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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史人物------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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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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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李際均中將談毛澤東兵法: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萬兵 

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答《百年潮》特邀記者問

■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關於以武力或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是50年代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而也不會有今天臺灣的李登輝、陳水扁這些民族敗類登臺表演。這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歷史遺憾。 

■美國華盛頓朝鮮戰爭紀念碑落成後,我曾到那裏參觀過,作為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員,我心裏默念著:血戰三年,各為其主。你們為美國錯誤的戰略付出代價。我們為人類正義和祖國安全做出犧牲。

■須知,剝奪別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別國安全的國家是不安全的。

■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伊拉克戰爭也許會變為取勝最快、打掃戰場最慢的戰爭。

■薩達姆政權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進行人民戰爭。進行人民戰爭必須有人民真心擁戴的領袖和政府,並且實行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具有堅強的組織力和凝聚力才行。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在高技術戰爭條件下仍然適用,但其內容、形式和手段要隨著戰爭的發展而發展。在進入交戰狀態的情況下,資訊網路作戰可能會成為人民戰爭的新形式之一。

■毛澤東的詩詞,絕然沒有頹唐消極或吟風弄月、無病呻吟之作,它總是以磅礴的激情,振奮人們的革命精神,而且信筆拈來,引經據典,天衣無縫。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一個民族的性格也往往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現在充斥文化市場的宮廷戲、武俠戲,久而久之會誤導青年一代追求無限權力,勾心鬥角;或寄託虛幻的行俠仗義,而不依靠民主與法制。我認為如今的宮廷戲、武俠戲之類的文學與社會價值,甚至不如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多大地位的漢賦,其留給後世的精神財富是極其有限的。


譚一青(以下簡稱譚):李際均將軍,我拜讀過您寫的《論戰略》、《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理論與戰爭實踐》、《軍事科研思考與學術對話》等著作,從中看到您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很有研究。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人們至今仍在懷念他,包括國際上曾反對過他的人,和國內在他晚年所犯錯誤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依然對他懷著崇敬的心情,您能談談自己的感受嗎?
 

李際均(以下簡稱李):毛澤東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同樣偉大。宋代的《博士論》中說:"韓信未解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天下為重,而負人者輕 ,故也。是以不顧義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對劉邦尚且如此,何況毛澤東遠比劉邦偉大。人類社會從來都是歷史造就改變歷史的偉人。中國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使飽經憂患、遭受百年屈辱的中華民族站立起來,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帶動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毛澤東具備政治家的膽識,軍事家的韜略,思想家的睿智,詩人的浪漫與灑脫。然而毛澤東一生最成功、最輝煌的成就,要算是他的軍事業績。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菲力浦·大衛遜在他的《毛澤東的戰略》一書中,公正而客觀地說:"毛何止是一位遊擊戰士!他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在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輝煌的遊擊作戰中,把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弄得苦惱不堪。10年後,他以遊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40年代後期,他在一系列得心應手的運動戰中征服了中國。最後,他的部隊在朝鮮陣地戰中頂住了美國。哪個領袖能像他這樣在這麼多的不同類型的衝突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的恢宏氣度指導戰爭,即使在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情況下仍能揮灑自如。他不愧為把握戰爭藝術的巨匠,他的思想閃爍著的智慧之光並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顯得暗淡。他為中國人們締造一個嶄新的國家基礎,中國人民至今仍在他當年建造的"兩彈一星""核保護傘"下安居樂業。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偉大的歷史功績和寶貴的精神遺產。如果說,毛澤東健在時,人們對他的崇敬多是出於感性認識和社會政治環境的濡染。而如今對他的懷念和尊敬,則是經過歷史反思和人生省察後的理性認知。我覺得現在的認識和評價更真實些。 

譚:在世界軍事史上,出現過許多叱吒風雲的統帥人物和軍事理論家。與其他人相比,毛澤東具有怎樣的地位,他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 

李:軍事史上幾乎成為定論的是:著名的軍事統帥大都沒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述,而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又大都沒當過統帥。只有毛澤東是個例外,他是兼而備之。從1927年發動秋收起義到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他連續領導進行26年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在世界戰爭史上,很少有像毛澤東那樣集軍事統帥與理論家于一身的。這使得他既有可能從親自領導的戰爭經驗中總結出軍事理論,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論付諸實踐和反復驗證。這個實踐的特點是古往今來許多軍事家所不具備的。任何一個在軍事思想史上有影響的軍事人物,不論就其世界觀、方法論的科學性和進步性,還是就其戰爭實踐範圍的深度廣度和複雜程度來說,都難以同毛澤東相比。毛澤東有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但從人的知識結構的總體來說,間接實踐還是主要的。毛澤東有選擇地汲取和改造前人有益的經驗,做到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相結合,有繼承更有超越,熔古今中外軍事思想於一爐。 

除了實踐特點外,毛澤東的軍事理論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弱勝強。這是軍事上最難做到、又是軍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澤東的軍事生涯始終是同強敵作戰,他的軍事理論與實踐都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為基點的。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始終針鋒相對地與大小霸權主義作鬥爭。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抗法戰爭、金門炮戰(實際是對美國)、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間接對蘇聯)、援越抗美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等,都體現了這種戰略風格。他做到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決不虛張聲勢;在具備實力的情況下決不猶豫退縮。不打則已,打則必勝。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毛澤東的成功與偉大正在於此。 

譚:您說過,軍事藝術的最高殿堂是戰略思維,那麼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李:概括地說,第一,是戰爭哲學思維,即關於戰爭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這是戰略思維的最高層次,具有穩定性和長遠指導作用。第二,是戰略全局思維,即從世界、國家、戰略區的角度觀察和處理問題,正確解決局部與全局的關係,並使兩者構成有機的整體。第三,是戰爭藝術思維,即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不打無把握、無準備之仗;實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等等。第四,是戰爭力量建設思維,即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惟一宗旨;党指揮槍的原則;政治工作生命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鐵的紀律等。第五,是統一戰線思維,在每一個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都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統一戰線,以對付共同的敵人,並強調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第六,是強國與統一思維,即把中國建設成統一的、強大的、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中國的國家獨立、統一、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不容任何人侵犯。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關於以武力或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是50年代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而也不會有今天臺灣的李登輝、陳水扁這些民族敗類登臺表演。這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歷史遺憾。 "一國兩制"原則是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對台政策(當時表述為"一綱四目")提出的,並首先運用於香港回歸的成功實踐。第七,是憂患意識與國家安全思維,即警惕注視國家安危,對於侵略威脅,提早做好應戰準備。毛澤東把憂患意識與必勝信念結合起來使之具有積極意義。第八,是國際戰略與反霸思維,包括提出"一邊倒""一條線""一大片""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等,反映各個歷史時期,我們國家和民族為了生存與發展,在國際戰略上的明智選擇。 

譚:您剛才把軍事哲學思維放在首位,並說它是軍事科學中的最高層次。軍事哲學的本質是什麼?希望能展開講一講毛澤東軍事哲學思維的內容。 

李:軍事哲學是軍事領域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它是對軍事問題"認識的認識,方法的方法"。它不是單純思辯的產物,而是軍事實踐經驗上升的思維觀念。軍事學術中抽象的理論並不是戰鬥力的因素,而實踐著的理論才是戰鬥力的因素。產生於戰爭實踐的軍事哲學超脫了廝殺的原始形態,具有戰爭智慧的美感。毛澤東是從軍事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展現軍事哲學的內容。在中國現代史上,當文化和思想戰線進行兩種哲學論戰的時候,在廣闊的戰場上,毛澤東和蔣介石按照各自的哲學基礎所建立的戰略思維,指導著兩軍進行決定中國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一系列決戰。結果是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戰勝了蔣介石的軍事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毛澤東的軍事哲學概括地說,第一,闡明對戰爭本質的認識和戰爭因素內在運動和外部表現形式的關係。包括戰爭的本質及其主要矛盾;對戰爭規律的認識與應用;戰爭中諸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轉化;戰略戰術中的相反相成等等。第二,強調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能動地爭取勝利。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同時還取決於作戰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戰略上的以弱勝強必須通過戰役戰鬥的以強擊弱來取得,這就是通過正確的主觀指導,集中兵力、兵器,製造敵人的錯覺和不意,形成局部優勢,從而具備了在一定時間空間戰勝敵人的物質基礎。強調在既定客觀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去奪取勝利。這是毛澤東軍事哲學同機械唯物論和唯意志論軍事哲學的根本區別。第三,提出研究和指導戰爭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第四,確立從偵察、判斷、決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為前提的軍事認識與指導戰爭的邏輯程式。指出:"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連貫起來的思索。"這是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的統一在戰爭指導上的體現。第五,強調認識情況的兩個過程,即:"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畫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畫建立之後"。作戰發起之後,依據新的情況、新的認識調整甚至改變作戰計畫。第六,作戰計畫要建立在能夠對付出現最困難情況的基礎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時,除根據當前情況,還要估計到情況的某些可能的變化。要設想敵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應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要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有對付的辦法。"這不僅是部署原則,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是解決主觀指導的計劃性與客觀變化的蓋然性之間矛盾的正確方法。第七,研究戰爭規律要著眼特點和發展,軍事領域是繼承與變革的統一,在辨證否定中前進。"戰勝不復",兵法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創造性運用是它的靈魂。第八,戰略上藐視與戰術上重視的辨證統一。指導戰爭是膽略與科學、審慎與果決、勇敢與謹慎、大膽行動與周密部署的統一。例如,對霸權主義的威脅,一是反對,二是不怕。只有加強戰備才有可能推遲戰爭;只有贏得自衛反擊的小戰才有可能避免大戰。這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偉大遺訓。 

