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婦女回家政策
本文一：納粹如何復興德國經濟
本文二：納粹德國的女性
本文三：金土罌粟——漫談納粹德國的興起與華爾街金融集團
本文四：回復：金土罌粟——漫談納粹德國的興起與華爾街金融集團
本文五：沙赫特時代
本文六：亞爾馬．沙赫特
本文一
納粹如何復興德國經濟
二〇一二年八月廿八日
核心提示：納粹政府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使廿年前慘敗的德國重新崛起為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強國。
本文摘自：《論納粹德國的經濟發展（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內蒙古大學二〇一一年碩士學位論文，作者：叢金龍
一、消滅失業
希特勒政府通過一些強制性措施逐步解決了失業的問題，基本兌現了「麵包和工作」的承諾。他執政第一年失業下降三分之一，在十八個月裡，失業被消減了六成。學者月一普．西爾弗曼對希特勒政府消滅失業的壯舉評價道：征服失業的功績要比後期閃電戰中所取得勝利更為顯著，這也為其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支撐。
首先，希特勒通過擴大財政支出解決就業問題。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出臺了「第一萊因哈特綱領」；一九三三年九月，出臺了「第二萊因哈特綱領」，其中把五億馬克津貼用於維修住宅和農業用房，提供三．六億帝國馬克的利息償付券，同時對私人經濟進行資助和減稅優惠，增加對鐵路郵局的投資，擴大緊急救助工作。截至一九三四年底，推進就業項目共創造了九十九萬個工作崗位，這還不包含一九三三年四月房屋維修項目創造的七十五萬個崗位。希特勒政權在最初兩年內至少撥出了五十億帝國馬克，相當於年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四趴用於促進就業的項目。不到一年，失業減少了三分之一，即從六百萬人失業減少到四百萬人。
其次，限制已婚婦女就業，鼓勵婦女回家專營家務。
希特勒提出，婦女的地位在廚房、教堂和床鋪上（即過所謂「三Ｋ」生活）。希特勒說過：「婦女則應呆在家裡，操持家務，其最大的職責就是為帝國生育後代」；「如果說男人的世界是國家和民族—他們的奮鬥、他們的理想都將投入到為社會的奉獻之中，那麼婦女則處於一個相對較小的世界中。對於她們來說，她們的世界就是她們的丈夫、家庭、孩子和家……如果小的世界不穩固，那麼大的世界也將無法存在。
我們不能認為婦女侵犯男人的世界是正確的。我們認為這兩個世界的互補是十分必要的。」希特勒還宣稱：「國家必須把種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不給國家生養健康子女，必須認為是不可寬恕的……在這種事業面前，個人不能有自己的願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絕對服從。」
於是，政府規定向年輕夫婦提供婚姻貸款，只要女方保證婚後不就業，生滿四個孩子後，貸款便無須歸還。鼓勵婦女去過專門同兒童、廚房、教堂打交道的生活，從而減少了就業壓力。這項規定不僅導致了工作崗位的大量空出和結婚率的上升，而且還導致了出生率的上升。許多父母出於感激之情，為自己的子女取名「阿道夫（Adolf）」。
另外，在一些專業領域，希特勒採取了嚴格的限制婦女就業措施，己婚的女性醫生和公務員被強行解雇，婦女不得擔任法官和檢察官。希特勒認為：「婦女不能夠進行有邏輯的思考和進行客觀的推理，她們只會被情感所左右」。納粹政權還大張旗鼓地發起宣傳運動，對婦女們喊出這樣的口號：「好好練習家務活，這樣就必定贏得男人的喜愛！」「離開工作間和辦公室，你真正的生活屬於家庭！」「不要參加工作，而要成為一名真正的妻子！」希特勒說：「在第三帝國中，每一個德國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
據統計，在工廠裡的女工從一九三三年三成七下降到一九三七年的三成一。但是，自一九三七以後，由於軍事工業發展，勞工極度短缺，許多婦女又重新走上工作崗位。截止一九三九年，德國大約有七百萬婦女佔據藍領和白領崗位，佔同期德國工人總數三分之一，而英國為兩成六，美國為一成八，德國婦女從業人數還是非常多的。
第三，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民用和國防工程），包括修建公路、飛機場、兵營、齊格菲防線等。
在這些工程建設中盡量以人工代替機器操作，甚至在機器勞動比手工勞動快得多的地方也寧願讓五十人用鏟子挖掘，而不願使用一部挖土機。僅高速公路和齊格菲防線這兩項大工程便直接間接地吸收了四百萬勞動力。通過工程建設，德國人的居住條件大幅改善。德國政府的城市規劃中要求每個城市（甚至延伸到小鎮和鄉村）都建造自動化的地下停車場、眾多的自由貿易中心、公園以及綠化區。希特勒曾親自向各級政府下令，哪怕是最簡陋的市鎮都要多少有點文化和美感，然後逐年提高德國人的生活水平。
特別是在軍備部長弗里茨．托德控制下，三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之間完成。它為七萬人提供了工作，並重新使汽車工業具有了活力。一九三六年，借助柏林奧運會在柏林舉辦，德國修建了當時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體育場。希特勒說：「如果你把整個世界作為你的客人，你就會以最好的一面介紹你的國家。如果你建造體育場，你就要把它建設為這一宏偉新體系的永久標桿。」
第四，通過擴軍和實行勞動義務制解決失業問題。
希特勒說：「軍隊是最高和最後的國民教育……從軍以後，青年就變為成年人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推行普遍義務兵役制，計劃擴軍卅六個師，而到一九三九年己達到九十八個師。此外，還實行勞動義務制。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六日，德國政府頒布「國民勞動服役法」，宣佈成立帝國義務勞動軍，並且規定十八歲以上的年輕人承擔六個月的勞動義務，男子年滿十八歲必須服半年勞役，女子年滿廿一歲要服三個月勞役。
為了配合義務勞動，納粹政府於一九三五年二月頒發了工人身份證，勞動局長西魯布承認：「用工人身份證來控制二千萬工人是動員勞動力的最重要辦法。」一九三八年，德國又頒布了「普遍義務勞動」法令，把大批勞動力驅使到邊境構築防禦工事，建設國防公路等戰略工程。這種「義務勞動」不僅包括壯年勞力，而且還推廣到老人、婦女、兒童、外僑、手工業者、商人、自由職業者和各種專業工人身上。到一九三九年，先後參加義務勞動的男青年為二百五十萬人，女青年為卅萬人。
此外，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還大幅擴招公務員，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國家機關中的官吏和職員人數增加了一倍多，佔全國自食其力的居民總數的一成八四。納粹還對共產黨人、猶太人實行關押、流放或免除公職，空缺出的職位由失業者去補充，這也對失業率下降產生了作用。
據統計，
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失業率為兩成；
一九三四年為一成二五；
一九三五年為九趴六；
一九三六年為五趴七；
一九三七年為二趴五；
一九三八年為〇趴九五。
而英國在一九三八年仍有一百五十萬失業工人靠救濟生活。當然，過分就業是建立在絕大多數就業者的工資緩慢上升基礎上的。從布呂寧政府開始，德國當局就認為，德國真正的工資是過高的，必須消減以讓企業有利可賺和提高競爭力；否則，過高的薪資意味著更高的失業。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工人工資僅相當於一九二八年的七成、一九三四年的七成五、一九三六年的八成，一九三八年上升到一九三三年八成五。當然，許多工作崗位空出，是因為政府將猶太血統的德意志人從這些崗位驅逐了出去，他們的經濟活動被完全禁止，其財產也被剝奪。
我國學者丁健宏指出：「德國的勞動失業人數，由於世界經濟的普遍復蘇，加上這些『反失業』措施，從納粹上臺時的六百萬降為戰前已完全『消失』。被希特勒政權大肆鼓吹的『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跡』，實際上是一種半軍事化的勞動強制，是對工人階級加緊控制和向軍事化過渡的措施。」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度至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度，德國稅收由六十八億馬克猛增到一百七十七億馬克，六年實收稅款六百多億馬克。從而，使國家有能力通過積極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以振興經濟。
首先，控制消費、投資和勞動市場。
納粹經濟政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用大規模的政府開支和公共投資計劃來刺激需求和擴展收入。直接通過加大政府採購和鼓勵消費進行刺激，並且減免稅負和提供補貼。納粹德國之所以能在貨幣基本沒有貶值、群眾生活沒有受到明顯影響下貫徹龐大的擴軍綱領，是因為他們將現有的德國市場經濟逐步地轉變為受干預的經濟。干預範圍主要有：控制消費、投資和勞動市場。
政府投資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增長了三倍，投資佔ＧＮＰ比重由一成八九提高到三成三五。總體說，政府開支水平很高，相當於廿年代的二倍；最主要的開支增長是由公共投資和國家直接或間接刺激政策引起的。
國家通過控制外匯，執行卡特爾協議或者農業價格政策，管理進口和國內生產的原料，進一步影響產品成本；一九三七年以來規定使用統一的會計賬薄和成本計算體制，方便了國家的監督。德國的經濟繁榮是在價格相對穩定條件下取得的，私人價格消費指數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之間僅增長了四趴，而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工業生產增長了八成九〇六。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蕭條前的記錄在一九三五年即被打破。
自一九三三年起，國家對物價進行了干預，以避免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經濟和社會後果。比如，一九三五年，世界原材料上漲五趴三，而德國卻下降了〇趴一。大部分銷售價格受到管制，是強加給資本家的，目的是制止銷售商在日益縮小的市場上相互競爭而引起銷售價格下降的趨勢。工資干預成為控制成本的重要因素，即規定了勞動力的固定最高工資額。納粹政府還推行「雷法制度」，即工時不斷延長，勞動強度不斷增加，工資要按照規定的工人動作時間定額與機器轉動的時間定額來規定；如果工人超額生產了產品，便降低包件工資，以迫使工人不過分的緊張而做更多的工作。
消費在德國受到了抑制，工薪家庭食品消費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下降的，即便是消費量增加的食品也僅限於便宜的黑麥、土豆、黑麵包等。
控制投資的方式是通過干預資本，將資金引導投資到所希望的方面去。早在一九三三年，國家即己開始保留資本市場的資金，作為長期貸款之用，而私人經濟界只能依靠自己籌措的資金和銀行的短期貸款，其利潤分配限制在六趴，從而迫使企業將他們的盈利用於再投資，或者用自己籌措的資金擴大企業。在一九二八年，毛投資佔國民收入的一成八，到一九三六年投資佔到兩成七五；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四成五的毛投資都是由政府基金支付的。
國家以增加非財政性的措施制止私人經濟從事政府所不希望的活動，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混合政策推動私人資本流向政府期待的地方和領域，並且其投資水平和幅度始終高於公共投資。為了監督投資，企業的成立與擴大都需得到國家的批准。政府很少能容忍蔑視法令的行為，對難以制止迫切要求擴建且不甚關心個人福利的企業主，通過減少進口原料的分配以及不斷減少勞動力使他們循規蹈矩。
國民收入和就業水平隨著政府開支的增加而變動，但看起來要滯後一些，這就是凱恩斯所倡導的用政府開支來增加收入理論的具體體現。納粹政權上臺一開始，中央、州、地方當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一九三七年為一九三三年的兩倍。公共支出的赤字從一九三三年的四趴增加到約為一九三五年的兩成二，此後兩年有所下降，在一九三八年又超出兩成五。由於這筆支出而刺激起來的經濟復蘇以投資景氣的形式出現，在德國是史無前例的。
截止一九三八年六月底，累計公私投資總額（折算成貨幣相當於七百卅二億馬克）超過一九二九年以前六年的近六十個億；而且，投資景氣首先和建設及建築業的極大擴展有關：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公共建設（即建築黨部大樓、體育場、道路、運河、機場和要塞）實際上幾乎增加了三倍，而一九三八年的私人建設達到了同一九二九年一樣的水平。
在調整勞動市場需求措施方面，主要包括廢除過去關於增加勞動強度的規定，增加和提高勞動效率。從一九三七年起，幾乎全部廢除了遷徙自由和就業自由，通過改進學徒的培養工作、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以及類似措施克服缺乏專業工人的困難。
德國對勞動力採取了一種強制性和壓迫性的管理，勞動者的工資待遇沒有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同步增長。希特勒上臺後採取了很多措施，規定勞動力的供應由勞動局安排，不許企業以高工資招聘工人，成立和擴大企業要經國家批准。一九三四年元月，納粹政府發佈了「國民勞動條例」，其第一條規定：企業主是企業的領袖，職工應作為所屬成員共同在企業中工作，以達到企業的目的，工人必須「忠於企業領袖」。
同時，為了加強對工人的管理和使用，一九三四年五月更以法律的形式嚴禁工人自由調換工作。一九三五年二月，又在全國企業中採取了「工作簿」制度，規定每手工人必須向勞工部門領得一本工作手冊，在手冊上注明其工種、技術水平和就業情況等交給資本家。沒有「工作簿」者不能就業。一九三六年，納粹政府接連發佈了七項關於確保最重要工業部門得到勞動力的命令。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納粹政府乾脆發佈法令，將某些種類的工人限定在當時工作的工廠，不准移動。這樣，納粹政府可依照自己的計劃，不斷實行勞動力的再分配，把勞動力從平時工業部門調到戰時工業部門中。工資也不再由勞動「集體合同」確定，而是由「個人合同」確定。一九三六年六月，納粹政府正式頒布法令，凍結一切工資，允許勞動局長在現行工資水平「可能影響執行四年計劃時」而降低工資。一九三八年七月，又發佈法令嚴禁提高工資，同時還禁止發給加班加點的津貼費，使工資水平倒退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按照官方公佈的有關指數，從事採礦業、工業和運輸業的工人的名義小時工資由危機最嚴重的一九三二年的八十二（以一九二九年為一百），下降到一九三九年的八十。此外，還要從工資中扣除大量苛捐雜稅，如所得稅、失業、健康和殘廢保險稅、人頭稅、勞工陣線會費、對帝國各種慈善事業的捐獻等。
三、扶助外貿
從上表看，德國外貿始終不景氣，一九三三年出口僅是一九二八年的三成九，到了一九三八年也沒達到一九三二的水平。面對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德國別無選擇，只能進行貿易保護。進口被限制在糧食和原材料等有限的項目上，凡是國內能生產的盡量由國內生產或替代。為了擴大出口，國家支持資本家為獲取新投資市場而鬥爭，乃至訴諸武力，使用軍事手段。在德國並不存在國家對外貿的壟斷，除了某些產品，特別是穀物以外，對外貿易一般由私人資本經營。納粹德國對外貿易的重點是戰略物資的進口。為了保證進口，政府又大量提供補助金和提倡對外傾銷政策，以使進出口平衡。從一九三五年起，德國的外貿連續三年出超。
