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的一個清晨，一大群特務、憲兵涌進葉挺的牢房。一個當官的向葉挺宣布：“委座有令，請葉軍長到重慶去，即刻就走！”說完，不容分說，就將葉挺推進了汽車。

    國民黨說是把葉挺改押重慶，其實，走到桂林以後就停了下來。蔣介石下令將葉挺就地關押，其囚室就是漓江邊上七星岩附近的一個山洞裏。這個山洞既潮濕又陰暗，山洞四周戒備森嚴，任何人不能靠近。葉挺除了有限的活動范圍以外和外界的聯係幾乎被全部切斷。

    葉挺知道，這是蔣介石對他過去的表現不滿意，實行的一種“敬酒不吃吃罰酒”的策略，是想用與世隔絕的方法來折磨他的意志。葉挺提出過強烈抗議，但遭到當局的拒絕。于是葉挺要求訂購一些書報閱讀，當局不得不同意了葉挺這個最基本的要求。

    為了打發時間，葉挺又讓看管特務買來了一只奶羊。他每天牽著這只山羊去放牧。一則鍛煉身體，二則擠出羊奶補充營養。每天太陽落山之前，特務們早早強制葉挺返回洞中，不準離開洞中半步，以免發生意外。

    山洞裏終年不見陽光，不僅濕度很高，還有一股難聞的霉味。囚室裏連一盞油燈都沒有。葉挺只好自己動手，用竹子做架子，用鐵盒蓋做油碟子，裏邊放上燈芯，倒進植物油，就算做成了一盞油燈了。一到晚上，葉挺就點燃起來，在這微弱的燈火下看書讀報寫讀書筆記。

    時隔五個月以後，蔣介石傳來“聖旨”：將葉挺押解到重慶。原來，蔣介石見葉挺沒有絲毫的悔意和屈服。于是就實施第二步計劃，將葉挺押往重慶，交給“蓋世太保”頭子戴笠，向葉挺進一步施加壓力和影響。

    1942年1月3日，軍統局桂林辦事處主任楊繼榮奉命將葉挺送上飛機。葉挺在軍統桂林辦事處行動組組長兼民眾情報處警衛組組長沈默（沈醉之弟）押解葉挺乘機前往重慶，軍統特務沈醉與特務團團長楊清植則在重慶飛機場接應。

    飛機在重慶停穩後，等到其他所有乘客下飛機以後，葉挺在沈默的陪同下走下飛機。手上提了一盞植物油燈，沈醉好奇地問葉挺：“軍長為什麼拿著這麼一個小油燈？”葉挺微笑著把燈舉得高高的，堅定的說：“以為天還沒有亮，我得用他照明，再說我這兩年一直和它做伴，我把它帶在身邊作為一個永久的紀念品。……”

    葉挺被安置在林森路望龍門第二十二號軍統特務團團長的一幢小洋樓裏，安置了下來。這是葉挺被俘後最為豪華的一個軟禁地點。

    沒隔幾天，沈醉接到上峰通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要來晉見葉軍長。陳誠是葉挺保定軍校的同學，現在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陳誠在蔣介石面前立過“軍令狀”，一定做通葉挺的“思想工作”。

    陳誠與葉挺追憶往昔同學之間的一段深情。兩人寒暄一陣後，陳誠言歸正傳：“老兄，識事務者為俊傑，你┄┄”聽話聽音，葉挺馬上清楚這位陳司令的來意。果然，一會兒陳誠討好地說：“葉軍長，我想請你屈就一下，擔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怎麼樣？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意見。”葉挺直截了當地說：“不管是誰的意見，除非恢復新四軍番號，恢復我的新四軍軍長職務，懲辦圍政新四軍的罪魁禍首，否則我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並責問陳誠：“新四軍在前線對日作戰，他們有什麼罪？為什麼要圍攻他們？圍捕和囚禁他們？為什麼要取消新四軍番號？你們的作法只有日寇高興，也只有對他們有利！”一陣暴風雨般的責問直把陳誠說得無言以對。陳誠進去時頗為志高氣揚，出來時已經垂頭喪氣。

    不久，陳誠第二次來看葉挺。說不願擔任實職，挂個“高參”的名份，到他的第六戰區長期休養。葉挺請陳誠尊重他的人格和政治選擇，不要逼他去做不願意做的事情。還請陳誠幫助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結果兩人沒有談攏。

    葉挺軟硬不吃讓蔣介石惱羞成怒，把他移到中美合作所白公館內囚禁。隔了一段時間，葉挺又被移到中美合作所東南角洪爐廠附近半山坡上另一座小平房內。

    提起這次搬動，葉挺還神不知鬼不覺地上演了一出“機智投書找周公”的活報劇。在押解途中，葉挺見路邊有一公共廁所，便靈機一動提出要上廁所解手。解押的特務不得不同意。特務們守在廁所外面警戒，葉挺就進入了廁所裏邊。這是一個難得的一人獨處的機會。葉挺趕緊掏出紙筆快速地寫了一封短信給陽翰笙，地址寄到中國電影制片廠。並附上一張便條：“請拾到這封信的朋友，按信上的地址發出，將感激不盡。這五元錢作為酬謝。”還揀了一塊磚頭壓在信和紙條上，磚下露出五元錢幣。後來的事實證明果真有人按葉挺的要求把信寄了出去。

