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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空巢資料】(轉貼)一些學者對《大國空巢》的評價
2009/04/08 01:06 瀏覽24,677|回應13推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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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人口學是一門最古老,也是最年輕的的學科。從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就有了人口理論。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在人類歷史上鼓勵生育是主流,限制生育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並且還是因為認識錯誤)。在古代那種生存條件下,需要每個婦女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讓人口持續發展下來。因此古典人口學是鼓勵生育。工業革命以來,由於死亡率的降低,出現一過性的人口爆炸,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了傳統人口理論(馬爾薩斯人口理論),該理論主張控制人口,徹底否定了古典人口學。然而由於傳統人口理論存在的社會基礎是一過性的,意味著該理論也只能是一過性的。197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發展,發達國家開始出現低生育率,1980年代之後低生育率曏發展中國家蔓延。世界人口從population explosion(人口爆炸)轉曏population inplosion (人口萎縮)。這就意味著需要摒棄傳統人口理論,建立新人口理論。然後迄今為止,國際新人口學還處於起步階段,遠未成熟。

1980年中國處於人口轉型時期,也是人口學起步時期。如果當時學者有前瞻性的話,應該建立新的人口理論。但是中國的人口學卻是建立在馬爾薩斯和馬寅初錯誤理論的基礎上,是為計劃生育服務的。現在的人口學家都或多或少受制於過去傳統思維的束縛。

讓人不生育容易,讓人生育難;破壞房子容易,建設房子難。傳統人口學(馬爾薩斯人口學)是控制人口的理論,控制人口是低成本的,因此非常有效,日本、韓國、台灣、伊朗、新加坡等地僅僅是提倡二胎(而不是強制控制人口),在經濟發展的共同作用下,生育率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急劇下降;中國是強制一胎化,對生育文化可謂是風雨交加,連根拔起,其效果可想而知。而新人口理論是鼓勵生育的理論,鼓勵生育牽涉很多方面,涉及到生育文化、生育心理、生育習慣、養育能力、分配制度、就業模式、男女分工模式,是高成本的。因此新人口學應該是跨學科的,應該建立"大人口學"(包括生育文化、生育習俗、生育心理、經濟政策、分配制度、生殖生理、生殖病理、統計、環境、資源、歷史、法律、國防、宗教、文化等諸多學科)。而目前的人口學是非常狹窄的(很多研究方曏甚至是錯誤的),是解決不了人口學新問題的,這也是為甚麼發達國家雖然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政要們打躬作揖要年輕人多生孩子,但是生育率不昇反降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控制生育政府可以說了算(通過宣傳或者強制),但是鼓勵生育政府說了不算了。可以說,新人口學還是一門嶄新的學科。不能以傳統的學科來看待我的觀點。我雖然不是人口學科班出身,但是由於新人口學還在起步階段,我比主流人口學界更有優勢。希望更多的"局外"的有獨立精神的學者站出來。

在王小強老師(原國家體改所常務副所長)的建議、支持下,我將這幾年反思計劃生育的文章系統化整理成《大國空巢》一書,經濟學家茅於軾、社會觀察家仲大軍作序,已經由南懷瑾支持、王小強主持的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王小強老師認為《大國空巢》將載入史冊,他一再鼓勵、支持我出版的。他是1980年代就參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老資格改革家、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博士,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體改所常務副所長(1980年代的中國決策核心)、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學奬專家委員會(中宏百人團)成員、粵海集團顧問。現任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總經理,英國劍橋大學Associate Senior Research Fellow,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後又曾參與處理亞洲金融危機和廣東金融危機。

茅於軾老先生(1929年出生)為中國當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伯父茅以昇是著名橋梁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顧問;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亞洲開發銀行註冊顧問、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能源工作組中方專家、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能源組國際顧問組成員、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China Economic Review顧問編輯、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
    
仲大軍先生是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中國著名思想庫http://www.dajun.com.cn/)主任。國內目前知名的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批評家、專欄作家、政府和企業顧問。曾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時報》編委。

據我所知,中國人口學界很多人現在是認同我的觀點的(只是他們敢怒不敢言),好些人口學家說已經跟蹤了我的文章好幾年了,認為我的研究給人口學界帶來一股春風。

梁中堂教授認為《大國空巢》“這是一本具有革命意義的書籍,是開一代先河和衝破萬馬齊喑局面的書籍,像康有為、陳獨秀和胡適之的書都曾起過的作用一樣”。梁中堂教授是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計生委1-6屆專家委員會專家。1979年開始人口研究,最開始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中央根據梁中堂的建議於1985年開始在山西翼城縣試點二孩方案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8762130.html。1983 年以來梁中堂先後任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省計劃生育委員會顧問、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省社科院副院長、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財經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會員、中國國情研究會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山西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山西人口學會副會長等。

香港中文大學人口學教授塗肇慶給我打電話,高度評價《大國空巢》。

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社會學系主任、人口學家王豐教授已經跟蹤我的觀點多年,他高度評價《大國空巢》和我掀起大眾思潮的宣傳模式。他說:"I have long followed and admired your courageous work and advocacy for a more human and responsible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Your public appeal and advocac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pushing for a positive policy change in China. I respect and admire your work highly".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人口社會研究所終身教授趙中維(北京大學本科,劍橋大學博士)認為《大國空巢》提出的很多問題對於學術研究和決策制訂都非常重要。他說:I have known your work for sometime. Your book has raised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deserve more attention from both academics and policy makers.

Yun-zhong You 教授(台灣人,曾任聯合國統計司副司長,主管人口和社會統計工作,1999年退休後被中國統計局聘為顧問)說:“你的《大國空巢》是一本好書。我同意你在你的第十五章中對《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看法,基本上我認為他們是錯的。很欣賞你的努力和執著。基本上我是贊成你希望國家能夠改變當前人口政策的方曏的,這也是我們共同的目標。能夠“不務正業”地在為中國人口前途作出貢獻是值得欽佩的。”

我在《大國空巢》中提出:"由於人口的意義非常全面,在人口政策調整上最沒有發言權的恰恰是人口學界(人口政策調整不考慮其他學科的意見會出問題,而像過去幾千年一樣不考慮人口學界的意見不會出問題)。將人口政策調整交給計生委和人口學界決定,就像將是否判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要讓公眾參與人口政策調整。"很多人口學家是認同我的這一觀點的,比如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博士導師陳友華教授就在人口學專業期刊引用我這一觀點。穆光宗(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李建新(北京大學人口學副教授)等也在人口學學術論文中引用我的觀點。

陳友華說:“我不僅為你對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的認識所感動,更為你的這種執著精神所感動,同時也為我們這些生活在祖國的所謂人口學研究工作者感到慚愧,出於某些方面的原因,大陸很少、甚至沒有學者能像你這樣大聲疾呼。”

李建新說:“在你身上,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不少,特別是你這種執著精神。我深信我們的希望不會落空,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我們會加快實現我們的目標!”

某人口所長說:“您在業餘時間把中國人口問題梳理得如此清楚,讓人肅然起敬!我不知道您在自己的領域成就如何,但我相信您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已經讓您獲得了完全的專家聲譽!”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在學校開設的人口政策課程中,對《大國空巢》做了較詳細的介紹,還留下了一篇論文作業。

華東師大人口所將《大國空巢》作為研究生教材,有一門課的一部分專門講授《大國空巢》,並要求每人寫書評。

還有一些人口學家(包括國家計生委系統的學者和官員)也錶示認同筆者的觀點,只是他們不敢公開錶達他們的觀點。

台灣一些人口學者在討論《大國空巢》。

原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李茂生教授也高度評價《大國空巢》,認為“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功德無量”。

自由派學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副教授楊支柱說(http://wtyzy2.blog.sohu.com/111189501.html):“我斗胆認為這是一本劃时代的大書,我讀了三遍,並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從上世紀九0年代開始,中國的生育率就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得出的總和生育率更是低至1 .22。國內人口學界當然更早熟悉這些數據,但是由於體制壓力、思維慣性和利益顧慮,國內人口學界普遍不敢正視事實,而把原因歸於漏報,或者擔心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會強勁反彈。作者易富賢因為在美國從事醫學研究,沒有專業思維的局限,沒有在國內擠火車而產生的怨憤,更沒有課題利益需要維護,因而他能夠像那個看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那樣,看到中國人口結構的嚴峻現實和可怕前景,並發出第一聲吶喊。本書對毛澤東當年採納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對地球承載人口的能力、對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對華人生育能力和生育意願等一系列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書的材料是詳實的,論證是雄辯的,唯一的不足是有些地方畫蛇添足。本書的出版是易富賢反思計劃生育網絡論戰的結晶,也是中國人口學界公開反思計劃生育的開端。畢竟,當第一人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聲音後,第二個、第三個就不需要那麼強的自信和那麼大的勇氣了。”

左派學者、清華大學中文系曠新年副教授在一篇書評中說:“在這種人口學萬馬齊喑的環境中,易富賢《大國空巢》一書及其“新人口論”橫空出世,產出了巨大的震動,引起了熱烈的爭論。”“歷史將會記住易富賢和袁隆平這兩位湖南人(易富賢是黔陽人,袁隆平在黔陽研究成功雜交水稻),他們的事業功德無量。”

北京大學中文系孔慶東教授(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名嘴)說:“《社會科學論壇》08年6月上期陳平原老師主持的學術對話欄,發錶了易富賢的《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指導人口政策調整》。其實我幾年前就看到了易富賢的研究成果,受了很大的啓發,但那時他的成果還不能公開發錶,所以我就零星地散布散布。中國再野蠻固執地繼續一胎制下去,不但人口會幾何級數銳減,滿街老弱病殘,而且經濟會大幅度衰退,新中國一個甲子十多億英雄兒女的偉大成就將付諸東流。這個道理幾句話說不清楚,因為大多數人都被“資源極限”的人口論洗腦了,沒有人去冷靜思考人口與經濟增長的真正關係,為甚麼只有中國實行一胎制?誰給中國領導出的這個壞主意?建議大家都去找找易富賢的文章來看看,就自然明白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9o5s.html) “《社會科學論壇》08年5期(上),王思睿《中國人口的真實數據》,贊同易富賢對中國人口數據的質疑。中國人口已經進入緩慢增長階段了,許多數據都不真實。用不了十年,中國人口就會絕對下降,而且結構惡化。再不調整計生政策,就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了。我已多次贊同和發揮易富賢的觀點,最近收到他寄來的《大國空巢》,香港大風出版社07年9月版,便又瀏覽了一遍,此書值得每個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人好好閱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ab2e.html)

上海學者王煉利說:“《大國空巢》對中華民族是功德無量”。

曹思源教授對我說:“您做的工作很有意義。” 曹思源教授先後在中央黨校、國務院研究中心、國務院辦公廳和國家體改委工作;1988年10月下海創建民辦研究機構。1997年當選為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常務理事;1999年曹思源被《亞洲周刊》評為“影響中國新世紀的50位名人”之一。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教授完全贊成我的觀點,他們的內參這幾年發錶了我幾篇長文。

我得到中國法學界很大程度上的支持。中國法院網電子雜誌2007年第10期為《大國空巢》出了特稿:http://zz.chinacourt.org/detail.php?id=2272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06/15/251825.shtml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www.cser.org.cn)、中國改革雜誌、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等機構也對我的觀點感興趣。

德國弗萊堡大學東亞法研究所准備研究我的觀點。

德國環保界近年已經改變觀點,不再認為人口多是環保的問題所在(當年歐洲人口少的時候出現“倫敦烟霧事件”,現在人口多的時候環境好多了),而是認為健全的人口結構有利於改善環境。Dr. Prof. Johannes Kuchler (Dept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也是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對《大國空巢》感興趣,他說他將與中國環保界交流德國環保界的新觀點。

最開始接觸我的觀點的人,都不會認同我的觀點。2003、2004年我開始在國內宣傳的時候,幾乎是一面倒反對。當時人口學界(比如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也出面反對我,但是現在網上民意已經逆轉。人民網、新華網、天涯(民間影響最大的論壇)從2004年就被我們"占領",最開始是一面倒反對,現在沒有甚麼有份量的反對觀點了。一家網站將我評為"2008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http://zhengyjz.blogspot.com/。天涯社區(全國影響力最大的論壇)的百大名人榜,連續兩年將我(中山水寒)排列其中:
2008天涯百大名人榜 (第34位)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02523.s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494942.shtml
2007天涯百大名人排行榜 (第17位)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065139.shtml

其中2007年的評語:
 名人十七:中山水寒(關天茶捨 國際觀察)
  關鍵詞:人口大討論
  一直以來,計劃生育都是即定的國策,因為一個計劃生育,多出無數獨生子女,在農村則上演一幕幕悲劇,這也不必說了。可是一直以來,沒有人敢質疑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可是總會有人站出來質疑的。
  終於,中山水寒站出來了,正如馬寅初當初大聲呼吁計劃生育一樣,中山水寒則是大聲疾呼要停止計劃生育,否則中華民族就無以復興了。歷史真是很奇妙,此一時彼一時,風水輪流轉了。
  不過幸好現在時代開明瞭,中山水寒再不用作楚狂人了,在他的呼吁下,已經有一部分網友認識到了計劃生育的危害性,開始認識到中國豐富的人口資源實際上是巨大的發展優勢,而並非以前所說的人口包袱,只要教育得當,13億人口將是中國最為核心的競爭力。從而對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提出了質疑。單就這份勇氣而論,中山水寒是代錶了天涯網友的勇氣。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山水寒和小魚啵啵啵殊途同歸,小魚代錶了天涯的良知,而中山水寒則代錶了天涯的勇氣,而郵差則代錶了天涯的氣度,這正是我們理想中的天涯

2008年的評語:
第三十四名人:中山水寒
  ID:中山水寒(關天茶捨)
  關鍵詞:計劃生育大討論
  自從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馬寅初提出人口學說以後,控制人口便成為我們國家的頭號任務,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也已經被大多數人深信不疑,畢竟現實的好處摁在那裡嘛,只生一個孩子,經濟壓力少,也好管教,再說了,現在教育和醫療壓力那麼大,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這年頭,生一個孩子容易,可是養一個孩子就很難了,生得起孩子卻養不起,還不如不生的好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有個名叫中山水寒的,跑出來大聲說,計劃生育是大毒草,必須割除之。此言一出,當然是被斥為胡說八道,計劃生育的好處就擺在那裡,豈能這樣輕易否定掉呢?可是這中山水寒的本事也確實大,居然在一番白馬非馬的辯論後,也說服了一些人,開始被一些人崇拜起來。
  於是在中山水寒的影響下,天涯上反對計劃生育的聲音越來越大,雖然還不能為主流聲音所接受,可是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大,不能不引起網友的重視了,畢竟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中山水寒是不惜一切機會,都要占領天涯,為此中山水寒利用一切機會宣傳他的人口論,連天涯周報也不放過,光是論述人口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二。
  大家都知道計劃生育很好,並且也能說出其中的好處來,可是就是駁不倒中山水寒,這的確是件讓人很奇怪的事,未必天涯裡的這麼多高才,居然就沒有人能夠駁得了中山水寒,如果真讓中山水寒的主張得以實現,即每個家庭都要養育兩個小孩的話,我相信很多網友也是不樂意的吧
  不可否認的事,中山水寒的辯論工夫很好很強大,一句話就否定了遠自馬爾薩斯近自馬寅初的人口學說,能不強大嘛,幸好其支持者不黃也不暴力。
【家國主義 家主政治 中華家國】健保免費連線《梅峰》


本文於 2009/07/17 11:47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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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秦國統一中國的人口因素
2013/10/11 23:34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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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功虧一簣之一---中國人口的現狀

改革開放後,中國成功地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三十年來使中國少生了約4億人口。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計劃生育政策的功莫大焉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幸的是,當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大功告成之際,在國內外反對計劃生育政策人士的合唱下,雙獨與單獨二孩政策相繼出爐,使得計劃生育政策搖搖欲墜,即將功虧一簣了。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功虧一簣,這絕非危言聳聽。請看表1-11981年-2008年中國人口狀況表及表1-2中國人口最新情況統計表。

1-1

1981-2008年中国人口状况表

   年份

年底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增长率

总和

每年增加数

较上年增幅

 

  (万人)

  

   

   

生育率

 (万)

 

1981

100072.00

20.91

6.36

14.55

2.63

 

1982

101654.00

22.28

6.60

15.68

2.86

1582.00

 

1983

103008.00

20.19

6.90

13.29

2.42

1354.00

(228.00)

 

1984

104357.00

19.90

6.82

13.08

2.35

1349.00

(5.00)

 

1985

105851.00

21.04

6.78

14.26

2.20

1494.00

145.00

 

1986

107507.00

22.43

6.86

15.57

2.42

1656.00

162.00

 

1987

109300.00

23.33

6.72

16.61

2.59

1793.00

137.00

 

1988

111026.00

22.37

6.64

15.73

2.52

1726.00

(67.00)

