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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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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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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安津

鄧小平(1904~1997)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

四川廣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鄧先聖,學名鄧希賢。5歲入學,高小畢業後考入廣安縣中學。1919年秋考入重慶勤工儉學留法預備學校。1920年夏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初到蘇聯學習。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時


1927年春回國,被派往西安馮玉祥國民軍聯軍從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改名鄧小平,8月7日在武漢參加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年底隨中央機關遷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9年夏,作為中央代表前往廣西領導起義,化名鄧斌,同張云逸等於12月和次年2月,先後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據地,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據地,先後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由於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被當時黨內“左”傾領導者撤職。以後,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
報主編。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5年1月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後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9年9月與卓琳在延安結婚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和師長劉伯承深入華北敵後,創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據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艱苦的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中與劉伯承在一起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原局、華東局第一書記。1945年9月至11月同劉伯承一起領導了上黨戰役、邯鄲戰役。1947年夏他們率軍南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地區,由此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在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擔任統一指揮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總前委書記,同兩個野戰軍的領導人一起,指揮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攻克了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蘇、浙、皖、贛等廣大地區。

1949年9月,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參加了開國大典。10月,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後和劉伯承率部向西南進軍,佔領了雲、貴、川、西康諸省,參加領導了進軍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實現中國大陸的完全解放。此間,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


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1952年7月調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4年改為國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部長。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反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中,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195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在任總書記的10年中,協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進行談判,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失去一切領導職務。1969~1973年間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1973年3月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74年4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在會上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主持起草了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周恩來病重以後,在毛澤東支持下,他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進行全面整頓,
1974年4月6日,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
代表團出席在美國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
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鄧小平在聯合
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

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收到顯著的成效。由於“四人幫”的誣陷,1976年4月又被撤銷一切職務。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他原來擔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主席。他首先推動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必須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還提出要儘快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80歲生日在北戴河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他在這個會議上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歷史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為這次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由他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思想。在這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他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4年在建國35週年盛典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立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本質,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他認為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要從這個實際出發來制訂規劃。根據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他指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全黨要一心一意地搞現代化建設。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他設計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下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目標。並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標準,不斷開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動農村改革,推進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國第二次革命”。他關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述,為中國共產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的改革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倡議興辦經濟特區,開放14個沿海城市,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推動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他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他提倡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他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軍隊和國防建設指導思想要實行戰略性轉變,提出要把軍隊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1992年南巡講話

他為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構想,按照這個構想,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澳門也將在1999年底回歸中國。他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準則。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同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日本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發展了同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係。他為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來進行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政治風波,黨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從而經受住嚴重的考驗,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辭去了最後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在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穩定的過程中,他起了關鍵的作用。退休以後,他仍然關心黨和國家的事業。1992年視察中國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重要談話,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驗,從理論上回答了一些重大問題。以這次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997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鄧小平理論,指出這一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並在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鄧小平文選》(3捲)。

(文字資料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1949-1999)》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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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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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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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周恩來抱病歡送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 

1974年4月,周恩來抱病歡送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      

    聯合國總部決定將于1974年4月9日召開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研究原料和發展問題。這次會議是由阿爾及利亞以第四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執行主席身份倡議召開的,也是聯合國成立以來首次專門討論國際經濟關係問題的大會,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百多個國家的讚同和支持。由于這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後首次派遣高級代表團出席的大會,對誰來擔任代表團團長的問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當時,中央政治局在討論代表團團長人選上還進行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最終中央決定讓剛剛復出不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率團參加會議。
 

    一波三折的人選之爭

    1974年初,周恩來總理身患重病,不宜遠行。3月中旬,外交部領導開始醞釀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人選。其初步設想是在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三個人中選出一人率團出席。周恩來總理讓王海容在方便的時候先聽聽毛澤東的意見。3月19日,王海容向毛澤東匯報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的人選時,毛澤東稍作深思後說,由鄧小平同志擔任團長好,但暫不要講是我的意見,先由外交部寫請示報告。王海容當晚就將毛澤東的意見報告給了周恩來總理和姬鵬飛外長。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來報呈了《關于參加特別聯大的請示報告》,建議由鄧小平副總理任團長,喬冠華、黃華同志為副團長出席大會。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就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人選進行討論。在這次會議上根據外交部的建議,提出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並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在會上,江青公開表示反對,她認為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雖然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但並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因為江青的阻撓,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討論人選的會議沒有形成結果。第二天,周恩來總理不顧江青的反對,提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並將批示文件送毛澤東及各政治局成員傳閱。3月24日,毛澤東圈閱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後,外交部又將此報告送其他中央領導審閱。就在毛澤東圈閱同意的當天夜裏,江青把王海容、唐聞生兩人叫到她住的釣魚臺十號樓,對外交部的請示報告進行了無理指責,並強令外交部收回請示報告,改由一位部級領導擔任團長,企圖阻撓鄧小平率團參加聯大特別會議。王海容對江青說,第三世界國家十分重視這次聯大特別會議,已經有許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表示要親自出席大會,何況外交部的請示報告已經周恩來總理批準和毛澤東主席圈閱同意,外交部無權收回此報告。害怕鄧小平在國內外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擴大後,打亂自己篡黨奪權陰謀的江青並不死心,3月25日夜,她又連續四次給王海容打電話,繼續威逼要外交部馬上撤回請示報告。王海容在闡述不能撤回的理由後又補充說:“我只是主管禮賓的,凡經毛主席、周總理批準的報告,都不能撤回。”江青聽後,惱羞成怒,破口大罵王海容說:“你昏了頭,腦子僵化。”王海容意識到江青可能還要繼續糾纏,于是在3月26日上午即向毛澤東報告了江青四次電話威逼,要外交部撤回請示報告的情況。毛澤東說:“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海容隨即將毛澤東的話報告給了周總理。周恩來當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並迅速將毛澤東的這個意思轉告給了政治局的其他成員,還特別要在場的王洪文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轉達毛澤東的意見。同時,周恩來決定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人選。

    3月26日晚,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闡述了由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正義事業;第二,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第三,開創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來還說:“這次聯大特別會議要開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頭一周,除講話外,與各方重要人物進行接觸,創造局面後便回。”政治局會議正在進行過程中,周恩來又叫王海容、唐聞生前來列席。她們剛剛進入東大廳,江青就質問王海容:鄧小平去聯大參會,是毛主席的意見,還是外交部的意見?王海容回答:請示報告是外交部寫的,已經周總理批呈毛主席圈閱同意。主席今天上午還說,小平同志出國是他的意見。休息時,江青又把王海容、唐聞生叫到東大廳的小房間,再次施加壓力,要外交部撤回請示報告。她還說,國外的事情相對次要,鄧小平要留在國內等等。王海容、唐聞生對江青的糾纏和壓力開始保持沉默,但江青從小房間回到會議室後,大吵大鬧,蠻橫無理地訓斥王海容、唐聞生。于是,王海容就在會議上同江青爭執起來。在周恩來總理的努力下,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即便這樣,江青仍不罷休,叫嚷著“要重新考慮,我要保留意見,主席是允許保留意見的”。她還企圖要周恩來在報告上寫上她的保留意見。王海容、唐聞生看到這種情況,連夜將政治局會議及自己當場頂撞江青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

    3月2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江青: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建議。”江青收到此信後,目瞪口呆,不敢再糾纏此事。同時毛澤東還通過王海容、唐聞生轉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聯合國開會還是小平去,我的意見就是這樣,你們不同意就拉倒!毛澤東的決策,打破了江青企圖阻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圖謀,迫使她收斂了在政治局囂張跋扈的氣焰。當天晚上,王海容、唐聞生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時,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寫信批評江青的事。周恩來說:“怪不得,江青打電話對我說,她已改變了態度,支持小平同志出國。原來是你們向主席反映了情況的結果。”

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後,與會代表紛紛表示祝賀。

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後,與會代表紛紛表示祝賀。

    “語出驚人”的發言稿

    人選一事敲定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說:“大家一致擁護主席關于小平同志出國參加特別聯大的決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減少國內工作,開始準備出國工作。”並說:“小平同志出國安全,已從各方面加強布置。4月6日代表團離京時,準備舉行盛大歡送,以壯行色。”由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高層領導人首次登上聯合國的講臺,如何漂亮地亮相關係到新中國的外交形象。因此鄧小平在接到中央的任命後,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準備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工作之中。

    3月3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修訂了“關于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方針和對外政策的請示”及講話。60年代,鄧小平曾率領中共代表團同蘇共進行過談判,有著豐富的國際鬥爭經驗。他對參加準備工作的同志說:“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發言稿。”隨後,他親自指導代表團成員準備這篇發言稿。代表團在討論發言稿時,覺得這篇發言除了明確表示支持第三世界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項主張外,還應當向國際社會傳達我們黨對國際形勢的新看法,即毛澤東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團把這個想法向鄧小平匯報後,鄧小平和代表團成員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在人民大會堂一段一段地討論,並認真聽取每個同志的發言。他還不時地表示:你們提的這個意見很好。會議討論到最後一段結束語時,鄧小平說,應該講這樣幾句話,就是: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當時,參加起草工作的淩青記下這幾句話後,鄧小平說:“你就這樣寫,不必改。”特別是最後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這句話是在其它場合都沒有提到過的。這也充分表達了中國永不稱霸的決心和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4月2日,周恩來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預定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當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沒有出席,王洪文雖出席但顯得無可奈何,也沒有提出異議。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後,周恩來和鄧小平聯名寫信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附上“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同志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稿”。毛澤東閱後批示:“好,讚同。”

    漂亮亮相

    4月6日清晨,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離京赴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周恩來總理破例親自率領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界群眾四千多人到機場送行。與此同時,世界各國也都在關注著中國代表團的到來。

    4月10日下午,在一片關注的氣氛中,鄧小平健步走上聯合國大會講臺。面對一百多個國家的代表團和眾多記者,鄧小平從容不迫地開始全面、係統地闡述毛澤東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並論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他說:“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互相聯係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鄧小平鄭重宣布: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具有相似的苦難經歷,面臨共同的問題和任務。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是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中國堅決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而且永遠不稱霸。

    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基本主張。他說,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決定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方面的大事;發展中國家對自己的自然資源應該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權;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應該嚴格尊重受援國家的主權,不附帶任何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應該是無息或低息,必要時可以延期償付甚至減免;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援助應該實用、有效、廉價、方便。鄧小平還強調:各國的事務應當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發展中國家人民有權自行選擇和決定他們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

    鄧小平的講話,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代表團和世界輿論的讚揚與好評。發言結束後,許多國家的代表紛紛與鄧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報刊和電臺也紛紛報道鄧小平的發言。一些媒體評論道:這個站在聯合國講臺上的小個子中國人,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還是周恩來總理的一個“最好代理人”。

    會議期間,鄧小平還會見了一些重要國家的領導人,闡明我國一貫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還進一步強調:“我們一向認為,各國在尊重國家主權、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條件下,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取長補短,對于發展民族經濟,是有利的和必要的。”這次聯大特別會議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大會取得了成功。

    4月19日,鄧小平率參加聯合國特別會議代表團回國。當日上午,周恩來致函毛澤東:“小平同志率代表團今日下午五時半到京,歡迎場面同歡送時一樣。”下午,周恩來不顧病痛,再次前往機場,以隆重的儀式迎接鄧小平一行回國。鄧小平這次率團參加聯合國特別會議,不僅增進了各國對中國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同時,也奠定了鄧小平作為一名國際政治活動家的重要地位。“鄧小平”這個名字從此被國際社會廣為關注。(吳光祥 摘自2008年第1期《黨史縱橫》)

  來源:今晚報       2008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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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评价邓小平:毛泽东听完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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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评价邓小平:毛泽东听完笑出声来

核心提示: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接到老朋友张群转来的蒋介石邀请自己去南京的电报。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参加,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员。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派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对此,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他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并终于变成现实。现在国民党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听了张闻天的介绍,梁漱溟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为他设宴洗尘。张闻天说,毛泽东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谈话便安排在夜间。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笑着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 《 乡村建设理论 》 。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图片:1938 年1 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长谈......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 48 年后的 1986 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已经 93 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区别。这都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 1950 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10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并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一时间,不少人颇为乐观,一些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实行欧美国家那样的多党政治制度。

对此,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没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想再赴延安考察。