四、緊縮銀根，強化金融創新
首先，加強對外國資本的管控。
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德國把貿易和國際支付列入國家監管目標。一九三四年九月，正式建立對國際交易的全面監管，這一體制被稱為「新計劃」。根據規定，進口必須辦理許可證，資本不能隨意流動，在德國外資所賺取的利潤被凍結在賬戶上，且僅能用於購買德國物資和服務或用於進口急需的糧食和原材料。
德國對外國投資的控制使國際資本的影響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而呈現擴大趨勢：
一是限制轉移外國資本，使外國債權人相繼把還給他們的款項變成了投在德國企業中的合資；
二是外資企業也和德國企業一樣分擔著生產軍用物資的任務。
其次，實行新貨幣政策。
為制止德國貨幣地位的迅速惡化，納粹政府於一九三四年三月廿四日頒布了管理外匯和進出口貿易的政策。同年九月實行的「新計劃」取消了舊的外匯管制措施，建立起對外貿的嚴格管制。為了減少貿易的入超和避免馬克的進一步貶值，「新計劃」宣佈嚴格控制外匯的使用，規定任何人如用外匯在國外付帳，必須先提出申請，經批准後發給「外匯特許證」。德國不是通過帝國馬克的貶值，而是通過加強外匯管理，減輕了對德國支付平衡的壓力。納粹政府還設立了「全國外匯分配局」，並在各地設立分局。
為了盡量減少外匯的使用，「新計劃」規定外貿應實行清算協定的辦法，即進口商不用外匯而用馬克付帳；這筆款記入清算帳內，而出口商所得之款即從這個清算帳內提付。如果輸入與輸出不等，則在清算帳內記明清算協定之某一方應收對方之款若干。這種差額在最後結算時，或由債權國減少其對債務國的輸出，或由債務國增加其對債權國的購進。用這種實際上是以貨易貨的辦法，既避免了外匯的流出，又打開了對外商品輸出的市場，增加了這些國家對德國經濟的依賴。到一九三八年，德國同廿五個國家（大部分是東南歐國家）訂立了廿八個清算協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政府頒布的一項法令宣佈：凡故意存留外匯不繳清或企圖以任何違法方式輸出資金者均處以死刑。
新貨幣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黃金供給國美國。美國政府嚴正聲明其國外貿易決不能因德國新發明的易貨制度而受到損害。德國實行新貨幣政策後，經濟繁榮，失業率降到零。一九三七年，英美法等國再次發生經濟危機，而德國經濟仍在高速增長。
第三，健全銀行監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四日，納粹德國公佈銀行法，規定國家不得操縱銀行，即使帝國銀行也不許操縱，只允許帝國銀行在某種程度上對其他銀行進行「控制」。同時，為使儲蓄者恢復曾因危機而動搖的對銀行的「信任」，固定了庫存現金與存款總額之間的最小比值。就儲蓄所庫存現金而言，最小比值為其存款總額的一成；就第二類庫存現金而言，為存款總額的三成。這項法律還規定儲蓄所應將其收存的絕大部分存款用做國家基金，並將其信貸業務限制在手工業和小工業的範圍之內，從而減少了儲蓄所與銀行之間的競爭。這項法律還為開展信貸業務確定了各種規則，其中一條是禁止銀行發放與其財力不成比例的貸款。根據這項法律，創建了一所「避險中心」，負責收集各個重要貸款人的情況，銀行一旦同意給予某借款人一百萬以上的貸款，則有義務將此事通知避險中心，以免一個借款人以同一擔保得到好幾家銀行的貸款。
根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四日的銀行法，還設立了一個檢查局。該局與帝國銀行並立，由帝國銀行董事長和副董事長，以及財政部長、經濟部長、農業部長和內務部長組成，權限由原先僅負責監督信貸機構，擴大到監管各儲蓄所及其轉賬中心。
第四，加強外匯管制。
為避免使外貿結算出現赤字，納粹政府要求企業在國外銷售所得的外匯交付給帝國銀行。例如，英國進口德國商品必須向帝國銀行支付貨款；帝國銀行則用馬克賣給支付德國的出口商，而英鎊保留下來，以便用帝國馬克賣給德國進口商，供其購買英國商品。
第五，對進口進行管理。
德國實行進口許可證和限額制度。一九三四年三月，帝國銀行突然決定全面縮減進口民用品的外匯限額，並且盡可能推遲向進口商提交為其所需的外匯。此外，通過法律授權經濟部長兼帝國銀行行長沙赫特博士，為進口棉花、羊毛、有色金屬、橡膠、木質纖維和油料作物設立進口監督機構，以監督原料的發送工作。為減少外匯赤字，德國於六月十四日宣佈對中期和短期債務的匯兌全面延期償付。面對多國要求清償的要求，德國對進口總額將在不同種類的進口商品之間根據它們對經濟的重要性大小進行分配。此後，分配給那些被視為「生死牧關的」商品進口限額最大，其他商品視「生死牧關」程度高低，越低進口限額就越小。為推行限額制，設立了許多進口監督機構。一九三四年底，此類機構達廿五個，其中重要的是負責進口鋼鐵、有色金屬、煤炭、礦物油、化工產品和工業潤滑油等產品的機構。
第六，鬆財政，緊貨幣。
一九二三年曾參加幣制改革的沙赫特再次顯示了其「金融奇才」的能力。他贊成凱恩斯關於國家干預和刺激需求的理論，但在具體做法上採取了一套獨特的方針：鬆財政，緊貨幣。
鬆財政，即由國家大量投資，興辦公共工程（修築道路，興建機場、建造住宅，改良農田等），以刺激需求。這些非生產性項目的投資，既繁榮了經濟，又不會加重己有的生產過剩。
緊貨幣，就是採取以借債為主的籌資方法，嚴格控制貨幣流通量。
首先，吸收遊資和發行公債，籌集資金，發展生產。
一九三三年三月，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提出採取發放商業匯票等辦法籌集資金，由一個冶金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發行匯票，其有限期為五年，由國家銀行保證兌現。到一九三八年，又發行了價值約一百廿億帝國馬克的期票，可以用於流通，既起到貨幣的職能，也可用作抵押的證券，這等於直接增加了貨幣量。
此外，帝國政府發行了總計約八十億帝國馬克的中長期債務，長期債券是由投資機構（保險公司、儲蓄所）安排的，即從儲戶和保險者身上籌措資金。
這調動了未動用的生產因素，增加了國民收入。國家通過執行這些經濟政策促進了信用膨脹，儘管這會使德國經濟面臨危機，但卻能為發展軍事工業和進行戰爭開闢財源。這使國家在財政方面債臺高築，一九三三年國家財政赤字為廿四億馬克，一九三八年上升到一百〇五億。結果，德國以很低的通貨膨脹率換得了經濟的迅速發展。一九三七年底與一九三二年底比，德國國民收入增加了六成三，而貨幣流通量僅增加了四成八。
五、再私有化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納粹當局為彌補預算赤字，急需進一步增加財政收入，再私有化進程達到了頂峰，而對那些不能盈利或只能通過損害壟斷資本利益才能盈利的生產部門則促使其國營或半國營發展。
納粹的私有化進程首先從銀行開始。納粹掌權時，國家已成為大銀行的主要股東和主要債權人，其中大部分銀行實際上已不再是「私營」的了。納粹執政時期，抓緊使主要的銀行「再私有化」。從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起，經濟部長施密特多次宣稱：國家打算放棄近兩年來在諸如德意志貼現銀行這樣的大信貸機構中佔有巨額資本。此後不久，國家就向德意志貼現銀行轉讓了二千萬帝國馬克的股票，並於一九三七年清理了國家在各大私營銀行中的全部合資。
隨著私有化進程的加快，納粹當局使煉鋼廠的合資私有化，而且使其在紡織、採煤、內河或遠洋運輸的合資也私有化了。一些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城鎮企業也都退還給了資本家，通過「雅利安化」沒收的猶太人財產也賣給了私人。這就使得壟斷資本在工業領域，特別是在電氣工業和煤氣工業中加強了地位。國家給予這些壟斷組織以貸款、補助金，用高兩三倍的價格收買它們的股票並給予其它的財政幫助。
農業私有化的目標是實現自給自足。納粹政權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剝奪容克地主的巨額財產，而是在一九三三年通過了一部特別法，保護小農場不被強制出售和抵債。為刺激糧食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政府確定了農場的必要產量、糧食的價格、農場工人工資以及分配農場產品的費用，通過這些措施，荒廢的土地都被重新耕種，城市居民的溫室裡也種植蔬菜以備戰爭之需。
一九四一年元月廿一日，德國的《國民日報》讚揚了再私有化運動有利於私人的首創精神，認為它「總是能夠很好地促使發展的各種可能性的，並能最好利用這些可能性」。
六、企業整合改組
為加強對全國經濟的控制，納粹政府強制推行「卡特爾化」，對全國經濟進行改組，淘汰中小企業和手工業，加速資本和生產的積聚和集中。
首先，消滅小業主。
從一九三七年起，納粹政府藉口「清理」手工企業和小商號，陸續頒布了很多法令，責令「負擔過重」及「經濟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業和小商號停業。根據該法令，又採取了一項更徹底的措施，規定營業額達不到某種最低限度的所有企業必須關閉。法令還規定：凡因貫徹這項措施而失去工作的人，均應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前受雇於大工業企業。這樣，大資本在產業和商業中所佔比重就成倍地增加了。據統計，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約有七十萬家工商手工業企業關閉或破產。
其次，強制卡特爾化。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納粹政府頒布「卡特爾」法令規定：「如果為了企業的利益，以及為了整個經濟和社會福利的利益，有必要將企業加以聯合或合併，則經濟部長為控制市場可將各企業聯合組成辛迪加、卡特爾、康採恩，或將企業併入已有的聯合組織。」結果，大量中小企業被併入壟斷組織，只有被卡特爾承認的商號才能獲得貨物和原料。強制卡特爾化的另一措施是進行股份公司改革，大量淘汰中小股份公司。一九三七年十月，納粹政府發佈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規定凡資本不足十萬馬克的股份公司應予淘汰；而新設立的股份公司資本額不得少於五十萬馬克。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德國的股份公司從九千一百四十八個減少到了五千四百一十八個。
卡特爾化的結果是形成了許多實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卡特爾，它們控制了經濟生活的各個部門。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企業的絕對數字由卅六萬一千八百六十六家下降到了卅三萬〇二百八十六家，即減少了九趴；同一時期，投資卻大幅度地增加，勞動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按生產和資本的積聚水平來說，納粹德國躍居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一位。在德國的冶金企業中，一九三九年九個最大的聯合企業（由九十個工廠聯合成）生產的生鐵佔全國生鐵總產量的八成，生產的鋼佔總產量的九成五。生產褐煤的八個礦井在一九三九年就出產了褐煤總產量的兩成左右。在電機工業中，「西門子一舒克爾特康採恩」的一個工廠就生產了德國電話電纜總產量的三至四成。在制氮工業中，「伊．格．法本化學工業公司」在萊涅的一個工廠就年產氮八十八萬噸，佔全國氮總產量的七成二。
七、對國民經濟強化行政監管
德國反擊經濟不景氣的戰略同美國羅斯福新政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包括實行國家赤字財政政策、貿易和貨幣交易的規則、重工業和基建的國家刺激計劃、對銀行和資本市場進行監管等。同時，國家還通過發展軍工生產來加強反蕭條力度。
有學者認為，德國的行政干預經濟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蘇聯的斯大林五年計劃沒什麼區別。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在經濟上強化了行政效能，其經濟制度被後人稱作「命令經濟」。為了穩定局勢，納粹政府經常援引魏瑪憲法第卌八條規定的緊急狀態法，發佈管理經濟的法令：
一是在經濟領域推行嚴厲的刑法；
二是強制推行價格刑法；
三是重建外匯管制；
四是為維護正常經濟秩序而頒布卡特爾法；
五是在證券法、銀行監管和稅收豁免方面引進了銀行監管制度；
六是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重新規定了洩露商業機密的刑法條款。
納粹德國的經濟管理機構大致可以分為二類：
第一類是政府的經濟行政部門，如經濟部、糧食農業部、勞工部等；
第二類是屬於半政府半民間性質的經濟組織系統，由原來的民間性的企業主協會組織改組而來。
一九三三年七月，納粹政府組織成立了「德國經濟總會」，成為領導經濟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前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總理其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七日，經濟總會頒布《德國經濟有機建設條例》，把全國經濟按部門和地區進行劃分，把德國經濟合併為六大經濟組，即工業、動力、銀行、保險、貿易和手工業。在經濟大組下設卌四個經濟組，經濟組下又分三百五十個專業組和六百六十個專業小組。同時，全國劃分為十八個經濟大區，下設市、地區的分支機構，每個省區內設經濟院。
這個條例規定，每個企業都必須按其生產品種加入各專業集團。例如，在工業集團中劃分為採礦和冶金、機械製造、五金器具、建築與建材、化學、紙張與印刷、皮革紡織服裝食品等七個部門集團；部門集團之下分為卅二個專業集團，如機械製造又分成製銑、軋鋼、交通器具、飛機生產等；專業集團下面分成若干個小的專業集團；同一地區的集團聯合成一個地區性的集團。
上述兩大機構皆統一在帝國經濟部領導之下。納粹政府通過這些從中央到地方的龐大經濟調節機構，對全國經濟的一切部門和領域實行全面的控制。經濟集團的領導人由經濟部任命，不是由經濟集團自行選舉決定。下級經濟集團領導人由上級經濟集團或經濟部任命，每一行業和每個企業所需的原料、燃料、資金，每個企業的生產安排、產品銷售、價格高低都由這些組織進行調節和干預。
美國學者婁文斯坦認為，納粹經濟體制是當時除蘇聯以外最大規模的國家計劃和組織嚴密的經濟體制。而且，在納粹德國的經濟體制中，壟斷資本不受干預、但其自主行事的地位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必須服從「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壟斷資本和納粹政府自上而下地對國民經濟進行雙重控制，按軍事化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全面的經濟干預使德國工業發展速度遠超美、英、法等國。
八、加強農業基礎地位
納粹德國確信，一戰中英國封鎖引發的食品短缺最終導致了德國的崩潰。所以，納粹將追求農業的自給自足作為戰爭與延續和平的目標，對農業的監控比工業嚴厲。有學者認為，當時德國的經濟結構像歐洲絕大多數國家一樣非常落後，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有兩成九在農業領域。為解決困擾德國的農業問題，納粹政權採取如下措施以確保糧食安全：
一是控制農業和農產品，在「自給自足」口號下減輕國家在糧食和其它原料上對國外市場的依賴。
納粹政府將每年的十月三日作為農民節而隆重慶祝，農民被宣稱為人民力量的源泉、純種日耳曼的祖先；農民是忠厚、虔誠、愛國、美德的化身。希特勒宣稱；農民「是德國生存的力量的代表，是德國未來的代表」。納粹黨認為，「一個壯健的農民階級之存在，乃是民族社會主義政策的基點之一」。
二是為解決糧食問題出臺多項優惠政策。
例如，德國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大幅度降低化肥價格並減少農業稅收、國家給予地主和富農以財政保證，給其貸款，減免其賦稅。