 

1989

112704.00

21.58

6.54

15.04

2.35

1678.00

(48.00)

 

1990

114333.00

21.06

6.67

14.39

2.31

1629.00

(49.00)

 

1991

115823.00

19.68

6.70

12.98

1.77

1490.00

(139.00)

 

1992

117171.00

18.24

6.64

11.60

1.59

1348.00

(142.00)

 

1993

118517.00

18.09

6.64

11.45

1.52

1346.00

(2.00)

 

1994

119850.00

17.70

6.49

11.21

1.41

1333.00

(13.00)

 

1995

121121.00

17.12

6.57

10.55

1.45

1271.00

(62.00)

 

1996

122389.00

16.98

6.56

10.42

1.36

1268.00

(3.00)

 

1997

123626.00

16.57

6.51

10.06

1.27

1237.00

(31.00)

 

1998

124761.00

15.64

6.50

9.14

1.34

1135.00

(102.00)

 

1999

125786.00

14.64

6.46

8.18

1.29

1025.00

(110.00)

 

2000

126743.00

14.03

6.45

7.58

1.45

957.00

(68.00)

 

2001

127627.00

13.38

6.43

6.95

1.6725

884.00

(73.00)

 

2002

128453.00

12.86

6.41

6.45

1.6075

826.00

(58.00)

 

2003

129227.00

12.41

6.40

6.01

1.55125

774.00

(52.00)

 

2004

129988.00

12.29

6.42

5.87

1.53625

761.00

(13.00)

 

2005

130756.00

12.40

6.51

5.89

1.55

768.00

7.00

 

2006

131448.00

12.09

6.81

5.28

1.51125

692.00

(76.00)

 

2007

132129.00

12.10

6.93

5.17

1.5125

681.00

(11.00)

 

2008

132802.00

12.14

7.06

5.08

1.5175

673.00

(8.00)

 

#本表來源於維基百科2010年的中國人口資料。

表1-2 中國人口最新情況統計表

年份 人口(千)出生人數 死亡人數增長人數出生率死亡率增長率總和生育率

                                            

2000

1 262 645

17 710 000

8 140 000

9 570 000

 14.03

  6.45

   7.58

1.451.22

2001

1 271 850

17 020 000

8 180 000

8 840 000

13.38

6.43

6.95

2002

1 280 400

16 470 000

8 210 000

8 260 000

12.86

6.41

6.45

2003

1 288 400

15 990 000

8 250 000

7 740 000

12.41

6.40

6.01

2004

1 296 075

15 930 000

8 320 000

7 610 000

12.29

6.42

5.87

2005

1 303 720

16 170 000

8 490 000

7 680 000

12.40

6.51

5.89

   1.33

2006

1 311 020

15 840 000

8 920 000

6 920 000

12.09

6.81

5.28

2007

1 317 885

15 940 000

9 130 000

6 810 000

12.10

6.93

5.17

2008

1 324 655

16 080 000

9 350 000

6 730 000

12.14

7.06

5.08

2009

1 331 380

16 150 000

9 430 000

6 720 000

11.95

7.08

4.87

2010

1 337 825

15 920 000

9 510 000

6 410 000

11.90

7.11

4.79

    1.18

2011

1 344 130

16 040 000

9 600 000

6 440 000

11.93

7.14

4.79

2012

1 353 821

16 350 000

9 660 000

6 690 000

12.07

7.14

4.93

2013[9]

1 360 720

16 400 000

9 720 000

6 680 000

12.08

7.16

4.92

 

#本表來源於維基百科2014年的最新資料。據稱,該資料依據的是2013年10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人口普查公報發佈的數據。由本表可見,2008年以前,除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略有不同外,其餘數據與表1-1基本一致。本表2000年括弧內數字為表1-1內的原來總和生育率數據。

由以上兩表可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英文稱:total fertility rate,簡稱TFR,也稱總生育率,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15至49歲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計算式:總和生育率=出生人數÷育齡婦女人數)從80年代初的2.6左右,一路降低至2010年達到最低值1.5左右(參看表1-1)或1.18(參看表1-2)(兩表出現較大的誤差,稍後將進行討論)。每年的人口增長數到2010年也達到最低值的6,410,000人。然而不幸的是,此後人口卻出現了輕微的反彈:例如,2011年人口增長數為6,440,000人;2012年為6,690,000人;2013年為6,680,000人。可惜的是,這三年總和生育率的數據卻付之厥如。

既然如此,我們就暫時先不提總和生育率這樣一個重要的人口參數。為甚麼2010年人口的增加達到最低值後,會在其後的3年連續出現反彈的增長呢?答案很簡單:這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鬆動,即在2010年前後,雙獨可生二孩的政策在全國各省相繼出台,因此,自從2010年後人口便出現反彈。

本來,如果不實行雙獨二孩的政策,中國的人口自2010年後,會繼續減少增長,即由每年增長600萬,逐漸降至500萬、400萬、300萬、乃至於50萬、30萬、10萬、直到人口的零增長。這一人口逐漸減少的過程本來估計到2030年或2050年可以完成,但雙獨二孩政策出爐後,人口零增長的夢想已經完全破滅。更不幸的是2013年起,又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人口零增長的夢想既不可能,人口的大爆炸恐怕也將臨頭了。這不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功虧一簣是甚麼?

說了半天,我們還沒有談起總和生育率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口參數。按表1-1逐年均有總和生育率的數據,從2001年起,甚至還詳細到了小數點後5位數字,如2004年的1.53625。為甚麼表1-2裡只列出了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數字分別為:1.22、1.33和1.18?而且這些數字與表1-1裡2000年、2005年和2008年的總和生育率數字分別為:1.45、1.55和1.5175相差甚大!仔細分析後,顯然可見表1-1的數據可靠。因為本人的研究發現各國總和生育率與出生率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不同比例關係,對於中國而言,出生率:總和生育率=1:8‰。按表1-2裡2010年的出生率是11.90‰計算,則總和生育率應為11.90‰÷8‰=1.49。由此可見表1-2所列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1.18,顯然是過分偏低。

本來,總和生育率的計算是極其簡單的事,為甚麼表1-2卻僅僅發表了3年的總和生育率數據?而且所發表的數字與表1-1相比,全部偏低。這顯然是在故意誇大中國總和生育率的偏低,目的是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埋下伏筆,先做輿論準備。從表1-1與表1-2的差異來看,單獨二孩政策的出爐,也就完全不奇怪了,它完全是精心策劃好的一著妙棋。至於究竟誰是這著妙棋的幕後策劃者?請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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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功虧一簣之二--中國人口戰爭簡介—1

論戰雙方的陣容

在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功虧一簣之一--中國人口的現狀一文中,曾經提到中國人口統計資料之所以故意誇大中國總和生育率的偏低,目的是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埋下伏筆,先做輿論準備。單獨二孩政策的出爐,完全是精心策劃好的一著妙棋。至於究竟誰是這著妙棋的幕後策劃者呢?這就說來話長。我們首先得從中國的人口戰爭說起。

自從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在國際上首先遭到西方國家以“違反人權”為由的抵制與強力反對,特別是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還對反計劃生育的中國人士,給予政治庇護權。在國內,對於計劃生育也有贊成與反對的兩派人士。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對計劃生育諱莫如深,不希望公開討論計劃生育的是非問題,所以贊成與反對計劃生育的論戰,只能在少數媒體和一些網站上進行。因此,中國的人口戰爭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瞭解這場戰爭實況的人不多,參加這場論戰的人數當然也很少。雖然如此,這場戰爭的勝負和結局,卻關係著中國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

中國人並不是對人口問題麻木不仁,實在是中國政府有鑒於西方國家的攻擊,未能理直氣壯地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在國際上和國內反對計劃生育派的雙重攻擊下,計劃生育政策的即將功虧一簣,能不令人痛心!

本來,計劃生育實行以來,國內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由于思想保守以及勞動的需要持反感的態度外,大體而言在城市還是開展得相當順利的。因此,直到本世紀以前,還較少聽到反對的聲音。

然而不幸的是,自從2007年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了以反對計劃生育為號召的,易富賢著《大國空巢》後,國內即不斷傳出反對計劃生育的聲音。更不幸的是,《大國空巢》竟然於2013年由中國改革出版社改編後以《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之名再版,並且還得到不少名家的支持。該書的核心內容是論證現行計劃生育的巨大危害性,在開宗明義時就說:“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2.1;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在2.3左右。由於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由於易富賢公然鼓吹“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深知人多為患人士的反對。因此,中國內地的一場人口戰爭的論戰,實際是從2007年才告發生的。

中國內地的這場人口戰爭的形式是反對與贊成計劃生育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媒體與網站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因此不關心人口問題的人士,對這場論戰就不知其然了。中國政府把計劃生育政策當作國策的情況下,居然還允許有人公然反對計劃生育,若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豈非睜著眼睛說瞎話!

反對計劃生育派的主要人物計有:

1,始作俑者易富賢:中國人口政策需要敦刻爾克大撤退(2012-3-18以樓主:中山水寒筆名發表於天涯社區-天涯論壇-天涯雜談)並自設有個人網站,同時還在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網站上有博客、微博專欄,多年來大量連編累牘地發表其反對計劃生育的文章,鼓吹其觀點。

2,梁中堂—發表有:與《紐約時報》Sharon LaFraniere的第二次訪談(2011年1月12日,根據回憶整理);廢除生育法是它被通過的那天就已決定了的(2012年7月11日),並自設有個人網站,同時還在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網站上有博客、微博專欄鼓吹其觀點。

3,茅於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僅發表一篇《大國空巢》的序言,其餘主要為經濟方面的論文。自設有個人網站,同時還在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網站上有博客、微博專欄鼓吹其觀點。此君因立場問題,在國內頗有爭論。

4,曠新年(清華大學中文系):《大國空巢》書評--文章發於:烏有之鄉2009-3-26。--按烏有之鄉由於長期發佈左傾類文章,被公認為是政論網站中的左派,是崇毛派的一個重要社區。在曾被“限期整頓封網”8個月後,烏有之鄉這個備受爭議、詬病、反對、攻擊、關注、肯定的國內外知名左翼網站於2012年11月初開禁。

5,顧寶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發表有:韓國、伊朗低生育率之惑(第一財經日報2008/07/21 );我國須正視史無前例的人口挑戰(中國青年報2013年12月12日);“放開二胎”更待何時?(財新網,2011年3月9日)--提出當務之急是盡快終止獨生子女政策,城鄉普遍允許生二胎。

6,紀寶成:呼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見陳琦鈿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呼吁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載《新快報》2008-3-7)。

7,何亞福:老齡化挑戰中國生育政策( 2012年06月29日10:22 |中國經濟時報);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緩,《財經》雜誌,2014-05-19。2013年6月參與創辦《人口與未來》網站,鼓吹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並自設有個人網站,同時還在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網站上有博客、微博專欄鼓吹其觀點。

8,鄒至莊:中國人口問題已解決,放鬆控制會促進經濟繼續發展(載《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06月09日)。在網易、騰訊等網站上有博客、

9,汪蘋:關於“人口政策”適當放開的建議 (汪蘋委員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上提交的提案)。

10,  梁建章:中國如何走出人口困局,網易財經,來源於中國慈善家。並自設有個人網站,同時還在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網站上有博客、微博專欄鼓吹其觀點。

11,  黃敬孚: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 (黃敬孚委員在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提交的提案),2000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兒童醫院兒科研究所所長黃敬孚提交給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的提案:《關於建議考慮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逐步將獨生子女政策改為“二胎”政策的提案》。

12,  溫思美:關於調整我國現行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議(民盟中央副主席、廣東省政協副主席、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教授在2009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上提交的提案)。

事實上,國內從2000年起,即不斷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分別單獨或聯名,在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提出改變計劃生育的建議,本文無法逐一予以介紹,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2007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葉廷芳等29名委員聯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國盡快停止獨生子女條例的執行,恢復原先的“一個不少(但必須是自願),兩個正好”的方針。換句話說,就是“放開二胎”。

2012年7月,國內15位法學、人口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吁請盡快全面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放開生育控制。

贊成計劃生育政策派的主要人物計有:

1,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人口政策大爭鳴:“一胎化”還是“放開二胎”?》(詳見《中國經濟週刊》2009年第11期);任何形式的開放“二胎”皆不可取(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人口收縮到5億人以前,應堅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2011-3-14,百度貼吧);關於先控後減的新人口政策建議(2009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向全國人大提出的“建議”)。

2,蔣正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蔣正華):不贊成人口紅利說(2010年01月09日10:48鳳凰網財經)

3,翟振武(中國人口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中國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1期1月29日;立即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二胎吧百度貼吧,2014-05-09。

4,郭子中:中國的人口警鐘敲響得太早了(刊於2009年12月14日美國紐約《僑報》);鬆綁計生政策是中國人口軟著陸還是大爆炸?(載紐約《僑報》,2010-2-3);對易富賢《大國空巢》和梁建章李建新《中國人太多了嗎?》兩本著作的一點看法(見《人口戰爭》,116頁)。

5,李振鵬:痛斥“胡鞍鋼等專家”的“二胎論”(2009-11-28,大連律師李振鵬的博客)。

6,李小平:減少人口總量是最優選擇(2007年2月26日,來源:人民網);放寬生育政策必將加劇性別失衡(2007年04月02日 12:49新浪財經)。

7,郭文婧:結束一胎政策為時尚早(2009年11月27日08:12中國青年報)。

8,傅勇:人口紅利消失不一定是壞事(2009年06月01日10:27北京日報)。

9,趙志疆:“放開二胎解決養老難題”是悖論(2009年10月28日15:42中國新聞網)。

10,  王佔陽:從澳大利亞看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評中山水寒先生(即易富賢)的“人口學說”(原載我在博客中國的博客,2006-02-12);中國必須死守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原載我在博客中國的博客,2009-09-07)。

近年來有關中國人口問題的專著的計有:

持有反對計劃生育政策觀點者:

易富賢著《大國空巢》(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中國發展出版社;第1版2013年2月1日)

何亞福著《人口危局: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第1版)

梁建章李建新合著:《中國人太多了嗎?》(2012年4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劉忠良著:《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

持有贊成計劃生育觀點者:

翟振武著:《中國人口:太多還是太少》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按翟振武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教授兼任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專家委員會成員)

郭子中著《人口戰爭—謹防中國人口大爆炸》(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5-1出版)

至此,我們已經介紹了中國人口戰爭雙方陣營的大致陣容,至於雙方對計劃生育的觀點,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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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功虧一簣之三--中國人口戰爭簡介—2

論戰雙方的觀點--1

前文已經介紹了中國人口戰爭論戰雙方的陣容,本文將介紹論戰雙方的觀點。由於論戰是由反對計劃生育派引發的,而且反對派人多勢眾,我們將先從反對派說起。

反對派觀點的綜合介紹以及對其觀點的反駁:

反對派反對計劃生育的最主要觀點就是認為:計劃生育實行的結果,已經使中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降低到低於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即總和生育率=2.1,習慣上稱為人口的零增長指標,或稱為更替水平指標)。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遠低於2.1,之所以還沒有出現人口的負增長,完全是因為滯後的關係,一旦出現人口負增長後,即將永遠負增長下去,永遠不可能再恢復為正增長。經過幾代人的時間,人口就會絕滅。所謂的“大國空巢”就是據此而來。反對派的始作俑者,《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就曾說過:

“人口政策調整成功的標準:主流家庭願意生並養得起三個孩子: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中華民族能夠繁衍下來,就是因為我們成功建立了確保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生育文化的社會制度。對於現在正常社會來說,要保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由於非正常死亡率比發達國家高,並且自從1980年以來不斷增加的性別比失衡,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還不能保證世代更替。考慮到顯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該生育三個孩子。······改革成功的標誌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標是:主流家庭能夠輕鬆地養育三個孩子,也願意養育三個孩子。······用陶淵明的《歸去來兮》結束此文:‘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大國空巢》p.586—587,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反對派還說:“中國、東亞國家、新加坡總和生育率低於代際平衡的2.1已經持續20-40年,二十年間則在1.0-1.3之間徘徊,整個東亞人口大崩潰已經無法避免,若持續8代人至2200年,東亞年出生人口數將從2010年的不到1800萬,崩潰到24.8萬人/年,剛好為菲律賓2010年出生人口數的1/10,而菲律賓的生育率是3.15,也就是說下一代人口增加50%。不算印尼的話,菲律賓將10倍於中日韓台港的人口。

反對派還說:“1992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38萬人調查申報的全國1991年和1992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65和1.52,大大低於總和生育率為2.1的替代水平。到2000年人口普查,結果更令他們吃驚,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2005年1%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34。我國2010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許多。

反對派又說:“國家統計局2011年4月28日發佈了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可知:總和生育率極低。這次人口普查,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家庭戶40152萬戶,家庭戶人口124461萬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減少0.34人。(總和生育率接近3.10-2=1.10;實現代際均衡的總和生育率,在發達國家為2.13,在發展中國家為2.30;實現代際低增長的總和生育率,在發達國家應達2.2胎;在發展中國家應達2.3胎~2.5胎(藍領二胎,中產三胎,少數多胎或少胎)。”)