譚:今年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50周年,現在有人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您作為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位老戰士和對這場戰爭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應該如何正確評價這場戰爭?作為對手,美國又是怎樣評價這場戰爭的? 

李:抗美援朝戰爭的重要性、必要性是不容質疑的。當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人民解放軍正在向西藏進軍,並抓緊渡海訓練,準備利用有利時機解放臺灣。中國是極不願意看到朝鮮爆發內戰的。但是,這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即派第7艦隊封鎖臺灣海峽,把中國領土臺灣置於美國佔領範圍之內,武力阻撓我解放臺灣。麥克亞瑟指揮美軍在仁川登陸後,率領連同美軍在內的17國軍隊,越過38線大舉北進,其先頭已經打到鴨綠江邊,隔岸向我國炮擊,美軍戰機越界轟炸我國邊境地區。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已危在旦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與我國隔江對峙,並與南面的臺灣蔣介石集團、法國和越南的反華勢力遙相呼應,就將置我們新生的共和國于戰略上兩線作戰的不利境地,那時我國的國際環境、戰略態勢、國內建設和東北地區東南部邊境地帶的民族關係都將出現極大的困難和麻煩,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參戰,是面對侵略威脅,不得不打、別無選擇。我們不是挑戰而是應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局,不僅保衛了祖國的安全,挽救了朝鮮,而且促進了亞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世紀的總體和平的確立,和國際格局的形成,都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毛澤東在歷史轉折的嚴重關頭,表現出非凡的戰略氣魄和膽識。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總之,從維護世界和平,從打出國威軍威、建立中國人民的自信與自尊,從創造有利的地緣安全環境,以利國家長遠建設的角度看,不論怎樣評價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都不過分。朝鮮戰爭,中國人民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不僅是人員的傷亡和物資的損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時機。 

朝鮮戰爭以其慘烈、艱苦(尤其對中國人民志願軍而言)而載於戰爭史冊。美國一位著名學者說:"朝鮮戰爭是一部值得紀念的充滿人類悲劇和洋溢著交戰雙方英雄們的英勇氣概的傳奇歷史,是一部難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詩。"美國在朝鮮戰爭遭到失敗後,對這場戰爭幾乎沉默了幾十年。但從2000年到2003年連續舉辦紀念朝鮮戰爭的各種活動,宗旨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他們50年前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我們的國家向她回應召喚去保衛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國家和他們從未謀面的人民的兒女們致敬"。而這個時候,在我們國內卻出現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論調。難道我們不更應該記住為剛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爭得生存權、發展權而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歷史功績嗎?美國華盛頓朝鮮戰爭紀念碑落成後,我曾到那裏參觀過,作為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員,我心裏默念著:血戰三年,各為其主。你們為美國錯誤的戰略付出代價。我們為人類正義和祖國安全做出犧牲。 

譚:有人說,毛澤東軍事思想來源於克勞塞維茨,這個論點是否有根據。您如何評價毛澤東和克勞塞維茨? 

李:說毛澤東軍事思想來源於克勞塞維茨,這個論點沒有根據。毛澤東在看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之前,就已經領導進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包括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並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比較完整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到延安後,他才第一次讀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這是有據可查的。毛澤東在19385月寫的《論持久戰》一書中,才第一次援引克勞塞維茨的個別提法,即"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蓋然性"。但是,毛澤東對上述觀點的吸收,恰如馬克思對於黑格爾"倒立著的辯證法"一樣,是取其合理的內核,結合自己的戰爭實踐,把它改造成新的理論原則。其一,關於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克勞塞維茨強調政治是戰爭的根本動因,而實際上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戰爭的本質是經濟(包括生存條件)利益發生矛盾衝突的最高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曾多處提到克勞塞維茨及其《戰爭論》,惟獨沒有提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重要論點,反而說,"天才的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其中雖然有些很好的東西,但並不完全合我的口味"。就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從經濟方面研究戰爭的根本動因,早已超越克勞塞維茨的認識深度。其二,關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克勞塞維茨是在兩個地方分別論及的。毛澤東把兩者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命題,並闡明其辯證關係。其三,關於戰爭中的"蓋然性"(亦稱概然性,指依據大量現象估計偶然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在軍事上通常指戰爭中的不確定性)。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無論就其客觀性質來看還是就其主觀性質來看,都近似賭博""在這裏只有各種可能性、概然性、幸運和不幸的活動"。這已經接近戰爭問題的不可知論了。毛澤東把蓋然性作為他已經闡述過的戰爭運動必然性的一種補充,認為"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是"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戰爭中的不確定性即通常所說的"戰爭迷霧",是客觀存在的。不明智的戰爭指導者從中看到的是困難和不利,因而遲疑不決。而高明的戰爭指導者則能從中看到戰機,因而積極努力去創造、把握、利用。毛澤東在指導戰爭中,對不確定性的把握與利用,常令人拍案叫絕。 

不可否認,克勞塞維茨是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軍事改革家。19世紀初,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斯泰特戰役中被拿破崙打敗後,舉國上下有一種強烈的軍事改革要求,威廉皇帝任命普魯士名將沙恩霍斯特出任軍隊改革委員會主席,克勞塞維茨被任命為軍隊改革辦公室主任。在他們的領導下,普魯士軍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後來遭到宮廷保守勢力的抵制,稱改革派為"雅各賓式的陰謀家"。滑鐵盧之戰後,反拿破崙戰爭勝利,普魯士宮廷保守勢力進一步抬頭,改革派受到排擠。克勞塞維茨被調任步兵學校校長,坐了12年的冷板凳。作為人生的最後一搏,他寫出了不朽的著作《戰爭論》,死後由他夫人整理發表,在世界特別是西方產生很大的影響。當然,對任何一種理論創新,人們都會是褒貶不一。西方學者自不必說。蘇聯的列寧就很欣賞,在書中批:"妙極了!"。史達林則不以為然,他在給拉俊的信中武斷地說:"在批判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這件事上,列寧的任何指示也沒有束縛我們""德國向世界發動了兩次流血的戰爭,而且兩次都是德國打敗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這是不是說明了整個德國,就連同他的軍事思想也經受不起考驗呢?毫無條件是這樣。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軍人,我們俄羅斯的軍人也在內,曾如何尊重德國的軍事權威家,是否必須結束這種不相稱的尊重呢?"。這種見仁見智的事,我們不去評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解釋的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人們解釋的任何理論都是各取所需。我認為克勞塞維茨不僅在理論上有值得斟酌之處,他的缺憾還在於長期做軍中高級幕僚,沒有當過主官和獨當一面地指揮過作戰,因而他的軍事理論不能不側重於"哲理推究"的方法。這種局限性使他的戰爭理論無法與毛澤東軍事思想相比。 

譚:今年美英聯軍攻打伊拉克,很快就取得了勝利。有人說,薩達姆發動的人民戰爭遭到慘敗,說明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已經過時,不再適用於高技術戰爭,這種看法對嗎?您怎樣評論近幾場戰爭? 

