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中的高層次權力鬥爭  2

任詮 2004/04/19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中共自1949年建政後，到1976年可稱為前期，是毛澤東統治時期。這期間的政治特點是：中共是靠共產主義起家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基礎發生了動搖。三十多年的血腥統治，使它積弊難返，豎敵無數，天怒人怨。1977年到1997年是中共中期，是鄧小平統治時期。其政治特點是：中共不得不在舊體制上進行修修補補式的改革開放，用以維持統治。在中共統治的五十年中，鄧小平統治經歷了二十年之久，他的個人因素對中共晚期政治的影響也很重要。 (64memo.com-2004) 　　1987年7月4日，鄧小平會見孟加拉國總統時說“國際上一些人猜我是那一派。最近我對一位朋友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麼可以說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的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可見，鄧小平是中共封建專制社會向現代化民主社會過渡時期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複雜性人物。他既有封建化的馬克思主義，又有不論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功利主義思想。他既有市場經濟，又有計劃經濟，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從歷史發展上看，和毛澤東時代相比較而言，他否定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實行改革開放，他是改革派。但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政治改革，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相對於要求進行政治現代化的改革派而言，他又是個保守派。他不失時機地左右改革派和保守派，以不同的面貌交替出現。他不論利用那派，都是為了堅持一黨專政，都是為了保住權力。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下，他成了人格化的中共政權。一方面他利用改革派胡耀邦、趙紫陽順應歷史潮流，實行改革開放。一方面利用頑固派陳雲、李先念等來壓制改革派，放慢改革步伐，以保住中共一黨專政。他這種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做法和清朝洋務派如出一轍。 (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1、 鄧小平搞垂帘聽政 。1989年5月17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說“在這之前陳希同同志是對人們有關垂帘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負責人做過解釋，說明了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情況，效果也是好的。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陳希同同志還匯報了這個問題”。（《六四真相》張良著）八九民運有一個明確的政治觀點就是反對鄧小平垂帘聽政，實質就是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所以，趙紫陽在4月23日訪問朝鮮會見金日成時、5月14日和首都工人代表對話時、5月16日和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會見時都談到鄧小平垂帘聽政的情況。為此，趙紫陽有關鄧小平垂帘聽政的談話，受到中共元老們的嚴厲批評，成為迫使他下臺的罪狀之一。當然，陳希同犯戒也難逃罪責，後來上海幫上臺後，利用反腐敗的政治手段也把他趕下臺。 (64memo.com-2004) 　　（1）、中共和清朝在垂帘聽政上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清王朝解體開始於1840年中英貿易戰爭，也稱鴉片戰爭。農民發起的太平天國起義，無疑加速了這一解體過程。當然，如果沒有太平天國，列強的資本輸出和清王朝的被迫開放同樣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以洋務派為代表的改革勢力便沒有脫穎而出的機遇。如果沒有他們的實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起步可能會更加遲緩。毛澤東領導的農民秋收起義，是繼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內亂，比太平天國的天京變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它卻打亂了中共的統治秩序，並使之偏離了固有的共產主義軌道。毛澤東逝世前後，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矛盾、日益激化的中蘇關係，都與文化大革命有關係。文化大革命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破滅了，過上了牛馬不如的飢寒交迫的奴隸生活。他們渴望出一個清官、一個好皇帝，來拯救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他們，鄧小平正是在這個時候扮演了一個開明皇帝的角色。所謂亂世出英雄，鄧小平就是時勢造出的英雄。文化大革命為他及改革派登上歷史舞臺提供了契機。他們和洋務派一樣，都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求“船堅炮利”，不從政治制度上變革。但卻使資本主義有了初期發展，為以後資產階級民主化打下了物質基礎。 (64檔案 / 89) 　　中共鄧小平和清朝慈禧太后上臺執政，都是通過宮廷政變而奪取的。1861年慈禧太后在北京發動政變後，就垂帘聽政，這種太后、幼主垂帘聽政的統治方式，實質就是慈禧太后的獨裁統治。因此，慈禧太后在她的有生之年，始終是不惜以各種政治手腕來竭力維持垂帘聽政的統治局面的。北京政變是關係到晚清政治的一件大事。從它的發動來說，是一次在最高統治集團中爭奪執政大權的宮廷政變，但是它的意義又不僅限於宮廷政變，它標幟著清政府的皇室在外來勢力影響下，洋務派登上歷史舞臺，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在建國初期就參加了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他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和劉少奇密切配合，劉少奇當上中共第一副主席，鄧小平還專門設置了一個總書記職位自己當。他們還給毛澤東設立一個中央名譽主席職位，妄圖借蘇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機會，讓毛澤東退位，當“太上皇”，他們掌權。