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台灣與美國的許多人文、地理條件都不一樣，我們適合用相同的政策嗎？以自然資源為例，美國是地大物博而人煙稀少，誰也礙不著誰，因此適合發展放任的自由主義；台灣卻是地狹人稠而物資貧乏，轉個身就會踩到別人，我們能夠不注重公共管理嗎？再以土地利用為例，日本的都市規劃往往是用一群小坪數的私宅圍繞著不小的公共空間與綠地，以便將資源盡量公共化而達到資源的最有效利用。相較下，台灣每家每戶各擁狹小綠地和戶外空間，而鮮少公共綠地，這樣徹底私有化的土地利用模式遠比日本更無效率。

但是，擁護市場機制的人可能會提出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劇」，把上述念頭斥為不懂經濟學的妄想。用公共草地上的放牧行為作為範例，哈丁指出：如果每一個牧人的行為動機都純為私利考量，一塊沒有人管理的公有地上將會很快地擠滿過量的私人羊群，很快地草皮就被啃光而成荒地。在這個故事裡，所有人都自私的結果，會造成社會總福祉的減少與消滅，而非增加──剛好跟亞當史密斯的主張相反。哈丁因而主張：必須對稀有的公共資源進行有效的管理，才能避免公共資產被「竭澤而漁」的厄運。但是，同一個故事卻經常被新自由主義理解為：政府必然無法有效管理公共資產，因而只有私有化才能避免「公地悲劇」。同一個故事，卻可以導致兩種嚴重對立的結論，原因是兩造都在推論過程中把人的行為動機與行為模式過度簡化，因而導致瞎子摸象的爭執。

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她的教育背景與執教領域都是政治學，尤其聚焦在公共資源管理與可持續發展。但是她的研究也常被歸類為經濟學領域的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奧斯特羅姆的研究兼具理論的系統性與實証基礎，她不相信人類在公共事務的表現上可以被簡化為「政府」和「市場」兩個最極端的組織，而且她對這兩種機制的解決方案也都不滿意。她從實證觀察中發展出自己的系統性理論，提出「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ity）來解釋人類的公共事務管理模式，並發展出用自治組織管理公共財的理論。

許多關於公共選擇的理論都不自覺地隱藏了兩個假設：個體間無法溝通或溝通的成本太高，而且個人沒有能力促成規則的改變。但是一旦接受這兩個假設，後果都讓人難過。因此，奧斯特羅姆的自治組織理論的核心研究課題是：「在所有人都可能會搭便車、規避責任或採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模式的情況下，一群相互依賴的人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成功地取得可持續的共同福祉。」

在奧斯特羅姆的自治組織理論中，互惠、聲譽和信任扮演著跟私利的動機一樣重要的角色，對人類行為動機較完整的考量，使她能突破傳統經濟學視野的關鍵因素之一。在她的實證研究與理論中，自治組織要成功，關鍵在於建立起一套有效而成本低的相互監督機制，這套機制可以有效地節制犯規者，因而強化成員間信守承諾的動機，以及對制度的信心，從而在互信互惠中爭取個人的聲譽與團體的公共福祉。在這一套理論裡，人的行為模式與組織管理的效率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跟制度設計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奧斯特羅姆又常常被看成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者。

從奧斯特羅姆的自治組織理論回到本文一開始的提問：台灣的經濟政策應該風從美國的新自由主義，還是戮力發展共識與自治組織？

美國人的先祖是在歐陸受到迫害而遷徙到新大陸，因此一向不信任政府而寧可信任自己；美國因為槍支氾濫而一再造成悲劇，卻至今無法立法管制槍枝，就是很難改變而不值得效法的一個案例。此外美國傳統上資源豐富，任何人都可以自食其力而不至於排擠其他人的發展空間，因此在經濟政策上比較有朝向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本錢。

但是，台灣資源貧乏，對外貿易機會愈來愈少，個人的發展很容易擠壓同業的發展空間，而形成彼此削價的惡性競爭。台灣業界經常挖苦自己是「全球價格的破壞者」，經常彼此殺價到倖存者的利潤毛三到四，而落敗者血本無歸。我們這樣的國情與現實條件，是不是應該要努力發展奧斯特羅姆的自治組織？

台灣的經濟思維受到新自由主義的統治時間太久，總是不經大腦就直接把經濟學教科書上新古典主義的陳述當作亙古不易的真理，從不去思索政府效能與制度設計之間的關係，一成不變地抄襲美國的「減稅、私有化、去管制、貿易自由化」，以致國債高築、實質薪資下降、產業毛利逐年惡化、青年失業與非典就業日益猖獗。

 眼見著台灣社會已經難以為繼，我們是要繼續往死路裡鑽？還是拋下教科書裡的意識形態，認真吸收新的經濟學理論，打開視野，尋找更適合台灣的發展策略？

很多人都知道台灣不該再代工了，卻很少人認真想過，台灣是不是一直都選錯了戰場，所以才無法擺脫代工的命運？

富比士2015年的全球兩千大企業顯示，體型不同的國家各有他適合的主打戰場。美國的製造業主打新興科技的消費品市場，歐陸國家主打量大的耐久財和商用、工業用生產設備；而瑞典這種小國則主打量小價高的商用級和工業級產品。只有台灣是不自量力地在主打量大的新興消費品市場，難怪只能被整合到美國的供應鏈裡去代工，並隨時被新興國家取代！

如果再認真去分析富比士2015年全球兩千大企業中德國或瑞典的入榜製造業，就會發現適合台灣的藍海無所不在，只是我們對「利基市場」的想像一直太狹隘而已。    

● 為什麼蘋果不是德國的

最常聽到的是一個荒唐的答案：「因為德國民族性保守，所以不擅長創新。」別忘記：沒有德國人就沒有相對論和量子物理，連量子力學都會只剩一小塊。1918年戰敗的德國，22年後就有能力用40天的時間占領全法國，這絕對不是單憑「工業強大，嚴守紀律」就做得到的。一個會率先在2011年提出工業4.0的國家，更不可能欠缺產業的前瞻性思考。

蘋果不是德國的，因為支撐起蘋果電腦、Google和臉書的許多社會制度都不符合德國戰後的現實條件，也違背了德國在戰後的主流價值（公平競爭，人盡其才的ordolibralism）。

美國會成為全球消費品市場的技術創新領袖，是因為她有戰後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主導全球標準的制定和專利的審查，從源頭控制戰略制高點。其次是她有政治、軍事與電影工業共同支撐出來的「高科技」品牌形象。此外美金是國際貨幣兌換基準，可以用它去支撐華爾街高風險高獲利的金融市場──當美國金融體系出亂子時，可以叫全球投資者和消費者一起買單。這些條件與優勢，都是其他國家不可能有的。

另一方面，歐陸國家也不願意在新興消費品市場裡跟美國爭龍頭地位，因為它是建立在不符合歐陸國家社會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嚴重偏袒資方的稅賦與專利制度，以及偏袒少數人的知識經濟；其代價是犧牲中小企業與技術工人的發展空間，以致製造業衰退，底特律破產，很多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像新興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

矽谷只有一個，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個，這不是因為美國人比較聰明，而是因為她有前述全球獨有的條件，以及另外一個附加條件。美國擁有全球最多元的先進產業與武器系統，可以吸納各種天馬行空的創意，將它們變成有市場價值或軍事價值的技術；而其他國家卻只能把這些創意當作沒有市場價值的純學術研究。在前述各種條件下，美國才能夠以充裕的經費支持大學裡千奇百怪的各種研究，並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去留學、工作。

缺了上面任何一個條件，矽谷就沒辦法聚齊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和最豐沛的創投基金，將各種創意與發想一棒接一棒地加工、整合，直到被產業化。因此，以色列矽溪（Silicon Wadi）雖然號稱是全球第二大高科技創新重鎮，實質上也只不過是加州矽谷的海外分部而已。以猶太人的富有和聰明，都只能附屬於加州的矽谷，你就知道高科技創新產業的背後是政治、軍事、經濟與金融的霸權，它根本是一個極端不公平的戰場，絕非只是人才與資金的較量。[2] 而不自量力的代價，絕對是很痛苦的。

芬蘭為了Nokia的豪賭而付出慘痛代價，三星的弊端則讓韓國人痛苦不堪。台灣的兩兆雙星只不過是附屬於美國企業的廉價供應鏈，使得台灣從日據（日治）時期的「香蕉共和國」變成美國經濟殖民下的「蘋果共和國」，每年要繳交巨額的專利授權和更新代工設備，以換取微薄的毛利，技術升級的空間被嚴重地壓縮，隨時有被後進國家取代的危險。

新興消費品市場真的是一條適合台灣走的路嗎？繼續跟隨美國的腳步去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與穿戴式裝置，下場會不會重蹈Nokia、三星和兩兆雙星的覆轍？