李:伊拉克根本談不上進行人民戰爭。薩達姆政權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進行人民戰爭。不是任何受到侵略的國家其政府都能領導進行人民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政權就發動不了人民戰爭,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進行人民戰爭。這就是毛澤東當時指出的,政府越民主,抗戰越徹底。進行人民戰爭必須有人民真心擁戴的領袖和政府,並且實行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具有堅強的組織力和凝聚力才行。伊拉克是湧入了西方文化的脆弱的伊斯蘭社會,薩達姆接受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培養訓練並為之服務過,薩達姆同美國先密後疏、被利用被愚弄的關係註定了這個政權先天的脆弱性。他周圍的一些親信已被美軍收買,相當多的人民群眾對薩達姆的統治政權離心離德。可以說,當時伊拉克不具備人民戰爭的基本條件。美軍以火力打擊和資訊心理作戰,雙管齊下,迅速瓦解了伊拉克軍民的鬥志。巴格達開門揖敵、不戰而降才是符合邏輯的。 

但伊拉克的事情還沒有完。伊拉克戰爭也許會變為取勝最快、打掃戰場最慢的戰爭。社會發展最終要靠各國人民自己解決,別人是不能代替的;註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也是不能超越的。況且那些自稱為解放者的價值觀也未必是最合理的,更不要說動機的純潔與高尚了。 

美國想把全球化變為美國化,美國壟斷世界上最新的戰爭手段,也壟斷了發動戰爭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不需要理由,想打誰就打誰,想怎麼打就怎麼打。我想世界上不喜歡這樣的人不比討厭薩達姆的人少,總不能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你用高技術手段打他,他就會用恐怖手段打你。以暴易暴、冤冤相報何時了?"暴力取得的,仍會被暴力所取代",一個失去控制的世界比保留某些被認為不理想政權對人類的危害要大得多。要承認後者的存在是這個脆弱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須知,剝奪別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別國安全的國家是不安全的。維護自身安全的保證是尊重別人的生存權利。現在是呼喚大戰略思維的時代,改變哲學落後於實踐、人文科學落後於技術科學的現狀,用毛澤東宣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問題。 

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正可謂:"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近觀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打擊,使用的武器是最現代化的,而戰爭的性質卻像似原始的"血親復仇"式的。正因為如此,很難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政府要人對法國和德國的不合作態度表示不滿,稱它們是"舊歐洲",其實正相反,這是"新歐洲、舊美國"。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早已把它們分清楚了。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在高技術戰爭條件下仍然適用,但其內容、形式和手段要隨著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人民戰爭是個大概念。廣義的人民戰爭是指有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正義戰爭。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主要是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和支援戰爭,包括武裝群眾與非武裝群眾相結合;正規軍和遊擊隊、民兵相結合;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根據地的對敵鬥爭與敵佔區人民的反抗鬥爭相結合;軍事鬥爭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條戰線的鬥爭相結合;本國的抗敵鬥爭與敵國內部的人民反戰運動相結合等等。現代條件下的高技術戰爭,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特點,而戰爭涉及的領域卻很廣泛,需要動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資訊、傳媒、交通、運輸、資源等全社會的力量支援戰爭。例如,在進入交戰狀態的情況下,資訊網路作戰可能會成為人民戰爭的新形式之一。 

譚:毛澤東的戰略思維中是否包含系統的核戰略? 

李:毛澤東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核戰略家。第一,50年代到70年代,美蘇的核訛詐曾喧囂一時,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金門炮戰、珍寶島作戰期間,兩霸分別多次威脅要用核彈攻擊中國,妄圖用核訛詐壓服中國。但毛澤東宣佈原子彈是紙老虎,"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兩霸的核訛詐終於灰飛煙滅了。第二,毛澤東是唯物主義者。他十分清楚"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因此他下令抓緊研製"兩彈一星"。中國沒有力量也沒有必要與超級大國搞軍備競賽。超級大國聲稱具有毀滅地球幾次的核武器。而中國只需發展在一旦遭受核襲擊時,能進行局部反擊,確保消滅既定目標一次的核力量。有限但是有效。對於有生力量來說,被消滅一次與被消滅多次作用是一樣的,重複殺傷沒有意義。這就叫"等效威懾"。具備這種能力和手段,不僅制約兩霸不敢輕舉妄動對中國下手,而且取得在核問題上的發言權。在核戰略上,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國防效益,爭取到最長久的國家安全。第三,宣佈中國發展核武器純粹是防禦性的,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不擴散核武器,主張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體現了核戰略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做不到這一點。第四,立足可能出現最壞的情況,防止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核打擊,而提出"深挖洞"、建設大小三線工業基地。著手軍事經濟的戰略縱深部署。毛澤東就是這樣進退有據地展現他高明的核戰略思維。 

譚:歷史在發展,戰爭也在發展,與此相應的軍事理論也必須發展。從與時俱進的觀點來看,毛澤東的戰略理論體系需要發展和充實哪些內容?

李:這個問題提得好。我認為除了已經和正在深入探討的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作戰指導外,還要重視戰略管理問題的研究。這是因為,產生於戰爭和備戰環境,特別是從遊擊戰爭發展起來的戰略理論體系,側重於戰略思想與原則、戰爭指導規律的認識與運用、戰爭準備與實施、作戰力量的建設與發展是必然的。而現在則需要增加戰略管理的內容。這是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國家應變體制與運行機制;戰略層次的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標準化管理;國防與軍事的法規和制度;國家邊防體制的統一管理及其法規;軍事職務資格標準;指揮機構的標準工作程式;軍隊作戰能力評估標準;工作效績評估標準等,都應列入戰略理論體系研究的內容。從某種意義說,這是補從遊擊性向正規性轉變這一課。從歷史上說,軍隊的正規化,是在統一國家的形成,大兵團作戰的出現,和產業革命以後,對軍事改革提出的歷史要求。許多國家從革命戰爭到取得政權以後,其軍隊都曾有過從非正規化向正規化轉變的過程。對於舊時代已經停滯的軍事制度來說,否定其正規性是一種進步的變革。例如北美獨立戰爭,西班牙反對拿破崙統治的戰爭,蘇聯十月革命的武裝起義及抗擊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都帶有這個特點。中國革命戰爭的遊擊戰甚至具有戰略地位。但是遊擊性畢竟是一種過渡形態,要取得最後勝利和鞏固政權,必須建立正規軍和進行正規戰,進行國防正規化建設。華盛頓在北美獨立戰爭開始後即提出"必須建立正規軍"。列寧同"軍事反對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要不要軍隊正規化的問題。建國初期,我軍在彭德懷的領導下著手正規化建設,但後來他受到錯誤地批判,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嚴重干擾軍隊正規化的進程。歷史證明,從思想作風上改變不正規的慣性,要比從組織制度上改變還要難。從戰略管理上適應資訊時代戰爭的到來,是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歷史要求。 

譚:您曾發表過研究戰略文化的專題論著。由此推論,有沒有戰略文學呢,也許您認為文學不成其為戰略,但毛澤東的詩詞裏面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他的戰略思維? 

李:與其說毛澤東的詩詞不如說他詩詞中所反映的作者性格與戰略思維的關聯。中國古往今來有不少大軍事家、政治家又是造詣極高的文學家,他們的軍事文學作品,是經過金戈鐵馬的曆煉之後,對生活的珍愛和人生的徹悟。中國軍事文學參與了中華民族智慧的培育,和民族精神的錘煉與塑造,表現出歷史非常時期民族精神的底力,情系天下興亡,熔鑄民族之魂。毛澤東的詩詞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其大部分是戰爭年代的即興之作。其中或寫戰爭的場景,或抒發詩人軍事家的胸臆,雖不是軍事思維的邏輯表述,但它的確有大戰略的雄渾氣魄,攜帶作者的政治理念、革命情操和英雄氣概。如他在《念奴嬌·昆侖》一詞中寫的:"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贈美,一截遺歐,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其中抒發詩人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主義、國際主義與人類大同的豪情壯志。這種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激情與現時的國家領土主權的劃分當然是不能混淆的,在實踐上也不是沒有個別的教訓可記取。但其天馬行空的奔放氣勢,古今中外無人可比。毛澤東的詩詞,絕然沒有頹唐消極或吟風弄月、無病呻吟之作,它總是以磅礴的激情,振奮人們的革命精神,而且信筆拈來,引經據典,天衣無縫。有人說,不讀名著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是說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一個民族的性格也往往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中國先秦時代就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後來被儒家文化的消極成分給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積極內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給打掉了。現在充斥文化市場的宮廷戲、武俠戲,久而久之會誤導青年一代追求無限權力,勾心鬥角;或寄託虛幻的行俠仗義,而不依靠民主與法制。要警惕腐敗帶來的文化粗鄙化、學術淺薄化、行為浮躁化。我認為如今的宮廷戲、武俠戲之類的文學與社會價值,甚至不如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多大地位的漢賦,其留給後世的精神財富是極其有限的。想到這些,不能不倍加珍視毛澤東所喚起的中華民族的自強、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和留後人的寶貴文化遺產。(李際均/《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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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軍事上的失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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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傑: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打運動戰。運動戰最能把人的靈活性、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最高程度。運動戰的目的就在於不拘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滅敵人為目的。蔣介石佔領延安後很得意,毛澤東卻說,那是蔣介石失敗的開始。所以,南線計畫的制定,是一時的失誤,而南線計畫的很快改變,卻是符合毛澤東一貫的軍事思想的。同時說明毛澤東善於從下面吸取合理的建議來修正、充實自己的決策,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這一點也是蔣價石所不及的。蔣價石是個很剛愎自用的人。

    訪問人:北線計畫指什麼,它造成損失沒有?