反對派又說:“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認為:“要是中國只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希望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以使生活水平在一百年內趕上發達國家。根據聯合國2010年預測的低方案(如果中國只是停止計劃生育而不鼓勵生育的話,生育率比聯合國低方案還低),中國人口將分別在2081年、2100年降低到7億、5億。也就是說,中國人口很容易在100年以內降低到5億左右,但國家將是極端老弱而貧窮。俄羅斯地廣人稀,人口從1992年就負增長,中小城市喪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價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積遠遠低於北京,交通擁堵程度全球第三。如果中國人口負增長,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會更加擁擠。”

反對派始作俑者易富賢更口出狂言:“投資“造物”不如投資“造人”和“中國人口政策需要敦刻爾克式調整:停止計劃生育這個坎總是要過去的,因為未來的方向是鼓勵生育。中國今後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昂貴的“動能”)很多年,累計的“多生”人口還不如補償性高峰(免費的“勢能”)出生的多。人口危機開始全面爆發,育齡婦女在快速減少,面對萬丈懸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頭”,不是“慢慢游”。中國政府應該拿出當年丘吉爾指揮敦刻爾克大撤退的那種政治勇氣,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可以盡收人望。”他在他的博客逐條駁斥人口學家的謬論--建議以“故意謀殺罪”起訴翟振武、彭希哲等人口學家(2011-09-27 10:19:18)說:我推算2010年生育率為1.29-1.30,比王廣州的1.41稍低。我不知道翟振武和彭希哲憑甚麼認為2010年生育率為1.63(需要出生1700多萬人口才行),國家計生委憑甚麼將生育率修正為1.65?人口普查結果都已經出來了,人口學界還這麼明目張膽地將生育率篡改為1.63、1.65,然後以此來阻止停止計劃生育,我真是出離憤怒了!生育率低於2.1,這個民族就會走向滅絕,我大漢民族生育率已經跌到1.3,計生委還在對我大漢民族強制1胎,這是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彭希哲在《科學》說由於計劃生育,中國的生育率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8,減少了50%。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是不得已的選擇。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即便不實行計劃生育,1970年代的生育率也會快速下滑。事實上中國是在1973年12月才全面實行計劃生育,在全國推行“晚、稀、少”政策。就是說生育率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推動的,假如中國當初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下降,根本就沒有必要實行計劃生育。

反對人口控制派,除了在總和生育率上大做文章外,還將世界上已經出現的許多人口問題,強加在計劃生育的頭上,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大概有:

計劃生育使中國出現了4-2-1家庭和失獨家庭,造成了社會問題;

因為人口的減少,使中國迅速老齡化,而且是未富先老;

幼兒人口急劇減少,出現了少子化問題;

青壯年人口持續減少,造成了人工慌;

勞動人口撫養率偏高,負擔過重,人口紅利消失;

性別比偏高,使未來將有幾千萬男人找不到老婆;等等,不一而足。對於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中國贊成人口控制派,亦即贊成計劃生育派其實早已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復,但作為補充,以下僅提本紐約空中飛人的一些粗淺看法,一方面向反對計劃生育的先生們請教,一方面向廣大的網友們對人口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一些參考。欲知看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出處:計劃生育政策即將功虧一簣之三--中國人口戰爭簡介—2 - 天下縱橫談 - udn城市https://city.udn.com/3011/5145538#ixzz38DV4wLU6

秦國統一中國的人口因素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戰國群雄紛爭,最終統一天下的,不是強大的楚國,也不是殷實的齊國,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國。歷史學者眾說紛紜,但是卻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戰國初期的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人口稀少,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比較落後,大家都用夷狄的態度對待秦國。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憤然喊出:“國家內憂,未遑外事……諸侯卑秦,醜莫大焉”,下令求賢,商鞅應召入秦。經過商鞅變法,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

  商鞅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當時制約人口發展的是糧食,只有發展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因此,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農戰”:對內讓民眾專註於農耕,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商鞅的變法非常有利於人口發展:

  1、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織。原來井田制下的奴隸轉變為封建制度下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舍地而稅人”,將軍賦從過去的“因地而稅”改為按人口征收(等於是鼓勵開荒)。獲取秦爵的途徑只有兩種:作戰時,可以憑借立下的戰功獲取爵位;休戰時,爵位則可以根據農耕的業績獲得。於是老百姓便“喜農而樂戰”。

  2、增加農業人口比例。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需要絕大多數勞動力從事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商鞅主張應盡量減少非農人口比例,手段之一是提高糧價,“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現在生育率低,從事人口再生產的人口比例低是重要原因。

  3、降低農業稅賦。對農業是“征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征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而“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得“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農業就能得到發展。

  4、防止超前消費。商鞅提出“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擡高耗糧的酒肉等奢侈品的價錢,那麽糧食就可以最大程度用來養活人口。現在,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如果以2012年的消費能力追求2050年的消費,必然降低養育孩子的能力。

  5、營造有利於生育的社會環境。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勵生育:實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成年後必須結婚分家。縮小貧富差別,“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樹立清純的民風,反對淫亂。禁止私鬥,加強社會治安。

  6、理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商鞅認為:“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這種觀點非常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物質資本的報酬是遞減的,如果積聚黃金,那麽會貶值的;人力資本的報酬是遞增的(人口分母可以轉變為GDP分子),如果積聚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轉變為人力資本,人財兩旺。現在中國的很多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還達不到商鞅的學術境界,認為減少人口分子可以提高人均GDP分母,犧牲可增值的人力資本換取不可增值的物資資本。

  7、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資源。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商鞅的這一觀點與管子、墨子的觀點一致。管子認為,“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治,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墨子認為,缺少人口耕種的土地,只是一種得不到收獲的“虛地”;所以,賢明的統治者應當使國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現在中國很多學者卻反其道而行之,不積極利用人口資源,而認為是“人滿為患”,希望減少人口。中國現在一方面是“人滿”,一方面是“地滿”(土地無人耕種,工廠缺人幹活)。

  8、掌握準確的人口統計數據。戶籍法規定“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認為不知道準確的人口數據,土地即使肥沃,人民雖然眾多,國家也難免越來越弱,直到被別國分割。而中國現在的人口危機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統計出了問題,經歷了兩次人口普查,竟然連生育率都拿不準,人口總數竟然靠推測。

  9、積極解決“人地矛盾”。商鞅認為如果“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那麽“民勝地務開”。就是說,人多地少就應當開荒、辟土,比如秦國修建都江堰和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的糧倉。而中國現在一些學者卻主張采取用“減少人口”的消極的方法來應對人口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通過科技進步來提高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

  10、積極的移民政策。商鞅認為如果“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那麽“地勝其民者事徠”。換言之,地多人少就應當吸引移民。商鞅總結認為,秦國以前雖然也打過勝仗,但是對方並不屈服,就是因為秦國僅能獲其地,而不能奪其民。商鞅建議秦孝公發布優惠政策,凡是各諸?國來歸附的人,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不用參加作戰;秦國四界之內,嶺坡、土山、窪濕的土地,十年不收賦稅。秦國讓原居民征戰,讓新移民務農,農戰兩不誤。商鞅建議用軍隊春天圍敵國農田,夏天去吃其貯糧,秋天收其秋糧,冬天挖其倉糧,敵國的人口就無法繁衍起來;秦國同時用寬厚的文德吸引他們的人口、安撫他們的後代,秦國人口卻不斷增加。除了吸引外來移民外,還必須防止本國人口外移。商鞅認為,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美國是很好地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既鼓勵生育,又吸引移民。而中國目前一方面不讓生育,一方面卻又缺乏凝聚力,大量富人攜帶巨資外移。

  秦國在其後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獲得土地,更獲得人口(包括張儀、範雎、李斯等人才)。李斯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士壤,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士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李斯認為,即使像秦國這樣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有很多東西不能自足,需要通過貿易等途徑從其他國家獲得。而現在中國很多人口學家卻以資源不足為理由而要求減少人口。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發動統一戰爭的時候,秦國土地和人口已經超過其他國家總和。商鞅的戰時經濟學在135年之內將弱秦變為強國並最終統一中國;但其過分崇尚行政權力、軍事征服,“嚴而少恩”,“仁義不施”,剛性有余,彈性不足,又播下了得天下後 “二世而亡”的種子。

  由於秦國鉗制思想,雖然人口眾多,但智力來源卻非常有限,治理國家主要依賴於客卿,即便秦二世沒有滅亡,但是統一之後沒有了客卿來源,也很難繼續治理好國家的。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但是秦國統一中國之後,法家獨強,焚書坑儒,“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妨礙了文明的發展。漢朝再度實現統一後,繼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並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贏得一段穩定發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至今沒有恢復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繁榮。如果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如司馬遷所描述的那樣“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用陰陽家、道家奠基,法家立柱,儒家蓋頂,墨家砌墻,名家裝修,那麽其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文明必將更加輝煌。

  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後人復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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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覆亡真相:人口逼近2億 糧食增長空間耗盡

楊志

2012年06月14日10:16  來源:法治周末

    明代滅亡,清軍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李自成與張獻忠兩股農民軍。農軍哪來的?來自陝北延安。李自成與張獻忠都是陝北人,骨干也以陝北飢民為主。為何陝北鬧飢荒?因為地主兼並土地,民不聊生?不對。陝北土地貧瘠,以小農為主,地主不多。他們沒比普通農民多幾畝地,要是鬧旱災,他們也一樣束手無策。其實,飢荒的原因很簡單:明末人口逼近2億,而糧食增長的空間耗盡,難以負荷,各方面都出現崩潰的征兆。

  

李自成攻克北京(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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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過不少明史,包括《明朝那些事兒》,發現一講到明朝滅亡,都大義凜然說,罪在政治黑暗與制度腐敗。這結論,你要琢磨,屬於“帝國行政史”,其實大而無當,不怎麼靠譜。

  明代滅亡,清軍只是外因,根本原因是李自成與張獻忠兩股農民軍。農軍哪來的?來自陝北延安。李自成與張獻忠都是陝北人,骨干也以陝北飢民為主。

  為何陝北鬧飢荒?因為地主兼並土地,民不聊生?不對。陝北土地貧瘠,以小農為主,地主不多。他們沒比普通農民多幾畝地,要是鬧旱災,他們也一樣束手無策。其實,飢荒的原因很簡單:明末人口逼近2億,而糧食增長的空間耗盡,難以負荷,各方面都出現崩潰的征兆。

  與此同時,西北(特別是陝北)的軍人及預備役軍人很多,是明軍的兵庫。全世界,軍人都是必須安撫的,就是現在美國,招公務員也優先照顧退伍軍人。然而,西北明軍活得實在很慘。崇禎時,都督盧象升巡視邊防后給朝廷匯報西北軍人慘狀:“今逋餉愈多,飢寒逼體,向之拿錢借債,勉制弓矢槍刀,依然典賣矣。多兵擺列武場,金風如箭,餒而病、僵而仆者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者,有少鞋襪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實際上,明亡之前二三十年,部隊因為欠餉嘩變的屢見不鮮。

  難道明朝官員沒腦子,故意開罪軍人?不是。農軍起義之初,總督楊鶴計劃招撫,出糧賑濟。農軍一聽政府有糧食補助,便偃旗息鼓,招撫受降,不鬧事了。但陝北多少人,多少張嘴,政府賑濟得過來?本來賑濟就杯水車薪,再碰上克扣,“所救不及十一”。最后陝北義軍卷土重來,席卷南北,也就天下大亂,不可收拾了。

  如果農軍是普通農民,政府或許可以動用職業軍人擊敗,但農軍的骨干也是職業士兵,明軍就打不贏了。原因很簡單:同為職業軍人,一邊是有飯吃的官軍,另一邊是快餓死的叛軍,你說誰的斗志強?而且,官軍也鬧糧荒,不少官軍跟農民軍打著打著,餓極了,也造反了。

  這個現象,人類史上叫做“馬爾薩斯問題”。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長必定高於糧食供應,最終導致人類大危機。而且他認為,這個問題無法根本解決,就算糧食暫時增長了,人口也會跟著增長,但糧食不可能永遠增長,因為土地和產量必定有限。那怎麼辦?一種辦法是節育,馬爾薩斯贊成這辦法,但在避孕藥和避孕套之前的明朝,節育隻能當作社會奇談。另一種辦法,馬爾薩斯也說了,但不贊成,那就是打仗,互相殺戮,殺到最后,人死得差不多了,殘存者又可以繼續生活。

  很不幸,大明帝國隻剩下這條路。

  飢荒引發叛亂,反過來,叛亂又破壞秩序,秩序一亂,種糧食的人也就少了。這樣便是惡性循環:越亂,越沒人種糧食﹔越沒人種糧食,越亂。據記載,義軍狠,官軍也狠,雙方瘋狂搶糧,叛亂席卷的四川,最后吃光了糧食,吃光了農民,最后部隊內部互相殘殺,吃自己人的肉,慘不忍睹。

  除了節育與殺人,大明帝國就沒有別的解救辦法?

  答曰:有。正在這時,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那就是花生、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當時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革命正在全世界進行。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印第安人培育的作物如番薯、玉米、馬鈴薯、煙草、辣椒等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包括中國,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

  對歐洲人來說,最重要的是1588年到來的馬鈴薯,馬鈴薯最先到達愛爾蘭,而且來的正是時候。愛爾蘭不適宜谷類生長,糧食問題向來嚴重。偏偏屋漏又逢連夜雨,英國人又殖民愛爾蘭,把好耕地搶走了,愛爾蘭人隻能在缺水的貧瘠土地上種點東西糊口,經常鬧飢荒。馬鈴薯改變了這一切。愛爾蘭人發現,貧瘠的土地種出的馬鈴薯足夠養活家人和牲畜,而且不費什麼力氣。於是100年間,愛爾蘭人口從300萬猛增到800萬!德國、俄國和法國也大力種植馬鈴薯,從而結束了歐洲北部的營養不良症和周期性飢荒。原先,歐洲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因為小麥在這裡長得很好,馬鈴薯的出現導致了歐洲政治力量的北移,這種影響持續到今天。

  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則是花生、番薯與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這些作物,今天講起來平平常常,當年卻相當於好幾個“超級袁隆平”接連問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澇,耐鹼,適應各種土壤和環境,抗虫能力強,產量極高,據記載:“上地一畝約收萬余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種數季。明代較好的水田也不過畝產720斤左右,平均畝產不過240斤。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土地養活的人口可以增加好幾倍!多出來的田改種其他作物,又能養活更多的牛羊豬狗。土地出產的糧食和肉類大大增加,人口膨脹的壓力也就大大減輕了。

  花生約1530年到達中國,玉米是1531年,番薯則是1593年。它們到達中國東南時,明末大戰亂還未開始。如果崇禎皇帝真有眼力,發現這些高產作物的價值,及時引種到西北,緩解極度緊張的糧食問題,或許可以避免1644年的滅亡悲劇。

  真正吃到大餡餅的是清朝。正是清朝的大力推廣,這些高產作物才遍植中國,導致從西漢末到明末從未超過2億的中國人口,在乾隆六十年達到前所未有的2.9億!

