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宋学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为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年逝世。葛振林1981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2005年3月逝世。（完）

冀中平原的“吕司令”：吕正操

新华网北京7月5日电（记者徐壮志）在距北京市西三环边不远处的一处静谧的院落里，记者采访了抗日名将、名闻冀中的“吕司令”吕正操。吕正操今年已满一百岁。在共和国的57位开国上将中，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百岁上将。

    宽敞明亮书房里，只有书架上那支精致的步枪模型和一个“毛泽东号”的火车头模型，还有墙上挂的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暗示着这位老人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生活中经历的传奇。

    1905年1月4日，在日俄战争的战火中，吕正操出生在辽宁海城唐王山后村。从小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残害的吕正操，痛恨日本兵。吕老说，自己本来不叫吕正操。入学时，老师给他起名叫“正言”，他自己改成了“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者。

    1922年，17岁的吕正操参加东北军，在张学良的卫队旅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念过书，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1923年冬，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毕业后，他成了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

    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抵抗后撤。此时，吕正操已在东北军十六旅任参谋处长。次年，吕正操部队奉命开赴热河一带布防。在1933年2月的战斗中，十六旅迎头痛击西犯日军，敌人死伤惨重，十六旅因此受到张学良的嘉奖。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十分焦虑。1933年3月上旬，电召吕正操连夜赶往北平。“张学良向我询问前线战况。并问我，‘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我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我们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

    “张学良听后当即表示，不惜一切收复热河，并命我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澂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并说，他要去见蒋介石请命……同时任命我为647团团长。”    

    吕正操没有想到，他还未及登程，就看到了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当晚，他回到旅部，向旅长缪澂流报告了会见张学良的情况及他的指示。但，关于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命令也就无从传达和执行了。

    一腔抗战热忱的吕正操，郁郁地撤离了抗日前线。

    1934年春，吕正操所部647团移驻北平，负责城防。

    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屡遭吕正操部队的坚决抵制。

    1935年6月，石友三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勾结日寇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豁口，与日寇里应外合占领北平。炮弹落入北平市内，引起市民恐慌。

    吕正操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部队乘汽车奔赴永定门城豁口进行堵击，炮击铁甲车，叛军不敌后撤。吕正操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其后路，前后夹攻，叛军全部覆灭。此事，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北平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此时，吕正操正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到国民党53军任团长，期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在节节败退的军队中，不愿再一次撤出抗日前线的吕正操，率部于10月14日在冀中平原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上树立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在冀中平原，吕正操率当地军民，铸造了平原抗战史上一段段辉煌的传奇。

    冀中是日军十分重视的“后方”，当地平原地形，对于乘火车、汽车行动的日军十分方便，对力量弱小、以游击战袭击敌人的抗日武装则非常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吕正操统率下的冀中军民，创造了种种神奇的战术，与日军展开殊死抗争。

    “1940年春季，安国东赵、西寇两个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随后各地民兵竞相仿效，用各种办法制造地雷。”老将军介绍说，作战经验很快在平原上传了开来。第二年，吕正操专门举办了一个地雷展览会。从此，地雷战，在整个冀中平原推广开了。

    地雷战之后，冀中平原上又出现了新的作战形式——地道战。地道战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将军说，从简陋的藏身之所，发展到具备防水、防水、防毒，既可藏兵又可在众多隐蔽的射击孔偷袭敌人的作战阵地。再后来，地道从一村发展到多村相连。在白洋淀地区，人民还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

    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影响巨大的文艺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抗战斗争的注解。

    面对冀中平原军民的抗争，日军不得不增加大量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军事上实施更频繁、更残酷的“扫荡”，并推行碉堡政策，大量筑碉建点，挖沟修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封锁，逐步“蚕食”。同时，政治上极力强化伪军、伪组织，加紧特务活动，并有计划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在这种残酷激烈的战斗中，吕正操沉着、果决、满怀激情，表现为非凡的军事才能。“最多时，我一天打了五仗。”吕老告诉记者，那时，日本人天天“拉网扫荡”，到处烧杀抢掠，部队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