    陽翰笙收到沒有發信地址的信十分詫異。拆並一看，信紙上寫了一行熟悉的潦草的字跡：“我已被解押來渝，署名希夷。”陰翰笙立即驅車趕到周恩來處，將葉挺的信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看完信後驚喜地說：“好！我正在設法找他的下落，今天總算有了明確的方向。反動派玩弄兩面派伎倆，說他很自由，生活得很好，全是鬼話。有了這封信，我就可以去找蔣介石了！”

    就這樣，葉挺機智巧妙地將他被押解重慶的消息告訴了中共黨的南方局。

    軍長當上“牧民”

    在葉挺的要求下，葉挺後來又被送往桂林。而蔣介石為穩住葉挺，在柳州為葉挺安排了一個“第四戰區高參”職位。葉挺說什麼也不想去柳州。他的這份“待遇”又轉到了桂林。

    葉挺被送往桂林之前，葉挺的岳母和李秀文的姐姐、姐夫帶著他們自己的五個孩子和葉挺的六個孩子已經來到了桂林。他們是在日軍佔領澳門前逃離澳門的。經過長時間的艱苦跋涉。終于來到桂林。葉挺到了桂林後，一家三姓十六口人都擠到李濟深為葉挺安排的簡陋的小旅館裏。這次雖然住得十分擁擠，可劫後重逢，大家難免又是悲泣一場。

    此時的葉挺因有“高參”頭銜，月薪三千元法幣和兩石米錢，但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交足了房費以後就所剩天幾了。不久，又搬到桂林東郊觀音山麓的一個防空區裏去居住。那裏比較安靜，房子後面是山，前面有一大片的荒地。

    在生活艱難的歲月裏，李秀文的又一個孩子出生了。全家人丁已經達到十七口，兩大桌人還多一個，不僅要吃飯穿衣，孩子還要吃奶，葉挺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壓力。童年時代有父母支撐，青年時代有公費讀書，現在自己是個囚徒，分文沒有，這該如何是好？在此之前，也有一些葉挺的朋友送錢給他，以幫助他渡過難關。然而，葉挺怕朋友受到牽連，都婉言謝絕了。

    “希夷，你過來。”有一次李秀文躺在床上喊葉挺。

    葉挺來到床前，坐在妻子身邊，微笑地看著李秀文。他擔心妻子憂慮家務。可是，李秀文心裏比葉挺還清楚，家裏有多少人，每天要多少糧，幾年來早就有一本帳了。李秀文拿出一個水紅色手帕包遞給葉挺。

    葉挺疑慮地打開一看，哦！是一包金銀首飾。這是十七年前他倆在廣東肇慶結婚的紀念品。每次看到它，他們就會想起過去那甜蜜的令人心醉的日子，這是生命的一部分。

    “拿去吧，到街上把它賣了┄┄”李秀文說得很輕松。可葉挺的心像被刀扎了一下的痛，他手捧著這些東西，呆呆地站了好一會。

    “去吧，買點糧食，買頭豬，孩子沒有奶吃，再買一只奶羊，孩子就好養了┄┄”

    “這是我倆的信物啊！”

    “只要有你在，我什麼都舍得。”李秀文像在安慰一個孩子。

    李秀文那顆向著葉挺的赤色的心，葉挺那能不知道。

    “我們的團聚隨時都會┄┄這手飾還是留著以防萬一吧！”葉挺不無淒涼地說。

    “我已想好，今後你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再也不分離！”

    葉挺看著眼前的嬌妻，心中的愛意油然而生。她再也不是那聽槍聲都怕的小姑娘了。她不僅美麗，心地善良，而且已經能應付一切的困難了。

    于是，葉挺變賣了一部分手飾，買回了十幾只山羊和十幾頭小豬，還開墾了荒地。一家老少一齊動手整理了近二畝的山地。他們種上瓜果蔬菜，搭起了豬圈。葉挺日出而出，日落而歸，過起了田園牧民的生活。他頭帶草帽，肩背竹簍，手扶農具，高卷褲腿，每天頂著烈日在山田裏勞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是鋤地種菜，就在山上放牧；不是到山後小河裏撈水草，就是在切草拌料喂豬。晚上還要在油燈下修理農具。在晚上他時常帶上子女們到野外田塘去捉青蛙，然後煮著吃，給孩子補充營養。一有空他還堅持看書看報，關心國內外的大事。

    後來日子一長，周圍群眾知道他就是名震中外令敵膽寒的新四軍軍長葉挺時，個個對其充滿了敬意。他們看見葉挺生活困難，就瞞過特務巧妙地給葉挺家送來瓜果雜糧以及牲畜用的飼料等。有的人甚至還偷偷給葉挺送來《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讓葉挺閱讀。

    不僅桂林的群眾對葉挺很友善，葉挺的一些故舊友人也時常來看望葉挺。葉挺總感覺桂林比恩施的行動要自由一點。雖然他家周圍總有特務在轉悠，出了門有特務跟蹤盯梢，但沒有公開制止和幹涉他的行動。

