能唇槍舌箭，以超人的智慧，應酬自如，對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出其不意地將赫魯雪夫射出的毒箭掉轉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產黨國家傳為美談。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蘇聯大使找到周總理，陰陽怪氣地問道：“總理同志，聽說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周總理平靜地回答： “也沒什麼大事，只不過是森林裏倒了一棵樹；一棵樹上落下一片葉子而已。”蘇聯大使故作關心地說：“據權威人士推測，此事對中國的影響極為不利呀!”總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顆毒瘤在肌體上自動消失，有百利而無一害。”蘇聯大使有些惱怒：“總理同志，有句話我早就想說了，你們在國際上口口聲聲罵我們是社會帝國主義，把我們說得比廁所還臭。既是這樣，那麼請問：你們的林副統帥在國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什麼偏要投奔我們蘇聯呢?”周總理冷笑道：“正因為廁所臭，蒼蠅才喜歡那個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這個道理，又何必多此一問?”蘇聯大使被說得啞口無言。

　　――林彪叛逃蘇聯並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個消息傳出後，國際上一些敵對分子幸災樂禍。中蘇關係當時嚴重惡化，蘇聯大使和總理見面時存心想看好戲，讓周總理難堪。他見兜圈子達不到目的，就攤出所謂的“王牌”，料想周總理一定無話可說，結果周總理反戈一擊，蘇聯大使陷入十分狼狽的境地。 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麼卻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

　　――這位元記者的用意是把中國人比作牛馬，和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你真的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確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周總理把“馬路”的“馬”解釋成馬克思主義，恐怕是這位元記者始料不及的。 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 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美國官員的話裏顯然包含著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十分氣憤，但囿於外交場合難以強烈斥責對方的無禮。如果忍氣吞聲，聽任對方的羞辱，那麼國威何在？周總理的回答讓美國人領教了什麼叫做柔中帶剛，最終尷尬、窘迫的是美國人自己。 

　一位元美國記者在採訪周總理的過程中，無意中看到總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那記者便以帶有幾分譏諷的口吻問道：“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用我們美國產的鋼筆呢?”周總理聽後，風趣地說：“談起這支鋼筆，說來話長，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無功受祿，就拒收。朝鮮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留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美國記者一聽，頓時啞口無言。

　　――什麼叫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位元記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總理：你們中國人怎麼連好一點的鋼筆都不能生產，還要從我們美國進口。結果周總理說這是朝鮮戰場的戰利品，反而使這位元記者丟盡顏面。也是，想和周總理較勁，門都沒有。

　　周總理設宴招待外賓。上來一道湯菜，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裏一翻身恰巧變成了法西斯的標誌。外客見此，不禁大驚失色。周總理對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誌!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萬’，象徵‘福壽綿長’的意思，是對客人的良好祝願! ”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誌也沒有關係嘛! 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話音未落，賓主哈哈大笑，氣氛更加熱烈，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在外交場合出現法西斯的標誌很容易引起外交糾紛，尤其是曾經遭受法西斯鐵蹄蹂躪的國家，他們看見這種標誌是很反感的。周總理的解釋及時解除了他們的誤會，但令人叫絕的是周總理借題發揮，號召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那個菜吃掉。意外的這麼一個被動場面，經周總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躍宴會氣氛的作用。

　　文革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兵到北京上訪，周總理接待了他們。紅衛兵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周總理聽他們講明來意後，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總理為什麼發笑，幾隻眼睛盯著總理臉上望。總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麼不從積極方面去看，而從消極方面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周總理深怕他們聽不清楚，又重複地說了一句對射陽的解釋，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紅衛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在文革那個特殊背景下，如果周總理從“射陽”的歷史淵源和沿革去解釋 的話，紅衛兵未必聽得進去。當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來壓服，但效果也不會好。周總理賦予“射陽”二字新的含義，使紅衛兵心悅誠服。我們聽故事的人現在也不得不擊節讚歎呀！

　　一個西方記者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周恩來委婉地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當他看到眾人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面額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

　　――周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我國建設成就。這位元記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嘲笑中國窮，實力差，國庫空虛；一個是想刺探中國的經濟情報。周總理在高級外交場合，同樣顯示出機智過人的幽默風度，讓人折服。你說這樣的問題事先怎麼準備，沒有雄辯的口才和飛速的思維怎麼可能做到？

　　1945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政府的談判代表對以周恩來為首席談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協定難以接受。一官員惱羞成怒地對我方代表咆哮道：“對牛談琴！”周恩來神態自若，不緩不慢地應了一句：“對，牛彈琴。”

　　――這位國民黨官員說“對牛彈琴”意思是貶低共產黨談判代表的水準，而周恩來原話奉還，還是這四個字，只是在“對”字後停頓了一下，變成兩個斷句，把國民黨官員的言論比作“牛彈琴”，你說絕不絕？

　　周總理從日內瓦開會回來順道訪問莫斯科。在為他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他用英語向蘇聯人祝酒。這時米高揚（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為什麼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好嘛!”。周總理仍用英語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漢語的時候了。” 米高揚抱怨說：“漢語太難學了。”此話一出，周總理馬上輕快地說：“沒關係，下回到我們使館來，我們將非常高興地教你。”

　　――米高揚的抱怨顯然不大友好，周總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揚說出不學漢語的原因。米高揚果然上鉤，周總理讓他來使館派人教，把米高揚置於學生的地位。

　　周總理在加德滿都舉行記者招待會。在場的美國記者故意拿著中尼兩國分別出版的地圖，指出兩國邊境在珠穆朗瑪峰這一段的畫法不一致，並借此提問：“關於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瑪峰）的問題，在這次會談中是否已作出了決定?您剛才的話，是否意味著由中尼兩國來平分這座山峰，尼泊爾是否同意?” 周恩來立即回答：“無所謂平分。當然，我們還要進行友好的協商。這座山峰把我們兩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不是你們所說的把我們兩國分開！”

　　――邊界問題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美國記者的提問既是挑釁，又是圈套，簡單回答是或不是都會掉進陷阱。周總理識破其險惡用心，改“平分” 為“聯結”，表明了我國解決同鄰國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強調了睦鄰友好政策，所言無隙可擊，令美國記者大為失望。周恩來的泱泱大國總理的機敏思維和友好風度在尼泊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不腐女屍引起世界轟動。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時曾向周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屍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託，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屍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願意否？” 周總理聽後，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麼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太空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周總理聽後哈哈一笑說：“我道是什麼，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聽後一驚，疑惑地問道：“怎麼？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麼時候？為什麼不公佈？”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麼沒公佈？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麼，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長沙馬王堆漢墓女屍經歷千年而不腐爛，這是一個應當嚴禁外泄的國家科研機密。周總理不為基辛格博士提出的用月土交換木炭的方案所動心，並且巧妙地借用中國古代傳說，婉轉地拒絕了對方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