主意已定,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他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毛泽东又向他介绍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

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长篇发言。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只是笑,没有正面答复。

梁漱溟先生后来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曾十分深沉地说:

"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间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 年 1 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莫斯科。3 月10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里的头一个。毛泽东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泽东的热情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



12 日下午 5 点钟左右,毛泽东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居住的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接他,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泽东已在院里等候了。同在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梁漱溟1938 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与林伯渠相识,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有过多次交往。

寒暄之后,毛泽东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 "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他想到自己是曾经以第三方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是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他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但两人的谈话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经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继续谈话。

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游,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


9 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 9 月 23 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他询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做了汇报。毛泽东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到南方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歇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毛泽东略加思索,说:"那也好。"

1951 年春,梁漱溟领悟到毛泽东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当时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 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约梁谈话,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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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談鄧小平:“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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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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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薄一波(19082007)是資深的革命元老,德高望重,深受黨內外景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就與鄧小平一起度過了極為艱苦、極其光榮的戰爭歲月;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裏,他長期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工作,受益良多;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他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旗幟下,參與黨和國家的領導與決策工作,同鄧小平結下了深厚情誼。 

    說起鄧小平,薄一波充滿了敬重之情。

    

    對於鄧小平,薄一波心儀久矣,然而,直到抗日戰爭初期,兩人才第一次見面。那時,鄧小平和劉伯承率領一二九師,來到晉東南開闢抗日根據地。薄一波常去八路軍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彙報犧盟會、決死隊的工作,而這兩個領導機關當時都隨一二九師行動,因此也少不了就教於鄧小平。

    “十二月事變”後,在八路軍總部指導下,經過整軍,決死一縱隊歸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三縱隊正式編入一二九師戰鬥序列,從此,薄一波直接受劉伯承與鄧小平的領導,因而有更多的接觸,也有更深的瞭解。

    19404月,由鄧小平主持,在山西黎城召開冀南、太行、太嶽地區的高級幹部會議(通稱黎城會議)。薄一波作為太岳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決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聯合辦事處;並將原太北軍政委員會改為太行軍政委員會,鄧小平任書記,薄一波是七委員之一。

    19408月,薄一波率部參加了著名的百團大戰。決死一縱隊的二十五、三十八兩個團,在一二九師直接指揮下,作為主力部隊之一,參加了戰役的全過程,同日軍精銳部隊作戰70餘次,取得了很大的戰果,還兩次成功地掩護八路軍總部及一二九師師部轉移;當然,也付出了很大的犧牲。薄一波認為:儘管人員大大減少,但部隊的戰鬥力有了極大提高。經過百團大戰的鍛煉,決死隊終於“過關”了,開始像八路軍老部隊一樣能打硬仗、惡仗了。在百團大戰的總結中,鄧小平特別表揚了決死一縱隊,指出:“這支年輕的隊伍,在作戰、政治工作、平時訓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表現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隊一樣,能夠使指導機關放手使用,完成領導給的任務。”

    19423月,鄧小平到太岳區視察工作,詳細瞭解了閻錫山的61軍勾結日軍,製造磨擦的情況,毅然決定發起浮翼戰役。戰役由鄧小平指揮,薄一波和陳賡協助。這次反擊作戰,沉重地打擊了頑軍的反動氣焰,制止了他們投降日軍的行動。後來在61軍的要求下,進行了談判,訂立了現地作戰協定。諒解達成後,雙方保持了合作關係。

    通過近距離的觀察,薄一波感受很深,他說:鄧小平同志親自決策和指揮的浮翼戰役,把自衛、勝利、休戰三個原則很好地結合起來,這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很好的學習。

    1941年和1942年,對於在華北敵後堅持抗戰的八路軍來說,是八年抗戰中最為艱苦卓絕的兩年。這兩年間殘酷的戰爭和非同尋常的艱苦,鄧小平記憶猶新;薄一波記憶猶新。

    1943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縣溫村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該分局所屬的軍政首長都參加了會議。薄一波又一次見到鄧小平。

    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五年來對敵鬥爭的總結和今後對敵鬥爭的方針的報告。關於這個報告,薄一波指出:“通過學習鄧小平同志的報告和總結,我們對建設根據地與對敵鬥爭的關係,建設根據地與發動群眾的關係,抗日戰爭過程中抗戰與建國的關係,統一戰線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根據地建設中武裝、政權、群眾、黨幾個方面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加自覺的理解。”

    溫村會議是一次用整風精神總結晉冀魯豫根據地歷史經驗的會議,又是一次全區深入開展整風運動的會議,會議提出了今後工作的基本方針,是晉冀魯豫區進入恢復與再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

    1943年秋,薄一波等一批重要領導幹部前往延安,參加學習和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接替彭德懷,任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留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晉冀魯豫區的全面工作。

    19456月中旬,鄧小平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命他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這時,薄一波才再次見到自己的老首長。

    

    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擔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書記和政委,薄一波是副書記和副政委。為此,任弼時同志曾找薄一波談話。他說:中央決定調動你的工作,毛主席要我來跟你談談。毛主席和中央對你的要求是協助劉鄧做好工作,重要的是協助劉鄧做好各方面的團結工作:軍隊內部的團結,地方和軍隊的團結,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團結。我們覺得你做這個工作最適當。

    薄一波表示:我在小平、伯承同志直接和間接領導下工作已經多年了,據我瞭解,劉鄧歷來十分注意團結工作並且做得很好。決死一縱隊歸一二九師建制後,我就倍感親切。有中央的方針政策,又有劉鄧的領導,團結一定能搞得更好。

    薄一波上任以後,全力協助劉鄧,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做好團結工作。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薄一波心情舒暢,他深有感觸地說:凡是同鄧小平相處過的人,都覺得他胸懷豁達,有海納百川的氣度。

    1945825日,薄一波與劉伯承、鄧小平等搭乘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飛機返回太行解放區。一到目的地,沒容喘息就組織了著名的上黨戰役。這一戰役的勝利,有力地支援了毛澤東同志在重慶的談判。鄧小平高超的韜略,使薄一波欽佩之余,也從中獲益良多。

    上黨戰役結束後,劉鄧隨即組織了平漢戰役。爭取高樹勳起義,是其中的一個傑作。薄一波也參與了一些籌畫。並和劉伯承到馬頭鎮與高樹勳會晤。劉伯承先向高樹勳轉達了毛澤東、朱德的來電,對他高舉義旗、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的正義行動給予高度評價,並向他本人及所有將士表示歡迎和慰問。

    高樹勳起義後不久,經中共中央批准,由鄧小平、薄一波介紹,高樹勳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我軍各部對進攻的國民黨軍隊廣泛開展了“高樹勳運動”,對分化、瓦解敵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66月底,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劉伯承、鄧小平率主力部隊連續打了隴海、定陶、旦晨等一系列戰役。薄一波則在後方,一邊支援前線,一邊領導土改工作。7月,中共中央軍委批准成立晉冀魯豫野戰軍指揮部,劉伯承兼司令員,鄧小平兼政委;野戰軍與軍區的工作分開,軍區工作由薄一波與滕代遠負責。

    1947630日,劉鄧率12萬大軍突破黃河天險,揭開了我軍戰略反攻的序幕,經過浴血奮戰,殲敵5.6萬,勝利地打開了南下的通道,開始了千里躍進、逐鹿中原的壯舉。遵照中央的指示,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提出“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努力完成新兵補充、幹部配備、後勤供應等項工作。為支持劉鄧大軍南下,薄一波嘔心瀝血,殫精竭慮。

    為了發展和鞏固新的解放區,薄一波建議成立中原局,由鄧小平任書記,仍兼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當即得到中央批准。後來,隨著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中央決定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中央局合併為華北局,由薄一波任副書記,主持工作。

    這樣,鄧小平與薄一波,一個在中原,一個在華北,各自主持一個戰略區的全面工作,為解放全中國協同作戰。

  

    新中國成立之初,同為中央局書記的鄧小平、薄一波先後調到中央,工作上的聯繫就更多了。

    1952年下半年,由中財委主持制定的新稅制頒佈執行,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和波動。1953年夏季,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薄一波受到嚴厲的批判。他還沒來得及從前一階段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休整過來,喘一口氣,就要倉促面對人生中的又一段風雨,而且浪頭的來勢還異常兇猛。

    一直窺測風向的高崗、饒漱石借機發難,大搞"批薄射劉",使會議偏離方向,與毛澤東的原意大相徑庭。會上批判的調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漸漸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高、饒不僅僅攻擊他,而是要進而拱掉劉少奇、周恩來。為了不使事態擴大,他決定來個"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當會議要他作第三次檢討時,他一口拒絕。周恩來把薄一波的態度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說: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檢討了。此時,毛澤東對高、饒篡黨奪權的野心也有所察覺。

    會議收不了場,令周恩來很為難。他是會議主持人,話說輕了,會上已經是那種氣氛了,不大好通過,且有開脫、包庇之嫌;話說重了,就會為高、饒利用。最後,還是毛澤東出了個主意,他說:不好結論,可以“搬兵”嘛!,把陳雲同志、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鄧小平回北京後,在一次會議上發了言。他說:“大家批評薄一波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鄧小平實實在在、誠懇負責的發言,既體現出對工作高度的責任心,又飽含對同志的關心愛護之情。他的發言一字千鈞,使與會者逐漸擺脫了高、饒的干擾,對問題有了自己較為客觀的認識和看法。

    不久,高、饒東窗事發,財經會議的風波真相大白。毛澤東也意識到對薄一波的批評過了頭。

    195463日,毛澤東通知薄一波等人參加書記處的一次會議。薄一進門,還沒坐下,毛澤東就說:財經會議及其以後相當長的時間,我們對一波同志是有些誤會的,現在這些誤會解除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波同志是個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說:如果高、饒問題沒有揭露,這些誤會可能難以解除。

    這次談話以後,薄一波感到無比的輕鬆。因為他知道,他的問題完全解決了。

    1953年財經會議後,鄧小平接替了薄一波的財政部長的職務。同時,留任中財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又協助作為副總理的鄧小平領導鐵道部、交通部和郵電部的工作,薄一波又一次成為鄧小平的助手。

    60年代初期,為了克服“大躍進”造成的困難,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國民經濟實行“八字方針”,並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各方面的工作條例,其中,薄一波受命主持起草《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就得到鄧小平的大力支持。面對“空頭政治”等“左”的思潮,薄一波提出“政治掛帥要落腳到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得到鄧小平高度的肯定。

    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薄一波和鄧小平思路相同,感情相通。

    回顧這段歷史,薄一波感慨萬分,他說:小平同志後來擔任党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我的許多工作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由我具體負責制定的《工業七十條》,就是如此。小平同志後來告訴我,毛主席直到逝世前,身邊還放著《工業七十條》。

    

    人間正道是滄桑。

    1978年底,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案平反。19791月,薄一波從12年的冤案中走出來,是鄧小平首先同他談話,徵求其對工作安排的意見。薄一波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機械工業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要求薄當機械工業的“秦始皇”,期望他在改革上作出成績來。

    薄一波沒有辜負鄧小平的期望,走馬上任,立即投入對國民經濟的調整。由於十多年沒有工作,為了儘快摸清情況,已經年逾古稀的薄一波幾乎用了大半年的時間到各地調查,走山西過內蒙、下湖北去蘇杭,從內地到沿海,深入廠礦,深入基層,不顧疲勞地考察座談,聽取各種反映和意見。根據瞭解的情況,他從總結歷史經驗入手,正確分析和判斷當前的形勢,提出調整改革的意見。隨後寫出了《三十年經濟建設的回顧》一文,並在長期計畫座談會上作了講話,以後又在中央黨校、人民大會堂作報告,向廣大幹部群眾宣傳教育,對統一全黨思想認識和調整工作順利進行起了重要作用。

    鄧小平首倡創辦經濟特區是一個重大戰略決策,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黨內意見並不統一,不少人不理解,甚至懷疑。

    有人問:把外國和港澳的私人資本引進來,符合馬列主義原則嗎?