    當時，國民黨元老，革命老人何香凝正居住在桂林。葉挺與何香凝一家過去有著很深的交情。皖南事變葉挺被扣以後，何香凝十分關心他的處境，並一直為爭取葉挺的自由而奔走呼吁。當葉挺知道何香凝在桂林時，想著法子與其聯係，並公然與之來往。何香凝來看葉挺，只要一發現有特務跟蹤，何香凝老太太就指著他們鼻子嚴厲地斥責：“你去告訴蔣介石，就說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又來看葉挺了。你們去報告吧！我今天請葉挺來家坐過！”因為何香凝在國民黨內以至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蔣介石奈何不得這位“革命老太”。

    何香凝看到葉挺家中十分艱苦，有時一天三頓還不能果腹。于是她就給廣東韶關第七戰區擔任軍糧計劃委員副主任，葉挺的老部下李潔之寫了一封信，反映了當時葉挺的窘境，請求李主任設法給予資助。李潔之接信後馬上給葉挺匯來一萬元法幣，當時可以購得五十石大米，為葉挺解了燃眉之急。

    此外，葉挺還大膽地與當時往在桂林的著名民主人士千家駒、柳亞子等來往。特務們雖然一直跟在後面監視，但又奈何他們不得。

    還有許多新四軍的老部下冒著生命危險來看望葉挺。前幾年在新四軍《抗敵報》當編輯的馬寧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一次，葉挺的兩個孩子生了皮膚病，馬寧化裝成醫生到他家去。馬寧夫婦到葉挺家時。葉挺已經出去打豬草了。李秀文熱情接待了他們。

    馬寧夫婦看見葉挺家房子很小，十分擁護。墻角堆滿了番茄。也還有一些豬草。門外，有兩個陌生人來回走動，還賊溜溜地不時往裏觀看。

    馬寧一看就知道是特務們又來監視了。“你們要注意衛生咧，多給小孩子洗澡。”他們故意提高嗓子說著：“不要讓孩子們跟生疥瘡的孩子在一起玩。”葉夫人和馬寧的夫人都抿著嘴唇暗笑。過了一會葉夫人指指隔壁低聲說：“他們就住在隔壁”，又指了指草場對面的一幢房子“那邊還住了一排兵”。王斯忙著給孩子們配藥、涂藥。馬寧獨自去參觀葉挺軍長的“養殖場”。

    馬寧返回時，正碰上葉挺回來。只見他頭戴鬥笠，肩背竹簍，手持帶鉤的杈，袖子、褲管都卷上了好幾層，額上還在冒著熱汗。馬寧見葉挺這一幅山農的打扮，心酸得咬緊了牙關——當今正是烽火彌漫，狼煙遍地需要用人的時候，是誰把這位叱吒風雲的抗日名將浪費在這窮山溝溝裏，要知道他是日本人聞之喪膽的新四軍軍長啊！

    葉挺在桂林方方面面的接觸，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塊心病。重慶國民政府怕出事，于是傳下密令，將葉挺送往罪有恩施。

    周恩來獲悉國民黨的行動後，立即讓桂林的地下黨組織與葉挺取得聯係。並轉告葉挺，蔣介石目前是不敢公開殺害他的。要葉挺穩住，不要隨便離開桂林……(原載2001年2月27日《文匯報》第八版，摘自《未授銜的元帥葉挺》，作者:施士明。)

    ●初到新四軍，饒漱石得到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的賞識和重視

    1941年初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重大反共陰謀事件。這一使“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性事件，造成北伐名將葉挺的人生悲劇，也使饒漱石在黨內和新四軍中地位突起。

    饒漱石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被派到美國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饒漱石要求回國參加抗日救國鬥爭，被中共中央派到皖南任東南分局副書記，協助東南分局書記項英開展工作。

    初到新四軍，饒漱石在工作中兢兢業業，與人相處謙虛謹慎，可以說甚至到了謹小慎微的程度。因饒、姚諧音，也出于工作保密的需要，大家平時稱他“小姚”。在饒漱石的組織、領導下，東南分局地方黨的工作特別是建立地下交通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打開了我黨在國統區領導群眾工作的新局面。當時，由于項英對中央的方針政策理解不夠，葉挺又是黨外人士，饒漱石得到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的賞識和重視。毛澤東在致東南局的電報中稱他“小姚”，並讓其和葉挺、項英共同負責軍政事宜。

    ●皖南事變發生後，饒漱石支持和協助葉挺指揮部隊奮戰突圍

    皖南事變發生後，饒漱石和葉挺一起指揮部隊突圍。1月9日，在項英等人離開部隊的情況下，饒漱石支持和協助葉挺指揮部隊奮戰突圍，挽救危局，並及時把事變真相和部隊情況上報中央。中共中央接受劉少奇的建議，致電葉挺、饒漱石及新四軍全體將士：望全軍完全服從葉軍長及東南局與軍分會委員饒漱石之指揮，政治上由饒漱石負責，軍事上由葉挺負責，執行北移任務，打破反共頑固派之包圍，勝利地轉移到蘇南北渡。

    項英等人隨部隊回到軍部後，中央書記處仍在電報中明確指示：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同時，中央領導人致電劉少奇、陳毅轉葉挺、饒漱石：如有可能似以突圍出去，分批東進或北進為有利。同時，應注意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