  明朝覆亡、康乾盛世,它們的基礎,不是什麼帝王將相,而是玉米、番薯與花生,這就是“糧食政治學”了。讀史者不注意及此,整天揣摩帝王將相,那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責任編輯:董倩超)

古代人口增長非常緩慢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大自然不會讓樹木長得戳破了天,同樣也不會讓人口無限地增長。中國社會學家潘光旦註意到古代風水學家觀察到的這樣一種現象:財丁不能兩旺。換句話說,越窮越生,越生越富,越富越不生,越不生人口越少,被其他人群取代。在中國,總是生活水平較低的農村生育率高於生活水平較高的城市;在世界範圍,也是富裕的發達國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口迅速增長。這導致人口迅速增長的國家或地區,如印度和穆斯林地區等,都呈現出上升的勢頭;而發達國家或地區,由於人力不足,不得不引進大量外部移民,這些來自生活水平較低地區的移民,慢慢地取代、占據了本土人原有的優勢地位。[海克:《人口的假話》,《新聞周刊》 2002年28期。]

  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通過這一升一降的方式,來推動社會階層的流動與文明的興衰更替。在古代通過“左手”調控人口:瘟疫、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猛獸、疾病等激烈手段。在現代通過 “右手” 調控人口:避孕、高養育成本、低生育意願、高不孕率等。

  在遠古時代,生產力落後,糧食來源有限,生存條件惡劣,壽命短,人類繁衍非常緩慢。無數部落相繼滅絕(全世界很多地方發現了石器時代的遠古人類,有些還曾經達到很高的文明程度,但是這些部落在艱難繁衍數百萬年後都先後滅絕),整個人類也曾幾度到了滅絕的邊緣。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財富有所積累,開始出現人類文明。婚姻制度的建立規範了性和生育秩序,確立了男人對孩子的“產權”,更是激發了男性養育後代的動力。“孝”文化的確立,使得養育子女能有所回報,給人口發展之火澆上利潤之油。

  但是即便到了農業文明時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也只有二十歲左右,“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看來很普通的疾病(如痢疾、普通感染)在當時都可以致命,現在只需要簡單手術的骨折在當時可能導致勞動力的徹底喪失。康熙皇帝共有21個王妃,共生育55個子女,只有31個子女活到成年。乾隆皇帝共有17位王妃,生有17子10女,但是有5個皇子、5個皇女早殤。順治共有8個兒子,將康熙選為繼承人是因為康熙出過天花,已經有抵抗力。沙皇俄國彼得大帝的兩位妻子共生育10個子女,但是只有一子二女活到成年,唯一的孫子彼得二世14歲死於天花。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孩子的存活率更低,有時候生育十幾個孩子沒有一個長大成人。

  一場瘟疫、戰亂足以毀滅繁衍了上千年的家族,比如1618年至1648年的歐洲30年戰爭加上黑死病,歐洲人口減少一半。1492年的時候美洲有五六千萬印第安人,但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由於戰爭屠殺和歐洲傳來的天花等傳染病,人口減少90%。

  中國歷史上也多次因為戰爭和瘟疫導致人口損失高達60%以上,人口多次從四五千萬下降到一千多萬。春秋戰國時期人口約為兩千萬,公元2年增加到5900多萬,東漢和三國的戰亂引起人口銳減,到公元280年(西晉武帝年間)恢復到1600多萬。後面又出現五胡亂華,人口銳減。經過隋唐盛世,到公元755年人口恢復到5200多萬。但是經過安史之亂,到公元760年(唐肅宗年間)人口再次減少到1600多萬。宋朝人口有所恢復,但宋元戰爭又導致人口銳減,公元1403年(明成祖時期)人口達到6600多萬。[《歷代人口數目簡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網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明朝末年的瘟疫和明末清初戰亂又導致人口銳減。

  由於人口繁衍的艱難,古代很多非常輝煌的文明都因為人口不能延續導致文明的中斷。中國以前至少有數萬個姓氏,但絕大多數的姓氏和無數民族都已經陸續滅絕,現在幸存的家族在歷史上也都幾度到了“子姓幾盡,不絕若線”的險境。

  按照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公元1年全球人口只有2.258億,其中中國人口5960萬(占全球26.4%);到公元1000年全球人口增加到2.672億,到1500年也只增加到4.34億。稀少的人口沒有形成規模優勢和密度優勢,科技進步非常緩慢,生活質量也沒有大的變化。以1990年的國際元(Geary-Khamis dollar)為基準,公元1年、1000年、1500年全球人均GDP分別只有467美元、453億美元、566億美元。[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近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是科技爆炸。在談論歷史時,人們往往只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美國應用物理學家麥克·哈特所著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評價歷史人物。[ Michael H. Hart, 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 Chicago: Citadel Press, 2000.

  ]哈特說:“雖然政治變遷是重要的,但公正地說,在亞歷山大大帝去世500年之後,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同他們生活在亞歷山大大帝出生前500年時祖先們的生活方式沒什麽兩樣。……但科學發現不僅帶來了技術上和經濟上的革命,它還完全改變了政治和宗教思想,藝術和哲學。”因而,在他的排行榜上,科學家和發明家最多(36人)。

  在哈特的名單中,紙的發明人蔡倫(?~121年)高居第7,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發明人約翰·谷登堡(1400~1468年)高居第8,哈特解釋說:在公元二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希臘、羅馬文明)先進,缺乏適當的書寫材料(只有笨重的竹簡)是中國文化進步的一種極大的障礙,而西方有羊皮紙和紙莎草紙(雖然有其缺陷,但是卻比竹簡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但是蔡倫對紙的發明,完全改變了這種狀況,在公元後的一千年間,中國的成就超過了西方。西方國家開始使用紙以後,就堪與中國平起平坐。在15世紀,約翰·谷登堡發明了一種可以大規模印刷書的技術之後(雖然北宋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並未推廣),西方文明再次超過了中國。

  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機的時候,歐洲正處於文藝復興早期。谷騰堡的印刷術印刷速度快,使得印刷品變得非常便宜,在50年中用這種新方法就已經印刷了三萬種印刷物,共1200多萬份印刷品,使得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各種書籍,大大加速和深化了文藝復興,還對後面的新教改革和科學革命具有決定性影響。

  但是光是印刷術還不足以完成文藝復興和引發工業革命。美洲高產作物的推廣,大大增加了糧食產量,促進了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有足夠的人口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科學、哲學和藝術研究。比如牛頓(1642~1727年)在21到27歲期間為現代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使隨後的世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牛頓時代,美洲高產作物已經在英國普及,牛頓不務農已經不影響自己和家人的生計,他才有機會繼續學習、研究。否則,像他這樣父親早逝的農民的孩子,十幾歲必須承擔其家庭重擔,一代科學巨星就將埋沒於農田。

  以1492年為界,此前5000年的累計人口總數不到此後500年的一半。而現在的文明又是繼承了人類所有人口累計創造的文明。古代壽命短,平均每人創造文明的時間很短;生產力低下,從事科研的人數與現在相比微乎其微;由於人口稀少,傳播速度也慢,科技人員之間也難以形成協作關系;人口稀少,科技成果也難以產業化,也就缺乏科技創新的動力。要是每10億人出一個牛頓式的人,現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幾個,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個(並且壽命短,還沒到創造成果的時候可能就去世了)。在哈特的名人排行榜中,哥倫布之前的4000多年裏只有34位名人,而哥倫布之後卻有66人。現代絕大多數學科的創始人都誕生於哥倫布之後。

  人口增加,對現有的資源只是“減法”地消耗;但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如太陽光)變為新的資源(太陽能),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乘法”地增加的。比如瓦特的蒸汽機使得“非資源”煤炭成為主要能源,啟動了工業革命;奧托的內燃機使得“非資源”石油成為工業的血液;哈伯的理論使得“非資源”空氣變為氮肥(用空氣制造面包)。愛迪生發明的電燈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光明。能源的突破,“人工小氣候”的應用,大大擴展了人類生存空間(古代人跡稀少的地方現在也建成了大城市)。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將“非資源”變為“資源”的過程。只要科學技術在進步,自然資源永遠也不會枯竭,人口減少意味著開源的智力減少。中國人口減少對全世界來說也是悲劇。

  “人口爆炸”導致了“知識爆炸”和傳播速度的加速,科學技術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展。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市場需求的推動,計算機芯片的處理能力每18個月就翻一番,而價格卻減半,這就是著名的摩爾定律。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絡也呈現了這種指數增長趨勢。以太網的發明者鮑勃·梅特卡夫揭開了網絡價值的秘密:“網絡的價值與網絡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向峰,朱貝校:《網絡經濟的發展趨勢》, 《大地》2000年第十八期,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792/289652.html]這裏“網絡”的概念可以並不僅限於計算機網絡。比如互聯網上的用戶越多,觀點碰撞就越頻繁,新的觀點就越容易迸發,政府的決策也就可以更科學合理。互聯網對世界的影響將遠超過造紙和印刷術,將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以及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

“人口災難”的狼真來了,但不是大灰狼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世界人口自馬爾薩斯的人口悲觀論出現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時期,人口悲觀論甚囂塵上,世界一直被聳人聽聞的、周期性的預言——“人口災難即將到來”所困擾。

  人口災難“狼來了”喊了兩百年,狼真的來了,不過來的不是“大灰狼” (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減少)。

  20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生育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根據聯合國的資料,[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發達國家平均生育率在70年代中期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2005-2010年只有1.66。如果穩定在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上,那麽日本、歐洲人口將分別從2010年的1.27億、7.4億減少到2100年的0.57億、4.8億。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從60年代後期的6.0左右下降到2005-2010年的2.6。

  是什麽原因導致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1、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關系錯位。從個人到政府都強調物質再生產,而忽略人口再生產。

  2、養老社會化。養孩子的投入與個人收益脫鉤。“造物”有報酬,“造人”無回報(還影響“造物”,降低家庭收入)。“造人”的巨額投入主要是由家庭出,產出卻主要在社會。從經濟上,家庭養兒是虧本的。孩子是國家的財富,但卻是個人的高消費。

  3、養孩子成本增高。美國農業部2010年的研究表明,養小孩到18歲,平均需要花費$226,920,剛好相當於美國的中位房價($221,800)。孩子越多,邊際成本越低,養第2個孩子的成本是第1個孩子的60%,養第3個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個孩子的27%,但3個孩子對社會的回報卻是一個孩子的3倍。[ Laura Vanderkam, “Hey parents, the third kid's a bargain,” USA Today, Updated 1/10/2012,http://www.usatoday.com/news/opinion/forum/story/2012-01-10/family-parents-kids-spending/52484040/1]中國只允許生1個孩子,不像其他國家那樣通過多生孩子而降低邊際成本,養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報率卻是全世界最低的。由於只有1個孩子,中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只養到高中畢業(美國讀大學大多靠孩子自己打工或貸款),還得承擔大學教育、買房、結婚、生育等費用。可以說,中國是以3個孩子的成本只為將來培養了1個勞動力。現在大家覺得即便停止計劃生育也養不起兩個孩子,是根據獨生子女的養育標準;如果主流家庭生三個孩子,那麽養育成本將大幅下降。

  4、避孕率增加。在避孕套、避孕帽和子宮頸帽等發明之後,19世紀西方國家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世紀60年代初口服避孕藥和宮內避孕環研制成功後,更是推動了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5、結婚率降低,單身、丁克人群增加。比如2003年日本有54%的25歲以上女性、43%的30歲出頭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多了一倍。預測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將是單身家庭,而首都東京地區的單身家庭比例將超過40%。[忻冬:《經濟獨立觀念改變 日本女"單身貴族"跟婚姻說拜拜》,新華網(來源:北京青年報),2004年09月0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9/02/content_1936687.htm]香港的單身比例目前已經超過日本,北京、上海、廣州正在追趕香港。

  6、離婚率升高。傳統的婚姻模式是“經濟合作社”和“生育共同體”。但是現在經濟社會化,“經濟合作社”被打破,離婚率增高,也導致“生育共同體”的崩潰。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率高一方面浪費生育時間(家庭內戰耗費時間,重新戀愛結婚也需要時間);一方面使得女性沒有安全感,不敢生孩子;另一方面使得撫養成本(物質、感情、精力成本)增高。歐美國家的離婚率長期居高不下,韓國等東亞國家後來居上。[ 《各國離婚率調查 中國離婚人數迅速上升》,《環球時報》 2006年5月15日 第16版,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4/4378175.html]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離婚率持續增加,1978年僅有28.5萬對夫妻離婚,而2011年共有211萬對夫妻離婚。[王敏:《中國高離婚率背後的婚姻困境》,《社會觀察》2011年第03期。  ][王南:《北京登記離婚數 增幅創7年新低》,新華網(來源: 法制晚報),2012年02月02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2/02/c_122648419.htm]

  7、就業和生活壓力大。在農業社會,生活節奏慢,與自然環境打交道,能夠預測未來幾十年的生活,物質上雖然貧窮,但心理上比較安全,自殺率低。現在打交道的是人和社會,“就業替代”頻繁,就像緊抓扶手站在快速行駛的敞篷車上,對車開往何處茫然無知,提心吊膽防止掉下去,心理安全感下降,自殺率高,更何況生兒育女了。1950年以來,全球自殺率在不斷提高。日本、韓國、俄羅斯、東歐的自殺率非常高,[ WHO, "Suicide rates per 100,000 by country, year and sex (Tabl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prevention/suicide_rates/en/. Retrieved 2012-01-26.]生育率也是非常低。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自殺率較低,生育率也較高。古代遊牧民族由於身體四處飄蕩,人口很難增加;現在城市人口心理在遊蕩,不敢生孩子。

  8、婦女教育水平和勞動參與率提高。教育時間的延長不但降低了婦女的生育意願,也使得女性育嬰期大為縮短。就業壓力大,使得夫妻雙方都得工作才能保證家庭的經濟安全,婦女就業率上升,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沒時間和精力養育孩子,也擔心生孩子會造成物質、工作機會(包括升職)、技能上的損失。

  9、婚齡、育齡延遲,性生活減少。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歲時有18%沒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歲時候有51%沒有生育。[ “Most women born from '71 to '74 childless at 30”, The Japan Times , March 4, 2006, http://www.japantimes.co.jp/text/nn20060304a2.html]而20歲出頭是婦女黃金生育年齡,生育質量和生育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高而下降。很多婦女陷入了“有生育能力時沒有生育條件,有生育條件時沒有了生育能力”的矛盾之中。古代50歲婦女還“必與五日之禦”;現在由於電影、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有很多三十多歲的夫婦就已經疏於敦倫之道了。

  10、不孕不育比例劇增。根據醫學統計,近三十年來,中國的不孕不育發生率從上世紀70年代的1%-3%,快速上升到12.5%(1/8育齡夫婦不孕不育),接近發達國家15%-20%的水平。[魯海燕:《我國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 成為第三大頑疾》,人民網,2005年06月14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893/3468643.html][陳燁菲:《中國不孕不育患者20年增長三倍 數量超過4000萬》,人民網,2010年11月09日,http://health.people.com.cn/GB/13169958.html]而用國際上的不孕率標準口徑對2001年計劃生育調查數據的分析表明,中國原發性不孕率高達17%。[高峻,高爾生:《中國育齡婦女不孕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中國衛生統計》 2005年01期,第27-29頁。]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不孕不育將成為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混亂導致生殖器感染、工業化所引起的生活習慣的改變、精神壓力增大、不健康的食物等均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性病導致男女生殖器的炎癥、堵塞造成不孕。性夥伴多,混雜的精液常易致敏,在女性體內產生抗精子抗體,增加不孕的風險。

  與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並且精子的活力也在降低。美國的一位化學教授甚至預言,到2040年,美國將有一半的男人沒有生育能力。[楊孝文:《科學家驚訝發現精子也有團隊精神》,人民網2004年07月08日,http://www.people.com.cn/GB/keji/1057/2625621.html]鐘南山院士擔心50年後人的生育能力就喪失了。[賈也:《食品安全關乎國運興衰》,《環球時報》2006年12月15 第11版。]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精子減少呢?陰囊溫度低於體溫2℃~3℃左右是確保精子發生的必要條件。但現在生活水平的提高,陰囊脂肪過多、久坐導致靜脈曲張使血流速度減慢而不能散熱,泡熱水澡、穿緊身褲、用筆記本電腦等都可以使得陰囊溫度提高,從而抑制精子產生,減少睪酮分泌。肥胖男人精液中的 DNA 發生斷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古代皇帝生育能力不高,比如晚清三代皇帝都沒有孩子,可能與生活水平高有關。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癥可導致女性卵巢功能異常(如多囊卵巢綜合癥)、子宮發育不良、性機能異常及外陰、陰道炎等婦科疾患。

  1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年輕一代生理上早熟,而心理上卻晚熟。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下降。

  12、以聯合國人口基金為代表的控制人口組織,耗費巨資制造“人口危機”的輿論,形成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資助發展中國家推行家庭計劃/計劃生育政策,對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的下降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以上這些可以稱之為控制人口發展的不為人知的“右手”——由於社會進步而帶來的對人口發展的抑制。

  可見現代控制人口的“右手”雖然比古代的“左手”要溫柔,但更加有效。現代經濟制度、教育模式等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得人口和社會難以持續發展。


本文於 2013/10/10 02:36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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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再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支柱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政治、經濟、國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賴於人口安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

  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理論上一對夫婦只需要生2個孩子就可以了。但是由於部分小孩會在生育之前夭折,並且正常的出生男女性別比(以女孩為100)為102~106,因此發達國家需要總和生育率為2.1,才能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總和生育率(TFR)是人口學的一個重要指標,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可以近似理解成一個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

  總和生育率如果高於更替水平,會有人口膨脹壓力;如果低於更替水平,今後將出現人口減少(通常有二三十年的滯後期)。

  世代更替水平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嬰兒死亡率、兒童死亡率、育齡期死亡率、出生性別比等。古代由於夭折率高、壽命短,要保證人口的世代更替,平均每個婦女需要生6個左右孩子。由於死亡率的降低,目前發達國家需要婦女平均生育2.1個孩子就可以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很多發展中國家則需要婦女平均生育2.5到3.3個孩子。[ Espenshade TJ, Guzman JC, and Westoff CF,”The surprising global variation in replacement fertilit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22:575-583.]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2005-2010年發達國家嬰兒死亡率平均為6.4‰,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0.2‰,中國則為22‰;中國5歲以下女童死亡率高達31‰,也遠遠高於發達國家的7‰。中國的青少年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也高於發達國家。