八大會場不掛毛澤東畫像，文件不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這樣的接班人當然不放心，八大後採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及其同伙，稱他們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被迫害致死，鄧小平被撤職流放。 (64檔案/2004) 　　1973年周恩來總理病重後，提任鄧小平恢復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復出後，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樣使毛澤東不能容忍，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逝世，引發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毛澤東把這次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借此撤去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1988年6月，胡耀邦下臺後說“1974年和1975年，那是中國的龍虎相鬥的熱鬧時期。鄧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躍了，他曾對我說‘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讓我在總理病重的時候把全國的經濟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經濟不行，連國民經濟基礎問題都抓不攏，那怎麼行？江青、張春橋那些人喊喊口號還可以，真正動用實在的東西就是草包。我現在不幹不行呀，乘這個時候我們就是要把他們壓下去。現在毛主席的身體不行了，再也不是什麼紅光滿面神彩奕奕了。醫生偷偷的告訴我，他還有一兩年時間。現在最好時機，我們要把經濟基礎抓出點名堂來，建立起我們的基礎，和人民群眾對我們的信心，這就給文革派一個沉重打擊。 (64memo.com-2004) 　　天安門事件後，毛主席決定撤消鄧小平的職務後，他曾對身邊的人員說‘我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沒有想到他竟然有這樣的氣魄。他的確是個偉人。’毛主席逝世後，我是最早看望他的人之一，我提到中國下一步出路時，他這樣說‘現在不好講了，新的接班人還是要繼續批我的。但是，他不會長期堅持下去的，他和那些人的矛盾馬上就會上升為主要矛盾。我們再看下一步發展吧，只要葉劍英能夠控制軍隊，一切都好辦。應該說軍隊會聽他話的。我們在整頓軍隊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那幾個人沒有威信，也不懂政治鬥爭，他們發揮不了什麼大的作用，寫文章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不等他們造輿論，就應該把他們解決了。’鄧小平估計的很準確，江青那些人當時主要是為了對付華國鋒，解決權力問題，已經不把鄧小平放在心上了。這不可能不說是江青他們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 (64memo中華富強 - 1989) 　　你從這裏可以看到鄧小平的確是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他的幾次被打倒，都使他避免了今後可能要犯的錯誤，使他準備好自己的骨幹力量和可靠幹部。”（《天機泄露──中共政壇絕密擋案》實語著1999年1月）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0月，鄧小平聯絡葉劍英發動在中共最高統治集團中爭奪執政大權的宮廷政變，它標幟著中共政權在內外現代化歷史潮流影響下，從封建專制社會向封建專制開明社會的轉化。他們和清朝慈禧太后發動北京政變一樣，洋務派執政後，目的是“實行改革，避免革命。”說遠一些，這是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美國和蘇聯之爭，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之爭，在這時已初見分曉。這從1972年，中美髮表上海公報時布下了定局，只不過是周恩來逝世前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繼續執行這一路線罷了。但不能說鄧小平等人發動政變是美國操縱指使的，但美國的影響是有的，它們支持親西方政治勢力的政策是明確的。鄧小平上臺後馬上和美國、日本等國建立了進一步的友好關係，出兵攻打越南，就是替美國人出氣等等，都表明了中共政權在政變後發生了明顯的策略變化。可以說這次宮廷政變是進步的，代表著中國發展方向。 (六四檔案´89) 　　（2）、鄧小平能夠發動宮廷政變奪取最高權力，這與他青年時期到法國勤工儉學，接觸到了現代化工業，奠定了他工業救國思想有重要關係。這一點與在農村裏土生土長的毛澤東是不同的。這在農民起義建立政權中是少數，太平天國時有個洪仁幹，但是，他的《資政新篇》沒有時機進行實踐，而鄧小平則有了天賜良機。中共是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創立的，毛澤東把馬列主義關於武裝鬥爭和中國傳統農民造反思想相結合，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則把馬列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中國農村“民以食為天”的思想結合起來，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承包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鄧小平還把中共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相提並論，稱為：決定中國命運的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實質上是說遵義會議通過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確立了毛澤東的統治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統治地位，是他接了毛澤東的班，而不是別人。鄧小平上臺後也確實和毛澤東一樣，給中共來一個大轉折，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被稱為新的洋務運動，這是中共的自救運動，是為了挽救中共滅亡於被人民推翻，也要免除滅亡於被外國西方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鄧小平代表的改革派，發展經濟，始終是具有鎮壓民眾民主鬥爭和抵禦外來顛覆的雙重目地。從這點出發，我們可以解釋：鄧小平為什麼只進行經濟改革開放，不進行政治改革開放？為什麼反覆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和慈禧太后一樣，自從1976年發動宮廷政變上臺後，開始了他在有生之年，始終是不惜以各種政治手腕，竭力維持垂帘聽政方式的統治局面。當時有人問到他三起三落的士途時，鄧小平說“我個子小，天塌下來有大個子頂著。”