    姚傑:北線計畫又稱三路四城計畫。三路,指要佔領平漢路的一段、正太路與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莊、保定、太原和大同。這個計畫造成了一些損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問題上。大同戰役從19467月開始,先在週邊打。打應縣時,很長時間沒有打下來,我們的傷亡也很大。81毛澤東就有電報問晉察冀軍區,說應縣久攻不克,究竟是什麼原因?請你們考慮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來,結果會如何?希望你們趕緊研究答復。這說明毛澤東也在考慮,因為打應縣都很困難,那麼打大同有沒有把握呢?2日,晉察冀軍區召開高幹會議研究,認為目前最有利的還是打大同。打大同還是有把握的。於是正式決定打大同,結果沒打下來。大同失利,我軍開始陷入被動,很快張家口就被敵人佔領了。

    大同失利怎麼看?我看與三路四城計畫有關,因為大同戰役是在執行三路四城計畫的情況下發起的。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我軍還缺乏攻城的經驗,裝備也差。三路四城計畫是以攻取城市為主,所以這個決策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那麼是不是光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呢?我看也不是。因為晉察冀的電報裏說得很清楚,大同敵人雖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國民黨地方部隊與偽軍編成的,七拼八湊,戰鬥力並不強,只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戰場組織得好,指揮得好,打下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戰場指揮員也有關係。

    訪問人:三路四城計畫是否貫徹到底了?

    姚傑:沒有。大同之戰,打了一個多月,才肅清週邊和城關守軍,這時,由歸綏出援的敵人已逼近集寧。大同前線指揮員決心停攻大同,改為包圍,轉移主力迎殲進攻集寧的敵人。又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達成殲敵目的,集寧失陷,包圍大同的部隊也只好主動撤圍休整。大同、集甯之戰失利後、毛澤東實際已經放棄三路四城計畫,改為實行內線殲敵方針。918,他給晉察冀一份電報,指出:要爭取殲滅進犯張家口的敵人,但此種殲敵計畫,是在保衛察哈爾的口號下進行動員,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此後,我們雖然丟了張家口,但開始了在更廣闊的地域裏依託解放區的有利條件進行有效地消滅敵人的作戰。南北兩線積極防禦戰略的及時確立和執行,逐步縮小了敵我兵力對比上敵強我弱的差距,為我軍爾後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打下了基礎。

    失誤之三

    訪問人:毛澤東還有失誤嗎?

    姚傑:第三個失誤是1948年初毛澤東要粟裕率領三個縱隊挺進江南。當然這個決策是否正確,目前黨史界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失誤。19477月至9月,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到10月全面展開,把內線的敵人調到中原戰場,使我軍在山東、晉南、陝北等內線地區形勢好轉,並逐步轉入反攻,收復了許多失地。毛澤東從這個經驗裏認為,如果把戰場繼續引向蔣管區,中原地區的局勢可以改觀。因為當三軍在中原地區完全展開後,蔣介石把主要兵力又都集中到中原,中原出現了僵持局面。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毛澤東要求粟裕準備帶領三個縱隊渡江開闢新的戰場。兩個半月後,也就是1948418,粟裕經過慎重考慮,發了一個電報給中央,建議暫時還是留在中原地區打仗,利於消滅敵人。這時,中原形勢也發生了有利於我們的變化,根據地已逐漸鞏固,並開始打一些中等規模的戰役,如洛陽戰役等。所以,毛澤東接到電報後,要粟裕和陳毅來中央再研究一次。實際上,毛澤東也在研究原來的計畫究竟行不行,不然他不會叫粟裕到中央來。5月初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准了粟裕的意見,放棄了原先下江南開闢新戰場的計畫。

    訪問人:看起來毛澤東作出要粟裕下江南打到蔣管區的計畫,是沒有預見到中原戰場改變。那麼,如果中原形勢不改觀的話,這個計畫是否就是可行的呢?

    姚傑:也不能這麼說。我個人認為,把蔣軍吸引到中原地區以改善內線戰場的形勢,這是條好計策。但想讓粟裕南下深入蔣管區以吸引敵軍一部分主力隨之南行的計畫就不同了。第一,江南多水網地區和山區,活動起來不像在中原地區那麼容易;第二,中原地區已經由我軍經營了幾個月,逐漸具備了打大仗的條件,江南則沒有;第三,中原作戰可以依託後方的支援,江南則遠離後方,需要有一個很長的發動群眾、經營地方的過程;第四,原來中原戰場蔣軍的有些精銳部隊到江南後因受裝備限制,發揮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會跟著到江南。所以毛澤東的這個決策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當時南線戰場的實際的,所以我說他在這個決策上有失誤。當然,我們不能說粟裕帶了三個縱隊南下後一定會出現如何如何不利的局面,因為歷史是不能憑想像假設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整個戰局不會有後來那樣的順利發展,有沒有豫東、濟南、淮海戰役都很難說。

    訪問人:這個失誤也像上面談到的那樣及時糾正了嗎?

    姚傑:是的,並沒有造成什麼損失,只是決策過程中一度出現的偏差。在戰略決策上,毛澤東總的來說是正確的,而且確實是個偉大的統帥。但局部的失誤,局部的不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決策也是有的,因為戰爭中敵變我變,雙方都在動,都力求保密,所以任何決策都不可能萬無一失。可貴的是,當他做出決策之後,還時刻注意前方的變化,時刻傾聽下面的意見,逐步修正自己的決策使之更完善、更正確。我想這是比作出一個正確的決策更重要的,也是他很少失誤,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訪問人:解放戰爭後期的金門戰役失敗,是毛澤東的失策嗎?

    姚傑:打金門失敗,我看主要責任還在戰區指揮。當時剛建國,要解放的問題千頭萬緒。毛澤東沒有精力多過問作戰問題。金門沒有打下來,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戰前準備不充分,戰機沒有掌握好,戰場指揮沒有高度集中統一,戰區指揮員的精力也沒有都放在打金門上。這都影響到這次戰役的失敗。發起進攻很他促。一味想趕在蔣軍增援部隊到來之前拿下金門。渡海登陸時,原來設想一個晚上能夠過兩批部隊,但實際上,第一批部隊渡海到金門島裏,天已經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結果般擱淺在沙灘上回不來,被敵人飛機都炸沉了,又沒有後備的船,第二批部隊沒有船跟進,上不去,上了島的三個團苦戰三晝夜,全軍覆沒。

    訪問人:輕敵了,而且對渡海作戰缺乏經驗。

    姚傑:如果說,中央對此有些責任的話,就是對金門之戰不夠重視,對渡海作戰的特點沒有考慮充分。所以金門失利後,再打海南島就接受了教訓,各方面的準備都很充分。毛澤東也親自過問此事。結果一鼓作氣打下海南島。

    訪問人:解放戰爭的勝利的確是毛澤東千里疆場運籌帷幄的大手筆傑作。相對應的,是蔣介石的慘敗。形勢的改變這樣快,那麼,作為蔣介石他的失誤在哪里呢?