  尤其是,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遠比發達國家(在正常的102~106範圍)要高。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0-4歲人口性別比分別高達111、120、119。

  考慮到中國的畸形性別比以及育齡前和育齡期死亡率,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應該在2.3左右,而不是2.1。

  由於有不孕不育(中國目前超過1/8育齡夫婦不孕不育)、單身、丁克(雙收入,無孩子)等人群的存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部分家庭只生一個孩子。要是主流家庭不讓生、不願生、養不起三個孩子,就表明這個國家已經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樣是可更新資源,必須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當於掠奪性利用人口資源。但是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後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33,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證實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第2104頁。]長期的低生育率嚴重威脅中國持續發展,將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國防、民族心理產生史無前例的影響。

  中國人口從數千萬增加到現在的13億,只花了兩百多年時間;同樣,如果繼續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下一代人口比上一代差不多減半),那麽中國人口將在2018年開始負增長,到2100年只有4.6億人,到2200年只剩6800萬人。

近代人口爆炸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1500年之後世界人口才開始快速增長,從1500年的4.4億增加到1600年的5.6億、1700年的6.0億、1820年的10.4億、1900年的15.6億,然後在1927年達到20億,1960年達到30億,1975年達到40億,1987年上升到50億,1999年達到60億,2011年突破70億。

  是什麽原因導致近代人口爆炸?一是糧食增長,二是壽命延長。

  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經過數千年培育成功的高產作物推廣到全球,傳入的美洲作物計有玉米、馬鈴薯、紅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馬豆、西洋蘋果、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陸地棉等近30種。[ 王思明:《美洲作物的傳播及其對中國飲食原料生產的影響》,中國農史. 2004年第2期.]馬鈴薯、玉米、紅薯的單產比歐亞大陸傳統的小麥、水稻、大麥、燕麥、高粱要高出許多倍,紅薯“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谷幾倍”,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並且這些作物“不與五谷爭地,凡瘠鹵沙田勺皆可以長”,向高山、大箐、丘陵、河灘進軍,大地被充分利用起來支持人類的繁殖。這些作物還可與其他作物(如小麥等)構成一年兩季收獲,從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玉米、馬鈴薯現在分別是世界第二大、第四大糧食作物。馬鈴薯的出現彌補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帶來的糧食短缺。16世紀時西班牙殖民者將其帶到歐洲。17世紀時,已經成為歐洲的主要糧食作物。在當時的歐洲,一畝馬鈴薯田和一頭奶牛就可以養活一家人。[劉作奎:《改變世界的四種植物 曾導致人類大遷徙》,人民網(來源:《環球時報》),2006年08月31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763041.html]愛爾蘭1500年、1600年人口分別只有80萬、100萬,但是自從馬鈴薯引入後,愛爾蘭人口迅速增加到1700年的193萬,1820年的710萬,1850年850萬。1845年至1847年,一場突發的植物枯萎病橫掃愛爾蘭,馬鈴薯大減產,短短兩年內,就有100多萬人死於饑餓及其引發的疾病,導致上百萬愛爾蘭人移居英格蘭、北美或澳大利亞。據估計,在1845年-1925年間,約有500萬愛爾蘭人移居美國。根據美國普查局的資料,1990年美國愛爾蘭裔人口有3874萬,愛爾蘭-蘇格蘭混血人口有562萬;[ U.S. Census Bureau, “Ancestry: 2000, Census 2000 Brief,” Issued June 2004, pp.3-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2kbr-35.pdf]美國多位總統(如傑克遜,麥金萊,肯尼迪,尼克松,裏根,克林頓)是愛爾蘭裔。根據加拿大人口統計資料,[ “Ethnic origins, 2006 counts, for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 20% sample data,” Statistics Canada, Date Modified: 2010-10-06,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dp-pd/hlt/97-562/pages/page.cfm?Lang=E&Geo=PR&Code=01&Data=Count&Table=2&StartRec=1&Sort=3&Display=All&CSDFilter=5000#Notes]2006年加拿大愛爾蘭裔人口有435萬。澳大利亞、新西蘭有數百萬愛爾蘭裔人口。2010年愛爾蘭本土還有448萬人口。就是說,1600年100萬愛爾蘭人現在有四五千萬後裔!

  除了美洲作物外,化肥的合成和推廣也大大增加了糧食產量。氮、磷、鉀是“肥料三要素”。1838年,英國鄉紳勞斯用硫酸處理磷礦石制成磷肥,成為世界上第一種化學肥料。1840年,德國化學家李比希出版了《化學在農業及生理學上的應用》—書,創立了植物礦物質營養學說和歸還學說,為化肥的發明與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李比希還在1850年發明了鉀肥。[ 《化肥(Chemical fertilizer)》,新華網(來源:中國科技館),2008年03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8-03/30/content_7884346.htm]

  與來自土壤、可循環使用的磷、鉀不同,氮主要靠雷電從空氣中合成、隨雨水補充給土壤(並最終回歸空氣),部分靠豆科作物根瘤菌固氮。在20世紀之前,農作物所需要的氮肥來源十分有限。當時農業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來自有機物的副產品,比如人畜糞便等。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斷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數量已越來越無法滿足農作物生長的需要。而空氣中氮氣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當年德國人口增長很快,所瓜分的殖民地很少,糧食必須自給自足,德國的化學家提出向空氣要氮肥的設想。1911年,巴登苯胺純堿公司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廠,開創了人類科學史的重要篇章。當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李力鋼,劉博:《20世紀的科學技術》,北京:新時代出版社,2011年。]

  20世紀農業科技(如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更是突飛猛進。谷物世界平均畝產從1961年的95公斤(此前更低)提高到2009年的234公斤(同年我國約363公斤,荷蘭、比利時等發達國家超過600公斤)。[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近代人口爆炸很大程度還應該歸功於人類成功地扼住了控制人口的“左手”。曾經肆虐一時的鼠疫、黑死病、天花、傷寒、痢疾、斑癥傷寒等被有效控制,糧食增加後體質也增強,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滅和青黴素的發明。

  天花因其流行迅猛和極高的致死率(一般可達25%,有時甚至可高達40%~50%)而被稱為“死神幫兇”。患者即使不死,臉上和身上亦會留下永久性麻點疤痕,甚至失明。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明了預防天花的牛痘接種法。到1801年,接種牛痘的技術已經在歐洲許多國家推廣開來,並在十九世紀中期傳入中國。天花接種使人類的平均壽命從20歲左右飛躍性地提高到40歲。

  1928年,英國微生物學家弗萊明發現了青黴素。1942年起,美國制藥企業開始大批量生產青黴素。以青黴素為代表的抗生素的問世挽救了無數被細菌感染的病患,人類平均壽命從40歲延長到60歲。加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進步,2010年全世界人均預期壽命上升到69歲(發達國家為78歲)。

  外來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經降低,現在壽命的延長更大程度取決於人的本身,如果癌癥和心腦血管等決定壽命的關鍵疾病能被攻克,那麽人類的平均壽命還能有所延長。但考慮到細胞分裂規律,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我們正在慢慢逼近人類的長壽極限。聯合國預測2100年全世界出生時人均預期壽命將延長到81歲。如果醫療服務過度偏重於延年益壽,那麽必將與用於迅速恢復勞動能力的醫療服務發生矛盾,也將降低養幼的能力(導致生育率下降),加重老年化危機。

先哲談人口與文明的關系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新陳代謝是生命現象的最基本特征,沒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沒有文明的“生生不息”。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裏寫道,“見識廣博和善於思考的人如今卻越來越不願意繼續接受人口增長和文明興盛之間的聯系。相反,當他們思考我們現在的人口密度,特別是過去300年間人口的增長速度時,他們變得高度警覺,視人口增長的前景為噩夢般的災難”,“我們因為人口的增長變成了文明人,而造成這一增長的正是文明:我們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蠻人,也可以做人口眾多的文明人。如果將人口數量減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類也保不住文明。實際上,即使將已獲得的知識儲存在圖書館裏,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從事廣泛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所要求的各種工作,人們也不能夠利用這些知識。書本知識不能使某個地方的1萬人在原子彈浩劫後免於退回到狩獵采摘的生活。”

  英國《新科學家》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認為如果人類從地球上消失20萬年後,將再也找不到人類曾在地球上生活過的痕跡,地球將會變回到史前蠻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類(假如數量足夠,並且也有足夠的運氣的話)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現在的文明程度。[沈誌真:《科學家預言:人類消失20萬年後將遺跡全無》,人民網,2006年10月13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8/4914489.html]

  中國古代先賢早就註意到了人口對於文明延續和國家強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嚴梅福,張宗周:《中國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學》1996年03期,http://www.psychcn.com/psyhistory/200402/255047606.shtml]春秋齊國名相管仲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每當看到人口眾多時,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贊嘆說:“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問:“人多有什麽好處?”孔子說:“富之”, “教之”。就是說人多才能富強,富強才能產生文明禮義。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他認為生育眾多的人口是使一個國家富強最為迫切的事,人口多國家更好治理,社會更為穩定。“然則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他將大量進行生育看成是富國的基礎,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國家有三寶,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務管理。

  《尉繚子》說:“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

  唐太宗李世民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明太祖朱元璋也說過:“人者,國之本”。

  《資治通鑒》:“人口滋多,則賦稅自廣”。就是說人口多,生產多,賦稅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並且人均賦稅輕,人均國防承擔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

  南宋思想家葉適總結說:“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

  因此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人口的增殖。為了盡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徠民”(招徠他國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種方法來“兼人”(即兼並他國人民)的政策。孔子認為首先應推行仁政,愛護百姓,以招徠其他諸侯國的人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

  孔子認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現在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在鼓勵生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還在“徠民”(吸引移民)。加入“徠民”隊伍的國家將越來越多。

人口增長推動經濟增長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在近代人口增長的過程中,英國32歲的未婚小夥子馬爾薩斯於1798年發表了他那令人沮喪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認為人們對性愉悅的永不滿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級數增長,人口將不斷增長,一直達到人類食物供應的極限為止,大多數人註定要過饑寒交迫的生活。

  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據世界銀行統計,自1800年以來的200年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食品價格事實上下降了高達90%,這就意味著最貧困的人也能吃飽肚子。[ 梁紫星:《被誇大了的環境危機》,《科普雜誌》2004年第3期。]

  人類生活水平尤其在最近100年得到了質的提高。20世紀世界人口增長將近4倍,同樣的時間內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換算)增長5倍(連增長最慢的非洲也增長3倍)。幾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對價格在整個20世紀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種主要谷物—玉米、小麥、稻子的國際價格(除去通貨膨脹因素,用美元結算)從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種國際貿易金屬和非食品農產品組合從1900年到1999年價格下降了將近80%(剔除通貨膨脹因素)。[ 吳萬偉:《從“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國網, 2006 年5 月15 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enkou/1209403.htm (譯自“Doom and Demography”by Nicholas Eberstad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62417).]

  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從467美元(以1990年的國際元為標準)到666美元,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而從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裏,世界人均GDP卻翻了10倍,從666美元上升到7614美元(同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其實在馬爾薩斯之前,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亞當R26;斯密(1723~1790)就已經認識到人口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他認為“交換的力量為勞動分工提供了契機,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總是受制於這種力量的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受制於市場的規模”,“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 。

  經驗統計學之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R26;庫茲涅茨認為人口增長促使人們對消費品的需求膨脹,額外需求刺激了額外的廠商投資。這一切再加上對規模經濟效應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產力增長速度。結果當人口增長時,人們的生活水準也隨之提升。庫茲涅茨強調人口增長可為基礎設施建設帶來規模經濟效益。

  新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阿爾弗雷德R26;馬歇爾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財富和人口的增加將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市場的供求關系,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從而使商品價格提高,這一結果必然會刺激投資,從而使經濟得到發展。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R26;索洛根據大量史實提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依據索洛模型,人均產出增長率最終等於技術進步率,總的產出增長率等於技術進步率加人口增長率,國家的總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口增長速度正相關。

  古典自由主義學者、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認為“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人力資本理論之父、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認為,當代經濟的增長,國家財富的構成,主要是人力資本帶來的結果,技術進步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積累。他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不一樣,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物質資本投進去以後,你用了別人就不能用,而知識不存在這個問題,你用了別人照樣用,它是報酬遞增的。舒爾茨斷言:“人類未來不是由空間、能源和耕地所決定,而是要由人類的知識發展來決定”。

人口規模優勢和密度優勢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人是高等動物,生物學特性決定了其很多社會學特性。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愛德華·威爾遜出版《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揭示了生物的社會屬性。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認為:“生物科學,無疑將對社會學基礎理論的重建產生無與倫比的影響”,“生物學的深層的哲學觀將極大地改變我們的思想方法。”

  細胞生長分為潛伏期、指數增生期、停滯期。細胞潛伏期與細胞密度密切相關,細胞太少的時候生長速度會很慢,甚至全部死亡,這是因為細胞生長需要一些細胞自身產生的輔因子,若細胞太少,會導致這類因子不足。細胞增加到一定數量,細胞間形成縫隙連接,允許細胞之間的電耦合(比如通過電耦合,心臟的所有心肌細胞可同步動作)和化學通信,細胞功能很活躍,進入指數增生期,每個細胞的“占地面積”也有所縮小。指數增生期持續3~5天後,空間漸趨減少,能抑制細胞的運動,這種現象稱接觸抑制。當細胞密度進一步增大,培養液中營養成分減少,代謝產物增多,則發生密度抑制,進入停滯期。繼而培養液中營養漸趨耗盡,代謝產物積累、pH降低,細胞會中毒,重則死亡。將細胞消化下來,稀釋後種植在新培養瓶,細胞又快速增長。但是如果傳代過晚,因細胞已受損,傳代後細胞也生長不好。也就是說,要讓細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較高的細胞密度,但又需要有足夠的“私人空間”;既有“社會性”,又有“獨立性”。

  人口和文明發展也存在類似的規律。當人口很少的時候,很難產生文明。有些邊遠地區的民族往往因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後,甚至人口滅絕。只有當有足夠人口數量的時候,有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才能產生文明。在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後,由於人均耕地減少、土地兼並、吏治腐敗等,出現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假如不改善吏治、提高農業技術的話,會出現社會動蕩、饑荒、瘟疫、甚至戰爭,人口很難再增加。戰後人口又快速增長。新的技術(如農業技術、建築技術)使得承載人口的空間增加,人口相對變稀了。 

  100多年前,恩格斯說過,250萬人集中於倫敦,使每個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人口越多,大家可以共用很多公共的東西,土地、基礎設施(水、電、道路、通訊)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公共服務越便利,人均公共投資反而越小,同時有利於環境汙染的處理。[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麽走?》,人民網(來源:經濟日報),2000年05月19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435.html]

  人口越多,微小的需求也能形成市場,刺激產業化,分工更細,智力資源越豐富,技術優勢也就越容易發揮並被所有人分享,產業間會形成產業鏈,於是就業增加、消費增多。比如說在甲地8個人應聘1個職位,乙地80個人應聘10個職位,比例都一樣。但對於求職者來說,在乙地多了10倍的應聘可能性;對於公司來說,甲地8個人可能沒有1個合格的,公司只好空著職位,乙地因為有80個應聘者,公司就算不能招到10個合格的,也可以招到六七個合格員工,相對來說乙地就業率更高(對公司和個人都有利),並且在乙地還可以增加1個服務行業人員。這就是為什麽加拿大人都願意往美國跑、小城市的人和企業都願意往大城市跑的原因。

  企業間相互競爭,迫使企業加強管理、改進技術、提高質量、降低價格,使消費者和企業實現“雙贏”。由於人口集中,經濟主體間的交往多,資金流量大,也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便可大顯身手。各大行業間的互動性,使城市的經濟總量像滾雪球般地增長。[王東京:《看準城市規模效應》,中國城市化網站, 2004-03-07,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001267]

  人口密度效應在交通運輸上體現得最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在同等條件下,一個國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單位時間內,這個國家的人均單位貨物長距離遷移的距離越短。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均鐵路只是澳大利亞的1/10(人均建設成本也低),但日本鐵路運輸更便利,服務質量更好,並且發展起高速鐵路。小城市由於人口少,公共汽車的班次少,乘一次車要等很長的時間;大城市人口多,幾分鐘一趟車。

  娛樂產業也不例外。相同成本拍攝的電視、電影因為觀眾增加,賺的錢也多。賺的錢多,競爭也就激烈,結果是導演和演員的素質提高,可以花費更多的錢進行娛樂投資。老百姓花費很少的錢就可以看高檔次的表演。美國在電影業方面的壟斷地位就與其人口數量很有關系。

  旅遊業也一樣。一個旅遊景點要是有大量的遊客,就有資金進行景點建設,提高服務質量,遊客人均擔負的費用就越低。要是遊客太少,很多有潛力的旅遊景點就無法開辟。

  美國之所以是發達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原因之一是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發達國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規模效益。現在中國和印度(可能還應包括巴西)在崛起,也是因為有人口規模和密度優勢。

  城市化就是盡量利用人口優勢。每個國家的都市圈大都是該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一個城市人口達到25萬,才能顯示出規模效應。而我國兩千多個縣級城市只有不到20%達到了應有的規模。人口流動就是實力的流動,茅於軾註意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榮,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敗壞。[茅於軾:《大國空巢》序,易富賢:《大國空巢》,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年。]隨著人口大量遷往沿海和大城市,內地將成為老弱病殘的基地。今後內地的地級市都難以形成規模效應,更不用說縣城了。現已出現民工荒,今後到哪裏去找勞動力發展內地經濟?