    新四軍指戰員在軍長葉挺的指揮下，奮起自衛，浴血苦戰。在突圍作戰未果和談判代表被無理扣押的情況下，為挽救危局，保全部隊，饒漱石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軍部被困的現實處境，以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身份，提議由葉挺出面與國民黨軍進行談判。葉挺下山被無理扣押後，饒漱石感覺兇多吉少，便組織部隊分頭突圍。17日，下山脫離危險。

    關于饒漱石脫險情況，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被捕後脫險。饒漱石在下山途中，被搜山的國民黨軍士兵發現被捕。在國民黨軍連部，饒漱石稱自己是美國華僑，歸國抗戰，在新四軍當了幾個月軍需官，並用金錢收買了連長，由其代辦便衣、路條，得以脫險。另一種是沒有被捕。饒漱石脫險到上海後，在通過地下黨向鹽城新四軍和延安發出的電報中稱，他于1月16日夜派衛士下山收買了一個國民黨軍連長，17日晨由其代辦便衣通行證等，經重重阻難才得以脫離虎口。據有關當事人回憶：饒漱石在下山途中，遇到的國民黨軍連長說他是新四軍，饒當面否認，並以攜帶的金戒指、銀元進行賄賂，才得脫險。

    ●皖南事變中，饒漱石完成了黨賦予的職責，經受住了考驗

    饒漱石脫險後，在皖南地下黨的掩護下，很快與中共南方局取得聯係，經浙江蘭溪、金華等地輾轉到上海。當時的饒漱石，頭長虱子，身生皮炎，面容憔悴，疲憊不堪。經過短期休養後，在上海地下黨掩護下到達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受到劉少奇、陳毅等人歡迎。此時，中央決定中原局同東南局合並，成立華中局，饒漱石出任華中局副書記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1942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劉少奇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由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

    皖南事變中，饒漱石完成了黨賦予的職責，經受住了考驗，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一決定中指出：新四軍全體指戰員在軍長葉挺與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二人領導下，與反共軍激戰七晝夜，表示了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的英雄氣概。劉少奇在1月24日新四軍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把饒漱石與葉挺、項英、周子昆、袁國平並列，並稱讚他為“英明的青年革命家”。皖南事變後，受命于危難之時的饒漱石，領導敵後軍民堅持抗戰，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和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調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饒漱石，犯下“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嚴重錯誤，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將其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秦利/國防大學黨史與黨建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1939年周恩來、葉挺、陳毅、粟裕在新四軍皖南軍部

難忘，1941！那是一場“兄弟鬩于牆”的悲慘事件。皖南事變發生後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正義的人們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又一次反共內戰的憤怒和譴責，這也是皖南事變被稱為“千古奇冤”的由來。

　　60年前發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國民黨頑固派在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決定北撤到長江以北蘇皖敵後地區時精心策劃的聚殲新四軍部隊於涇縣茂林地區的一個極其險惡的反動陰謀，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所發動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來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將反共重心由華北轉到華中。先是命令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全部開到長江以南指定的狹小地區，企圖割斷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繫，便於各個擊破。在中共中央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鬥爭以後，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發出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全部開到災情、敵情並重的黃河以北，欲陷八路軍、新四軍於絕境，並調兵遣將，在皖南集中了7個師8萬余人的大軍，以上官雲相為總指揮，採取前堵後追、兩翼夾擊的部署，伺機圍殲勢孤力單的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9000餘人，為顧全團結抗戰大局，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率領下，從皖南涇縣雲嶺及其附近地區出發，準備繞道茂林、三溪、甯國、郎溪，到江蘇省溧陽待機渡江北移。1月6日，蔣介石得知新四軍開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戰區“採取行動”。第3戰區於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團軍“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7日拂曉，當新四軍北移部隊行至涇縣茂林以東山區時，即遭到國民黨軍層層堵截和進攻。新四軍指戰員在軍長葉挺的指揮下，被迫奮起自衛，浴血苦戰8晝夜，到1月14日，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餘分別被打散、被俘或犧牲。葉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14日下午走出隱蔽處準備同國民黨軍談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時犧牲。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在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的蜜蜂洞隱蔽時於3月12日夜遭叛徒殺害。1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命令和談話，反侮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法審判”。1月30日，蔣介石親自出馬，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的所謂“訓令”，從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頂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全面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毛澤東起草的命令和發言人談話。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于恢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軍軍部。談話提出了嚴懲禍首、取消1月17日反動命令等12條解決皖南事變辦法。周恩來在重慶除同國民黨當局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外，並運用各種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暴行。中國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海外僑胞和國際進步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國內各小黨派和中間勢力對蔣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國人民中的聲望。在軍事上，儘管新四軍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應欽、白崇禧“皓電”、“齊電”限令八路軍、新四軍撤至黃河以北的陰謀化為泡影。而皖南事變後不久新四軍軍部的重建，使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新四軍從此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蔣介石妄圖通過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來達到取消新四軍的陰謀也徹底破產。

　　二、皖南事變的難解之謎

　　對於皖南事變這樣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國共兩党關係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學術界，特別是黨史、軍史學術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之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於歷史的塵封不可能一一拂盡，因而，迄今為止，仍然留下許多待解難解之謎，尚需學術界繼續不斷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討。

