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故居———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上屋場。1893年12月26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澤東誕生在這裏。

一本呼籲改革和技術改良的書———《盛世危言》，給澤東介紹了這樣的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買辦寫的書讓澤東深信：為了中國，他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就在他從韶山的私塾輟學前不久，有一天，澤東和他的同學們碰到一群從長沙來的販賣豆子的商人。［15］他們之所以離開長沙，是因為1906年的饑荒使長沙發生了大規模的搶米暴動，憤怒的人們把巡撫趕出了衙門。後來官方新派一名巡撫，又恢復了統治，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斬首示眾，其首級掛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幾天裏，私塾裏的人們都沸沸揚揚地談論著來自山外的這一驚雷般的消息。這件事使澤東終生難忘。澤東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動者一邊，但是，他們“僅僅是從旁觀者的立場看問題”。對參加暴動的人們寄予同情，而沒有看到這件事與自己的聯繫，“他們並不明白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但是澤東看到問題的更深一層：“我卻從此把它記在心上，我覺得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裏人一樣普通的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會的一些成員———它的勢力在整個湖南都很強大———因為地租問題與韶山的一個地主發生了糾紛。惱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戶們並用銀元賄賂官府贏了這場官司。哥老會成員們在一位姓彭的鐵匠的率領下舉行暴動，巡撫手下的官兵追擊他們，迫使他們躲進了附近的瀏山。這個地主到處散佈說他們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殺了一名嬰兒祭旗。哥老會的成員們很快被圍捕了，彭鐵匠被斬首。

在澤東看來，《水滸傳》裏的故事正在他的家鄉重演。他聽別人把彭鐵匠稱作“土匪”，在激動人心的小說裏，農民起義領袖宋江也被稱為土匪。同時，和歷史上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群山成了庇護所。澤東和這件事還有另一重淵源，他後來回憶說：“在我們的心目中，彭鐵匠是第一個農民英雄。”［16］

不久，毛順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對象。

在澤東17歲那年，時值青黃不接，韶山發生了糧荒。一雙雙饑餓的眼睛都在盯著商人和地主們的糧倉，挨餓的人們喊出了“吃大戶”的口號。毛順生這個“大戶”很難倖免於難，在饑餓襲擊韶山時，他居然還往長沙販賣糧食。憤怒的村民攔截了他的貨船，把糧食搶個精光。［17］

“我並不同情他。”［18］澤東談及當時暴跳如雷的父親時說。他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他那令人厭惡的父親是舊中國不平等社會秩序在當地的捍衛者。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親越來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老頭兒是中國自救之路上的一隻攔路虎。

澤東對他父親做出這種駭人評論的全部內涵是：“我學會了恨他。”［19］他已經把自己的少年生活與整個時代聯繫在一起。

26年後，毛澤東在回顧自己當時之所以沒有完全支持暴動者時說：“但同時我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是不對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擊，他感到震驚，也可能他是在以這件事來驗證他後來的經驗，就是沒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單純的反抗是不會成功的。

到1910年時，在進一步求學問題上，澤東與父親之間的爭吵升溫了。毛順生打算讓澤東到距韶山70多裏的湘潭縣城的一家米店當學徒。澤東對父親的安排並沒有強烈反對，他想，縣城裏也許能提供更好的機會，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個教授“外國的”課程的新式學校去讀書。他悄悄地、有禮貌地向父親談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親只是啞然失笑，這傷害了澤東。在這之後，他與父親有一段時間互不講話。

在母親娘家那邊一些親戚的幫助下，澤東在湘潭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裏自學了半年。儘管他迫于父親的壓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許是因為他在湘潭遇到了經濟問題。但是這半年的讀書和與別人爭辯，加之他在湘潭的見聞，使得澤東已不再是父親所期望的那種寶貝兒子了。

16歲的澤東為自己制定了穩妥可行的計畫。他從母親娘家那邊的親戚們和自己家的朋友們那裏東借五塊錢西借十塊錢為自己的行動做準備。一天，吃晚飯時，他直直地看著父親說：“我要到東山高小讀書。”

“你說什麼？”毛順生發火了。他對付這位任性的兒子的最後一張王牌就是錢，“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發財啦？”

當他得知澤東已為此湊了一些錢時，毛順生的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這個守財奴大聲說道，如果澤東到湘鄉讀書，必須要弄到一筆錢來支付雇來頂替他的長工的工資。［21］澤東也不想把貪婪的父親逼得太甚。他又從一位尊重學問、並曾經資助過族人上學的一位親戚（母親娘家那邊的）那兒借了一些錢。

當重新提起這件事時，澤東對父親不客氣了。他打斷了老人自憐的抱怨，簡略地問道：“雇一名長工一年要多少錢？”可憐的毛順生說要十二塊錢。澤東把一個紙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說：“這裏是十二塊錢，我明天早上就去東山。”［22］