    姚傑:這方面我沒有系統的研究。我的感覺是單從軍事思想上來說,將介石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蔣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無都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命脈”。他認為我們不能占都市是個“致使弱點”。所以他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是第一步要佔領我們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第二步縱橫延伸,控制全部交通線,最後再消滅敵人。當然,這是從軍事上說的。其實,最根本的還是蔣介石集團政治上的腐敗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訪問人:就軍事上來說,山溝溝裏走出來的毛澤東還是比科班出身的蔣介石技高一籌。

    姚傑:的確技高一籌。

    1992927於軍事科學院

    (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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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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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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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19769月毛澤東去世後,英國左派群眾曾舉著書有毛澤東這一名言的標語在倫敦冒雨遊行以紀念這位改變了歷史的偉人。

    毛澤東之改變、影響歷史,根本之點就在於他把“人民”深深地烙寫進了歷史。歷史從來都是人民的歷史,但有了毛澤東,歷史的人民色彩更加濃厚、更加自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推翻了壓在過去一代代歷史創造者身上的統治階級,成了歷史、社會的主人。

    毛澤東談論最多的是人民。他創造的新中國叫做“人民共和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協商機構、政府、法院、檢察院、軍隊、員警、銀行、錢幣、郵政、國家電臺等等都在前面冠上了“人民”的稱號;他所締造的新型軍隊是“人民軍隊”,他所創立的獨特戰爭形式是“人民戰爭”……

    毛澤東最高的也是他最滿意的銜稱是“人民領袖”,當人民歡呼“毛主席萬歲!”時,他脫帽彎腰回敬呼喊:“人民萬歲!”

    毛澤東所遺留下的,不僅是加有“人民”稱號的各種機構、事物,也不僅是領袖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個動人故事,更主要的是崇敬他的豐功偉績、朦朧或自覺地信奉他的“人民創造歷史”思想的人民本身。機構上的“人民”稱號可能刪掉或僅保留稱號而淡去了毛澤東所賦予或希望有的實質內容,毛澤東本人也遭受一些人的詆毀與否定,但億萬人民世世代代記得毛澤東、信奉毛澤東,毛澤東便永遠地在歷史中活生生存在,毛澤東也因此永遠能對社會、歷史發揮強大作用。人民是毛澤東的最大遺產,有人民在,毛澤東就永遠不會像他的一些詆毀者希望的那樣被一筆抹去。

    

    歷史在不斷興衰演替,人民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境況也可能反復,但人民要求有人的地位、自由和尊嚴,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成為社會和歷史的主人的歷史創造精神是始終都不會磨滅的,總是要表現出來的。

    歷史經驗表明,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人民創造歷史也需要有傑出領袖人物的激發和組織,否則難以發動和收取大的成效。人民呼喚毛澤東。毛澤東的思想和歷史活動功績作為一種歷史座標始終在激勵與啟示人民如何把握與創造歷史,毛澤東的思想、理想、戰略與領導藝術等作為人類最偉大的智慧源泉之一是人民取之不盡的寶藏。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更是人民的遺產。今天的人們懷念與學習、研究毛澤東,其主要動力和意旨也正在於此。

    儘管時勢變遷很難再有第二個毛澤東,但毛澤東及領悟、信奉毛澤東思想的人民群眾已永遠化作為影響和決定歷史的巨大力量,只不過有時可能影響得大一些,有時影響得小一些,但無論現今和未來,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可以肯定,都將永遠銘刻上毛澤東和人民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創造了不可能根本逆轉的人民歷史,人民也把毛澤東永遠帶入歷史中。(作者/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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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軍事上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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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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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軍事上的失誤

 

姚傑,1924年出生於江蘇無錫,1940年參加新四軍,長期在司令部機關做參謀工作。1951年開始從事軍事歷史研究,曾任軍事科學院軍史部研究員、室主任。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解放戰爭卷),還與他人合寫《謀略制勝》等著作。

    談起解放戰爭,姚傑如數家珍。今天我們不談毛澤東打了多少勝仗,卻請教他毛澤東是否打過“敗仗”。姚傑說:戰爭情況瞬息萬變,任何決策都不可能萬無一失,除非他是神……

    訪問人:稱毛澤東為偉大的軍事家,是當之無愧的。有傳奇色彩的是,毛澤東身經百戰,卻沒有在身上留下一塊傷疤。這使我們想到了一個問題,從戰爭硝煙中走出來的毛澤東,指揮過數百次大大小小的戰役、戰鬥,它是不是百戰百勝呢?

    先要弄清“勝仗”敗仗” 兩個概念的內涵

    姚傑: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主要在概念上要有統一的說法。

    比如,什麼叫勝仗?什麼叫敗仗?弄不清這個前提,就無從談起什麼是百戰百勝。根據我的體會,從我軍歷史上講,勝仗有兩個涵義,一個是消滅了敵人,一個是雖然沒有消滅敵人但達到了預期的戰役戰鬥目的。如蘇中七戰七捷,這七捷中有五仗是消滅了敵人,當然是勝仗,有兩仗不是消滅敵人,但完成了任務,達到了預期目標,這也是勝仗,所以叫“七捷”。敗仗,也有兩種涵義,一種是被敵人消滅,如解放戰爭時期的金門戰役,9000多人上了島一個也沒回來,毫無疑問,這是敗仗;還有一種是消耗仗,我們沒有被敵人消滅,但傷亡不小,沒有達到作戰目的,這在當時來說也叫敗仗。如果被敵人完全消滅掉才叫敗仗,那麼整個解決戰爭,只有一個金門戰鬥。如果把消耗仗叫敗仗,那歷史上就多了,無論何人都有。如1946年的大同戰役,我們殲敵8000多,但都是殺傷的,很少俘虜。自己傷亡也很大,城沒有攻下,最後不得不撤出戰鬥。我們說這是消耗仗,也是敗仗。

    訪問人:把消耗仗稱為敗仗,您的把握程度如何?

    姚傑:這種消耗仗比較難下結論,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可以稱之為失利戰鬥或敗仗。因為作戰目的沒有實現,傷亡較大,當然,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比如長征路上我們有很大的消耗,損失極大。毛主席說,如果說這是局部的失敗,暫時的失敗,我們是承認的,但張國燾說,長征完全失敗了,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到了陝北,勝利了。其實消耗仗不能叫做真正的敗仗,因為我們的主力還在手裏,沒有被消滅。比如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就有一條“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作戰原則。你能籠統地說“打不贏就走”就是吃了敗仗?因此,毛澤東是不是百戰百勝,不能籠統講,要分析,是什麼樣的勝,是什麼樣的敗。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比較難說清楚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戰爭指導和戰役戰鬥的指揮範疇不一樣。作為毛澤東來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親自指揮過許多戰役戰鬥,如第三次反“圍剿”,六戰五勝,一仗打成消耗戰,這樣的勝或敗自然同他的指揮有直接關係。但到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是全軍統帥,重要的戰役戰鬥他當然要過問,但主要的精力放在戰略決策上。如果說他有失誤,那是戰略決策上的失誤,不是一般戰役上的失誤。當然某個具體戰役戰鬥的失利,可能是受了毛澤東某個電報的影響,但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他,起決定作用的是戰場指揮員。同時毛澤東在戰役指導上總是強調下級指揮員要臨機處置,不要事事請示中央。所以要看毛澤東是否百戰百勝,在這些問題上必須弄清楚。

    第三,戰役戰鬥失敗的原因很多,有決策的問題,也有指揮的問題,還有各部隊動作的問題。如果籠統地說是不是毛澤東打敗了,那就說不清楚。因為原因很多嘛,比如,大同戰役的失利,應該說與作為統帥的毛澤東有關係,但同戰場指揮也是有關係的。所以要談毛澤東的失誤,還要看他的失誤是在哪一個方面?哪一個層次?要進行綜合考慮、分析與研究。

    失誤之一

    訪問人:當您談了這些問題之後,就請您談談毛澤東是不是百戰百勝?有沒有失誤?我們想,這也是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

    姚傑:我主要搞解放戰爭史的研究,我就談談解放戰爭中的情況。

    據我看,總的來說,解放戰爭時期是毛澤東戰爭藝術進入巔峰狀態的時期,也是他軍事思想最成熟的階級。解放戰爭只用了四年多時間,就消滅敵人八百多萬,解放了全中國,這樣大的勝利,世界範圍內也少見。在這個意義上說,這與毛澤東的正確決策是分不開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那麼大的勝利。這是前提。必須肯定。然後我們再問,毛澤東在戰略決策上有失誤沒有?我們說,“失誤”並不等於“失敗”,整個解放戰爭,失敗的是蔣介石,不是毛澤東。據我看,有失誤,有不符合客觀實際之處,但是不多。

    第一個失誤是1946年初,對形勢是向戰爭還是向和平過渡的判斷上。從時間上來講也就是兩三個月的樣子,對以後的戰爭應該說產生了一些影響。當時的失誤不在於要不要和蔣介石談判。談判是正確的,只有通過談判,才能認清敵人、教育群眾、爭取暫時的和平,也才能贏得自己準備所需要的時間。問題是1946113國共兩党達成停戰協定後,對形勢估計太樂觀了,對和平肯定過多。據我看,毛澤東對蔣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誤出在對美帝國主義的判斷上。毛澤東在去重慶談判前,曾一再說到,如果和蔣介石的和平談判不能成功的話,美英蘇可能出來干涉,干涉後還可能出現和平。毛澤東過去直接同美國打交道並不太多,況且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美英和蘇聯總體上還是合作的,因此,毛澤東覺得經過美英蘇三國的共同努力,以國際力量的壓力,是可以制止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我分析失誤主要在這方面。當然沒有什麼材料,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講過,這只是個人的分析。

    訪問人:認識上有這樣的失誤,表現在決策上就會出現問題。當時有哪些決策上的錯誤呢?