    1941年4月，吕正操带着工作组去检查工作，在安新县三台碰上敌人，激战一场后，击退了敌人。次日拂晓，敌人又来袭击，吕正操指挥部队，在回民支队的掩护下转移到了白洋淀。次日，行军到桑园时，被敌人包围。战斗十分激烈，敌人距他们的防卫阵地不足百米。“为保护我们撤退，二连指导员杨兆卿英雄牺牲了。”时至今日，这位百岁老人仍记得当年那些英勇的官兵。

    转移到附近的潘营村，还没吃饭，敌人又从北、东两面包围过来。在警卫排的掩护下，吕正操只带了两个人，就从村西口冲了出去。

    回忆峥嵘岁月，吕老感慨地说。历经艰险，自己回到了军区司令部的驻地。那天，正赶上他麾下的三纵队成立三周年，党中央还专程送来毛泽东的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冀中平原的“吕司令”，成了冀中百姓心中的传奇人物，也成了令日本侵略者胆寒的人。（完）

续范亭　愿把身躯易自由

　名培模，字范亭，号恕人。12岁入宏道镇川路小学。16岁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在族兄续西峰引导下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回乡，与续西峰组织忻（州）代（县）宁（武）公团，先任公团总部副官，后任革命军远征队队长。曾亲率一营精兵奇袭大同，赶走清朝官吏。1912年，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因参加倒袁（世凯）反阎（锡山）活动被通缉，离校到陕西参加护国军。1916年，随护国军渡黄河，攻荣河、猗氏、万泉等县城，进至虞乡时，遭晋军夜袭，队伍失散。历尽艰辛，重返陕西。袁世凯死后，随续西峰到北京活动，入漕河军官教导团。后回乡探亲，又遭阎锡山通缉，再奔陕西。随即参加了靖国军，到杨虎城所在部队襄赞军事，并为胡景翼、孙岳两部作对外联络工作。1924年，两部合组国民联军，先后出任国民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第六混成旅旅长。1925年，倡议创办《国民新报》。1927年，受冯玉祥之托，任西安国民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2年，应杨虎城之邀，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后改任中将总参议。“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危机，于1935年11月初，到西安找杨虎城面谈抗日救国，旋即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蒋介石拒不纳谏。在悲愤至极中写下《告民众书》，谒中山陵，赋《哭陵》诗，写道：“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不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并于12月26日，在中山陵祭堂前剖腹自戕，幸遇救。这一爱国杀身行动，震动海内外。伤愈后应杨虎城邀回到西安。“西安事变”中，积极支持、协助张、杨。并拜访周恩来，对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有了深刻了解。1937年初，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以西北军杨虎城代表身份，回山西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被阎任命为第二战区行营高级参议。后又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利用其特殊地位，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了国共两党联系的桥梁。曾参加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与阎锡山在太和岭口的谈判；陪同周、彭与傅作义在大同会谈。对晋绥方面国民党军政上层人物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还派出大批干部和游击队，开辟晋察绥敌后抗日根据地，最盛时期“战动总会”活动扩至晋、绥、察3省68个县。后任山西第二区保安司令、暂编军一师师长，与贺龙、关向应指挥的八路军一二○师合作，创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晋西政变”中，他两次冒死深入虎穴，当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最后粉碎敌人的阴谋，立下了功劳。1940年1月，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成立，任总指挥。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被选为行署主任。后又由延安总部任命为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至1945年，曾先后两次被晋绥边区参议会推选为行署主任。1945年，被推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这期间，他疾病缠身，在病榻上仍奋笔疾书。曾发表了著名的《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五千言书》，揭露阎祸国殃民罪行，号召山西人民推翻军阀阎锡山的反动统治。1947年9月12日，终因病情恶化，在山西临县逝世。在弥留之际，向中共中央呈送了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志愿书，表示“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泽东主席为悼念他的逝世写了挽词：“为民族解放，为无产阶级，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邹韬奋　杰出抗戰新闻工作者

邹韬奋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中院、南洋公学上院机电工程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1922年，进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辑《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10月，主编《生活》周刊，从此正式从事新闻工作。着手改变以往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九一八”事变后将抗日救亡宣传作为主题，使该刊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周报。曾以《生活》周刊名义，为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募捐。周刊“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发行量骤增至15．5万份。

　　1933年1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被国民党政府列入暗杀名单。后《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同年7月，创办生活书店，任总经理。8月，离开上海，前往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和美国考察，得出“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将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的结论。旅欧两年间著有《萍踪寄语》4集和《萍踪忆语》。