    有人問:特區會不會成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還有人甚至認為,特區除了那面飄揚的國旗是社會主義的,是紅色的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是白色的。

    薄一波思想解放,富有開拓進取的精神,對創辦經濟特區這一新生事物是滿腔熱忱,從一開始就給予大力支持。他是最早在特區考察的領導人之一,198111月就去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特區考察,以後又去了幾次。薄一波認為辦特區的決策是對的,路子也是好的,是有發展前途的,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1982年,為了適應改革的需要,中央決定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薄一波又被委以重任,負責體改委的工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改革大計當好參謀,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獻計獻策。

    中共十二大決定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這是鄧小平著力改革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一個重大舉措。薄一波主持中顧委日常工作十年,其中前五年是作為主任鄧小平的助手,後五年是作為主任陳雲的助手,為實現党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以及受命處理黨內若干重大問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間,他還擔負一些陳雲與鄧小平思想聯絡的工作。

    回顧與鄧小平的交往,薄一波心潮澎湃,他說:小平同志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以後,中國的發展舉世矚目。有些重大問題,他委託我去研究和解決。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小平同志的一個創舉,他自己擔任中顧委的第一任主任。十年中顧委,我一直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而小平同志一直是中顧委的靈魂。在為黨和人民事業的長期奮鬥中,我們相交甚篤,相知甚深。小平同志給我的教誨,終生難忘。

    薄一波離開領導崗位以後,專心從事回憶錄的寫作。在我們黨內,這是開風氣的工作,已經出版的有《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兩冊,《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與《領袖元帥與戰友》。這些專著受到讀者的一致好評。

    回顧往事,特別是談到鄧小平,薄一波的筆下增添了濃重的感情色彩。他是這樣評價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其一、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粉碎四人幫後,如何正確地評價毛主席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是個非常重大而又複雜敏感的問題。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主席的偉大歷史功績,又實事求是地指出和改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以此來統一全黨思想,意義非常深遠。其二、成功地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明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提出了改革開放等一系列的新方針大政策,並概括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終於找到了毛澤東當年要找而沒有找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必由之路,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自立于民族之林之路。黨的十四大把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十四年來的構想,命名為“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他是當之無愧的。

    據此,薄一波還提出一個新的觀點: 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而成于鄧”。

    19972,驚悉鄧小平逝世,薄一波十分悲痛,揮筆寫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挽聯,表達對這位20世紀的中國偉人的崇高敬意。他這樣解釋:“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勳至偉。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建非常之業,必賴非常之人;而壯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這應該說是帶規律性的社會現象。如果說,社會主義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那麼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原來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老祖宗沒有回答的世界性難題,也是非常之業。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科學地回答和解決了這個難題,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這還不是建“非常之業”、成“非常之功”麼?(劉明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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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葬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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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据中国外交部随行翻译蒋本良回忆: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邓小平抓住实际,在外交部提出派副外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高规格,指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开创了"葬礼外交",改变中苏两国"只对抗、不对话"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领导人,邓小平又推出另一项外交策略。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

    邓小平回应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也说:"我也这么做。"

    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

    他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

    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邓小平短短一句话的口信在苏联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初,苏共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传话。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大使李则望确认收到邓小平的口信,并表示愿意响应邓小平的倡议:"苏联有政治意志和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高度。让我们行动吧!"

    11月23日,他又特意会见路过苏联的李鹏,答复邓小平的传话,突出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表示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越快越好"。第二年,他在著名的海参崴讲话中,就"三大障碍"中的两个做了积极表态,称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9月,在两国外长联大会晤中,双方达成了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协议。1989年,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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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應對陳永貴時的深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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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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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小平同志,這些日子你天天開會,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點子,我有點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會堂。



    國務院召開的會議行將結束時,時任副總理的陳永貴提前走出會議室,在休息室門口站著。很快,會議結束了,與會者陸續離去。當鄧小平微笑著走過時,陳永貴上前招呼他進休息室,說有幾個事要問問。鄧小平猶豫一下,便點點頭跟陳永貴進了休息室。



    陳永貴見鄧小平坐下點煙時,就迫不及待地說:“小平同志,這些日子你天天開會,不
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點子,我有點接受不了。我想問一下,你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 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數不算數?”



    鄧小平聽了,抽了口煙,朝陳永貴看看,笑了笑。後來陳永貴對人說,鄧小平那天
的笑,讓他非常可怕。鄧小平將半截煙掐滅在煙缸裏,冷峻地說:“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臺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三歲的孩子那樣的幼 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
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



    陳永貴不服氣地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的時候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面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究竟是要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不等陳永貴說完,提起公事包轉身就走。



    “華主席,你可千萬不能把鄧小平解放出來”



    兩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陳永貴見到了好久
沒見的鄧小平。此次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原有職務。陳永貴會前握了一下鄧小平的手,說:“想不到我們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這回你可要吸取教訓了。不 然,還會犯錯誤的。你年紀已經不小了,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辦吧。”



    鄧小平望著樸素的陳永貴笑了笑,不露聲色地說:“今後還得你多指教呢,永貴同志。”



    陳永貴說:“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什麼樣的困難都好克服,毛主席離開了我們,還有他的光輝著作嘛,還有他的接班人嘛。”



    鄧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親自給他遞上一支大中華香煙,和他坐在一條沙發上談了起來:“永貴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可能我們這些人不如你。我想請教你一下,你說毛主席宣導的作風裏,有哪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



    陳永貴抽了好幾口煙,竟不知該如何回答。



    鄧小平說:“我認為,毛主席宣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最根本的東西。”



    陳永貴點點頭:“我同意你的意見。”



    鄧小平繼續說:“恰恰是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我們一些同志沒有弄通毛澤東思想。比如‘四人幫’,他們口口聲聲喊高舉,林彪都把話說絕了,你能說他們是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嗎?只背誦一兩句語錄,隻言片語地講幾句毛主席的話,那不叫聽毛主席的話,你明白嗎?”



    陳永貴張了張口,好半天才說了句“明白了”,其實他根本沒弄清鄧小平究竟講的是什麼意思。



    兩年半過去,顯然陳永貴沒什麼變化。據中央組織部同志反映,在鄧小平複出前夕,他曾多次對華國鋒說:“華主席,你可千萬不能把鄧小平解放出來,他要解放出來,人家會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了,能把你放在眼裏嗎?”



    剛複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



    曾經在1967年初,專程赴京批鬥他的陳永貴,十二年後又在北京相遇。陳永貴虎著臉對他說:“有個常識你也應該知道,要不是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不管是你還是小平同志都不會平反昭雪,也不會重新站出來,更不會有今天!”



    薄一波朝陳永貴看看,微微一笑,說:“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們這些人根本不應該平反。只是由於全黨的努力,由於黨中央大多數人的力爭,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這事實的。”



    陳永貴聽了,顯得有些狼狽。



    “鄧小平是好人,他沒有把我給關起來,還給我好吃好住的”



    党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同志辭職後,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眾憤怒揭發陳永貴的來信。



    鄧小平面對山西群眾的揭發材料,臉色越來越嚴峻。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政治局多數同志建議讓陳永貴停職檢查,鄧小平也持相同意見。他輕歎一聲說:“他本來可以成為出色的農村基層領導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國家副總理的職位上,這不是讓他活受罪嗎?”



    陳永貴讓秘書代他寫了辭職報告後,鄧小平找他談了話。鄧小平額上的兩道淺眉往後一
揚,將手中的煙斗一擰,說:“你作為一個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像我們當年也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著 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了,那就要按照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了。譬如對待‘四人幫’的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處理方法,而是用刑法來處理。”



    鄧小平的話,對陳永貴有相當的震懾力。他隔了好久,才說:“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見,但我服從黨的紀律和規定。”



    鄧小平眯縫起眼睛,又點燃了一支香煙,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能上能下,譬如我在
建國以後就兩次被打倒,兩次離開了中央的領導職務,但是我並沒有倒下,也沒有搞任何非組織活動,依然是嚴格地進行自我檢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樣,但是我 希望你能夠按照黨員的標準和紀律做。你並不是‘四人幫’,中央知道你在過去做了大量工作,這是好的。對於你的缺點和錯誤,你能認識多少就檢查多少,中央並
不要求你非要怎樣。但是,你一定要嚴守黨的機密,不要和別人搞非組織活動。”



    此次談話後,陳永貴去向華國鋒辭別。



    他的眼睛紅紅的,好像剛哭過不久。他頭上已摘去了那條熟悉的白毛巾。就連那身白布
衣服,也看上去沒了往日的光彩。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場了。人總是註定要死的, 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
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是能夠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 步,你想想一個農民大老粗容易嗎?”



    上世紀80年代末,當陳永貴生命垂危的時候,他終於恢復了自己一個農民的本來面目。他對去看望他的人說:“我夢見毛主席了,毛主席讓我繼續到另外一個地方給他幹事。我死了以後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鄧小平是好人,他沒有把我給關起來,還給我好吃好住的……”(顧育豹
摘自《金秋》)



 2007年08月11日 07:30:33  來源:今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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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鄧小平的長壽20字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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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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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泊從容,寵辱不驚,鄧小平以豁達的心胸和大智慧安享93歲高壽。今年8月22日是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的日子,我們在此追思偉人,感受他獨特人格魅力的時候,還可從他的養生之道中得到很多啟迪。

      鄧小平同志享年93歲(1904年~1997年),這在全世界的偉人中並不多見。他在75歲高齡時,健步登上了黃山;80多歲時,還能在大海中暢遊1個多小時。


    
 1991年的“七一”,當小平同志談到自己的養生之道時曾說:“我今天的思維還不算老化,主要還是靠日常的運動,如散步、打拳、游泳等;對問題、對事物
多抱以坦然樂觀的心情;生活正常,調理得當;讀書、看報、打橋牌、看足球、逗小孩。”他的養生長壽之道,歸納起來就是“樂觀豁達、勤於動腦、堅持鍛鍊、合理膳食、家庭和諧”20個字。


      樂觀豁達--“天塌下來,我也不怕,因為有高個子頂著。”


    
 “我一向樂觀,天塌下來,我也不怕,因為有高個子頂著。”1984年10月11日,在原聯邦德國總理科爾請教小平同志“長壽秘訣”時,他給予了如此答
復。眾所周知,鄧小平在中國政壇三起三落,歷經磨難,家庭成員也屢遭不幸,但他在逆境中從不怨天尤人,始終保持樂觀的心態。


      勤於動腦--“我能打橋牌,證明我的腦筋還清楚。”


     
美國電視記者華萊士問鄧小平每天工作多長時間,他回答:“兩小時。”“我的工作方法是盡量少做工作。”“其他時間用來讀書、運動和休息,還要和孩子們在一
起。”鄧小平辦事效率很高,一般在上午10點左右就將重要文件處理完畢。之後,如沒有會議或外事活動,就坐在沙發上看看書報、打打橋牌,活躍活躍腦子。他
曾自豪地說:“我用橋牌來訓練腦筋……我能打橋牌,證明我的腦筋還清楚。”


      堅持鍛鍊--“我能游泳,特別是喜歡在大海中游泳。”


      從青年時代起,鄧小平就養成了堅持健身的好習慣。他雖然日理萬機,但總是忙裏偷閒進行鍛鍊。他的愛好很廣泛,游泳、洗冷水澡、登山、散步、足球都是他所喜愛的。


      “我能游泳,特別是喜歡在大海中游泳。”鄧小平夏季在海濱游泳,能連續遊1個多小時,有時遇有風浪,仍繼續前進,勝似閒庭信步。 “我十年來沒得過一次感冒,原因之一是每天早晨都用冷水洗澡。”這是鄧小平在接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談到的。


      鄧小平經常抽出時間,在自家的院子裏散步。雪雨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裏來回走動。他對待散步像對待工作一樣認真,不偷懶,不取巧。


  合理膳食--早餐8點半,午餐12點,晚餐6點半


     
鄧小平的飲食習慣很有規律。早餐8點半,午餐12點,晚餐6點半,幾十年不變。他早餐愛吃雞蛋、饅頭、稀飯、泡菜;午餐和晚餐常是兩素一湯。鄧小平愛喝綠
茶。他杯子裏的茶葉放得很多,待全泡開,要佔杯子的三分之二。他還喜歡喝米酒,飲酒前,先吃些菜餚,避免酒對胃粘膜的刺激。他有幾十年的抽煙嗜好,但在醫
務人員的建議下,1989年徹底戒了煙。


