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章　为了祖国投笔从戎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入本村私塾读书。1925年，转到敦化县城的私立宣化小学。1927年春，参加全县招用私塾教员考试，以14岁的最小年龄考取第四名，被誉为“小才子”。1927年6月，考入敦化县私立敖东中学，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不久，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被推选学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并主编校刊《敖中》。1930年12月，初中毕业。1930年春，被分配到文庙小学当教员。同年下半年，又被调到县立民众教育馆当讲演员。1931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敦化，积极利用民众教育馆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并多次上街张贴标语、漫画、传单。1932年9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王德林部抗日救国军，先在前方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调任司令部秘书，受到中国共产党派往该部工作的周保中帮助。1932年10月，随部攻打宁安县城，在战斗中挺身代理突击队长，出色完成任务。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救国军地下党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之一。1933年冬，被提升为救国军总部秘书长，次年初，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身份前往北平（今北京市）、天津，多次发表讲演、谈话，为抗日部队募集到一笔活动经费。1934年6月，调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宁安工农义务队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升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第二师参谋长兼师党委书记，指挥部队在绥宁地区打击敌人。1935年秋，敌人逼迫其父亲、妻子前往劝降，他毅然表示：我决心抗日到底。为了抗日，就是全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我也决不回去，坚决不当亡国奴！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率部与抗联第五军配合，相机主动进行一系列战斗：1936年3月，在宁安县团山子毙伤敌40余人；同年5月，在镜泊湖南部击毙日军10余人；同月，在宁安县烟筒沟全歼伪警察31人；接着，又在影壁砬子、碾子沟等地多次袭击敌军。1936年夏，再次挫败日本一政治浪人的诱降阴谋，向敌人表示了“中国人民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1936年9月，当选为中共道南特委委员，率部与第五军留守部队坚持中东铁路东段以南的斗争。1937年初，被选为抗联第五军党委委员。同年5月，正式担任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不久，率部越过中东铁路，在道北的虎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带领第五师第四、第六团以镜泊湖为中心，在宁安、汪清、珲春、东宁等地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争。1938年7月初，率部突袭正在施工的镜泊湖水电站，解放大批中国劳工，致电站工程陷于瘫痪。不久，又破坏宁（安）敦（化）、图（们）宁（安）两段公路，一度断敌交通。同年7月下旬，率第五师进入额穆县（今吉林省敦化市），大刘家堡、半截山、二龙山、大川等地多次重创日伪军。8月末，粉碎敌对宁安县横道河子的进攻后，陆续攻克大沟伪警察分所和沙河沿、孙家船口“集团部落”。1939年初春，在石头河子击毙日军牛岛大佐以下31人。1939年7月，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同年8月，与魏拯民带领部队攻克安图县大沙河，毙伤俘日军50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同年9月，又率部在敦化县寒葱岭截击日军“讨伐队”，毙俘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以下100余人，击毁汽车11辆，缴获轻重机枪6挺、小炮1门、长短枪150支和一批其他物资。1939年11月，指挥部队突袭额穆县城，缴获大批抗联急需的冬装。随后，与尾追的敌人在小青顶子发生激战，巧用“火烧芦苇塘”的办法击退敌人。1940年春，杨靖宇为国捐躯，东北抗联的斗争进入最艰苦时期。他继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奋战在敦化、宁安地区。1940年4月，率部攻打黄泥河车站后转移时，遭敌包围，激战中腿负重伤，且伤亡30多名战士。天黑后，忍痛指挥部队突围，转移到二龙山密营。不久，腿伤化脓无药治疗，就自己拿筷子捅进伤口一块布条，咬牙来回拉动清除脓血烂肉。伤口稍有好转，继续组织袭扰敌人：5月中旬，袭击蛟河县窝瓜站森林采伐场；6月2日夜，突袭舒兰县曲柳头子森林采伐事务所；6月5日夜，袭击五常县香水河子森林警察分队；6月25日，在张家湾西南与日伪军交战；7月21日夜，率部袭击冲河镇；7月31日，袭击蛟河县平地沟、平厂屯“集团部落”；8月14日夜，在额穆索东南三岔口桥梁与敌激战；9月12日，率70余人袭击山河屯。据统计，仅1940年5月以后的3个月就与敌交战30余次，歼敌上千人。1940年10月，带领一支40多人的小部队在宁安县南湖头一带与数千敌军周旋，陷入严重缺粮的境地。同年12月3日，袭击宁安县黄家屯敌人筑路工棚；12月5日，又袭击北湖头敌人采伐木材的作业所，先后搞到一些粮食，但身边只剩下10多名战士。12月6日夜，带队向小弯弯沟密营进发。12月8日早晨，刚和战士们用雪水煮了一点麦子吃，就被叛徒带来的敌人包围。当即与十几个战士一起同敌人展开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敌人四五次进攻，身边的战士多数牺牲，敌人喊话劝降。“死也不当亡国奴！”他一边高声回答，一边继续射击。突然，右手和胸部中弹，扑倒在雪地上。一会儿，又慢慢地靠着一棵大树坐起来，吃力地用左手抽出另一支手枪。这时，扑上来的敌人将手枪夺去。他愤怒地责骂敌人，被一个日本军官用短刀将脸划破。他依然叫骂不停。敌人索性用刀在他脸上乱扎乱砍，最后连双眼也给剜出，他壮烈牺牲。1946年8月，敦化县各界群众在城内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