德國很清楚自己的現實條件和社會發展目標，儘管她擁有汽車、錄音機、電視、數位電腦、直升機、阿斯匹靈、口服避孕藥、影像掃瞄器、信用卡晶片、和MP3格式等發明的能力，以及全球最強的製造業出口能力，她還是選擇避開美國專擅的新興消費產品市場，而主攻汽車、工業設備和醫療設備等生產財，以及工業原料、醫藥和商用軟體市場，以便在傳統的技術優勢上添加新的創意，並兼顧研究人員的知識與創新，和技術工人的特長。

其次，德國、瑞士、荷蘭和瑞典的龍頭產業絕大部分跟精密機械脫不了關係，因此公司可以利用上百年累積的專業知識和技術（know how）去提升一般工程師的生產力，整個產業鏈裡的工人也必須要發揮高度的手工技巧，以便配合研發部門做出高精度、高品質、能忍受惡劣環境的產品，這也使得工人的潛能與附加價值一併被提升上去。因此，這些萊茵體系的產業不只是研發與創意密集，也同時是知識密集，和工匠技術密集，從天才、幹才到巧匠都有一展長才的空間。

此外，耐久財與生產財的系統性能是需要零組件和子系統的高度配合，因此不只終端的系統產品是研發導向的高技術、高單價、高附加價值，她的零組件供應商也會被迫必須交出高品質、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因而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技術和毛利向上發展，甚至逼得連零組件供應商都必須要轉為研發密集的型態。這使得整條供應鏈都是技術導向而非成本導向，也使得這些企業既有能力忍受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也不會輕易地外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

對比下，消費品市場的價值鏈往往集中在擁有品牌與專利的母公司手中，其他供應商的毛利低且技術層級不高，因而對社會總體生產力的提升貢獻有限，還很容易造成供應鏈的外移，以及產業空洞化。所以，底特律破產了，德國的傳統企業卻持續升級而很難被新興國家取代。

面對歐美產業特質的差異，台灣必須認真思考的是：我們到底該學習條件跟我們有如天壤之別的美國，還是該取法現實條件跟我們相近的歐洲中小型國家？

● 瑞典為什麼那麼強

施振榮曾明確斷言：「小國無法做品牌，沒有內需市場，很難。」台大一位商學院的教授則乾脆主張：小國沒有本錢分散資源，台灣應該要把資源集中在資訊業，才有機會創造一兩個世界級品牌。[1] 

其實，小國有許多高毛利、技術與創意密集的利基市場，只不過我們過去對這世界了解太少，對歐洲更鮮少有較深入的了解。如果仔細看看入榜2015年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中的瑞典製造業，你將會發現到處都是適合台灣發展的利基市場。

台灣有23家製造業進入富比士2015年的全球兩千大企業，瑞典只有12家；而瑞典最大的製造業在富比士的榜單中只排到第276名，遠遠落後於鴻海（122）和台積電（158）。但是瑞典企業的研發密集與技術密集程度卻遠超過台灣，在全球同業中居於領導地位；她們的產量通常不大，但全球受雇員工卻動輒數萬人。

創立於1876年的Ericsson（276）是瑞典最大的製造業，擁有37,000項專利，全球員工將近12萬人，其中25,300人在從事研發。她的規模遠小於鴻海和台積電，卻是全球最頂尖的通訊系統設備製造商：1950年的全球第一通國際電話是靠她的交換機接通的，2000年時全球3G行動通訊系統的領導者是她，她也在2010年以84Mbps的HSPA技術創新世界紀錄；目前全球40%的手機通訊是靠Ericsson的設備在傳送，英德合資的全球第二大手機服務網Vodafone就是採用她的設備。此外，她曾在1956年參與研發出全球第一隻行動電話，負責提供通訊系統，然後她設立手機部門，在1997年推出全球第一隻智慧型手機Ericsson GS88；後來她被Nokia的廉價優勢壓縮掉市場佔有率，並在2000年發生晶片廠大火後，因不堪虧損而把整個手機部門賣給Sony。

看著Ericsson的成績，很容易理解《經濟學人》為何看不起台積電和鴻海。但是，假如連Ericsson都只能守住電訊設備的利基市場，而從手機的消費市場敗下陣來，我們就更加必須認真思考台灣的戰場到底在哪裡。

創立於1873年的Atlas Copco（525）是瑞典的第二大製造業，專攻高性能礦坑與隧道的挖鑿設備和工業用高壓動力設備。Volvo（559）創立於1927年，最具競爭力的產品是商用遊覽車、貨卡和船舶與飛機的驅動系統，而不是消費市場的家用汽車；成立於1862年的Sandvick（760）是全球最大的超硬合金專業刀具，1930年代成立的Assa Abloy（832）在全球門鎖和保險、保全系統市場佔有率達10%，創立於1907年的SKF（956）是全球精密軸承的代稱，歷史超過60年的Autoliv（1226）為全球著名汽車大廠提供安全氣囊與路況自動辨識等先進的駕駛安全輔助設備，歷史僅23年的Hexagon（1492）專長礦業與衛星地理資訊系統與精密量測設備，創立於1883年的Alfa Laval（1707）全球第二大的重工業關鍵製程設備廠。即將滿90年的SCA（590）兼營運輸包裝與紙尿褲，兩者的共通特性是注重功能性，而非一般的消費品；此外，生產家用電器已近百年的Electrolux Group（1174）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商用電器生產商，只有創立於1947年的H&M（473）是專攻低價位的時裝業品牌。

比較這些大企業的屬性，非常地多元，多到出人意料之外。譬如，Assa Abloy從門鎖起家，竟然可以在八十多年內持續創新，針對旅館、企業與金融業的需要而發展出各種旅館與辦公室用的智慧型門鎖、保險櫃與保全系統，成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中的第832名。由此可見，只要你願意積極地替客戶著想，做到遠比客戶更了解客戶的需要，任何一個行業都容得下無限的創意、研發和毛利與營運規模的成長空間。

因此，不管先進國家的企業有多少技術壟斷優勢，有心的台灣企業永遠可以靠自己長期累積的智慧去開創新的利基市場。

這些利基市場以專業的客戶為對象，遠比消費性產品市場更適合台灣人重理工而不重人文與創意的特質。她的客戶需求很客觀而明確，只需要拼技術，而不需要揣摩消費者瞬息萬變的心理和各國的文化差異，更不需要解決全球零售通路與行銷的複雜問題。此外，因為客戶有能力客觀地評價產品的品質，並給予合理價格，因此投入研發與技術升級的資源較容易從市場上回收，也較不容易陷入後進國拼殺價格的血戰。這樣的市場，從產品創意、市場預測、研發、設計、製造到行銷，都較容易聚焦，不會像消費品市場那樣地變化莫測，所以風險較低，特別適合像瑞典這樣資源有限的小國，更適合像台灣這種理工掛帥的中型國家。

● 轉型中的台灣產業 

大家都嫌台灣的企業小、其實台灣的企業規模已經明顯超過瑞典，問題出在毛利低，技術層級低，而且多樣性嚴重不足。台灣入圍富比士2015年全球兩千大企業的製造業共有23家，依序是鴻海（全球排名第122），台積電（158），南亞塑膠（662），中鋼（708），廣達（725），聯發科（788），台灣化纖（912），台塑（930），和碩（935），日月光半導體（1000），華碩（1003），群創（1023），台達電（1093），友達（1111），華亞科（1348），仁寶電腦（1412），大立光電（1455），遠東（1479），緯創（1617），可成（1707），南亞科技（1762），英業達（1841），以及正新輪胎（1866）。

這一份名單裡IT相關的代工產業比例高到嚇人，政府斧鑿痕跡之深更是嚇人──曾經名列政府重點產業的將近20家，像台達電、大立光電、可成與正新輪胎這樣始終在科學園區外面自力成長的，算是異數。

不過，在鎂光燈照不到的許多角落裡，台灣一直有人在技術和研發上默默地深耕、茁壯，而他們也在兩兆雙星泡沫化之後逐一浮上檯面。除了台達電、大立光電、可成與正新輪胎之外，精華光學在汐止，川湖在高雄路竹，而「金磚企業」之首的四零四科技則在新店，他們都從沒在科學園區設過廠，四零四科技甚至堅持不上市──他們的崛起都是靠硬底子的技術，而非政府補貼或股市炒作，因此更值得期待。

其次，2015年初每股獲利前15名的製造業不再集中於特定產業，而是分散在尖端科技和傳統產業的所有行業裡：他們都有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獨特核心技術，有適合自己的利基市場，具有跟瑞典、荷蘭頂尖國際企業相似的特質，因此也都有機會在未來進入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並發展出全球頂尖的技術。

除了這15家之外，還有經濟部遴選的兩屆隱形冠軍（共20家），以及雜誌精選過的其他隱形冠軍，和許多EPS超過10元或接近10元的製造業。它們的附加價值率都超過代工產業，而他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在數量上、多樣性上和技術層級上則遠勝過晶圓代工加兩兆雙星。

台灣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從政府揠苗助長的兩大明星變成自主發展的百家爭鳴，從資本密集與規模優勢轉向深耕技術，從短多長空轉向可長可久。

如果有人看不見台灣的未來，也許是因為他看錯了地方，也許是因為他還在迷戀過去兩兆雙星的假象，而不知道台灣正在朝更健康，更有競爭力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與註解】