　　●謎之一：走什麼路線最為安全？

　　新四軍選擇南下皖南事變前，皖南新四軍各部北移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這就是向東、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雲嶺、蕭村、北貢裏、土塘等皖南新四軍各部駐地向北，經銅陵、繁昌之間的渡過長江至江北無為一帶。這條路線基本上是敵佔區。向東是由我軍駐地向東開拔，由蘇南北渡，其具體路線是，從駐地經涇縣的馬頭鎮、宣城縣的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簣橋、水西地區，然後進入蘇南之敵佔區，從鎮江附近渡江。這條路線所經之地是敵、頑的交錯防區。向南是皖南新四軍最後所選擇的路線，這就是從駐地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附近的甯國、郎溪，繞道蘇南的溧陽，然後待機北渡。這條路線所經過的地區，不僅行程最遠，而且全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沿途有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師。新四軍最終所選擇的路線是向南的路線。從皖南事變事後的結果來看，新四軍所選擇的北上路線與北上時間是最壞的。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也有人認為是在對向東、向北和向南路線作出比較後作出的在當時看來是最佳選擇的路線。

　　有學者據此認為“部隊最後確定的北移路線，並不失為一種有利選擇，它並非是一條自投羅網的自殺路線。有誰能保證說由涇縣往北在銅陵、繁昌間北渡，或向東去蘇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無事或較少犧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話奇冤——新四軍與皖南事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筆者認為，鑒於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本性，鑒於國民黨有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科，鑒於黃橋戰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掃蕩、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在作戰中的傑出表現和實力的顯現，蔣介石發動內戰與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這種內戰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可以移易，但是，筆者還認為，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現在的問題是，歷史只具有一維性，邏輯推論畢竟代替不了歷史事實。走向東和向北的路線無非有這樣幾種後果：全軍覆沒；遭遇(頑軍或日軍)阻擊，有部分傷亡；順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線，該是哪一種結果，這是永遠也無法揭開的謎——因為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永遠只能是猜測。

　　●謎之二：項英為何一再推遲皖南新四軍部隊北上日期？

　　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蔣介石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向華中。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至黃河以北，並要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1940年9月19日，毛澤東指示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頁。)10月8日向皖南軍部提出了三個行動方案：一、軍部移動到銅陵、繁昌三支隊活動地區，準備在頑軍進攻時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蘇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隊派兵到無為沿江接應。10月9日，劉少奇致電葉挺、項英，要軍部從速北移，指出“如果遲緩，恐有被頑固派阻斷封鎖可能。”10月12日，毛澤東又再次致電耐心說服項英，說明北移理由，要皖南軍部“絕對不要遲延。”10月21日，毛澤東又致電葉挺、項英，要葉挺儘快渡江，以速為好。10月25日，毛澤東又向項英等人轉發了周恩來“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的意見。以後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復催促項英儘快北移，或在情況有所變化、項英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給予鼓勵，或給予嚴厲的批評，其目的都是為了要項英北移，但對於黨中央的指示，項英或直接拒絕之，或婉言拒絕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開新四軍軍分委會議，決定於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軍被圍而聚殲，使革命隊伍遭受慘重損失。對於項英遲遲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項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受到王明右傾錯誤的嚴重影響，抵制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向敵後發展的戰略方針，強調皖南特殊等。有人認為，僅僅作這種分析是不夠的，還要“研究歷史的、現實(指當時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要“進入人物的心態”來進行研究。那麼，項英當時的心態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紙隻字，也不見有人聽到項英的任何流露，儘管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分析和揣測，但不能作為信史，項英其時最真實的心態恐怕這實在是永遠也解不開的千古之謎了。

　　●謎之三：項英究竟有沒有一個“三山計畫”？

　　這是關係到新四軍北上抗日為什麼選擇南下茂林的問題而遭到國民黨部隊圍剿的問題。1940年4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問到：“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遊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4月9日，項英收到毛澤東來電，當天立即回電，報告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說：“向南，為黃山、天目山、純石山，人少糧缺；靠江，則須經過敵友之間，極不利；渡江，絕對不可能，敵在長江封鎖更嚴，江北桂軍已密佈江邊。”“向東，某方已有佈置，須沖過兩道封鎖，經過幾次戰鬥，才能與陳支會合。到蘇南，地區不利，處在敵友夾擊，地區狹小。只有在廣德、甯國一帶堅持，繼續戰鬥。”(《新四軍·文獻》(一)，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可見，最後決定繞道的路線時，項英是作了遇到襲擊時堅持在山區和丘陵地帶堅持戰鬥的準備的，並且主要是考慮了新四軍各部隊善於在山區地形進行作戰的因素的。只不過在北上的實際過程中，由於他對蔣介石等的反動本性認識不足，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不充分，故在皖南事變中遇到襲擊時，還等不到我軍到達廣德、甯國一帶就被圍殲，連他本人也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那麼，項英為什麼要率領皖南新四軍部隊向南而北上呢？這裏的關鍵是：有人說項英有一個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認為與新四軍大部分部隊缺乏在國共合作抗日情況下對所謂“友軍”進行集團作戰的經驗有關。究竟事實是怎樣的，這個謎尚待解決。