      家庭和諧--盡享天倫之樂


     
鄧小平和卓琳,相伴走過了58個風雲多變的春夏秋冬。夫妻恩愛,攜手白頭,心心相印,患難與共。鄧小平向來重視天倫之樂,喜歡和家人在一起。他十分疼愛兒
孫,常和他們一道說笑談天。逆境時如此,順境也如此。家庭的溫暖,是幫助鄧小平從容應對政治逆境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他長壽的秘訣之一。


      我國傳統養生學主要包括精神養生、飲食養生、運動養生、藥物養生四大類,前三種養生方法被鄧小平同志科學地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小平同志一生幾多磨難,但均能胸襟坦蕩,泰然處之。傳統養生學認為,精神愉快,性格開朗,對人生充滿樂觀情緒的人,機體就會陰陽平和,氣血通暢,五臟六腑
協調而健康長壽。我國的老年醫學研究還發現,大多數的長壽老人均生活在幸福和睦的大家庭之中。此外,小平同志還善於用腦,除為國為民日理萬機之外,還經常
把看書報、打橋牌作為消閒,這對於延緩腦組織衰老,防止腦老化有重要的意義。


      合理的飲食結構和生活方式也是保持健康長壽的重要因素。飲食多樣化,穀果肉菜合理搭配才能滿足人體的需要。鄧小平同志飲食簡樸、生活規律、喝綠茶、飲適量米酒的這些做法,符合傳統養生學和現代營養學的要求。


    
 鄧小平同志的長壽還與其能夠長期堅持鍛鍊有關。適量的運動可以活動筋骨,暢達經絡,疏通氣血,增強體質而使人健康長壽。老年人經常運動,能夠延緩各器官
的衰老過程,保持快樂的精神狀態,並可防治骨質疏鬆症。(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老年醫學研究所教授 張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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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逝世十周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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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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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新華網 ( 2007-02-14 08:22:16 )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
 

世界是“平”的——鄧小平逝世十年後依然影響世界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與世長辭。十年後,鄧小平依然影響著世界。
    今天,在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上;在莫斯科郊外的街道上;在法國小城蒙達爾紀的“紅色旅遊線”上;在香港特區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上……依然記錄著這位偉人留傳給後世的永恒印記

【鄧小平語錄】

    “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
    ——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美關係問題。


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右)在北京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那次會見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 本報資料圖

“鄧小平改變了中國的對外關係”
                         ——專訪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他使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快速發展成為可能,同時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積極一員”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李學軍發自華盛頓
1978年5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抵達北京訪問。肩負著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使命的布熱津斯基,首次同鄧小平舉行了會晤,鄧小平的熱情、睿智、幽默和領袖風範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隨後的歲月中,布熱津斯基多次和鄧小平見面,兩人不僅成了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主要對話夥伴,而且私交頗深。
    值此鄧小平逝世10周年之際,在位於華盛頓市中心的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辦公室,布熱津斯基接受了《國際先驅導報》專訪。這位中美關係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雖已年近八旬,且公務繁忙,但提到同鄧小平交往中的一些往事,仍娓娓到來,興致盎然。

10年後的甜蜜回憶

    《國際先驅導報》:你曾同鄧小平有過多次會晤,在他逝世10年後回過頭來看,你覺得最重要、最難忘的是哪一次?
    布熱津斯基:應該是第一次,時間是1978年5月21日。因為那次我同鄧小平在北京的第一次會晤開啟了美中兩國正式建交的進程,也實際上開始了美中兩國為阻止蘇聯的霸權而締結戰略夥伴關係的進程。
    《國際先驅導報》:那次會談後,鄧小平邀請你到北海公園的仿膳共進晚餐?
    布熱津斯基:那次晚餐真是棒極了,因為飯店位於北京紫禁城的湖邊,風景非常漂亮。當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鄧小平和我對世界重大問題的看法都比較接近,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兩國關係將揭開新篇章。
    毫無疑問,在我的心目中,鄧小平是中國今天現代化的設計師,他也使中國開始了終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進程。

“鄧小平很有幽默感”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在1979年1月訪美時,又造訪了你家,當時你們都談了什么?
    布熱津斯基:我們談論的話題很廣,而且是很嚴肅的話題。他談了法國留學生活對他的影響,以及中國應當如何實現現代化。這使我認識到,鄧小平在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思想又非常開放,願意進行嘗試。當然,我們也有一些私人話題,比如,鄧小平談了他和他兒子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文革”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破壞。
    鄧小平很有幽默感。我在聊天時半開玩笑地問他:卡特總統推動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在國內遇到了一些政治勢力的反對,你在中國也遇到同樣的麻煩嗎?鄧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有啊,在我們的臺灣省就有很多人反對。

到中國農村“考察改革”

    《國際先驅導報》:後來鄧小平邀請你們全家訪華,而且你還重走了一部分當年紅軍長征走過的路?
    布熱津斯基:在鄧小平訪美兩年之後,他邀請我們全家訪問中國。至於重走一部分長征路,是我想讓我的孩子們了解一些關於現代中國的事情,而長征則是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成就。我們到了青藏高原、大渡河和瀘定橋等地。
    《國際先驅導報》:重走長征路的時候有什么發現?
    布熱津斯基:我們去了一些農村,在那裏我認識到,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已經開始見效,農民手腕上戴上了手錶。他們告訴我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牲畜,可以賣自己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這表明,中國大地在發生著新的變化。

“鄧小平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國際先驅導報》:你認為鄧小平為現代中國、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
    布熱津斯基:鄧小平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他是中國能有輝煌今天的一位歷史性的設計師。他的歷史性的作用有兩個層面:一是他改變了中國,二是改變了中國的對外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他使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快速發展成為可能,同時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積極一員。今天,中國不但將在東亞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將在世界發揮重要作用。
    至於中美關係,如果不是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決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那么兩國就可能會陷入無盡的、毫無結果的談判當中,但鄧小平和卡特總統下決心解決兩國間的一些棘手問題,使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美國外交官都知道他”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當年訪美時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國人現在還記得他嗎?
    布熱津斯基:美國負責外交事務的人們當然記得他,但如果說普通美國人都記得他則有些誇張。我敢肯定,普通中國人也不會全記得美國總統卡特。
    《國際先驅導報》:你如何看待今後的中美關係走向?
    布熱津斯基:我認為,儘管中美兩國偶爾會在一些具體問題或一些未曾料到的問題上有分歧或摩擦,但兩國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在和平發展、避免戰爭、促進穩定、消除貧困和疾病、保護生態等全球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利益是一致的。為此,兩國應當加強對話和合作,以促使兩國關係保持穩定和順暢。


鄧小平的“牛仔帽”形象,一夜之間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 本報資料圖

美國為鄧小平留下“永久座位”

    鄧小平的“專座”不僅在紐約亞洲協會的禮堂裏,很多美國人心裏都為他留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李博發自紐約
紐約曼哈頓島花園大道725號,一座氣勢宏偉的老式建築是洛克菲勒家族創立的亞洲協會總部。在經常舉辦活動的亞洲協會莉拉·艾奇遜·華萊士禮堂,觀眾席第四排正中有一個座位,看起來與其他座位沒什么兩樣,但椅背上的一行字卻透露著它的特殊之處:“僅以此向鄧小平致敬”。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這是亞洲協會為鄧小平在美國保留的“永久座位”。如今它就安靜地矗立在那裏,仿佛在訴說著28年前鄧小平訪美時刮起的中國旋風。

他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

    “鄧小平講話很簡單,直入主題,不繞圈子,也不會含糊其詞。”作為當時《紐約時報》的隨行記者,今天已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新聞系主任的夏偉向《國際先驅導報》回顧起那段歷史時仍印象深刻,“美國人看到了一位個子不高、談笑風生、充滿睿智的中國領導人,可以說一夜之間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
    中國代表團的到來吸引了全世界關注的目光,美國三大主流電視網每天的黃金時間變成了“鄧小平時間”。
    夏偉還清楚地記得,當年鄧小平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成員身著清一色的中山裝,這種在西方被稱為“毛式制服”的服飾,迅速在美國風靡一時。    
    1979年2月2日晚,在休斯敦的騎術表演場,兩位女騎士策馬來到鄧小平副總理和方毅副總理面前,把兩頂乳白色的牛仔帽獻給了他們。鄧小平和方毅接受了這一禮物,立即戴在頭上,並同大家一起鼓掌。隨後他們又頻頻揮動騎士帽,向人群致意。“鄧小平戴上那頂寬沿帽顯得非常有趣。他的舉動使美國人了解到中國人不是僵硬死板、不可接近的,而是很有人情味。”

“白貓黑貓論”在美家喻戶曉

    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為紀念這位“沒有官架子的政治巨人”,美國《時代》雜誌專門刊發了以鄧小平為封面的文章,而這已不是《時代》第一次關注鄧小平。
    早在1978年和1986年,鄧小平就兩度被《時代》評為年度人物,即使在他去世9年後的2006年,這本雜誌發佈的“亞洲英雄榜”中,鄧小平依舊赫然在列。他的“改革開放”“一國兩制”“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等思想和論斷,透過媒體的介紹在美國廣為人知。
    “他是個很睿智的決策者,更是個積極的行動者。”夏偉1975年曾到過中國,之後的幾十年間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的發展。
    而曾與鄧小平有過多次交往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現在已是耄耋老人,在不久前的一個公眾場合,他還回憶起這位老朋友。“鄧小平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他不談歷史和詩歌,談很現實的問題。他對中國有明確的構想。我認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鄧的作用比尼克松還大”

    鄧小平逝世10周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10年來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平穩過渡和順利發展,使夏偉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讚不絕口,“臺灣和大陸有許多的共同利益,我相信總有一天,兩岸也會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熊玠與鄧小平也曾有過一面之緣。作為研究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的美籍華裔專家,熊玠1986年受邀到北戴河與鄧小平暢談6個小時,談話內容是國際問題。
    “鄧大人是個為萬世開太平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中美關係史上發揮的作用比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還要大。”熊玠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事實上,鄧小平的“專座”不僅位於紐約亞洲協會的禮堂裏,他的個人魅力,至今仍影響著許多像夏偉和熊玠這樣的美國人。

日本有一群“小平迷”

    小平走了10年,但仍有日本人樂於回憶他的一舉一動,因為他們認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今後中日關係的方向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郭一娜發自東京 10年前,當鄧小平逝世的消息傳到日本時,整個國家為之震動——去世之日,剛好日本北海道發生地震, 震級不大,這在日本是家常便飯,可還是有人說確實是“巨星殞落”,天地感應。那些天,日本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鄧小平。究其原因,日本人明言:鄧小平打開中日邦交之門,鄧小平是可與之推心置腹的“知日家”。
    10年後,仍有日本人“迷戀”鄧小平,因為他們認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今後中日關係的方向。

“你好,小平”

    “今年恰逢香港回歸10周年,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我們還會辦更大規模的中國電影全貌展。那時勢必會在日本掀起新一輪中國電影熱。”日本谷阿帕電影發行公司社長藤田敏夫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去年8月19日到9月10日,該公司在東京、大阪兩地成功舉辦了中國電影全貌展映會,開幕片就是《你好,鄧小平》。該片共公映12場,約千名“小平迷”觀看了該片。
    該片講述了鄧小平坎坷光輝的一生。在放映前一周,日本各大媒體嗅覺靈敏,紛紛介紹《你好,鄧小平》的放映資訊。人氣頗旺的廣播節目“亞洲頻道”還特意邀請藤田社長錄製了一期專題節目。
    《你好,鄧小平》正式公映前,本報記者有幸參加了該片在東京銀座的試映會。那天是日本7月典型的“三伏天”,但是頂著酷暑的觀眾仍擠滿了劇場。
    紀錄片雖是中文配音,日文字幕,但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放映結束後,仍有許多觀眾不願離去,聚集在劇院門口交流著感想。一位60多歲的老人說,她印象中的鄧小平親和力很強,尤其是訪日時一直面帶微笑,而且著裝樸素。還有一位70多歲的老人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看到媒體的報道後,很早就盼著看這部紀錄片。“日本關於鄧小平的紀錄片引進得不多,這次終於圓了我的夢。但還是有個小小的遺憾,電影裏只出現了小平訪日時乘坐新幹線和視察工廠的鏡頭,我希望看到更多小平訪日的畫面。”
    當天的觀眾中,還有一位臺灣的留學生。她說在臺灣,很少看到鄧小平的資料。這次的紀錄片讓她改變了以前對鄧小平的看法,“他是個挺親切和藹而且有魄力的老爺爺。”