聽起來上是個玩笑，但也不無道理，他在幾次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中，有驚無險。1933年他是毛澤東派，1966年他是劉少奇派，1976年他是周恩來派，都因是第二號人物，才沒招來殺身之禍，使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1979年他復出後，不當總書記，不當國家主席，不當總理，只當政治局常委和軍委主席，實質是他發動了宮廷政變，怕別人說他，所以，拿華國鋒當擋箭牌。不當一號人物，既可以避嫌，又不至於樹大招風，他是吸取了前車之鑒，要攬功推過，明哲保身，來個垂帘聽政。中共黨章規定，中共首腦是總書記，中共政事由總書記裁決。當時中共首腦是華國鋒，後來是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只是政治局常委和軍委主席及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中共的政事都要由鄧小平裁決。這實際上是名譽上中共最高權力是總書記，事實上最高權力都在鄧小平手裏。1989年5月19日，鄧小平對揚尚昆說“這幾天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我雖然沒有充當黨的名譽上的第一把手，但大家一直圍著我，尊重我，重大事情讓我拍板，我的份量太重，對黨對國家都不利，我是應該考慮退的問題了。”（《六四真相》張良著）這種名與實不符，權力與責任不統一，是封建專製造成的，這在八九民運中表現更為突出。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蘇聯首腦戈爾巴喬夫時說“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 (64memo中華富強´89) 　　他承認在政治改革上只說沒做的錯誤，也承認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他上臺前後言行不一致，上臺前許下的有關政治改革的願，什麼“廢除幹部終身制”，“反對個人崇拜”，“黨內民主”，“政治改革”等等好聽的話，上臺後都變成了謊言。不但沒有實行諾言，而且重新維護著人民反對的封建專制，多次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清除精神污染，人們的正常文化活動都受到限制，《憲法》上規定的公民權力和義務只是空文。利用人們經過文化大革命怕動亂的心理，高喊穩定壓倒一切，堅持中共一黨專政，還揚言一百年不變。學生領袖沈同評論得很精闢“中共改革開放沒做什麼事，只是壞事做少了，人們的潛力才發揮出來。”（1995年3月）他說出了中國老百姓的心理話。當天晚上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說“1987年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做出決定，在重要問題上，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他告訴大家鄧小平仍然在垂帘聽政。通過中蘇首腦會談，反映出八九民運鬥爭的焦點是鄧小平不肯交權。胡啟立在5月16日政治局會議上說“提出各種攻擊謾罵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口號，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同志，有的甚至公然要求鄧小平下臺，強烈要求鄧小平退黨，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六四真相》張良著） (六四檔案-89) 　　胡耀邦逝世引發八九民運，不完全是一種巧合，有其必然的聯繫，他是鄧小平垂帘聽政後的第一個犧牲品，劉冰雁說“1986年底，中共利用學生運動，把胡耀邦搞掉，一樣利用這次學運把趙紫陽搞掉。”（1995年6月）胡耀邦、趙紫陽是中共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回顧一下鄧小平和他們的關係就有目共睹：“六四”後趙紫陽說“鄧小平在解決華國鋒問題時多次對我說‘華國鋒兼職太多，要想辦法減少他手中的權力，不要讓他羽毛豐滿後再解決他的問題可就不那麼容易了。解決他的問題宜早不宜遲呀。’他給我出了許多主意，其中一個就是讓華國鋒把總理的位置讓出來由我但任。他還說‘華國鋒這個人靠不住，是個風派和軟骨頭，讓他當領袖簡直開國際玩笑，得想法子把他趕下來。不趕下來，到一定時候，他就是那股極左勢力的總根子，我們的改革成果就可能叫他付諸東流。我們說不定那一天讓他送上斷頭臺。’我和耀邦反覆研究了小平的談話，認為他是正確的，不能在事關大局和前途的時候書生氣十足，讓華國鋒這樣的人得逞。”（《天機泄露──中共政壇祕密》實語著，1999年1月）胡耀邦下臺後說“我跟鄧小平和陳雲說‘華國鋒這個人是靠不住的，別看他表面上老實，其實一點也不老實，他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王莽，謙恭在外奸詐在心，是一個轉面就把良心喪盡的家伙。毛主席生前待他恩比泰山高，可他對毛主席一家動起手來連眼不眨一下。當然，江青這些人是壞蛋，但是，從他手解決他們畢竟和我們解決他們是不一樣的。如果現在我們給這個人留下政治的活口，一但我們百年之後，他是非挖我們的祖墳不可！’鄧小平和陳雲等一大批老同志都同意我的見解。”（同上） (Memoir Tiananmen - 1989) 　　可見，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在奪取最高權力上是戰友，抓住主要矛盾，齊心合力搞倒了華國鋒，鄧小平弄個軍委主席，胡耀邦弄個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弄個國務院總理，黨政軍三足頂鼎立。鄧小平為了搬倒華國鋒才把權力分散給了胡耀邦、趙紫陽的，如果他接了毛澤東的班，是絕對不會放棄這些權力的，他這樣做是迫不得已。鄧小平垂帘聽政也有難處，就是名譽上的皇帝不好控制，他們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了。趙紫陽下臺後說“鄧小平認為耀邦同志是一個難駕馭和不好控制的人，批評他後來不聽話了。耀邦曾經當面頂過他‘你不能要求我聽你的話，我們大家都應該服從黨的民主集中制辦事嘛。’當然，到了1989年5月左右，他對我也不那麼滿意了，認為我已經羽毛豐滿，不把他放在眼裏了。其實不是這樣的，也是我們在一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同上）趙紫陽還說“我們在決定黨的十三大路線的時候，已經對中國的改革設計了一個很好的藍圖，既大膽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開始有部署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總之，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再不能慢騰騰的走路了。這一點，我和鄧小平的意見是一致的。他說‘你的設想是對的，就要按這樣的思路大膽的往下走，我給你們當後盾，出了問題我們這些老家伙頂著。耀邦同志的幹勁不能說沒有，但是重大問題特別是用人問題上不打招呼，不和我們商量了，他在對待那些所謂不同政見者的態度上心慈手軟，下不去手，這不行。醫生給人治病，該動手術的時候，必須要果斷，不能誰都想照顧，你要吸取他的教訓。’這說明是給我打招呼的。但是，在一些問題上我實在無法執行他的意見，這導致了我現在的局面。”