  當然,城市規模過度膨脹,也會帶來額外的代價,如交通擁擠,生態惡化等。其實目前這些“城市病”並非不可救藥,也不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且這些負作用根本無法抵消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人類近兩百多年的工業化過程就是不斷解決“城市病”的過程,城市也越來越大。比如從人力車、馬車到汽車,再到輕軌、地鐵,交通大為改觀。從柴到煤炭,再到液化氣和電,城市的環境承載力也提高了。

  其實現代最嚴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擁擠和環境汙染,而是超低生育率。由於城市規劃的不合理,城市容積率高,人均室內空間和戶外空間小,出現了現代意義的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房價高,民生壓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地區生育率只有0.9-1.2。

  而美國生育率能夠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與城市規劃、合理的房價有關。美國人均住房面積是日本的二、三倍,中位房價只是人均GDP的5倍,戶外空間也大,每個社區都有公園。即便芝加哥(生育率為1.9左右)這樣高密度的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裏。而美國德州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3左右,與其住房寬敞而價廉也有關。

  中國正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但由於嚴格限制城市土地供應,是以每平方公裏超過1萬人這種高密度進行城市規劃的,北京、上海超過1.5萬人/平方公裏,其實正在走日本、韓國、臺灣那種民不聊“生”的城市化老路,光“利用人口”,不“生產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即便沒有計劃生育,也養不起兩個孩子了。

  並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住房的要求也提高,比如中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米;30平米房子的家庭在1978年能夠養2個孩子,現在卻不行了。美國1950年人均住房面積只有26.6平米,現在超過70平米了。中國現在城市是獨生子女家庭為主,但是今後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住房面積和設計會與現在大不一樣。中國城市今後將面臨根本性的改建,但是今後老年化嚴重,勞動力成本將非常高,城市改建的成本將非常高(如日本和歐洲國家那樣),那麽今後中國也會像日本、韓國、臺灣那樣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因此,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應該重點建設中心城市,形成人口規模效應和密度效應,增強輻射能力。而東部發達省市,應該借助發達的交通,引導人口向郊區分流(倫敦人口在1939年達到頂峰後開始減少),降低城市的容積率,防止低生育率這一“城市病”,讓城市既能生產物質財富,也能生產人口財富。


本文於 2013/10/08 05:45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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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而不是法國?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工業革命發源於英格蘭中部地區。18世紀60年代,瓦特改良蒸氣機之後,由一系列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隨後傳播到英國其他地區和整個歐洲大陸,19世紀傳播到北美地區。

  是什麽原因導致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在偏僻的島國英國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發生?這個問題吸引了很多經濟學家。楊曉凱綜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強森(Simon Johnson)等人的觀點。[楊小凱:《為什麽工業革命不在西班牙發生》,《南方周末》,2003年4月24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424/jj/qs/200304240677.asp]強森等人比較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當時的條件,他們發現,西班牙、葡萄牙發生工業革命的客觀條件遠遠比英國要好:

  1、西班牙、葡萄牙較早掌握並擁有相對優良的航海技術和經驗。

  2、西班牙、葡萄牙早於英國從事航海貿易,率先占領了自然條件優於北美的南美洲,有更好的自然資源進行國際貿易。

  3、馬克思認為帝國主義的發展必須以剝削為手段,但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並非純粹以剝削殖民地滿足本土為目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卻對殖民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剝削。所以,依照馬克思以及邊緣理論的說法,工業革命本應發生在西、葡兩國。

  但歷史卻讓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而不在西班牙發生。面對這種歷史矛盾,強森等人提出了三個重要的假說。

  1、大西洋貿易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關鍵的影響。

  2、大西洋貿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轉變。

  3、制度轉變的前提條件與國王和皇室專制權力的強弱有關。

  強森等人發現大西洋貿易衝垮了英國社會等級制度的藩籬,英國對專制王權的限制明顯多於西、葡,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貿易的利益,好處不被國家壟斷獨占,並且私有財產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西班牙從事大西洋貿易所得到的好處卻由皇室所壟斷。換句話說,英國是由民間自發地參與大西洋貿易,是“私營”,而不是王室出資靠“國營”。因此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

  楊曉凱極為推崇強森等人的這種觀點,並說現在的太平洋貿易就像當年的大西洋貿易,中國的太平洋貿易有讓中國“西班牙化”的傾向。

  強森、楊曉凱的這些觀點解釋了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但是卻不能解釋工業革命為什麽沒有發生在法國。法國也是當年大西洋貿易的積極參與者,也直接從這些貿易中得益;法國大革命前雖然政治專制,但是經濟卻比較自由,並且“薄賦輕徭”,普通百姓也能分享經濟利益,在大革命後,法國對專制的限制更甚於英國。依照強森、楊曉凱的觀點,工業革命能夠發生在英國,那麽更能發生在法國。

  但楊曉凱在《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一文比較英國和法國時,卻又贊揚英國政府的高稅率。楊曉凱認為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依照楊曉凱的這種觀點,那麽西班牙政府比英國政府更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工業革命又應該發生在西班牙才是。

  因此,強森、楊曉凱對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解釋雖然有很多合理成分,但是並不充分。因為他們忽略了生產力諸因素中最活躍的因素——人口。

  如果說中國和印度是因為沒有文藝復興而沒有工業革命的話,那麽同樣沐浴了文藝復興春風的歐洲國家,近代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卻是英國,而不是文藝復興起源地意大利,不是航海強國西班牙,也不是近代世界憲法文化的發源地法國。其實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的主要原因是人口。

  如無特殊說明,本節和下面幾節的人口和GDP數據均采納安格斯·麥迪森的資料。[ Angus Maddison,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3-2009.xls]

  當英國人口因為引進美洲高產作物而使糧食產量翻了幾番後,馬鈴薯直到19世紀才被法國人逐漸接受,人們最初迷信地認為,它會引發麻風病甚至不育癥。法國大文豪雨果還曾把馬鈴薯稱作“可憐蟲的塊菌”。

  1500年法國人口1500萬,大不列顛(包括現在的英國和愛爾蘭)人口470萬左右,法國人口是大不列顛人口的3.2倍。從1500年到1820年,大不列顛人口增加了5.0倍,而法國、德國、意大利人口分別只增加了1.1、1.1、0.9倍。

  英國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如糧食短缺、環境汙染、城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壓力增加等),引起英國人馬爾薩斯的擔憂。但馬爾薩斯理論在英國並沒有市場,英國仍然保持中世紀的基督教生育文化,尤其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1837-1901年在位)整個英國嚴格執行禁欲主義(可以保證家庭穩定促進生育),導致生育率居高不下。然而法國人積極采納馬爾薩斯的觀點控制人口。

  工業革命需要兩種人:大量脫離土地的科技創新人員,大量自由勞動者。只有英國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我們看看英國當時的情況:

  1、勞動力脫離土地。

  歐洲直通印度新航線的開通和美洲大陸的發現,使英國的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刺激了毛織業的發展。為了增加羊毛的數量,18世紀英國國會通過了大量的準許圈地的法令,使農業完全納入資本主義軌道。

  美洲高產作物的引進使得糧食產量增加。並且隨著1701年條播機的發明,開始了農業革命。18世紀30年代,三葉草和蕪菁被引入大田,增加了土壤肥力,改三輪制為四輪制。農業家貝克韋爾培養出“新萊斯特羊”,開改良牲畜之風。

  一方面是人口急劇增加,一方面是土地對勞動人口需求減少,這就導致大部分破產農民流入城市,成為雇傭工人和產業後備軍,為產業革命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同樣,中國1979年開始的農村改革為其後的工業發展奠定了農業基礎。

  2、工業發明。

  紡織工業: 

  1733年,鐘表匠凱伊發明飛梭,大大提高了織布效率。

  1764年-1767年,紡織工人哈格裏夫斯發明珍妮紡紗機,提高了紡紗效率。

  1769年,理發師阿克萊發明了水力紡紗機。

  1779年,紡織工人克隆普敦發明了騾機,後被改良成自動棉紡紗機。

  1785年,牧師卡特萊特發明了動力織布機,隨後其他紡織機器相繼發明,實現了紡織行業的機械化生產。

  1769年,儀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發明了單向蒸汽機,1782年又制造出雙向蒸汽機。蒸汽機的出現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

  3、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英國由於人口增加快,每年增加大量年輕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滿足工業革命對勞動力的需求。

  從上面可見,英國的這些工業發明大多是一線年輕工人,要是這些人仍然在土地上謀生,是不可能有機會作出發明的。有大量的脫離土地的勞動力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而這又是人口壓力逼出來的。

  法國耕地面積是英國的3.04倍,草原面積則只相當於英國的85.2%。[ “Land and Agricultur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last update: October 2010,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agriculturalland.htm]1500年英國人口394萬,只相當於法國人口(1500萬)的26.3%,人均耕地是法國的1.25倍,人均草原面積則是英國的4.47倍,當時兩國的人均GDP基本一致,英國是714美元,法國是727美元。

  1700年英國人口增加到857萬,相當於法國人口(2150萬)的39.8%,人均耕地只是法國的83%倍。1705年英格蘭只有35%的勞動從事農業,而法國還有7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英國人均GDP增加到1700年的$1250,高於法國的$910。

  到1850年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人口增加到2718萬,已經相當於法國人口(3640萬)的74.7%,人均耕地只是法國的44%,人均草原是法國的1.57倍。

  那麽可以看出,當時法國耕地豐富,一方面沒有農業革命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農民在土地上就可以謀生,沒有必要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到城市討生活。到1845年,法國還有59%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英國只有2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了。[ Stephen Broadberry, Kevin H. O’Rourke,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ume 1- 170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p. 149-151. http://www.cepr.org/meets/wkcn/1/1679/papers/Brunt-Dennison-Simpson_Chapter.pdf]

  以勞動力占總人口的50%計算,1850年的時候英國有1359萬勞動力,其中1087萬從事非農行業;法國有1820萬勞動力,但從事非農行業的只有746萬。就是說,雖然當時英國總人口仍然比法國少,但是脫離土地的自由人員卻反而遠比法國多。

  1851年英國耕地單產只比法國多20%,[ Clark, Gregor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gland,1500-1912,”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une, 2002, http://www.econ.ucdavis.edu/faculty/gclark/papers/prod2002.pdf]光是靠本國耕地根本養活不了不斷增加的人口,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為了生存,破產的農民紛紛轉移到城市,通過貿易獲得就業機會和糧食。1850年英國的人均GDP增加到$2,330,遠高於法國的$1,597。

  如果1500-1850年英國人口也與法國同步增長的話,那麽1850年人口只有957萬,人均耕地反而是法國的1.25倍,人均草原是法國的4.47倍。耕地和草原足以滿足所有人的就業機會和糧食需求,根本不必進城打工。

  如果1700-1850年英國人口與法國同步增長的話,那麽1850年英國人口只有1450萬,自由勞動力還不到法國的一半。

  有人認為刺激工業革命產生的兩大最重要條件是:國際市場與資本市場。其實這兩個條件在英國工業革命產生之前,已經在荷蘭完成了。但是荷蘭的人口太少,到1820年人口才230萬,如此少的人口一方面難以湧現瓦特那樣的發明家,一方面自由勞動力難以提供廣闊的市場前景所激發的生產能量。

  需要說明的是,人口因素只是工業革命的一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而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諸多必要條件在英國得到完美的統一。而當時英格蘭中部人口最為稠密,工業革命發源於英格蘭中部也就不足為奇了。

  浙江溫州和湖南邵東的情況也類似。兩地人多地少,在計劃經濟時代非常貧窮。溫州人均耕地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1/5;邵東人均耕地面積在湖南倒數第一,並且地處衡邵幹旱走廊。改革開放後,迫於生計,大量溫州人、邵東人到全國各地經商、創業,兩地商人現在成了財富的符號。

  根據美國普查局的資料,1990年英裔人口(包括English、Scottish、Irish 、Scots-Irish、Welsh以及殖民地時代的英國人後裔American)共9683萬(考慮到還有10%以上的人沒有公布祖籍,因此英裔總人口應該超過1億),占美國人口的38.9%(占公布祖籍人口的43.5%);法裔人口1032萬。[ U.S. Census Bureau, “Ancestry: 2000, ”Census 2000 Brief, Issued June 2004, pp.3-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2kbr-35.pdf]

  根據加拿大2006年人口統計資料,[“ Ethnic origins, 2006 counts, for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 20% sample data, ”Statistics Canada, Date Modified: 2010-10-06,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dp-pd/hlt/97-562/pages/page.cfm?Lang=E&Geo=PR&Code=01&Data=Count&Table=2&StartRec=1&Sort=3&Display=All&CSDFilter=5000#Notes]英裔1649萬,法裔491萬(主要是魁北克省),還有1007萬認為是Canadian人(早期移民,以英裔為主),其中部分是混血人種。

  英國和法國還向其他國家移民,也還有外來移民,假設二者抵消。1990年英國和愛爾蘭人口共有6100萬,法國5817萬,澳大利亞1696萬,新西蘭341萬。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占70%以上,此外南非還有160萬左右的英裔,那麽1990年大不列顛裔人口接近2億,而法裔人口不到7500萬。

  就是說從1500年到1990年,當初474萬大不列顛人口增加到近2億,增加41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11.9倍),當初1500萬法國人增加不到4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2.9倍)。從文藝復興開始到1492年這一段時間共有10位名人(哈特排行榜),都是歐洲大陸的,無一是大不列顛的。在1500年之後,影響世界的名人中大不列顛卻有17人,從英國獨立出來的美國有8人,而傳統的歐洲人口大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分別只有8人、9人、3人。人口優勢使得英裔人口在歷次產業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導世界格局超過2個世紀。數百萬人口使用的英語,現已成為世界語言。

  法國本來一直是歐洲的中心。1662年(康熙元年)的時候法國人口2000萬,中國人口四千多萬,[易富賢:《就清朝初年人口數量與葛劍雄先生商榷》,《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01期。]中國人口是法國的2倍多;2010年中國人口卻是法國的20倍。1700年法國人口占西歐(2008年30國人口共4億)的26.4%,GDP占24.1%;2006年法國人口只占西歐的15.8%,GDP只占16.4%了。隨著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國逐漸喪失了其在歐洲的傳統霸主地位。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感嘆說,人口決定命運!