據估計，用在這方面的款項有十多億馬克。他們還通過增產化肥，提供農機等辦法來增加糧食生產。一九三二年，農業稅和利息佔農業開支的兩成二，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減免到了一成三。在納粹政府支持下，農產品自給率從一九三二年的七成五提高到一九三九年的八成三。
三是實行農業組織的一體化。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納粹政府建立了「帝國糧食總會」的組織。它管理農業生產、農產品定價和銷售活動，有權管理和監督全國範圍內的農業、林業、漁業、園藝生產、農業合作社、農村貿易和食品加工等行業。總會的主要任務是促進農民提高糧食產量，集中統一管理農業生產。每個農戶除參加「帝國糧食總會」外，還必須加入「銷售協會」的組織，它有權規定生產成本、價格、利潤率及產品分配等。這樣，全部農業事務無一不受到國家的控制。此外，納粹政權還使用了很多違背客觀規律的辦法，如推行「逆城市化」政策，力爭擴大農業人口；推行「移住計劃」，鼓勵民眾移住到墾區或郊外，耕種田地。為了給戰爭經濟奠定基礎和使德國擁有足夠的食物，納粹當局建立了「食品同業公會」。公會集結了各農業公會、手工業公會、農業信貸公司、產銷合作社以及從事農業食品貿易的部門。但是，這些措施並未能阻止農民逃離農村。
四是將農民固著於土地，制止農業人口外流。
其重要措施之一是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廿九日頒布的《世傳農莊法》，其中規定：「面積從七．五公頃至一百廿五公頃的世襲農莊既不能充當抵押品，又不得在繼承過程中分散，更不准出售和轉讓」。土地所有者死後只能由長子繼承，而其餘的兒子只能當兵或另謀出路。為防止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或農工私自逃離農村，納粹政府堅持以實物工資代替貨幣工資，認為這是「制止農村人口外流和把農業短工束縛在土地上的最有效的辦法。」同時，納粹政府還頒布法令，嚴格限制農業勞動力流入到非農業企業。據統計：從事農業（農林牧）的人口由一九三三年的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人提升到一九三九年的四百九十二萬人。
五是推行農業義務勞動制度。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六日，《帝國義務勞動法》生效，規定每一個德國男性公民都有義務參加農業勞動，一九三八年二月，該項法令擴及到婦女，並於一九三九年元月四日作出詳細規定：凡要求在管理部門、商業部門或某些工業部門工作的青年婦女，都必須先在農場或城市義務勞動一年。
通過一系列措施，納粹政府基本遏止了德國農業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使德國的農業生產趨於穩定並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德國每年仍要進口兩成所需糧食，德國為進口脂肪、動物飼料、食用油等仍需擴大財政赤字以彌補不足。
九、倡導自給自足
一九三七年七月，戈林在柏林國際商會強調指出，如果長期依賴外國或多或少的善意來生活，對於一個自覺民族是不可容忍的。為了加強帝國的工業基礎，提高德國的自給程度，納粹政權採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全面擴大生產能力。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德國的工業投資年均增長十億帝國馬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年均增長了卌一億帝國馬克，其中流入到生產資料部門的投資額分別佔六成三和八成。一九三五年即已超過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創造的最高生產水平，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九年，消費品生產增長了一半，生產資料工業生產增加到原來水平的三倍。
其次，加強技術的合理化。
在生產中減少型號，充分利用工業大生產的長處，統一零件，簡化修理工作，減少庫存量，盡可能採用完善的操作法提高勞動生產力。特別是推行機械化（摩托化），摩托車在德國國民經濟中的廣泛應用，不僅促進了摩托車本身工業的生產，而是對德國基礎設施建設產生了巨大推動。車輛工業在一九三四年高出一九二九年生產高峰的近五成，國家和地方的道路投資比廿年代高峰期增加了一倍。
第三，分散工業生產。
為了減少敵人對德國工業潛力破壞的可能性，採取了分散工業佈局的政策，人們開始將生產重點從高度工業化的邊境地區（魯爾、上西里西亞、薩克森）轉移到德國中部。在短短幾年內，德國中部地區許多部門的生產大大超過了西部地區的水平。
第四，在原料供應方面實現較大的自給率。
為改善工業原料的供應，德國將廢物利用和合成製品的生產置於優先的地位。尤其重視生產礦物油、橡膠和紡織原料，使用輕金屬代替重金屬，製造皮革、非鐵金屬和脂油的替代品，使用過的油淨化後再使用。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德國鋁與合成汽油的產量大約增加了兩倍，合成物的產量增加了四倍。德國儘管沒有找到新油田，可原油生產的增加比預想的要快，一九四〇年的產量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一倍，但沒有達到原定十八個月內實現油的自給自足的目標。一九三八年，德國生產滿足了煤需要量的十成一六，鉀的十成四三，鹽的十成一八，水泥的十成〇七，石墨的十成一一．〇六。為實現橡膠的自給自足，一方面用舊橡膠製造再生膠，另一方面新建三個大合成橡膠工廠，每個廠擁有二萬五千噸生產能力，這將使合成橡膠的生產能力提高到八萬噸。然而，德國一九三九年合成橡膠的實際產量只有二萬二千噸，三成以上的橡膠仍需進口。
第五，加強戰略金屬資源的儲備。
德國鐵礦石嚴重依賴進口，為確保鐵礦石進口渠道暢通，對瑞典、東歐、蘇聯及拉美進行了戰略布控，一九三九年，德國的鋼產量約為二千三百萬噸，達到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鋁的產量達到十九萬九千噸，超過四年計劃所規定的指標四萬噸。銅、鋅、鉛的冶煉能力也有很大增長。
第六，實現食物的自給自足。
一九三三年九月，納粹政府公佈了帝國食品狀況法令。它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儲存、批發和零售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並致力於農業的自給自足。其效果是顯著的，在耕地面積沒有增加、農業勞動力減少、農業人口比重由一九三三年的兩成九下降到一九三九年的兩成六的情況下，農產品的自給率卻有所增加。德國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所需糧食有八成九、肉類有九成五是本國生產的。
四年計劃的自給自足政策儘管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有些目標不切實際，幾乎沒有達到預期規定，多數鐵礦石還得從國外進口；合成汽油也無法達到目標。相對來說，合成橡膠基本達到了計劃要求。
十、德國的社會福利政策
在俾斯麥時代，德國就推行了許多社會福利措施。納粹政府為博取工人的支持，也出臺了許多社會福利政策。
首先，開展歡樂產生力量運動。
德國勞工陣線主席萊伊建立了一個「歡樂產生力量」的組織，負責向民眾提供一般西方國家的勞動人民還無力問津的文化活動。他擴大職工帶薪休假制度，提供休假旅遊補貼。除了吸引工人參加棋類、球類、滑雪等娛樂活動外，還控制國內旅遊點，修建數千所療養館，建造了兩艘二萬五千噸的船隻，作為海上遊覽之用。
「歡樂產生力量」組織的活動規模很大，據官方統計，每年參加活動者有七百多萬人，而勞工陣線在一九三七年的會費收入達一億六千萬美元。一時間納粹報刊和電臺廣為宣傳：以前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東西，現在德國工人也成為可能。納粹政權通過歡樂獲得力量活動控制了民眾的業餘時間。該組織還擁有交響樂隊，經常組織工人觀看廉價的話劇和歌劇，參觀展覽會，參加文娛體育活動，接受業務進修。
其次，組織「勞動美化」運動。
「勞動美化」組織負責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希特勒政府命令工業界作出努力，完全消除有毒氣體。在魯爾盆地，許多工廠被強行安裝消除污染的設施。凡新建工廠必須安裝防污裝置。所有辦公室和工作室都必須整齊清潔。據當局於一九四〇年宣佈，在勞動美化綱領範圍內的工廠裡修建了二萬四千個盟洗室和更衣室，一千八百個餐廳，一萬七千個工廠花園和三千個工廠運動場。
第三，舉辦各類公益活動。
各地每年在固定日子舉行的「大鍋飯日」活動更具納粹特色。每年固定日子在城鎮街道和農村廣場上，大企業主和工人職員在一起，地主貴族與農民一起，軍官與士兵一起，同吃「一鍋飯」（也稱大鍋飯），作為形成民族共同體的象徵。納粹勞工領袖萊伊曾經得意地宣稱：「我們是歐洲第一個克服階級鬥爭的國家」。
希特勒一上臺就宣稱，五月一日是國家的法定工人節日，並且提出了口號：「工作光榮，尊重工人！」在全國各地，男女工人都放假一天，進行野餐或集會來慶祝。工人領袖則被邀請去柏林郊外的國際飛機場參加集會，希特勒也會親自到場致辭。
眾所周知的德國「大眾汽車」，也是納粹當局社會協調政策的產物。希特勒聲稱，納粹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轎車」，為此他下令生產一種每輛只售九百九十馬克的小轎車。由於私人企業沒有能力生產如此廉價的汽車，希特勒便下令籌建一家「國營大眾汽車廠」來生產。勞動陣線從成員繳納的會費中撥出五千萬馬克，另外要求每人通過「先付款後得貨」的分期付款方式，每星期交付五至十五馬克，達到七百五十馬克時即可獲得一張汽車定單號碼，由此聚集了大量資金。歐洲戰爭爆發後，大眾汽車廠全部投入軍工生產。直到二戰結束，該廠重建，立即開始大批量生產「大眾牌」汽車。
十一、德國的人口發展政策
一戰使德國失去了一百八十萬人。納粹政府為了使德國人口增長，提出「每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進程就是選擇配偶」，「假如你有生育能力，你則不應該過獨身生活」，「結婚的意義在於生殖和養育後代」。納粹的「婦女理論家」奧古斯．特邁爾指出，婦女返回家庭的目的是受孕生子。瑪格達．戈培爾是一個金髮、高大、有魅力的女人，她成為官方推廣的德國婦女氣質的理想。她的丈夫——宣傳部長戈培爾發表了如下的見解：「婦女的使命是變得美麗，將孩子帶到這個世界。這絕對不是聽上去那樣粗俗和不時髦的話。雌鳥為雄鳥打扮自己，為雄鳥孵蛋，作為交換，雄鳥為她尋找食物、提供保護、驅趕來犯之敵。」
為鼓勵增加人口，德國以證書形式向每對夫婦發放一千馬克婚姻貸款用來購買傢具和居住物資。納粹政府認為，「每個家庭至少得有三至四個孩子才能保障一個民族的存在」。同時，對低收入的多子女家庭給予經濟上的資助，包括發放多子女生活補貼、提供多子女教育津貼、減免多子女家庭稅收、為孕婦和嬰兒提供社會救濟和幫助等。納粹政府還頒發《德意志多子女母親榮譽證書》和勳章，證書封面上醒目地標出「世界上最美好的名字是母親」，「保護德意志母親是每一位德意志同胞的祟高義務」。政府對生育四至五個孩子的婦女授銅質十字架勳章、生育六至七個孩子的婦女授銀質十字架勳章、生育八個或更多孩子的婦女授金質十字架勳章。
納粹政府主張，結婚和生育「必須保持其純潔，必須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兒育女」。第三帝國政府不僅以法令法規強制人口的「健康」發展，而且還淘汰所謂的「無生存價值的生命」，其中包括「全部低劣者和與被理想化的雅利安人相反的深膚色人，遺傳病患者、懦弱、不合群、無能、卑賤、非本族的人」。
納粹政府號召婦女，特別是年青婦女為「元首和民族」而生育。針對婦女解放的思想，納粹宣傳家辯解說：「婦女結婚、返回家庭絕不意味著比男人卑賤，也不能證明其社會地位低下，而恰恰是她們作為母親的地位和能力使其與男人平等，甚至優越於男人」。在此政策的鼓舞下，德國人口從一九三三年的六千六百〇三萬人增加為一九三九年的六千九百四十六萬人。
十二、加強經濟信息控制
希特勒非常重視經濟情報保密，曾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道：「我國的國民經濟，時因任意洩露工業上的秘密而蒙受損失」。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德國創建戈林研究所，並成為當時世界上效率最高、準確性最強的情報機構。創建後的十二年裡，它監聽的電話和破譯的電報將近五十萬份。這些「產品」影響了德國的經濟發展。戈林研究所能破譯從梵蒂岡到瑞士的密碼；能破譯美國波恩公使館的密碼。直到一九四二年，美國才堵住了這一漏洞。
經過帝國領土或附近海域的電纜無一不被研究所搭線截聽。一國一記者從德國發出的報導使戈培爾能在一夜之間敵對的外國報紙上作出反應。塞弗特的評估處建立了商品名稱和科目的卡片索引，其下屬單位「一二一Ｃ」對電話談話或者密碼電報中提出的關鍵性原料，如橡膠、有色金屬、木材、新聞紙的情況進行跟蹤監視。戈林的秘密情報機構使他對從國際雞蛋價格到劣質鐵礦石產量的一切事情都瞭如指掌。當法國一個貿易代表團來訪時，研究所派出了一個「飛行班」，接管了布里斯托爾飯店的接線臺，連他們房間之間的電話都監聽。德國情報機構在下午舉行的重要談判之前，將該代表團從國內得到指示可接受的最低價格的底線信息通過橫穿柏林的氣壓管道及時送到財政部。
通過上述措施，納粹政府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使廿年前慘敗的德國重新崛起為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強國。
http://news.ifeng.com/…/…/detail_2012_08/28/17159319_6.shtml
本文二
納粹德國的女性
德國少女聯盟（Bund Deutscher Mädel）中的年輕女性操練體操，一九四一年
女性是納粹社會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納粹反對女權主義運動，稱其為猶太人的產物，並倡導創造一個父權社會，在此社會中德意志女性將承認「她的世界即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在納粹掌權之後，女權組織很快被取締或被納入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中。這一組織負責協調全國其他群體，以宣揚母性及家庭事務。關於養育孩子、縫紉和烹飪的課程亦有提供。聯盟出版《國社婦女觀點》（NS-Frauen-Warte），這是納粹德國唯一得到納粹黨批准的女性雜誌。雖然它具有一定政治宣傳性，但本質上仍然是一本普通的女性雜誌。
女性被鼓勵退出勞動力，同時政治宣傳號召種族適宜的女性創造大家庭。女性生育四名子女將獲得德意志母親十字獎章（Ehrenkreuz der Deutschen Mutter）銅獎，生育六名為銀獎，八名或更多則為金獎。大家庭將在水電費用、學費和家庭支出方面得到補助。雖然這些措施使生育率提升，但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間，擁有四名或更多子女的家庭數量仍然下降了五趴。女性離開勞動力卻並未如納粹所想為男性騰出工作崗位。多數時候，女性擔當家僕、紡織工職務，或在飲食行業工作，而男性則對這些職業缺乏意向。納粹的哲學不允許在戰爭準備期間在軍火工廠大規模僱傭女性，因此外籍勞工便被引進。戰爭開始之後，奴隸勞工被廣泛使用。一九四三年元月，希特勒簽署命令，要求所有五十歲以下的女性報到參加工作以幫助戰爭進程。此後，女性便大量進入農業和工業領域。到一九四四年九月，在軍火工業工作的女性達到一千四百九十萬。
納粹政權不鼓勵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納粹黨領導人對於女性持有保守觀點，認為理性和理論性工作與女性的天性即感性和直覺性相悖，因此參與學術和職業工作將使其「偏離母性」。一九三三年通過的一項法案將大學入學女性數量限制為男性的一成，由此入學女性數量大減。女性參與中等教育的數量由一九二六年的卌三萬七千人下降至一九三七年的廿萬五千人，而參與中等後教育的則由一九三三年的十二萬八千人下降至一九三八年的五萬一千人。然而，由於男性被要求在戰時加入軍隊，至一九四四年，女性在中等後教育中的入學人數占到了一半。