（同上）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雖不能和三國時的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及中共第一代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棗園三結義，“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相比，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人結義也是中共最開明的統治集團。三人在對毛澤東遺產背叛上一拍即合的，他們倆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熱情豪爽，大刀闊斧，趙紫陽能幹，思路開闊，與鄧小平相得益彰。但在政治改革上，二人比鄧小平開拓，在以真理標準討論為開山斧，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對外開放，把這麼大個中國搞得蒸蒸日上，成為中共建政以來僅有的一段黃金時代。 (六四檔案 / 2004) 　　三人結義的禍根是封建專制弊病，最高權力與名譽是分裂的，它們不統一在一個人身上，是分配在不同人身上，名譽最高權力是胡耀邦、趙紫陽，實質最高權力是鄧小平。政權的核心是軍隊，這在軍隊沒有國家化的封建專制社會裏更為重要了。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掌握生殺大權，誰敢不服從，刀就架在誰的脖子上。所謂責權不統一，是指責任與權力的分離，最高指令的發出者，可以不負責任，而有執行者負責任，錯誤歸胡耀邦、趙紫陽，成績歸“總設計師”鄧小平。這是韓非子的攬功推過的統治術，在中國近代史上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關係也是這樣的。中共黨史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後換了三個總書記，他也自掌軍權，鄧小平不另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也換了三個總書記，這是封建社會一個特點。小說《西遊記》受到歷代統治者們的推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一種中國的傳統的封建統治模式寫在裏面，就是唐僧管制孫悟空，靠的是“緊箍咒”，這既是咒語又是物質的東西。鄧小平的“緊箍咒”是“四項基本原則”，它既是理論又是政治結構。鄧小平就是用這種政教合一的怪物來叫殺民主運動的。1986年到1987年初，胡耀邦推行鄧小平思想，爆發學運，中共保守派元老們趁機發難，攻擊改革，胡耀邦為鄧小平承擔了責任下臺。1987年到1989年趙紫陽推行鄧小平思想，爆發八九民運，中共保守派元老們又趁機發難，趙紫陽也戲劇性的被罷免，使鄧小平成了真正的大獨裁者。胡耀邦、趙紫陽是鄧小平思想的最高執行者和探視者，當驚濤拍岸，風雲突變，改革開放走出他們劃出的界線時，為了保住皇權，鄧小平拋棄了他們。但是趙紫陽在最後也逃出了鄧小平的牢籠，亮出了獨立的旗幟，支持八九民運，決不向人民開槍，那麼他的結局要比胡耀邦悲慘的多，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和清朝光緒皇帝一樣被軟禁在紅墻外。鄧小平親政後，另立“太子”江澤民，他跟李鵬一樣是中共烈士的兒子和鎮壓八九民運的功臣之一。 (64memo.com/2004) 　　這一點在1989年5月21日八老會議上李先念的講話得到證實，他說“我雖與江澤民同志沒有太多接觸，但這個人給我的印像是不錯，我記得1987年初，那時鬧學潮，工作做的最好的是上海，江澤民自己到大學與學生辯論，有理有據，工作做的主動，做在中央的前頭，很有頭腦。這次我觀察一下，四二六社論發表後，最早採取措施貫徹中央精神的還是上海，江澤民第二天就召開萬人以上幹部大會，把那個《世界經濟導報》整頓了，不簡單，當初做出這樣的舉動要承受很大的社會壓力，但他頂得住不退讓，堅持原則，中央黨政軍大會部署戒嚴後，第一個向中央表態的又是上海，這種堅決態度難得。所以，從政治上黨性上看，江澤民這方面有一貫性。”（《六四慘案》張良著）也許只有江澤民、李鵬這樣中共烈士的血統和鎮壓八九民運屠殺學生民眾的劊子手相結合的接班人，才可以使鄧小平及中共元老們放心的壽終正寢。 (64memo.com - 1989) 　　（3）、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召集他新選拔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們訓政時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這個集體一經建立，我一直在安排接班問題。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站住，但在當時，按鬥爭經驗，按工作成就，按政治水平來說，也只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況且人是在變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這說出了他在垂帘聽政，也說出了中共政權更迭不是在法律上按程序進行。鄧小平的權力交接和歷代封建帝王們一樣，是個棘手的問題，何況他是個大器晚成的八九十歲的老人呢？在他開始掌權時，下一輪爭奪皇權的鬥爭也就開始了。鄧小平是靠非程序更迭宮發動廷政變上臺的，他又得靠政權非程序更迭這把雙刃劍來維持自己垂帘聽政的統治局面。鄧小平叫“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鄧小平通過非程序更迭，輕而一舉地把前兩位中共總書記趕下臺，只要他身體狀況允許，他要一直不停地更換總書記這個兒皇帝的，下一個注定是趙紫陽了。晚清慈禧太后也是利用這種垂帘聽政的手段來排除異己，廢除幾個羽毛未豐的兒皇帝，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64memo.com/2004) 　　封建皇權之爭，具體表現在設立“太子”身上，“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也就是中共說的接班人。中共頭目毛澤東掌權後，選擇過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等當過“太子”，但立一個廢一個，毛澤東不死，他廢立“太子”的工作會一直繼續下去，他不會輕而一舉地把皇帝讓給別人的，除非他的兒子毛岸英不死，像朝鮮金日成 把權力交給兒子金正日一樣。毛澤東把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寫進了《中共黨章》，他們之間的政治鬥爭就是典型事例。鄧小平也一樣，先承認華國鋒當領袖，實際是擋箭牌或叫遮羞布，以掩蓋他們篡權的行為。又立胡耀邦當“太子”，後又利用學潮廢除了他，並美其名曰“批准了他辭去黨的總書記的請求。”這當然比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劉少奇要好的多，和赫魯曉夫下臺差不多，也是有進步的。後又讓趙紫陽當總書記，讓李鵬當總理，這樣實權在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家主席揚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手裏。