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從勝利到失敗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照會中、美、英、蘇四國，表示無條件投降。這是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欺凌的百年歷程中，獲得首次全面的重大膀利。這是中國人民在最高統帥蔣中正的領導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經過六年艱苦準備以及八年的浴血戰鬥所獲得的輝煌成果。

然而，對於由孫中山經過四十年奮鬥所確立的三民主義全民民主建國路線而言，抗戰的勝利卻是即將遭逢空前挫折的開始。對於歷盡苦難的中國人民而言，短暫勝利狂歡瞬即轉變為國史所未有的一場更大浩劫來臨的醞釀。對於為中華民族而奮鬥了五十多年的中國國民黨而言，勝利的成果非但不能享有，反而幾乎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困境。

從抗戰勝利到我黨喪失大陸河山，不過是四年間的事。在那血淚交織的四年中，我個人的一些遭遇，也許有助於後世更能了解歷史的因果。這四年間，個人的職務變動倒是單純的，而經歷許多事卻頗複雜。

關於個人職務變動方面，簡單說來是：抗戰勝利前夕，我奉調為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當時三戰區司令部駐在上饒。此項職務未及上任，抗戰已勝利，第三戰區司令部移駐杭州，我乃乘第一艘自重慶開出的輪船，抵南京經上海，轉往杭州履新。我在杭州不過一個月左右，又因參加中央政治部會議而飛返重慶一段時間。開會回來，第三戰區已取消，長官部移駐徐州，名稱也改為「徐州綏靖公署」，管轄四省(蘇、魯、皖、豫)的對共作戰。我的職務是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當這主任一年多，綏靖公署又改為「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我的職務則調為司令部秘書長，並兼任中央訓練團徐州分團教育長之職。在徐蚌會戰前約三個月，我奉調回南京，未擔任公職，專心研究國家的出路問題。最後，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下旬，孫科當行政院長，領袖命我當首都南京市市長。於是我成為大陸撤退前的最後一任南京市長。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我率領南京軍民大撤退，輾轉來了台灣。

這四年雖短，從勝利到失敗的過程至為複雜，爰分二章敘述，本章重心是「國共徐州和談」、陳毅的「難民戰」、「徐州綏靖計畫」遭破壞及「第一屆副總統選舉的紛爭」。下章重點是我臨危任南京市長的始末。

失眠的克服與人事的和諧

前章末節說過，我指揮第一艘江輪，自重慶開到南京，事實上等於「水雷探測失鋒」，途中危險萬狀，幸而平安到了南京。在南京停留了二天，竟然失眠，這是從未經驗過的事。接著，轉到上海。那時第三戰區司令部已遷駐杭州，而顧祝同先生則暫住上海，所以我到上海去見他。

顧先生看到我很高興，招待吃晚飯。我一面吃一面流冷汗，自覺身體虛弱不堪。顧先生發現我臉色不對，很關懷地詢問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只好告訴他，自重慶上船以後都睡不好，如今又患失眠症，身子從未有這麼衰弱過。顧先生吩咐我回杭州後多多休息，把身體調養好要緊。

回到杭州就任政治部主任新職後，每晚仍舊失眠。有許多朋友很關懷，提供很多法子，例如閉著眼睛數羊，聽時鐘的滴答聲....等等。在上海時，李壽雍告訴我，他從前也有過失眠的經驗，每晚臨睡前喝一杯牛奶，可能有作用。我照他的話做，但數晚也無效。平時碰到什麼困難的問題，我都有一固定的態度，就是運用純理性去研究個清楚。所以，我向來認為，沒有任何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也就是總有個較好的方法去解決。連續一個月的失眠，是一件痛苦的事，當然是一件困難的問題。因此，我一面試用好友提供的種種方法，一面則運用純理性去研究它。最後我了解，要恢愎不失眠，不僅要能適當的處理運動、飲食、工作時間，以至睡覺姿態等生理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精神上如何做到拋棄胡思亂想、心靈止觀等深奧的問題。在一個月失眠中，我被迫做這些功夫，漸漸地不但恢復了睡眠，而且從此養成能控制睡眠的習慣。

做到可以控制睡眠的程度，對個人的事業有無比的重要。這牽涉到「精神防禦」的問題。因為人生是複雜和多變的，誰也免不了橫逆的打擊。處理橫逆的最根本條件就是人的精神能否保持平衡與清明，也就是精神抵擋得住橫逆的激盪才能有妥善解決困難的方法。如果不能控制睡眠，受到打擊則精神便崩潰了。聞說印度聖雄甘地，有一次坐火車打坐睡了。不料火車出軌傾覆，他被拋滾到鐵路邊的田野裡，人們大吃一驚，深怕他受傷。走近前去一看，居然仍在呼呼沉睡。由此可見甘地這個人能把睡眠控制了什麼程度，我經過杭州一個月的奮鬥，一直到今天也能控制睡眠了，深湛的程度雖然不及甘地，但無論遇到天大的煩惱事，要睡眠即可擺開一切而熟睡。前章說過，在抗戰期間，由於營養不良，身體骨瘦如柴，我和內人一樣只有五十公斤，這次用了一個多月的功夫，為睡眠奮鬥，不但醫好了失眠症，而且身體慢慢妤起來，在一年內增加了四十磅，到七十公斤左右，這體重一直保持到現在八十歲了，仍然沒有變。很多老同志見了我都說我像六十來歲的人，不勝羨慕。

回頭再說說在杭州擔任三戰區政治部主任期間一些人事問題。

原來，我一向對自己的生活要求嚴謹，已在黨政階層出了名的。其實這是我對自己的態度，而不是對長官、同輩及下屬的態度。但這種分野別人是不了解的，誤以為我是一個不能寬容別人生活小節有什麼過失的人。我被發表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一職，人尚未到任，在顧先生身邊服務的一些人已感到恐懼，傳聞我是來「整人」的。所以，他們為了研究如何「對付」我，竟然開了一個會，會議由顧先生主持。在會議上，很多議論紛紛，無非是基於傳聞加上想像，說我如何「可怕」。顧先生最後作結論，說我這個人不會是這樣「可怕」，要大家放心，只要努力工作就好了。但顧先生這些話並末使一些人盡釋對我的戒懼，因而我一就任，大家都對我過分客氣，無意中流露出奇特的氣氛。後來顧先生的弟弟顧竹祺告訴了我，說有那麼一次會議的事，我才恍然大悟。

我的主任秘書吳一舟，為人很隨和，有多方面的興趣，如公餘之暇打打牌，跳跳舞以作消遣，因此，他很快和周圍同事相處融洽。在消遣生活之中，大家偶爾談到我，無不認為我是一個嚴肅得令人生畏的主管，所以戒心甚大。我明瞭問題的癥結，乃決心做一件事，以使大家融洽相處，這種事是我平常不做的，這次是特殊需要，姑且一試。

那時抗戰甫勝利，社會各類仕女對我黨政軍人員非常崇拜，正常的社交活動主要是跳舞，所以舞會頗為盛行。一方面，我命吳一舟再繼續和大家打成一片，伺機向大家解釋我這位政治部主任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人。另方面，我找到一次機會，以招待外國軍事顧問為名，親自召開一次盛大舞會。舞會開始之前，例由主人開舞。我是從來沒有跳過舞的人，當然也不曉得怎樣跳；只好走到舞池中央，和一位女子胡走了幾步，在大家熱烈鼓掌中，算是開了舞。因為當場有許多新聞記者，翌日各報居然登著「滕主任舞步嫻熟」！這麼一來，大家對我的戒心解除了不少。以後，我又在自己的官邸客廳招待司令部的同志跳了幾次舞。從此，再也沒有人用奇特的態度來對我了。

在杭州短短一個月，開了幾次舞會。這種生活是我從沒來過的。其目的是為了人和，結果大家相處得很好。這裡得到一個印證，「律己要嚴，待人要寬」，要求自己和要求別人的標準不可混而為一，否則非但失掉人和，而且最後自己將陷於孤立。對於從事革命事業的人，這一原則尤其重要。

