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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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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回憶與劉少奇的婚姻 最難忘結婚儀式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識

　　黃崢：您能給我們回憶一下和少奇同志認識的經過嗎？

　　王光美：1947年3月5日，擔任朱老總秘書的黃華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那裏談話。原來是我第一次見少奇的時候提出過，希望中央領導同志對我們這些青年給予幫助，他記住這件事了。

　　到了棗園，我找到少奇的窯洞，周恩來同志正在同少奇談話，讓我等一等。一會兒，恩來同志談完出來，熱情地跟我打了個招呼。我進了少奇的窯洞，順便看了看，覺得陳設很簡單。談話還是接著上次的話題，少奇給我講了很多道理。

　　這樣說著說著，就到了吃中飯的時間。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兩頓飯，我是吃了第一頓飯出來的，第二頓飯要在下午才吃。但棗園的中央領導同志沒有星期日，還是三頓飯。少奇見炊事員給他把飯端來了，就留我吃飯。我說：“我已經吃過了，你慢慢吃。我在這裏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麼。”當時我也是出於好奇心，就坐在沙發上沒動。我看見他的飯菜很簡單，好像只兩碟菜，一碗米飯，很簡單。

　　和少奇談過話以後，我又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沒過兩天，得到通知，說胡宗南軍要進攻延安，延安的機關必須撤退。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黃崢：你們重新見面是在西柏坡了吧？

　　王光美：在1948年的三八節前後，我們結束了土改工作，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有一次王炳南組織外事組舞會，少奇來了，在與我交談時，他說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這句話，我決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麼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領導請假說要去找某某中央領導同志，即使去了，他那裏有崗哨，我這樣的一般幹部無緣無故也不讓進。我就想了個辦法，我跟我們的負責人柯柏年說，我有事要去西柏坡找一下賴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賴祖烈那裏，對他說，少奇同志約我去一趟。賴祖烈沒說什麼，當即就把我送進了少奇辦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進去，少奇正在寫東西，看見我來，馬上站起來，說：“你真來了！”這次談話時間比較長。後來，他表示了對我的好感，還說，他年紀比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慮。我當時覺得這個人真有特點，一般人都願意說自己怎麼怎麼好，他卻光說缺點。我說：“年紀什麼的我倒沒往那考慮，只是在政治水準上我們差得太遠，我和你在一起的話我不知道應該注意什麼，而且我也不瞭解你過去的個人情況。”少奇回答我說：“應該注意什麼問題，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瞭解我過去的歷史，你去問李克農同志。”最後我特別問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婚姻關係？”少奇就說：“如果你想知道這方面的情況，你去問一下鄧大姐。”

　　說著說著，我覺得時間不早了，就問：“幾點了？我該回去了。”

　　少奇拉開抽屜，拿出一塊表看了看說：“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原來這個表早就壞了。看到這個情況，我心裏觸動了一下。我想：中央領導同志工作沒日沒夜，怎麼連個好好的表都沒有？我就說：“你怎麼也不叫人幫助修一下？”他為難地說：“該叫誰呀？”我說：“你交給我吧！我幫你去修！”不久，我就托人把表修好，請我的領導王炳南轉交給了少奇。

　　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人，後來我還真的去了。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上來就交待黨的保密紀律，說：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該知道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領導同志談話你不要聽，等等，好像我和少奇已經在一起了似的。

難忘的結婚“儀式”

　　黃崢：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結婚時的情景嗎？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這一段，一來二往的，我們就確定了關係。但我向少奇提出：等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以後再結婚。少奇同意。過了一段，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了。

　　決定結婚以後，少奇要我把行李搬到他那兒去。我對結婚還有點老觀念。我問他：“我就這樣搬到你這裏，算是怎麼回事？要不要到機關大食堂宣佈一下？”少奇說不用，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

　　1948年8月21日，少奇派他的衛士長來幫我搬行李。這天，外事組的同志們還做了一個大蛋糕，也一起帶到了少奇那裏。

　　正好晚飯後食堂裏有舞會，少奇和我都去了。毛主席、恩來同志都在。恩來同志特聰明，他見我們沒有專門舉行結婚儀式，就跟毛主席說：“咱們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們住的地方。”這樣，我和少奇就陪著毛主席、恩來同志回來了。來了之後，主席、恩來、少奇在辦公室談話，幾位女同志和我到另外一間屋切蛋糕。我們給主席、恩來、少奇每人切了一份。他們一面說說笑笑，一面吃蛋糕。毛主席還給他的女兒李訥要了一塊帶回去。

　　(《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摘自《文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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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怎么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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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数月间竟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要打倒的头号对象。

　　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假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弥天大“帽”。堂堂国家主席被残酷批斗，非法监禁，折磨至死，真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辽宁地域。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还鲜为人知。今年是刘少奇诞辰百周年，我们当年在辽宁参加过这一复查和清查工作的人，深感有责任把这一罪行的内幕公布于世，让人们永远勿忘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

　　肩负特殊任务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O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在专案组取证的人中，还有一个叫杨明襄的。这人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神经病，一直未愈，是当地有名的“杨魔症”(东北话称半疯半傻的人)。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他吃油条吃饱了，就往兜里揣，那时候吃上一顿炸油条很不容易，取“证”自不成问题。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时，他竟不愿走，问他：“怎么不愿回家?”他说：“这里吃得好。”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一个“魔症”竟然在置国家主席于死地上“发挥”了作用。