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人口因素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印第安文明衰落的人口因素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數千年來印第安人在美洲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對天文、數學、歷法、雕刻技術有卓越的創造,尤其是農業非常發達,最早培植了玉米、馬鈴薯、紅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等農作物,並掌握了飼養火雞、狗和密蜂的技術。

  但印第安人卻沒有歐亞大陸所有的水稻、小麥、燕麥等谷類作物,也沒有牛、馬、羊、豬等大牲口。在哥倫布到來之前基本沒有大規模飼養業,餐桌上雖然有玉米,但是肉類卻非常有限(主要肉食是豚鼠肉)。不會使用輪子,又沒有大牲口,也就沒有馬車等運輸工具。印第安人一直不會使用鐵制工具,耕種技術比較原始。

  不知道由於什麽原因,瑪雅文明輝煌兩千年後卻在公元9世紀突然走向敗落,數十座古老的城邦同時被廢棄,逐漸為森林所淹沒。哥倫布發現美洲時,印第安人仍然過著非常原始的生活。

  由於人口仍然眾多,印第安文明的火炬並沒有熄滅。對1492年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總數,不同的學者估算結果不一,從840萬到1.12億人不等,比較準確的估計是5000萬到6000萬人,其中秘魯人口為400萬到1500萬,中墨西哥人口為500萬到2500萬人,中美洲人口為225萬到545萬人。[ Peter Bakewell, Jacqueline Holler,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to 1825(3rd Edition),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p.195-196.]要知道1403年明成祖時期,中國人口也才6660萬人;[《歷代人口數目簡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網站: 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目前30個西歐國家在1500年的時候總人口也只有5700多萬人(2008年人口為4.01億人)。[ Angus Maddison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3-2009.xls]如果假以時日,印第安人文明仍有機會復興。

  然而隨著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戰爭屠殺和歐洲傳來的流行病,使得墨西哥地區的人口下降到1568年的265萬人、1595年的137.5萬人、1625年的73萬人。秘魯的人口下降到1570年的130萬人、1620年的70萬人。[ Peter Bakewell, Jacqueline Holler,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to 1825(3rd Edition),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p.195-196.]美國的印第安人人口也從1492年的150萬人快速減少,後面逐漸增加,但到1920年的時候仍然只有35萬人。[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changing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in transition, ”U.S.Society&Values, Vol 4, No 2(JUNE 1999), pp.7. http://usa.usembassy.de/etexts/his/ijse0699.pdf]很多印第安人部落徹底滅絕。

  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並非歐洲人的槍炮(1500年西班牙總人口才680萬,靠槍炮是難以征服五六千人口的美洲的),而是他們帶來的疾病。天花、霍亂、腮腺炎、麻疹、淋病和黃熱病,這些早已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幾乎完全沒有抵抗力。比如歐洲人當時的天花病死率只有10%,而印第安人則高達90%,天花成了歐洲人征服美洲的同盟軍。[謝來:《傳染病打敗印第安人?》,《新京報》,2006年5月21日, 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0582/2006/05-21/018@181761.htm]

  一方面是印第安人人口的崩潰;一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鏟除一個文化,如同路人隨手折下路邊一朵向日葵”,印第安人的文獻被殖民者當作“魔鬼的作品”付之一炬,曾經輝煌的印第安人文明徹底崩潰。作為美洲新主人的歐洲人然後得意地宣揚“印第安人無文明”。[ 《叢林中的神話:瑪雅文明》,新華網(來源:中國國家地理),2005年03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5-03/24/content_2738143.htm]

  同樣,在英國人入侵澳大利亞的時候,天花等傳染病也成了最得力的同盟軍,1789年,在與新近到達悉尼港口的英國定居者為鄰的澳大利亞土著人中間暴發了天花,並向內陸擴散。據英國人估計,當時這場天花殺死了50%的土著人。此次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遇到過的最大的一次“人口地震”。[王旭東,孟慶龍:《世界瘟疫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http://gb.cri.cn/3601/2005/07/21/1266@631375.htm]人口的崩潰必然導致文明的崩潰。

  德國一直是整個歐洲的戰場,松散的德意誌各個邦國的人們經常成為歐洲列強的雇傭軍,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殘殺,人口時增時減。德國人口在1500年為1200萬,1600年增加到1600萬,1648年“三十年戰爭”導致人口減少,1700年恢復到1500萬,1800年增加到2900萬。拿破侖1806年入侵,普魯士等邦國遭遇慘敗,人口也減少。1814年,拿破侖被反法同盟擊敗,在英國和俄國主導下,由38個邦國組成的“德意誌邦聯”成立了。1820年德國人口為2491萬,1830年恢復到2804萬。1834年建立德意誌關稅同盟。1871年德國統一時人口已經增加到3946萬,成為歐洲第二人口大國(僅比俄國少),而此時英國和法國人口分別為3168萬和3773萬。

  德國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壓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國、法國那樣從殖民地獲取糧食等資源,這就迫使德國轉向於科技創新。於是,德國一方面是人口大國,一方面又普及免費義務教育、加強科技創新,使得人口資源快速轉變為人力資源。1810年創建了柏林大學,被稱為“近代大學之母”。憑借人力資源優勢,19世紀的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比如,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德國科學家將空氣中的氮氣轉化為化肥。1913年德國人口增加到6506萬,遠遠超過英國和法國人口的4565萬和4146萬。將不斷增加的龐大的人口資源開發成人力資源是德國崛起的秘訣。

  德國的直接競爭對手是鄰國法國。1820年德國人口只相當於法國的80%,而到1913年卻是法國的1.6倍。與人口優勢相伴隨的是綜合國力大增。1820年德國GDP只相當於法國的76%,1871年只相當於英國的68%;但在1873年超過法國,1908年超過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1913年的德國的GDP是法國的1.64倍,是英國的1.06倍。絕對的人口和經濟實力讓德國在1914年悍然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國除了德國外,還有奧匈帝國(5280萬人口)、奧斯曼帝國(2400萬人口)、保加利亞(470萬人口),人口和經濟實力遠遠超過以英法為主的協約國。但是美國和俄國這兩個人口大國加入協約國,徹底改變了戰局。俄國當時雖然還是農奴制國家,還比較落後,但是1913年有1.56億人口(是德國的2.4倍),GDP也接近德國;1913年美國人口(9761萬)是德國1.5倍,GDP是德國的2.2倍。這種人口形勢對比必然導致同盟國的慘敗。戰爭使得德國的GDP減少了1/3,也使得人口減少到1919年的6055萬。

  1919-1939年間德國人口和經濟增長都快於英國和法國,1939年德國人口增加到6929萬,而法國和英國人口分別只有4190萬、4799萬;1939年德國的GDP 是法國的1.87倍,是英國的1.25倍。絕對優勢使得德國野心再次膨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從局部看,以德國和意大利(1939年人口4387萬,GDP是法國的77%)為主的軸心國是可以打敗以英法為主的同盟國的,但同樣由於美國和蘇聯這兩個人口大國的加入,改變了戰局的結局。1939年美國人口是德國的1.9倍,GDP是德國的2.3倍;蘇聯人口是德國的2.78倍,GDP是德國的1.15倍。戰爭不但讓德國人口減少和經濟衰退,國家也被一分為二。

  1820年的法國人口是德國的1.25倍,GDP是德國的1.32倍;但是到1939年的時候,法國人口只是德國的60%,GDP只是德國的54%。短短的120年間,地緣政治和經濟就發生了顛覆性改變。德國除了本土人口增加較快外,還大量移民國外,美國人口普查顯示1990年美國有5795萬德裔,[ U.S. Census Bureau, “Ancestry: 2000,” Census 2000 Brief, Issued June 2004, pp.3-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c2kbr-35.pdf]根據加拿大2006年人口統計資料,加拿大有318萬德裔。[ “Ethnic origins, 2006 counts, for Canada,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 20% sample data,” Statistics Canada, Date Modified: 2010-10-06, http://www12.statcan.ca/census-recensement/2006/dp-pd/hlt/97-562/pages/page.cfm?Lang=E&Geo=PR&Code=01&Data=Count&Table=2&StartRec=1&Sort=3&Display=All&CSDFilter=5000#Notes]1700年的1500萬德國人目前至少有1.5億後裔。

  但是風水輪流轉,二戰後德國生育率一直低於法國,1975-2009年平均只有1.37,而法國平均還有1.86。法國人口相當於德國的比例由1943年的55.4%上升到2010年的76.3%。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如果保持現有生育率不變,那麽2100年法國人口將是德國的1.68倍,中位年齡是46.5歲(德國是56.5歲)。[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日”薄西山的人口因素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明治維新之後,直到1949年,日本一直是鼓勵生育,生育率保持在較高水平。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資料,[《男女別人口}39;人口増減及び人口密度(明治5年~平成21年)》,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網站. www.stat.go.jp/data/chouki/zuhyou/02-01.xls,2011年9月10日。]日本年出生人口由1872年的59.3萬穩步增加到1920年的210萬,此後一直穩定在這個水平,1946年則下降到157.6萬(生育率下降到3.02)。二戰結束後,由於社會穩定,1947年、1948年、1949年出現了三年出生高峰,每年分別出生262.3萬(生育率回升到4.54)、270.3萬(是1946年的1.7倍)、269.4萬人,這個人群被稱為“團塊世代”。

  “團塊世代”及以前出生的人口是日本經濟騰飛的主力。這些年輕勞動力不但數量多,並且素質高(工作的熱情高、有責任心,且有熟練的技術)。

  但是當時日本政界和學界對出生高峰極為驚恐,1949年內閣成立“人口問題審議會”。同年,眾議院通過“關於口問題決議案”,決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計劃,人口政策由鼓勵生育轉變為限制生育。1954年,“人口問題審議會”要求把節育作為家庭計劃的一部分。在經濟的發展和家庭計劃政策的雙重推動下,生育率從1949年的4.3急劇下降到1952年的3.0、1956年的2.2。

  美國的控制人口的組織在日本人口政策的這種轉變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戰失敗後,日本被美國占領。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會和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派出專家(包括普林斯頓大學人口所長弗蘭克R26;諾特斯坦)在日本、韓國、臺灣、中國大陸、菲律賓等地調研了三個月。1948年日本出臺了優生保護法(可見日本的人口政策確實是受優生學的影響),放寬對墮胎的限制。日本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主體框架在美國占領時期(1945-1952年)已經基本確立。[ Yu-ling Huang, “The Population Council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Postwar East Asia,” Ph.D. Candidate Thesis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2009, http://www.rockarch.org/publications/resrep/huang.pdf]可見,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意義不僅僅在戰爭本身。日本的計劃生育組織和人口學家對中國後面的計劃生育也起了推動作用。[周冬霖:《日本計劃生育在中國》,《中日技術合作的背後--我所了解的 日本JICA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年3月1日第1版,http://japan.people.com.cn/95927/99959/99970/index.html]

  20世紀40年代的出生高峰在60年代到了生育年齡,日本又出現了一個繼發性出生高峰(盡管生育率並沒有上升,仍然只有2.1、2.2),每年出生人口由1961年的161萬增加到1973年的211萬(還達不到戰前水平),總人口在1967年突破1億大關。這又引起日本政界和學界的惶惶不安,並曾一度計劃將人口收縮到8000萬左右。1974年4月,經“人口問題審議會”通過,正式發表了以“日本人口動向——靜止人口”為題的《人口白皮書》,強調日本的人口問題是世界上最尖銳的,把靜止人口作為日本的發展目標,並把優生優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視人口宣傳教育,從1970年代起,開始在小學、中學、大學、加強人口教育。日本的控制人口計劃受到聯合國人口基金的高度評價。

  日本生育率從1974年的2.1降低到1975年1.9、1990年的1.5,1997年之後生育率穩定在1.3左右。2011年日本只出生105.7萬人,不到戰前的50%。由於育齡婦女在繼續快速減少,今後每年出生人口還將繼續下降。

  人口再生產的長周期性決定了人口對經濟影響的滯後性。日本15-64歲的勞動力從1950年的4905萬增加到1995年的8726萬。年輕勞動力推動日本經濟騰飛,1950年到1970年,日本GDP年均增長10%以上。以現值美元為標準,[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日本GDP占全球比例從1960年的3.3%上升到1994年的17.9%(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均GDP從$479增加到1995年的$41968。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只相當於美國的16.6%,而到1987卻超過了美國,1995年的時候是美國的1.5倍。日本出口占全球比例由1948年的0.44%快速增加到1953年的1.52%,1963年的3.48%,1973年的6.4%,1983年的8.0%,1993年的9.9%,成為世界工廠。[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developments in 2009,”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0_e/its10_world_trade_dev_e.pd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2010, PROSPECTS FOR 2011,” 7 April 2011,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1_e/pr628_e.pdf]日本在1990年總撫養比(非勞動人口與15-64歲勞動人口的比例)只有43%?中位年齡只有37歲,低撫養比和經濟的繁榮也導致民眾的民主政治熱情高漲,於1993年完成了政治轉型。

  但是由於長期的低生育率,1995年之後15-64歲總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年齡結構也不斷老化),導致日本經濟開始一蹶不振。

  一方面年輕人口數量在減少,一方面缺乏創新活力、創業欲望和“團塊世代”那樣的吃苦耐勞精神,梁建章研究發現日本10大高科技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在過去30年中創立的,而美國10大高科技企業中卻有8家是過去30年中創立的。[梁建章,李建新:《中國人太多了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60-73頁。]日本占全球500強企業的份額從1995年的149家減少到2012年的68家。

  日本GDP占全球比例從1994年的17.9%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8.7%。人均GDP僅僅從1995年的$41968增加到2010年的$43137。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比例從1995年的152%下降到2010年91%(購買力只相當於美國的72%)。國力下降,社會問題叢生,首相頻繁更換,老年犯罪率開始攀升,今後政治生態將大為改變,將從發展經濟學、政治學轉向生存經濟學、政治學。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當於1997年的水平。[ Farrell D, Greenberg 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n aging Japan,” McKinsey Quarterly, May 2005, http://www.mickeybutts.com/agingjapan.pdf]

  2011年日本總人口也開始負增長,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如果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日本人口將下降到2050年的9657萬(中位年齡將是56歲)、2100年的5521萬(中位年齡將是60.4歲),日本今後將逐漸淪落為一個無足輕重的、極端老化的國家。

  日本人口占全球比例從1950年的3.25%降低到2010年的1.83%。在聯合國中方案下,2050年、2100年日本人口占全球比例分別只有1.17%、0.90%;在低方案下,分別只有1.19%、0.89%。

世界人口展望

作者:易富賢   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  和訊讀書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分四種方案預測了今後的世界和各國人口變化,[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其中高方案認為世界平均生育率將從2005-2010年2.52上升到2020-2025年的2.84,然後緩慢下降到2100年的2.5,世界人口會增加到2100年的158億人。中方案則認為生育率將緩慢下降到2100年的2.03,總人口會增加到2100年的101億人。低方案認為生育率會繼續下降到2050年的1.71、2100年的1.55,2047年人口會增加到81.4億的頂峰,然後下降到2100年的61.8億人。如果各國都“穩定現有生育率”的話,那麽世界總人口會增加到2100年的268億。

  聯合國高方案是假定中國的生育率從2005-2010年的1.64不斷上升到2095-2100年的2.51,總人口將從2010年的13.41億(占全球19.45%)增加到2050年的14.79億(占全球13.94%)、2100年的15.87億(占全球10.04%)。

  中方案認為中國的生育率將從2005-2010年的1.64逐漸回升到2095-2100年的2.01,總人口將在2027年達到13.98億的頂峰,然後下降到2050年的12.96億(占全球13.92%)、2100年的9.41億(占全球9.29%)。

  低方案則認為中國的生育率將從2005-2010年的1.64下降到2020-2025年的1.03,然後在逐步回升到本世紀末的1.51,總人口將在2017年達到13.63億的頂峰,然後下降到2050年的11.30億(占全球13.93%)、2100年的5.06億(占全球8.19%)。

  如果“穩定現有生育率”(聯合國認為中國為1.64)的話,總人口將在2027年達到14.14億的頂峰,然後下降到2050年的13.03億(占全球11.91%)、2100年的8.28億(占全球3.09%)。

  在高、中、低、“穩定現有生育率”的方案下,印度人口(2010年為12.2億)將增加到2050年的19.52億、16.92億、14.57億、20.20億,然後在2100年分別為25.69億、15.50億、8.80億、33.20億。

  其實聯合國的預測是錯誤的:

  1、對現有人口和生育率的判斷是錯誤的。聯合國高估了(故意?)發展中國家現有生育率和人口,比如認為2010年世界、中國、印度的生育率分別為2.48、1.64、2.64。但是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2010年只有1.18,印度的官方數據顯示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2.5(城市為1.9,農村為2.8)。[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estimates of fertility indicators,”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 statistical report 2010,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pp.48, http://www.censusindia.gov.in/vital_statistics/srs/Chap_3_-_2010.pdf]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2012》也認為2010年世界生育率為2.45,其中中國為1.598,印度為2.625。如果將中國、印度的生育率更正為1.18、2.5的話,那麽2010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其實只有2.3(生育率為2.48或2.3,用於遠期預測的話,結果將是相差甚遠)。考慮到聯合國和世界銀行也高估了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亞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那麽2010年世界實際平均生育率還沒有2.3,而是已經逼近世代更替水平了。

  2、社會越發達,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從人均GDP看,2010年世界人均GDP(以2000年的美元可比價為基準)相當於歐盟1960年的水平。從教育角度看,2009年世界平均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學率為66.8%(發展中國家只有54.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1,”World Bank, 27 September, 2011 update,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還只相當於歐洲國家20世紀60年代水平。[ Briseid Ole and Françoise Caillods, “Trend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They Relevant for African Countries? ” París, IIEP-UNESCO, 2004.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90/139018e.pdf]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還將步發達國家幾十年前的老路繼續下降幾十年,只是速度更快(因為避孕手段更便利,電腦、電視、網絡更普及),而發展中國家大多是未富先老,缺乏鼓勵生育的“動能”,生育率下降後更難回升。發達國家則可能會沿著中方案或“穩定現有生育率”走。總體來說,今後幾十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將沿著低方案、甚至更低的路線走,

  但聯合國卻通過媒體大力宣傳中、高方案,說全球人口會達到100億、150億,對全球資源造成巨大的壓力,必須采取緊急行動以抑制人口增長。[ Tim Worstall, “UN Population Predictions: Up To 15 Billion by 2100,” Forbes,10/23/2011,http://www.forbes.com/sites/timworstall/2011/10/23/un-population-predictions-up-to-15-billion-by-2100/]

  其實聯合國的預測從來沒有準確過。比如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對中國人口峰值預測從2008年版的2032年達到14.66億(嚇壞了中國領導人)下調到了2010年版的2027年達到13.98億,對2050年中國總人口的預測也從2008年版的14.17億下調到2010年版的12.96億(相差1.2億)。這是因為聯合國2008年高估了中國的生育率,認為中國2005-2010年、2010-2015年生育率分別為1.77、1.79;而2010年版將之分別下調到1.64、1.56,其實仍然是高估,因為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1996-2010年生育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