　　又称李桂荀，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5月，入本村夜校学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不久，被派到药水洞去担任平岗区妇女主任。1932年夏，转移到渔浪村抗日根据地，仍然负责妇女会和儿童团工作，发动妇女护理伤员、运送弹药，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与中共和龙县委书记、她丈夫金日焕一起到安图县车厂子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千方百计地为游击队筹措粮食和药品。1934年11月，在丈夫被打成“民生团”遇害的艰难处境中，她对革命事业没有动摇，忍受巨大的痛苦拼命工作。1935年2月，生下女儿贞子还没满月，就背着孩子走村串户地宣传群众。同年10月，她正和乡亲们躲避敌人的“讨伐”，背上的女儿饿得大哭起来。她立即用棉花堵住孩子的嘴，等敌人过去孩子已经只剩一口气。1936年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第二军第六师第八团当战士。同年11月，随部向长白县黑瞎子沟转移，行军中冻伤了双脚，不得不离队治疗。1937年春，被调到师部做后勤工作，还经常到地方帮助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同年7月，随部参加鲤明水、间山峰等战斗。后来，第六师向？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转移，因她怀孕留在黑瞎子沟抗联密营医院照料伤员。她每天起早贪晚，为伤员们烧水做饭，洗衣换药，设法减轻他们的伤痛，使密营医院成为一个乐观团结的战斗集体。1937年12月，日伪军袭击密营医院时被俘，关押在长白县警察署监狱。敌人逼她说出抗联部队的去向，残酷的拷打一次接一次，她一次次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头发、衣服都和绽开的皮肉粘在一起，但没有丝毫屈服，回答敌人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不久，她在狱中生下一个男孩，敌人又借此要她当众宣读拟好的投降稿。1937年12月26日，她被押到一所小学的操场，面对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她把投降稿撕得粉碎，高声说道：“穷苦的乡亲们，我们决不做亡国奴，勇敢地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惊慌失措的敌人冲上去堵住她的嘴，将她拖回牢房。1938年1月，在长白县梨树沟大湖惨遭敌人杀害。 

　　出生于仕宦家庭，早年丧母。中学毕业后，到印刷厂当工人。1925年，在吉（林）海（龙）铁路当铁路警察。次年，转到吉林省防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当兵。1929年，入吉林军官训练所受训，后升任第六七六团三营五连三排排长。1932年4月，把全排拉出参加田霖领导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任第一团一营营长。此后，率部转战在额穆、舒兰、五常一带，截击军车，袭扰敌营，英勇抗战，屡建功勋，人们都称其部为“苏营”。1933年7月，田霖在南杂木火车站附近的战斗中阵亡，他挺身而出带走余部更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游击大队。1933年8月，主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龙游击队取得联系，表示愿与其联合抗日。1933年9月，“苏营”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同年冬，在？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那尔轰会见杨靖宇，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1934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主要率部在？江、抚松、桦甸、辉南一带活动，取得楼街湾沟、会全栈、老坡口等多次战斗的胜利，为创建那尔轰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他不仅指挥作战善于动脑，常常以少胜多，而且关键时刻勇猛异常，冲杀在前。一次，他随杨靖宇在老坡口遭敌重兵围击，受命带队掩护突围。坚守两个小时后，他端起机枪领头杀开一条血路，向敌群冲击。当大家冲出重围时，他却因腹部中弹流血过多昏过去。1935年4月18日，他的伤还未痊愈，就又参加攻打抚松县万良镇的战斗。进攻中遭到敌人增援部队的偷袭，遂命令部队转移。途中，又与敌交战3小时之久，致战伤复发，口鼻出血，昏迷不醒。4月19日中午，在抚松县北岗高四爷小山再次被敌包围，突围时，中弹牺牲。