理想的領導人形象

    在當今的日本人中,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小平迷”呢?曾供職於NHK的記者中島國臣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小平不張揚,穩重並富於親和力,這與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的領導人的形象十分吻合,小平昔日訪問日本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印在許多日本人心中。
    1978年訪問日本松下電器公司時,鄧小平應邀來到一間展示微波爐等新產品的展覽室,講解人員把一盤燒賣用微波爐加熱後,請鄧小平觀看,鄧小平拿起一個燒賣看了,突然一下放到嘴裏,邊吃邊說味道不錯。這一幕出乎松下公司職員的意料,大家無不讚嘆鄧小平敢於嘗試的精神。
    訪問奈良時,鄧小平和夫人卓琳來到宴會廳隔壁一對新婚夫婦舉行婚禮的現場。曾搶拍下這意外一幕的當年《讀賣新聞》的攝影記者回憶說:“鄧副總理與新娘握手時,新娘面部略帶紅暈的笑容、新郎沉浸在意外榮幸之中的姿態都拍攝下來了,照片有力地說明瞭鄧副總理坦率的人品。”
    中島國臣認為,那些看小平紀錄片的日本人,不只是為了回顧中日友好的歷史,更是為了重溫自己心中的回憶。

值得繼承的外交智慧

    在今天許多日本人看來,鄧小平是對中日友好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中國領導人。他們都希望現在的中日兩國領導人能夠繼承鄧小平的外交智慧。
    中島宏是日本共同社資深記者。曾於上個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常駐北京,並擔任過共同社北京支局長。在駐京期間,他多次和鄧小平見過面,還進行過單獨採訪。“他從沒有給人高高在上的壓迫感。”中島宏當時在和其他各國記者聊天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達成共識,“鄧小平是個能夠折服世界的領導人。”
    中島宏感覺,靈活、務實是鄧小平突出的特點。特別是在處理中日關係上,作為大國領導人,能夠從實際需要出發。比如他當時承認中國落後,為了建設,要向日本學習。“這番講話讓我很佩服。”
    “鄧小平很謙虛,不是總強調自己,全面否定對方。而是經常站在對方角度著想,這點對領導人來說很不易。”中島宏認為,鄧小平在外交方面的智慧是一份寶貴的遺產,對日本領導人來說也應該充分學習和繼承。
    日本慶應大學綜合政策學部的小島朋之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每年到小平去世這一天,我都有一些話想說。”寫過《毛澤東與鄧小平》、《中國的政治社會——探索鄧小平以後》等專著的小島朋之說,“希望中日兩國的領導人都能從小平的外交智慧中吸取營養,讓今後的中日關係更加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他認為,從鄧小平的對日政策上可以看出,他對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發展和繁榮穩定做了相當長遠的考慮和規劃。去年安倍首相的成功訪華,還有中日兩國達成的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正是對小平同志中日關係政策的很好體現。

中日需要吸取“小平營養”
                    ——專訪美國“中日通”傅高義

    鄧小平有很多關於中日關係的經典論述,仍適用於現在的中日關係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竇晨發自北京 已經77歲高齡的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先生(Ezra Vogel),既是一位“中國通”也是一位“日本通”,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日語讓人印象深刻。最近他正在準備寫一本關於鄧小平的書。恰逢鄧小平逝世10周年之際,針對鄧小平留給中日關係的遺產,傅高義先生近日接受了《國際先驅導報》的專訪。由於研究視角的多元化,既關注中日兩國的國內發展問題,也懂得從國際政治角度關注中日關係,這讓傅高義先生看到了很多常人所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日本也需要鄧小平

    《國際先驅導報》:去年你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提到日本也需要像鄧小平這樣的領袖,你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傅高義:我是指長期的國家戰略方面的事情。日本前任首相小泉只考慮當時的國內政治情況,不考慮長期的國家戰略。新任首相安倍上臺後,開始考慮日本今後長期的國家戰略。相比之下,中國需要什么,鄧小平非常清楚。鄧小平能考慮到中國的長期戰略,比如他提出“一國兩制”,保證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後50年不變,這是50年的戰略觀點。鄧小平懂得,當時落後的中國為了發展,需要向發展水準高的國家學習;而且他懂得,中國不僅需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還需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管理、先進制度,對於這一點,鄧小平非常清楚。

“向前看”今天仍然適用

    《國際先驅導報》:你對鄧小平怎么處理中日關係有沒有進行過專門的研究?
    傅高義:我研究過,我覺得他對中日關係處理得非常好。鄧小平1978年10月份訪問日本的時候,非常成功。這和他準備得非常充分有很大關係。因為1974、1975年他見了三四十個日本的代表團,包括日本各個黨派的、宗教的、媒體的、地方的、經濟的代表都見過。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有很多關於中日關係的經典論述,是不是也適用於現在的中日關係?
    傅高義:有很多。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他說過“中日兩國有著近兩千年的友好交往歷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這同兩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現在有些中國人認為,日本是軍國主義國家,但是鄧小平當時並沒有用這個說法。鄧小平提出“向前看”,他說“中日關係歷史上的糾葛,坦率地說中國方面沒有責任。對歷史的認識,對歷史的評價,要強調以新的向前看的態度,不要找麻煩,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糾葛。現在這些糾葛沒有一件是中國引起的。對這些問題中國採取了最大的克制態度,包括說服人民。”“我們雙方考慮問題都要立足於長遠,要解決長遠問題。對現在和將來可能發生的糾葛,都要冷靜、迅速地共同合作,儘快解決好,以免影響我們長遠關係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從1937年到1945年和日本打過仗,8年抗日,所以他對中日友好的必要性更有發言權,體會也更為深刻。

有問題不應回避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還說過,“對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辦法就是用不斷加強友好、發展合作來回答他們”。
    傅高義:我覺得這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中日有矛盾,中美也有矛盾,中蘇也有矛盾;過去有矛盾,現在也有矛盾,但鄧小平覺得為了中國發展,需要和平的環境。這樣做是對的。
    鄧小平告訴我們,有問題的時候應該討論,不應該回避。應該互相理解,想辦法解決。
    《國際先驅導報》:目前中日之間是不是也需要這樣的心態呢?
    傅高義:對,我覺得兩國領導人應該常常見面,交換看法,這個很重要。另外,現在中日之間正在進行的青年和經濟界人士的交流非常好。最近中國的電視臺向觀眾介紹日本的文化,80年代中國觀眾能看到很多這類節目,最近幾年在中國電視上看得不多,我覺得現在應該多起來了。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本報資料圖

十年後談鄧公,彭定康只說了一句

無論英國人在十年後對鄧小平留給中國乃至世界的遺產有怎樣的評說,他們的態度中大概都不會缺乏一種因素——尊敬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趙菲菲發自北京 對英國人來說,鄧小平這個名字永遠會讓他們想起一座城市——香港。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鄧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書面採訪時只寫了一句話:“鄧小平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這是較量之中敗下陣來的一方的尷尬掩飾?還是經歷十年沈澱之後的心服口服?這看似顯而易見、其實卻耐人尋味的一句話,頗有一切盡在不言中的意思。

“終結”大英帝國史

    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大概還記得,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當年在香港《廣角鏡》雜誌9月號刊登的一篇專訪中,彭定康談起那個時刻:“……我的內心略帶憂傷。那晚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是英國在世界上殖民主義的結束。”
    香港是讓英國人感傷的,看看1997年7月1日的英國報紙就可以知道。《每日郵報》當天的大字標題是:《淚別皇冠上的最後一顆寶石》。《衛報》的頭條是:《最後一聲歡呼,一個帝國結束了,中國又成為香港的主人》。這些煽情程度各不相同的報道有一個共同的主題:英國留給香港的“遺產”,用愛德華·賽義德的話說,也就是“我們給世界帶來文明”這個大主題之下的一部分。最能體現這種思路的大概就是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宣告:“捍衛大英帝國的歷史成就”,她“問心無愧”。
    無論有多少“歷史成就”的大英帝國已經成為“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大概的確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香港問題是中英關係史上最棘手的問題。從1983到1984這一年多裏,雙方經歷了22輪艱苦談判。當時,針對英方“用主權換治權”的要求,鄧小平對與他私交甚厚的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說:“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會受任何干擾、有任何改變,否則我們就交不了賬。我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就是李鴻章。誰不解決這個問題,都是李鴻章。”

“有時候很強硬甚至不客氣”

    對於時任英國駐華大使、參與了香港問題談判的理查德·伊文斯來說,鄧小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鄧小平傳》中寫道:“鄧小平是一位外交天才。……他歡迎所有的來訪者,但並不以為他們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與外賓談話時,有時候會很強硬甚至不客氣,但有時也很幽默。”
    “他(鄧小平)把國家統一看作是首要任務。”在伊文斯看來,鄧小平是實現中國統一的重要人物。他說:“當時,英國對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不信任。但鄧小平的遠見、自信與堅定令他們不得不信任他。”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撒切爾夫人也不得不承認,“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最富天才的創造”。
    被鄧小平讚為“一個絕對一流水準的首相”希思有著很深的“中國情結”,他一直把鄧小平當成好朋友,二十多年一直保持通信。他說,透過一國兩制實現香港回歸,“這無論對中國、英國、香港本身還是對世界都是最圓滿的結果”。

十年後的認同   

    “香港經歷了時間的考驗,社會依舊穩定,百姓對特區充滿信心。”曾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傑弗裏·豪,在香港回歸五周年之際就肯定過鄧小平的成功。他說:“在經濟上它們相互依賴,在機制上卻相互保持獨立,這也是‘一國兩制’構想得到成功實施的有力佐證。”
    “香港回歸近十年來,特別是2003年以後,經濟繁榮,股市興旺,失業率創歷史新低,這清楚地表明香港回歸後取得巨大成功。”現任英國駐港總領事柏聖文,在2007年新年之際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敢於作出最實事求是、最大膽、最正確的抉擇,勇於對歷史和未來交代,鄧小平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廖翊發自香港 1977年7月,鄧小平複出,他為實現期待設宴歡呼;
    1884年12月,《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時任香港客家商會會長的他宴開百席,慶祝這一重要歷史時刻;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政權交接現場,他振臂高喊“祖國萬歲”……
    他,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
    “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國今天的進步和富強,也沒有香港今天的繁榮和穩定。我對他的崇敬和懷念無法用語言形容。”曾憲梓日前在家中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專訪時說。

前所未有的“一國兩制”

    “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前,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樂觀的。最大的擔心是自己的生活被改變。於是,很多人想移民海外。直到《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後,香港的形勢明朗了,市民的信心得以恢復,香港開始穩定地進入過渡期。”曾擔任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港事顧問的曾憲梓對記者回憶說。
    香港1997年回歸後,相繼經歷了導致房價、股市大幅滑坡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3年SARS疫情的重創,但在中央的支援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地確立自己作為進入中國的金融通道的地位。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古今中外哪有這樣的政策?而且承諾50年保持不變,這是多么令人不敢想像!我曾經預言過鄧小平先生的複出時間,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會用‘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曾憲梓激動地說。
    “‘一國兩制’的提出,集中體現了鄧小平的智慧、膽識和人格,也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曾憲梓說。

香港的今天和祖國的明天

    親身參與了祖國改革開放的曾憲梓,回憶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他與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應邀赴廣東商討建深圳特區時的情景。
    “當時的深圳,一個多小的漁村呀,誰會想到它成了中國發展的龍頭和標兵呢,誰會想到今天成了擁有千萬人口的世界性大都會呢?窺一斑見全豹,中國內地這幾十年的發展是驚人的,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直接影響到香港的順利回歸,以及香港今天的穩定和發展。”
    曾憲梓評說道,“正因為祖國內地不斷開放和發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大後方’的日益強大和鞏固,增強了香港民眾對回歸祖國的信心。CEPA的實施,‘個人遊’的開放,使香港經濟持續增長,香港與內地真正進入了相輔相成、共同繁榮發展的最好時期。”
    “‘一國兩制’是好政策,但如果沒有祖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沒有祖國今天的大發展,沒有祖國內地強大的後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絕不可能如此成功。這些年,無論在什么地方,我都說這兩句話:香港亂不了,香港一定好。”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鄧小平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他,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沒有香港的今天。”曾憲梓深有感觸地說。