趙紫陽是明升暗降，總理讓給李鵬，總書記是個空架子，這時就打下了讓趙子陽下臺的埋伏。鄧小平讓趙紫陽下臺，除了保持他們佔據最高地位，還有是趙紫陽和胡耀邦一樣，在改革開放政策上要比中共元老們大膽得多，特別是在用人上，大膽啟用了一批改革開放人才，使“太子黨”──中共的高幹子女們，感到世襲的權力保不住了。 (六四檔案´89) 　　陳雲、李先念等人和搞掉胡耀邦一樣，來個“清君側”，三番五次到鄧小平那裏告趙紫陽的狀，以防他翅膀硬了，成了氣候，接了鄧小平的班，加快政治改革，損害他們的權利，這也是鄧小平的一塊心病，也中了鄧小平的下懷。八九民運的發生，這又是一個無程序更迭權力的好機會，這次該讓趙紫陽當替罪羊了。利用學潮更換“太子”，不是鄧小平的專利，鄧小平之不過是個久病成名醫的學生。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學生運動（紅衛兵運動）更換了“太子”劉少奇，“四五”天安門運動，毛澤東又更換了周恩來病重時選的“太子”鄧小平。可見，八九民運鄧小平更換“太子”趙紫陽是和毛澤東一脈相傳的。八九民運以“六四”鎮壓收場後，許多人認為，這次運動的實質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只不過是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是有一定道理的。 (Memoir Tiananmen - 89) 　　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這是歷史事實。但是沒有鄧小平在整個運動中，對待趙紫陽和改革派，採取欲擒故縱的政治手法，運動不會發展到那麼大的規模。5月21日，八老會議上王震說“我跟小平同志報告，說怎麼不早下決心那？小平說要看一看，我們看什麼？不就是要看他的表現，他到好，老子天下第一。他不採取措施，反而反對我們，反對戒嚴，就是要把我們這些老家伙趕下臺。我們沒有虧待他，是他自己要跟我們過不去，他下臺是他自己找的，誰讓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六四真相》張良著）從這點上看，八九民運是鄧小平權力鬥爭的需要，個人獨裁的需要，黨內權力鬥爭是主導八九民運的動機。1989年6月7日，中共鎮壓八九民運後，召開了政治局常委、中顧委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統一對八九民運的思想。聶榮榛等中共老帥問鄧小平“這件事為什麼發生在人民共和國首都？小平同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不早些妥善解決？為什麼不早些在黨內解決？是否要出動軍隊戒嚴而鎮壓呢？” (64memo祖國萬歲´89) 　　所以，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雖然有一些同志還不理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公開了高層不同的意見。老帥們直接提到了問題的關鍵之處“為什麼不早些妥善解決？”從4月15日到6月初，在50多天時間裏，完全有充足的時間通過黨內黨外妥善解決，根本不必動用軍隊開槍鎮壓，這是老帥們最反對的事。鄧小平回答“事件的發生對我們黨對我都是個新問題。事件發展到這一步，沒有退路，全國會亂，會失控，是我拍板決定的，不能再拖了。有部分老同志的支持和托咐，也聽取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意見。事件的複雜是黨內趙紫陽和其他同志的關係鬥爭，也搞到事件當中了。有壞人操縱事件惡化，也有外國勢力捲入。事件早晚會發生的，有不同意見，有反對的，都可以留著，讓時間來證明，五年，十年，或者更長些。”鄧小平的回答說明這樣幾個問題： (64memo中華富強 - 89) 　　一是：不打自招地道出了沒有早些解決的原因，是趙紫陽和他們的權力鬥爭也搞到事件當中去了，所以事件複雜了。在“六四”後，還有很多反對鎮壓的意見，可見在鎮壓前，反對的意見就更大了，所以，要鎮壓就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來統一思想。鎮壓前的情況是，在黨內、人大、政協很難統一思想，從組織上合理清除趙紫陽，鄧小平沒有一定把握，因此就訴諸於學運，有意放縱運動的發展。這狠像當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一樣。鄧小平說八九民運是趙紫陽的矛盾在其中才開的槍，這是真話。趙紫陽一直站在正義一邊，是正確的，而鄧小平站在錯誤一邊。趙紫陽和學生、民眾站在一起，學生勝利了，他也就勝利了，所以鄧小平決不能讓學生勝利，就擴大矛盾激化矛盾，這是他們唯一的方法了。所以，我們看到一條紅色路線：發表四二六社論──整頓世界經濟導報──軍隊戒嚴──罷免總書記趙紫陽──天安門清場。王丹說“歷史文件再次證明了，當局當時下令鎮壓，完全是為了維護統治權力和地位的動機，而不是當局一再宣稱的所謂維護社會秩序等等。這可以從文件中反映出鄧小平等人，對被軟禁和打內戰的擔憂看。因為這樣的擔憂顯然不是針對學生和示威群眾，而指向他們在黨內的對立面。”（2001年1月）他們是從權力鬥爭來考慮的，是封建專制的特性，不管人民的死活。所以鄧小平說“這件事早晚會發生的。”和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來一次，”是異曲同工。 (64memo祖國萬歲-1989) 　　二是：鄧小平他們擴大事態，可以把民主派一網打盡，實現他們“殺一大批鬧時者，可以穩定二十年，”的設想。早在1986年12月31日，鄧小平就說“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即使再大一些，也影響不了我們的根本，”“沒有專政手段不行，不但要講，必要時要使用，”“我們的方針是先揭發他們，儘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的人被打傷，對為首的鬧事觸犯刑律的要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處理不了這場事件，”“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人民日報》文章寫的不錯，”“凡是鬧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可見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的決心，早在1986年的學運後就醞釀好了。所以八九民運剛露端倪，鄧小平就用《人民日報》社論定性為動亂，開始放長線釣大魚了。 (六四檔案´89) 　　三是：鄧小平有一塊不可告人的心病，就是八九民運和“四五”天安門運動很相似，但他不能承認，因為那次運動是擁護他的，為他後來奪取權力打下了基礎，他上臺後又為那次運動平了反。四五天安門運動是總理周恩來逝世引發的，由於“四人幫”反對悼念活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由悼念活動轉變為政治運動。八九民運也是由於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而引發的，鄧小平明白限制群眾悼念活動的後果是嚴重的，在4月15日到25日的時間裏，他採取了因勢利導的方針，以避免四五天安門運動重演，因為他在垂帘聽政，他和趙紫陽在演雙簧戲，他要像毛澤東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打倒趙紫陽。