女性被期望是強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在田間勞作並養育強健兒女的農村女性被認為是理想女性的代表，而善於運動的女性則由其曬黑的肌膚而受到褒揚。為了宣揚納粹價值觀，一系列組織建立起來。自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五日起，所有十歲以上的兒童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的分支青少女聯盟（Jungmädelbund）則是為十至十四歲的女孩準備的，而德國少女聯盟（BDM；Bund Deutscher Mädel）則是為十四至十八歲的青少年女性準備的。少女聯盟的活動主要為體育鍛鍊，包括跑步、跳遠、空翻、鋼絲、儀仗和游泳。
納粹政權在與性相關的問題方面較為自由，對於婚外生子的女性較為同情。隨著戰爭發展，淫亂的行為變多，未婚的士兵時常同時與多名女性有染。對於已婚女性亦是如此，她們時常同士兵、平民或奴隸勞工有染。有時性被當做商品，例如從外籍勞工處獲得更高的工作質量。在出版的小冊中，女性被號召不要與外籍勞工發生關係，以免影響血緣純正。
在希特勒的許可之下，希姆萊希望納粹政權下的新社會能夠去除對私生子女的偏見，尤其是親衛隊成員的私生子女，而親衛隊則在其種族純正性方面受到各種考量。他還希望每個親衛隊家庭能有四至六名子女。生命之泉（Lebensborn）協會於一九三五年由希姆萊創立，建立了一系列的撫育院，使單親母親能夠在懷孕時受到關照。在被接受入院之前，父親和母親都要接受種族測試。生育下來的子女時常為親衛隊家庭所領養。撫育院同時亦對親衛隊和納粹黨成員的妻子開放，而她們很快也占到了超過一半的位置。
當時實行的法律禁止除醫學原因之外的墮胎行為，而這一法律得到了納粹政權的嚴格執行。墮胎數量由一九三〇年代初的每年三萬五千例下降至一九三〇年代末的每年不足兩千例。一九三五年通過的一項法律允許以「優生」為名墮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納粹德國
本文三
金土罌粟——漫談納粹德國的興起與華爾街金融集團
（納粹德國是如何創造經濟奇蹟的——絕代財雄沙赫特博士）
二〇〇六年元月廿八日
導讀：希特勒最精明的地方之一就是他懂得什麼時候該用什麼人（希特勒和他的密友著名汽車設計師保時捷在探討汽車發動機問題)
有一句我幾鍾意：「雖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報紙上撰文，說元首『領導了每一個經濟計劃、參加了每一項法令制度的修訂』，其實希特勒在其中的貢獻，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對《賣花姑娘》音樂創作的貢獻差不多。」
前奏：上帝保佑打敗仗的人民
廿世紀廿年代初，一戰硝煙遠去未久，古老的德國籠罩在一片幾乎毫無希望的風雨淒迷中。人們尚未來得及擺脫戰敗的沮喪和羞辱，嚴峻的生計問題就緊逼了上來。德國在戰爭中喪失了總人口的一成和將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換來的是每年一千三百廿億金馬克的賠款，相當於一九二一年德國商品出口總值的四分之一。德國拿不出這筆錢，法國就夥著比利時波蘭，毫不客氣地進占了德國經濟命脈魯爾工業區，是為「魯爾危機」。正倒著霉的時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還能更加倒霉，於是手忙腳亂的政府採取了千古不變的飲鴆止渴老辦法：增發紙幣。
真正的災難開始了。隨著印刷機全速開動，一九二一年元月卅一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惡性通貨膨脹，如同張開翅膀的死神，撲向了已經奄奄一息的德國經濟。美元與馬克的比率從一九二一年元月的一比六十四，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已經崩潰為一比四兆兩千億。如此駭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一九四六年的墨西哥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可以相提並論（順便說一下，到目前為止中國還保持著這項領先記錄）。
到了這個地步，德國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給，要不然到了月末你會發現本來買麵包的錢只能買麵包渣了。發工資前大家都要活動一下腿腳，準備好起跑姿勢，錢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衝刺的激情和速度——沖向市場與雜貨店。腿腳慢點的，往往就難以買到足夠的生活必需品。農產品和工業品生產都在急遽萎縮，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錢，紙錢！沒有購買力的紙幣像沒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著就傷心，孩子們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們堆房子玩。一九二三年《每日快報》上刊登過一則軼事：一對老夫婦金婚之喜，市政府發來賀信，通知他們將按照普魯士風俗得到一筆禮金。第二天，市長帶著一眾隨從隆重而來，莊嚴地以國家名義贈給他們一兆馬克或者半個便士。
對於德國的悲慘境地，它一戰中的對手們反應並不一致。老對頭法國自然是盼著這個強鄰兼宿敵越倒霉越好，在賠款問題上咬緊牙關毫不讓步；蘇聯因為社會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戰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外，割地賠款全沒它的份，又剛剛跟波蘭打了一場敗仗，希望藉助德國的先進軍事經驗，一九二二年開始就與德國秘密合作（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廿年後的腳）；英國秉承一貫的老奸巨猾，繼續「均衡勢力」品牌之大陸政策，不希望德國過分削弱而使法國坐大。小國家們有的內部爆發民族革命自顧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間小心翼翼找個位置坐下觀看演出，有機會也詐點湯喝喝。
戰敗者付出代價，古來皆然。歷史上沒事就打來打去的歐洲，利益變幻翻雲覆雨，沾親帶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來戲碼反復，不過如此。
然而，這次的確有點不同。
現在的人們討論一戰遠遠沒有二戰興趣濃厚，但是事實上，今天國際關係和文明準則的基礎，大部分是由一戰奠定的，某種意義上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摧毀了傳統世界的根基，而二戰是一戰遺留矛盾的延續和清算。如果說從前歐洲的戰爭是國王和貴族的戰爭，那麼一戰就是第一次現代意義上國家之間的戰爭，從它的政治根源、戰爭動員、兵役體制和戰後安排上，無不體現出鮮明的現代國家主義特點。不管主動還是被動，戰爭成為全民對國家的事務的參與，懲罰也成為有理論依據的全民責任。這樣，每個人難免要反思一下，打了這個仗，對每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另外，通過一戰，人類在自相殘殺方面的創造力表現得沒有最強，只有更強。在凡爾登的絞肉機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十九世紀天真的樂觀情緒，對主流古典人文主義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紛紛登上舞臺，直截了當，冷酷無情，與這個鐵血強權的時代賓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古老的歐洲現在到處都是打碎的罈罈罐罐，德國的巴掌挨得最響亮，然而他們要報復的並不僅僅是從普魯士時代延續下來的那些敵人們。在這個產生過無數哲學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動一向壯麗而可怖，短暫的痛苦過後，將化身為鋼鐵的洪流，無論說它邪惡還是野蠻，它是從我們自以為是的文明中生長出來的，讓我們前所未聞，目瞪口呆。
完成這個過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種力量：金錢。
帝國銀行裡的華爾街精英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德國發生了兩樁對歷史有深遠影響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發動了以失敗告終的慕尼黑啤酒館政變。儘管此前他愛國憤青的風頭一時無貳，甚至原陸軍總司令、德高望重的魯登道夫將軍都稀裡糊塗地被拉上了他的檢閱臺；在德國普通人眼裡，恐怕這位熱血沸騰的老兄當時也和一個比較搶鏡的行為藝術家差不了多少。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又何嘗缺乏大膽冒險的事件，和曇花一現的賭徒呢？於是未來的元首只好鬱悶地在監獄裡寫他的奮鬥。比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對通貨膨脹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鎮定沉著地繼續印發這些廢紙，因為，如果停止印發的話，政府就完蛋了，因為一旦印刷機停止轉動——而這是穩定馬克的先決條件——騙局馬上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驚的人民注意到，他們即使有幾十億馬克，也只有挨餓的份兒，那他們一定會作出這個結論：我們不能再聽命於一個建築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我們需要」（轉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
從這段有意思的話裡頭，我們能夠看到古往今來煽動藝術的精髓。憑心而論，希特勒確實頗有幾分洞察力，他看出馬克的瘋狂貶值被有意利用來應對外債（賠款是用馬克計算的），政府也的確難辭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結論——「民主不如」就莫名其妙了。煽動的訣竅偏偏就在於此，觀點必須夠震撼，論據必須夠彪悍——那麼從論據到論點到底是什麼邏輯，基本上就沒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從教皇的十字軍演講，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證。
同時發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現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說，停戰以來，德國人民第一次聽見了好消息。
持續將近三年的惡性通脹，在一九二三年底開始得到緩解和控制。
歷史學家們將這個功績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一個任命聯繫起來：卌六歲的德意志帝國銀行董事亞爾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為國家貨幣流通專員。
沙赫特一八七七年元月生於特因利夫（原屬德國，現屬丹麥），父親是德裔美國公民，母親是丹麥裔。他的父親為紐約公平信託公司工作了將近卅年，亞爾馬之所以在德國而不是美國出生，只是因為他母親當時患病必須全家回德國治療。和今天的眾多移民一樣，老沙赫特覺得美國的月亮特別圓，為了聊表對第二祖國的熱愛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國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進了兒子的姓名中間，這就是他奇怪的中間名的來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裡，中間名本應是父名和祖父名，這個獨特的做法如同一個奇異的預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美國印記。
小亞爾馬聰明而勤奮，具有德意志歷史上那些百科全書式學者的天資氣質，他先後專門學習過醫學、哲學和政治科學，年僅廿二歲就得到了經濟學博士頭銜。年輕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業，進入德雷斯頓銀行。他本人出眾的能力加上老頭子在金融界廣泛的人際關係，沙赫特一帆風順，很快成為引起關注的金融精英。一九一六年，他成為德國國家銀行的董事之一。一九二三年，沙赫特臨危受命，拯救災難中的德國貨幣流通體系。
貨幣崩潰的根源在於沉重的賠款負擔，沙赫特當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舉措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只會引發更可怕的動盪。他上任之後，立刻從兩個方面齊頭並進：一邊尋求外國金融資本的支持，一邊改革貨幣，用新的地產抵押馬克（Rentenmark）取代極度濫發的舊馬克。那麼該向誰尋求幫助呢？哪個國家有能力又有意願幫助德國呢？歐洲的鄰居和對手們要麼心懷叵測，要麼自己也窮得夠嗆，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們，他的目光越過浩瀚的大西洋，精準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鄉——美國。
一次大戰最重要的後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羅曼諾夫三大歐洲王室的垮臺，也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的興起，而是美國作為國際經濟政治關係中最強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一端，羽翼豐滿，開始閃亮登場。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提供了它的出場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國對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歐洲大陸的經濟滲透是一個重要途徑。德國伸過來的求援之手，與華爾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〇年代的華爾街，宛如現實版的迪斯尼樂園，不斷在狂歡的氣氛中迎來繁榮奇蹟，幾大主要銀行財團積累下來的資本迫切要向外擴張。馬克思曾有言道，三倍的利潤下資本就敢冒上絞架的危險，絞架尚且不怕，何況區區一個德國。一九二四年，以美國銀行的查爾斯道斯為首的委員會推出了「道斯計劃」，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內總計八億美元貸款流向德國，幫助它償還凡爾賽條約的賠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資於德國市場。同時，國聯調停法比兩國撤軍，接管魯爾工業區。
時來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斷地行動起來，用國家銀行黃金儲備為基礎的新馬克，以一比卅億的懸殊比率兌換舊馬克，到一九二四年八月這個過程基本完成，馬克匯率開始在國際市場上穩定下來，國際投機者逐漸停止了對它的攻擊。折磨德國的漫長通貨膨脹結束了，亂雲猶飛，千山已渡，沙赫特經此一役，證明自己不愧為金融奇才！
