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主義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期間主要表現為反法西斯主義、反民族投降主義，即要將法蘭西民族從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給法國以獨立和自由。法蘭西是一個將民主和自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珍貴的民族，他們怎麼能夠甘心作亡國奴呢？於是二戰期間，在戴高樂「自由法國」（1942年改名為「戰鬥法國」）領導下，法國人進行了堅苦卓絕的抵抗運動，終於在1944年迎來了祖國的光復。緊接著，戴高樂採取了一系列關鍵性的措施：6月3日，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在阿爾及利亞成立；7月27日，頒布在法國恢復共和國體制合法性的法令；8月25日，戴高樂進入巴黎市區，接受德國遞交的投降書；8月31日，他把政權中心遷回巴黎，組成多黨聯合臨時政府。之後，面對初露端倪的美蘇對峙、他通過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稱霸野心」的一次反擊，證明了法國的地位和份量。

1944年12月，戴高樂以法國臨時政府首腦的身分訪問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互助條約。面對戴高樂控制的幾十萬武裝並實際上掌握著法國政權的事實，考慮到戰後與蘇對抗的需要，美英被迫允許法國成為德國停戰協議的簽署國之一，在德國劃有一個占領區，並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歷史的發展證明，以上這些強硬舉措對二戰之後法國爭取和維護獨立的大國地位意義重大。至此，激盪人心的戰後戴高樂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初見端倪。可惜不久，厭惡法國傳統政黨政治的戴高樂暫別政壇。貧弱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僅僅跌跌撞撞的走過了12個春秋，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所引發的政治危機中極不光彩的悄然終結了。

在嚴重的民族災難中，戴高樂再一次被賦予拯救國家的責任和權力。1958年戴高樂上台後，首先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創立了第五共和國的政治體制，隨後就開始了一系列全面貫徹和發展其理想的實踐，在與超級大國、與歐洲建設、與第三世界的關係中，一直旗幟鮮明，充滿對無理的拒絕，對霸權的藐視，並始終強調尊嚴和獨立。直到1968年戴高樂再次下野，其十年間轟轟烈烈的行動，對法國和世界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本文就試圖勾勒二戰後戴高樂主義復興、發展和完善的完整輪廓，並探討其精神實質。

獨立防務——獨立研發核武器和退出北約

戴高樂在追求國家獨立自主的過程中，一直把軍隊、特別是新式武器裝備作為實現國家獨立自主和維護民族利益的重要工具。面對二戰後美蘇先後擁有核武器的事實，戴高樂自然將法國擁有自己的核武器作為當務之急。戴高樂先斷然拒絕美國在法國領土上設置帶有核彈頭的中程導彈，並要求與美國分享核秘密。遭拒後法國便在「以小懾大」的核威懾理論下，開始了獨立研發核武器的歷程。1960年2月13日，法國在撒哈拉沙漠成功進行了第一次核子試驗，為此戴高樂在給國防部長的賀電中稱：「法國的防務必須屬於法國……為法蘭西歡呼吧！從今天早晨開始，法國變得更加強大，更加自豪。」

成為有核國之後，法國政府便致力於進一步擴充本國的核實力，不但制定了第一個核軍備五年計畫，還開始籌建一支由攜帶原子彈的轟炸機組成的戰略空軍。原子彈、氫彈試爆成功之後，法國逐漸建立了陸基中程導彈、導彈核潛艇和攜帶氫彈的戰略轟炸機在內的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而面對美國在核問題上的威逼利誘，戴高樂始終堅持發展自己的獨立核力量，絕不當「聯盟的士兵」，絕不將本國置於北約的「美國司令之下」。戴高樂在核問題上扔下的最重砲彈無疑是對部分核禁試條約的抵制。1963年7月，美蘇英三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簽定《莫斯科禁止核武器條約》。面對三國維護核大國的壟斷地位的企圖，戴高樂迅即明確聲明，法國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簽署這個條約，而且將繼續發展本國獨立的核武裝。之後，法國還拒絕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十國特別核政策委員會和美國創建的核防務委員會和核計畫小組。可以說，作為民族獨立的象徵，戴高樂將獨立核力量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

此外，在北約體系內，戴高樂對法國僅僅被稱為大西洋團結霸權主義統治下馴服的角色也深感不滿。為此，他提出改組北約的領導體制，使巴黎直接參與北約的政治和戰略決策。意料中的否決答覆終於促使戴高樂採取行動。1959年，法國開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撤回受北約指揮的法國地中海艦隊；不同意美國在法國領土上儲存核彈頭和安裝導彈發射器；要求美國將駐法國的200架轟炸機撤往英國和德國；拒絕北約防空一體化，宣布重建本國的軍事航空系統；拒絕把從阿爾及利亞遣返的部隊置於北約一體化司令部的管轄之下；本國大西洋艦隊撤出北約；從北約駐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峽的各級指揮部撤走自己的海軍參謀官；宣布將不再參加北約組織的戰略演習。