香港人的共同情思

    然而,這位總設計師卻沒有等到香港回歸的這一天。
    “1997年春節過後不久,聽到了鄧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我們為什么懷念他?因為他給了香港這么好的政策,給了香港人民一個美好未來。他老人家生前一個很大願望,就是想在香港回歸祖國後,到自己國家這塊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之前,他離開了我們,未能實現這一心願。這不只是他個人的遺憾,也是我們香港人民的遺憾,也是中國人民的遺憾。”
    曾憲梓特別表示,無緣與鄧小平見面,是他本人一生最大的憾事。“我對他的敬仰難以用語言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體現出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膽識和視野。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以他的政治作為實踐著他作為中華民族之子的責任和忠誠。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要永遠銘記他的豐功偉績。”
    “真正偉大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就是在歷史時期,面對現實,敢於作出最實事求是、最大膽、最正確的抉擇,勇於對歷史和未來交代。鄧小平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我們懷念他。”曾憲梓最後說。

鄧小平身後的香港十年

    鄧小平逝世10年後的今天,經歷重重坎坷的香港更勝往昔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白冰發自香港 “動感之都”香港正籠罩在一片辭舊迎新的節日氣氛之中。這是一個別具意義的新年。
    回歸10年,風雨10年,東方之珠光芒依舊。“我們也不出如來神掌,讓香港的中國同胞們自己管理自己吧。”這是鄧小平當年對“港人治港”的生動比喻。

原則強硬,“身段”柔軟

    “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否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強調說。
    原外交部高級翻譯、中英香港問題聯絡小組中方成員張幼雲,當時就站在“一國兩制”的倡導者鄧小平身後。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談判中,撒切爾夫人在香港問題上堅持3個條約有效,以求在此基礎上,用主權換治權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鄧小平則在原則問題上毫不讓步。這就是為什么22輪談判都是在中國北京舉行的原因所在。
    原則強硬的背後,是政治身段的柔軟。眾所周知,《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是,“1997年後,香港現行的社會制度不變,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以上政策50年不變。”但鮮為人知的是,在起草《中英聯合聲明》時,鄧小平曾對中方代表團做過“宜粗不宜細”的指示,這給未來留下了一定的餘地和空間。
    “50年之後怎么辦?”
    “我們的子孫比我們更聰明,他們會有更好的解決辦法。”鄧小平睿智地回答記者。

香港更勝往昔

    然而,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的回歸依然一波三折。甚至到了1995年6月,《財富》雜誌“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Kong)”的報道,還一度轟動世界。畢竟,這代表了西方對香港回歸後的普遍看法。
    但他們錯了。回歸後近10年的今天,經歷重重坎坷的香港更勝往昔。
    美國傳統基金會日前公佈2007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第1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根據該報告,香港幾乎在全部反映經濟自由的指標中獲得極佳評分。在10項個別指標中,香港在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及產權保障等4個範疇的評分均居全球首位。
    “我從香港回歸時看到現在,10年來香港許多都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繁榮。回首10年風雲,鄧小平先生開創的“一國兩制”事業由構想轉入全面實踐的層面,其中既有成功的探索,也歷經了曲折。”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劉佩瓊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一國兩制’實踐的生命力,始終在於一個國家的框架下、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磨合之中的探索。”

澳門感謝小平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張寧發自澳門 在偉人鄧小平逝世10周年的日子裏,一個叫威廉·懷德的美國人,也許最應該感謝鄧小平在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作為美國金沙集團的總裁,懷德在2004年創造了澳門博彩業的金沙奇跡。而馬照跑、彩照博,正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顯著標誌。
    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已有十五多年經營史的博彩業,與旅遊業一起成了澳門的經濟支柱。而與香港相比,一直以“東方蒙地卡羅”聞名於世的澳門的回歸談判,要順利得多。
    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利用“一國兩制”提供的政策空間,不僅繼續允許博彩業在澳門生存,還將其與旅遊業一起確定為特區的龍頭產業,透過立法、開放等措施,打破壟斷加強引導,促使其健康發展。2006年,澳門博彩收入更是超過拉斯韋加斯,成為世界第一賭城。
    “‘一國兩制’能在澳門成功實施,有賴於鄧小平先生的偉大構想和歷史性的決策。”澳門特首何厚鏵強調說。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許世元則撰文稱,“澳門取得的良好成績,正是全澳同胞向祖國親人的最好回報,亦有力地向世人宣示,鄧小平先生的偉大構想‘一國兩制’無比正確,內涵異常豐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鄧小平”這三個字已經作為中國改革的符號,融入了普通俄國人的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王丹蒂、郭宣發自莫斯科 在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裏輸入俄文的“鄧小平”字樣,有19900個相關的鏈結;如果再加上一個“改革”,則會查到25100多個相關的鏈結,“鄧小平”這三個字已經作為中國改革的符號,融入了普通俄國人的生活。

驚嘆於“中國式改革”

    雖然鄧小平已經逝世十年,但只要俄羅斯人談到生活上的變化,都不忘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俄羅斯的改革對比一番。在以年輕人發言為主的俄國網路論壇裏,這樣的對比更是比比皆是。
    一位俄國網友這樣寫道:蘇聯解體前後,那種“根本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式的社會震蕩所帶來的痛苦,對於俄羅斯人而言是如此刻骨銘心,而鄧小平在人口如此眾多的中國所搞的改革,竟然在沒有引起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就取得了那種“於無聲處聽驚雷式的巨大成果”,實在是太值得俄羅斯人反思了!
    中國逐漸強大的事實,也會讓俄羅斯人在懷念蘇聯時就會想起鄧小平,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如果沒有鄧小平,也許也會遇到蘇聯解體式的危機。“作為一個將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家,他足以稱得上偉大。”新西伯利亞大學東方學學者謝爾蓋·卡米薩羅夫在談到俄羅斯人為什么會如此尊敬鄧小平時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除了網路,俄羅斯出版界也對鄧小平特別關注。近年來,俄羅斯出版了許多與鄧小平有關的書籍。俄羅斯帕利亞出版社出版了俄文版的《鄧小平文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也翻譯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
    已經從事了20多年鄧小平理論研究的俄羅斯專家斯米爾諾夫說,僅僅在遠東研究所,“從事鄧小平思想理論研究的專家大約有十五六位”。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俄羅斯的傳播,鄧小平的很多說法也開始在俄文報刊文章中被大量引用。

“鄧小平街”住戶懷念小平

    鄧小平在俄羅斯的影響還反映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條街道上,這是世界上第一條以鄧小平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離開喧囂的莫斯科市區,沿著德米特羅夫公路驅車往北行進50多公里,就到了一個名叫斯拉維諾的靜謐小村莊。這條“非同尋常”的小街是一條寬七八米,長不到800米的柏油馬路。路的一側有八九幢別墅式紅磚小洋房連成一排。
    給“鄧小平街”命名的是俄羅斯已故著名眼科專家費奧多羅夫,他創辦的眼科醫療保健中心就坐落在斯拉維諾。1997年5月,他倡議把該中心入口處的一條最主要的街道命名為“鄧小平街”,當時,俄中雙方在這裏為這條“鄧小平街”舉行了命名儀式。此時,離鄧小平去世不到3個月。
    “當年他這么做就是希望讓更多的俄羅斯人知道中國出了一個偉大的鄧小平,他平生非常崇敬鄧小平。”和費奧多羅夫共事了28年的“鄧小平街”老住戶柳德米拉·祖布列娃回憶說,費奧多羅夫教授當年經常給自己的員工講述鄧小平的故事。
    作為一名科學家,他最推崇鄧小平的一句名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時至今日,這條街上仍有不少住戶能背出幾句諸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鄧小平語錄。
    現在這裏住的都是費奧多羅夫的同事或朋友,他們都很崇拜鄧小平,“剛到這裏時,這只是一片荒地,什么也沒有。”費奧多羅夫生前好友謝苗諾夫說,這些住房都是後建起來的,每幢房子和花園都按主人的意志修建,現在已成規模了。

中俄關係踏著前人的腳步

    鄧小平的思想也在中俄關係中繼續延續著。
    1926年,22歲的鄧小平曾隻身從法國巴黎來到了莫斯科,並從此與俄羅斯結下了不解之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生活和學習了一年後,他擁有了一個數十年之後仍然常被俄羅斯人提起的俄文名字:“多佐羅夫”。
    莫斯科也是他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出訪最多的外國城市。1989年,已經85歲高齡的鄧小平和比他小有27歲的戈巴契夫在北京舉行會晤,這次會晤不僅使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同時也讓鄧小平在會晤中“結束過去、開闢未來”表態,成為了俄羅斯政壇上的一句經典性名言。
    15年之後,這句名言在普京這位俄羅斯新的領導者眼裏,則成了徹底解決中俄邊界問題時所遵循的原則。2004年10月1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西安會見中俄地方政府領導人時說:“可以完全肯定地說,我們共同取得了很多成功。首先就是應用了鄧小平智慧的說法成功地‘結束了過去的問題’。這裏說的是徹底地調整了邊界問題的範圍。”
    普京曾這樣說道:“中俄友好關係的大好局面得益於鄧小平的遠見卓識,他的重要思想在今天的中俄關係中已經得到新的發展與延續。”


在斯米爾諾夫眼裏,鄧小平理論永遠不會過時。本報記者 王丹蒂/攝

“鄧小平理論不會過時”
                   ——專訪俄羅斯“鄧小平理論”研究專家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與中國的國情不同,俄羅斯走的完全是另一條改革的路,但鄧小平的許多思想和經驗仍值得俄羅斯借鑒”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王丹蒂發自莫斯科 德米特裏·斯米爾諾夫的新書《中國現代化理論: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前不久終於出版了。
    對於這位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當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來說,這的確是件很值得高興的事,從事鄧小平理論研究工作近30年來,這是他寫的第一本與“鄧小平”有關的著書。
    從鄧小平的理論精髓到中俄改革的差別,55歲的斯米爾諾夫向《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娓娓道來。他認為鄧小平“留給中國的改革經驗,許多國家都可以借鑒和汲取”。

思想精髓就是“發展”

    《國際先驅導報》:為什么想到要研究鄧小平?
    斯米爾諾夫:我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研究鄧小平,那個時候,中國的形勢非常複雜: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隨後,在國際上,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隨之解體。我非常感興趣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將如何改變中國,中國將如何走?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思想中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斯米爾諾夫:我認為有兩點最重要。第一點是一切從“國家發展”的立場出發,這是鄧小平的主要思想。第二點是從本國實際出發。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他所提出的口號是走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的思想精髓就是“發展”,一切為了發展。不論在政治思想領域、教育科技領域、還是經濟等領域的改革都是為了發展,提高國家綜合國力。事實也是如此,他的改革使中國社會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改革經驗可為別國借鑒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理論對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有借鑒意義么?
    斯米爾諾夫:鄧小平進行改革是為了國家發展,而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因此不像俄羅斯一開始就實行“休克療法”,而是漸進式的,從經濟改革入手,成果是非常明顯的,僅用了20年的時間就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觀,避免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蕩。
    當然,俄羅斯與中國的國情不同,俄羅斯走的完全是另一條改革的路,不能說鄧小平理論對俄羅斯有什么直接影響,但有許多思想和經驗也是適合俄羅斯的。
    《國際先驅導報》:鄧小平已經逝世10年了,你覺得他的理論過時了嗎?
    斯米爾諾夫:我認為鄧小平的理論原則上是不會過時的。他對外開放的國家政策、以及經濟發展的理論將永遠是會適用的。例如,鄧小平的一個主要思想:“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對於所有國家都是適合的,與國家的對外政策也是分不開的。
    鄧小平的“黑貓白貓”理論本身是“務實主義”的。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要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後來才是鄉村和城市的調整和發展。中國現在積蓄了力量,開始快速發展了。他留給中國的改革經驗,許多國家都可以借鑒和汲取。

這裏也開唱“鳳陽花鼓”