　　“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中七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得意忘形地大声宜布：“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张春桥指着一摞假证阴险地说：“这样一本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总理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总理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的内外的一切职务。

　　岁月流逝，刘少奇同志早已恢复了历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江青等人也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年那些卖劲逼供、出卖良心制造假证的人，也已在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回顾这一页沉重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也使我们深感今日的改革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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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生日之謎？王光美從戀愛到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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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津

王光美這個名字，同她的丈夫、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一樣，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在國外也廣為人知。她是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學生時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終選擇了共產黨。她是怎樣投身革命成為共產黨人的？她怎麼會同劉少奇相識相戀到結婚？她伴隨劉少奇經歷了哪些崢嶸歲月、風雨路程？眾說紛紜的所謂“桃園經驗”、“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文革”中她經受了什麼樣的不堪遭遇？王光美本人為您一一道來。《王光美訪談錄》一書娓娓道來，又有相當多的真實歷史史料為依據，是一本既有趣，又嚴肅的歷史讀物，啟迪後人，發人深思。

　　黃崢：當時延安的形勢比較緊張。蔣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見胡宗南，部署大舉進攻延安。國民黨軍隊投入的兵力達25萬人，而陝北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2萬多人，只有敵軍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3月初決定緊急疏散，撤離延安。

王光美：少奇同志後來告訴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過當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大約3月8日至10日之間，周恩來同志和葉劍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辦事處外事組和北平軍調部回來的同志開會，動員撤出延安，宣佈外事人員編成一個隊，隊長薛子正，副隊長黃華，黨支部書記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後從南京撤回延安的。我們先到了瓦窯堡，然後過黃河，4月到晉綏地區的山西臨縣。在瓦窯堡，還接到葉劍英同志的夫人吳博轉來他寫給我的一首詩，鼓勵我，說我表現比較好。

這次離開延安，我沒有和少奇聯繫。5月，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在這支外事人員隊伍的基礎上組成中共中央外事組。由葉劍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內設三個處，翻譯處由徐大年同志任處長、章文晉同志任副處長，研究處由柯柏年同志任處長，新聞處由董越千同志任處長。我記得當時成員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黃華、王凝、淩青、馬牧鳴、張林生、張香山、吳青、陳浩、王朴、陳佩明、曾遠輝、劉文仲等同志。

黃崢：當時的背景是：國民黨軍飛機3月11日開始轟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時、葉劍英等同志，帶領一部分中央機關人員離開延安棗園轉移到子長縣瓦窯堡，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軍總部辦公。3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同志也從延安撤離。3月19日，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進佔延安。黨中央開始了轉輾陝北的歲月。

王光美：轉移的時候，一路上我們把能丟的東西都丟了。上級決定我們到晉綏分區參加土地改革。當時中央有個指導思想，就是凡是從白區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儘量參加根據地的土改運動。我被分配到晉綏分區的山西省興縣參加土改工作隊，隊長是王炳南同志。這時已經是4月份了。我們土改工作隊在進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學習檔。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參加了。沒有想到，這時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們就又見了一次面。

　　原來，中央根據全國內戰爆發的形勢，決定黨中央的5位書記分成兩套班子：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率中央精幹機關留在陝北，指揮各戰場作戰；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以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少奇、朱總是3月31日晚從陝西綏德和山西臨縣的交界處渡過黃河，從臨縣三交鎮過來的。興縣蔡家崖是中央晉綏分局所在地，賀龍、李井泉等同志在這裏。
我是在一天吃午飯的時候見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總和我們土改工作隊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頓飯。記得同桌的還有鄧穎超同志。少奇在飯桌上問了工作隊的一些情況：學了什麼檔？什麼時候進村？我沒怎麼說話。吃完飯出來，走到門口少奇問我：“你是在這裏參加土改，還是跟我們上晉察冀？到那兒也能參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說：“我正在學習，等分配參加哪個工作隊，能跟你們走嗎？”少奇說：“黃華都跟我們一起走。”我想我剛來這裏，還沒有真正參加土改，這樣不明不白走了算怎麼回事？而且我寫了入黨申請書之後，在下來之前王炳南同志剛剛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你現在的表現很好，這方面沒問題，但你的家在北平，要瞭解一下你家庭的情況。要是我現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淺，就打了個官腔，回答少奇說：“以後有工作需要再說吧！”我這話說出口以後，當時覺得沒什麼，回到住處琢磨琢磨感到不對：他跟我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怎麼沒有弄明白就回絕了呢？於是就想最好再問問清楚。

當天晚上，賀龍同志組織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總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說句話，問問他是什麼意思。走到門口往裏一看，見少奇、朱總坐在第一排，少奇抱著濤濤，正等開演。我猶豫了半天，在門口轉了轉，最後還是沒進去。我這個人，學生時代一心學習，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這時從沒有談過戀愛，這方面很遲鈍，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後來回想起來，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對我有好感，想帶我上晉察冀，但當時我不敢胡思亂想。