    姚傑:一是部隊復員多了些。1月,國共達成停戰,政治協商會議又通過了五項決議。1946225國共雙方達成了雙方軍隊整編方案,毛澤東認為和平希望較大。準備執行協定。36他提出部隊分兩期復員,第一期復員1/3,第二期再復員1/3。當時我軍共有130多萬人,如經過兩期復員,就只剩下40多萬了。

    訪問人:有種說法,晉察冀區在解放戰爭時期不夠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圖復員太多了。

    姚傑:晉察冀復員幾萬人,應該說與中央決定有關係。但軍區本身不能說毫無關係。中央的指示是面對全軍的,為什麼其他野戰軍沒有縮小,相反有的野戰軍還擴大了。

    訪問人:這個問題有點兒不太好理解,說是晉察冀很好地執行了中央指示,還是他沒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圖?

    姚傑:我看開始是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後來當形勢已經變化了,毛澤東發出了好多作戰指示,晉察冀轉彎子慢了一些,野戰軍沒有迅速恢復、擴大,所以打大同、集甯時,就兵力不夠用。兵少,仗就很難打了,當然,大同、集寧沒有打好,其他原因還很多。

    訪問人:我們在想,毛澤東如果沒有那個復員的指示,就不會產生晉察冀這樣的後果了。

    姚傑:所以我們說他有失誤。但話說回來,毛澤東在復員問題上還是留了一手的。同樣在36的指示裏,他還講到要很好地安排復員,把人員和武器放到農村裏,以備形勢萬一變化。3月以後,隨著蔣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澤東就提出要立足於打,用打來爭取和平。

    第二個問題,毛澤東曾考慮把黨中央機關搬到淮安淮陰去,這也是基於對和平的考慮。

    訪問人:是確有其事,還是一個傳說?

    姚傑:有電報說明確有這種考慮。

    訪問人:我記得好像毛澤東和赫爾利說過,搬到淮陰,不知那兒的氣候怎麼樣,習慣不習慣。

    姚傑:他還說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陰住著,淮陰離南京不太遠,在那裏工作起來也挺方便。毛澤東確實是有這種想法的。這也表明毛澤東對實現“和平、民主、團結”是很樂觀的。

    訪問人:為什麼?

    姚傑:重慶談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823826開過兩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講過這樣的話:將來國民黨要搬到南京去,全國的中心會在南京,抗戰的兩個中心重慶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黨中央機關搬到淮陰,也就是考慮,在國民黨恢復南京的統治中心地位後,中國共產黨作為參政黨把機關設在淮陰是便於處理各種問題的。淮陰地處蘇北平原,如果從戰爭的角度考慮問題,是不會選中淮陰這個地方的。

    訪問人:這個搬遷計畫實施了嗎?

    姚傑:沒有。時間很短,形勢變化也很快。194621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還把重點放在和平上,到315的指示,就既強調爭取和平,也強調道路是曲折的,要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前後不過兩個多月。還應該說明的是,毛澤東在這段時間裏,也就是從194511月,因勞累過度生病開始休養,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復工作,以後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時間主要是劉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後有些責任算到劉少奇頭上。其實問題不在於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中共中央是集體領導。包括毛澤東在內,應該說對許多重大問題認識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也是共同的認識,有當時一定的歷史背景。所以,對當時決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認為同樣應該這樣看。

    失誤之二

    訪問人: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較大的失誤,還有其他失誤嗎?

    姚傑:有的。第二個失誤就是內戰爆發後,毛澤東從力爭打勝仗以爭取和平這個觀點出發,佈置了南線和北線作戰,這是一個不太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作戰計畫。南線計畫,我們通常叫做三軍進擊津浦路,即晉冀魯豫、山東、華北三支部隊在津浦路兩側作戰,第一個階段以山東野戰軍打徐州到蚌埠之間;晉冀魯豫野戰軍打隴海路的開封到徐州段,華中野戰軍打蚌埠到浦口之間,然後再視情況晉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戰。這個計畫是進攻性質的,他的目的在於爭取大的勝利,迫使蔣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說,我們後來採取的是把敵人引到解放區來打的積極防禦方針,那麼194667月間毛澤東考慮的是主動打出去,是進攻的方針。所以我們說它不太符合實際情況。因為我們那時的力量還不足以打到外線去,敵人很強大的。

    訪問人:南線計畫造成損失沒有?

    姚傑:沒有。南線計畫實際上沒有執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南線計畫制定後,粟裕有個建議,他說,根據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戰(蚌埠到浦口段東西地區)有困難。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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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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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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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從來十分重視俄國的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存在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十分重視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下面一段話是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幾乎人人都知道的話:“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史達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的同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的道路,從而取得勝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現在也已經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絕和抵制那時的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1943年以前還有共產國際的指揮棒,或者說是蘇聯領導人經過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如果把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應當遵循的模式,那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為毛澤東既尊重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而又不迷信蘇聯的主張和經驗,並且和這種迷信進行堅決的鬥爭,所以他成為創造性地找到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並且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勝利的偉大領導人。他又是首先倡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偉大領導人。

    1942年毛澤東在黨內發起整風運動,其目的主要在於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針對30年代前期在黨內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絕不可以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字句當成教條,而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提出整風當然只是對中國黨內來說的。但他對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卻不能不具有較廣的涵義。30年代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實際上是把從莫斯科傳來的任何意見,不管它是如何違反中國的實際,一律看作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慮別的。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語句當作教條,也是從他們在莫斯科的老師傳授來的。

    發起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毛澤東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他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革命當然與別的國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蘇聯和共產國際曾給予中國共產黨人以有益的幫助。這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和在它的幼年時期。那時中國共產黨人十分缺乏經驗,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例如,中國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屬國一樣,當時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的認識,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蘇聯和共產國際學來的。這樣的認識雖然十分重要,但是僅靠這種一般性的理論,而不真正懂得中國的具體實際,是不足以指導中國革命的。1927年中國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其原因固然在於當時革命和反革命的社會力量對比形勢,在於中國共產黨人當時還沒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也同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在遙遙的遠方,只憑抽象的觀念對中國革命發號施令有關。他們派駐中國的代表,雖然自居於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但由於不瞭解中國社會的情況,越到複雜的關鍵時刻,越是只能瞎指揮。

    30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及其官員對中國革命瞎指揮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危害。這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比較有了獨立的經驗,以毛澤東為代表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這時沒有能力抵抗從莫斯科來的指揮棒。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個官員的指揮下,幾個毫無經驗的年輕的留蘇學生(以王明即陳紹禹為首)取得了黨內的領導地位。他們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情,按照他們的師傅的旨意,在中國黨內推行一整套的“左“傾的路線。在軍事上他們也拋棄了毛澤東等同志領導創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而把紅軍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經驗的外國軍官。結果是在1927年的慘敗後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奮鬥所創立起來的可觀的基礎(包括紅軍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工作)幾乎全部覆滅。如果不是19351月的遵義會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左”傾路線,更換了党的領導,扭轉了局勢,那麼長征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顯然將處於極端危險的局面。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革命問題的劃時代的標誌。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中國革命又一次受到來自共產國際的擾亂。在共產國際領導機構中任要職的王明被派回國,他帶來了一套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拉向右轉的思想和措施。由於王明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做後臺,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這種錯誤傾向的影響。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證明: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定地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和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這樣才能保持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如果放棄鬥爭,一味乞求團結,統一戰線必敗。王明企圖在中國黨內推行右傾路線雖然失敗了,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所執行的全套策略,始終不能理解並表示懷疑。