最終，1966年3月7日，戴高樂在致詹森總統和所有北約盟國的信中，宣布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駐西德的法軍不再受北約的指揮，所有法國軍官及參謀人員均從北約指揮部撤出，而北約歐洲盟軍最高指揮部則應從巴黎附近的羅康庫爾及楓丹白露撤走，所有外國駐法國的軍隊、基地也一律撤走。自1966年7月1日起，法國的地面部隊暨空軍均不再受北約的指揮；10月1日起，法國代表不再參加北約的軍事會議，次年1月1日起，法國不再向北約支付軍事費用；1966年7月至1967年4月1日，北約完成了從法國的大撤退，共撤出7萬名軍事人員和家屬及80萬噸軍用物資。

正像戴高樂指出的那樣，法國撤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是為了恢復在它的領土上全面行使安全防衛主權，為了擺脫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對美國的依賴，同時從集團政治中脫身出來，成為超越美蘇集團的獨立政治力量。這一行動使法國在東西方關係中處於一種十分有利的特殊地位，為法國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創造了條件。

獨立外交——在美蘇之間維持平衡

戴高樂認為，世界和平、避免戰爭不能靠美蘇兩個大國來實現，如果僅由它們來主宰世界，只會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危險。每個國家都應當發揮自己的作用，特別是法國，更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要實現戴高樂主義的理想，就必須打破來自兩個超級大國主宰世界事務的局面，因此，同東方國家發展關係，不僅顯示了法國的世界性作用，還能增強同美國抗衡的籌碼；而且，戴高樂希望建設的是一個獨立於美國之外的歐洲，為了建設這樣的歐洲，不把蘇聯吸引過來是不可能的。在此基礎上，戴高樂執行了一套獨立於美國控制之外的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策，即「東方政策」。

於是，在戴高樂的反美鬥爭走向高潮時，法蘇之間也開始了互相接近的步伐。1960年他邀請赫魯雪夫訪法，在雙方會談中戴高樂提出了著名的「緩和、諒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他指出，要緩和兩大集團的對立，應該在歐洲範圍內依次地推動緩和、諒解和合作。1965年4月，在蘇聯大使舉辦的宴會上，戴高樂以極其熱情的語調稱頌了法俄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不久，兩國簽訂了為期5年的貿易協定。1966年6月，戴高樂親赴莫斯科訪問。自1812年莫斯科大火後，法國的三色旗第一次飄揚在克林姆林宮上空。雙方高層舉行會談後發表了聯合聲明，稱：「兩國政府一致認為，歐洲的問題首先應該在歐洲的範圍內即以考慮……蘇聯和法國應為全歐洲有成效的合作做出決定性的貢獻。」法蘇兩國從此開始廣泛的合作，簽訂了貿易、文化、空間探索和科技合作協定，成立蘇法委員會，負責定期研究在執行政治、經濟和科技協定過程中的實際問題，並在克林姆林宮和愛麗舍宮之間建立直接通信的線路。戴高樂的行動奠定了法蘇長期友好合作的基礎。

相比較法蘇關係的正常化，1964年法國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所引起的震動就更大了。戴高樂對中國及與中國建立正常關係的重要性，很早就有了明確的認識：「中國本身的龐大、它的價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將來的廣闊前途，使得它越來越受到全世界的關心和注意……顯然法國應該能夠直接聽到中國的聲音，也讓中國聽到法國的聲音。」因此，在阿爾及利亞問題解決之後，戴高樂就決定不再顧及西方盟國的壓力，加速打開中國的大門。經過嚴密的準備，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同時發表聯合公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後雙方不僅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往都有了持續、迅速的發展，地處歐亞大陸兩端的兩國在反對美蘇雙重霸權中相互呼應，法國的全球戰略布局也逐漸趨於完整。

除了在與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上，法國奉行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外，在其他許多國際政治的熱點地區，法國也力爭在美蘇之間維持平衡，以實現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比如為了取得阿拉伯國家的好感，並在中東地區實現阿以之間的平衡以保障法國的石油供應，戴高樂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期間，就站在與西方大國截然不同的立場上，公開譴責以色列發動的這場戰爭，並實行針對以色列的軍火禁運。而60年代美國擴大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時，戴高樂也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他先拒絕了甘迺迪提出的在印支「共築」反共「堤壩」的建議，又在甘迺迪訪法時試圖勸阻美國的行動。1967年9月1日，戴高樂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發表了轟動世界的「金邊講話」，強調美國在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是沒有出路的，「亞洲人民絕不會屈服於太平洋彼岸的外國的意志」。他要求美國在「適當的和確定的期限內」從印度支那撤出其全部軍事力量，這一舉措對扼制美國在東南亞的擴張的打擊美國的霸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