少奇同志他們走了以後，我們很快開始投入土改集訓學習。在村子裏，我們住在村長家旁邊的一個偏窯裏，幾個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個炕上。一次入睡前，吳青告訴張林生：鄧大姐找她談了一次話，說因為王前對少奇的工作干擾很厲害，大家都建議他們分開，年初他們就離婚了，最近鄧大姐想把她介紹給少奇，問她願意不願意？我一聽這個，才知道少奇和王前離婚了。

後來又知道，少奇本來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進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還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濤濤很厲害，少奇看不過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鬧。在王家坪的時候，少奇被王前鬧得實在沒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請主席幫助找個安靜的地方。毛主席讓少奇搬到棗園他原來住的窯洞。這樣少奇才從王家坪搬到了棗園。晉綏的土改我參加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姚家會村，一個是小鎮魏家灘。我們工作隊，是把從上海、南京等城市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混合編組，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學習鍛煉。可能因為我是學數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畝登記，計算每家每人分幾畝幾分地。我在晉綏搞土改，前後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結束時已經是1948年的春天。這段時間裏，我和少奇沒有聯繫。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黃崢：顯然少奇同志這段時間裏同樣不知道您的情況，可能也不方便打聽。你們重新見面是在西柏坡了吧？

王光美：當時通訊很落後，又是戰爭年代，同志親友之間多年不通音訊是很普遍的。這時連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約在1948年的三八節前後，我們結束了在土改工作隊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所在地，河北建屏縣西柏坡。這時，中央外事組已經搬到離西柏坡不遠的陳家峪。我住的那個村子叫柏裏。我回到外事組以後，在一些公眾的場合同少奇見過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參加中央機關的晚會，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們見面說話了。毛主席還問我：“上輔仁大學學的什麼？校長是誰？”我說：“我學的是原子物理，校長是陳垣。”毛主席說有“南陳”、“北陳”兩個陳，還說全國解放後我們也要搞原子彈。我說“南陳” 我不瞭解，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是研究歷史的。主席說的“南陳”，可能是指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

　　還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組織外事組舞會，少奇和朱老總都來了。少奇順便到外事組辦公的屋子走走看看，還與陪同人員到我住的小屋轉了轉。和我同屋住的還有吳青同志，不過這時她去歐洲參加國際婦女會議，我臨時一個人住。交談中少奇同志問我：“星期天都幹什麼？”我說我不愛打撲克，星期天就是到南莊趕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書。南莊是中央組織部所在的村子，離我們住的地方不遠。他這時說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少奇這句話，我決定星期天去一次。因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趕集什麼的。但怎麼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這裏領導請假說要去找某某中央領導同志，即使去了，他那裏有崗哨，我這樣的一般幹部無緣無故也不讓進。我就想了個辦法，我跟我們的負責人柯柏年同志說，我有事要去東柏坡找一下賴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賴祖烈那裏，對他說，少奇同志約我去一趟，請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總同一個院子。賴祖烈同志沒說什麼，當即就把我送進了少奇同志辦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進去，少奇正在寫東西。看見我來，他馬上站起來，說：“你真來了！” 這次談話時間比較長。他說：這麼長時間沒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況怎樣？後來，他表示了願意跟我好的意思。他還說，他年紀比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慮。我當時覺得這個人真有特點，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都願意說自己怎麼怎麼好，以便取得對方好感，他卻光說自己的缺點。我說：“年紀什麼的我倒沒往那考慮，只是在政治水準上我們差的太遠，我和你在一起的話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應該注意什麼？而且我也不瞭解你過去的個人情況。”少奇回答我說：“應該注意什麼的問題，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瞭解我過去的歷史，你去問李克農同志。”我對這事很慎重，最後我特別問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婚姻關係？”少奇就說：“如果你想知道這方面的情況，你去問一下鄧大姐，她就住在旁邊的院子裏。”說著說著，我覺得時間不早了，就問：“幾點了？我該回去了。”少奇手上沒有戴表。他拉開抽屜，拿出一塊表看了看說：“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原來他的這個表早就壞了。

看到這個情況，我心裏又觸動了一下。我想：怎麼會是這樣？中央領導同志工作沒日沒夜，怎麼連個好好的表都沒有？怎麼這些事沒有人幫他收拾？他連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麼辦？我當時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時對他這種生活無人照顧的情況深表同情。今天我們都離不開手錶了。即使在那個年代，應該說對少奇這樣的中央領導同志來說，手錶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僅平時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時間，開會、行軍打仗更是分秒必爭。可少奇同志當時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我說：“你怎麼也不叫人幫助修一下？”他為難地說：“該叫誰呀？”我也不知道當時出於一種什麼考慮，可能是心裏自然冒出來的一種義不容辭的感覺，就說：“好，你交給我吧！我幫你去修！”我認識中央機關管後勤的賴祖烈同志。他那裏常有人去石家莊辦事。我就和他商量，請他把少奇同志的錶帶去修一修。時間不長，賴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沒有把表直接給少奇，而是又帶給了我。這我就難辦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裏跑呀！想來想去，我把表交給了我的領導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組的負責人，經常出席中央工委的會，常見中央領導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釋修這個表是怎麼怎麼回事，說現在請你在開會的時候把這個表捎給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轉天就把表交給了少奇同志，說：“這是光美同志讓我帶給你的。”少奇當然是一聽就明白了。