    由於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國相對而言的特殊性),中國革命必然出現許多在馬克思主義書本上從來沒有的新奇的事情。最顯著的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到經濟上很落後的農村中,發動農民組織革命武裝。從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以對中國的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為依據,毛澤東得出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新思想。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是不可能提出並堅持這樣的新觀點、新思想的。一般地說,提出新觀點、新思想總要衝破一些舊的傳統觀念,所以要有理論勇氣。而我們這裏所說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教條化,以至成為束縛人們的頭腦,限制人們的實踐的框框的人就是當時舉世公認為對解釋馬克思主義最有權威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敢於並能夠衝破這種束縛是很難做到的。

    由此可見,為什麼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是把毛澤東在40 年代初發起的整風運動看成是可疑的異端。雖然毛澤東在整風中說的只是中國黨內的問題,並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風運動中主要受批評的是王明這個蘇聯和共產國際視為寵兒的人;第二,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馬列書本,依據俄國經驗的現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就要以城市為中心,解決中國問題似乎也只需並只能依照這個公式。而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實際上就是向這種公式挑戰,否認這種公式。

    毛澤東在19415月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說明整風運動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獻。這篇報告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言必稱希臘”的人,說他們“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這裏所說的“希臘”,實際上恐怕就是指蘇聯。固然在這篇報告中高度評價了史達林主持編撰的《聯共()黨史》,這種評價是否適當是可以考慮的,但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看列寧、史達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可見他並不把蘇聯的經驗當成普遍適用的經驗。他所重視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鄧小平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如果中國革命不是走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國的權威判定的天經地義來進行,抗日戰爭就不可能持久進行,1949年的勝利也完全不能想像。

    19436月,共產國際解散。在解散前的幾年中,它對中國黨的干涉越來越少。周恩來說:“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做法至少是有懷疑的。他們不大能理解農村遊擊戰爭的意義,不大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們不大能理解在統一戰線中又鬥爭又團結的策略一樣。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不相信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徹底勝利,而且認為中國革命不宜取得徹底勝利,這和他們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也與他們一貫地不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有關。毛澤東在指出對史達林應作“三七開”的評價(“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時說:“史達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斯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周恩來曾說,史達林雖然有時對中國黨有不恰當的懷疑,但一經實踐證明不對,看法也可以改變,“例如他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懷疑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鬥爭,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變了”。這都是說,直到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時,史達林還對中國共產黨抱著很深的懷疑。這種懷疑顯然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最具有理論創造能力的領導人毛澤東的身上。鄧小平說:“在史達林時期,中國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黨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頂住國外來的壓力,主要應該歸功於毛澤東。

    鄧小平十分恰當地指出:“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對這個功績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中國革命是經歷多次失敗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勝利的。所以鄧小平又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1956年,人民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面臨著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在這以前,從1953年起,一方面進行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已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的。這雖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分得土地的農民實行組織起來的經驗,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團結政策的經驗,都有助於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路子。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建設,基本上是採取蘇聯的經驗。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所得到的一些經驗,顯然是不夠用的;而中國舊社會在這方面也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經驗。

    毛澤東在19564月所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裏所說的過去少走了一些彎路,可能是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應該接受蘇聯的哪些教訓呢?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面和蘇聯不同呢?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具體提到下列幾點:第一,“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第二,“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專案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第三,“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也沒有。”在這篇講話中還提到,“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第五,“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第六,“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指“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的問題——引者)上犯了錯誤,學了史達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准革命。”“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經常在黨內告誡,絕不要學蘇聯那樣建立一個從上到下,垂直系統,脫離各級党的領導的“安全”機關。第七,“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裏所說的“有些國家”指誰是明顯的。這篇文章還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他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個基本方針的提出,是和接受蘇聯的教訓有關的,當時毛澤東已經看出那種過分集中,一切由國家計畫來安排的經濟體制,那種也是過分偏于統一集中的政治體制,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和世界其他部分隔離開來的傾向,不足以動員國內外一切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當找出一條有別于蘇聯,符合於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在那時可以說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意見。那時和那時以後,蘇聯的領導人和理論界都把蘇聯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設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對社會主義和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幾乎無不是這樣以為的。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把蘇聯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弊病,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一般都以為,要搞社會主義就得照蘇聯的模式做。

    當然,知道要避免蘇聯的缺點和錯誤,企圖走另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等於已經找到了這條道路。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相當長的曲折道路,經歷了多次的挫折和失敗,由於總結了自己的經驗,特別是挫折和失敗的經驗,才能夠終於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自己的道路,走向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不可能不是這樣。

    毛澤東在上述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到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繫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還說到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等等。這些是突破蘇聯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當時也有種種新的想法。例如陳雲在1956年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11)(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計畫生產、國家市場三者為主體,而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三者為補充)。但這些處於萌芽狀態的想法,要發展成為足以代替舊的體制的新的體制,還必須經過一個實踐的過程。

    1980年鄧小平曾接見一位元義大利記者。這個記者在問到毛澤東是否犯過錯誤時說:“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抄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小平同志精闢地從原則上做了答復。但沒有具體提到“照抄蘇聯模式”的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確曾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且是相當嚴重的影響。但毛澤東恰恰是最明確地主張不要照抄蘇聯模式的一個領袖。在毛澤東領導下,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拒絕蘇聯領導人所肯定的“天經地義”,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這個經驗使毛澤東確信,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應該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實上,他是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蘇聯模式的錯誤。他是要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為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新的道路進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為走入歧路,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國擺脫蘇聯的模式。

    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說:“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這話也應該認為是正確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時期的經驗的時候,當然必須區別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情況。在建設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時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把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以為這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

    在民主革命時期,通過和廣大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階級鬥爭觀念,動員和凝聚了群眾的意志和力量,並且在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發動起來以後,就產生無窮無盡的摧毀敵人的力量。但是這種經驗不能簡單地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只用政治方法來動員群眾,實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就造成了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這些錯誤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了許多彎路,受到許多損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樣,中國共產黨人也在社會主義時期從錯誤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了過去20年的經驗,特別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危險局面的“左”傾錯誤的經驗,糾正了這些錯誤,終於弄清楚了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找到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套方針政策。

    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從1957年開始的20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許多錯誤,其發端在於不按照蘇聯的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而要另闢蹊徑。那麼我們在評論歷史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認為本來不應該懷疑蘇聯的模式,本來可以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們曾經犯過的這些錯誤。我以為,如果進行這樣的評論,那是完全錯誤的。

    1956年,在中國面前可以說是有兩條路好走。一條路就是我們實際上在這20多年裏走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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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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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

    毛澤東從來十分重視俄國的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存在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十分重視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下面一段話是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幾乎人人都知道的話:“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史達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的同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的道路,從而取得勝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現在也已經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絕和抵制那時的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1943年以前還有共產國際的指揮棒,或者說是蘇聯領導人經過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如果把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應當遵循的模式,那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為毛澤東既尊重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而又不迷信蘇聯的主張和經驗,並且和這種迷信進行堅決的鬥爭,所以他成為創造性地找到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並且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勝利的偉大領導人。他又是首先倡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偉大領導人。

    1942年毛澤東在黨內發起整風運動,其目的主要在於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針對30年代前期在黨內居於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絕不可以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字句當成教條,而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提出整風當然只是對中國黨內來說的。但他對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卻不能不具有較廣的涵義。30年代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實際上是把從莫斯科傳來的任何意見,不管它是如何違反中國的實際,一律看作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慮別的。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語句當作教條,也是從他們在莫斯科的老師傳授來的。

    發起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毛澤東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他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革命當然與別的國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蘇聯和共產國際曾給予中國共產黨人以有益的幫助。這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和在它的幼年時期。那時中國共產黨人十分缺乏經驗,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例如,中國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屬國一樣,當時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的認識,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蘇聯和共產國際學來的。這樣的認識雖然十分重要,但是僅靠這種一般性的理論,而不真正懂得中國的具體實際,是不足以指導中國革命的。1927年中國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其原因固然在於當時革命和反革命的社會力量對比形勢,在於中國共產黨人當時還沒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也同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在遙遙的遠方,只憑抽象的觀念對中國革命發號施令有關。他們派駐中國的代表,雖然自居於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但由於不瞭解中國社會的情況,越到複雜的關鍵時刻,越是只能瞎指揮。