　　1935年8月回国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全力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翌年2月，该刊又遭国民党政府封闭。被迫出走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旨在“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从这时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诚恳地听取中共的主张。该刊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仅存在55天。

　　1936年7月，与沈钧儒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与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7人因参加和领导“救国会”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长达243天的囚禁中，在法庭上，每次审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变被告为原告；在牢房里，挥笔写成《经历》、《展望》、《萍踪忆语》、《读者偶择》四本书，共30余万字。

　　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慑于国内人民的舆论，被迫释放“七君子”。出狱后即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绕道香港、广西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移往重庆，与柳？主编《全民抗战》。多次向中共提出入党要求。

　　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皖南事变”后，再次被迫出走香港，恢复出版了《大众生活》，任主编。

　　1942年1月，秘密转赴广东东江游击区，随东江游击纵队行动。由于国民党密令缉捕，敌特多方搜索，经东江纵队护送，到广东梅县乡下隐居，化名李尚清。同年12月，辗转到达苏北解放区。年底，耳疾剧疼，仍坚持为几千苏北群众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为解放区报纸写文章。

　　1943年回上海治疗，确诊为癌症。

　　1944年春，在病榻上撰写《患难余生记》。后因病情恶化，仅写5万余字。同年7月24日晨7时20分，于上海逝世。临终前，口授遗嘱，再次表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其家属，并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周恩来为其题词。

柯棣华　印度名医战太行

印度杰出医生

　　中共优秀党员

　　辞别天竺地，东游入唐域。

　　笃信非普渡，共产更高义。

　　尘染土布服，饥餐食秕粝。

　　奏刀如疱丁，慈怀伤病济。

　　异国英才魂，中土长所寄。

　　朱德总司令，当年有词题：

　　生长在恒河之滨，

　　斗争在晋察冀，

　　国际主义医士之光，

　　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柯棣华是毛泽东盛赞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他是印度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抗日烽火中，柯棣华毅然来到八路军中，把壮丽年代乃至生命都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的陵墓塑像，也同白求恩陵墓塑像一同并立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供后人永世瞻仰。

　　■放弃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机会，到中国援华抗战。深入敌后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成为那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后继者。癫痫病发作后仍坚持工作，不幸逝世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省的一个小镇，父亲是纺织厂的办事处主任。柯棣是他的姓，到中国后为了表示在这里奋斗的决心，又在姓后面加了一个“华”字。

　　在印度，柯棣华的家庭属于较优越的阶层。不过因母亲残废和家中有八个子女，生活也不很宽裕。他的父亲有民族解放思想，曾带着柯棣华参加过抵制英国进口货的运动，再加上目睹殖民统治下广大人民的苦难，柯棣华在青少年时代便在头脑中打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深深烙印。1936年，他从医学院毕业留校当助教，又担任住院大夫。在行医中，柯棣华看到大量饥寒交迫无法治疗而死的穷人，感到这些社会问题不是医学所能解决。这时，他又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思考用社会主义来改造社会。

　　1937年，中国抗战的消息传来，印度国民大会中的左派特别是印共，大力呼吁援华抗日。此时，正在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毅然决定参加医疗队，一向赞成反帝的父亲也支持他的决定。柯棣华和巴苏大夫等五人的援华医疗队，起初到国民党军医院中工作并受到款待。但他们却对国民党百般丑化的共产党产生了向往，冲破阻碍于1939年2月抵达延安，随后到八路军总院工作。同年秋，他们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线。毛泽东亲自批准并勉励他们学习政治。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并经历了突破封锁线的战斗，他们到达了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

　　柯棣华在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中，忘我工作的同时也深受环境感染。他曾说：“我虽然没有上过抗大，但这一次也算是参加了一所新型的战斗大学了。”1940年3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途中亲自参加了一次伏击日寇列车的战斗。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了救护所。1941年1月，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当时，面对日寇频繁的“扫荡”，柯棣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学校，打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敌军游击周旋。当时，他通过认真学习，不但能用汉语对话，还可以阅读中文的《中国革命史》和报刊杂志，认定中国革命代表了人类追求光明的希望，并说“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1941年11月，柯棣华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了一子，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通过斗争实践和对革命理论的学习，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在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这位印度医生站在锤镰党旗下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夏，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聂荣臻鉴于敌后医疗条件太差，劝他去延安或回国治病，他却不顾危险留下工作。同年12月，他写讲义时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32岁。