一九二八年，沙赫特率領德國國家銀行代表團，與美國為首的國聯賠款委員會談判簽訂了「楊計劃」，它是道斯計劃的延續，德國每年只要付賠款額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可以推遲。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後，胡佛總統乾脆提議暫停德國賠款的九成。等到一九三三年納粹上臺，就壓根一分錢都不給了。
道斯計劃和楊計劃背後，都站著華爾街金融巨鱷Ｊ．Ｐ．摩根的龐大身影。道斯計劃，據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卡羅爾．奎格雷的研究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個Ｊ．Ｐ．摩根產物」，而楊計劃的這位「楊」—— Owen Young，直接就是Ｊ．Ｐ．摩根派出的代表。這兩個計劃最大程度保證了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在一九三四年分業法案之前，像摩根這種巨無霸的金融恐龍一手控制信貸，一手承銷證券，去了德國的貸款在華爾街發行成債券，巨額佣金收入滾滾而來，像金雨一樣幸福地淋在華爾街精英高貴的腦袋上。
然而，道斯和楊計劃的另一個結果，卻是雙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的美國資本赤裸裸佔領了德國實業界，將德國私人資本嚴重排擠出去。一方面，德國中小企業破產，實業資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積失業，剛剛穩定的經濟又面對考驗，大傢伙出得狼窩入虎穴，使納粹的蠱惑宣傳有了民意基礎；另一方面，美國資本集中在電力、鋼鐵、化工幾個大的行業中，大展拳腳滾雪球，恰恰是這裡生長出的壟斷寡頭，為希特勒的競選活動提供了主要資助，進而為他發動的戰爭承擔經濟支持。
從沙赫特其人來看，他與華爾街的淵源明顯而深刻，他父親就職的紐約公平信託公司就是被摩根財團控股的。早在一九〇五年，他隨同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訪美時，就會晤過Ｊ．Ｐ．摩根本人。他英語說得比德語都流利，以至於幾十年後對他的審判是採用英德雙語進行的。從廣義上講，沙赫特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金融精英圈子裡的一分子，一個「大人物」。資本沒有國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別，資本家何嘗不是一樣？紐倫堡法庭上，只有三個被告指控沒有成立，當庭釋放，當過納粹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首腦，為整個戰爭籌集資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蘇聯代表尖刻地指責「資本家永遠不會受懲罰」，此言未必正確，但西方對他的偏袒卻毋庸置疑。
然而，成為溝通華爾街金融集團和納粹德國核心圈子的關鍵人物，二〇年代離沙赫特尚頗遙遠，就是說起來都匪夷所思。那個粗俗的流浪漢出身，政變未遂的小頭目？大概他連帝國銀行的門往哪兒開都沒搞清呢，在這些衣冠楚楚手握經濟命脈的紳士們中間，誰會給他一個正眼呢？然而歷史的魅力就在於此，昨日言猶在耳，今朝滄海桑田；聚光燈下，王子與貧兒的遊戲不斷被命運慷慨刷新，只不過每次付出代價的，永遠都是黑暗裡的芸芸眾生。
資助希特勒的工業寡頭們
國王死了，國王萬歲。此時一戰勇士窮途潦倒，二戰豪傑尚未登上舞臺，燈光下活躍的是一批當代英雄。德國需要錢，華爾街需要能賺更多錢的錢。貨幣和貨幣的交流沒有語言文化制度歷史種種障礙，是世界上最親密無間直截了當的爾虞我詐。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在道斯計劃和楊計劃之下，通過華爾街的國際財團經手流入德國的貸款總額為三百卅億馬克，其中的最大三筆款項，分別建立和幫助了三家大工業卡特爾。
「卡特爾」這種壟斷形式最早就源於德國，詞根也是德語，指的是把小生產廠家由統一定價限量的協議聯合起來，控制某一種行業的整個市場，比方說ＯＰＥＣ組織就是一個卡特爾。卡特爾的特點是簡單有效，缺點是不夠穩定，每人都有破壞協議的動機。但是在德國這種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較合適，它從漢撒同盟時期開始就有一個悠久的信用傳統，背信棄義的事不太流行。美國的資本進來之後，很快就看中了這種壟斷形式。銀行家們的操縱方法很簡單，控股其中最強的一個或幾個企業，讓它們在一兩種基本產品上佔絕對優勢，進而控制整個卡特爾。
這三家卡特爾分別是德國通用電力（AEG），聯合鋼鐵，ＩＧ法本，它們分別控制了電力、鋼鐵和化工行業，把握了德國的工業命脈。到一九三七年，聯合鋼鐵和ＩＧ法本生產的爆炸物加起來佔全國總量的九成五，著名的克虜伯軍火公司也在它們控制之下。這個不僅得益於美國貸款，還有美國的技術。美國的投資者直接進了它們的董事會，順便說一句，戰後他們都沒有因為給希特勒的政治獻金受到審問。
這三個卡特爾的美國債主子和經手人皆為華爾街銀行中最顯貴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 Forbes）；國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公平信託（Equitable trust）……
美國資本促進了德國工業的迅速卡特爾化，除了上一節提到的，為希特勒上臺提供了經濟環境和金錢資助之外，這個結果本身也被上臺後的納粹當作寶貴遺產和大好經驗繼承下來。納粹的經濟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業界大搞卡特爾，用巨額訂單餵養牠們，整合出幾個高效又聽話的巨型戰爭齒輪來，納粹黨人可從來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粉絲。
這是後話，目前還輪不到希特勒說三道四。中學政治課本告訴我們，壟斷資本家階級挑選了代理人某某，旁邊還常給配個圖：一個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個乾癟猴瘦戴禮帽的，倆傢伙正在彈冠相慶。話倒沒說錯，不過和沒說差不多，反正我感興趣的是某某怎樣被招聘錄用為資本家代理人的，這種好事怎麼才能趕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個第一眼帥哥，開始沒人覺得他能成氣候。當時德國政壇風起雲湧，政黨林立，國會席位非常分散，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投票難以出現優勢多數，幾個黨聯盟起來可以有簡單多數，但是中間一出個反水的，馬上優勢就沒了，這種狀況正好給小黨派提供了砝碼，在分裂和混亂中找到機會出頭。
一九三〇年，希特勒贏得了選舉中的第一次勝利，取得一〇七席，成為德國議會第二大黨。這個勝利令人吃驚，也來之不易，一九二八年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才只有可憐的十二席，但是毛主席說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認真二字。希特勒全國奔波，四處演講，外加到處贈送他的大作《我的奮鬥》，功夫不負苦心人，漸漸他的周圍也聚集了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資助者，上面提到過的卡特爾——「聯合鋼鐵」老闆弗里茨．蒂森，以及魯爾煤礦大王埃米爾．寇道夫。這些工業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為他強烈支持禁止罷工和工會活動。
老鼠和貓，錢和選票，一樣都不能少。希特勒轉身討好工人用的許諾是消滅失業，提高福利。這個諾言當時聽來格外動人，因為一九二九年從美國開始，席捲世界的經濟危機爆發了。
經過六年的資本輸出，現在德國總共欠了美國七十多億美元，整個國民經濟高度依賴美資。華爾街一崩潰，銀行出現擠兌，開始從國外急調資金回國，多米諾骨牌效應立刻把德國拉進了深淵，生產收縮，失業率驟增。那邊凡爾賽賠款還沒完呢，楊計劃規定每年必還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費稅保證的，結果結結實實轉嫁在了民眾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來希特勒的極右翼主張在主流社會總是被當作笑柄，現在卻有不少人真的追隨他了，希特勒的煽動迷人之處在於簡單直接——不還錢！賠款和債務是由這些外國資本家、猶太佬和賣國賊造成的，老百姓憑什麼負責。
然而，聽得熱血衝腦，怒髮衝冠的人們哪裡想到，希特勒這時正在緊鑼密鼓地想辦法擴大外國資本對他的支持。彷彿命運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選舉勝利的前幾個月，亞爾馬．沙赫特博士從德國國家銀行主席的職位上辭職了。
沙赫特辭職和楊計劃後續談判中與政府的摩擦有關，他對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讓步十分不滿，在沒有通知政府的情況下，他給Ｊ．Ｐ．摩根寫了一封信威脅要退出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這封信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後，德國政府大為震驚和丟臉，財政部長公開和他鬧翻了，在興登堡總統的壓力下，沙赫特憤然辭職。
這次離職對沙赫特的影響是微妙的，首先深覺羞辱，他是第一個沒到任期就被趕下臺的帝國銀行主席；同時也委屈和憤怒，且不說當年力挽狂瀾拯救通脹的功勞，就是這兩年領著談判隊伍，寸土必爭一條一條爭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視，也讓他覺得寒心。他離職後馬上去了美國，應邀在各大學裡演講，會見各界名流尤其是華爾街的同事，抨擊凡爾賽條約，鼓吹德國經濟復興。就在這次旅途上，沙赫特讀到了《我的奮鬥》。
儘管他評價希特勒的文筆在糟踏德語，但是對裡面表達的觀點卻心中一動。軟弱無能的魏瑪政府不再讓他寄託希望了，那麼換一劑猛藥如何？一九三〇年底，沙赫特會見了納粹黨二號人物戈林，三一年初，沙赫特與希特勒見面了
沙赫特對未來元首的感覺還不錯，希特勒在這次會晤中表現得「真誠而謙虛」，他的自信和敢於行動的決心給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絕的口才也名不虛傳。沙赫特顯得很有興趣地聽著，然後給了個小小建議，推荐一位金融記者瓦爾特．豐克給希特勒講授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知識（此人後來接替沙赫特擔任納粹經濟部長）。我看沙赫特回憶錄寫到這裡，想像博士忍耐著這位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還特別能侃的主兒，頓覺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閱人無數老奸巨滑的人物，怎麼會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亂的理論忽悠了去呢？
答案似乎出現了一點影子，一九三一年春天，沙赫特會見希特勒的新聞在金融家圈子裡不脛而走，人們猜測他政治上向右轉的同時，還大膽預測他要藉助納粹的力量競選下一任德國總統。沙赫特自己的話也加劇了這種猜測，當他的朋友、一位美國女記者問他會不會幫助納粹統治德國經濟之時，沙赫特回答「不，納粹不會統治，但我會通過他們統治。」
共謀！考察每一個歷史關鍵時刻的背後，各種目的與意志盤根錯節糾集在一起，我們看到只不過是一個合力的表現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給希特勒的德國老百姓還有與納粹合作的美國資本家，都懷著各自目的處於合力當中。能造時勢的英雄，就是在這個巨大的拼圖遊戲裡有幸拿到最後一塊圖版的人。
不管出於良好的願望還是勃勃的野心，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沙赫特幫希特勒弄到了那塊最後的拼圖。
一九三一年之後，沙赫特開始運用他的聲望、人脈和傑出的理財本領，為希特勒經營競選資金。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沙赫特成功發動了一次德國工業和金融界大規模聯名上書，由他領銜，要求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帝國總理。一九三三年元月底，希特勒戲劇性地當上臺，二月宣布競選總統，沙赫特為他組織了一個晚會，在他的驚人能量作用下，與會者涵蓋了工業界的大部分巨頭，包括Ｉ．Ｇ．法本及其美國分公司，克虜伯軍火公司，通用電力，德國汽車協會，聯合鋼鐵公司，電報電話公司；當場籌資三百萬馬克。希特勒在財運上終於告別諸多蝌蚪，遇見了一群牛蛙。這筆錢十分闊綽地解決了競選資金問題，選完之後還剩了大約六十萬。
除了籌資，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顯著的信號，表達了德國工業寡頭，以及站在背後的美國金融資本對希特勒上臺和進一步統治的認可。就拿佔總獻金額三成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國子公司就佔四成五了）來說，此時它的董事會包括了華爾街和美國實業界最顯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車公司的老闆，紐約聯儲銀行的董事，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頓銀行總裁，以及弗蘭克林羅斯福溫泉基金的主席。
風雷動，魚龍慘，魏瑪共和國就這樣不知不覺走到了盡頭，這個夾在兩個鐵血帝國時期之間，德國歷史上罕見柔仁的民主共和國，既生不逢時又先天不足。它失敗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終建築在一個極不穩定的經濟基礎上，畸形的資本結構，沉重的外債負擔，脆弱的貨幣體系，以及對德國中小企業和國內貿易傳統的破壞，使任何一點經濟波動都有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動盪，最後摧毀上層建築。從《魏瑪憲法》到希特勒上臺，它的民主從最完善的文本開始，用最糟糕的實踐結束。在歷史的弔詭裡，人人看到開頭卻總是猜不中這結局，國會大廈巨大的陰影傾斜在柏林的夕陽下，猶如共和國無聲的輓歌，的確，它作為殉葬品的命運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http://bbs.tiexue.net/post_2391111_1.html
誰為戰爭付了錢？
國會縱火案為魏瑪共和國釘入了棺材的最後一顆釘子，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興登堡總統去世，孤獨而衰老的帝國元帥在風雨飄搖中撐了很久終於還是放棄了，漫長的高壽並未給他帶來榮光。現在希特勒坐在總統府裡，正在對老總統留下的遺囑——復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頭銜是元首兼國家總理，在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開動國家機器，實現他壯麗而恐怖的千年帝國之夢。
老朋友得到了回報，就在同一天——八月二日，沙赫特博士成為了內閣經濟部長。在此之前，他已經回到帝國銀行那間熟悉的主席辦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趕到了國外當大使。捲土重來如此之迅速，使當初黯然去職的心情都變成了欣慰的回憶，他證明了德國多麼需要他，並且憑經濟學家的本能開始為一個全新的舞臺摩拳擦掌。