　　●謎之四：新四軍北移出發不利之謎？

　　新四軍北移出發這條路線，是經12月28日新四軍軍委會反復討論決定的，當時確認這條路線是一條較少犧牲的路線，但是1月4日部隊出發時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發的具體時間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連日的大雨，路滑難行，這就給部隊行軍從一開始帶來了困難。二是大部隊於5日拂曉到達章家渡時，因青弋江水陡漲，在通過章家渡浮橋時，因過於擁擠，僅過千餘人，浮橋即被折斷，部隊被迫涉水過河，延長了渡河時間，加之由於是隆冬季節，很多人衣服濕透，造成了部隊的疲憊。三是由於初出雲嶺等地不利，部隊被迫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加以修整，這樣就給了頑軍形成緊密包圍圈的時間，使北移隊伍陷入重重包圍之中，未能在合圍之前沖出去。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作為全軍行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那樣的重大行動前沒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種種的預案，使部隊從一開始就陷入行軍的困難之中。為什麼部隊出發不選擇在白天？為什麼不考慮連日降雨青已經弋江漲水而採取加固浮橋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長渡河時間？為什麼一定要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這個謎至今也不見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謎之五：新四軍突圍部隊會攻星潭究竟有沒有成功？

　　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時，編隊序列為三路縱隊，南下茂林時，第一縱隊為左路縱隊，第二縱隊為中路縱隊，第三縱隊為右路縱隊。1941年1月5日，各路縱隊先後到達茂林一帶。1月6日晨，新四軍第二縱隊老三團三營派出一個排向高壇方向警戒。7時許遭國民黨40師120團搜索部隊襲擊。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的第一槍打響了。同日下午，新四軍軍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開了新四軍各路縱隊領導幹部的軍事會議，史稱“潘村會議”。會議研究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形成了決定：“以一縱隊全部出球嶺(注：亦作求嶺)；二縱隊四個營( 修改第 1 次

聽周恩來講述父親葉挺空難之謎

葉正大

　　1951年春天，我們接到中國留學生聯合會會長李鵬同志的通知，說國內中央組織部通知，要我們在蘇聯的留學生利用暑假的機會回國參觀學習。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個大喜訊。

　　我們是1948年底從哈爾濱出國來到蘇聯學習的，當時蘇聯政府還和國民黨政府有關係，我們不能留在莫斯科，聯共黨中央把我們一行21人安置到距莫斯科市大約有300公里的依凡諾和市的國際兒童院去學習俄文。有一天，聽說院方要處理一批中國同志留在國際兒童院的遺物。我們幾個人商量，覺得這些遺物當中皮箱、衣服等都可以處理，但證件、書信等很重要，得找一下，如將來有機會可退交給本人或其親屬。經過一番查找，我發現了三件東西：一張鄧穎超媽媽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出席證，證上有鄧媽媽的相片、名字；一個中央蘇區的銀元；一張蘇區的土布上用油印機印製的一角錢票。這些都是我國有歷史價值的國寶。正因為這引出下面一段歷史對話。

　　1951年6月份我們回國後，首先把蘇區的銀元和土布票子上交給歷史博物館，他們接到這兩件國寶非常高興。然後我給周總理的秘書打電話請他轉告周伯伯和鄧媽媽，我有事情想拜訪他們。過了兩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電話，說周伯伯和鄧媽媽要我和二弟葉正明到他們那裏吃午飯。我們當然非常高興，如期到了周總理的家。開始周伯伯問我們學習的情況和莫斯科的供應情況，因為當時蘇聯才打敗希特勒法西斯，國內食品供應是很困難的。火車經過西伯利亞運來的是石油，運回的是土豆和糧食。我突然想起鄧媽媽的“六大”出席證，就急不可待的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信封來。我向鄧媽媽詳細講了我們在國際兒童院找到它的情況，鄧媽媽和周伯伯看到出席證都非常高興地說：“難得、難得，謝謝你們把它帶回來給我們！”鄧媽媽接著還談了一些“六大”開會的情況。

　　在吃飯的時候，周伯伯問到我們家裏的情況。周伯伯的記憶特別好，前一年(1950年)在莫斯科和蘇聯談判時有一段時間我曾當過總理的翻譯，空閒時我曾經告訴總理我外婆和三個弟妹住在廣州。當時周伯伯突然問我外婆生活怎樣？身為一國總理，國內國外大事就夠管的了，還記得我的外婆！接著周伯伯又問到在廣州的幾個弟妹的情況，周伯伯動情地說：“你爸英年早逝，犧牲時才50歲，你們要繼承遺志，努力學習，堅持革命。關於你爸爸的座機為什麼會失事，過去是說濃霧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們的人，其中還有我們党的王若飛、秦邦憲、鄧發那樣的重要負責同志，當然還有你們的父親葉挺同志。國民黨關了他五年，出獄的第二天就給黨中央寫報告要加入共產黨，這就觸犯了蔣介石。蔣介石是什麼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長時間了，可以說對他的個性我基本瞭解。這個人排除政敵無所不用其極。他利用特務在飛機儀錶上做點手腳很容易。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為什麼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我非常佩服周伯伯在政治上的敏感性。為了說明實際情況，這裏再介紹幾件事：