可這麼一來，王炳南同志就看出來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後來我還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我去的時候他和他夫人劉競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飯。我本來是想請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卻不談這個，一上來就交待黨的保密紀律，說：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該知道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領導同志談話你不要聽等等幾條，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經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後到鄧穎超、李克農同志那兒，跟他們說了這件事。他們都沒想到，還問了我幾句。去李克農同志那兒，我是和孫少禮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兒還碰見康岱沙同志，抱著她的小女兒。我和岱沙在北平軍調部時就熟識。她同陳叔亮同志就是在軍調部結婚的。那時岱沙剛從延安抗大調來，陳叔亮同志是軍調部派在山東濟南的第七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後來知道，陳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輩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員。

　過了幾天，我四哥王士光從晉冀魯豫根據地到西柏坡來，找王諍同志談解放區的廣播電臺工作。他約我到王諍同志家見了一面。我見他需要手錶，就把我的送給了他。因為我在大學裏是物理學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諍同志想調我去晉冀魯豫根據地，搞電臺天線研究。我說現在不行，我可能要結婚，就把我和少奇來往的情況告訴了四哥。他聽了給我潑冷水，表情還特嚴肅，說你別胡思亂想。我說我沒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覺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確實是很慎重的。我對他很尊敬，同時對他生活沒人照顧很同情。我們從好感到戀愛。
黃崢：您和少奇同志結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景嗎？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這一段，一來二往的，我們就確定了關係。但我向少奇提出：我還不是共產黨員，等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以後再結婚。少奇同意。其實在北平的時候，地下黨組織就要吸收我入黨。那時青年學生靠近共產黨的要成為黨員並不難，但當時我對黨的認識很少，看了一些有關黨的書籍，包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覺得我還不符合條件。

到了延安，我申請入黨，這時反而難了，說要經過北平市委調查我的家庭情況，這就拖下來了。這時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結婚，如果不是共產黨員，那算怎麼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這個要求。但這事我沒有同我的黨支部說，因為一說反而複雜了，好像我要拿入黨作為交換條件似的。

過了一段，黨支部通知我，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了。我連忙給少奇寫了一封便信，告訴他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開會時帶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兒跑。我的入黨介紹人是孫少禮、賴祖烈兩位同志，他們都是我在軍調部時就認識的，對我的情況比較瞭解。決定結婚以後，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兒去。我對結婚還有點老觀念。我問他：“我就這樣搬到你這裏，算是怎麼回事？要不要到機關大食堂宣佈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說不用，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

外事組的同志們知道我要結婚，熱情地為我張羅。8月20日那天，外事組開了個會，歡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來唱了個德國歌，唱到半截忘詞兒了，章文晉同志接著唱下去了。同志們還給我買了兩件襯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衛士長李長友同志帶著他的信來接我，幫我搬行李。他交待衛士長說：“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們去把她接來吧！”其實我的行李很簡單，主要就是一套白裏白麵的被子褥子。當時我下鄉的時候，一開始用的是紅緞子被面。老鄉們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覺得這樣可能脫離群眾，就托人把紅緞子被面拿到瓦窯堡的集市上賣了，用賣得的錢買了紅棗、豬肉等東西，回來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紅棗燉肉”，同志們一起會了一次餐。這以後，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裏白麵的了。

　　劉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處。一見少奇的衛士長來接我，外事組的同志們忙乎起來。大家覺得是搞外事的，有點洋知識，就說結婚應該有蛋糕。同志們從集市上買來雞蛋、奶粉、糖，調的調，蒸的蒸，做了一個大蛋糕，上面還設計了花，挺好看。幾位女同志送我的時候，就把蛋糕帶著，擱在了少奇的裏屋。

　　正好這天晚飯後食堂裏有舞會，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們今天結婚，就更加熱鬧了。那天毛主席、周恩來同志都在。恩來同志特聰明，他見我們沒有專門舉行結婚儀式，就跟毛主席說：“咱們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們住的地方。”這樣，我和少奇就陪著毛主席、恩來同志，還有外事組的一些同志回來了。來了之後，主席、恩來、少奇在辦公室談話，外事組的幾個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間屋，找刀子、盤子切蛋糕。打開一看，蛋糕已經被挖走了一塊，原來是濤濤等不及，先挖一塊吃了。我們給主席、恩來、少奇三個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們一面說說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後都吃光了。毛主席還給他的女兒李訥要了一塊帶回去。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覺得，我和少奇同志結婚，說沒儀式也沒儀式，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舉行什麼儀式，少奇跟平常一樣整天都在工作；說有儀式也有儀式，那天機關正好有舞會，很熱鬧，而且毛主席、恩來同志親自登門祝賀。
黃崢：我聽到許多老同志說，您和少奇同志結婚以後，對他的幫助很大。因為這以前很長時間少奇同志的身體一直不好，胃病經常復發，生活沒人照顧，對工作很有影響。後來有您照顧，就好多了。