華爾街故人無恙否？他們用什麼眼光考慮這件事呢？其實上一節我們已經提到，華爾街通過所控制的德國寡頭企業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華爾街還有更為直接的動作，這就是當時希特勒得到神秘資助的所謂「西德尼．瓦伯格」之謎。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荷蘭突然出現了一本小冊子，其中有一位名為「西德尼．瓦伯格」的銀行家與希特勒的數段對話，裡面披露了美國最頂端的工業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與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臺前後，通過Ｊ．Ｐ．摩根與洛克菲勒大通銀行集團向他提供了數額達到三千二百萬美元之鉅的資助。這本書在一九三四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國和德國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認和這本書有關，但是，書中翔實的細節卻和很多現實資料一致，遂成疑雲，普遍被人們認為是華爾街的國際投資者們與納粹合作的一項佐證。
希特勒的上臺令民主世界輿論嘩然，一九三三年五月沙赫特訪問美國，還沒下船就被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包圍起來，圍追堵截質問他對反猶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煩得罕見地大發了一次脾氣，把記者遞給他的一份《紐約時報》狠狠扔在了甲板上。開頭不妙，他的使命看起來前途暗淡。沙赫特是來要求推遲支付美國銀行貸款的，大蕭條已經延續了三年多，羅斯福新政尚在福禍未卜，大家誰的日子也不好過，美國政府和華爾街還能像前幾年一樣好說話嗎？
莎士比亞說過，別借錢給你的朋友，要麼你會失去錢，要麼失去朋友。沙赫特這次又賭贏了，美國選擇了前者。一方面，美國資本已經在德國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關彼此糾纏；另一方面，德國重整軍備擴大採購的過程，對美國經濟恢復是一個良好的刺激。至於買了軍火要對付誰，反正不是美國。沙赫特博士給了一個多麼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國能夠獲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經濟上得到發展，這只會有助於刺激一般的世界貿易。它將幫助增加消費，促進繁榮，不僅提高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將提高整個工業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甚至還把反猶行為的原因歸於「一個民族處於經濟絕望和可怕困境時的表現」，並且保證「一旦德國享有公平與繁榮後，這些表現就會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務》上的文章）
羅斯福總統對沙赫特印象並不好，他覺得對方傲慢自大；對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訪問結束的時候，他還幾乎故意任命一位猶太人去柏林當大使。但是令人遺憾，也是我們很少提到的是，羅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裡，與綏靖主義者的主張並沒有什麼本質分歧。在他的施政綱領中國內經濟是第一位的，對外交只簡單提一個「睦鄰關係」，保住拉美後院不起火足矣。這不僅僅為了迎合孤立主義勢力，羅斯福本人也是一個靈活的務實主義者，並不介意握髒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蘇聯建交了，讓歐洲自相箝制，何樂而不為呢。
一九三三年八月，美國銀行協會同希特勒德國就貸款問題進行談判。美國銀行同意德國延期償還以前的貸款，並且保證今後美國在德國的資本和產業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國使用，並用此來興建新的軍事企業或者改建原來的軍工企業。
納粹德國沒有食言，作為一個好胃口的買家，立刻把這些延期支付的貸款派上了用場，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在德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做準備的六年時間裡，杜邦財團與化學公司、洛克菲勒財團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財團及它控制的電報電話公司、福特汽車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於與納粹的合作還得到了十字鷹徽勳章）爭先恐後跟德國簽下了巨額的戰略原料和軍工項目的訂單。僅僅飛機一項，一九三四年八個月中美國對德國的出口數量就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了不止五倍。三三年到三九年間，在納粹德國的軍事機構中營業的美國公司超過六十家。在技術輸出貿易上也毫不含糊，法本把氯丁橡膠和飛機防爆劑的技術賣給德國；坦克潤滑油的技術是從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發展空軍的重要幫助來自於美孚在德國設立的一家飛機專用汽油廠；電報電話公司參加了德國新型飛機的研製。後來在戰爭中，連美國的海軍部長都承認是美國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進的飛機發動機。
一個不可思議的詭異循環出現了，華爾街借出去的錢，被希特勒拿過來，從華爾街金融資本控制下的工業托拉斯購買軍火和技術，得到的利潤又用於向德國的軍工行業繼續擴大投資。金錢的血液周而復始不分晝夜地流動著，結果是一端生長出了武裝到牙齒的德國軍備，另一端美國的諸多龐大工業帝國，在艱難時世中維持甚至擴大了生產和市場，羅斯福新政能夠奏效，也未嘗不對此多賴借助。
然而真有這麼輕巧的雙贏嗎？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無緣無故發生的，哪怕是從天上掉下來一塊隕石也不例外。人們永遠沒有完全決定眼前事務的能力，路徑依賴的力量常常比想像中大得多。美國與德國戰前資本融合的慣性，一步步導向如今的政策，不是當政者不懂養虎遺患、尾大不掉，誰都知道希特勒是什麼人，但是形勢如此，加深這種合作關係比破壞它更為划算。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說破了殘酷的真理：「在長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謂長期打算、遠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調，立竿見影的利益卻是人人難以抗拒。金融資本的盲目性尤其明顯。金融市場上每一天時間都在用貼現率表達著它的價值，今天能掙的錢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當下是華爾街唯一永恆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戰爭，都可以往後放。上世紀末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各國對經濟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資本從來就是見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的角色，現在如此，當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牆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陳倉，就不怕明修它棧道。德國撕毀凡爾賽條約限制，恢復普遍兵役制，擴充常備軍，進入萊因非武裝區。美國對此聽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熱火朝天。其實別的國家又何嘗不是一樣呢？英國和德國也有合作，並且是美國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對這些舉動不過嘴上譴責一下。法國雖然是德國的傳統敵人，但是戰前正趕上右翼上臺正在嚴防共產黨，外加殖民地麻煩一大堆，還指望著希特勒對付蘇聯。
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夜，我們會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蘇爭相和自己未來的侵略者眉來眼去，比賽著為它添磚加瓦的奇異景象，希特勒不打這場戰爭簡直都對不起老天的眷顧。像最深沉的夢魘，清醒者無法動彈地看著深淵越來越逼近，又像一場荒誕派戲劇，各方勢力擠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經濟復興？遏制共產主義？均衡的歐洲？互不侵犯？戈多沒有來，來的是希特勒。納粹德國帶著華爾街的金錢，美英的技術和裝備，蘇聯訓練出來的軍官，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鍍金時代的秘密與巫師的命運
納粹德國的「復興奇蹟」一直是第三帝國粉絲津津樂道的題目。希特勒以前的內閣總理換來換去，願許得真不少，每次但聽環佩響，不見美人來；佳人不來，也就罷了，可是今天通脹明天衰退加上還不完的外債，來的都是這種牛鬼蛇神，真叫人無語凝噎。希特勒上臺四年，失業率從高於三成下降到幾乎為〇，國民經濟總值增長超過一倍，同時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還裝備了一支現代化軍隊。如果你看過雷妮．里芬斯塔爾那部著名的《奧林匹克》，一定會對一九三六年德國綜合國力和精神狀態留下深刻印象，那響徹雲霄的歡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氣勢宏偉的建築，健美如神祗的運動員，無一不暗示著隱然志在天下的實力與霸氣。希特勒的個人威望也達到了頂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樣的演講才華，只消在公共場合露露小臉，成千上萬群眾就宛如自動催眠一般立馬如醉如痴。
那麼，如果這時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話，是不是就「生得偉大，死得光榮」了，然後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創造經濟奇蹟的呢？
對比希特勒政府和羅斯福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之後的經濟政策，不難發現它們何其相似乃爾。同樣的國家干涉，興建公共項目，發行公債，貶值貨幣，擴大卡特爾組織；甚至連名字都差不多，羅斯福的叫「新政」(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計劃」（New Plan）。誠然，在世界範圍經濟危機條件下，大家面對的問題大同小異，比較行之有效的也無非國家壟斷主義那一套。然而，同樣的照方抓藥，各國家底不同，人家吃獨味人參，你可能只弄得起點參鬚，賈府的方子劉姥姥看了也是乾瞪眼。美國的廣闊幅員、豐富資源、生產潛力沒有一條德國能望其項背，這且不提，單單說通貨這一塊，它就是一戰最大的獲利者，加上延續下來一貫的高保護關稅政策，資本對外擴張多年帶來的驚人收益，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和戰後年年賠款的德國怎麼比？有黃金和外匯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貨幣貶值而不引起通貨膨脹，可以玩赤字遊戲而不導致財政破產；換了你行嗎？
擺在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這樣一頓無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樣，這個老巫師如同聽到召喚的戰馬，再一次奔向危機時刻的舞臺，一樣的雄心勃勃，一樣的自信不疑。他的確帶來了新節目，電光火石間只見他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縱橫捭闔，原湯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動作令人眼花繚亂——「德國欠你的錢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術般的手段創造了信用。
在一個基本沒什麼財政準備金的國家裡幹事，只能使上點無中生有的辦法，這個「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搶，只不過大盜剪徑變成了國家沒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憐的猶太人；文的就不那麼簡單了，沙赫特一開始必須有節制地使用印鈔機來做啟動。
我查閱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幾次，大多都說他為了重整納粹軍備，怎麼熱衷搞通貨膨脹，彷彿他是個金融狂人。這個印象之由來，以我自己的猜測，可能和中央銀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關。他一九三七年拜訪沙赫特，對軍備資金問題交談之後，大概自以為深受啟發，抗戰後期也效仿人家搞貨幣增發，結果演砸了，真的變成了通貨膨脹。孔博士雖然堂堂名校海龜，貴為兩位國家元首的連襟，理財的本事還是比不上斂財的本事。沙赫特開動過印鈔機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總體上卻是緊銀根的，這意味著嚴格控制物價和外匯匯率，而且將大量增發的銀行券用在非生產領域，也就是基建和軍工，盡量減少對一般市場流通的壓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軍用券，就是由國家保證，專門支付軍火商的，由銀行秘密貼現，不入財政報告。這種辦法兼顧了解決就業、不造成生產過剩和軍事保密要求，將「拖」字訣發揮到了極致。沙赫特所創造的信用奇蹟還包括，為了避免外匯流失，他同幾十個國家談判了（對德國）「驚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語）。到一九三六年中，德國已經建了廿八個清算協定，在與這些國家貿易中，德國用馬克支付進口款項，並把款額與該國購入德國製成品的款項保持齊平，這樣，這些依賴德國市場的國家（大多是南歐和美洲的原料輸出國）沒有辦法，為了清算馬克欠款，只好允許德國繼續購貨。沙赫特在「新計劃」期間之賣力，確實有幾分「士為知己者死」的味道。為了給德國弄到更多外匯，他甚至不惜損害自己在國際金融中的信譽，在進口商品以後千方百計阻撓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換，連華爾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責這種「金融強盜行徑」。
可是，隨著時光飛轉，隨著軍隊強大起來的腳步，這個精明的老巫師沒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標並不是讓德國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和貿易霸主，他把經濟全權交給他，是因為他自己根本不感興趣。賭桌上再有千般計較，總還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經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給他的更多，更直截了當。