徐州和談

由顧祝同先生領導的第三戰區司令部，抗戰勝利後從上饒到杭州接收，約四個月後，即遷到徐州，番號亦改為「徐州綏靖公署」，仍由顧先生領導。又幾個月後，顧先生調到鄭州，徐州綏靖公署主任一職由薛岳先生領導。

在顧先生當公署主任這幾個月中，我的職務也跟著改為「徐州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同時兼任「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長」。徐州綏靖公署管轄蘇(江蘇)、魯(山東)、皖(安徽)、豫(河南)四省的剿匪全盤性業務。原來，中共方面，當時在這四省設一個「華東軍區」，司令員是陳毅，所以我們這邊的徐州綏靖公署正是中共「華東軍區」的針鋒相對機構。當時全國超過五百萬的國軍部隊，大約一半集中在蘇、魯、皖、豫四省，歸「徐州綏靖公署」指揮。

在編制上，綏靖公署主任轄下有兩位幕僚長，一位是管軍事的參謀長，一位是管黨政的政冶部主任兼四省黨政軍聯合作戰秘書長。原來，綏靖公署轄下的政冶部係直屬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機構，配屬於綏靖公署，人事權仍由中央決定。此外，為了統合蘇、魯、皖、豫四省的黨政軍力量，設了一個四省黨政軍聯合作戰會報。這個「會報」的日常實際業務則在綏靖公署轄下設一個聯合作戰秘書處，由秘書長負責。於是，我除了擔任政治部主任一職以外，並兼任秘書長職務，這個職務主要管的是四個省政府及各省黨部的統一指揮協調工作。至於參謀長一職，到了後來由郭汝瑰擔任，郭原來是共黨間諜，終於使得徐蚌會戰大敗，此是後話，在此且只表過。

共黨採取「鄉村包圍城市」路線，徐州周圍各地鄉村都有共黨潛伏分子。津浦鐵路從南京到徐州這一段，常遭共黨分子破壞，徐州等於漸漸進入共黨的包圍圈中，所以一般人心頗浮動。我身為政治部主任，為了安定人心，仍把全家從杭州搬到徐州住。那時一般軍政高級人員很少把眷屬搬來徐州的。

顧先生任徐州公署主任期間很短，大概只有兩三個月便調到鄭州去了。在他任職期間，最重要的事是與陳毅等共產黨人展開談判。

先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年底，美國派馬歇爾為特使來華，主持調停的工作。次年元月，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代表我方)、周恩來(代表共方)，馬歇爾(調解人)三人開始會商停戰問題。我政府旋即頒發對共軍停止衝突令，民心士氣一步步陷於自我瓦解之中。同年三月，三人小組中的政府代表改由張治中接任，並從中央到各戰區視察，在各戰區分別展開談判。

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搭飛機到徐州，顧祝同先生率領我們有關軍政人員前往迎接。之後有三天的時間，就是展開如何停戰的和談。張治中他們三人小組來此只是代表中央視察的性質，真正和談的對手，中共方面是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韋國清，我方便是徐州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就是我。雙方等於是同級的地方軍事首長對談。

這次正式的會談，其實毫無效果。雙方研究的內容是如何達成停戰的目標，可是實際上毫無影響。因為共產黨的和談即是另一種戰爭的形式，它為的不是真要結束原有戰爭，而是要擴大原有戰爭的效果。在這種大前提觀念下，我們與他和談等於上當。共黨軍隊仍然照它的計畫進行打擊我們，之所以同我們和談卻是做給美國人看的，借美國人的力量來束縛我方的行動。對於共黨這種戰術，我是充分了解的，所以它在軍事上有所行動，我們便反擊。因而和談對徐州戰事並沒有實際的作用。

不過，除了正式會談之外，我們與中共人員每天都有私人的談話，顯得很輕鬆，可以看出內心一些真正想法。有一次，陳毅和我閒聊著說：「你們都說我們是匪，稱我們共匪，其實誰願意當匪呢？這也是環境所迫出來的。如果和談成功，國內沒有戰爭，我個人希望當一名國民大會代表，能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隨便走走，就心滿意足了。因為我們在鄉村生活太久，都成了土包子了，你看我們這種樣子不正是土包子嗎？」他以非常誠懇和輕鬆的語調說出這樣的話。確實，陳毅他們穿著不合身的棉布軍衣，袖子特別長，那是沒有手套為了保護手之故。他們坦白說，為了做身上這套軍服，籌劃了好久才成功。因為沒有錢，也不容易買到棉布，費了好大事才弄到一些，自己動手縫出衣服都不成個樣子。又因為只有這麼一套衣服，不能換洗，身上都長滿了虱子。在開會的時候，有位擔任馬歇爾翻譯的共方人員，是一位小姐，我注意到她不時扭動著身子，好像坐立不安的樣子。會後閒談，才知道她身上長滿虱子之故。我們招待他們到徐州參觀商店街道情形，他們要看什麼，我們無不答應安排。他們排隊在街上，臉上充滿了好奇。我們儘量招待他們吃好的飯菜。他們在進餐之中，夾菜、喝湯等一切動作都弄得很響，正像最沒有教養的鄉下人那樣。

然而，中共人員像土包子又是一回事，他們的戰鬥力是另一回事。他們在徐州三天當中，除了輕鬆、好奇以外，從不忘自己的任務。他們從觀察和閒談中得到我們許多情報資料。日後他們依據這些資料，竟對徐州發動了一次「難民戰」，詳情見後節。

在此要附帶一提與張治中見面的事，前章已經說過，我與張治中的關係本來很深，但一封偽造的告密信，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他竟然一連幾個動作，把我從中央調到地方來。對這一切，我心裡明白，卻一直保持沉默，不曾對他解釋過。這次國共和談，他到了徐州，我夫婦偕顧祝同先生都到機場迎接，和張治中見了面，我想這是打破沉默的好機會了。我告訴張治中，在重慶三聖宮的時候，我的司機從他的勤務兵處曉得一封告密的信，信中有我的聯名。我說：「部長，這種告密的事我當然不會做，而你收到了不對我說，這是對我這個人的了解不夠。自此你採取一連串的做法，是否與此有關，相信部長自己心裡有數。我今天才提出來，目的是表明我個人做人的態度，不要說與你的關係這麼深，就是對一仇人我也從不做卑鄙的事。」張治中聽了我的話，不作一聲，顯然是覺得心裡有愧。徐州會談完畢，張治中和陳毅他們同一天搭飛機離開，我又去送機。在上飛機前，張治中把我拉到一旁說：「俊夫啊，以後我們選是保持聯絡，你有什麼事情請隨時同我通電話。」他這句話，當然是表示已釋前嫌之意。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不久之後，張治中到西北就任行政長官去了。人生的際遇常微妙難說，如果不是被張治中誤會，我一定不會離開政治部，正像政治部中我的許多屬下一樣，後來跟隨張治中到西北去了。那麼一來，民國三十八年就不能撤出大陸，我的命運大概和康澤差不多了。

從張治中的誤會，以及我一生遭遇過幾次被誣陷的事，使我領悟到一個重要的道理：世間任何人際關係，即使再深再密，沒有不可以被挑撥分化的。尤其政治上，一個人處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被犧牲棹。而我之所以能保持完好，那是與我人生態度大有關係，因為我從不在意官場上的一時名利，所以別人打擊我可以保持不在乎的態度；其次，我從不採取反擊的態度，所以不會繼續惡化為別的新情況。人的際遇微妙難測，無以名之，唯有名之曰天命。這個「天命」在我的體會，乃由兩個要素構成：一個是自己平日處事的基本態度，一個是客觀環境給我的機會。