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當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儉學時生活艱苦，經常饑一頓飽一頓留下的病根。他擔任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到西柏坡後，胃病經常犯，平時老用一個熱水袋捂著肚子，有時疼得滿頭大汗，無法工作。由於吃不下飯，消化吸收不好，身體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後還專門從陝北給他打來電報，要他“安心休息一個月，病癒再工作”。

我和少奇結婚時，他體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剛結婚時，我的工作關係還在外事組，同時兼著為少奇管管報紙、資料什麼的，做一些服務性的事。一直到進北平以後，我們搬進了中南海，我的工作關係才正式轉到中央辦公廳，擔任少奇同志的秘書。那時辦公廳正式成立了政治秘書室，成員有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志，朱老總的秘書潘開文同志，還有我，負責人是師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辦公室很簡單，就是一張辦公桌，一個很舊的沙發椅，還有一個放檔資料的木箱。他整天埋頭寫東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亂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開會，我就幫他拾掇，把放得淩亂不堪的報紙改放在木箱上，把檔、材料收拾整齊。沒想到少奇回來把我批評了一頓，說你這樣一動，反而搞亂了，我要的東西不見了。他擺放東西雖然亂，可他自己有數，別人一動，就找不著了。後來我吸取了教訓，不擅自動他的桌子。

少奇的那個木箱，已經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來不起眼，可他視作寶貝。戰爭年代行軍打仗，什麼東西都可以丟，唯有這個木箱一直帶在身邊。裏面放的什麼呢？主要是他歷年來寫的文章、手稿，包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歷次提綱和原始手稿，還有一些重要的書籍、版本。我覺得這些東西很珍貴，就把它認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陽好，仔細晾曬了一遍。以後，保管這批手稿資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幾年編輯出版少奇的選集、專題文集，有些就是從這批手稿中挑選出來的。

我覺得他太忙太累，下決心照顧好他，不要讓家裏的事和生活瑣事影響、干擾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時間很不規律，沒有一天是晚上12點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裏開會，常常是半夜兩三點才回家，有時甚至通宵。散會回來也不能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興奮睡不著，另一方面還有檔要批。
毛主席、少奇、恩來同志都是一個習慣，往往要到淩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點甚至 12點才起床。從毛主席開始就是這個工作習慣。形成這個習慣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戰爭年代形勢千變萬化，工作緊張，急迫事務太多。各戰場發給中央的電報往往要後半夜才到，等電報來了再研究決策，會就開得晚了。朱老總年紀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領導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來吃飯沒個規律，冷熱饑飽瞎湊乎，有時餓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輕時得的胃病就這樣老好不了，常犯。結婚以後，這些事我就管起來，讓他在飲食方面儘量規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這時炊事員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飯菜，放在一起煮熱了給他當夜餐，熱乎乎的他還挺愛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

少奇經常半夜開會，我一般都等他回來。有時連續工作時間長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們住的地方前面有個打穀場，每天晚上我們就在那裏散步。可是我們出去總有哨兵跟著。我是學生出身，一開始散步還想挎著他的胳膊。他不讓，說：“別這樣。那些哨兵都還沒有結婚呢！他們看不慣這個。”所以，散步時我倆也就是慢慢走路，說說話。我認識少奇以來，他一直是光頭。

結婚以後，我勸他把頭髮留起來，逐漸形成了背頭的髮式。那時濤濤4歲多，丁丁2歲多。雖然有阿姨帶，但我仍儘量關心、愛護他們。我們的家庭關係非常融洽。濤濤需要母愛，一開始就叫我媽媽。我外出回來晚了，她就坐在門口一直等我。總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顧少奇。有時他也想照顧我。

有一天，他看見我懷孕身體有反應，吃不下飯，忽然說：“今天我給你做個湖南菜。”我說：“你還會做菜？”他說：“年輕時什麼都幹過。”那天他給我做了個蒸雞蛋，裏面擱了醋。我說：“你這是什麼做法？蒸雞蛋還放醋？”他說：“我們湖南就是這麼做的，蒸雞蛋炒雞蛋都放醋。”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顧我。其實他不是不想照顧我，實在是顧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有一次，不知為了什麼需要，我問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沒有想到他竟然說：“我不記得了。”我當時覺得挺奇怪：哪有連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點不高興，說：“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難道生日也要保密？”後來我才瞭解，他是真的不記得。那麼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環境，就是行軍打仗，走南闖北，千難萬險，他從來也沒想過為自己過生日。一直到全國解放後，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

有一年他老家的親戚來信，向他祝壽，從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陰曆10月11日。我通過年曆對照表，查出來他的生日是西曆1898年11月24日。這以後，少奇在填寫有關履歷的時候，才準確地填上了這個日子。剛結婚的時候，我對少奇在黨內的地位、貢獻等等，瞭解很少。有次我請求他：“你有空的時候，跟我講講你過去的經歷，就像講老故事一樣。”他不願意講，說：“你不要從我的過去了解我，而要從我的今後瞭解我。”這個回答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經常想起他的這句話。他的意思是，過去的功勞再多再大，都已經過去了，沒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後，要不斷地作出新的貢獻。事實上，他也沒有時間回憶和談論過去的事情。因為他實在是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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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東梅：講述毛劉兩家交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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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劉源叔叔的短信，得知光美奶奶去世的消息，我頓時意識到剛剛離開這個世界的，不僅是一位廣受尊敬的傳奇女性，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歷史見證者——她親歷和見證了那段既是偉人輩出、風雲激蕩又是充滿曲折坎坷的紅色歲月。