[1] 天下雜誌，2013/11/13，〈品牌，台灣還可以做嗎？〉 

[2] 猶太人的聰明程度和他們對當代學術的貢獻有多驚人，恐怕很少人充分了解。沒有猶太人，就沒有精神分析，也不會有相對論和量子力學──26%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都是猶太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德語系的猶太人，連歐本海默和美國人最崇拜的費因曼也都是猶太人。今天的經濟學論戰，幾乎就是猶太社群的論戰──傅利曼、克魯曼和Joseph Stiglitz 都是猶太人，此外還有17個猶太人拿過諾貝爾經濟獎。猶太人撐起古典社會學的三分之二板塊，涂爾幹、馬克思和Georg Simmel都是猶太人，法蘭克福學派要角Theodor Adorno和法國的Raymond Aron（與沙特齊名）也是猶太人。沒有猶太人，當代人類學可能會崩掉三分之一：李維史陀、鮑亞士（Franz Boas）和Clifford Geertz都是猶太人。其他學科恐怕也都是這樣的景象。

如果藍綠背後的財團早已勾結一氣，立法院的藍綠黨鞭交情好到匪夷所思，政黨將是換湯不換藥，即便輪替一百次也於事無補。如果藍綠背後的意識形態、財經思想與產業政策還彼此雷同，掉在同一個陷阱內，就更別指望政黨輪替可以解決問題。

如果火車出軌是因為鐵軌、車頭，乃至於整個鐵路局的制度和管理系統都出了錯，就不能只換司機而不換腦袋。

過去20年來政黨輪替已經兩次，台灣人共同的痛苦卻從來都沒有改變：經濟成長的果實全部被10%的台灣人吃掉，PM 2.5與高聳雲霄的屋價卻要其他90%的台灣人來承受。頂層富豪的收入持續地呈指數成長，我們的薪水卻倒退20年，青年失業的陰影與非典就業的情況也急劇地擴大；即便縮衣節食地去繳房貸，一輩子的屋奴生涯頂多換來後代繼續當屋奴的命運。根本的原因是藍綠背後的財團早已勾串在一起，而且藍綠的財經與產業思維也大同小異，都是為了財團的利益而犧牲90%的台灣人。

因此，能為台灣帶來改變與希望的，是一個在財經與產業政策上想法跟藍綠截然不同的優質第三黨，而不是即將在2016年開始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她有可能會在絕對的權力中絕對地腐化，而變成第二個劫貧濟富（外加貪腐）的國民黨。

火車出軌，不能只想換司機

除了政黨的貪腐和侵占、賤賣國家資源的各種手段，台灣人過去30年來的痛苦，主要都是緣自藍綠共同的財經信仰與產業政策：通過租稅減免與壓低工資等手段，讓財富向上集中，期盼富人與企業因而不出走；集中資源創造明星產業，讓其他中小企業自生自滅或淘汰；讓頂層1%的人盡量地富有，期待著向下滴流給其他90%人的資源會因而增多──這就是所謂的「雷根經濟學」、「向下滴流經濟學」、「供給面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

不管這一套信仰是天真的書生之見，或者是要將「劫貧濟富」合理化的文過飾非，事實恰與這套說詞背道而馳。

我們期待財富向上集中後，會被用來提升投資與研發意願，促成產業昇級並擴大就業機會；事實是不知道有多少資金被拿去炒地皮，有多少資金被拿去投資對岸而製造我們的競爭者，也不知道有多少政府補貼是在助長企業家的貪婪與不勞而獲，鼓勵他們不長進。結果，研發沒有增加，投資沒有增加，產業沒有升級，工作機會還持續流失。

藍綠聯手打造的兩兆雙星，把資源集中給無法有效創造就業機會的代工產業（資本密集、高度自動化且大量聘僱外勞），而任憑中小企業出走或自生自滅，以致於每年流失的工作機會遠多於新創的工作機會，從而營造出不利於受薪階層的勞動力市場──工作機會的流失速度超過少子化的速度，導致「勞動力供過於求」，從而逼迫勞工忍受越來越惡劣的工作條件。

此外，台灣的稅負僅佔GDP的12%，遠低於韓國的25%~26%，英國的34% ~35%，以及美國的24%~25%（加上10%左右的赤字預算，也是高達34%~35%），更別提丹麥的 48%。稅負這麼低，受薪階層和中小企業老闆沒人開心，因為減稅集中在富人和高科技產業──越能賺錢的稅率越低，越難賺到錢的稅率反而越高，豈不是存心要讓中小企業倒閉？政府人才是B咖，高科技產業的人才是A咖，中小企業是C咖，卻讓B咖拿錢去幫助A咖，而不去協助C咖，這又是什麼道理？

這樣的政策，必然導致財富向上集中，房價衝上雲霄，工作機會流失，薪水逐年下降，不是嗎？兩黨的政策與思想都有問題，卻只想換司機而不想換腦袋，就算政黨輪替一百次，把中研院的院士全部聘去當閣員，有用嗎？

拚經濟，有心就不難

當90% 的台灣人都期待政府拚「全民經濟」（inclusive development）時，藍綠政府卻沆瀣一氣地在全力拚「富人經濟」（exclusive development）。如果不是因為政府的腦袋有問題，拚經濟一點都不難。

以「凱爾特之虎」愛爾蘭為例，她在金融風暴期間GDP成長率曾經連三年翻黑，房價攔腰折半，被台灣人恥笑為「歐豬四國」。然而她在2014年的GDP成長率已經翻轉到4.8%，2015年的前三季分別是7.3%、6.8%、7.0%，房價也已經恢復到接近泡沫發展前夕的水準。反倒是愛恥笑別人的台灣，第三季的GDP成長率翻黑，今年全年的成長率不知道能否保住1%。

愛爾蘭怎麼做到的？

別的不說，只要積極引入外商的投資，讓老闆加一倍，就可以激化企業的良性競爭，並且造成「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勞方市場，而使工資上漲幅度超過房價漲幅，讓經濟成長的果實全民分享，而從「富人經濟」轉向「全民經濟」。

根據愛爾蘭工業發展局（IDA）的資料，愛爾蘭的外資企業在2014年共提供17.5萬個工作機會（約佔愛爾蘭出口部門總就業人數的一半）；這些工作都是集中在生醫、資電、儀器與工業量測、國際金融服務（含軟體）等高科技產業，因此69%的工作年薪都超過3.5萬歐元（約台幣126萬元），新的投資項目平均年薪更高達4.77萬歐元（約台幣172萬元）。

出口部門的薪資拉上去，內需部門的薪資也會跟著被拉上去，受薪階層就不用為了巴結富人來討一口飯吃，而像小媳婦般地委曲求全，忍受持續惡化的工作條件，逐年增高的國債，甚至還為了怕老闆出走而忍受更種高污染的產業和核電廠。

愛爾蘭能，台灣的條件跟人家能比嗎？愛爾蘭的公司稅負在12.5%~25%之間，還遠高於台灣高科技廠的最終稅負（租稅減免之後）；而台灣的製造業部門人均產值比韓國多出17%，薪水卻只有韓國的52%。這些不都是吸引外商的超有利條件？

台灣是亞洲中高階人才最大輸出國，韓國甚至委託獵人頭公司直接在五大名校挖應屆畢業生，這證明了我們的人才絕不比人差。稅負遠比人低，人才素質比人優，產值比人高，而薪水卻遠比人少，沒有理由招不到優質的外商。

事實呢？有鑑於亞洲是全球汽車市場成長速度快的區域，而且汽車產業的供應鏈一向有在地化的必要，加拿大汽車 Magna 總裁在 2005 來台，宣布將在台灣設立二座車用電子研發中心。後來這件事卻沒再聽見下文，是Magna 總裁改變心意？還是台灣的官員、法律、制度或特定財團在背後排擠與刁難？

政府如果積極引進優質外商來投資，得利的是受薪階層，但台灣的企業（尤其是可以直通行政院與總統府的大財團）卻必然會不高興。你說，如果沒有一個跟90%台灣人站在一起的第三黨，政府是會聽財團指使而排拒優質外商投資？還是會積極引入優質外商，來逼迫國內企業改善勞工的待遇？

愛爾蘭是怎麼做的？2013年我去愛爾蘭訪問一個月，準備搭飛機返國時，出境大廳的廣播不斷重複著「你知道嗎，全球十大生醫產業有N個在愛爾蘭設廠，全球十大IT產業有M個在愛爾蘭設廠，……。如果你能夠仲介外國企業來愛爾蘭投資，事成後我們將會付給你X%以上的佣金。」（具體數字我忘了）「如果你對我們的方案有興趣，電扶梯底部有我們的同事在發送說明書，歡迎你索取。」果然，電扶梯兩側各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在發送文宣，還真有人帶上飛機去看。

這才叫做「真心拚經濟」！

如果民進黨完全執政 8+8+N年

很多人一心一意地只想要在2016年讓國民黨的席次不過半，以便促成民進黨的完全執政，卻沒去認真想想：如果民進黨完全執政，卻沒有優質的在野黨制衡，對台灣真的會比較好嗎？