在薛岳領導下工作

顧祝同先生在徐州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就被調去鄭州。接替他當「徐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是薛岳先生。薛先生當這職位也只有一年多，卻是我一生中工作最愉快的一段短暫歲月。

薛先生乘飛機來徐州上任，我們到機場迎接。他同我一見面，先握握手，然後把我肩膀一拍豪放地說：「俊夫，我知道你，你一定也會知道我。我們彼此都是了解的，我虛長幾歲，我是老哥，你是老弟，咱們以後兄弟相稱好了！」他是一位很出名的高級將領，我當然知道他了，但想不到有如此豪邁的風格。他並主動吩咐我，以後我怎樣做事，統統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必事先請准。同時，我對他有何意見，可以直接講，不必存有任何顧忌。他這種待部屬的態度，實在太好了。從此，我凡事都能放手去做，他從未講過一句話。我盡心盡力去做，每隔一段時間才向他報告情況一次，他也總是表示嘉勉。所以，這一年多來，我所有的工作都按照自己的主張去實現，毫無阻礙，真可謂「得心應手」。人生得到這種工作機會不多，我居然意外地得到了。因此，這一年多的工作成就出乎大家的意外，也出乎大家的想像之外。

那麼，這一年多做了哪些工作呢？下面幾項是較重要，而旦有參考價值的：

一、總體戰的實施

領導軍隊對共黨作戰的將領，大多數出身於黃埔，少數出身於其他軍校。但無論出身於那裡，大家所受的都是傳統的純軍事教育。然而，共產黨人與我們打仗，根本不是純武力戰，而是總體戰性質一的「人民戰爭」。如果以傳統的純軍事觀點來跟共產黨打仗，那是文不對題，必然是失敗的。過去我們在江西剿匪，一連四次圍剿，均徒勞無功，便是這種緣故。直到力行社成立之後，改採總體戰的觀點，主導了第五次圍剿，才將中共打得落荒而逃。可是，以總體戰觀點作戰就只實施了那麼一次，以後又恢復了傳統觀念的純武力戰爭，結果致使中共日益坐大。

如今薛先生使我在徐州能夠放手做，我決定將過去的經驗來使用，也就是實施總體戰。「總體戰」這個名詞是到台灣之後才確立的，當時沒有這個名詞，我們稱之為「黨政軍民聯合作戰」，前節說過，我除了擔任徐州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一職之外，並兼任蘇、魯、皖、豫四省黨政軍聯席會報的秘書長，因而以這個身分來設計「黨政軍民聯合作戰」是輕便的事。

應特別強調的是，「總體戰」中有一項常易被人忽略的要素------「民」的力量，如果沒有這項要素加入，仍然不成其為總體戰。因此，徐州公署的四省黨政軍聯席會報組織本身還不是完全的總體戰結構。但有了這個上層統制力量的聯合基礎，群眾工作就較容易做到了。

首先，我以秘書長身分，妥善協調黨、政、軍三方面，消解內部一切矛盾，達到協同一致行動的目標。這一點是很容易做到的。其次，發動民眾的力量，這卻是一個大工程，因為我們治下的民眾向來是散漫無組織的。所以，我們針對徐州民眾的實際狀況，分門別類成立了各種士、農、工、商、自由職業、學生等組織，每一民眾最少納入一個組織之中。群眾納入組織之後，如果組織不起領導作用，等於一盤散沙，仍然沒有用。因此下一步便是，群眾組織領導作用如何產生的問題。組織領導關鍵在於幹部。那時我們雖然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但它的性質一不能散布在各種群眾組織中產生核心的作用，所以我只好重新訓練幹部。我把四省黨政軍民團體許多幹部統統輪調徐州，施以短期的訓練，教導他們如何領導自己的團體，如何在團體內做好防禦工作，如何運用自己的團體做進攻工作等等。

二、民眾情報網的建立

在戰爭中，情報網是耳目，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在組織民眾、訓練幹部的同時，我們亦完成情報網的部署。我們的情報網的功能發揮到何種程度呢？所有黨政軍團體之中都有網狀的布置，任何人的情況均在監視了解之中。然而，生活在網中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情報人員的職權僅限於情報，而不及於行動。他的任務只是把情報報上去，沒有上面的命令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尤其不能妨害民眾的自由權利。

訓練情報人員倒是很麻煩的事。首先，要在各機關團體物色適合的人才，這種人才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歷條件和個人能力條件。人才找好了之後，便是訓練。訓練的課程只是一些簡單的知識，例如告訴他如何去了解每一個人的狀況，在種種狀況中如何找出可疑的重點；又如一些簡單的調查追蹤方法等等。這些課程很簡單，腦筋不差的話一學就會。當然情報工作還有很深的東西，但訓練太多恐怕他們接受不了，而且客觀狀況也無此必要。最麻煩的還不是情報課程的內容，而是訓練的方式。因為，情報工作是秘密為第一要義，即使同為情報員彼此也不能認識才理想，否則祕密是保不住的。即是之故，我們選擇大批人員，卻不能集體訓練，必須每個人單獨進行，如此費了很大的功夫。

因此，我們起初先在徐州市建立好情報網。後來才逐步擴展到四省的各縣市去。

徐州情報網建成以後，立即發揮了它的效用，共黨潛伏的地下分子一一被發現清除了。它的效用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呢？原來潛伏在徐州的共黨分子被我們一下清除淨盡，在外地指揮徐州潛伏分子的共黨主管簡直不敢相信，打報告到中共高層去，中共高層領導人也大為驚訝，認為此時此地的國民黨不可能做出這般成績。在將信將疑之下，乃派了一位相當高級的人員，從安徽蚌埠潛來徐州，探聽虛實，這位共黨一到徐州不過幾天，就被我方捉到了。我方人員一審問，他卻坦白把一切說出來了，就是不肯相信國民黨還有此能耐，他並指名要求見我談談。

我欣然單獨接見了這位共黨高級幹部(已忘其名)。在客廳裡擺好點心、香煙，兩人輕鬆愉快地交談。他說，我們國民黨今天還能做到這種程度，令人不敢相信，因為共黨深知我們黨裡根本沒有人管這種事了。他並說，我們雖然還有一些情報機關，但起不了作用，只有「點」、「線」的功能，到處留下空隙，共產黨人可以來去自如，安全潛伏。想不到徐州沒有空隙，他們的潛伏分子被一網打盡，中共高層根本不相信，才派他來試探實情。「我現在也被你們捉到，沒有話可講了。我們本來是敵人嘛，隨你怎麼處理都可以。」這位共黨分子說著，倒有點氣魄。我告訴他，既然他有這般認識，我們准他自新。不料他拒絕自新，要求關起來。我最後只好命令把他關起來加以訓練了。

三、關於爭取群眾工作

共產黨發明的戰爭稱為「人民戰爭」，強調的就是立在群眾基礎的戰爭，因此，爭取群眾成為勝敗的關鍵點，這是傳統純武力戰觀念所不能了解的。我們要戰勝共黨，先決條件就是必須把老百姓奪回來。在徐州實施的「黨政軍民聯合作戰」，把徐州的老百姓加以安頓、組訓，是最重要的一環。

在徐州試驗很成功，此事被陳誠先生知道了。原來陳辭公當時任參謀總長，薛岳先生和他私交很好；大概薛先生把徐州像個鐵桶一般的情形向陳先生說了，並建議把這套方法向全國推行。陳辭公是很有決斷的人，了解情況之後，立刻命令上海、河南、河北連同中央本身，先後組織四個考察團到徐州考察。

第一個考察團是由徐復觀率領的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考察。這位成為日後著名學者的徐復觀①，當時任職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的副秘書長。中央考察團走後，上海新間界組織了個考察團來。接著，便是河南省主席劉慕文、河北省兼主席孫連仲(本職為第十二兵團司令長官)各派一個考察團來。