　　■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出于援助者的身份，而是把中国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他去世后，毛泽东曾题词：全军失一臂膀，民族失一友人

　　柯棣华于1942年去世前，曾在信中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轨迹说：“我在去年的巨大收获，是性格方面有了显著的转变。”“在没有到延安之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落后，我的头脑里虽然有些民族意识，但却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而关于革命方法的概念又极模糊。”在印度时，他曾积极参加了反帝民族运动，有初步的革命意识，这是他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思想基础。当他进入八路军队伍之后，终于认识到彻底的反帝民族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并决心为此贡献自己的一切。

　　正由于有了他所说的思想“显著的转变”，从而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不是出于援助者的身份，而是把中国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这也是柯棣华格外可贵并值得国人永远学习之处。

　　柯棣华去世后，毛泽东曾题词：“全军失一臂膀，民族失一友人。”2001年，李鹏委员长访问印度时又同柯棣华的家属亲切会面，他的家属也拿出了珍藏的当年毛主席所赠亲笔题词。人们长久地缅怀这位献身于中国革命的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

　　■受国民党要人款待却痛恶其腐败。在八路军办事处吃了仅8分钱菜金的一餐后，便坚决要求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

　　■在延安，他写信告诉友人说，这里一个士兵每月收入折合3个卢比，而总司令和边区主席的收入也只有5个卢比，“这是世界上罕有的新事物和新制度啊！”

　　柯棣华一行刚到中国时，还不太清楚国共两党的区别，先到国民党的军医院工作。在那里，虽然待遇很高并经常有酒宴，他却通过目睹武汉大溃败的混乱及官员的贪污腐化而万分失望。他在旅途中曾阅读过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知道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和他们领导的革命，便决定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看一看。在那里，他们受到董必武、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共进了一顿非常简单的午餐。在席间他惊讶地知道，这顿饭每人只用了8分钱菜金，而且办事处里从领导到战士都是这一同样的伙食标准，马上表示想去延安。随后，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戴季陶都接见并挽留他们，并引据印度发祥的佛教，诬蔑“共产党不知伦理，不要纲常”，还威吓说去延安无法保证安全。柯棣华等人仍不顾一切地前往。到达延安后，在印度时便憎恶巨大的贫富悬殊的柯棣华马上为官兵平等和军民一致所感动。他写信告诉友人说，这里一个士兵每月收入折合3个卢比，而总司令和边区主席的收入也只有5个卢比，“这是世界上罕有的新事物和新制度啊！”

　　他在此后的几年间，一直以这种革命平等观自我要求。敌后根据地条件极为艰苦，部队经常吃黑豆、野菜。因他是院长和国际友人，同志们经常给予特殊照顾，柯棣华一直不肯接受，坚持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领导和部队送来缴获的罐头、滋补品，都被他转送给重伤员。受过他精心治疗的乡亲们经常送来土特产和鸡蛋等，柯棣华却总是谢绝说：“我是八路军，不能接受老乡的礼物。”

　　■百团大战时，在13天的激战中，他治疗了800多名伤病员，其中为558人实施了手术，最紧张时竟三天三夜未休息。因皮肤黧黑，被伤员和群众呼为“黑妈妈”

　　柯棣华到达晋察冀边区不久，便赶上了百团大战。他马上提出要以白求恩为榜样，“不能等待伤员前来，而必须去伤员那里”，赶到河北涞源前线。在13天的激战中，他治疗了800多名伤病员，其中为558人实施了手术，最紧张时竟三天三夜未休息。柯棣华尽管疲惫不堪，却以看到伤病员被治愈为最大快乐。他写信给在延安的好友巴苏华大夫时述说道：“我在此间虽然过着一种从所未有的艰苦生活，但我觉得我充满了活力和愉快。”

　　柯棣华在医院除担负领导工作外，总是自己亲自主刀做手术。日寇“扫荡”时，医院不断转移，他总是随着担架走，还经常亲手给伤病员喂饭。医院周围的群众有了病，他得知后，只要能抽出身便亲自登门去救治。医院里的同志都说院长从来是最忙的人。因他皮肤黧黑，伤病员和周围的老乡都亲切地称他为“黑妈妈”、“贴心大夫”。别人对他表示感谢时，他却总是表示“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认为做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分内的事。