　　一、(新華社延安11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極大的悲痛宣佈：中共中央委員王若飛同志、秦邦憲同志，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同志，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葉挺同志的夫人及男女公子二人，貴州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黃曉莊同志及隨行員魏萬吉同志、趙登俊同志、高瓊同志(女)等13人，及美國駕駛員蘭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wise、邁歐M.S.Maier、馬爾丁E.R.Msdin等4人，本月8日乘美機由重慶飛延安途中，因飛機迷失道路，于下午2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80裏的黑茶山遇霧，撞山焚毀，當即全部遇難(原載1946年4月12日《解放日報》)。

　　二、我父親出獄後十個小時就寫入黨申請書，很快就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批准，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這裏我想把我父親在五年監禁時，國民黨將領上官雲相、陳誠幾次說降不成，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時半開始的蔣介石召見我父親說降的情況，給大家介紹一下。

　　談話只有三個人，蔣介石、郭懺(陳誠的幫手、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參謀長)和我父親。這次會見沒有公開，我父親事後整理了一份材料，我把材料直抄如下(為可讀起見我把甲乙和一些代號直譯了：蔣指的是蔣介石，葉指的是我父親)。

　　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時半

　　蔣步入客廳頻點首。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對坐下。

　　蔣：身體還好？

　　葉：還好。

　　蔣：一年來休養怎樣？有什麼反省覺悟的地方？這幾年沒有很好讓你做點事。

　　葉：屢經挫折失敗，自覺能力薄弱，無法應付環境。

　　蔣：爾這個人太老實，上了人家的當還不覺悟。人家叫爾回去，爾就回去；叫爾打就打，人家利用爾完了還會殺了爾。去年(實為前年)為什麼不來見我就跑回去，人家要爾回去，爾就回去。

　　葉：因為辭職沒批准，只好回去。對新四軍案子我已盡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給我們移動的命令，是我到上饒去商議決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敵情和地形關係無法渡江，必須走蘇南渡江過蘇北；在移動期間，蘇南皖南各軍部部署不變動。假如調幾個師迫在我們周圍，則我是不能負責的，我預先已說過了，又過江必須經過重重封鎖線，必然會對敵作戰，所以彈藥須酌量發給。但到後來在移動期間，蘇南皖南各軍部部署不變動，但到後來這個命令完全變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們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調來三個師，連原有的共七個師，在我們一百里路以內的周圍，彈藥又不發給。這個時候我打電報去辭職，又沒有批准，我只好帶著部下去逃命。《孝經》上這樣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我們不善逃命，而至遭受滅亡，則是我對部下不起。現在上饒還監禁幾百幹部，我對他們應該負責。我處置失當，我願受軍法裁判。

　　蔣(大聲)：爾的部下就是共產黨！他們破壞抗戰，攪亂後方。爾上了當還不覺悟，還對他們負責！這樣我關起一百多人，是我錯了麼？

　　葉：如果這樣說，共產黨開始就不應該成立了。

　　蔣：話就說到這裏止！再說就不好聽！爾是不是共產黨？

　　葉：到現在止，我沒有任何黨籍。

　　蔣：爾覺得共產黨對，爾就到那裏去；爾覺得國民黨對，爾就到國民黨來，沒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爾一條正路，爾能絕對服從我，跟我走，爾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爾就算完了。

　　葉：我早已決定我已經完了！

　　蔣：也不是那樣意思。我叫爾到第六戰區去好好休養，爾的前途是光明的。

　　葉：如果照這樣做，大家一定說我自私，怕法律處置，我不能這樣做。

　　蔣：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復我。

　　葉(起立鞠躬)：謝謝委員長。

　　葉回來還同郭懺談話約一小時。最後結語：我不能這樣做，請槍斃我吧。

　　以上是我父親筆錄的全文。依我看關鍵是三句話：蔣介石說：“……這樣我關起一百多人，是我錯了麼？”應解讀為：“這樣我發動的皖南事變，是我錯了麼？”蔣介石關鍵的第二句話：“跟我走，爾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爾就算完了。”(“我將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是我父親在《囚歌》中一句名言)。關鍵的第三句話是我父親的結語：“我不能這樣做，請槍斃我吧。”

　　蔣介石當時有強大的政府，有以戴笠為首的特務機構。皖南事變後我父親和我們一家子都在蔣家特務掌握之中。現在你不但不跟我走，把你放出來第二天就重新加入共產黨。命令特務在美國飛機上做點手腳，置你於死地，是蔣介石“順理成章”的事。“四八”烈士證明了這點。其後刺殺楊虎城將軍一家更證明這是蔣介石慣用的手法。

　　三、再讓我們從航空技術和當時的天氣情況來詳細分析一下：

　　12時25分，該機由中轉站西安再次起飛向北飛行，又與延安美軍觀察組電臺作過一次聯絡。當時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飛行正常。黨中央領導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屬，包括我的二弟葉正明、四弟葉華明都在機場等候著。當時外面正下濛濛細雨。我弟弟說他們都聽到飛機隆隆的聲音了，以為飛機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見到爸爸媽媽和兩個弟妹了。不知何故飛機隆隆聲卻越變越小，最後就聽不見了。