這四個考察團，都由我親自陪同參觀徐州各項黨政軍民聯合作戰有關制度、設施。在黨政軍聯合會報方面，我們每星期開一次會，每次會議均有詳細紀錄。例如這個部隊與那個部隊發生了什麼齟齬，處理結果如何；公署中有何事處理不當，以後如何改正，如何消除大家的矛盾等等，都有詳盡的紀錄。四個考察團的人員詳細看了這些紀錄，並一一詢問；詢問仍嫌不夠，尚可找牽涉的人直接了解。最後，他們每人無不感到驚訝。在組織民眾方面，他們除了注意徐州各種民眾組織制度之外，最感到興趣的似乎是民防情報系統。在這個系統之下，徐州的民眾日常生活與其他各地老百姓一樣自由，但敵人若想滲透根本辦不到，因為沒有人能脫離情報系統視線之外。考察團對於徐州的民眾情報工作效率，曾實地作試驗，結果發現效率奇高。深信徐州像鐵桶般穩固，共黨針插不進、水潑不入。

四、優待俘虜問題

那時，我們到徐州設了一所感化機構，專門收容感化俘虜來的共黨分子或共軍，可是成效很微，受感化而肯自新的人很少。我發現這情況，作深入了解，最後才發現問題癥結了。原來我們的軍隊沒有政治作戰觀念，更沒有總體觀念，在對待俘虜方面，所做的和我們所說的有極大距離，使得那些被俘者覺得我們說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結果從外地送來徐州感化的俘虜，雖然被我們說破了嘴，大道理他們都啞口無言，但仍然不能發生大的感化作用。

有一次，我找一位被俘的共黨分子懇談，他倒誠懇地說出事實的真相。他指出，他們共黨的政策是「優待俘虜」，而我們國民黨的政策也喊「優待俘虜」，兩者政策上沒有什麼分別，可是實際的做法卻南轅北轍。例如，共黨俘到我們的人，他們就確實照政策執行，招待比自己人還好，所以我們的被俘者少有不被這種殷勤的表象所軟化、感動。反之，我們捉到了共黨俘虜，運來徐州用的是裝豬裝牛的車子，俘虜肚餓口渴，也沒人理會，沿途甚至少不得被一些不明事理的士兵凌辱一番，這些人一路受了苦楚，來到徐州，儘管我們真的想執行「優待俘虜」政策，也沒多大效果了，因為原先給他印象太壞了。從他的談話，使我深深了解到，我們政策不能貫徹是何其嚴重的事，而政策不能貫徹的前提原因卻是我們絕大多數將領只有純軍事概念，根本不懂得和共產黨打仗是另一種性質的戰爭！持著這種文不對題的觀念去打仗，還有不輸的嗎？

五、「純武力觀念」的錯誤

和共黨打仗，對於「群眾基礎」一語的深切了解是極重要的。共黨懂得這一套，所到之處便把群眾組織起來，全面控制，群眾的無限力量變成共黨的力量，無論兵員的補充、後勤的支援、情報的來源、撤退的掩護....種種都在群眾基礎上來進行，此之謂「依靠群眾」。而我們卻很少有將領了解這一套，以為打仗純是軍隊的事，殊不知軍隊力量是有限的，群眾力量卻是無限的。例如，當時在徐州的一個重要機械化兵團，在純軍事觀點是強大力量，但不曉得立於群眾基礎上來打仗，事實上成為極弱的力量。他們有種愚笨的做法，每到一個村莊，曉得老百姓中混有共黨，但無法分辨，於是把全村的壯丁統統抓住關起來，其他的老百姓當然也不予以好好的照顧，一些士兵的風紀也不太好，這樣無異「為淵驅魚」，不但無法爭取老百姓，反而使得一些恨共怕共的富農地主對我們都失望了。

有位將領②來到徐州，我對他提出應該爭取老百姓的看法，他居然對我說：「那些百姓統統是共黨哪，不抓起來怎麼行？老兄，我看你是書呆子哪！」我聽了這種話，又好氣又好笑，如果老百姓統統是共產黨，我們這個仗還能打嗎？沒有軍隊能夠與全體老百姓為敵的，他連這點道理都不了解！我告訴他，最低限度有土地的而又被共產黨鬥爭過的人不是共產黨吧？共黨倡言「窮人翻身」，有土地的農民還是佔大多數，這些大多數應該可以爭取的吧？他們也許被共黨挾制住了，但大多數人絕不是共產黨，而你把他們全部當作共黨關起來，這種仗怎麼打哪！

儘管我苦口婆心解說，他仍然不接受，表示要打勝仗，就只有這麼幹，這位將領後來在徐州英勇地殉國了。他的壯烈雖值得景仰，但像他這種觀念，與其他絕大多數的人是一致的，所以並不能歸咎於他個人，只能怪我黨我軍沒有針對敵情來訓練好自己的幹部。不到兩年之後，徐蚌會戰失敗，歷史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不懂得立於「群眾基礎」之上來從事總體的戰爭，根本不能與共黨對抗，對抗的結果必然是失敗，這觀點就是我在徐州不斷宣導的，但全國大勢如此，我在徐州一隅做得再好也無法扭轉全局了。

擊敗陳毅的難民戰

我在徐州設計黨政軍民聯合作戰，發生了一次具體和特殊的事例，可供後世參考。這就是對付陳毅的難民作戰。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間，陳毅發動三十萬難民湧向徐州，這是共黨實行大規模難民戰爭的第一次，卻遭了慘重的失敗。

先是，民國三十五年春，中共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與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三人小組來徐州和談，和談雖無任何成效，而徐州一般情況卻被陳毅他們了解透澈。此事已在前文第二節交代過了。