國民黨即將逐步走入歷史，這不只是因為她的貪腐與無能，更因為她過去30年來根本沒有在吸收、培養新的人才。看著國民黨各級候選人的素質越來越不堪入目，以及王金平輕易地重回不分區第一名，就知道她已經無力改革，也無心改革。

在這日落西山的頹勢下，4年後朱立倫很難贏得選民對他的信心；再加上選民「含淚投票」的惡習，蔡英文政績再差都有機會連續執政8年。2024年的總統大選，朱立倫應該已經無顏再戰，國民黨也已經沒有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蔡英文的接班人可能會輕易地贏得2024年的大選，並且在乏人挑戰與「含淚投票」的惡習下連任，甚至把權力再交給下一個接班人，而演出民進黨8＋8＋N年的完全執政。

即使在控制立法院多數席次的2000-2008年，國民黨都還不知道要如何扮演在野黨；一旦淪為漸走下坡的少數在野黨，將更加沒有能力制衡民進黨。

國民黨的消失不值得惋惜，但是如果沒有優質的第三黨來制衡民進黨，民進黨的腐化將是難以避免的結局。

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

世上或許偶有不被權力腐化的人，但是權力必然吸引會腐化的人，而這種人擠入權力核心的速度絕對遠超過有為有守的人。當執政團體掌握到絕對權力時，更將加速內部的劣幣驅逐良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而使得整個權力核心絕對地腐化。因此，民主政治的精義不在投票，而在於權力的分立與制衡（check and balance），以及政黨的良性競爭。

國民黨過去的腐敗，可以說是一黨專政之必然。如果民進黨在2016年起開始8＋8＋N年的完全執政，而且沒有優質的在野黨進行有效的制衡，她的腐敗和台灣社會的沉淪恐怕都將是必然的後果。

民進黨在2000至2008年只不過是跛腳執政，卻已經醜聞頻傳：不管是「小蝦米吃大鯨魚」的二次金改，或者「賤賣國產」的國營事業民營化，財團侵佔國家資源的傳聞不斷。至於號稱兩兆雙星的「欽點」明星產業裡，是否挾帶著圖利特定財閥的情節，更是許多人私下議論、揣測的話題。陳水扁的海角七億膾炙人口，不是因為民進黨執政期間涉嫌的弊案僅有這七億，而是因為其他傳聞的弊案舉證困難；為了避免被控告「妨害名譽」，媒體只敢隱諱地暗示，而大家也只敢私下議論，沒人敢公開聲張。

從常識的觀點看，在規模這麼龐大的各種利益轉移過程中，涉入弊端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總統府內的少數人嗎？陳幸妤質疑許多民進黨人趁選舉期間跟陳水扁要錢，甚至把這些錢未經申報地納入私人口袋。也許她是信口雌黃，也許她說的只不過是民進黨複雜利益關係中的冰山一角，以及眾多貪腐手法中的一例。證據不足，只好交給讀者去自由心證。

至於蔡英文的民進黨跟陳水扁的民進黨能有多大差異，恐怕不該有太浪漫的想像：蔡英文自己就是陳水扁的副行政院長，同時也是把國光石化送給台灣的人；羅文嘉與馬永成似乎是離開政壇了，但是蔡英文倚重的張景森仍舊是陳水扁倚重的那個張景森；四大天王下臺了，但是他們身邊的人依然盤據著民進黨的權力核心，蔡英文宣示「不會整碗端去」時，就是要跟這些人分享權力與資源。

民進黨八、九成還是當年的民進黨，但是當年的跛腳執政將會變成完全執政，當年可以掣肘的國民黨卻即將走入歷史。如果沒有優質的在野黨制衡，掌握絕對權力的民進黨有可能不腐化嗎？

擅長製造仇恨與操縱媒體的民進黨

如果民進黨真的完全執政8＋8＋N年，我們需要擔心的程度，很可能還超過馬英九執政的8年。因為，民進黨有3個比國民黨更厲害的統治手段，使她可以在貪腐與無能中延續比國民黨更久的政權：操縱媒體的能力，收編NGO團體的能力，以及製造選民間彼此仇恨與對立的能力。

民進黨在2000年毫無準備地突然贏得大選，最大功臣是國民黨在九二一救災期間匪夷所思的荒唐表現。譬如，災區衛生條件惡化得令國人憂心似焚時，國民黨執政團隊竟然只知道行政院送出多少流動廁所，而不知道這些廁所最後的去處。靠著國難獲得大權的民進黨，在九二一週年時並不比國民黨更能有效解決災區問題，竟然藉故撤除所有帳篷，讓台北去的電視記者找不到受災戶，而成功地在媒體上讓這問題銷聲匿跡。

從此以後，民進黨掌握到執政的最重要訣竅：碰到問題，不一定要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如果能在媒體前面提出足以愚民的說法也行。後來，精明的觀察者開始懷疑很多媒體的報導過份偏袒執政的民進黨，甚至懷疑背後有拿執政黨的好處。問題是民進黨的執政團隊比這些觀察者更精明，大家都找不到具體的證據，只能揣測而不敢公然指控──即便藍營媒體與名嘴勇於爆料，結果仍舊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不僅如此，民進黨還擅長攏絡社會改革團體（NGO），甚至收編民間團體來扮演「民間打手」的角色；一旦有NGO團體質疑執政的民進黨，馬上會有親綠的NGO團體跳出來將對方抹黑、抹藍、抹紅，搞得一般民眾不知道要信誰。

國民黨執政期間，最令人痛恨的是愚昧、無能兼貪腐；最好氣又好笑的是，做壞事時都在眾目睽睽下公然行之。服貿闖關，張慶忠30秒的荒誕演出毫不遮掩，極端有力地引起公憤；暴力驅趕行政院前的學生與群眾而血洗滿地後，藍營辯詞荒唐可笑，以致更加激化民怨。國民黨的惡行，總是淺白到老嫗能解，人人喊打，而毋須費詞說明。

民進黨執政期間的惡，則是行事不留痕跡，同時收編NGO團體與網軍以亂輿論，巧言利辭以杜悠悠眾口，以致於知情者苦無證據且無法向國人說明，只能悶在心裡，氣到生病。

回顧2000至2008年，全台灣社運團體猶如進入冬眠，對民進黨的不公不義默然無聲。看著今年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被收編的社運團體更加琳瑯滿目，未來台灣到底還有哪個NGO團體會公開地批評民進黨的不公不義？ 

此外，用省籍製造族群的對立與仇恨，以及用18%製造工農對軍公教的不滿，都非常成功地把底層群眾和綠營大學教授的不滿導向特定的族群與行業別，而輕易地原諒民進黨執政期間的一切無能與貪腐。

至於把一切經濟發展的困境都怪罪到中共的封鎖，也可以為一切貪腐與無能卸責。如果再蓄意激怒對岸的人民解放軍，惹得他們發射飛彈，更可以輕易地就讓無知的群眾和綠營大學教授團結起來對抗外部敵人。

想要有效地制衡這樣的民進黨，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積極培養優質的第三黨。 

台灣的希望在優質的第三黨

我們需要的並非「清廉的新民進黨」（或「民進黨清廉黨部」），也不是「清廉的新國民黨」。我們需要的是立場和腦袋都跟國、民兩黨截然不同的第三黨，是一個有能力降伏財閥與市場機制，讓他們為全民經濟服務的全新政黨。

清廉值得肯定和讚許，貪腐也確實令人痛恨，但是錯誤的政策、思想比貪腐更可怕：貪腐的損失不過數億、數十億，頂多上百億；錯誤的政策卻可以每年浪費上兆經費，甚至將各種「劫貧濟富」的手段合法化，讓90%的台灣人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永世不得翻身。

我們早該唾棄雷根和柴契爾夫人那種「劫貧濟富」的資本主義，也早該告別在1989年已經倒台的共產主義。我們需要的是像德國的 ordo-liberalism 和 social market economy那樣，用市場機制創造產值，卻又能用法律與政府規範去節制失序的市場行為，讓市場經濟發揮最大的優點和最小的弊端，為公平、正義、人道的社會發展目標服務（而不是為人類的貪婪、齷齪、卑劣服務）。

我們需要的第三黨，是精通市場經濟之利弊，以及經濟學理論和現實世界的差距，因而有能力像德國、荷蘭或北歐國家那樣地降服市場機制，創造全民經濟。如果只有在理念的抽象層次上主張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福利國家或「第三條路」，而不知道在如何在經濟、貿易與產業政策上落實他們的主張，最後將難免會屈服於新自由主義和財閥的壓力，一邊主張社會民主與清廉從政，一邊屈服於富人經濟。

柯P掌權百日就開始害怕房價下跌會影響經濟，難道不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省思的教訓？

彭明輝：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

2015/01/22

作者: 

彭明輝

為了避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民統治，以及阿根廷前總統裴隆執政時期的民粹主義，我們在判斷政府措施時是應該先認真傾聽專家的意見。但是不同領域的專家往往意見衝突，甚至連基本出發點都衝突，那時候我們該聽誰的？