　　創建新中國的五位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夫人中，光美奶奶是年紀最小的一位。記得今年2月，我們送別了陳雲夫人于若木老人。我的媽媽李敏喃喃自語道：“老媽媽沒有幾位了……”身為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85歲的光美奶奶閱盡人間悲歡，堪稱一部讀不完的傳奇之書。回顧光美奶奶與毛家幾十年交往的點點滴滴，追憶她的風采，媽媽和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1948年，光美奶奶第一次見到我外公毛澤東。同年，她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同劉少奇爺爺結婚，外公到場祝賀。據我所知，外公出席的婚禮沒有幾次，其中就有這一次。當時，周總理跟主席說：“咱們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們住的地方。”大家熱熱鬧鬧一起去了新房，新娘子給主席、總理和丈夫每人切了一份自己和同事們動手做的蛋糕。三位領袖一面說說笑笑，一面吃蛋糕，外公給李訥姨還要了一塊蛋糕帶回去。光美奶奶晚年曾感慨道：我和少奇同志結婚，說沒儀式也沒儀式，說有儀式也有儀式，毛主席、恩來同志親自登門祝賀。

　　不久，外公進駐北平香山，我的媽媽李敏就是在那裏見到與自己分別多年的父親的。當我問媽媽是否在香山見過光美奶奶時，媽媽肯定地說沒有。我想，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光美奶奶正面臨人生又一大事——成為母親。那段時間光美奶奶生下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就是後來的平平阿姨。平平阿姨是學有專長的科技工作者，還擔負著繁重的領導工作。可惜，1998年她在50歲的黃金年齡一病不起。光美奶奶在中年痛別自己的丈夫，在晚年又遭此不幸。經歷人生兩大磨難，老人卻始終保持豁達、平和的心態，不具博大胸襟的人是無法做到的。
少奇爺爺有子女9人，身為這樣一個龐大家庭的女主人，可想而知，光美奶奶要付出多少辛勞和努力！能做到這一點，除了修養、品德等人格力量以外，也許和光美奶奶的家庭不無關係。她出生在一個有11位子女的大家庭，在她前面是6位哥哥(其中3位是父親前妻所生)，後面是4位妹妹。王家的家教是對所有的孩子都一視同仁，不分彼此。幾十年來，光美奶奶與自己的兄妹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親情，這在近百年來發生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也是不多見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劉家搬進中南海，開始了與毛家比鄰而居的生活。劉家在中南海的第一處住所名為萬字廊，緊靠著春耦齋和外公住處豐澤園菊香書屋。其得名來自該處一條曲曲折折的碯字形的走廊，所以叫萬字廊，是一處風格別致的古建築。外公到萬字廊做過客。進駐中南海以後，外公去戰友家做客，輕鬆談笑的次數不多，而其中至少有兩次是到劉家。

　　1950年，中南海甲樓落成。本來是準備給我外公住的，但他覺得菊香書屋空間高，住著舒服，就沒搬。劉家搬進了甲樓。外公又一次來劉家做客，由少奇爺爺夫婦領著看了每個房間。他看到辦公室一面牆上有多扇門窗，便奇怪地問：“設計這麼多門窗幹什麼用？”少奇爺爺答：“我也不知道幹什麼用的。”牆上窗戶太多是缺點，夏熱冬冷。於是，光美奶奶就與丈夫對調了辦公室，自己搬進這間滿是窗戶的房子。後來，中南海裏的兒童逐漸長大，頑皮的男孩子居然爬上了外公客廳的屋頂，警衛負責同志很傷腦筋。出於安全考慮，劉家又搬到福祿居，也離毛家不遠。遺憾的是，萬字廊和福祿居在“文化大革命”中少奇爺爺蒙冤期間被拆除。但是，我相信：幸福的記憶和公正的歷史將永留心底。

　　春耦齋在外公住處旁邊，那是為中央領導舉辦舞會的地方，毛劉兩家經常在那裏會面。有時，外公也邀光美奶奶共舞一曲。媽媽告訴我：自己第一次正式與劉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見面就在春耦齋。那次，媽媽隨外公參加舞會，少奇爺爺和光美奶奶也來了，外公把自己的長女李敏介紹給他們。光美奶奶拉著媽媽的手，和氣地坐著同她聊天，問她的年紀、學習情況……

　　光美奶奶說過：自己一生喜愛的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我外公學的。經歷人生浮沉的光美奶奶晚年依然堅持游泳，並教會了自己的孫子。我還聽說，李訥姨之子效芝表弟小的時候，正是光美奶奶教他學會了游泳。象徵自強不息的游泳，成為毛劉兩家間傳遞三代的共同語言。
外公很喜歡光美奶奶所生的幾個孩子。劉源叔叔說過：主席見了我們兄妹幾個，總是邊打著手勢邊叫我們的名字——手掌放平來回移動，表示平平(老大)；兩手大拇指和食指圍成一圈，表示源源(圓圓的諧音，老二)；兩手掌斜合成屋頂狀，表示亭亭(老三)。最有意思的是老四小小——她是光美奶奶40多歲上得的女兒，見到我外公時才1歲多，直直地盯著主席看，非常可愛。劉家子女叫我外公“毛伯伯”，只有老四小小叫他“毛大大”。一次外公聽到後，說了一句：“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