　　《北京青年报》

冼星海　抗戰音樂家

怀念冼星海

　　南国箫手早闻名，

　　文化名都苦追寻。

　　救国军歌感肺腑，

　　黄河合唱荡激情。

　　高亢抗战发怒吼，

　　大众救亡谱呼声。

　　崭新音乐拓历史，

　　领袖题辞慰生平。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音乐也是战斗的武器。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吟唱着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作品，并深深缅怀这些激昂旋律的作者冼星海。这位共产党员音乐家用他辉煌的一生，奏出了激励全民族奋进的高亢之声。

　　生平

　　■十几岁已有“南国箫手”之称；在巴黎学习音乐，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打杂等维持生活，于街头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

　　■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正是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

　　■1999年11月，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江泽民主席访哈时还到其故居凭吊

　　冼星海，曾化名“黄训”，原籍广东番禺县，1905年生于澳门贫苦的船工家庭。他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靠母亲做佣工和祖父接济生活。他6岁进私塾。祖父病逝后，他失学而随母亲去了新加坡。

　　他于1918年回国，因交不起学费而入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此时，他已经表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6年春，他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翌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

　　1929年，冼星海来到素有世界音乐文化中心的法国巴黎学习音乐。他靠在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等维持生活，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后来，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师从著名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杜卡斯，写下了早期作品《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风》等。1935年夏，他谢绝了巴黎音乐学院的挽留，回国投入抗日救亡。

　　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矿井，宣传救国救亡。不久，他又到武汉，进入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他创作的《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深受人民喜爱。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翌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战争结束时，他虽回到莫斯科治疗却未能愈痊，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辞“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江泽民主席访哈时还到冼星海当年的故居凭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音乐家的永久怀念。

　　背景

　　■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

　　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大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完成）、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写了许多音乐方面的论文。

　　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在西方求学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被扣几个小时。回国后，他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解放的呐喊。

　　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成了名人。国民党想利用他写颂歌，惟利是图的商人也重金收买让他写“桃花窝里美人多”之类的商业歌曲，他都不为之所动。他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

　　在延安时期，冼星海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应该说，这也恰恰是他周围革命环境影响的结果。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把音乐当成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人民也在歌声中永远记住了他们。

　　故事

　　■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

　　■在巴黎音乐学院得到“荣誉奖”后，主考老师问他要什么，他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他在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难听。他刚到巴黎时，也是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温饱。后来，他遇到那里的中国留学生马思聪，并由他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各200法郎（约合10块银元）的学费。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有了名气。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5分钟，现场谱完《救国军歌》交给学生唱，在场的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的津贴只有5元

　　冼星海回国后，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另外，鲁艺的助教有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都体现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

　　《北京青年报》 

茅丽瑛　热血泼洒激情扬

茅丽瑛出生于穷苦家庭。6岁时丧父，母女相依为命。母亲在上海启秀女中当勤杂工，她在启秀女中半工半读，各科成绩优秀。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只读半年就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1933年考入上海海关，当英文打字员。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她参加了战时服务团的支援抗战的活动。当国民党军撤退，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她毅然决定参加海关华人组织的“救亡长征团”，奔赴广州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领导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以救济难民名义，为新四军添制军衣，筹集经费。她们借“大陆电台”举行平剧大会唱。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给电台投寄附有一颗子弹的恐吓信进行威胁。茅丽瑛当即表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平剧大会唱照计划进行。以后又组织了一次粤剧大会唱。两次会唱，推销了大批代价券，征集了大批义卖品。日伪特务威胁未成，就策划破坏义卖会。许多单位接到特务的恐吓信，不敢提供会场。她表示：不惜为义卖牺牲一切，决不动摇！最后决定以南京路福利公司二楼为义卖会场。会员们彻夜布置，如期开幕。当天下午，突然闯进多名暴徒，大打出手，她和会员们奋起还击。打退特务后，整理好商场，继续营业，直至胜利闭幕。1939年12月12日晚，正当她步出会所时，突然遭到日伪特务的枪击，身中3弹，于12月14日去世。上海解放后，陈毅亲笔写了挽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