譬如，「一元一票」是市場經濟的法則，而「一人一票」則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礎。這兩個原則不見得永遠一致，衝突時該怎麼辦？回答這個問題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幾乎就是當代社會所有公民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理論上，上軌道的民主國家應該培養公民的多元傾聽能力，讓他們可以從跨領域的專業意見來判斷政策的良寙。我們甚至可以說，公民理解各種專業意見的平均能力越強，那個國家就會越進步、越富強。

可惜，絕大多數公民的能力和對公共議題的關心程度有限，因此能聽得進去的專家意見也很有限。這些有限而偏狹的專家意見往往就決定了一個國家會往哪個偏頗的方向發展過去。

在台灣，對公共輿論最具影響力的專業領域，無疑地是經濟學界。所以每一任總統都強調「拼經濟」，每一任內閣都號稱「財經內閣」，以至於國科會這個原本負責廣義科學與學術的單位被改名為偏向產業發展的科技部，甚至連象徵學術崇高地位的中研院都跳下來主辦生技園區。在這趨勢下，無怪乎兩岸關係的定位被嚴重地窄化成經濟發展問題，連與糧食、環境、社會正義攸關的農業政策、核電政策與住宅問題也都被窄化為經濟發展議題。不只這樣，傳統上經濟學至少會考慮到GDP成長與貧富差距間的調和（生產效率與分配正義之間的平衡），近年來卻幾乎是只管GDP成長率而罔顧貧富差距的擴大。

因此，許多重大政策的決策過程都是「經濟學家說了算」，連財政專家的意見都經常漠視。譬如服貿案引起國內激烈爭議後，行政院給的立論基礎竟然只是中華經濟研究院一份極端粗略的報告，和「利大於弊」四個字的總結；而針對富人減稅的「稅式支出」歷經改朝換代都沒辦法改。

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只從「GDP成長率」或「一元一票」這樣狹隘的角度去考慮嗎？

為了解決假日期間雪隧車潮太擠的問題，政府採取了以價制量的彈性收費辦法。這個辦法確實可以抑制車流量而提高行車速度；假如「縮短行車時間」被看成是一種社會福祉，這個辦法似乎會增加總的社會福祉。問題是，「縮短行車時間」就是在這事件裏唯一該被考量的「社會福祉」嗎？

如果我們把這問題看得更仔細一點，這個「社會福祉」的增加是以「窮人被迫放棄尖峰時刻的路權」做為代價。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社會發展目標嗎？

政府的權利來自於每人一票的基礎，因此政府的決策不該偏袒富人而壓迫窮人。但是在雪隧的彈性收費辦法裡，政府卻用「一人一票」所建立起來的權力，強迫所有人接受「一元一票」的辦法。從政治學和法理學的觀點看，雪隧的彈性收費辦法有違選民的託付和法理上的正當性。

此外，因為大醫院看診人數太多而小醫院看診人數不足，使得醫療資源無法充分有效地利用。因此政府規定：初診直接去大醫院的人必須繳交較高的掛號費，在小醫院初診後被轉診到大醫院則收較低的掛號費。可以預期的是：收入較低的人將被迫減少到大醫院就診的機會，而收入較高的人則幾乎不受影響。這又是用「一人一票」的權力基礎去推動「一元一票」的制度。

「一元一票」的制度有時候暗合著「一人一票」的原則，有時候卻相悖，這就使得市場經濟不必然永遠符合政治學、法理學與倫理學上的公平與正義。因此哈佛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用心良苦地寫了《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副標題是「市場（不該跨越）的道德界線」（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呼籲讀者要嚴格釐清「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的核心概念，以便捍衛不該在市場機制下被犧牲的公平與正義。

其實，不只政治學家與倫理學家對市場機制的浮濫化憂心忡忡，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分享相同的憂慮。他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一書中挑戰主流經濟學的看法，指出貧困與饑荒是因為分配不均的機制，而非供應不足；譬如孟加拉的饑荒就是因為都市的經濟蓬勃發展推升了糧價，而底層勞工薪資的調漲速度卻跟不上，以致許多人因為買不起糧食而活活餓死。這個案例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一元一票」的市場機制如何違背我們無法拋棄的核心價值：人命關天。

2008年春天全球主要小麥產地連年乾旱而歉收，導致一場全球糧食危機。當時全球糧食供應短缺僅0.5億噸，但是美國卻打算要把1億噸的玉米製成酒精當汽車燃料。在「一元一票」的市場機制下，窮人的性命抵不上富人高耗油的跑車、休旅車與越野車。這樣的後果，絕對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它甚至違背經濟學所追求的「效益（utility）極大化」原則。

「一元一票」與「一人一票」的矛盾可以通過政府作為來解決，或者緩解嗎？政府通過稅收來遂行所得重分配，就是一個簡單易行且經常有效的辦法。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指出：政府有能力解決貧窮與饑荒，問題在要不要，而非能不能。

這些案例讓我們了解：「讓市場管理自己」這個口號，絕對不可以讓它膨脹到變成「讓市場管理國家」。

九合一選舉之後，朱立倫說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已在臺灣顯現，國民黨必須重建核心價值，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使財富分配更合理；長期重視經濟成長的迷思更應轉化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青年世代只要肯努力，就應有成功的機會；土地正義與環境永續都應是我們的主張。」

不管朱主席說這番話時有多少的真心，他確實終於清楚地掌握到「社會發展不等於經濟成長」，多元的社會發展目標才是政府該致力的最終目的；至於GDP成長率和經濟學的理論，只不過是用以達成這個多元目標的眾多參考工具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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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萊茵模式（3）──顛覆經濟學常識的德國就業奇蹟

2015/06/04

作者: 

彭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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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在金融風暴前後三年（2007~2010）內GDP下降10%，出口衰退6.7%，以致於勞動生產率下降了7%，這是不是必然會導致失業率上升？錯！德國的失業不但沒有上升，還從7.6%降到了6.4%。作為對照組的美國，實質GDP只下降了7%，失業率卻從4.8%翻漲到9.5%。[1-2] 經濟學的常識在美國管用，在德國卻不管用，保羅•克魯曼因而呼籲美國要效法「德國就業奇蹟」（Germany's jobs miracle），在法律與制度上加強保護勞工的工作權。[3]

在全球的競爭激烈下，大家都怕企業出走，而在法律與政策上拼命討好資方，並在口頭上說：「避免干預市場機制」。沒有哪一個國家敢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企業解雇勞工時，若違背社會正義，無效」，對吧？德國卻在她的解僱保護法（Kündigungsschutzgesetz, KSchG）第一條裡就宣告了這個原則。

但是，這樣強勢地干預市場機制，一定會導致投資下降，企業內部營運困難而效率不彰，終而使失業率居高不下，對吧？不對！儘管2010年之後歐元區景氣復甦遠比美國遲緩，但德國的失業率卻從2005年11.1%的高峰持續下降到2015年春季的4.7%，明顯低於美國的5.4%。這是不是又違背你常聽到的經濟學常識？

德國是怎麼做到的？

● 上班族的天堂

如果上班族可以跟出錢的大老闆一起分享公司裡的董監事席次與公司的治理權，這樣的公司是會激發每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和潛在的才能？還是決策錯亂，品質粗糙，公司紛紛倒閉？

德國竟然在1919年的威瑪共和國憲法第165條裡規定「勞工及雇員與雇主有同等權利，參與工資條件及勞動條件之決定，並參與生產力之經濟發展事項，雙方共同之組織與協議應予承認。」[4] 而且這個精神還被持續地繼承下來，目前德國勞工代表擁有企業監事會的法律保障名額，可以被選舉為董事，也可以通過職工委員會（Betriebsrat）來參與公司決策，尤其是有關就業保障、裁員、與解雇保護諮詢等課題。

其次，德國的解僱保護法（Kündigungsschutzgesetz, KSchG）規定：企業解雇員工時必需符合社會正當性（sozial gerechtfertigt，socially unjustified），充分考慮到被解雇員工之個人生計（譬如，一個員工如果是家庭中唯一的收入來源，或子女多而家計負擔重，解雇就可能違背了這個原則），並提出客觀證據，證明解雇確屬最後不得以的手段（應優先考慮轉調其他工作）。此外，如果企業要進行較大規模的裁員，必須要事先向職工委員會報告與協商，並且必須獲得邦勞動主管機關的同意，才有效。 [5-6] 因此，德國法律與制度對勞工工作權的保障遠較美國（和台灣）周延且符合社會正義。

除了法律上的保障之外，政府還以短期補助（Kurzarbeit scheme）來鼓勵企業避免裁員：當企業降低產能時，不要解雇勞工，而改以降低其工時，並等比例減少其工資，從而降低企業的人事支出；政府則允許資方在這期間降低其勞保配合款，並且會給勞工補償收入的短缺達60~67%。這個短期補助期限過去是最高六個月，金融海嘯期間先被延長為18個月，然後再延長為24個月。[1] 