　　在东北抗日斗争的艰苦年代，有许多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后人的幸福，无私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产党员张佐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佐汉，汉族，化名张晋基，别名张心一、张洁山，号引桥。1906年6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城郊下一冲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贫穷的家境、劳苦人正直的品德，赋予他刚直不阿的性格。1932年春，年仅26岁的张佐汉不堪忍受当亡国奴的屈辱，在当地党组织培养教育下，毅然参加了革命。1934年，张佐汉受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派遣，到临江县以开办《大同报》社临江分社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5年3月8日，经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委员王玉介绍，张佐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临江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抚顺支部书记、抚顺县委书记、抚顺特支书记等职。193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张佐汉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沈阳惨遭敌人杀害，生命的年轮只在他身上停留了短暂的31年。

　　一

　　张佐汉家境贫寒，仅有15亩土地和两间草房。其父以种田为主，兼做吹鼓手生意。家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艰难。1914年，张佐汉9岁时，父母亲曾对他寄托着殷切的希望，指望他日后好出人头地，撑起门户，不再受穷。于是，节衣缩食地送他到本村的下二冲私学馆读书，后入前甸子完小学习。张佐汉深切理解父母的心意，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学习成绩突出。在同学中间，他谦虚谨慎，待人诚恳，忠厚老实，为人正派，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小学毕业后，张佐汉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抚顺中学。这个时期，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之中。1925年8月，张佐汉于抚顺中学毕业，接着立即投笔从戎，参加了东北军，担任随军医士。此间他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和军阀的残暴，并对社会中的贫富不均愤愤不平。他曾愤然找过上司王团长公开申述自己的政见:“为什么国人互相残杀?这岂不太残忍了吗?”王团长见他年轻气盛，但却为人正直、豪爽很器重他，劝他不要多问，慢慢就会明白了。后来，王团长将他送到军医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提升为三等医长。然而，这并未能解除他对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憎恨和不满。不久，他随军去南方作战，在与唐生智部队的一次战斗中，由于指挥不当，导致部分官兵被俘，张佐汉也在被俘之中，他被编在军阀唐生智部下。由于他与旧军队有隔膜，思想上忧郁苦闷，不久便借机脱离了该部队，回到了东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佐汉遇到曾在王团长部下担任医生的陈医官。陈医官介绍他回到原部仍担任随军医士。他南行北返，耳濡目染了军阀豪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许多惨事和瀑行，从而使他较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也使他更加坚定了革新现实，救民众于水火的信念和决心。他常在士兵中宣传“国人自戕，百姓遭殃”，“饿殍满街，朱门肉臭”的思想，士兵们都很赞赏和敬重他。在旧军队中，他的理想和志向无法实现，1930年张佐汉含泪离开了东北军，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抚顺城郊下一冲村的家中闲居起来，等待报国的时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在这山河破碎、国土沦亡、生灵涂炭、民族危难之时，年轻的张佐汉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之后，怀着一颗强烈的救国救民之心，辞别亲人，离开了偏僻的山乡，又毅然投奔到辽西抗日义勇军第六路军李春润部队从军报国。但只有数月，李部也被日军打垮。于是，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旧军队不过是维护军阀统治的工具，怎能满足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欲望!无奈，他再次回家闲居。回到家乡后，他不甘寂寞，到家乡附近的孤家子村教书。但不到三个月，本乡地主肖某以其父当吹鼓手、出身下贱为由，将其辞退。此后，恶霸地主肖某还是贼心不死，又到警察局告发了张佐汉“勾结共产党、反满抗日”。张家怕事情闹大，将房地变卖了伍佰元钱，贿赂抚顺警察分局长才算了事。然而张佐汉眼见这伙恶霸豪绅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恨得直咬牙，他真想把这些恶人铲除干净，可凭他一人怎能办到?无奈他只好狠狠地咽下了这口气。