他在4月26日讓《人民日報》發表了《旗幟鮮明反對動亂》的社論，把八九民運定性為動亂，而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把四五天安門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就把八九民運和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了。因為，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也是中共保守派們的共識。1989年5月1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李鵬說“如果各省行政法規不能遵守，就連最起碼的校規都不能執行，這怎麼算民主，這又是什麼樣的自由，這與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區別？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國家就要垮了。”（《六四真相》張良著）5月17日，在常委會上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同上）5月18日，中共八老參加了常委會，李先念說“現在全國情況與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區別？不僅北京亂，全國很多城市都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衝擊新華門的，現在連新華門都趕沖，現在打、砸、搶、臥軌都出現了，這不是動亂是什麼？”彭真說“我們再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難道這苦頭還沒吃夠嗎？還要災難重演嗎？”（同上）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對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們說“因為有毛澤東做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質上我是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0年7月1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總理時說“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問題。”（同上） (64memo反貪倡廉 / 89) 　　如果從鄧小平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出發來看，八九民運確實和文化大革命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在中共封建專制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發生的，也就是帶有封建專制主義和馬列主義相結合的特點，既政教不分，合二為一。都是中共內部權力無程序更迭而引發的，被中共順水推舟利用，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都是學潮為主流，全國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被中共定性為動亂，以悲劇告終，是封建王朝週期性循環的繼續。中共都動用軍隊戒嚴鎮壓，文化大革命叫“支左”，八九民運叫“戒嚴”。最主要的是，都成了封建專制社會高層權力鬥爭，利用改朝換代的工具。鮑彤說“六四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二十世紀的兩大悲劇，全世界都同情中國人，文革時大家都希望再也不會有文革了，但是土壤沒有變，沒有政治改革，才發生了六四悲劇，兩次人民都不了解情況。”（2001年2月）但是，八九民運和文化大革命有本質上的區別，就是明確提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中共一黨專政。這個不同點，李鵬在5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的淋漓盡致了“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的看出，極少數人就是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共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肆無忌憚的取得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布了大量謠言，攻擊污蔑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尤其是攻擊為我們改革開放做出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選舉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處煽風點火，祕密串聯，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動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六四真相》張良著） (64檔案/89) 　　2、從鄧小平派軍隊鎮壓八九民運上面，也看到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嚴酷性。鄧小平指示李鵬在《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以後，北京政治形勢十分緊張，4月27日北京各個大學的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反對中共鎮壓八九民運。4月29日北京附近的軍隊三個師被調到北京郊區整裝待命。那個時候不但沒有學生絕食，而且連大規模群眾遊行都沒有發生，鄧小平採取那樣的軍事部署，擔心的是什麼呢？他是防止趙紫陽被逼急後利用學運，把各省實力派爭取到自己身邊，並拉攏外國勢力同他進行抗爭，他還防止南方各大軍區，特別是北京軍區倒向趙紫陽一邊，他也多少要防止民主派在北京發動民眾暴動。5月19日，鄧小平又調動外省的四個軍區的九個集團軍，共二十五萬人到北京實行戒嚴。同時，鄧小平在統一高層中共元老們的思想來安排接班人。1989年5月11日，揚尚昆去鄧小平家談話，鄧小平借陳雲、李先念之口講明了自己對接班人的看法，他說“江澤民整頓世界經濟導報後，陳雲同志對我說‘處理學潮就應該象江澤民一樣有決斷。’先念說‘江澤民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政治敏銳，覺悟高，有大局觀，’他很支持江澤民的做法。”揚尚昆拍馬屁的說“江澤民在處理學潮上有一套，記得上次（指1987年初學潮）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與學生對話，並講演，還背誦馬克思主義，當時先念就指示，中直機關黨委組織中央各單位收看江澤民與學生對話的錄相。” 5月21日，八老開會決定撤消趙紫陽總書記職務，陳雲說“先念和我講過，上海江澤民同志是個比較合適的人選，我到上海幾次，他都與我見面，給人的印像是為人謙虛，黨性原則強，知識面也很廣，在上海人緣也不錯。”