跟德國制度比起來，美國簡直是資方的天堂，上班族的地獄。美國的保守派政治團體曾在70年代資助並安排經濟學家傅利曼在全美對法官巡迴演講，而明顯改變美國的司法判決傾向，使他們偏袒自由市場機制（也就是偏袒資方）；雷根上台以後又極力打壓工會組織，使得勞工的解雇變得相當地容易。此外，高階經理人把工作移往海外或壓榨勞工的工作條件來節省成本，將會受到董事會（資方）的獎賞，等於變相獎勵壓榨勞工。

制度影響決策。實證研究也確實發現，美國企業比德國企業遠更頻繁地解僱勞工，且解雇規模經常明顯地大於德國。[1, 7] 

但是，很多德國的本土學者卻認為，外部的法律與制度規範影響有限，具有萊茵特色的勞資協商機制和企業文化才是德國這一波奇蹟的真正功臣。一個具體的數據是，2009時每個工人平均減少了42小時的工時，但是其中只有13.4小時有申請政府的短期補助，另外28.6小時是來自勞資協商的機制，與政府無關。

● 萊茵模式的演化 [8-9]

勞資共治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特色之一，它賦予勞資雙方一個平等對話的平台，並藉此調解利益上的對立來促成彼此的合作，因而被稱為「協商式的資本主義」（coordinated capitalism）。跟英美的放任式資本主義比起來，德國的勞方獲得較優渥的工作條件與工作保障，但資方的人事成本也因此比較高。

偏高的人事成本雖然對德國的出口競爭力有負面的影響，但也成為勞資雙方協力提高生產力的強大動力（與壓力）。於是德國製造業努力提升工人的專業技術水準，並且往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營業項目發展，許多中小企業因而紛紛發展成全球頂尖的「隱形冠軍」，而工人的技術也變成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與此對比地，美國傳統產業以自動化和生產線規劃來降低對工人專業技術的倚賴，以便降低人事成本；去技術化的結果，犧牲了傳統製造業技術與產品品質的升級空間，甚至葬送原本美國最驕傲的汽車產業，讓全球汽車產業首都的底特律變成廢墟，甚至一度破產達16個月。

德國在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受到衝擊最大的，主要是最具出口競爭力的製造廠。優秀技術工人是他們全球競爭的主要利器，裁員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再培養出來，因此他們寧可利用別的機制來調節不景氣的衝擊，也不願意輕易地裁員。於是，德國企業在歷經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後來的全球化競爭後，逐漸發展出具有萊茵特色的因應景氣循環機制。[8-9]

石油危機之前，德國的工資與工時是以跨產業、跨地區的勞資協商模式定出來的，而且任何一個企業都可能必須同時遵守好幾份勞資協商的約定，這使得企業因應景氣循環的能力大受束縛。此外，競爭力與生產效率差異懸殊的企業往往必須遵守相同的工時與工資水準，不但導致不同工而同酬的現象，更讓生產力較低的企業無法承受相對高的薪資水準。1980年代之後，勞資協商模式逐漸從跨產業、跨地區轉為個別產業與企業內部的勞資協商，這使得不同的企業有機會按照自己的個別差異去協商出符合現實條件的工資與工時。[9] 

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引發兩波全球的不景氣，嚴重影響德國的出口大廠。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德國金屬產業工會（IG Metall）在1984年發起罷工，而成功地將法定工時從每週40小時降為35小時，但也同時跟主張降低法定退休年齡的其他產業工會有了裂痕。此外，資方為了在降低每週工時後有足夠的勞動力因應景氣循環，而要求工會同意彈性工時制度：一年內每週平均工時為35小時，但景氣好的月份工時較長，景氣低的月份工時較短。後來各個產業公會逐漸接受這個著名的「Leber compromise」協議，金融業也在1989年接受了彈性工時制度。[9] 

其次，在東西德合併之後，集體協商機制也被擴大到東德地區。但是東德經濟落後，許多企業根本負擔不起集體協商所訂下來的工資水準。為了避免過高的工資水準引發企業倒閉與失業，各產業工會不得不為東德地區訂下除外條款（opening clauses），准許經營困難的企業可以另外協商出較低的工資水準。在1992-93年的景氣衰退潮裡，許多西德的企業也援引東德的模式，用除外條款來另訂較低水準的工資與工時規範。從此以後，本該接受集體協商規範的企業紛紛援引除外條款，到2004-05年時引用除外條款的企業已經高達75%。2004年時，金屬工業同業工會在施洛德總理（Gerhard Schröder）的壓力下，同意了著名的「普福爾茨海姆協定」（Pforzheim Accord），同意各廠可以為了確保競爭力而另訂出不同標準的工時、月薪和獎金，不須受集體協商的標準限制。從此以後，各企業的工時與工資規範開始分歧化，各企業可以較靈活地協商出適合自己的勞動條件，但集體協商的約束力也越來越弱化。[9]

最後一個發展階段是企業內部的勞資協商逐漸取代集體協商。為了避免裁減30,000名員工，德國金屬產業工會和福斯汽車（Volkswagen）的管理階層、職工委員會在1994年達成三方協議，把每週工時從35.5小時降為28.2小時。對於當時的福斯公司而言，這是比任何政府的補助方案或裁員更划算的辦法。此後許多企業紛紛進行企業內部的勞資協商，達成工資與工時的彈性化方案，以致於全國有類似協議的企業從2003年的23%迅速地成長為2009年的58.5%。[9]

在這過程中，德國企業猶如從集體協議的「中央集權制」轉移到「企業分權制」，而授與各企業較符合其競爭力與現實需要的工資與工時規範。而全國產業工會爭取的目標則從捍衛工資與工時轉為以捍衛就業率為優先。而且，他們的影響力雖然有所減弱，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德國工會聯合總會（The Confederation of German Trade Unions，簡稱DGB）的會員從1992年1,100萬人的巔峰降到2008年的640萬，工會參與率從1992年的33.9%降為2010年的18.6%，但是2009年時東西德仍分別有65%和51%的勞工受到集體協商的保護，出口競爭力較強的製造業尤其偏愛集體協商。[9]

與其說這個過程反映了德國集體協商機制的弱化，不如說萊茵模式中的工會已經從過去「爭取勞資的平等議價權」轉為「勞資合作共同對抗境外的跨國競爭」。因此，德國的工資從2000年開始近乎凍結不漲，使其工資成本相對於競爭國下降，其效果猶如馬克貶值以促進出口，代價是同時節制了內需市場的成長。德國的出口也在2004-2005順利地擴張，而激勵了經濟成長，使得企業有足夠的盈餘去對抗繼之而來的金融風暴。[8-10] 

不過，德國的平均時薪還是高於英國、美國與法國（參見表一）。因為德國薪水差距比英、美小，所以德國一般上班族的時薪恐怕是明顯地高於英、美兩國；如果再考慮到德國上班族的工作比較有保障，而且退休與失業福利較優渥，你會希望台灣學習德國制度？還是英、美制度？ 

在表一中表現得最出色的是荷蘭，時薪最高而工時最短。但是，荷蘭也是著名的「萊茵模式」國家。德國的表現不如荷蘭，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被東德拖垮下來（以後再討論）。單從表一來看，萊茵模式是遠比英美的放任式資本主義更值得台灣借鏡。

表一 2013年各國勞工薪資（美元）與全年工時（小時）比較

國別	年薪	工時	時薪
加拿大	58,263	1,706	34.15
法國	46,918	1,489	31.51
德國	46,960	1,388	33.83
日本	40,797	1,735	23.51
韓國	30,099	2,163	13.92
荷蘭	55,206	1,380	40
英國	49,231	1,669	29.5
美國	55,708	1,788	31.16

資料來源：OECD統計資料庫

但是，以上並非故事的全部內容。德國不僅安渡了金融危機，她的失業率更從2005年的最高點11.1%，持續下降到2015年春季的4.7%，一共降了6.4%，一掃過去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困境。這個亮麗的數字背後，哈茨法案可能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11]

● 結合市場機制與社會福利，治理長期失業

要了解德國為何能扭轉逐年攀高的失業率，而在2005年以後讓他持續下降到令人艷羨的水準，必須先瞭解德國在1980年代以後失業率逐年攀高的機制。

圖一 西德失業勞工人數統計，原出自[13] 

德國在兩德合併之前的經濟表現相當亮眼，其失業率開始成為問題是在兩德合併之後，因此有些人把德國19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的經濟低迷歸諉於東德併入市場經濟所誘發的不適應症。的確，東德的失業率一直遠較西德還高，這是一個評估德國經濟體制效能時不該忽視的問題。以2002的統計為例，當大部份西德的邦失業率都在5.5%~9.1%時，東德的許多邦卻高達16.7%~18.5%。[12] 

不過，即使聚焦在西德，她的失業人數也是從1970年代逐漸攀高，表現出「易漲難跌」的趨勢（如圖一所示）。[11, 13] 這似乎意味著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確實潛在隱藏著比其他國家更易誘發高失業率的結構性問題。

