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毛澤東的詩詞唱和

　詩人情懷，領袖抱負

　　郭沫若與毛澤東的友誼的直接契機，來源於兩人的共同愛好———詩詞。

　　上世紀50年代末，面對舉國形勢一片大好，毛澤東的詩人氣質一發而不可收，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洋溢著浪漫主義精神的詩詞，並首肯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方法。這對文藝界、特別是對郭沫若的觸動很大。郭沫若坦陳：從那以後，自己也敢於承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他與毛澤東互相唱和，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留下了不少佳篇。

　　1、詩詞唱和始於上世紀40年代

　　其實，郭沫若以詩詞等載體，與毛澤東的溝通早就開始了。遠的，如上世紀40年代的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近的，如在1955年歲末，郭沫若曾率中國科學院考察團訪問日本，期間寫了《訪日雜詠》10首古體詩，郭沫若將《箱根即景》等7首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將郭詩轉給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指示在《北京日報》發表，並囑咐將郭詩中的草書改為楷書，以免出錯。再近的，如1957年，毛澤東18首詩詞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不久，郭沫若就寫了《試和毛主席韻》，作《念奴嬌·小湯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調歌頭·歸途》，和毛澤東的《念奴嬌·昆侖》、《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

　　在毛澤東詩詞以及肯定“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信發表之後，郭沫若在1958年7月《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意圖，就是以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為例，表達對毛澤東的敬仰。郭沫若在文中說：

　　不用說這裏絲毫也沒有舊式詞人的那種靡靡之音，而使蘇東坡、辛棄疾的豪氣也望塵卻步。這裏使用著浪漫主義的極誇大的手法把現實主義的主題襯托得非常自然生動、深刻動人。這真可以說是古今的絕唱。我們如果要在文藝創作上追求怎樣才能使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就是我們絕好的典範。

　　在此之前，郭沫若還通過各種資訊管道，暢談對毛澤東詩詞的深刻體會，向外界傳達了自己對毛澤東詩詞的熱愛。當然，通過這種文藝切磋的方式，郭沫若理所當然地從此擔當了毛澤東詩詞的權威解詩人。

　　2、金猴奮起千鈞棒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觀看了浙江省紹劇團演出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這出地方戲引發了郭沫若的詩興和政治衝動，於10月25日夜，寫下了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並在11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緊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毛澤東看到後，於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從上世紀50年代末起，中蘇關係日益惡化。從最初的意識形態分歧，發展到公開論戰；再從公開論戰，一直發展到政治、軍事的全面對抗，直到80年代末中蘇關係才緩和。圍繞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戰略策略問題，中蘇關係已經由兩黨之爭，上升為兩國之爭。

　　特別是1960年7月16日，蘇聯突然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不但使當時步履維艱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更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所以，當1963年蘇共中央為緩和中蘇關係，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重派專家時，中共中央在次年2月的復信中，憤怒地指出：“在中國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時候，你們乘人之危，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現在你們又提出向中國派遣專家的問題。坦白地說，中國人民信不過你們。”

　　因此，從那時起，舉國上下群情激昂，早已開始洋溢著對蘇聯背信棄義的憤怒，醞釀著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怒火。1961年底郭沫若《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發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1961年10月蘇共召開的二十二大。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前，蘇聯人空前激烈地譴責史達林，猛烈攻擊和中共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並號召推翻阿共領袖霍查。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場予以嚴厲批評與駁斥，並率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蘇共此番有預謀的舉措，無異于在中蘇關係上火上澆油。

　　郭沫若這首《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顯然有感于時事政治風雲，從這出地方戲中，生髮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政治義憤，借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隱喻修正主義的可惡、可恨。

　　如果說郭詩大有文章，那麼毛澤東的和詩，就更是非同尋常了。

　　郭沫若寫完《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發表的同時呈送了毛澤東，隨後就南下上海、浙江、廣東等地遊訪，約兩月有餘。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澤東的和詩，據他自己說，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廣州，由康生抄錄見示的。郭沫若見到毛澤東和詩的當天，立馬寫了一首和詩，1月8日由康生轉呈毛澤東：

　　賴有晴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霧，八十一番弭大災。僧受折磨知悔恨，豬期振奮報涓埃。金睛火眼無容赦，哪怕妖精億度來。

　　3、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看了郭沫若的和詩，於1月12日給康生回信（而不是直接復信郭沫若）說：

　　八日惠書收到，極高興。請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採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

　　近作詠梅詞一首，是反修正主義的，寄上請一閱。並請送沫若一閱。外附陸游詠梅詞一首。末尾的說明是我作的，我想是這樣的。究竟此詞何年所做，主題是什麼，尚有待於考證。我不過望文生義說幾句罷了。

　　請代問郭老好！

　　復信中所說的“反修正主義”的詠梅詞，就是毛澤東有名的《蔔運算元·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的一席話，一語道破了政治玄機所在。毛澤東新詩作，也抒發了這個暫時沉默的政治巨人，在大風大浪面前靜觀其變、蓄勢待發的心態。毛澤東以詩明志，浪漫、豪邁的詩意之中，表達著意圖東山再起、再掌乾坤、期待勝利的政治願望。