黎明時分，澤東起來收拾自己的東西。文七妹擔憂地看著在忙活的兒子，幾乎不說什麼話。除了問問兒子要不要再多帶點別的什麼東西，她只說了一句話：“你要去跟你爸爸道個別麼？”澤東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後不久，澤東就出了韶山。這是一個涼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還是那根用慣了的扁擔，但兩頭挑的不是糞筐。一頭是一個包袱，裏面裝著一件長袍、兩條床單和一頂蚊帳；另一頭是裝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筐子。他對韶山以外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自此，他再也不會回到這裏生活了。

難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澤東已是羽翼豐滿的叛逆者了嗎？

由於他的道德觀念（主要是來自母親）以及書本給他帶來的社會意識，澤東在刻板的學校和專制的家庭的環境裏變成了一個向舊習挑戰的人。

毛順生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他經常打罵澤東，在別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稱澤東“懶惰”而且“無用”，並用盡心思讓澤東為此感到羞愧。

按傳統觀念，即使父親是惡棍，兒子也只有服從。澤東對此表示輕蔑。然而，兒子與父親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驚人的。與當時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澤東沒有忘記他的家庭，他與家裏的人保持著聯繫，並得到他們的多方幫助。他說他的家裏人是“普通的人”，他們和他一樣面對著總的不公平。［23］

澤東在家時的作為也沒有走極端。他常常向父親妥協，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禮”，他沒有丟下農活去參加哥老會，他在韶山的大部分歲月都是信佛的，當他離開韶山時，他仍然忠順朝廷。

在韶山東邊不遠的地方有另外一個少年張國燾［24］，他和毛澤東是同時成長起來的，後來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上層人物。年輕的張國燾與他那位富有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相處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澤東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讓人壓抑的牢籠，它們只是更為龐大的中國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縮影。

是的，澤東從8歲就開始厭惡儒學。他曾回憶說：“我的‘大部分同學’都討厭這些經典。”［26］

這位16歲的青年在歷史變遷的特殊時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國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經病患者，他對於他父親所代表的社會制度的猛烈抨擊要多於對他父親本人的指責。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經過權衡的。

就那個時代的中國習俗而言，毛順生對兒子的要求並不都過分。澤東之所以反抗是因為他感到父親所代表的權威是可惡的，且正在走向沒落。如果中國的家庭和村莊都像這個樣子，中國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這種父權家長制是中國的正統規範，那麼，婦女將有什麼樣的命運呢？

澤東作為反叛者的“個人性格”迎合了當時反抗浪潮在整個國家興起的“時代特徵”。他自己也把個人的鬥爭納入整個社會鬥爭之中。［27］他說：“我鬥爭的第一個資本家是我父親。”

澤東與父親之間關係的緊張既有社會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親對他的壓制不能完全歸結為社會的“壓迫”。澤東的弟弟們沒有一個像他那樣與父親不睦，據說，他們倆都因為父親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這個許可澤東沒能得到。

出於內心深深的驕傲，澤東誇大了父親的自私和專橫。*

* 有些作者說，“我學會了恨他”———這句出自20世紀初一個中國男孩之口的話有些不可思議———在斯諾寫的毛澤東的傳記的中文版中被刪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的各種中文材料中均有這句話。

        正像他母親的溫和善良一樣，父親的粗暴管教方式———雖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響著毛澤東的一生。雖然從心理上講，澤東和母親更為接近，但他並沒有多少母親的性格特徵。另外的三個孩子出生分散了母親的注意力，同時母親也認為澤東學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頭，此後母子間的關係開始疏遠了。

離開韶山時澤東暗暗發誓，他要在父親的眼裏、在實現一個更有價值的目標的過程中證明自己。他要比父親活得更充實、更好。

在澤東憎恨父親的背後，父子間有一種沒認識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親一樣的專斷者，不過他統治的範圍更大。

毛順生並不十分瞭解自己的兒子。澤東瞧不起自己的父親，他用策略而不是過激的方法來對付父親，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順生試圖以粗暴的方式培養的“美德”確實深深地植入澤東的心靈深處。他不久就向別人說：“怠惰者，生之墳墓。”儼然是他父親的再現。［28］

母親對他的影響是更為簡單和直接的：信佛的母親的善良和耐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後重回韶山的時候，他還能向隨行人員指出哪里曾經有過一座佛殿，並說他的母親常常在那裏燒香，當他病了時母親還會用香灰給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個警衛閒談，發現這個年輕人更喜歡他善良的母親而不喜歡脾氣很壞的父親。毛澤東對他說：“你越是告訴我你們家裏的事我就覺得和你越親近”，“你母親一定是個信佛的人”。警衛問毛澤東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你說她是個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熱心腸。”［29］當然，毛澤東正在想著他自己的母親。

父母都沒有引導澤東接觸社會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過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識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後革命的成功和他成為那一類型的革命領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時代。新思潮和舊中國的社會狀況使澤東成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煉則使他比其他人更為堅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