　　1932年9月，张佐汉串联徐达夫、张斗官(朝鲜族)在抚顺合办了一所日语学院(后被日本协合会吞并)。到学院学习日语的人很多，其中，中共满洲省委派到抚顺的地下工作者也常来日语学院学习或寄宿。于是，这里一度成了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国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痛责列强，同时，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从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解决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通过学习，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真理，好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眼界开阔了，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深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瓜分，封建军阀的割据，资本家和地主的盘剥，无情地吞噬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要想使黑暗的旧中国变为光明的新中国，没有千百万中华儿女的觉醒，不跟随中国共产党驱逐外国列强和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走上谋求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一期间，张佐汉在地下党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成为我地下党活动的骨干分子。不久，张佐汉经孙金一、杨亚诚等人介绍参加了正义团，任委员。后经洪波介绍，于1933年3月到抚顺《大同报》社当记者。从此，张佐汉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南满临时特委的直接领导和指引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

　　二

　　1934年11月15日，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开创南满抗日斗争新局面，打通南满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张佐汉(化名张晋基)受南满临时特委派遣，辗转来到了远离家乡的临江县筹建《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并以社长兼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搜集日伪军政情报，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2月18日，张佐汉到达临江县不久，在爱国反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组织了县城部分进步青年在元宵节灯会期间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被压迫的民族迅速觉醒，呼吁人们起来革命反抗侵略。这一举动，使县城的敌人惊恐万状。同年3月8日，由于张佐汉积极为党工作，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经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委员王玉介绍，张佐汉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佐汉早就渴望自己能够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如今成为现实，使他兴奋不已，他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要党一声号令，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执行。这时的张佐汉，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3月10日，根据南满特委指示，张佐汉被选为优秀党员赴哈尔滨受训。4月，张佐汉又被派往南满特委接受训练。7月初，张佐汉受东北人民革命军司令杨靖宇指派重返临江县，仍以《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兼记者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在临江期间，张佐汉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健全报社机构；积极发展骨干力量，开展对敌斗争，激发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热情；运送军需物资，掩护和接待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与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暗中搜集日伪政治军事情报。张佐汉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得到了杨靖宇的赞誉。尤其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不惧风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同时，他还利用《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的身份，深入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进行活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列席政界会议，卓有成效地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左派力量。他的支持者很快就多达40余人，其中有小学教师、师范学生、日伪职员、警官等。并在临江、石人、八道江、通化等地建立了多处活动据点，与杨靖宇指派的联络员王国华(化名赵国华)和另一名联络员“小张”直接联系，及时准确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提供情报。

　　1935年冬，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杨靖宇亲临《大同报》社临江分社，与张佐汉秘密会晤。两位战友重逢格外亲切，他们彻夜交谈，尤其是杨靖宇的谆谆教导，使佐汉同志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战斗的决心。由于有的情报来自敌人内部，致使日伪军的“讨伐”遭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沉重打击，从而打乱了日军的“讨伐”计划，对巩固和发展临江乃至南满地区的革命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抨击日寇的野蛮侵略，扩大共产党在敌占区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报社的同志和外围党组织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和布告，有的张贴在敌伪首脑机关，有的贴到了缉私局门口。有一次在戏院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巧妙地贴到了伪警方人员的后背上。这些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和密切注意。于是，警方为了消灭共产党临江县的地下组织，铲除“心腹之患”，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打探消息，报社成了敌人的重点目标。他们虎视眈眈地监视报社的内外活动。此后，山雨欲来，形势日趋严重，我地下党联络员“小张”神秘失踪，新派来的大个子老李又在八道江镇被捕，尤其是1936年的1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派出的地下党联络员王国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于2月12日遇难后，我党的秘密活动场所《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已全部暴露，报社的活动更是陷入困境。就在这步履维艰的紧要关头，为使临江地下党免遭更大损失，中共南满特委于1936年2月29日作出决定，将《大同报》社临江分社解散，对部分人员作了调整。并指示张佐汉立即返回抚顺，从事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早在1929年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就曾委派杨靖宇同志担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并在抚顺矿区的工人中间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在杨靖宇同志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也曾组织过罢工斗争和工人运动，曾计划举行暴动。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和组织不严密，此事被日伪当局侦破，导致地下党负责人和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尽管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是抚顺的革命斗争形势还是旺盛的，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保存下来的少数党员仍然在秘密地为党工作着。