　　當時大家都以為，地面下雨飛機不好降落飛到別的機場去了。黨中央發電讓各地數以萬計的軍民到四處查找，美軍也派出兩架飛機查找。4月9日下午，興縣黑茶山地區一位區委書記到縣公安局報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飛機碰在山上燒毀。經查證，證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飛機，機上人員全部犧牲。我手頭上有一份當時興縣公安局參加清理失事飛機現場，直到把烈士遺體護送到延安全過程的幹部顧逸之同志後來寫的《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的複印稿。我想把其中“對飛機失事調查分析”一章中有關幾條節錄如下：

　　根據飛機出事現場的調查和向當地各方面群眾的詢問，我在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飛機確實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墜毀。因為飛機撞在黑茶山側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從4月8日當天黑茶山地區天氣情況的調查結果看，那天飛機到黑茶山時，天上雲霧很濃，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駕駛人員可能是在這種天氣中，因能見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這架飛機本來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為什麼竟飛到東北方向來了，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來了呢？其中原因我們至今都不清楚，也無法分析。後來聽譚局長講，在遺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機長又是佩帶有飛虎臂章的飛行員。這些，一直在我內心存疑，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周恩來總理以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嗅出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的陰謀。參加清理失事現場的基層公安幹部講了四條失事情況，分析後說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謎。那麼今天就讓我們來破解這個謎吧！

　　(一)飛機是從重慶出發到西安稍事加油後北飛延安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區，一切飛行和地面無線電聯繫正常，隆隆的飛機聲延安機場都可以聽見了。正在準備著陸之前，國民黨做了手腳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飛機不飛向延安，而“竟飛到東北方向，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

　　(二)當時，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說黑茶山的天氣比延安的天氣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度，而飛機是“撞在黑茶山側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在巨石上了”。飛機可以飛6000多公尺高，而飛機在2000多公尺撞山，顯然經過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後，飛機的高度表失靈了。

　　(三)在遺物中有一份有關迷失方向的電報稿。這就是說飛機承認已迷航，地面指揮也知道了飛機已迷航向。

　　根據以上三個事實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國民黨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用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上，當飛機飛向延安到達甘泉地區後磁羅盤和高度表同時失靈，致飛機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來說，飛行員在自己隨身的檔夾中，是應該帶有標示著飛行任務航線的地圖的。按照地圖飛過黃河那麼大的目標，是可以看見或者感覺得出來的。當時下面天氣不好是一片雲霧，地圖上肯定有山的標高，高度表又失靈了，你發了迷航電報，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為什麼不飛高點？這裏可能有飛行員和地面指揮的錯誤，但主要原因還是國民黨特務在西安安裝了定時破壞裝置，把磁羅盤和高度表破壞了。飛機的航向和高度系統是飛機的“三角神經”，是非常容易破壞的。而且當時的C—47型飛機和現代的飛機不同，沒有無線電全羅盤和無線電高度表，更沒有衛星定位系統和飛行資料記錄系統(就是普通說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後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記錄儀器)。和現代我們中國的客機比較，C-47是很原始的。因此，用簡單的方法就可以使飛機失靈。

　　以上是周伯伯對我講的第一個問題和我對它的認識。

　　我們一邊吃飯一邊接著談第二個問題。

　　周伯伯說：“這件事情出來後，當時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不好直說是國民黨特務幹的。”

　　我問：“為什麼當時不能這樣做呢？”

　　周伯伯說：“你沒有真憑實據，沒有人證、物證，蔣介石是絕對不會承認的。當時全面內戰還沒有爆發，兩黨談判還在進行，黨中央處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慮各種背景。如果拿不出真憑實據，去和國民黨交涉提抗議，那將會給當時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談判鬥爭帶來不利的影響。我們和國民黨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啊！”

　　接著周伯伯講第三個情況。

　　周伯伯說；“我們打一仗總得總結一次經驗和教訓。這一次坐飛機的都是共產黨人和美國人，並且主要的都是共產黨的重要幹部。一出事情就是我們黨的重大損失，國民黨則沒有動一根毫毛，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了。不能使國民黨為所欲為！這次失事後，為了防止國民黨特務繼續破壞，我們採取了一個相應措施，我們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一個要求：以後凡是我黨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坐你們的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軍陪同。他們都答應了，以後也不得不這樣做了。”

　　以上是1951年6月份在北京中南海周恩來總理家中談論有關國民黨特務陷害“四八”烈士的全部情況。按照國家保密法，30年後可以解密，現在已過了50多年，周總理對我的談話內容應該是可以公之於世了。

　　我家父親、母親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的美國飛機上。我到蘇聯學習時，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更沒有新中國的飛機。所以我下定決心，學飛機設計，回國後又為航空事業服務了幾十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消滅了蔣介石幾百萬軍隊，並把國民黨趕到臺灣孤島。我人民解放軍空軍和海軍航空兵比臺灣空軍強大幾倍。在飛機上做了手腳的國民黨特務如果當時是三四十歲的話，現在也應該是八九十歲了，在世界上也所剩無幾了！但是我今天還得再說一句：“我痛恨你們，國民黨狗特務！” 

來源： 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