　　4、毛澤東和詩的深意

　　從郭沫若最初寫的《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來看，郭沫若當時大概沒有考慮到更為複雜的國內外政治鬥爭。“白骨精”毫無疑問象徵著絕對的敵人帝國主義，可是詩中卻表達了對唐僧的無比痛恨，似乎是以唐僧比喻蘇聯修正主義，主要表達了對“修正主義”的政治義憤，隱喻“修正主義”對帝國主義妥協，對同一陣營的中國百般刁難。

　　可是，當看了毛澤東和詩後，郭沫若馬上意識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處。於是，依毛澤東和詩原韻，寫了一首和詩。毛澤東所謂“和詩好”，無異於肯定了郭沫若和詩的用意。其實，對郭沫若和詩的稱讚，恰恰隱含著毛澤東對郭沫若原詩政治內涵的不認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後的文章中說了出來：

　　“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這就是我對於“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的唐僧的判狀。

　　但對戲裏的唐僧這樣批判是不大妥當的。戲裏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騙，因而把人妖顛倒了，把敵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戲的後半，白骨精的欺騙當場揭穿時，唐僧也就醒悟過來，直到悔恨，並思念孫悟空。

　　原來，郭沫若《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詩，主要的批判對象是“唐僧”，而在毛澤東眼中，這是可以爭取的中間派，而真正的敵人應當是“白骨精”，而“修正主義”在毛澤東的眼中，便是“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文人看政治的眼光，畢竟不如政治家銳利。毛澤東高超的政治藝術，在酬唱、轉呈之間，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至於誰是“白骨精”、誰是修正主義，在郭沫若《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蘇修”是不是修正主義還是很模糊的，或者說在他眼中還是介於敵友之間。但毛澤東的和詩一出，郭沫若馬上意識到，“蘇修”在毛澤東的視野中毫無疑義就是“白骨精”。

　　在國內外政治鬥爭日趨緊張的1964年，郭沫若舊事重提，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玉宇澄清萬里埃”———讀毛主席有關〈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終於把兩年多前的認識說了出來：

　　假如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敵為友，以友為敵，不是像唐僧那樣受了敵人的欺騙，而是投降了敵人，和敵人一個鼻孔出氣，那就完全不同了。像這樣有意地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務的變相妖怪。我們就不應該把對於這種人的看法，和戲裏的唐僧形象等同起來。主席的和詩，便是從事物的本質上，深一層地有分析地來看問題的。主席的和詩，事實上是改正了我的對於唐僧的偏激看法。

　　在1961年底1962年初的那次詩歌唱和中，毛澤東對國內外政治局勢，顯然有著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在毛澤東眼中，緊張的國際局勢、嚴峻的中蘇關係，不僅僅是單純的國際政治問題，而且是和國內種種問題、黨內種種分歧，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黨內路線的分歧和修正主義苗頭，是國際修正主義和階級鬥爭在黨內、國內的必然反映，而且決非孤立現象。

　　所以，在中蘇兩黨、兩國發生大論戰的時候，包括“九評”在內的一系列論戰文章的目的，就不但是對蘇共領導集團的嚴厲駁斥，而且也隱含著對國內出現的修正主義的警告。

　　5、領袖生日放頌歌

　　1962年12月，適逢毛澤東70虛歲生日，郭沫若寫了一首《滿江紅·領袖頌》。《光明日報》在1963年元旦，以《滿江紅———1963年元旦抒懷》為題發表：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

　　郭沫若的這首詞又一次引發了毛主席的唱和。這倒不一定是內容的稱頌，很可能倒是郭詞所描述的雄闊氣魄、鬥爭風姿，深深吸引和感染了毛澤東。毛澤東讀後，心潮澎湃，大發感慨，在短短數日後的1月9日，徹夜未眠，揮毫吟誦成一首《滿江紅·和郭沫若》：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儘管郭詩寫得不錯，但毛澤東和詩之氣魄，更是非同凡響。

　　郭詞主旨，乃借祝壽表達敬仰之情；毛的和詞，卻展現了縱橫天下、戰無不勝的政治情懷。因為“反修”、“防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戰略和鬥爭策略，在1963年已經駛入了歷史的快車道，毛的和詞，可以說是這一政治動向的藝術化標記。何況，毛的和詞，首先是在1月9日“書贈恩來同志”的，借此向周恩來傳達政治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郭沫若毫無爭議地成了毛澤東詩詞的第一解詩人。

　　而毛澤東本人，對郭沫若的解詩之舉，不但不視為遊戲消遣，反而相當重視。比如，1962年郭沫若寫《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時，涉及《憶秦娥·婁山關》的闡釋，在送呈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詳細讀後，認為郭沫若的解釋不準確，親自捉刀，以郭沫若的口吻進行修改，有近千字之多，其修改之處大多為史實考證之類，根本沒涉及政治觀點。在修改稿最後，毛澤東還感歎“解釋之難，由此可見”。僅僅從這件小事，就可看出毛澤東對郭沫若解詩的重視程度。

　　據專家統計，郭沫若寫的闡釋毛澤東詩詞的文章，達20餘篇，但絕大多數沒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詩，不是一般的詩歌閱讀欣賞，而且往往寫於有重大政治動向之時，他用淺顯易懂、明白無誤的白話，把這種重大政治動向傳達出來。

　　最重要的信號，或者說毛澤東最主要的政治意圖，被郭沫若用詩歌和解詩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現了出來，而且為毛澤東所接受。從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出毛澤東和郭沫若的友誼的深厚度。

　　來源：新聞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