陳毅他們了解徐州市只有二十八萬居民，於是計畫發動三十萬難民湧入徐州，企圖衝垮這個我方的軍事重鎮。中共發動如此大規模的難民戰，在過去是從未有先例的。原來，徐州郊外各縣市都有共產黨控制，他們在鄉村搞「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仍然與江西時代沒有實質的不同，不過這口號再也沒有明白喊出來罷了。因此，四周縣鄉有土地的人都被鬥爭過，甚至被「掃地出門」，都變成了難民，這些難民仍在共黨的控制下，不許亂說亂動。陳毅則計畫把這難民放出來，逼使他們湧向徐州逃生。照估計這些難民有三十萬之眾，自四面八方湧向徐州，對於只有二十八萬市民的徐州來說，必然導致全面的混亂，我們的總部在混亂中自會影響到分布在蘇、魯、皖、豫四省的幾百萬軍隊作戰了。這是一條毒計。我們徐州總部獲得陳毅這計畫的消息，登時引起大家的恐慌；面對這種戰法，誰也沒有經驗，不知怎樣處理才好。首當其衝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不是軍隊作戰，而屬黨政工作的範疇。我一接消息，心知此事嚴重，立刻召集緊急會議，包括政治部的幹部、四省黨政軍聯合會報秘書處工作人員，統統集合到政治部辦公室來。首先，我把情報消息向大家宣布上讓大家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其次，我要求大家今天一定要想出最好的辦法來，把陳毅的難民攻勢打敗。再其次，我告訴大家，今天這個會不拘形式，可以三三兩兩漫談，可隨意抽煙，可以吃點心，大家要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來想辦法。大家並準備在此吃飯，在此休息，這個會就這樣一直開下去，不管幾日幾夜，直到得出滿意的結果為止。這個奇特的會議，從上午一直到深夜，終於獲得了一個圓滿的結論。我一看這個結論，大為滿意，對大家下評語：「這是大家真正動了腦筋，集中了智慧，才獲得的結果。如果能夠依照這個結論實施，不但必能擊敗陳毅的陰謀，而且今後他再也不敢實施難民戰術了」。接著，我把我們的結論向薛岳主任報告，他一看，連忙說，「太好了，太好了，照辦，就照這樣辦。」我接著向他報告，要解決難民問題，單憑公署的力量還不夠，應即請求江蘇省政府和中央社會部支援。薛主任立即辦理，邀請了中央社會部長谷正綱、江蘇省主席王懋功來徐州會商。我把我們的計畫向他們說明，並提出了支援物資的請求，谷、王二位立刻答應。不久之後，大批糧食、被服、醫藥用品物資也運來了。我們的計畫說來其實很簡單，我們採取了分散策略，不讓難民湧到徐州市內來集中，並運用他們來對共黨作有力的反擊。為達到此目的，我們在徐州四郊通路上分設「難民收容站」，收容之後給予生活上必需的照顧，然後將之編組、訓練，最後才是運用。陳毅他們不曉得我們已經有了周密的計畫，果然發動了難民戰，大批的難民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湧向徐州。在每條通往徐州的大路上，我們早已用高粱桿子搭好了一間間的房子，當作臨時收容站。到站即被收容，能夠成為漏網之魚或從荒僻小道逃到徐州的，為數不到萬人，這些收容站房子有大有小，排列得整整齊齊，像一條一條街道似的。難民來到，先行登記，根據他的縣、鄉、村籍貫加以分類，同類的分配駐在一條「街」上，全家來的分配一間小房子，單身來的集體分配在一間大房子，然後加以類似保甲的編組。這樣一分類編組，由於各鄉的人口音有差異，而同一鄉村的人又都相互認識，沒有任何人可以假冒混充。因此，混在難民中的共黨分子一看這情形，曉得身分必然暴露，聰明一點的立刻就嚇跑了，笨點的立刻就被我們查出捉住。編組安排好以後，便開始針對他們所長加以訓練，並分配擔任工作。壯丁組成壯丁隊，組成「還鄉團」，加以簡單的訓練，準備還鄉去打共產黨。同時壯丁隊在訓練期間又可擔任建築徐州城防工事的工程。婦女則組成婦女隊上讓她們從事縫紉、編織之類的手工工作。結果，我們實際上只出了一點醫藥、糧食、被服和褡建克難房子的費用，難民們都立刻可以從事生產，「以工代賑」，做到自給自足。我們很快把壯丁訓練好，組織了武裝還鄉團，有計畫地讓他們跟著軍隊回到故鄉去打共產黨。這些難民原來是在故鄉被鬥爭過的，既恨共黨也曉得誰幹共黨，所以一回鄉便銳不可當，把潛伏在各鄉的共黨嚇壞了，一下子被清除淨盡。陳毅這下子才曉得上了大當，後侮也來不及了。不過，其中有點我們應該不諱言地檢討的。我們組織還鄉團，政策是清除潛伏的共黨分子，安定地方，但把共黨分子抓出來是要改正或感化他們，不是報復。但那些還鄉團的人對共黨仇恨太深，一回去變成報復情緒，做了不少違反政策的事，這是很不好的。

總而言之，在陳毅的如意算盤，原欲用難民把徐州衝垮，以達到影響整個華東軍事局勢之目的。結果他的目的非但不得逞，反而送一大批人給我們用，又幫助了我們軍隊所做不到的清鄉工作，故在我方來說，這叫做「反敗為勝」的設計。這個設計，除了還鄉團政策未能貫徹好以外，其他均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從此，陳毅再也不敢對徐州發動「難民戰」了③。可惜的是，這一次經驗未被推廣，日後共黨仍然在其他地方使用這一戰術，收到豐碩的戰果。最有名的例子是越南，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春，越共發動數百萬的難民湧向南方的西貢市，美越聯軍為之癱瘓，越南共和國因之淪亡。

被人誣陷

在此附帶講一件個人被誣衊的事。正當我們在徐州工作得不眠不休的時候，有一天，上海發行頗廣的《東南日報》突然登出一則消息，說某戰區一位滕姓政治部主任，派人到上海購買大量黃金，造成金價猛漲，擾亂金融，云云。此消息登出來太嚴重了。當時剿共的軍事重鎮只有徐州和平津，全國幾乎一半的國軍集中在徐州這戰區。而全國戰區政治部主任中也只有我一個姓滕的人。這則消息雖然未指出我的名字，但別人一看就是指我。誣衊我個人還不打緊，動搖徐州數百萬軍心才是極嚴重之事。

別人告訴我這件事。我立即要求《東南日報》更正，並表示要追究造謠的人。

此事立刻驚動了中央。陳誠派一位軍中監察員到上海調查，調查結果，當然沒有什麼「滕主任炒黃金」的事。但究竟是誰造的謠言，並將之登在報上？卻沒有下文。在這期間，陳先生到徐州召集部隊講話，也公開提到這樣的一段話：「你們的滕主任在這裡服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一絲不苟的人。居然有人說他到上海搜購黃金，造成上海金價上漲。這怎麼可能？我已派人調查過了，完全沒有這回事，這是報紙不負責任亂說。但是我們為國家服務，要有信心，不要聽信謠言。」陳先生的講法，算是給我澄清作用。

可是，這種謠言究竟從何而來？我們卻沒有進一步去追究。俗語雖說「謠言止於智者」，但群眾中「智者」到底是少數；如果，共產黨有計畫地以謠言來作戰爭的武器，能抗拒的「智者」就更微乎其微了。三年後大陸的失陷，無窮無盡的謠言不正是最主要的武器嗎？

綏靖公署的改制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五月，「徐州綏靖公署」改稱為「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

此時薛岳先生他調，擔任陸軍總司令的顧祝同先生回來兼任徐州司令部司令。正在這時候，報紙上忽然發表我為立法委員。那是行憲前的立法委員，經過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而任命的。我在事前未得到通知，看到報紙以為是同姓名的人。也有許多人打電話來問我這件事，但我茫然不知。過了兩三天，正式公文才到，方知道這項任命是真的。接到命令後，我曉得必是總裁的安排，正準備去南京報到，顧先生來徐州接替薜岳先生了。顧先生要求我留下來當總司令部的秘書長；至於不就立法委員之職的事，則由他去向總裁說明。就這樣，我繼續留在徐州。

在總司令部之下，有兩個重要的幕僚長，一為管軍事的參謀長郭汝瑰，另一個就是由我擔任的秘書長，這位郭汝瑰也是黃埔學生(第六期)，後來才知道他是大共諜。我的職稱從「政治部主任」變成「秘書長」，可是一切工作都沒有變動，仍兼任四省「黨政軍聯席會報」的秘書長。顧先生此次再回徐州，發現這一年多來各方面的變化很大，情形很好，於是要我把各種情形向他作詳細的報告。我對顧先生說，一年多的努力，徐州黨政軍協調得很好，民眾組織動員工作有成效。在這基礎上，我們曾經擊敗了陳毅發動的難民戰，徐州穩固得像個鐵桶，中共地下工作和軍事行動均無法施展其技。我向顧先生指出，如果全國照徐州這樣做，只要一年時間便可以把關內的共黨肅清。因為照這辦法做，我們爭取掌握到群眾，共黨離開了群眾便無法生存，擁有一些破槍的中共部隊很快被我們解決的。

顧總司令對我的話很感興趣，吩咐我把計畫對他講。那時我在總部辦公，顧先生住在總部裡面，每天中午一起吃飯，一連有一個禮拜之久，我在進餐時對他詳細講。我最後下結論說，如果照現在各地的做法，一年內南京將會失守；反之，如果照我計畫去做，一年內關內共黨將被肅清。顧總司令是一位審慎的人，他非常注意經驗，深沉而不太隨便下決斷。他從頭至尾一聲不響地聽完了我的報告，才沉靜嚴肅地說：「你所講的完全正確，應該照這樣辦！」

顧總司令聽完了我的報告，下了決定，要向總裁建議，把我的計晝全國推廣。於是，他吩咐我這個計畫詳細地用文字寫出來。另外，替他寫一篇不超過三百字的報告書，以便將這個計畫內容扼要地向總裁報告。