　　就媽媽而言，光美奶奶的子女劉源叔叔、劉亭阿姨等是她的小弟弟、小妹妹，而自己在蘇聯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校友——少奇爺爺的長子劉允斌和長女劉愛琴又是她的大哥哥、大姐姐。尤其是劉愛琴阿姨，一直與媽媽保持著友誼，兩家經常走動。至於我和效芝表弟的成長，也總是得到劉源叔叔和劉亭阿姨的關心。從我回國創業開始，每前進小小的一步，他們都會時時給予讚揚鼓勵，真心希望我們這些晚輩能夠幸福安定地生活、發展……

　　我和光美奶奶的接觸發生在近幾年，多為各種聚會上。最重要的一次就是 2004年5月在北京京都信苑飯店的毛劉兩家聚會。作為僅存的開國領袖夫人，時年83歲，德高望重的光美奶奶是大家共同敬佩的長輩。多日不見，老人惦記著毛家姐妹的身體，我媽媽和李訥姨關心著老人的安康，兩家人在光美奶奶召集下走到一起。這是毛劉兩家相識近80年來，三代人首次共聚一堂。中國兩個有特殊經曆的家庭的聚會因此具有了歷史意義。

　　那天的歡宴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出席者中，劉家有光美奶奶、劉源叔叔、劉亭阿姨及與光美奶奶親如姐妹的老保姆趙姥姥；毛家有媽媽、李訥姨、王景清姨夫、效芝表弟，再加上我。話昔日友情，論世態風雲，談美好前景，歡聲笑語不斷。萬字廊和福祿居前的風雨過後，留給後人的是愛心包容下的海闊天空。席間，劉源叔叔告訴我——他想起了蘇軾的千古名句：“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慈祥而超然的光美奶奶看著在座的孩子們，孱弱清臒的面龐上泛起紅暈，顯得那麼幸福，那麼美麗！
現在我才知道，光美奶奶是抱病出席的，多年來她一直用羸弱的身軀與病魔抗爭。那天，光美奶奶很少說話，也很少進食。媽媽很感不安，就問劉源叔叔：老人不吃東西怎麼行！劉源叔叔安慰媽媽說：回去後會吃一些她喜歡的麥片粥，不必擔心。席間，媽媽和姨媽多次關切地詢問光美奶奶的身體和起居。老人笑著說：“你們倆身子都弱，年齡也不小了。但比我還是年輕得多啦，所以更要多注意才是。”她向毛家姐妹舉杯：“你們多保重！”隨後轉向我和效芝：“祝孩子們有出息！”毛劉兩家聚會，成為老人生前得以了卻的一大心願。

　　2004年10月，在劉源叔叔啟發下，我採用外公詩句為題，撰文《山花爛漫時情誼別樣濃——毛澤東、劉少奇兩家後人聚會側記》，記述了兩家意味深遠的團聚。文章發表後，無論身在國內還是海外，幾乎所有感受過新中國成立以來沉浮冷暖的人們都在談論這則消息。大家又一次領略到光美老人的超凡大愛，由衷為毛劉後人之間的理解與同情，為繼往開來的和諧中國而高興。

　　那次聚會之後不久，我在陪媽媽出席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時，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光美奶奶。她的位置在我們的左側前方。當時，我的第一印象是——她又瘦多了！老人家滿頭銀髮，身著淡雅的淺綠色針織上裝。我望著她樸素而優雅的背影，不禁想到：也許，只有經歷過滄桑的女性，才會具備如此的超然氣質吧！這一點，我想周圍的人都能深深感受得到。

　　據我所知，光美奶奶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是2005年10月“幸福工程”10周年慶典。值得一提的是：光美奶奶在75歲時開始了自己的新事業——擔任扶貧專案“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此後，曾陪同少奇爺爺出訪多國的光美奶奶又開始了在中國田間地頭訪貧問苦的行程。她利用一切場合，不遺餘力地宣傳“幸福工程”。為籌集資金，甚至把母親留給自己的珍貴遺物送去拍賣。10年來，“幸福工程”已成為中國最成功的公益專案之一，這也可以告慰她老人家了。在慶典上，輪椅中的她無力用言語表達感情，而是盡全力先向大家拱手、再揮手，既是鳴謝，又是告別，在場者無不動容。這就是光美奶奶給世人的最後印象：柔弱無言，重如千鈞。惟有具備超越血緣、政見、階層等世俗界限的大愛，才會擁有這樣一份打動人心的力量。

　　光美奶奶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們都非常難過，媽媽和姨媽第一天就來到靈堂吊唁。遵照姨媽的囑咐，效芝表弟在五天半的弔唁時間裏，天天守在靈堂，忙前忙後，向光美奶奶表達我們的深切哀思。10月21日那天，我和媽媽、姨媽、效芝表弟早早來到八寶山，最後送別慈愛的光美奶奶。