    1978年,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在10多億中國大地上全面展開。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勞動人民的積極性,中國經濟走上了持續快速的發展軌道,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的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人民安居樂業。與此同時,位於中南半島的近鄰越南,由於實施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致使生產力受到束縛,國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社會經濟陷入全面的危機之中。當時,物價飛漲,商品匱乏,人民生活極度困難。由於糧食生產連年減產,當局每年都要進口100多萬噸糧食來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越南因之出現了“守著糧倉沒飯吃”的奇特現象。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產生的巨大效果深深地吸引並打動著越南領導層,影響著當地的居民。改革現有體制、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成為當時越南政府最為緊迫的任務。
    在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3位中國農民冒險在一份“生死狀”上按下手印,嘗試“包產到戶”之後,擁有80%農業人口的越南也開始對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進行思考。
    1986年底,越共六大作出了重大決策,全面推行革新開放政策,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努力使越南擺脫社會經濟危機。越南開始了一場名為“Doi Moi”的改革運動,與當年發生在中國鳳陽的“春天故事”幾乎如出一轍。“Doi Moi”意為“革新”,其主旨在於確立以經濟改革與建設為中心,包括在農業上實行承包制,在工業上擴大企業自主權,承認商品經濟,放寬對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
    “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政策的實施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88年,越南糧食產量比前一年增產200多萬噸, 達1958萬噸, 糧食實現了自給。2005年大米出口達520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國。2006年,越南鑒於糧食安全方面的考慮限制大米出口,但出口量仍達470萬噸。
      
“中國模式”在東南亞的翻版

    由於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越南被認為是“中國模式”在東南亞的翻版。英國《經濟學家》雜誌2005月5月8日刊登一篇題為《好學生》的文章,直言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國的“好學生”,並認為越南在亞洲各國中的經濟表現是最佳的。
    經過近20年的探索和實踐,越南沿著“中國模式”照亮的道路前行,完成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
    這個位於中南半島的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令世人刮目相看。20年間,越南已成功地使8400萬人脫貧。“越南是除中國外,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為成功的國家。”中國社科院國外社會主義實踐研究所主任潘金娥說。

繼續向鄧小平取經

    關於越南革新的模式問題,越南有這樣的一種說法:“北上取經,西方化緣”。“北上取經”的意思是說,越南要研究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並在實踐中加以參照實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黨內爭論可能造成的改革遲滯,這也正是越南革新開放迄今並未遇到重大挫折和反復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化緣”就是引進西方的資金。而在這點上也是有模仿中國的影子。為了引進外資,越南也設立了一大批出口加工區、工業區和經濟特區。
    如今,對於模仿中國的做法,越南領導人也不再諱莫如深。此前,越南總理阮晉勇在接見來訪的中國代表團時就表示,“兩國國情相似,體制相同,希望雙方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特別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在越南前頭,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值得越南學習和借鑒。”
    近來,越共總結出了革新開放20年經驗教訓:“必須進行全面和同步革新,要確保以下三項任務的緊密結合及同步進行:經濟發展是中心任務,黨建是關鍵任務,文化發展是社會的精神基礎”。人們從中不難看出向鄧小平思想和中國改革開放學習的影子。

法國小城因小平而繁榮

    蒙達爾紀是法國目前第一個用“中國因素”吸引遊客的城市,而這裏面還有鄧小平的功勞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嚴明發自蒙達爾紀 蒙達爾紀位於巴黎以南100多公里處,以本地特產甜點和小橋流水的水鄉風光在法國小有名氣。提起“玉青松工廠”,當地人馬上就會說,“你說的是鄧小平呆過的地方吧”。

各國遊客慕名而來

    “我們這裏經常有人來參觀,有的就是為了在鄧小平工作過的廠房前照相。”玉青松工廠的門衛進一步向記者印證了當地人的話。
    所謂“玉青松工廠”和鄧小平的關係,導遊冊上有中、英、法三種文字清楚地說明:“1853年美國人伊瀚·玉青松在舊在造紙坊舊址上建造了玉青松橡膠製品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工廠雇傭許多外籍勞工。1920年到1927年,200多名中國青年曾經在此工作,大多數人像王若飛那樣,每天工作8小時,其餘是學習時間。鄧小平(1904~1997年)以鄧希賢的名字註冊在制鞋車間工作,他和其餘中國青年住在工廠對面簡陋的工棚裏。1981年,鄧小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
    蒙達爾紀旅遊局接待人員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該市現在有一條名為“偉大的足跡”的旅遊線路,介紹當年在此勤工儉學的一些中國偉人曾經生活過的十餘處舊址,其中就有當年鄧小平工作過的工廠。每年除了中國遊客慕名前來,法國和其他國家的一些遊客對蒙達爾紀“當年那些中國人”的故事也開始越來越感興趣。

世界關注“紅色”小城

    1920年,年僅16歲的鄧小平乘船來到法國勤工儉學。鄧小平再次回到法國是近半個世紀後的1975年。那一年,他作為中國副總理應邀對法國進行正式訪問,法國政府鋪開紅地毯迎接這位來自中國的貴賓。當時有人說鄧小平可能想去50多年前做工的場所故地重遊,玉青松工廠領導層為如何接待中國貴客、如何尋找當事人、如何透過檔案材料重現當年的勞動場景而忙作一團。後來得知鄧公因為日程太緊而不能前來,廠方為錯失了一個“歷史性節日”而懊悔不已。
    近年來小城的知名度不斷上升:法國《世界報》、美聯社等眾多媒體都曾發表長篇報道,介紹小城新開闢的“紅色”旅遊線路——“偉大的足跡”,蒙達爾紀作為上世紀20年代鄧小平等中國政要早年留法勤工儉學的策源地開始聞名於世。
    工廠人事部門的桑融女士向《國際先驅導報》透露說,工廠最近正在重新整理檔案資料,準備好好收集一下當年鄧小平在工廠的情況,給慕名前來的遊客們一個完整詳細的介紹。
    據說玉青松公司像很多法國企業一樣,已經“進軍中國”——在中國已經開設了一家工廠,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曾經在工廠工作過,對公司來說可算得上是大好的宣傳機會。

小城居民向往中國

    蒙達爾紀市政府旁的一家電腦商店,櫥窗裏、貨架上擺滿了電腦配件。記者從貨架上順手拿起一個光碟刻錄機,上面清楚地標著“中國製造”。熱情的售貨員介紹說,現在不少電腦產品都是中國製造,性價比高,銷路不錯。在小城附近一處大型超市裏,記者也看到貨架上來自中國的服裝、玩具、手工藝品、家電產品琳瑯滿目……超市裏甚至赫然挂著一個紅底黑字的中文標語:“新年快樂”。
    在蒙達爾紀市,大多居民雖然沒有去過中國,卻對中國非常向往,他們知道中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正在越來越強大,中國的成功背後鄧小平功不可沒,他們為自己的城市裏曾經生活過這樣一位人物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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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集團交班非常時期 毛澤東周恩來共薦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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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集團交班非常時期 毛澤東周恩來共薦鄧小平

  林彪集團覆滅後,中國處於一個第一代領導集團如何向第二代領導交班的非常時期。對於毛澤東來講,經過“文化大革命”,他打倒了自己選擇並由黨組織確定的第一位接班人劉少奇後,第二位由他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卻要謀害他老人家。面對如此局面,選擇新的接班人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便成為他晚年思考的兩個根本問題。 

  周恩來心明如鏡,察之秋毫。他之所以再一次以忍辱負重的姿態接受一切,乃有他自己的戰略思考:不能把黨政大權交給“四人幫”;要保證鄧小平順利出任副總理,掌黨政之權。周恩來去世前,對葉劍英的囑咐仍然是: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大權不能落在他們手裏。為達此目的,周恩來早在鄧小平複出前,便煞費苦心地進行工作:19721月,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對張茜說,鄧小平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早日複出作準備。197283日,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進一步檢查自己的錯誤,並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毛澤東對此信做了批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要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197212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信中談了其他問題後,好像就便提到:鄧小平同志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19732月,鄧小平終於返回久別的北京。310日,經過周恩來的努力,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党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222日,周恩來親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有人說,“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撐了整整8年的周恩來,終於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鄧小平複出,能夠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既是周恩來的心願,更是對他的最大安慰。既然1973年底已經安排好鄧小平的工作,所以周恩來對1974年初江青的所作所為也就不那麼在乎了:批周公,批現代大儒……批就是了,只要小平在就行。
 

  鄧小平複出後,必須抓緊時機,提高他的聲望,使他握有實權,這是周恩來思考的大問題。為此,周恩來在癌症復發、每天便血100毫升的情況下,仍不住院治療。後來鄧穎超說:那段時間裏,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往院時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周恩來準備安排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外交部提出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並代表中國政府發言的建議。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由於江青反對,對此事議而不決。第二天,周恩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並將該件送毛澤東及政治局成員傳閱。由於周恩來的努力和毛澤東的支持,鄧小平終於踏上紅地毯(周恩來為使鄧小平增添光彩而特地安排的)登上去美的飛機。71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了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帽子。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4人小宗派。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指出“四人幫”的問題。1014日,毛澤東建議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對此,“四人幫”是絕對不能接受的。10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難,對鄧小平搞突然襲擊,大鬧政治局,企圖鬧得鄧小平不能工作,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會後,他們又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說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總理雖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在總理處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江青等人是要把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打成搞政變的“反革命”,通過毛澤東的手通通搞掉,以便讓他們組閣上臺。毛澤東聽後,批評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1020日,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彙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動,同時轉達了周恩來的看法,說明事情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講的那樣,而是預先計畫好要整小平,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毛澤東聽後說: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又一次提議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党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223日,周恩來和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同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再次強調讓鄧小平任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他關照周恩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1226日,毛澤東又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毛澤東談到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們共同審定了四屆人大的各項人事安排,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長沙決策”。
 

  19751月,四屆人大後,鄧小平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頓。這時候,毛澤東的心態大致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需要鄧小平這樣的人才出來支撐局面,整頓面臨崩潰的政治、經濟秩序;周恩來的病重,張春橋、王洪文的難以勝任,是毛澤東起用和支持鄧小平進行“整頓”的原因。毛澤東認為,必須維護“文革”的成果和肯定“文革”的正確性,這就決定了“整頓”的界限和他支援鄧小平的限度——不能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這時並沒有認識到要整頓“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必然要系統糾正“文革”的錯誤,包括它的指導思想;如果在全面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進行整頓,那整頓是不可能進行的。毛澤東這一思想認識上的矛盾,實際上在“長沙決策”中已明白表露出來了。他一方面完全同意周恩來關於四屆人大的安排,起用鄧小平,另一方面又與周恩來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澤東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8級工資制,等等,這些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成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要使全國知道”的忠告,實際上是要周恩來、鄧小平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是修正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林彪一類。周恩來當然理解毛澤東的思想。他回北京後,讓鄧小平把毛澤東關於學習理論、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安定團結的指示作為整頓的“綱”,雷厲風行進行“整頓”。兩位老人在起用鄧小平這個共同點上是有嚴重分歧的。毛澤東讓鄧小平進行有限度的整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支持鄧小平進行全面的整頓,這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510月下旬,周恩來進手術室前,拉著鄧小平的手,字字千鈞地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幾乎是同一時間,毛澤東卻不無感慨地批評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還是“白貓、黑貓”啊。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而,為時不久,歷史終究掀開了新的一頁:鄧小平不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履行起自己的使命。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這兩位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曾決定鄧小平命運的兩位巨人,最後也是由鄧小平來蓋棺論定的: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
 

  “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元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摘自《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秀法著,北京出版社2003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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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鄧小平給周總理致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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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鄧小平給周總理致悼詞?