徐州綏靖計畫

《徐州綏靖計畫》是我一生的四大計畫之一。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元月間提出的這一計畫，如果能實現，我深信，一年內可將關內共黨肅清，最低限度我們能保持黃河以南的江山。因為這個計畫是以總體戰對付共黨的總體戰原則來設計的，當時我方尚有優勢的力量，以「優勢的總體戰」對付中共「劣勢的總體戰」，我方可操必勝之算。可惜這計畫遭人擱置而不能實施，我方仍陷於純軍事戰的窠臼，一年之內遭受慘重的失敗，喪失了大陸河山。

如前所述，顧總司令聽完了我的報告，要我把它寫出來。我本來是胸有成竹的了，很快就寫了出來，大約有一萬多字。但代顧先生擬的報告，限制在三百字以內要把整個計畫扼要清楚，卻是大費周章的事。為此，我請了一天假，在家裡客廳踱來踱去，終於把它寫好了，還不到三百字。第二天，由主任秘書衡權(總司令部的主任秘書)送到樓上給顧先生看。衡主任回來說，總司令一看就說很好，立即批准劃行，一個字也沒有更動。

我以為總司令既劃行批可，該馬上拿下樓來以公文方式發出去。可是過了兩三天，不見下文。有一天吃飯時，我就問總司令，那個代擬的報告衡主任說已劃行，是否有這回事？他答覆說，當時確實是劃了行，後來一想，還是不對，因為總裁一天不知要看多少公事，每天不知有多少人向他提各種各樣的「建議書」、「報告」之類的文件，我們這個計畫雖然重要。這樣提上去不過成為他案頭無數的建議報告中之一而已，不會引起他的特別注意。顧司令這麼一說，倒是周詳的考慮。我接著問，依總司令的意思，該怎樣辦才好？他說：「我想，我們召集四省綏靖會議通過這個計畫，變成一個會議的決議，再呈給總裁，他就會特別注意了。」我說這個主意很好。不過，依照規定，召開四省綏靖會議的時候，會議秘書長應該由總部參謀長擔任，而不是由我擔任，而郭汝瑰是不會完全贊成我的計畫的，又如何能通過？我把這個顧慮說出來，總司令爽快地說：「這沒有什麼關係？我指定你擔任這次會議的秘書長好了，會場上的實際工作完全由你指揮」！於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元月二十八日一連三天，召開了這項大規模的會議。

此項會議參加單位甚多，包括行政院、內政部、國防部、聯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均派高級官員代表列席指導，徐州總司令部轄區的蘇、魯、皖、像四省省主席，省黨部主任委員，各綏靖區司令官等單位首長均出席參加。

三天會議當中，由集體討論到分組審查，人人皆發揮了高度的智慧。原來我們所擬的「徐州綏靖計晝」僅係一萬多字的原則性綱領，經過大家的補充，形成了一個從最高原則到實施步驟的具體體系，把會議全部內容收集起來成為十多萬字的一本書。④

這本書正文的前面有一張大表，題為「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綏靖會議重要決議提綱」，這是為了方便總裁了解而製作的。這個提綱包括軍事、政治、經濟、黨務四大項，其中政治一項又包括嚴密保甲組織、加強民眾團體、建立民眾情報、充實地方武力、積極救濟難民五目。由此可見這個綏靖計畫的根本精神在於一反過去的純軍事觀念，突出以政治為主的總體觀念。這種觀念的設計是針對中共的「人民戰爭」特性，在當時我方尚擁有關內的中國版圖，有數百萬的武裝力量，依計而行，我方必操勝算。

這個以政治為主的總體戰計畫，經過上述會議慎重討論、補充、通過之後，成為「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綏靖會議記錄」，為了方便總裁閱讀，特別火速送到南京，以老五號字排印。印好以後，再附上顧總司令那篇不到三百字的報告書，呈上總裁。總裁果然非常注意，翻開正文之前就有一張大圖表，簡要內容都一目瞭然。他看過後，非常高興，立刻指示我們，不但徐州所轄四省要這樣做，江西、湖南兩省也該立刻照做。於是命令國防部召集六省綏靖會議，討論此案。

我們接到這消息，非常高興，心想扭轉整個戰局有希望了。我興高采烈地以徐州司令部代表身分，到南京去參加會議。到了會場，一看所排的程序，不由大吃一驚，徐州司令部的案子根本沒有列入，所列的都是無關宏旨的一些枝枝節節議案。我無趣枯坐了兩天，正是乘興而去、敗興而回，回到徐州報告了顧總司令。

原來，這個會議主持人是白崇禧，秘書長是甘乃光，副秘書長是鄧文儀。白崇禧原是桂系的領袖人物，在力行社時代屬於我們打擊對象之一，他對我當然懷有戒懼和成見，所以我不方便問他不將徐州案列入議程的原由。甘乃光這個人我原不很熟，但他有段故事。在黃埔學生時代，我們學生到黨代表廖仲凱家玩，因為廖夫人何香凝以師母身分對我們接待頗親切。廖家有一男一女，男的就是廖承志，女孩名叫廖夢醒，都和我們談得來。廖師母想為女兒找對象，看中了甘乃光。可是甘乃光似乎不把她放在心上，以後出國留學，竟另找對象結婚了。此事造成了廖家的不愉快，因此，大家常常談到甘乃光，我就記得了甘乃光這個人。這次大會秘書長為何找上甘乃光？我不明白。我首先詢問的人是鄧文儀，他也是力行社老同志，當時在國防部政工局任局長之職⑥。我問他，這個會議目的原是要討論徐州案子，怎麼徐州案子未列入議程？他只淡淡地說：「我不知道呀！他們說要開會，我政工局就準備了這些案子！」我一聽他這麼說，知道不必問下去了。接著再找甘乃光，他也說不知道。既然這樣，也不能再問白崇禧了，我心想領袖既然命令討論這個案子，最後領袖總會有個處理的吧。於是枯坐了兩天，回去向顧總司令報告，顧總司令也說：「總裁交辦這個案子，總會有個下落的。」他這樣安慰我。

結果呢？總裁那裡一直沒有表示，這個案子等於不了了之。不但「六省綏靖會議」白開，連徐州所轄四省也沒有依據這個計畫去實施。結果，大約十個月後以後，展開了徐蚌會戰，我們一敗塗地。又半年之後，我們失去了整個大陸河山！

這個計畫究竟怎樣遭人暗算的呢？當然是共產黨滲透在我們高層的人搞的，其手法之高妙，竟連總裁都瞞過了。總裁似乎全然記不得這回事，來台灣後，我有無數次與他私下面談的機會，但從未聽他提起過。我也不好貿然提起。如今他逝世了，此事恐怕永久成了懸案。

選舉首任總統副總統

先是，早在「七七抗戰」開始之前，我在故鄉阜寧就被選為國大代表。當時全縣人口一百二十萬人，有八十萬選民，八個人競選，我以六十三萬票當選，這個身分的國大代表就成了抗戰勝利後的「制憲國大」代表。民國三十六年底頒行憲法，接著便準備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首任總統、副總統。因此，在三十七年初，必須選出第一屆國大代表。我本無意再當選這個代表，那是顧總司令的堅持，不管我個人意思如何，便命衡權(是顧先生的密切部屬，時任我的主任柲書)替我到阜寧辦理選舉的事，結果我輕易地選上了第一屆國大代表。

三十七年三、四月間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我到南京開會，發生了一些值得記載的事。