德國失業率易漲難跌的趨勢有兩大主要成因：（1）長期失業率持續上升，以致長期失業人口逐年成長，使得失業率的底部逐年上升而形成「易漲難跌」的趨勢；（2）德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萎縮得比其他OECD國家快，但是服務業部門的成長卻遠低於美、英、日和荷蘭。以1995-1999 這一期間的勞動力為例，德國製造業勞動力佔勞動人口的22.6%，與日本（24.4%）相近，高於英國（18.6%）、美國（17.4%）和荷蘭（14.9%）；但是服務業卻明顯地不振，僅佔總勞動人口的39.9%，明顯低於日本的46.2%，遠低於美國（54.1%）、荷蘭（50.5%）和英國（49.5%），尤其低薪的服務業成長速度更慢。[12] 

研究顯示，德國長期失業率居高不下和低薪服務業成長遲緩的原因，都跟優渥的失業生活保障有關。

2000年左右的UNESCO研究報告顯示，1997年的失業人口中有55.6%領有按失業前薪資給付的失業輔助金，另外有10.5%的人領有支持基本收入的社會救助金。[13] 對於這些人而言，有沒有重回職場所得差異不大。[11] 因此，優渥的失業給付很可能是長期失業率偏高，以及失業率「易漲難跌」的關鍵因素。[12] 

此外，分析失業者的背景資訊發現，20歲上下的年輕人失業率偏高（佔失業者中的23%），其中59%沒有取得學徒證照；但是他們蠻快地可以找到自己在市場中的位置，因此平均失業期間不長，只有10%的人失業期間超過一年。另一個主要的失業族群是5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他們佔總失業人口的22.1%，而且通常是一失業就難以重返職場，有54%的人會變成長期失業，只有31%找到新工作。最後一個高失業率的族群是外國人，他們的失業率高達20.4%，大約是平均失業率的兩倍，而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語言能力和學歷都明顯地偏低。[13]

仔細研究失業者與長期失業者，他們的共同特色是教育水準低，或者健康狀況不良。對於這些職場上的弱勢者而言，他們返回職場的最佳機會是去從事跟他們能力相符的低薪工作。但是德國的薪資採取勞資集體協商制度，每一個企業的最低工資都可能會同時受到好幾個勞資集體協商結果的約束，使得低薪的工作很難隨著市場的需要而誕生。這是促成長期失業的另一個關鍵因素。[13]

2003-2005的四個哈茨法案強化了再就業輔導的機制與效率，鬆綁了低薪工作的規範，並且大幅改變失業輔助金與最低生活保障的辦法來鼓勵失業者接受低薪與短期工作，因而使得服務業的低薪與短期的工作大幅擴大，而明顯降低弱勢者的失業率。有人估測，哈茨法案可能讓失業率整整降低了3%。[14] 

不過，必須在此提醒讀者：哈茨法案並非市場機制的勝利與福利國家的失敗，而是市場機制與福利國家的新組合，德國政府對弱勢的扶持始終沒有減少過──不管是哈茨法案施行之前或之後，德國對弱勢者的補貼都很優渥。[11]

德國失業率從2005年的最高點11.1%，降到2015年的春天只剩4.7%，一共降了6.4%。假如其中3%是哈茨法案的貢獻，則剩下的3.4%降幅很可能是來自於勞資協商出來的彈性工時與工資制度，與外在的「去管制」或政府的政策無關。

● 結語

過去20年來，台灣的政府和資方一再聯手用「不服從勒索，資金就會移至大陸」來威脅上班族和納稅人，逼迫他們接受日益惡化的工作條件，以及給予「高科技產業」各種租稅減免的優惠（來助長產業間的不公平競爭）。結果是連「高科技產業」都逐漸在優渥的補貼下失去鬥志與升級的動力，淪為「大到不能倒」的「五大慘業」，而利潤更下降到「毛三到四」。而副總統蕭萬長更在2013年元旦的升旗典禮上呼籲國人放下「公平」，先追求成長。

反觀德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與高工資、優渥社福的壓力下，卻成功地激發中小企業向上的動力，而發展出無數的隱形冠軍，並同時維護了遠高於英美水準的社會公平性。

看看德國，想想台灣。我們沒有布列頓森林協議賦予美金的特殊地位，沒有美國那種發展金融業和高新科技產業的條件，卻呆呆地一味抄襲美國，以至於未得其利而深受其害。過去20年來，我們是否學錯對象了？展望未來，我們是不是該挑一個更適合我們學習的對象？

【參考文獻】

[1] Shigeru Fujita and Hermann Gartner, 2014, “A Closer Look at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Business Review, Q4 2014, pp. 16-24. 

[2] Alexander Reisenbichler and Kimberly J. Morgan, 2012, “From ‘Sick Man’ to ‘Miracle’: Explain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During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2008-09,” Politics & Society, vol. 40, pp. 549-579. 

[3] Paul Krugman, 2009, “Free to Lose,” The New York Times, 

[4] 吳宜臻，2009，〈德國勞資共決制度中的職工委員會〉，《勞工世界》網站

[5] 宏觀國際法律事務所，〈德國勞動法簡介(下)〉

[6] 陳威志譯，《德國終止保護法》

[7] Lutz Bellmann, Hans-Dieter Gerner, and Richard Upward, 2011, “Joband Worker Turnover in German Establishment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Discussion Paper 6081.

[8] Joachim Möller, 2010,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response in the world recession –de-mystifying a miracle,” Journal for Labour Market Research（ZAF）, vol. 42, issue 4, pp. 325-336.

[9] Alexander Reisenbichler and Kimberly J. Morgan, 2012, “From ‘Sick Man’ to ‘Miracle’: Explain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German Labor MarketDuring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2008-09,” Politics & Society, vol. 40, no. 4, pp. 549–579.

[10] Michael Burda and Jennifer Hunt, 2011, “What Explains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in the Great Recess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pp. 273-319.

[11] 彭明輝，2015，〈萊茵模式（2）──哈茨法案的爭議〉，《獨立評論@天下》

[12] Norbert Berthold and Rainer Fehn, 2003, “Unemployment in Germany: Reasons and Remedies,”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871.

[13] Susanne von Below and Frankfurt am Main, “Unemployment in West Germany：Current trend and long-term trend,” UNESCO report. 

[14] Michael U. Krause and Harald Uhlig, 2011, “Transitions in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structure and crisis,” Deutsche Bundesbank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 Economic Studies, No 34/2011.

【系列文章回顧】

萊茵模式（1）──德國的雙軌制職業教育

萊茵模式（2）──哈茨法案的爭議

關鍵字

2016年4月21日 星期四

對90%人有害的思想（2）：貧富差距有益經濟成長

        根據近年來紛紛出爐的研究報告，這個經濟學信念╱教條絕對是已經過時了——但是，蕭萬長和張忠謀到2014年都還相信它。
        IMF 研究部副主任 Jonathan D. Ostry 在 2012 年對紐約時報表示：美國因為1980年代以來的貧富差距擴大，損失約 1/3的經濟成長。[1] IMF 2015 年的實證研究再度確認：所得最高的 20%人每增加 1%所得，後續五年的 GDP成長會降低 0.08%；反之，所得最低的 20%人每增加 1%所得，GDP成長會上升 0.38%；此外，貧富不均會增加經濟體的不穩定性（鼓勵經濟泡沫與經濟危機）。[2] 世界銀行也終於在 2015 年的實證研究裡確認：Gini  係數每增加 1%，在五年內將導致人均 GDP 下降 1.1%，而長期的累積總效應可能高達 4.5%。[3]  此外，世界經濟論壇，它的 2015 年報告引述 IMF、WBG，以及 OECD 的類似研究結論，並指責華盛頓共識的成長模型有問題。[4]

        其實，根據紐約時報 2012年的報導，上述看法早已是許多頂尖經濟學者的共識，同時也是 2012年美國兩大黨總統候選人的共識。[5]

一、從紐約時報管虧典範轉移的痕跡
        經濟學界的典範真的已經在轉移了嗎？讓我們看看前述紐約時報的報導（見註解 [1]）摘要。
        該報導的前五段在說明美國所得差距的現況，第六段說過去經濟學家對此不為意，認為是促進經濟成長所需要的副作用，而 IMF 和 WBG 一般而言並不去處理這樣的貧富差距：

      「For years, economists have thought of such inequality in part as a side effect of policies that fostered the country’s economic dynamism — its tax preferences for investment income, for instance. And organizations like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which is based in Washington, have generally not tackled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head on.」
        第七段用這個句子開始：「But economists’ thinking has changed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接下來報導有關 OECD、IMF、和一大堆頂尖學者的訪問，他們都同意：「貧富差距不利於經濟成長，也不利於經濟發展的穩定性」的頂尖學者意見。
        然後，該報導在第15段寫出：「In the last few years, research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I.M.F. and dozens of economists at top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s started to coalesce into a compelling narrative.」——這個共識就是：「1970年代以來的放任式經濟政策（和主張），譬如偏袒資本利得的稅制等，導致中等收入與低收入者的所得被擠壓，使他們不得不靠貸款來改善生活，終而促成了 2007-08 的金融泡沫，並導致後來的經濟復甦無力。」
        不只經濟學界的共識已經轉移，兩大政治也不得不向這共識認同。在該報導倒數第三段裡，民主黨的歐巴馬與共和黨 2012 年的總統候選人 Mitt Romney 都同意：「restoring the middle class will be crucial to driving growth」——雖然對於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則意見南轅北轍（這種共識是罕見的，而歧見則是政治姿態遠多於心裡的真實想法）。
        為了平衡報導，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才提到美國保守派政黨智庫 Heritage Foundation 的保留意見：「That means redistributing income is going to restrict growth.」——然而另有證據顯示這個說法也有疑問，可能也已過時，未來我將會在這一系列裡另文說明。