　　张佐汉回到抚顺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依靠党员和群众，很快成立了抚顺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同年7月17日，张佐汉奉命到金川县河里后方基地惠家沟密营参加中共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途中，在通化县干沟子山里遇见了此次大会结束后正在转移的杨靖宇(由于信息和交通不便，张佐汉在赴会途中，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于是向杨靖宇同志汇报了筹建抚顺党组织等一系列工作情况。杨靖宇对张佐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下步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一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守党的机密，对敌人一定要严加防范；二是要巩固宣传基础，扩大群众影响，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以士兵和工人为重点，在他们中间努力发展党员；四是对不符合要求的党员要立即清除，做到纯洁党的组织。

　　1937年4月，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经中共南满特委批准，抚顺支部改组成抚顺县委，张佐汉任县委书记。同年8月11日，中共南满特委派纪儒林来到抚顺，并主持召开了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将抚顺县委改组为抚顺特别支部。在这次会议上，张佐汉当选为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同时，会议强调，根据中共南满特委和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的指示，各支部分别以县公署、塔连咀子、抚顺城等为中心，在官吏、教员、工人、士兵、商人、无业者中间竭尽一切力量扩大宣传，从工人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形成斗争核心。不久，在张佐汉等领导下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经过组织培养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又吸收了肖启亮、贾福英等人为中共党员。至8月中旬，抚顺特支党员队伍从十几名发展到30余名。

　　三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抚顺特支迅速发展壮大的时候，不料党内出了叛徒，向敌人供出了抚顺特支地下党组织名单，致使抚顺特支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狡猾的敌人唆使叛徒由沈阳拍电报给张佐汉，诱骗他立即去沈阳会面。1937年10月14日，张佐汉由抚顺到达沈阳，他万万没有想到，下车后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与此同时，按着叛徒提供的线索，敌人的警车在抚顺街头频繁出动，在全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抚顺城。由于叛徒出卖，抚顺特支地下党员有31人被先后逮捕，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

　　张佐汉身陷囹圄后，监狱成了他对敌斗争的新舞台。凶残的敌人妄图把抚顺特支的地下党一网打尽，对其用尽酷刑，迫使其就范，达到供出党的机密的目的。然而，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在这生死抉择的时刻，张佐汉没有退缩，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为了保存党的机密，他临危不惧，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超人的毅力，威武地挺立在敌人面前，他自始至终坚信党的信念，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狱中这样写道:“自己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里，长大之后，曾发奋读书，立志报效祖国。投笔从戎后，历尽沧桑，先后三易其伍，然而始终没有跳出军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的圈子。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与同仁创办了一所日语学院。正在满足于微薄的收入的时候，该学院就被日本协合会吞并了，好容易得到的生活出路就这样毁灭了。因此，打倒反动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旧社会的憎恨之念与日俱增。在这迭遭挫折的人生道路上，在这苦闷、犹豫和彷徨的时候，有幸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以及东北人民革命军派到抚顺城开展工作的地下党人，埋头阅读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进步书籍，从中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教悔，也使自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开始领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尤其使自己永生难忘的是，在临江县遇到了曾在满洲省委工作的一位朋友，通过这位朋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了粉碎现实社会和追求无产者的幸福，自己毅然地投身于革命，走上了革命征途。今虽身陷囹圄，但我死而无憾。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曾决心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终身”。他用钢铁的誓言，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四

　　在张佐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面前，敌人的种种伎俩都被粉碎了。他们无可奈何地看到，囚禁在狱中的张佐汉尽管失去自由，仍具有非凡的精神，日本法西斯当局把他看成是最大的威胁。张佐汉也深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敌人很快就会杀害他。于是，他在狱中加紧了活动。他给狱中的战友讲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罪行，告诫战友要站稳立场，丢掉幻想，决不能动摇；活下来的同志，出狱后要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1937年12月3日，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张佐汉同志等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沈阳小河沿处英勇就义。张佐汉牺牲后，遗体被亲友运回抚顺，安葬在他出生的抚顺城郊下一冲村外的东山脚下。