這次選舉，大家一致選我們的領袖蔣先生為總統，這是毫無問題的。問題的是副總統，有李宗仁、孫科、莫德惠、于右任、程潛、徐傅霖六人皆欲競選副總統，形成極其混亂的局面。其中李宗仁表現出志在必得的決心，自始即籌備組織了龐大的競選團，並發動全國輿論相呼應，一些所謂「民主派」人士更為他大力鼓吹。而蔣先生屬意的競選伙伴卻是孫科，李宗仁此舉形成巨大的壓力。其實，即使依照歐美的民主常軌，總統或總理競選時，其競選伙伴例由總裁或總統候選人自己挑選的，這不是民不民主的問題。而是選出來之後正副元首二人能不能配合的問題。如果正副元首不能配合，等於國家領導中心分裂，其產生的後果極為嚴重。因此，第一屆選副總統竟然有六個人出來，互不相讓，更不尊重蔣先生這位總統的候選人意顯如何，這非但不是民主，反而是大大有背西方民主的政治常軌。在三千多名國大代表之中，主要有二派力量，第一派是我們過去復興社的老同志，約有一千多人。第二派是由陳立夫領導的c.c.派，人數不到一千。而其他派系方面，都是各佔少數，例如由袁守謙領導的青年團，掌握幾十個人。領袖當然了解這種情形，特別召見我和桂永清、顧希平、葛武棨四人。那天上午十一時半召見，預定時間是半小時，到正午十二時用餐時間為止。可是領袖一談就談了一個半鐘頭，打破了他向來嚴格守時的生活規律。

這是一次極機密談話。領袖指出，當前國家困難到這種地步，我們還不顧一切實行憲政之治，這足以證明我們真有朝向三民主義民主憲政目標前進的決心，任何誣衊我們「不民主」之類言詞，都是無恥的造謠。這次選舉事關重大，如果人選不理想，將來不能團結，整個國家就沒有希望了。因此，他明白指出，他希望當選副總統的人是孫科，今天我們來就是要我們回去充分發動關係，達成這個任務。

附帶地，領袖對我們提起一句話：「如果你們能夠再組織復興社的話，我仍然同過去一樣領導你們。」桂永清他們三人聽了這句話，當然不作答覆，因為這句話是對我說的。但我也沒有答覆。因為我知道，重組復興社不是簡單的事，必須先有周密的計畫，今天時勢發展到此，我已了解局勢一天天壞下去了，已經沒有時間和機會重組復興社了。同時，早在抗戰勝利前夕，我們已組織一個「兄弟會」，有一百零八人都在黨政軍中佔相當重要位置的，這個會的名單早已交給總裁，表示可以替代復興社部分作用，在危急時尚有一大批效忠的幹部可用。

此外，領袖又同我們談了許多人事問題，大抵與兄弟會有關的，事涉題外，在此不談。

我們從領袖那裡回來以後，立刻依照指示，找陳立夫商量，如何動員關係，以保證孫科當選。我們把全體國大代表的名冊拿來，逐位研究他的關係。全部研究結果，我們從復興社關係而有把握的有一千多人，陳立夫負責的黨部方面有把握的不到一千人。而青年團裡有幾十人，因為湖南省籍的關係，他們必投程潛的票。也就是說，黨部和復興社兩方面加起來，可望有把握得到的票數接近二千票。我們把這情況回報了領袖，領袖表示欣慰。卻不料，經過四度投票，結果李宗仁得了一四三八票，孫科以一百四十三票之差而落選了(得了二一九五票)⑥。這種結果影響很大，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際，再加上領導中心崩潰，焉有不大敗之理。

在此同時，還有一段于右任先生競選副總統的往事。于先生是上海大學的老校長，他和我有師生的密切關係。在國民大會投票之前，他特別把我請到他家，一見面便握緊我雙手，一邊說：「俊夫老弟，這次我能不能當選，就靠你了。你肯出力，我就當選。我這把年紀啦，你能不能幫我一次忙？」他這態度令我萬分難過，但不能虛偽地敷衍他，只好實話直說了：「您是我的老師，依個人關係來說，我只有支持您。但依整個政治情勢來說，您也了解領袖那方面有他全局的安排，我沒有辦法不遵照領袖的意思來做呵！請您千萬諒解。」我回家以後，他還寫了一封信給我。我實在沒有辦法投他的票，此事使我長久對他抱歉。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之前，在病塌上還緊握我雙手表示永別之意，這位老師一直令我縈懷無已。

國民大會開完之後，我本想立即趕回徐州。忽然接到總統一張親筆的條子，命令我暫時不要回徐州，要我幫助陳立夫競選立法院副院長。因為立法委員中有三分之一是我們復興社的人，所以總統要我留下來。結果，在我們發動之下，陳立夫順利當選了副院長，正院長是孫科。這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中旬的事。

單騎救徐州

是時，我突然接到徐州告急的消息。原來我來南京開會的時候，顧總司令此時有事去上海，副總司令韓德勤去了鄭州，整個徐州總部最高指揮官就剩了一位參謀長郭汝瑰，而郭某卻是共產黨，這是後來才知道的。陳毅當然知道徐州這種情況，正是進兵的大妤時機。所以徐州告急的消息傳來南京，共軍已到靠近徐州的九里山了。

我曉得共黨適時進軍徐州，等於入無人之境，於是欲火速趕回，所以找劉裴設法派飛機。這位後來又證明是大共諜的劉裴，看到我惶急的樣子，竟然輕鬆愉快地說：「噯，老兄呵，敵人已到九里山，你回去想當俘虜嗎？」我說：「不管怎樣，我能回去就有辦法。我們的援軍何時可到徐州？」他說，援軍最少三天才能到徐州，那時徐州恐怕失陷了。我表示不管一切，堅決要求他派飛機。他無可奈何地說：「這個你自願的，不要怪誰。看你有這個本事能不能救得了徐州。明天有一架運輸機飛往徐州接空軍眷屬撤退的，你就搭這架飛機吧。」他無可奈何地說。

這架飛機除了工作人員之外，就只有我一名乘客。到徐州機場一降落，一大批空軍眷屬像逃難的樣子在機場等著了。我在飛機場打電話給我太太，要她通知侍衛派車子來機場接我。車子來到機場，我立刻命令駛往總部，一路思考怎樣解決徐州之圍。這時徐州根本沒有什麼正規部隊，我只好決定立刻發動民眾，武裝他們，進行巷戰的準備。

到達總部，見了參謀長郭汝瑰，他居然冷漠地對我說：「你回來了，現在就看你的吧！」我只好說：「好，那就看我的。」於是，我立即把兵站總監楊政民⑦找來，命令他把兵庫輕重武器準備好供應給民眾。接著，我打電話給市政府及警備司令、警察局等單位，把所有警備兵力(有一團人)、警察人員、經過訓練的壯丁全部動員起來。同時，指令每家每戶皆發槍，每條街巷為單位編組並指定指揮人員，實行最徹底的全面動員，準備慘烈的巷戰。

在此同時，我打電話回家，要我太太立刻叫警衛排的人教她射擊，就在院子練習。一旦巷戰開始，就守住我家這個據點。

這樣不消一天時間，徐州黨政軍民人員全體都動員起來，人人在又驚懼又興奮的情況下，準備一場即將來臨的毀滅性巷戰。然而，這消息不知怎樣傳到共軍那邊去了，這反而對我們大大有利，第二天共軍竟然從九里山撤退了。後來我們截獲共軍的情報，才曉得他們報告上去這樣說：「蔣軍聯合秘書長，特務頭子滕傑，率領七零八落的七個旅，用空軍運到徐州，所以我軍不能進攻」云云。實際上那來七個旅？飛機上只有我一個人來徐州罷了。當時徐州有各報的派駐記者在，他們見到敵人竟撤退了，就大大作文章，說我如何單騎保徐州，繪影繪聲的，在《中央日報》等報紙上登得很大。

我為什麼對巷戰有把握呢？原來，前此不久，共軍曾以五、六倍的兵力去攻打山東滕縣。守滕縣的人是楊幹才，他以巷戰的打法，逼得共軍打了幾天，傷亡慘重，也攻不下來。這一仗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早就在徐州作巷戰的訓練。我們只要能夠堅持三天，守得住徐州一條街，援軍一到，徐州也不算失守，在這種信念下，我才如此的堅決，結果敵人嚇跑了。我常強調「用敵制敵、因敵強己」這句話，徐州這一次也是最好的證明，民眾經過這次驚險，對未來更有信心。我太太是一位弱女子，從未拿過槍，就是這一次，迫得她學會了射擊，就是「因敵強己」的最好證明。