5月27日，八老開會，鄧小平說“比較來比較去，上海的江澤民同志的確是總書記的人選，我認為他能夠勝任這個角色。在總書記人選上，陳雲、先念同志和我都傾向於江澤民同志，大家有什麼意見？”（《六四真相》張良著）鄧小平先發制人，在他和陳雲、李先念三位超級元老欽定江澤民後，其他五位也只有表態支持江澤民了，這是典型的封建專制，皇帝金口玉牙立“太子”的做法，又發生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真是天大的國恥。 (64memo中華富強´89) 很明顯，中共調動軍隊進京戒嚴是經過在高層統一思想的，但向學生、民眾開槍是鄧小平拍板決定的。1989年5月17日上午，在鄧小平家裏召開會議，鄧小平說“必須首先解決北京的問題，不然全國其他省區市的問題解決不了，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什麼？再這樣下去，我們都要被管制了。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戒嚴，具體一些就是在北京市區實行戒嚴，戒嚴的目的就是要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今天鄭重的向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會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陳雲、李先念、彭真，告訴戒嚴的決定。下午李鵬召集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羅幹開會，通告了中央在北京戒嚴的消息。晚上繼續開常委會，會上對於是否實行戒嚴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進行了表決，結果：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啟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趙紫陽說“我不想繼續幹下去了，在對待學生性質的問題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論的說法，我不能執行戒嚴決定，以此我請求辭去總書記職務。”薄一波說“常委的意見既然統一不起來，我們還是在小平那裏解決這個問題。”會後，十三 屆中央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18日上午，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揚尚昆、薄一波、王震，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開會，總書記趙紫陽稱病沒出席會議。會上聽取了李鵬關於政治局常委17日晚，在戒嚴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薄一波做了補充。接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談了為什麼要戒嚴，和對戒嚴的部署。6月2日，中共元老召開會議，鄧小平拍板“建議戒嚴部隊指揮部今天晚上開始實施清場計劃，兩天完成，清場了要向廣大學生和市民講清楚，讓他們離開，做到仁至義盡，實在賴著不走的，後果自負。” (64memo反貪倡廉/89) 　　下午，揚尚昆主持召開軍委成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根據政治局常委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意見，命令於6月3日零時，既6月2日晚，一部分尚在郊外的戒嚴部隊進入市區，實施清場。6月3日下午4時，揚尚昆主持召開由李鵬、喬石、姚依林、秦基偉、李錫銘、陳希同、洪學智、劉華清、遲浩田、揚白冰、趙南啟、羅幹，戒嚴部隊副總指揮周一兵等開會，會議決定“戒嚴部隊於4日凌晨1時，抵達天安門廣場，5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部隊在開進途中，任何人不能阻擋，遇有阻止，戒嚴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措施予以排除。”當天晚上，揚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揚白冰、趙南啟、羅幹在中南海坐陣指揮。（《六四真相》張良著）所以，六四後，中共許多元老將帥們，責斥鄧小平為什麼向學生開槍？例如：徐向前、聶榮榛等就寫信或當面向鄧小平責問，讓他修正開槍的錯誤。 (六四檔案 / 89) 　　1999年4月，中央書記處在中央黨校召開一個八九年學潮研討會，由主管政法的羅幹主持。他強調中央對八九政治風波處理是正確的，但同時也承認，對八九政治風波的定性和處理，黨內外一直有不同意見。從1992年以來，中央討論過八次，不同意見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央為什麼不在事件初期做出解決，減少避免對政局的創傷。二是中央調動各軍區軍隊進京，難以理解，是否必要。三是中央應對學生和別有用心所謂學者要區別對待，否則打擊面太大。羅幹披露了調動軍隊的原本打算和意義，他說“除了當時駐京部隊之外，一共調動了十五萬軍隊，來自四個軍區的九個集團軍。當時調動軍隊進京的考慮是：一是擔心政局失控，北京是中央所在地，萬一失控了，後果難以設想。二是檢驗一下在和平時期發生衝突事件時，軍隊的責任。三是防止因事態變化，軍方對勢態看法對立，而導致亂軍。四是當時有消息反映說，趙紫陽和一些軍區聯繫，詢問對事件的看法。這是違反中央軍委紀律的。這樣看鄧小平採取滿清慈禧太后鎮壓戊戌變法時“圍城打援”的手段，集中優勢兵力，穿插分割打殲滅戰的戰術是很成功的。如果不是這樣，憑趙紫陽在中共高層當國務院總理和總書記多年，手下效忠者一定不少，向38軍軍長徐軍平只是代表。如果鄧小平兵力不足，或單調某個軍區的兵力，使各個軍區不能互相抵消牽制力量，一旦有兵變發生，中共就控制不了局勢了。38軍軍長徐軍平，因違抗軍隊武裝進京，而受到軍法的處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認罪，鐵錚錚地仍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這句話在軍中引起很大反響，對鄧小平、揚尚昆給以很大震動。既然沒人當功臣，實際把開槍的責任擺到歷史的罪人的位置上。我們看到的是：面對中共強大的軍事力量，趙紫陽也好，學生和市民也好，是無能為力的。而各省市的黨政軍領導班子，也紛紛發表賀電賀信，支持《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支持中共派軍隊鎮壓八九民運，支持江澤民上臺，大有文化大革命時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各個省市革命委員會向毛澤東發來的賀電賀信的勢頭。當時毛澤東對付學生和民眾也是採取軍管的手段，以“三軍兩支”的口號進入城市的，沒有鄧小平動用坦克、機槍這樣恐怖血腥。歷史向前發展了二十來年，還發生這樣同根相煎的血腥暴力的事件，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Memoir Tiananmen/89) 　　3、八九民運過後，鄧小平針對國內外批評他鎮壓八九民運的錯誤行為，也進行了辯護。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立政道時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載了跟頭。”