一九三六年開始，形勢看上去正是鶯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卻開始隱隱感到問題不妙，像一個在舞臺上停留過長時間的魔術師，他發覺帽子裡已經沒有新兔子可以變了。首先是德國在軍備上的畸形投資，佔用了他千方百計從國際金融界弄來的，和從國內人民牙縫裡摳出來的大部分外匯，他主持修訂的經濟法律嚴厲到對私藏外匯可以判處死刑，卻仍然難以應付軍隊巨大的鋼鐵胃袋；另一方面，重整軍備的動靜實在太大，其他國家雖然有跟著起哄沾光的一面，卻也有驚心警惕的時候，德國的國際環境悄然逐步惡化，國際貿易越來越不好做。特別是，華爾街雖然慷慨給了錢和技術，但是像過去楊計劃中發生過的一樣，它們在合作中試圖控制德國夥伴，而為戰爭做準備的德國工業寡頭，還有它們的政治靠山，當然不會答應，政治原因帶來的摩擦也影響了經濟關係，使沙赫特大為頭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來自，希特勒和他對經濟政策的要求在本質上有分歧。希特勒對經濟完全持一種實用主義態度。如果把納粹黨和希特勒本人對經濟問題發表的零星高論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簡直沒有他們沒主張過的觀點：支持國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張自由競爭、主張計劃經濟、打擊壟斷、保護壟斷、限制利息、反對限制利息……總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實際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為政治要求服務。雖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報紙上撰文，說元首「領導了每一個經濟計劃、參加了每一項法令制度的修訂」，其實希特勒在其中的貢獻，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對《賣花姑娘》音樂創作的貢獻差不多。沙赫特將高帽子奉送得這麼慷慨大方，恰恰因為希特勒當時沒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領導打算親切關懷了，沙赫特與納粹的蜜月期也就開始面臨危機。
一九三六年秋，戈林被任命為「四年計劃」全權代表，這個「四年計劃全權機關」與帝國經濟部產生了嚴重的機構重疊，最後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與戈林之間的衝突。沙赫特從這個「四年計劃」誕生開始就對它深惡痛絕，不僅因為它的掣肘爭權，更因為它是一個完全以戰爭著眼的，策劃德國四年後勉強自給自足的計劃。雖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自由貿易信奉者，但是國際貿易和金融對德國的致命意義他是再清楚不過了，德國沒有廣大殖民地作為廉價原料來源和產品市場，去消化國內的經濟波動，因此一舉一動都和國際金融市場息息相關，要不他那麼辛苦節省外匯幹什麼？一旦風吹草動，馬克受到攻擊，以當前國內的信用「圓環套圓環」遍地打白條的現實，這場熱熱鬧鬧的「經濟復興」搞不好立馬變成鏡花水月！「四年計劃」在他不僅達不到什麼自給自足的目的，反而會摧毀辛苦建立的國際貿易成就，並且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對德國信用的懷疑。沙赫特憤然指責戈林「你的外匯政策，你的生產政策和你的財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這場爭執中會支持哪一方呢？看看這位元首風向標式的言論吧。
「在德國，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漲的時候，經濟情況才開始改善；反過來，往往在經濟成了我國人民生活中唯一內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時候，國家就趨於崩潰，而且在很短時間內，把經濟生活也拖著一起崩潰……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靠和平的經濟手段建立的」「避開一切世界工業和世界貿易政策的嘗試，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紀分配獲得一塊立足的生存空間開闢出一條生存之路……」
另一個使人不安的徵兆是，楊計劃和道斯計劃債券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的價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債券從七十九美元下降到卅七美元，楊債券從五十九美元下降到廿九美元。這意味著華爾街對德國發生動蕩的深深憂慮。鉛雲低垂，斜陽詭異，沙赫特獨坐在帝國經濟部辦公室裡，看著多年圍繞在他鞍前馬後的工業家們，蜂擁著向戈林的訂單撲去，不祥的預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間一場新的風暴就要來臨，他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一九三七年八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遞交了辭呈，十二月正式從經濟部長任上離職；一九三九年元月，他被免除帝國銀行總裁職務，雖然還保留著內閣成員的虛銜，事實上已經離開了德國的權力中心，雖然他之後的人生依然頗有戲劇性，但已不再對歷史發生真正的影響。
沙赫特的命運是一個富有深意的象徵。他終身未加入納粹黨，但是在納粹上臺和準備戰爭過程中的作用卻可能超過了任何納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國際金融資本與德國政治勢力關係的生動歷史。如同傳說中的雙頭蛇，政治與經濟的邏輯相互推動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儘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為侵略戰爭籌資（這一點無可置辯），而且在奧地利合併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國銀行的手伸了進去，但是從本質上他是按照國際金融資本——當然也包括德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去行動的。然而，「大砲和黃油」是政治發展的邏輯，有自身合理的慣性，對一種成型的政治文化來說，經濟力量可以是發動機，卻從來不是剎車。何況這「驚險的一跳」在好日子裡難道沒有露出過徵兆嗎？希特勒也許是個魔鬼，但很難說是個騙子，他的基本主張——種族主義和生存空間擴展論從來直言不諱，這樣的理論基礎最後必將引向戰爭。發現這一點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洞察力，只不過，像十日談裡古老的故事一樣，希圖利用魔鬼的最後難免淪為魔鬼的奴隸，或者，魔鬼和人類本來就沒什麼真正的界限？
紐倫堡的美國人放過了沙赫特，他的祖國卻沒有原諒他，戰後巴伐利亞拒絕他居住，他漫長的後半生背負著納粹幫兇的罵名。然而華爾街呢？Ｊ．Ｐ．摩根財團呢？那些顯赫的信託銀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這些工業帝國呢？伯爾尼和日內瓦賺得缽滿盆滿的金融家和軍火中間商呢？即使在戰敗的德國，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托拉斯們，總電力公司、法本、聯合鋼鐵，誰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觸動了呢？在兩極格局的戰後世界中，又一輪金錢和控制的奇妙博弈開始了……
你看，你看世界的臉。
「波麗娜，她無處不在，她就是社會……」——巴爾扎克《驢皮記》
這篇大而無當的文章結束之前，不妨再對沙赫特蒼老的背影目送一程。這個精裝的伏冷脫，失去法術的老巫師，最後一次見到希特勒是在一九四一年一個公開場合上。希特勒的問題依然和華爾街有關，他問他是否能再去美國一次，爭取華爾街新的貸款。這次沙赫特沒有絲毫猶豫地告訴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後，已經完全不可能。這是他對希特勒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華爾街與納粹德國這齣人間喜劇的最後落幕。
亞爾馬．沙赫特一九四四年被牽扯進謀害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被送進達豪集中營。一九四五年達豪被盟軍佔領。一九四八年受審無罪釋放後，先後擔任印度尼西亞、埃及的經濟顧問，一九五二年在阿以中東戰爭中作為埃及的顧問，一九五三年後回到德國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時寫作回憶錄《我的前七十六年》、《一個老巫師的告白》。一九七〇年六月四日，在希特勒和羅斯福死去整整廿五年後，九十三歲高齡的沙赫特去世。他像一隻從樹上掉下來的貓，姿態難看卻總能安全地四腳落地，一時的凶險也變成了因禍得福的契機。讀他那洋洋灑灑一冊又一冊的回憶錄，你很難相信這個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過人的精力和記憶力。甚至還在監獄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兒子戰死，自己等待受審、前途未卜的日子裡，我看到這個七十一歲的老巫師寫道：「我一直雄心勃勃，現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為什麼，這種過於強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對第三帝國那種獰厲囂張的美。也許唯一例外的是這個細節。當寫到他的愛子 Jen 在蘇聯戰俘營裡失踪，文風鋪張華麗的沙赫特只淡淡說了一句：他是個溫和而內向的孩子，本該是個很好的經濟學家。可是呢？他活到了九十三歲，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內，幾千萬年青人死於這場戰爭。他一生夢想著德國的強大復興，在臨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幫助發動的戰爭製造出的一道柏林牆。
陳詞濫調，有時候卻真的難以替代：願後人勿複哀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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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四
回復：金土罌粟——漫談納粹德國的興起與華爾街金融集團
經濟論壇上「johnconstantine」網友很久見地的讀後感，誇獎的話就不轉了。
（另外樓上，本文整個兒就在論述戰勝國如何將貸款轉回給德國。晚安。）
讀史而知今，納粹德國的歷史，無疑是一部極好的教科書，讓我們讀過之後，產生出許多的感慨和心得。
經濟的發展，從長期看，是和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文化，等等等等有著緊密地聯繫和聯動效應的。可是在短期看來，它從來就是一個可以任意玩弄的東西。所不同的是，你玩得越厲害，它未來的報復也就越激烈。
沙赫特的歷史，證明了經濟和所謂的獨裁，民主，民族主義，階級鬥爭都沒有任何的關係。要搞定經濟，總是有一套必然的手法的。
第一條，搶。
或者是通過戰爭——但那樣代價太大。所以不妨先從小的入手，比如，把一部分富裕的國民宣布為敵人，在德國，就是猶太人。妖魔化猶太人，把猶太人說成是剝削，貪婪的惡魔。然後沒收猶太人的資產，充實國庫。
第二條，漲。
通過通貨膨脹，去斂聚國民的財富，增加政府的權利。
第三條，拖。
通過擴張政府信用，把本來該由社會承擔的債務，通過政府信用保護起來，使其不能一是發作。比如，發行軍票，比如，保護銀行信用。這樣，通過拖，把馬上就會爆發的經濟問題先隱藏起來。
第四條，賣。
將一部分的經濟利益，出售給別國的財閥，通過信貸獲得金錢。進一步穩定國內經濟。
第五條，賴。
通過賴賬來免除經濟債務。
以上四條，是一個國家治理經濟的天書寶典。所有在前臺跳舞的小丑，比如希特勒，都只是聚光燈製造出來的偶像。背後，必定有一批大大小小的精英，在實施這五字寶典。這五字寶典用之必靈，必定能夠欺騙一些小老百姓，讓他們在享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後山呼萬歲，從而去奠定獨裁者的獨裁基礎。而當獨裁者們一旦得逞，他們的負面效應必定顯現。
搶字訣，強權國家最喜歡使用的秘訣。往往是第一使用。搶，沒有什麽比這個來錢最快的了。搶完以後還要在受害者身上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目的是在搶完了他們以後讓別的國民不但不同情他們，相反，還要把搶變成合理化，合法化。負面效應在於，被搶的人，往往其實是這個國家的精英，搶完之後，一時的歡愉代替不了長久的痛楚。所以德國的精英，比如愛因斯坦，費米等人，最後是在美國完成了原子彈。我一向贊成一個國家要限制精英的權利。但絕不是說，一個國家的精英，是可以被隨意侮辱和打倒的。畢竟，精英就是精英。
漲字訣，通貨膨脹是搶完以後的主要手段。搶完了，錢還不夠，怎麽辦呢？只能漲了，通過濫發紙幣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但是，這一招完全是救急招，瞎子也知道，你這濫發鈔票的結果是什麽？所以漲字訣一旦啟用。就需要用拖字訣了。
拖字訣，就是用政府的信用去保護虧空，讓它不至於馬上爆發。本來是一個銀行的虧空，現在就變成了國家的虧空。本來投資不振，就由政府印鈔票去投資。本來已經財政赤字很嚴重了，它還要年年增加軍費，擴充軍備，去解決一些失業啊之類的問題。拖字訣的問題，就在於拖得了一時，拖不了一世。最後一定會大爆發。
為了讓拖字訣運行得久一點，就得要實行賣字訣。賣，簡而言之，就是出售國家利益給外國。或者是民族企業的股份，或者是土地。賣了之後，就獲得了金錢，可以暫時穩定一下。賣字訣的問題是不能永遠賣下去。賣得多了就有問題。因為外國人也是要賺錢的，賣得越多，他們要求的也就越多。
所以再接下去就是賴字訣了，把欠的債務說成是帝國主義的剝削，用一種民族主義的理論來給自己的耍賴遮羞。但是賴不是沒有代價的。賴的結果，輕則影響國家信用，導致貨幣的破產和外貿中斷。重則引發戰爭。
所以，大凡國家，不管是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德國也好。要在短時間內穩定經濟，則必用此五字訣，用好五字訣的根本便在於四個字，叫做厚顏無恥。所以大凡用此五字訣的，必非善物。為什麽說政治是骯髒的呢？就是因為你為了要達到政治目的，就不得不用一點見不得人的手段。這本來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可有人還總喜歡在用五字訣的時候，作出一幅憂國憂民的偉大狀態來。比如希特勒之流——其實這小子屁都不懂——來打扮成人民的救星，歷史的偉人。而廣大獲利百姓不明就裏，得一時之利，也以為碰上大救星大好人，把自己的民主權利拱手相讓。結果就是大災大難的開始。德國人在二戰中死傷無數，恐怕也是當年萬千選民沒有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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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五
沙赫特時代
納粹黨當政最初幾年的經濟，同沙赫特的名字密切關連。