        雖然紐約時報在許多人權議題上都偏「liberal」，但是經濟學者 William K. Black 認為紐約時報的財經報導立場「極端右傾」。
        這樣一個夙負盛名的報紙只用一個反對者（且放在最後一段）的意見來平衡數十位頂尖經濟專家（學者）與兩黨總統候選人的共識，應該意味著「典範已經轉移」了吧？

二、貧富差距如何影響經濟成長和穩定性
        IMF 2015 的研究報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中，總結前人的研究而指出了幾個貧富差距負面地影響總體經濟的方式（管道）：
（1）貧富差距的擴大往往來自於有礙經濟發展的「經濟租」
        人的能力與貢獻差距不可能太大，因此過高的貧富差距一定是來自於「所得>>貢獻」的「經濟租」。
        理論上經濟學家都一致認為該抑制的經濟租，應該已經都獲得可觀的抑制，因此過高的貧富差距應該是來自於有爭議的「經濟租」——通常就是主流經濟學教科書認定「無害」（或「有益」），而「非主流經濟學」不以為然的那些「經濟租」。
        這些經濟租雖然在主流經濟學的捍衛下被容許，實際上卻會扭曲競爭因而誤導資源分配，傷害總體經濟。
（2）貧富差距會造成教育機會的扭曲，妨礙「人盡其才」
        當貧富差距存在且高等教育朝向「使用者付費」的方向發展之後（基於主流經濟學的主張），低收入戶中學習能力較強的孩子往往無法獲得足夠的教育資源，而高收入戶中學習能力較差的孩子卻獲得多餘的教育資源，這等於是教育資源分配的扭曲與浪費。它同時也產出一個壞的副作用：妨礙階級流動，破壞民主國家應有的「機會均等」。
（3）貧富差距會抑制有效需求，因而妨礙經濟成長
        把財富分給有錢人，他們不太會去花費，因而乘數效應低；把等額的財富分給越窮的人，他們不但越會去花費，而且會花在基本生活消費上，因而乘數效應越高。因此，貧富差距會抑制有效需求，妨礙經濟成長。
（4）貧富差距會傷害社會的彼此信任，因而妨礙經濟成長
        一個社會的互信程度會影響其組織運作的效率，一旦互信程度（不管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或對企業經理人的不信任），都會導致社會運作的無效率，因而傷害經濟成長。
（5）貧富差距會製造經濟泡沫
        貧富差距會強化股市的操作槓桿，逼迫（誘使）收入較低者擴大借貸，同時鼓勵金融機構的浮濫信賴授權，鼓勵金融機構買通政府以遂行減少必要的管制，因而導致金融泡沫與經濟危機。
（6）其他更完整的觀點與論述
        IMF 這一份 2015 的研究報告，基本上是在用各種不同來源的研究報告在複述諾貝爾經濟講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在《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這本書裡的觀點。或者說， Joseph E. Stiglitz 在《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這本書裡的觀點並非他的一偏之見，而是彙整經濟學界許多研究成果而寫出來（只不過沒有按學術界慣例引述文獻來源而已）。
        所以，如果想對這問題有更深入而完整的認識，不如乖乖地去讀《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這本書。

三、改善貧富差距的辦法
        造成貧富差距的因素有些來自外部競爭（全球化），有些來自政府政策；重新調整政府「嫌貧愛富」的政策是最重要的改革起點。
        政府能作的很多：稅負改革，有利於創造多元就業機會的產業政策，控制房價，強化工會組織等。以下先簡略概述，未來再一一譬專文探討。
        在這之前，願意讀英文文件的人，可以先讀兩篇文章："When Rising Tides Only Lift Yacht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 of Inequality"（企業領袖的觀點與憂慮）和 Robert Reich  的 "The Political Roots of Widening Inequality"（學者兼良心閣員的觀點和憂慮）。
        更認真的，可以去 Robert Reich 的網站看看（一個過去 30年來致力研究分配不均的政治經濟學學者；柯林頓第一任勞工部長，被選為美國史上最傑出的50個閣員；目前是 Chancellor’s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3-1、稅負改革
        過去的稅負「嫌貧愛富」，嚴重地偏袒富人。陳水扁和馬英九第一任期間也都積極推動稅改，最後也都逼迫推動稅改的財政部長下台，你就可以知道台灣頂尖富人對政治的操作能力有多強。
        林全就是因為稅改而下台，仔細搜尋、彙整他在1990-2015的相關論述，就會知道台灣稅改該走的方向與艱難：1990-2000 的論述是書生論證，學理多於實務；2000-2008的論述兼雜實務與學理，但也因民進黨執政而難免「換了位置就換腦袋」；2008-2015 期間的論述兼雜實務與學理，也應該是最有可行性的，至少他應該要致力推動。
        至於他會不會真的餅學術良知去作他認為該做的事，大家等著看。

3-2、產業政策
        朱立倫批評「兩兆雙星」是浪費資本而沒創造就業機會，他是對的。把國家龐大資源（頂尖人才、租稅減免、低利貸款、工研院負責前期研發、央行匯率政策偏袒出口，etc）用來支持資本密集、高度自動化、作業員己乎都是外勞的代工產業，不只無助於創造就業，更會排擠其他產業的發展（缺資金與人才），使得勞動力需求不足，從而把勞動力市場變成極端嚴重的「資方市場（買方市場）」，而使得工資下降，非典就業上升。無怪乎，台灣雇員的薪資只有韓國的一半（以美元計）。
        另一方面，兩兆雙星中極少數廠商的 CEO 雖然總愛誇耀繳稅總額，但不必然抵得上社會對他們的付出（機會成本）；而以龐大社會資源（包括間接壓低其他產業的工資）所創造的財富卻絕大部分進入極少數頂層富人口袋（大股東、CEO），更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元兇。
        未來必須像陳冲、朱立倫與監察院建議的，在產業政策上「以創造就業機會優先」，來間接激勵工資的提升；並且以大量培養中堅企業的「創新與技術升級」為優先，不要再獨厚少數明星產業。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見我在「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中一系列各國產業政策剖析的文章，尤其是 2015/06/04 至 2015/12/14 期間的文章。

3-3、控制房價
        關於這個議題，可以參見我的兩篇文章「經濟成長了，為何現實壓力卻更大了？」和「柯P有沒有賞味期？」

3-4、強化工會組織
        美國有位大法官說過，民主有四根支柱：分立的三權，加上媒體監督。但是，我越了解萊茵制度，越是認定「勞資共治」才是真正落實「經濟民主」（以及政治民主）不可或缺的第一步。但是這個話題需要另闢專文討論。

四、跳脫「認知俘虜」，需要一大堆團結的白色公民
        要落實上述策略之前，必須有一大批人數可觀的白色公民先從過去綁架台灣人達40年之久的過時的經濟學信念╱教條。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台灣的政治與企業領袖仍舊沉迷在舊信仰裡，除非有龐大的白色公民團結起來，否則根本不可能讓他們醒過來。
        還記得嗎？蕭萬長在2014年一月四日說：「弄好經濟，再談公平正義。」又說：「太過強調公平正義，會讓經濟雪上加霜。」而民進黨對此並沒有任何異見或批評，足證這是過去藍綠一致的主流論述。
        接著，Thomas Piketty 在2014年底來台，據說同台的張忠謀表示：「我認為只要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社會安全網，貧富差距並不是問題，甚至我們應該要追求。例如我覺得CEO 的薪水高達基層員工的好幾百倍並沒有甚麼問題，這都是市場決定的。」「太高的累進稅率會削弱人類努力工作的動機」。2015年柏南克來訪時，據說張忠謀還不死心地問他對《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看法（因為他不相信資本報酬率真會持續高於經濟成長率）。
        雖然今天已經是 2016/4/22，我相信台灣絕大多數的政治和企業領袖還是沈迷或陶醉在經濟學的舊信仰裡——因為那一套論述╱信仰對他們太有利了！

註解與參考文獻

[1] 根據紐約時報 2010/10/16 的報導，標題 "Income Inequality May Take Toll on Growth"。
[2] Era Dabla-Norris, et al.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3] Markus Brueckner and Daniel Lederman, 2015, Effects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Aggregate Output, World Bank Grou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317.
[4] Richard Samans, et al., 2015,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5] 紐約時報 2010/10/16 的報導，標題 "Income Inequality May Take Toll on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