  悼詞成了鬥爭的焦點 

  197618957分,周恩來與世長辭。下午3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討論通過了治喪辦公室提出的周總理治喪委員會名單,遺體告別、弔唁活動和追悼大會方案等。 

  在周總理病情危重之際,我就受中央之命,起草了總理的悼詞,政治局會議開過之後,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總理悼詞初稿。 

  在修改過程中,除對悼詞初稿的文字進行修改和潤色外,根據中組部提供的材料對初稿中周總理一生光輝戰鬥的革命歷程進行了核正和補充,扼要詳實地表述了周總理在各個革命歷史時期擔任的領導職務,參與指揮和組織領導的各項重大革命活動。 

  此外,對悼詞初稿中最後部分,即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周總理為榜樣,向周總理學習的部分,根據總理辦公室提供的情況也充實了內容。 

  悼詞修改完,由中辦秘書局將印件分發給了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成員。 

  112日下午3時,由鄧小平主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周總理悼詞和追悼大會的有關事項。李鑫和我列席了會議。 

  周恩來的逝世,給當時已受到錯誤批判,身處逆境的鄧小平同志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難以言表的。他忍受著內心的悲痛,為安排好周總理的喪事,同“四人幫”進行了尖銳的鬥爭。悼詞成為了鬥爭的焦點。 

  會議開始,鄧小平就採取先聲奪人、主動出擊的方針,使“四人幫”處於被動地位。他說:“總理悼詞文稿,會前已經發給大家,為節省時間會上就不讀了,請大家發表意見。”接著又說:“這篇悼詞我仔細看過多遍,我認為寫得是不錯的。對總理一生的評價,對總理的革命簡歷,對以總理為榜樣,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總理學習的幾段話,都符合總理的實際。我同意這篇悼詞,認為可以用。大家有什麼修改、補充意見,請講。”短短數語,對悼詞給予了充分肯定,也等於給多數政治局成員交了底。接著,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都相繼發言,表示同意悼詞文稿。江青在會上以所謂“路線問題”對周總理進行惡毒攻擊和誣衊,妄圖貶低周總理的偉大形象和豐功偉績,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著幫腔外,其他與會人員對她的“發言”不予理睬。“四人幫”裏的軍師張春橋對悼詞中向總理學習的幾段話特別重視,他心懷恐懼,想從悼詞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會上公開提出必將遭到痛斥,因而採取了一個卑鄙的、令人不齒的辦法,妄圖達到罪惡目的,筆者對此在後面會提及。 

  當討論悼詞即將結束時,鄧小平再次發言。他說:“大家講得差不多了,對悼詞文稿大多數同志表示贊成,會上沒人提出具體修改或補充意見。我提一點具體補充意見,加一個字,印件中1922年總理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應是總支部書記,加上個‘總’字,符合實際。大家沒有新的意見,悼詞文稿就討論到這裏,政治局通過。個別文字修改後,報請毛主席審批。”並指示我們改後先送鄧大姐過目,看鄧大姐還有什麼意見,表示了他對鄧大姐,也是對總理的深深尊敬之情。 

  散會後,我和李鑫走到大會堂北門口,張春橋從後面趕上來對我們說:"悼詞號召向總理學習的那部分,不必那樣展開寫,不必寫得那樣實,你們改一改,壓縮一下,籠統地寫幾句虛的話就行了。"我們聽後一愣,沒有馬上回答。他又說:"你們聽清我的話了嗎?"我們心裏十分憤怒,但又不能把憤怒表現出來,只好不軟不硬地說:"聽清了。我們是做具體工作的,悼詞政治局已經討論通過,我們無權做任何改動。您的意見也沒在政治局會上提出,現在要我們做這樣重大的改動,我們不能夠做。如果您認為必要的話,可以將您的修改意見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們就按政治局的意見改。"張春橋無言以對,怒氣衝衝地走了。 

  事後,我們把此事報告給汪東興,汪東興說:"張春橋反對總理,反對悼詞中這幾段話,不敢在會上提出來,在下面向你們施壓,你們把他頂回去,做得對,我支持。

  由誰致悼詞鬥爭激烈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由誰來給周總理致悼詞。開始"四人幫"反對由鄧小平致悼詞,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詞,王洪文認為自己不行,張春橋也感到王洪文不夠格,提出請葉帥致悼詞。葉劍英帶著怒氣說:"給總理致悼詞,應該是小平同志!他是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無論從規格上還是從資歷上,小平同志給總理致悼詞是最合適的。我提議由小平同志來給總理致悼詞!那個提議我給總理致悼詞的意見,我認為不合適。"參加會議的其他政治局成員都表示同意葉帥的意見,贊成由鄧小平給總理致悼詞。"四人幫"最後也沒再提出反對。 

  會後當晚,李鑫和我遵照鄧小平在政治局會上的指示,對悼詞的個別文字進行了修改。印好後,我給鄧大姐秘書打電話,請她報告鄧大姐:"總理悼詞今天下午政治局討論通過,個別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後的印件先送鄧大姐過目,看大姐有什麼意見。我馬上派專人將印件送過去。"次日上午,我正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弔唁大廳值班,鄧大姐親自給我打電話說:"悼詞我看過了,很好,我沒意見。請轉告小平同志。"並問了悼詞前一稿總理簡歷中,1922年寫的是"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這次印件改為"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的情況。我說是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改的,當時總理是擔任旅歐總支部書記,而不是支部書記。鄧大姐聽後說:"好!好!"我們將鄧大姐來電話的情況,告訴了小平同志。 

  毛澤東圈閱同意悼詞 

這時,悼詞就要進入最後的報批程式了,即由小平同志審閱後報送毛主席審批定稿。"四人幫"在政治局會上討論悼詞時,曾惡毒攻擊和誣衊周總理不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考慮應該在悼詞中加上一句"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樣悼詞報經毛主席批准後,如果"四人幫"再敢在路線問題上造謠誣衊周總理,就有了尚方寶劍制約他們。可是悼詞政治局已經討論通過,按組織原則,我們無權加上這句話,但在未報毛主席批准之前,應該大膽提出這一建議。考慮再三,我們把這個想法報告了汪東興,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說:"我贊成你們的想法,加上這句話有必要。但這個事要報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們最好帶上悼詞印件去小平同志家裏,當面向他報告我們的建議,請小平同志定奪。"經聯繫同意後,我們驅車趕到當時小平同志在東交民巷17號的家中,當面向他彙報了我們的建議。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詞印件,親自提筆在"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了"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句話,並在悼詞首頁寫上"請主席審批"。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時間。毛主席于114圈閱同意了這份重要文件,給了處心積慮地反對周總理的"四人幫"一個沉重打擊。 

  115下午3時,5000人參加的周總理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隆重舉行。鄧小平表情嚴肅,面帶哀傷,以低沉悲痛的聲音宣讀悼詞。當讀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這句話時,他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稍事停頓,極力抑制著自己的巨大悲傷。這時會場上一片哭泣嗚咽聲。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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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鄧大軍直出大別山 “朴方”的名字出自劉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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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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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劉鄧大軍直出大別山 “朴方”的名字出自劉伯承

 立馬太行,逐鹿中原。1947年6月,劉鄧大軍揭開戰略進攻的序幕

    
經典見證

    
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

    
口述人:張玉祥 (原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四二八團九連三排一班長)
    
口述時間:2004年8月3日
    
口述地點:湖北黃岡羅田縣

    
見證背景:

    
張玉祥1947年帶著民兵老鄉隨劉鄧大軍強渡黃河,參加了羊山戰鬥、渡汝河、轉戰大別山等戰役,解放後定居在大別山深處的羅田縣。

    
“這次渡過來就不回去了”

    
我1939年開始搞地下工作,1947年帶著邯鄲家鄉的民兵參加了劉鄧大軍,轉戰大別山,從此在大別山紮了根,這一紮就是一輩子。

    
我們早先在黃河北面打遊擊,經常渡過黃河打幾仗,然後再撤回河北,1947年6月30日,我們又打到了黃河南。到了南邊以後,開始一直以為還像前幾次一樣,還會回到河北面去。直到劉伯承和鄧小平給我們講了一次話,我們才徹底明白中央的意圖。當時小平說,“我們這個地區就像挑著扁擔,一頭是山東,一頭是陝北,我們這次渡河就是要緩解山東和陝北解放區的壓力,這次渡過來就不回去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就要在河南與敵人周旋了。”後來我知道,敵人也沒料到我們這次要往南打。我只見到過三次鄧小平,這次講話是第一次。

    
說起那次渡河的艱險,我仍然記憶猶新,前幾次渡河打遊擊都沒有遇到敵人的主力大軍,那一次渡河很艱難,當時蔣介石的軍隊來阻擊我們,我們這邊是很多人同時渡河,後來知道有12萬!我記得,當時大船小船都用上了,還是不夠用,後來有老百姓拆了自己家裏的門板當船,還有的“船”就是砍了幾棵樹,拿繩子綁在一起,那上面能搭十幾個人哩!我們一邊渡河,還要一邊開槍回擊,因為當時的敵人是佔據了兩個方向朝我們射擊,整整一個晚上,我們才渡過去。

    
“決不允許侵犯群眾”

    
渡過黃河之後,我們在羊山打了一場勝仗,殲敵兩個師。劉伯承、鄧小平召集團以上幹部開了個會,研究下一步行動。我聽團長講,鄧小平強調了三點:一是一切工作要服從戰略進攻任務的要求,要不怕疲勞,不怕困難,不怕犧牲;二要避免與敵人主力糾纏,千方百計直奔大別山腹地,他說了句話叫“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第三點強調的是教育部隊嚴格遵守黨的政策,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有一個警衛團四連的副連長,就是因為沒遵守紀律,被軍法判處了死刑。那年到了大別山,部隊路過黃岡,當地店鋪的店主不瞭解部隊的情況,全都跑了。鄧小平走到鎮裏,發現該連長的刺刀上掛著一捆花布,一捆粉條,按軍法該判死刑,當時有人求情說這個連長立過戰功,不該為這麼點小事判死刑,但小平說,我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軍閥隊伍最大的區別就是紀律嚴明,決不允許侵犯群眾。最後還是槍斃了,執行槍決那天,我第二次見到了鄧小平。我們在大別山一直呆到解放,別提多艱苦了。但是因為部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我們這些人才熬到了解放。

  “他帶來了自己縫補的棉衣”

    
我們剛到大別山的時候已經入冬了,山裏很冷,但部隊的糧食、被服、彈藥等物資十分緊缺。從司令員、政委到普通戰士,身上穿的都還是單衣,睡覺蓋的只有毯子和夾被。為了緩解黨中央的壓力,野戰軍決定自己動手,解決全軍寒衣。

    
可在這窮山溝裏,哪兒來那麼多布匹啊?就是棉花也少啊。老百姓要給我們部隊棉花,鄧小平指示說要跟老百姓借棉花,都得打借條。後來解放了,那個地區的政府憑當年的借條給農民換錢。我們野戰軍所有人都是自己動手紡棉花,劉伯承和鄧小平告訴大家,沒有工具,可以用樹枝彈棉花。我第三次見到鄧小平時,他正在示範如何彈棉花。為了教我們彈棉花,他帶著警衛團的領導親自下到了基層營部,他到我們這兒來,帶來了自己縫補的一件棉衣,讓我們試著穿穿,他說這件衣服是他縫的“工藝品”,穿上他那件衣服,感覺挺暖和的。(記者 王大鵬)

    
鄧小平軍事思想已經成熟

    
挺進大別山、堅持根據地鬥爭說明鄧小平的軍事戰略思想已經成熟,並且十分前瞻,這件事是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一大轉捩點。

   戰略進攻:打得蔣介石猝不及防

    
劉鄧大軍的戰略進攻是大膽的、獨特的,有著明顯的幾個特點。

    
其一,它是主動進攻與被迫應對的完美結合。一方面,早在1947年初,中共中央就確定了戰略反攻的意向;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在1947年春向陝北和山東發動了重點進攻,形勢十分嚴峻,在這樣的形勢下戰略進攻恰到好處。

    
其二,它是在敵人仍然佔優勢的情況下,直接由戰略防禦轉入到戰略反攻,中間沒有經過戰略相持階段,因而這種大局出擊具有很大的突然性,打了蔣介石一個猝不及防。 

    
其三,這次戰略進攻不是戰線的依次推移,而是幾支大部隊離開根據地的無後方作戰行動,同時又是大規模外線殲敵與大規模內線反攻的有機結合,所以從根本上打亂了敵人的整個戰略部署。


   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統區

    
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實現了將戰爭引向國統區的總意圖。佔領大別山,無異於往國民黨蔣介石心腹中插入一柄利劍。鄧小平自己也曾說過,“我們反攻之後,大別山代替了敵人重點進攻的山東和陝北,是敵人兵力最集中的戰場。” 

    
同時,它也開創了一個擁有四千五百萬人口的中原解放區,把蔣介石的戰略後方變成了他的“十字架”(劉伯承語),成為解放軍向東、向西、向南進攻的基地,進而才會有後來的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以至解放全中國。(記者 王大鵬)


    
經典語錄:

    
“毛主席打了個極秘密的電報給劉鄧,寫的是陝北‘甚為困難’。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複電,半個月後行動,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別山。

    
——1989年11月鄧小平與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的談話


    
經典回憶1947千里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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