又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出來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1年鄧小平在上海考察時說“我發現靠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就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出了問題，載了跟頭，這就不能讓了。”（同上）1897年3月3日，會見美國國務卿時說“少數知識分子煽動學生鬧事，他們主張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同上）1990年7月11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總理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向美國學習資本主義制度。”（同上）中共政權是封建專制政體，鄧小平是這個政權的頭子，他始終要維護這個專政政權，所以只要干擾到專制政權這個命根子，就毫不客氣的加以鎮壓。他這些辯護說胡耀邦、趙紫陽下臺是因為他們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怪別人。八九民運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要鎮壓。陳一咨認為“八九年局勢的發展到了黨內保守派不能容忍的地步，上層一幫元老，被經濟改革觸動社會主義公有制，強烈反對。政治改革他們認為削弱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他們強烈反對，對社會多元化，特別是思想界的活躍，他們也不能容忍，所以這時保守力量，就認為是到了關鍵的時候了。”（1990年6月） (64memo祖國萬歲-2004) 　　鄧小平還為他的垂帘聽政進行辯護：認為垂帘聽政的方式並不算成功，多次提出退下來，遭到大家的反對，學運一出現，考慮到馬上退不行。他在1989年6月16日，對新上任政治局常委們訓政時說“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來，錯了也好，對了也好，都是你們的事。這樣你們可以放手工作，對新集體自我鍛煉也有好處。何況過去那種辦法並不算成功。現在我85歲了，到了這個年齡，該有自覺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9年9月4日，他對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們說“今天主要商量我的退休時間和方式，”“十三大搞了個半退，但我一直認為那時全退最好，”“這件事一出來（指1986年學運），我考慮馬上退不行，”“猶豫了這幾年，已經耽誤了，”“考慮到中國的安全，現在退比發生事情退或者在職位上去世有利。”（同上）1989年9月16日，他會見美籍華人李政道時說“把一個國，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不可靠的，很容易出問題。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85歲了，多年來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反對。”（同上） (64memo.com - 1989) 　　1991年1月18日，他在上海視察時說“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同上）鄧小平在這裏也反思到這種封建專制的弊端是很危險的，指出過去那種垂帘聽政方式並不成功。如果在十三大時退下來，也許不會發生八九民運。但發生1986年、1987年學潮後，猶豫了幾年，是有一定責任的。他又從毛澤東死在崗位上，新的接班人沒站住腳的立的教訓，和八九民運時他堅持不下臺，發生“六四”慘案的教訓，明確提出了現在全退，比發生事情時退，比在職位上去世有利的觀點。他說，多次提出退，遭到大家反對，這個大家不是人民，而是中共保守派，他們最怕鄧小平退下來，趙紫陽接班後加快政治改革。1989年5月19日，鄧小平對揚尚昆說“這幾天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我雖然沒有充當黨的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但大家一直圍著我，尊重我，重大事件讓我拍板，我的分量太重，對黨對國家都不利，我是應該考慮退的問題了，可現在這個時候，我怎麼能退那？事情明擺著，想退現在都退不下來，先念、王震他們會同意我退？退下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黨是應該有新鮮血液。”（《六四真相》張良著）鄧小平承認他在垂帘聽政，這時他主動下臺，順乎民意，就會平息學潮，不會發生六四事件。後來印尼蘇哈托不就是被動下臺的，而平息了學潮嗎？什麼叫退不下來？完全是政治流氓的藉口，就是不想把權交給胡耀邦、趙紫陽。把權交給江澤民後，怎麼就退下來了？江澤民實行的還是封建專制，只不過改變了他在位時垂帘聽政的方式，恢復到毛澤東時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統治方式。由此可見，鄧小平這些為自己垂帘聽政的辯護言辭，要害就是把權力都交給他的接班人，避免他那種垂帘聽政的歷史重演。他退休後又在挑選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等人就是他挑選的。他有些死不瞑目，就害怕西方和平演變的希望在第四代人身上實現。 (64memo.com / 89) 　　當然，一貫以說假話兩面派著稱於世的鄧小平，也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出了他垂帘聽政的伎倆，是造成六四慘案的根本原因。關於這一點，實語在1999年1月出版的，《天機泄露──中國政壇絕密檔案》一文中說：訪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問：“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三大前夕主張從領導崗位上一定退下來，據說是你堅決主張不讓小平退的，你的理由究竟是什麼？”趙紫陽：“是的，是我主張鄧小平不要全退的，起碼要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職務。鄧小平說“要保留就保留個軍委主席這個職務吧，你們沒有直接搞過軍隊工作，軍隊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比較複雜，我再主持一段軍委工作，你先擔任一段軍委第一副主席，等熟悉軍委工作後我再退。”我說“那當然好了，由你擔任軍委主席是最好的。”他說“我們就這樣定了，政治局常委我不再擔任了，由你負責向中央做工作。”“其實，就是我主張他全退，他也不會全退的。那時他頭腦非常清醒，加上一些人就是要借助他撈權，他就是想全退也退不下來的。即使全退了，黨內軍內的職務一點也沒有了，他仍然可以通過他的威望和影響來決定黨和國家的大事。這一點通過我下臺後的政治局也可得到證實。” (64memo.com´89) 　　 （寫作日期未詳，敬望作者或知情的讀者告知，謝謝──六四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