　　为人民捐躯的英烈，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张佐汉同志是我党的优秀政治干部和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把青春献给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他为东北抗日联军、为临江县以及抚顺市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贡献。他那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党对人民赤胆忠诚的优秀品质，永远勉励着后代人，人们将永远怀念张佐汉烈士。

　　摘自《白山党史人物》第一卷

　李　林　华侨骄女持双枪

李　林出生于一个华侨商人家庭。自幼随父亲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目睹了殖民者的种种罪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1930年，高小毕业回到了祖国，考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的抗日热情迅速增长，开始献身于抗日救亡斗争，并先后就读于杭州中学、上海爱国女中，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集会等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参加抗日宣传队到农村宣传，被学校当局开除。1936年8月，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不久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学生运动。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响应中共北平市委的号召，到了太原，进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并担任了中共培训班特委宣传委员和女学生连支部书记。1937年五、六月间，军训结束，到牺盟会工作。“七七”事变后，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党组织派她到大同牺盟会中心担任宣传委员，并参加了中共雁北工委的工作。大同沦陷后，返回太原，参加敌后游击活动。1937年11月初，牺盟雁北偏关游击支队成立，任指挥员和政治主任。在横贯左云、右玉、平鲁、朔县、山阴、怀仁的洪涛山区开展军事活动，形成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她英勇善战的名声也逐渐在群众中传播开来。1938年5月，部队北上开辟绥南地区，她曾带领30多名战士在掩护主力前进时，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伪军的一个中队，缴获100多匹战马。6月，雁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独立六支队，并成立骑兵营，任营教导员。从此，她带领骑兵驰骋在雁北、绥南，经常主动袭击敌人，打据点、抓汉奸，配合兄弟部队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的扫荡，被贺龙称誉为“我们的女英雄”。9月，调任晋绥边牺盟工作委员会，任宣传委员，兼管地方武装。为了巩固和发展晋绥边抗日根据地，边委决定举办干部训练班，就地解决干部问题，她被任命为干部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在干训班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工作，先后训练了200多名学员，为县、区两级培养了一批领导抗日活动的骨干。1939年3月，和续范亭将军参加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以铁的事实又有力地揭露了阎锡山的军政人员破坏抗日的事实，反驳了顽固派的造谣、诬蔑和诽谤。是年冬，阎锡山配合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她带领边委警卫连配合六支队英勇反击，制止了国民党的反共逆流。1940年1月，在晋绥边区人民召开全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秘书主任，并负责指导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工作。月底，又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到兴县参加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4月下旬，日军集中8000多兵力向我晋绥边区发动第九次“扫荡”。4月25日，专署指挥部、六支队领导决定26日拂晓向平鲁方向转移。途中，她带领专署政卫连在后负责掩护。行至陶小峰和左小峰村前的交叉路口时，遭敌伏击，她跨上战马，带领骑兵排向东大沟冲杀过去，吸引了敌人的主力，掩护指挥机关和干训班突围。经过同敌人反复冲杀，难以突围，战马中弹倒地，身边的战友也相继牺牲，她右腿中弹，前胸受伤。最后在敌人的嚎叫声中，用最后一颗子弹饮弹殉国。牺牲后，中共中央妇委的唁电称她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新华日报》等全国许多报刊，都介绍了她的英雄事迹，《新西北报》发表了题为《悼李林同志》的社论，称她为“中华民族最光荣的典型”。 

　　又名济淳、东锡。生在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4年3月，迁居吉林长白县。为人正直忠厚，因有点文化，被村民们选为屯长。他借机给青年、妇女办夜校学文化，有时还讲抗联部队袭击日伪军的故事，表现出明显的反日爱国倾向。1936年10月，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师的黑瞎子沟密营受到深刻教育，决心发动群众支援抗联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新兴村特别区委书记。回村后，积极为抗联搜集情报，建立同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四处筹集抗联急需的物资，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任务。1937年春，任中共长白县委副书记，更加忘我地开展党的工作。同年6月，亲自带人前往普天堡侦察敌情，保证了抗联部队夜袭普天堡战斗的胜利。同时，不断发动群众支持抗联筹粮，征兵，仅动员参军的青年就有300多名。同年10月10日，从新兴村背粮返回二十道沟时，在村外被事先埋伏的敌人逮捕。他被押送到朝鲜，先后关押在惠山、咸兴和汉城监狱。敌人的一次次严刑拷打，对他毫无作用，只好将他判处死刑。1945年3月10日，在汉城惨遭杀害。