    30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及其官員對中國革命瞎指揮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危害。這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比較有了獨立的經驗,以毛澤東為代表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這時沒有能力抵抗從莫斯科來的指揮棒。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個官員的指揮下,幾個毫無經驗的年輕的留蘇學生(以王明即陳紹禹為首)取得了黨內的領導地位。他們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情,按照他們的師傅的旨意,在中國黨內推行一整套的“左“傾的路線。在軍事上他們也拋棄了毛澤東等同志領導創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而把紅軍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經驗的外國軍官。結果是在1927年的慘敗後幾年間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奮鬥所創立起來的可觀的基礎(包括紅軍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工作)幾乎全部覆滅。如果不是19351月的遵義會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左”傾路線,更換了党的領導,扭轉了局勢,那麼長征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顯然將處於極端危險的局面。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革命問題的劃時代的標誌。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中國革命又一次受到來自共產國際的擾亂。在共產國際領導機構中任要職的王明被派回國,他帶來了一套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拉向右轉的思想和措施。由於王明有蘇聯和共產國際做後臺,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這種錯誤傾向的影響。抗日戰爭的全部過程證明: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定地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和以鬥爭求團結的策略。這樣才能保持統一戰線,直至抗戰勝利。如果放棄鬥爭,一味乞求團結,統一戰線必敗。王明企圖在中國黨內推行右傾路線雖然失敗了,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所執行的全套策略,始終不能理解並表示懷疑。

    由於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國相對而言的特殊性),中國革命必然出現許多在馬克思主義書本上從來沒有的新奇的事情。最顯著的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到經濟上很落後的農村中,發動農民組織革命武裝。從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以對中國的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為依據,毛澤東得出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新思想。沒有巨大的理論勇氣,是不可能提出並堅持這樣的新觀點、新思想的。一般地說,提出新觀點、新思想總要衝破一些舊的傳統觀念,所以要有理論勇氣。而我們這裏所說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教條化,以至成為束縛人們的頭腦,限制人們的實踐的框框的人就是當時舉世公認為對解釋馬克思主義最有權威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敢於並能夠衝破這種束縛是很難做到的。

    由此可見,為什麼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是把毛澤東在40 年代初發起的整風運動看成是可疑的異端。雖然毛澤東在整風中說的只是中國黨內的問題,並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風運動中主要受批評的是王明這個蘇聯和共產國際視為寵兒的人;第二,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馬列書本,依據俄國經驗的現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就要以城市為中心,解決中國問題似乎也只需並只能依照這個公式。而毛澤東發動的整風,實際上就是向這種公式挑戰,否認這種公式。

    毛澤東在19415月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說明整風運動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獻。這篇報告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言必稱希臘”的人,說他們“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這裏所說的“希臘”,實際上恐怕就是指蘇聯。固然在這篇報告中高度評價了史達林主持編撰的《聯共()黨史》,這種評價是否適當是可以考慮的,但是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看列寧、史達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可見他並不把蘇聯的經驗當成普遍適用的經驗。他所重視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鄧小平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如果中國革命不是走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國的權威判定的天經地義來進行,抗日戰爭就不可能持久進行,1949年的勝利也完全不能想像。

    19436月,共產國際解散。在解散前的幾年中,它對中國黨的干涉越來越少。周恩來說:“我們中國黨這時已經成熟,和共產國際的來往不多了。”

    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做法至少是有懷疑的。他們不大能理解農村遊擊戰爭的意義,不大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們不大能理解在統一戰線中又鬥爭又團結的策略一樣。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蘇聯領導人不相信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徹底勝利,而且認為中國革命不宜取得徹底勝利,這和他們對世界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也與他們一貫地不能理解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有關。毛澤東在指出對史達林應作“三七開”的評價(“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時說:“史達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斯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周恩來曾說,史達林雖然有時對中國黨有不恰當的懷疑,但一經實踐證明不對,看法也可以改變,“例如他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懷疑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鬥爭,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變了”。這都是說,直到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時,史達林還對中國共產黨抱著很深的懷疑。這種懷疑顯然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最具有理論創造能力的領導人毛澤東的身上。鄧小平說:“在史達林時期,中國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沒有聽他的話,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黨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頂住國外來的壓力,主要應該歸功於毛澤東。

    鄧小平十分恰當地指出:“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對這個功績無論怎樣估價都不為過。中國革命是經歷多次失敗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勝利的。所以鄧小平又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1956年,人民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面臨著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在這以前,從1953年起,一方面進行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已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的。這雖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分得土地的農民實行組織起來的經驗,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團結政策的經驗,都有助於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路子。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建設,基本上是採取蘇聯的經驗。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所得到的一些經驗,顯然是不夠用的;而中國舊社會在這方面也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經驗。

    毛澤東在19564月所發表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裏所說的過去少走了一些彎路,可能是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應該接受蘇聯的哪些教訓呢?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面和蘇聯不同呢?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具體提到下列幾點:第一,“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第二,“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專案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第三,“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也沒有。”在這篇講話中還提到,“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第五,“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第六,“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指“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的問題——引者)上犯了錯誤,學了史達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准革命。”“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經常在黨內告誡,絕不要學蘇聯那樣建立一個從上到下,垂直系統,脫離各級党的領導的“安全”機關。第七,“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裏所說的“有些國家”指誰是明顯的。這篇文章還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他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個基本方針的提出,是和接受蘇聯的教訓有關的,當時毛澤東已經看出那種過分集中,一切由國家計畫來安排的經濟體制,那種也是過分偏于統一集中的政治體制,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和世界其他部分隔離開來的傾向,不足以動員國內外一切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而且應當找出一條有別于蘇聯,符合於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在那時可以說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意見。那時和那時以後,蘇聯的領導人和理論界都把蘇聯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設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對社會主義和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幾乎無不是這樣以為的。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把蘇聯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弊病,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一般都以為,要搞社會主義就得照蘇聯的模式做。

    當然,知道要避免蘇聯的缺點和錯誤,企圖走另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等於已經找到了這條道路。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相當長的曲折道路,經歷了多次的挫折和失敗,由於總結了自己的經驗,特別是挫折和失敗的經驗,才能夠終於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自己的道路,走向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不可能不是這樣。

    毛澤東在上述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到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繫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還說到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等等。這些是突破蘇聯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當時也有種種新的想法。例如陳雲在1956年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11)(即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計畫生產、國家市場三者為主體,而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三者為補充)。但這些處於萌芽狀態的想法,要發展成為足以代替舊的體制的新的體制,還必須經過一個實踐的過程。

    1980年鄧小平曾接見一位元義大利記者。這個記者在問到毛澤東是否犯過錯誤時說:“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抄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小平同志精闢地從原則上做了答復。但沒有具體提到“照抄蘇聯模式”的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確曾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且是相當嚴重的影響。但毛澤東恰恰是最明確地主張不要照抄蘇聯模式的一個領袖。在毛澤東領導下,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拒絕蘇聯領導人所肯定的“天經地義”,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這個經驗使毛澤東確信,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應該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實上,他是犯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蘇聯模式的錯誤。他是要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為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新的道路進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為走入歧路,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國擺脫蘇聯的模式。

    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說:“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這話也應該認為是正確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時期的經驗的時候,當然必須區別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情況。在建設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時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把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以為這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

    在民主革命時期,通過和廣大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階級鬥爭觀念,動員和凝聚了群眾的意志和力量,並且在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發動起來以後,就產生無窮無盡的摧毀敵人的力量。但是這種經驗不能簡單地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只用政治方法來動員群眾,實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就造成了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這些錯誤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了許多彎路,受到許多損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樣,中國共產黨人也在社會主義時期從錯誤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了過去20年的經驗,特別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危險局面的“左”傾錯誤的經驗,糾正了這些錯誤,終於弄清楚了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找到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一套方針政策。

    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從1957年開始的20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許多錯誤,其發端在於不按照蘇聯的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而要另闢蹊徑。那麼我們在評論歷史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認為本來不應該懷疑蘇聯的模式,本來可以完全按照蘇聯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們曾經犯過的這些錯誤。我以為,如果進行這樣的評論,那是完全錯誤的。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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