沙赫特早年是一名精通金融業務的資產階級銀行專家，傳統經濟學金本位論者，政治上是個民族主義和君主主義分子，一九二四年出任國家銀行總裁。國家銀行（Reicksbank）是根據一九二四年八月卅日的法律，由地產抵押銀行改組創建的，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其一億五千萬德國馬克資金由壟斷資本集團認購籌集。作為享有發行貨幣優先權的私營銀行，它實際上始終是在同政府財政部保持密切聯繫的情況下工作。沙赫特面對因魯爾危機而出現的德國歷史上空前的惡性通貨膨脹，借助其獨立於政府的特殊地位，經過舊馬克——地產馬克——德國馬克（以下簡稱「馬克」）一系列的整頓改造，成功地建立起金本位的新幣制，被譽為「金融奇才」、「民族救星」，成為國內外經濟和政治界的顯赫人物。一九二九年秋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後，沙赫特以拒絕楊格計劃為導火線，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辭去國家銀行總裁之職，同魏瑪共和體制分道揚鑣，投入納粹黨的懷抱，積極支持希特勒上臺；納粹黨掌權之後，沙赫特於一九三三年三月重新出任國家銀行總裁，並擔任國家開支管理委員會主席，翌年七月兼任政府經濟部長，一九三五年五月根據國防法兼任軍事經濟全權總代表，成為一個直接對希特勒負責的納粹德國「經濟獨裁者」。
我們必須從歷史縱、橫兩個方面，考察納粹德國早期的沙赫特經濟時代。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空前嚴重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對德國的衝擊特別厲害。這給納粹黨奪取政權提供了天賜良機。但一九三三年元月希特勒上臺執政時，危機的洪峰剛剛越過德國的大地，它所留下的是一片殘垣斷壁的經濟廢墟（最尖銳的是大量的失業）。這自然要制約其經濟體制的形成和運行。希特勒的納粹運動，是一種以小資產階級群眾為主體的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這種「革命」不僅有「政治上的」意義，而且還夾雜著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群眾所幻想的「社會革命」尤其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湧起的要求所謂繼政治革命之後「第二次革命」的浪潮。這也會在納粹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中打下烙印。納粹黨的上臺執政，並不是原有統治集團內部一般意義上的政府更迭，而是原有的傳統權勢集團同來自社會下層的政治暴發戶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結盟。正是在沙赫特時代，經過相互爭奪、妥協和融匯，才逐漸形成納粹德國統治權勢集團的新組合。雖然德國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在根本的所有制關係上沒有改變，但上層建築的變化必然在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同時，反過來影響、調節和部分改變原有的經濟基礎。納粹經濟體制的形成與演變，必然要同納粹政治體制的形成與演變不斷地相互作用。
沙赫特時代是納粹德國第一個四年計劃的時期。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希特勒出任政府總理的第三天，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宣佈納粹政府將實行「偉大的」四年計劃：在四年內「徹底克服失業」，「拯救德意志的工人」，「拯救德意志的農民。」希特勒強調：「政府保證避免一切可能危及通貨的嘗試」，「不靠由國家組織的經濟官僚機構的間接方法保護德國人民的經濟利益，而是依靠私人創造力最大限度的推動，依靠承認財產所有權。」他說：「勝利的原則在於對企業的組織和引導以及從賠款和不可能履行的債務與利息義務中解脫出來。」這樣就確立了以克服失業、控制通貨、保護私有制、依靠壟斷資本恢復經濟，同時調整經濟關係與領導權力，擺脫凡爾賽體系重壓，建立新的經濟結構的目標與原則。有材料證明，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初與沙赫特進行過幾次單獨談話，上述措施和目標的提出同這些談話有密切聯繫。
不管如何，希特勒這篇宣佈四年計劃的講話，所規定的正是由沙赫特執掌經濟大權時期納粹經濟體制形成與運行的原則。
過去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多是隨其自生自滅，即依靠所謂「自我均衡調節機制」，政府較少干預。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大危機，使資本主義原有一切舊的經濟理論、舊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方式，紛紛失靈。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這一前所未有的經濟大風暴中尋找一葉方舟。德國從布呂寧起的三屆總統內閣，也都在圍繞著克服失業、恢復經濟、解決賠款和債務問題轉。布呂寧企圖以通貨緊縮的途徑重建德國的經濟秩序（這同當時興起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恰好背道而馳）。他嚴格控制外匯，大幅度削減工資，增加課稅，努力平衡預算，同時控制物價，設置物價監督專員。這種緊縮經濟政策很快遭到破產。繼之上臺的巴本政府，開始以擴張性經濟政策來解決失業問題。他企圖以向資本家發放貸款和「免稅券」方式，刺激私人投資和生產，達到擴大就業，重新起動經濟的目的，但擴大生產的結果加重了生產過剩危機，以國庫直接援助資本家激化了勞資矛盾。巴本之後的施萊歇爾，從「右」拐向「左」，提出興辦「非生產性」的公共工程，以創造勞動崗位的計劃。這一計劃剛出籠，他的內閣就倒臺了。
沙赫特執掌經濟大權後，總結前三屆政府經驗教訓，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採取「鬆財政，緊貨幣」的總方針。所謂「鬆財政」，就是由國家大量投資興辦公共工程以及隨後的擴軍備戰，這些「非生產性」的項目，既創造了就業機會，又不會加重已有的生產過剩危機。所謂「緊貨幣」，就是控制通貨膨脹，控制外匯，穩定物價。
國家興辦公共工程和擴軍備戰，需要大量資金。籌集國家大量資金，通常有三種不同的途徑：增稅，增發貨幣，借債。第一種不僅會引起社會的不滿以至反抗，而且會直接削弱本來已經不足的「社會有效需求」，擴大就業的好處將被抵銷。第二種途徑必然直接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這是德國之大忌。沙赫特採取第三種途徑，建立一套依靠發放短期商業債券的所謂「興工券」機制。這種短期商業債券，一般期限三個月，但可延長廿次，最長達五年，每年兌換五分之一。它作為商業債券也可以自由交易，實際成為馬克之外的一種「輔助貨幣系統」，可以避免公開的財政赤字與公開增發貨幣，不至於直接引發通貨膨脹。所謂「梅福票」（ＭＥＦＯ）實際上就是其中的一種。
當時，在危機衝擊下，一般德國銀行已凍結貸款，缺少可投資金與流動資金。國家銀行雖有放貸能力，但原有銀行法規定它不能直接從事公開的市場活動，也不能代表國家兌換債券。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納粹當局頒布法令，授權國家銀行在證券市場上收購國家證券和一般商業銀行承擔再貼現。這樣，大企業承包國家的公共工程或軍事訂貨之後，即可按合同開支總額（包括利息）發放相應的債券。一般的商業銀行承兌此種債券。然後，由國家銀行再貼現。沙赫特利用這種債券機制，為納粹政府實施大規模公共工程和軍備計劃籌措了資金。這刺激了經濟的起動，擴大了就業，又為壟斷資本帶來巨額利潤，並使國家財經命脈掌握在金融壟斷資本手中。
沙赫特的「緊貨幣」主要是控制物價和工資，限制消費的發展，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底，納粹德國對物價的控制大約經歷三個階段，即從依靠卡特爾組織原有的監控機制，到由政府物價委員監控卡特爾價格，最後國家頒布凍結法令。德國素有「卡特爾王國」之稱。沙赫特最初主要是依靠原有卡特爾劃分銷售市場和規定商品價格，試圖以「總卡特爾」形式建立起監控物價的總體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希特勒任命銀行家格爾德勒為物價專員，授予他監管物價全權，於是進到了政府對卡特爾價格實行再監控的階段。格爾德勒主張緊縮通貨政策，他雖然支持重整軍備，但認為不能超過每年十至廿億馬克的水平，因此同希特勒發生分歧，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辭職。同年十月廿九日，納粹當局頒布《價格凍結法》，進到控制物價的第三階段。政府選取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間各種商品「最公正」的價格作為標準點，通過法律加以「凍結」。與控制物價同時的是控制工資。魏瑪時期德國工會勢力強大，工資一般由勞資雙方共同協商。納粹黨執政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摧毀工會，設立專門負責規定工資與勞動時間的「勞動托事」制度。這些「托事」只對勞動部長負責。工資政策由經濟部長頒布，實行封頂式的「最高工資率」。相對於物價控制，納粹當局對工資的控制更嚴。
德國本來屬於資源不足和依賴國外市場程度較高的國家。
在凡爾賽體系的束縛和沈重外債的重壓下，尤其是經濟大危機導致國際間劇烈的關稅戰、傾銷戰、貨幣戰和資源戰，德國工業進出口受阻，黃金外匯儲備大量流失。一九三一年銀行危機，外匯儲備流失廿億馬克，布呂寧政府下令將所有外匯業務集中於國家銀行，仍未能控制住。國家銀行的外匯和黃金儲備，一九三二年分別降至十億四千八百萬和八億〇六百萬馬克，一九三三年降至六億〇三百萬和三億八千六百萬馬克，一九三四年再降至二億三千八百萬和七千九百萬馬克。整個馬克的金本位幣制面臨崩潰。在此情況下，沙赫特於一九三四年拋出一個控制外匯、外貿與外債的總體方案，把外債納入外貿關係，「量出為入」，實行按輕重順序分配進口比例的制度，創立「物物清算」的外貿形式（主要是同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並且採取將外貿與外債償還揉為一體的方式，抵賴外債以擺脫凡爾賽體系制約德國經濟。
從總體而言，沙赫特時代納粹德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在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借助加強中央集權的國家干預機制，以消除失業、克服經濟危機、擺脫凡爾賽體系為主，同時為向戰爭經濟過渡作準備的經濟體制。它同當時美國實行的羅斯福「新政」有很多相同之處，起碼在總的方程式上，兩者都是通過國家干預，實行赤字財政，舉辦公共工程，消除大量失業，降低利率，鼓勵私人企業投資恢復生產，克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但兩者之間又有很大差異。沙赫特更多地依靠極權國家強力控制，實行「鬆財政、緊貨幣」、低工資、低消費和逐步向戰爭經濟過渡，社會有效需求內部結構傾斜於重工業。羅斯福新政更多地依靠市場經濟的作用，實行「鬆財政、鬆貨幣」、高工資、高消費的通貨膨脹經濟，社會有效需求內部結構傾斜於消費資料。
沙赫特主持德國經濟的這幾年，失業人數從一九三二年五百五十七萬人降到一九三六年一百五十九萬人，工業生產總指數從一九三二年僅有一九二八年的五成九上升到一九三六年的十成七，超過危機前的水平，其中生產資料生產為十成一三，消費資料只有九成八。同期，資本家的利潤從一九三三年的六十六億馬克上升到一九三七年的一百五十二億馬克。德國經濟的恢復，為納粹的大規模擴軍備戰和隨後的擴張侵略，奠定了經濟基礎。無怪乎一九三七年元月沙赫特六十壽辰時，德國國防軍刊物父軍事周報》稱頌他為「使德國國防軍的重建工作在經濟上成為可能的人」。
泉石書庫 亦凡公益圖書館（shuku.net）
http://www.shuku.net/novels/wars/fxstzyj/fxstzyj33.html
本文六
亞爾馬．沙赫特
德國銀行家、經濟學家和經濟部長，因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遏制了威脅魏瑪共和國的生存的毀滅性的通貨膨脹而聞名於世，曾出任希特勒納粹黨政府的經濟部長(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戰後他被宣判無罪，並致力於戰後重建和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建議。
姓名：亞爾馬．沙赫特
國籍：德國
出生：一八七七年元月二二日
職業：經濟學家和經濟部長
簡介
亞爾馬．賀拉斯．格里萊．沙赫特博士（德語：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一八七七年元月廿二日至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德國經濟學家、銀行家、自由主義政治家，德國民主黨的聯合創始人。曾任德國國家銀行總裁(一九二三至一九三〇，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經濟部長(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軍事經濟全權總辦(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和不管部長(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
生平
生於丹麥。早年曾在基爾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攻讀醫學和政治學，並在柏林大學獲經濟學博士銜。後經營銀行業。一九〇八年任德勒斯登銀行副行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經濟部任職。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在布魯塞爾德國人德國佔領政府財政部顧問，一九一六年被任命為德國國民銀行（後於德姆斯塔特銀行合併）行長。他對一戰後德國的賠款義務抱持猛烈批評之態度。在一九二三年出任魏瑪共和國貨幣局長和德國央行行長，制定嚴格的貨幣計畫整頓德國金融，被譽為「財經奇才」。一九二九年率代表團出席巴黎會議，討論德國新的賠償計畫，一九三〇年三月因反對「楊格計畫」而辭職。
不久，參與組織哈爾沙赫特茨堡陣線，積極支持希特勒上臺。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執政後重新出任國家銀行總裁。利用銀行儲備，創立和發行梅福票，為德國擴軍籌措資金。在他的倡導下，國際清算銀行在瑞士巴塞爾成立，在戰時各國經濟交流與戰後經濟秩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九三四年八月兼任經濟部長。一九三五年五月又兼任軍事經濟全權總辦。起草工業動員以及國防軍與戰時工業相結合的詳細計畫，策劃和推行儲備戰略原料和控制外匯的制度，對納粹德國早期擴軍備戰和組織戰爭經濟起了重大作用。基本消除了失業現象。後因與掌管四年計畫的赫爾曼．戈林發生矛盾，並同希特勒意見相左，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辭去經濟部長和軍事經濟全權總辦職務，但仍留任國家銀行總裁，並出任不管部長。一九三九年，因反對德國重整軍備，又於一九三九年被免去國家銀行總裁職務。因此在二戰中並未扮演任何角色。他參加了德國抵抗希特勒運動並成為其外圍成員，在七月廿日密謀後被監禁於集中營。戰後，他在紐倫堡被審判，但被宣告無罪。一九四六年被宣判無罪釋放。隨後，根據整肅納粹分子的法律在德國法庭受審，判刑八年，但不久在抗訴中又被宣判無罪，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釋放。一九五三年，他在杜塞道夫創辦了自己的銀行，並為數個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建議。著有《「老奇才」的自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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