徐州之危解決之後，到處盛傳我「單騎救徐州」。其實不是我個人力量能夠救徐州，而是使用了人民的整體力量才保住了徐州，這也是總體戰原則應用到實際的最好說明。

上兵伐謀

孫子兵法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攻篇第三」，自古及今，注釋《孫子兵法》的書籍汗牛充棟，都沒有把「伐謀」的真髓說個清楚。大家把「謀」當作「謀略」、「智謀」解，這是錯誤的。因為，無論伐「交」(爭取外交與國)、伐「兵」(以武力攻擊)、攻「城」(攻取城池)，都需要謀略或智謀，謀略或智謀是一切戰鬥形式的普遍條件。如是一來，把「謀」字作這般解釋，所謂「上兵伐謀」一句豈不是全無意義？我們知道孫子兵法全屬戰爭的高級原則，又何能把一些全無意義的句子擺進去？

經過長久的對共產黨鬥爭，才使我領悟到，這個「上兵伐謀」的「謀」字不是指謀略、智謀，而應該是另有所指，那就是使敵方謀略發生錯誤而言，具體說來就是指「左右決策的制定、左右決策的執行」等等攻擊方法。

如若不相信，徐蚌會戰之失敗，就是中共「上兵伐謀」最好說明。

我們的「總體戰計晝」被巧妙打消之後，過了不久，顧祝同先生奉命調回南京昇任參謀總長，接替他來徐州的是劉峙。這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的事。同時，撤銷「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另成立「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劉峙任總司令。顧先生調昇參謀總長之後約一個月，我也奉調回南京，但新職卻沒有確定。接替我秘書長職務的人是劉子清。

這一次人事調動對大局影響甚大。如果沒有這次調動，我方可能把黃河以南土地保持下來。但人事這麼一變，整個局面立刻不可控制，大事去矣！這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當時我們的部隊指揮與人事關係十分密切，幾乎沒有「軍隊國家化」的觀念。那個部隊是由某人訓練帶領出來的，部隊的官兵就聽那個人的，如果貿然換了人，往往指揮不動。這種以私人感情來結合部屬的狀況，幾乎存在於每一支部隊。劉峙是名將，他的威望固然不錯，但與徐州各部隊沒有像顧先生那樣密切的關係，所以徐蚌會戰一起，各個兵團不盡聽指揮，相互不盡力援助，以致被共黨逐個包圍擊破。

在徐州部隊的幹部，大抵均出身於黃埔，而黃埔學生大概都是過去復興社的成員，因著這層組織的舊關係，再加上我在徐州服務期間與大家相處得很融洽，所以我做黨政軍的協調工作非常方便，我的意思幾乎沒有不能貫徹的。同時，徐州在江蘇省是顧先生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很多兵員算是我們的子弟兵。如今人事關係一變，別人來接任，即使再大能耐，因為關係不同，工作起來的效果也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接我的劉子清為人雖然很好⑥，就因缺少這種關係，工作的推動自然難以得心應手。

因此，顧總司令先調回南京，我必須多留將近一個星期，目的想把有關人事關係對劉子清盡可能交代清楚。前文說過，我在徐州組織了很多民眾團體，幾乎所有團體的負責人都是我兼任的，這些團體的人事關係何其複雜。此外，我在徐州又興辦了許多生產機構，當時很有名的「大上海火柴廠」就是我創辦起來的，利用徐州出產的木材做火柴桿，因為質料好，一下子出了名，上海各火柴廠均飽受威脅。更複雜的是民眾情報網的布置，它自成一個體系，深入到黨政軍民各角落，如果沒有恰當的領導，這些體系立刻解體了。這種種人事關係，我用科學的方法，逐一排定交代程序，儘可能讓大家了解劉子清，當然更要讓劉子清曉得如何領導他們。然而，任何關係的建立須靠時間來培養，儘管我交代得再詳細，劉子清領導得再好，一時之間也無法取代原來的效果。過了不到五個月，就發生了徐蚌會戰，竟至一敗塗地。如果不是這樣臨陣換將，何以至此？

再看軍事方面，主力的邱清泉兵團和黃百韜兵團配合得很不好。徐蚌會戰之時，我已在南京當市長。駐南京的空軍去徐州戰場偵察，回來告訴我，黃百韜兵團在輾莊被包圍，中央命令邱清泉兵團前往救援，空軍並出動大批飛機將共黨包圍圈炸出一個缺口以便邱清泉兵團進入，但邱清泉兵團許多人睡在地上曬太陽，並不積極救援。結果黃百韜兵團被擊潰，黃他本人也自殺了。共黨消滅黃伯韜兵團之後，立刻圍攻邱清泉兵團，很快的邱清泉也被打垮，他本人又自殺壯烈犧牲了。兩個主力兵團被瓦解，中央再命黃維兵團前往援助，結果他走了共軍預設的袋形陣地中去，共軍立刻將袋口一收，黃維兵團又被吃掉了。這仗竟然是這樣打的！那完全是共黨的計畫，共黨特務劉裴當我們國防部作戰次長，任何軍事計畫未下達我方部隊，毛澤東那邊已先知道了。

這種仗對於共黨而言，不正是「上兵伐謀」嗎？我們的人事決策、戰略決策、戰術決策、無一不在共黨左右之中，還有不敗的嗎？假設六月間我們不被中央調動，共黨根本不敢發動徐蚌會戰的，我們三個兵團的主力能保存下來，可以保住黃河以南的土地絕無問題。敵人用種種巧妙的計謀把我們調動，名稱都很好，顧總司令昇為參謀總長，我雖未指定做什麼事，回京在常人眼中總是不壞的。殊不知這叫做「調虎離山」，也是「伐謀」的一種。

附註

①徐復觀(一九○四---一九八二)，湖北人，民國七十一年病逝世於台北。其哲學名著有《中國藝術精神》、《中國人性論史》等，使他身列「現代新儒學」的重要人物，與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先生等並為現代中國哲學界重鎮。

②編按此人應是黃百韜。

⑥此次戰勝陳毅之難民戰，顧祝同回憶錄也有詳載。見《墨三九十自述》，民七十年十二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行。

④此書定名為《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綏靖會議記錄》，印製甚少，以機密文件方式保存，我原有此書，撤退散失。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從顧祝同先生家再獲得一冊。本節有關此次會議內容，即係參自此書。

⑥政工局就是後來「國防部政治作戰總部」的前身。

⑥李宗仁能當選，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我方掌握的票數不確實，有幾十人表面答應投孫科，卻暗自投給李宗仁。更重要的原因是，由黃紹竑領導的「李宗仁助選團」因第三次投票之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採取一項「以退為進」的成功策略，由李公開宣布「由於本人所受壓力太大，選舉殊難有民主結果」，乃佯作退出競選。這一策略造成效果有二：1.孫科和程潛為了自示清白，不得不跟著宣布退出，從而造成選舉面臨崩潰邊緣的態勢。2.造成全國輿論大譁，形成對李宗仁同情的巨大力量。事情發展到此，領袖為了顧全大局，乃找白崇禧去勸李宗仁繼續競選，並表示支持之意。於是在四月二十八日三度投票，刷落程潛。翌日四度投票，終於讓李宗仁獲勝。此事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八九一頁。

⑦楊政民是黃埔四期同學。他到台灣之後，在當時輔導會主委蔣經國先生領導下，從事台灣南部一所農場開闢工作，很有成績。現已去世。

⑥劉子清是黃埔二期同學，歷史學識豐富。來台後勤於述著，有《中國歷史故事評述》等作品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