　　光美奶奶已隨歷史離我們遠去了，但她並不會真正離開我們，因為有包容萬物的大愛。光美奶奶既傳統，又現代；既屬於金戈鐵馬、氣吞山河的革命年代，又屬於日新月異、和平安寧的建設年代；在她身上，既葆有與少奇爺爺忠貞的愛情和與毛家深厚的友情，又能以驚人的生命力開闢外公和少奇爺爺未竟的扶貧濟困事業……光美奶奶，一位不朽的女性。歷史因她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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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幸福工程”代表追思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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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幸福工程”代表追思王光美



		稿件來源：新華網

據新華社北京10月20日電(記者王婭妮)10月20日，人民大會堂內，100多位從事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的代表，為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王光美同志舉行追思會，沉痛悼念這位晚年致力於幫助貧困母親走出困境的可敬老人。

會場內的大螢幕上，不斷回放著記錄老人生前工作、生活點滴的畫面。

作為“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發起人之一，王光美多次深入基層考察幸福工程專案點。1995年幸福工程啟動以來，在王光美的奔走與倡導下，全國已設立了389個專案點，累計投入資金3.1億元，救助貧困母親及家庭15.4萬戶，惠及人口69.5萬。

王光美同志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1908797

王光美謝世著述將問世首次公開10封私人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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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公開出版的王光美個人著述《我與少奇》於10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推出。該書收集了王光美1959—2003年間的講話稿、文章和書信共38篇，還有近百幅珍貴歷史照片和王光美手跡，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王光美85年榮辱悲歡的人生，以及和劉少奇相扶相攜走過的革命道路。

■收錄珍貴照片近80幅，其中近20幅係首度面世

翻開這本書的書稿，記者發現，王光美各個時期的“痕跡”清晰可見：上世紀40年代，輔仁大學理學研究所物理學部畢業的王光美，放棄美國知名大學的留學機會，走上革命道路；作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英語翻譯，王光美和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相識、相戀。兩人於1948年喜結伉儷，此後的人生道路上相知相扶；“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和劉少奇不離不棄，其間王光美承受牢獄之苦12年，還經歷了“喪夫三載方知曉”的深切苦痛；晚年的王光美，積極參與社會事業，參與打造“幸福工程”，傾囊救助貧困母親……

據《我與少奇》責任編輯張曉彤介紹，本書的編輯人員包括長期從事劉少奇生平研究的同志和王光美生前的秘書，他們將散落於各種報紙雜誌的王光美個人作品、工作講話、書信收集、考訂成書，使該書更具準確性、權威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收錄珍貴圖片近80幅，其中，包括1949年二人與女兒劉平平的合影、上世紀50年代二人手挽著手參觀幼稚園、60年代二人在中南海散步、晚年個人風采照等在內的近20幅是首度面世。

■10封私人信函首次公開

該書中，還有10封根據王光美原信刊印的私人信函，也是第一次面世，如1960年10月26日寫給楊尚昆的信、夫婦倆1963年給女兒劉平平的信、1981年10月25日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信等。

“從這些私人信函中，不難看出王光美善良寬容的個人人格魅力，還有她博大寬闊的胸襟。”責任編輯張曉彤如此感慨。1980年7月21日，王光美致信劉少奇家鄉花明樓的公社幹部王升萍，對為什么把劉少奇的骨灰撒進大海給鄉親們做出了解釋。在1981年給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信中，王光美寫道：“人民出版社給我送來出版《論黨》的稿費2471.46元，轉送上，請作為少奇同志的黨費收下。”而且，“今後，無論初版或再版少奇同志著作（包括《劉選》）的稿費，我和少奇同志的孩子們均不能收，也不應該接收”，並強調“自願決定的，懇請不要宣傳”。在1988年1月18日王光美寫給湖南省寧鄉縣副縣長易鳳葵的信中，她對當地用建劉少奇紀念館的經費為劉家修祖墳一事表示了不支援，並囑咐“非屬少奇同志的東西”不要入館。

而有的信函，則揭示王光美如何“為人母”的一面。1963年5月，劉少奇、王光美訪問柬埔寨結束後，在昆明稍事休息，準備越南之行。5月9日，夫妻倆在行前給“就要滿十四歲”的女兒劉平平寫了一封信，囑咐女兒思考“到底要做一個什么樣的青年”。信中說：“做個落後青年，整天想不費力氣、不費腦筋，而又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玩得多些，看來，似乎是最討便宜，最‘享福’的；實際上，這樣的人，是最苦惱的。他們沒有遠大理想，不關心別人，只計較吃、穿、玩，計較個人得失，不僅當前不會心情舒暢，將來，也是沒有前途，沒有用處，經常要處在苦悶和困難中。”(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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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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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1日上午9時，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劉少奇之子劉源手捧母親遺像走出告別廳。中新社發徐曦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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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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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女兒劉亭（左）、劉思達（右）手捧母親遺像走出告別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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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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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表演藝術家于蘭（左）等前來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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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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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業家陳君實專門委託女兒陳怡珊從香港趕到北京送別王光美。1995年，由王光美髮起的“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啟動，陳君實近年為“幸福工程”捐款數百萬元，成為“幸福工程”捐款數額最多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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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悲歡跌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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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13日淩晨，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遺孀王光美女士平靜離世，享年85歲。

本文於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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