柳万熙　击毙日军60余人

　　1925年，随家迁居吉林磐石县。不久，流落到柳河县三源浦。1930年，在辽宁清原县定居。“九一八”事变后，任当地童子团支队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被派做三间房村的地下联络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为躲避敌人的追捕，离家参军，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五团当通讯员。不久，日军竟将他母亲和两个弟弟活埋，更激起他的满腔仇恨，坚决勇敢地打击日本侵略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被提升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五团青年科科长，先后率队攻打柳河五道沟和南山城伪军。1936年5月，升任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活动在柳河、金川（今吉林省辉南县）一带。同年秋，随第三师进入清原南山城地区，负责各地地下交通联络站工作。1936年11月，参与第三师西征作战的组织指挥，一月间，率部到达辽河岸边。1937年春，率第三师一部返回清原，多次袭击阿尔当、黑冲、高砬子、黑石头等地伪军。随后，与第三师政委周建华带领的队伍会合，坚持清原、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西丰一带的抗日斗争。1937年7月，指挥部队在开原县南道穴沟口伏击敌军汽车，击毙日军冈田中佐以下13人。同月，又在清原县七道河子伏击敌人，击毙日军20余人。1937年秋，在清原县八宝栏子沟口再次伏击日军，毙俘伤日本指导官黄谷以下15人。1937年10月以后，第三师师长王仁斋和政委周建华先后牺牲，他实际上负起领导全师的责任，多方加强军民联系，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逐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使第三师不断取得新战果。1938年夏，在西丰县击毁敌汽车1辆，活捉和击毙日本军官各1人。同年8月，率30多人在西丰县砬子沟与敌交战，毙俘敌4人。1938年冬，率第三师到金川县东山里与杨靖宇会师。此后，在桦甸县柳树河战斗中右臂负伤。1940年初，率部活动在临江一带山林中，处境更为艰难。到后来，身边只剩13人，自己又伤势加重。1940年3月，带队到临江黑瞎子沟密营后，于24日深夜，被叛徒杀害。

　                  马本斋　孝子更孝我中华

1903年1月1日（农历1902年腊月初三）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私塾，后流落东北，参加了东北军。1932年，因不满旧军队，毅然返回故乡，寻求救国救民的新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母亲教育下，组织了国民抗日义勇队，任队长，积极领导乡民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历任回民教导队队长。7月，任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总队长。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转战河间、献县、青县、沧州一带，先后作战30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500多人；破坏铁路70余次，覆车20余次。1939年7月，奉命开赴无极、藁城、新东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国民支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0月，所部荣获冀中军区授予的“打不烂，拖不垮，攻无不克的铁军”锦旗一面。

　　1941年1月，奉命率部北上，挺进大清河北，粉碎了敌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分割、蚕食政策。同年夏，率部转战子牙河畔，先后作战27次，歼敌5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正面作战。因此，引起敌人极大仇视。日敌山本队长写信威胁：“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他针锋相对地回敬道：“有你山本就没有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有你山本……”。后其家房屋被烧，母亲被捕。但他仍坚定抗日决心，毫不动摇。母亲牺性后，他奋笔疾书：“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1942年4月，率部参加了陈庄歼灭战。后奉命率部转战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秋，又奉命调到范县、观城一带，组织了新的第三分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同年11月，率部参加了八公桥战斗，被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盛赞“后起的天下军事家”。1944年2月7日，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仍不忘抗日。叮嘱身边同志：“让部队等着我！我不行了，把我的家属送到延安去，告诉三弟抗战到底！”后病逝于山东省莘县张鲁镇。

　　同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赠送了挽联。吴玉章在悼词中称赞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军人和民族英雄。后张鲁镇人民献出10亩土地为他修建了祠堂。1956年，他的家乡东辛庄被命名为“本斋回族自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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