  可以說,二十世紀面臨的是人口爆炸和經濟繁榮,而二十一世紀面臨的將是人口坍塌和經濟衰退,聯合國人口基金需要承擔歷史責任。


本文於 2013/10/10 01:12 修改第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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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口政策的啟示

文●易富賢

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臨床醫學學士、藥理學碩士、博士;現任職美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yifuxian@gmail.com http://yi.fuxian.blog.163.com/

「主流家庭願意生、養得起三個孩子,人口能夠持續發展」才是政治制度成功最為重要的鐵標準。

從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伊朗等國家和地區情況看,控制生育的思潮就像吸毒一樣,一旦成癮很難戒毒,連抗毒能力最強的穆斯林文化都不能倖免,生育率很難回昇。

伊朗是穆斯林國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當今世界最為頑強的生育文化。在同等發展水平的情況下,穆斯林國家生育率(可近似理解為婦女人均生育孩子數)全球最高(比如二○○一年新加坡華人生育率只有一‧二一,而穆斯林馬來人的生育率卻高達二‧四五)。一九七○年代伊朗生育率波動在五‧九到七‧○之間。伊朗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後,伊朗政府還一度鼓勵多生育。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兩伊戰爭期間,伊朗生育率居高不下,一九八九年還高達五‧三。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擔任總統期間,他說服宗教界領導人支持他的計劃生育政策,鼓勵(不是強制)每個家庭只生兩個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從一九九○年的五‧三降低到一九九五年的二‧九,二○○○年的二‧二,二○○六年的一‧七。而鄰國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生育率卻仍還有四‧○左右。與周邊高生育率的國家相比,伊朗降低生育率並沒有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雖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數量上與周邊國家相比占有優勢,但是由於其生育率遠遠低於周邊國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縮將使得優勢不再,今後中東的政治版圖將大為改觀。二○○五年總統選舉中保守派德黑蘭市長艾哈邁迪‧內賈德擊敗開明派拉夫桑賈尼而成為總統。內賈德總統於二○○六年十月廿二日在議會發表演講說:「我反對﹃兩個孩子就夠了﹄的政策。西方國家目前生育率極低,因此擔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過快會成為強大力量;而伊朗是一個擁有許多能力的國家,我們有能力撫養更多孩子,即使人口從目前的近七千萬增加到一‧二億也沒問題。」雖然伊朗的計劃生育僅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總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生育率卻難以回昇,二○○七年生育率又只有一‧七左右(估計今後還將快速下降)。伊朗如此頑強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計劃生育(還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經弱不經風,中國的情況可想而知。從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伊朗等國家和地區情況看,控制生育的思潮就像吸毒一樣,一旦成癮很難戒毒(連抗毒能力最強的穆斯林文化都不能倖免),生育率很難回昇。伊朗停止計劃生育後沒有出現「補償性生育高峰」,中國還會出現高的生育高峰?

人類發展指數越高,生育率越低;二○○五年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為○‧七五九,比中國的○‧七七七還要低,而伊朗在沒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勵生育)的情況下二○○七年生育率只有一‧七,中國在強制性的一‧三八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還有一‧八?

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伊朗都是在生育率剛低於一‧七就開始調整生育政策,由於當初採納的是比較寬鬆的人口政策,沒有形成強勢的利益集團,政策調整並沒有遇到甚麼阻力。中國生育率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就已經只有一‧三左右,二○○○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一‧二二,二○○五年一趴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一‧二,但是人口政策卻紋絲不動。一個關鍵原因是中國幾十年的計劃生育已經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利益集團(以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為核心),他們每次都將生育率「修正」成一‧八以阻止人口政策調整,使得人口政策調整的台階越來越高,越來越不好下,代價也就越來越高。

人口政策是攸關民族長遠發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誤很容易導致民族萎縮。

薩滿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較快,在元代鼎盛時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國人口比例曾接近一成。但滿清入關之後,為了保證北方退路的安全,對蒙古民族明拉攏實打壓防範了兩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傳佛教作為柔服蒙古的工具,實行「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國策,通過影響生育文化以減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認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通過物質刺激鼓勵人們當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則例》中規定「喇嘛轄眾者,令其治事如札薩克」,使掌權的喇嘛有了與旗長同等待遇和權力,上層喇嘛享有與蒙古王公同等的優厚待遇,人們願意當喇嘛(類似於現在的「少生獎」、「丁克獎」)。為了盡快推廣喇嘛教,不僅給喇嘛優厚待遇,而且清帝親自從國庫中撥出國帑修建寺廟。「修廟一座,勝用十萬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當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當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經順治至乾隆一個半世紀(數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時期)的優禮,藏傳佛教的地位日崇,影響很大,其勢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額魯特整個蒙古地區,擁有寺廟千餘座,僧侶數十萬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為僧而不事社會生產和人類生產,嚴重限制了人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幾十倍的同時,蒙古族人口卻不斷減少。如鄂爾多斯地區,清初人口有四十萬,到清末下降到僅有八萬左右。現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國的二百廿分之一。

法國長期是歐洲政治格局的主導者,十七世紀中期法國人口與中國相當,但是由於法國後面採納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現在法國人口只有○‧六億,而中國卻有十三億。隨著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國也逐漸喪失了其在歐洲的傳統霸主地位。而十六世紀人口不到法國四分之一的英國(人口四百萬),現在後裔人口(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卻超過二億,主導世界政治格局超過兩個世紀,並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主導世界格局。五百年前英語還只是歐洲一個落後地區四百萬人口的方言,現在成為世界語言。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感嘆說,人口就是命運。

自唐朝以來,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十九世紀初全球人口達到十億時,中國人口有四億,占全球四成左右。但是近代中國人口增長緩慢,占全球比例不斷下降,廿世紀初降低為四分之一,一九五○年降低到廿一‧九趴。解放後中國人口增長與世界保持同步,一九八○年中國人口仍占全球的廿二‧四趴。但是一九八○年獨生子女政策以來,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二○○五年下降到十九‧三趴,並且下降達到勢頭很難遏止。即使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難維持在十五趴。以人為本,是歷史的共識,沒有足夠的人丁,何來興旺?隨著人口占全球比例的減少,中國在國際上的發言權也將下降。如果拿中國與印度作對比,則中國人口的相對量減少得更快。一九○一年印度人口二‧三八億,中國人口四‧二六億;二○○五年印度人口是一九○一年的四‧六倍(十一億),而中國人口只是一九○一年的二‧九五倍。現在中國每年出生女孩只有六百萬,印度卻有一千二百萬,意味著今後印度在人口再生產能力上是中國的兩倍。考慮到中華生育文化破壞嚴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卻相對保存的比較好,那麼今後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三分之一。雖然中國目前比印度要富強,但是幾十年之後中國將是有四億老人的極端老化、人口不斷萎縮的國家,而印度卻朝氣蓬勃,實力將遠超中國。

人口政策是千年戰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戰略,經濟政策是五年戰略。人口政策失誤後果不堪設想。不能為了五年戰略而誤了千年大事。比如現在抬高房地產,發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費,雖然能夠刺激經濟,有利於「五年戰略」;但是卻讓老百姓養不起孩子,誤了「千年戰略」。韓國、台灣、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為房地產等的畸形發展使得民生壓力增大。中國於一九九○年開始生育率從二‧二左右直線下降,降低到二○○○年的一‧二二,現在連生育意願也只有一‧七三了,這很多程度是因為一九九○年代以來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斷畸化以及教育、醫療等的產業化,使得老百姓的養育能力不斷降低。

以「五年戰略」標準評價,台灣、香港、新加坡、台灣都還算成功。但是以「千年戰略」標準評價,這些地區是不成功的。韓國和台灣當年的計劃生育是「受益於」美國的支持,韓國和台灣的經濟崛起也受益於美國。但從長遠看,韓國、台灣的這種崛起和過把癮就死沒甚麼區別。美國到時候還能幫韓國和台灣養老嗎?韓國漢城大學社會學教授殷基洙說:「除非能把人口問題處理好,否則,韓國社會將會在廿至卅年內崩潰。」

從政治角度看,相對來說拉夫桑賈尼算是伊朗比較開明的領導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現在只有一‧七左右)就是因為拉夫桑賈尼的「兩個孩子就夠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識之士認為拉夫桑賈尼總統的人口政策毀了伊朗的前途。當年鐵托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開明派領導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導致後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台灣、韓國有「民主」,香港、新加坡有「自由」,但是台灣、韓國的生育率只有一‧一,香港只有○‧九五,新加坡只有一‧二(還是因為馬來人的高生育率)。可見光是「民主」、「自由」並不能真正解決人口問題的。韓國、台灣的政治制度其實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政治制度,是自殺的制度。不能脫離「人」來談民主和自由。中國今後政治制度需要站在更高的境界,政治制度成功的標準不光是「民主」、「自由」,「主流家庭願意生、養得起三個孩子,人口能夠持續發展」將是政治制度成功的更為重要的鐵標準。

二○○八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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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從金融海嘯看計劃生育的謬誤
2009/10/20 01:05 推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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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賢

這次由美國房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照道理說,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市場,不應該受到大的衝擊,但是中國大陸卻受害甚大。原因有二:

一、中國大陸持有四千億美元左右「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發行的長期債券,以及五一八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美國經濟危機導致美元貶值,而在國際壓力之下人民幣卻不斷升值,導致中國大陸擁有的九千億美元美國債務貶值。

二、中國大陸經濟外貿依存度(一定時期內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高達七成〔一〕,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消費萎縮,需求減少,從而向中國大陸的進口減少,中國大陸很多企業被迫減產甚至關閉,大量農民工返回農村。

現在金融危機出現失業潮,很多學者認為幸虧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生育,否則這次失業問題更嚴重,認為應該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

其實「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的觀點與亞裡士多德的「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論一樣荒謬。美國人口三億,失業率為四.八趴;巴西面積相當於美國的九成,人口近兩億,只相當於美國的六成,但是失業率卻高達九.六趴。印度一一.四八億人口的消費市場,能夠提供五.一億的就業機會。日本一.二七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只能提供○.六七億的就業機會。伽利略用「兩個鐵球同時落地」的試驗推翻了亞裡士多德的的理論。但是中國大陸不少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至今不能理解「兩個鐵球」原理。

筆者在《大國空巢》第十三章中已經已經分析,失業問題是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減少新生人口並不能緩解失業壓力,反而增加就業壓力。計劃生育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結構畸形所繼發的家庭消費結構畸形是中國大陸經濟問題(包括失業問題)的根源。古代農業社會失業率低,現在第三產業失業率也低,是因為「一對一」供給和消費,生產與消費容易和諧,失業率低。而勞動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大陸目前處於這個階段)引起的失業問題最嚴重,製造業最容易出現失業,因為一個生產者供給多個消費者(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越來越少的生產者就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每個人都有需求,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滿足別人的需求,總是有失業壓力。〔二〕。

從這次金融危機可見,中國大陸目前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大陸出口導向的經濟需要兩個必要條件:

一、國內充足的勞動力

而從一九五○年代直到一九九一年,除了大躍進幾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兩千萬左右或者以上,其中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這十二年平均每年出生兩千六百萬。這些時間出生的龐大人口成為勞動力,是中國大陸經濟騰飛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濟迅速騰飛,依靠的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而是人口,是充沛的勞動力資源。

二、穩定的國際市場

二戰之後發達國家都出現嬰兒潮,這個嬰兒潮推動了消費,進而推動了生產,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幾十年的黃金時期。年輕的勞動力結構促使這些地區不斷進行產業升級。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美國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玩具、卡通、流行音樂的成長;一九八○年代,步入結婚活躍期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房地產、汽車業的成長;一九九○年代,步入消費黃金期的嬰兒潮人口又帶動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成長。日本在一九六○年代後期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大陸現在相當,當時日本中位年齡只有廿出頭;日本在一九七五年中位年齡還只有卅歲。由於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在低端產品上為台灣、韓國等地騰出市場,為這些等地區的崛起帶來了機遇。一九八○年代之後,中國大陸逐漸接手低端工業產品市場。

這些充足的勞動力加上廣闊的國際市場奠定了中國大陸卅年的繁榮。但是中國大陸這兩個優勢都在逐漸喪失:

一、大陸勞動力開始減少

由於計劃生育,中國大陸的年輕勞動力已經開始減少,中國大陸的勞動力優勢正在喪失;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由於年輕的人口結構,正在接手低端產品市場,對中國大陸構成越來越大的競爭。

二、國際市場正在萎縮

除了美國以外,其他所有發達國家都已經遭遇了幾十年的低生育率,人口結構正在老化,比如二○○八年各國的中位年齡分別為:挪威卅九歲,法國卅九.二歲,德國四三.四歲,澳大利亞卅七.一歲,加拿大四○.一歲,瑞典四一.三歲,瑞士四○.七歲,比利時四一.四歲,日本四三.八歲,英國卅九.九歲,美國卅六.七歲,荷蘭四十歲,意大利四二.九歲,西班牙四○.七歲,奧地利四一.七歲,葡萄牙卅九.一歲。年輕人作為消費者比老年消費者創造的工作機會要多得多,而人口老化還降低消費信心,因此人口老化本身就降低消費能力。年輕消費者促使產業升級,而老年消費者卻使得產業停滯,嬰兒潮人口推動了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但是現在除美國和澳大利亞以外,其他發達國家中位年齡都在四○歲左右或以上,逐漸喪失了產業升級所需要智力和體力基礎。中國大陸、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產品檔次差距正在縮小。比如一九八○年代,冰箱、彩電等家電還算高附加值產品,中國大陸需要為日本出口大量的服裝才能買回日本的家電;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家電的質量與發達國家差距不大了。中國大陸今後會發現,出口了大量產品,卻買不回多少東西(國內都能生產,不需要進口;或者是發達國家禁止出口高科技產品),結果出現貿易順差。如果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與中國大陸一樣的話,貿易逆差將破壞發達國家的生產與消費關係,將出現嚴重失業壓力,等於是將中國大陸的就業壓力轉嫁到發達國家。但由於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已經超過七成,製造業比例本身很低,因此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廉價出口對發達國家就業影響還不非常嚴重。但發達國家如果對中國大陸長期存在貿易逆差的話,就沒有外匯購買中國大陸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必定設置貿易壁壘,保護他們的傳統產業,否則將會出現失業問題。

可見中國大陸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今後中國大陸經濟必須依賴內需。發展內需,必須有健全的人口結構。社會作為整體,就業取決於生產,而生產取決於消費,消費取決於人口,人口少的話,就業機會也少。

《老子》:「卅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譯文:卅根輻條匯集到一根轂中的孔洞當中,有了車轂中空的地方,才有車的作用。和泥製陶,正因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鑿門窗造房屋,正因為留有較大的空間,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過「無」來實現。生產(「有」)為消費(「無」)服務是世界強國發展的客觀規律。各國都強調生產與消費的和諧。

根據美國 CIA The World Factbook 網站的資料〔三〕。二○○八年全球人口六十七.○七億,人口增長率為一.一八八趴,那麼二○○七年人口為六十六.二八億,其中勞動人口為卅一.一三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四十六.九七趴。下面是全世界人口上千萬的地區(朝鮮、伊拉克等幾個地區由於資料不全,而沒有列入)勞動力(生產者)與總人口(消費者)的比例。

地區 比例 地區 比例 地區 比例 地區 比例
阿富汗 45.9 古巴 43.4 馬拉維 32.3 南非 42.0
阿爾及利亞 27.8 捷克 52.4 馬來西亞 43.3 西班牙 54.8
安哥拉 57.0 厄瓜多爾 32.4 馬里 43.8 斯里蘭卡 35.4
阿根廷 39.6 埃及 27.0 墨西哥 40.7 敘利亞 27.7
澳大利亞 52.1 埃塞俄比亞 33.0 摩洛哥 33.2 台灣 46.7
孟加拉國 45.2 法國 43.6 莫桑比克 45.1 坦桑尼亞 50.7
比利時 47.5 德國 52.9 尼泊爾 37.6 泰國 56.3
巴西 51.1 加納 48.4 荷蘭 45.7 突尼斯 34.6
布基納法索 32.8 希臘 45.9 尼日利亞 34.3 土耳其 32.7
緬甸 61.3 瓜地馬拉 30.4 巴基斯坦 27.9 烏干達 44.7
柬埔寨 49.2 印度 45.7 秘魯 33.7 烏克蘭 46.9
喀麥隆 36.2 印度尼西亞 46.3 菲律賓 37.7 英國 50.7
加拿大 54.0 伊朗 43.6 波蘭 43.8 美國 50.8
乍得 37.1 意大利 42.6 葡萄牙 52.6 烏茲別克 53.4
智利 43.6 日本 52.4 羅馬尼亞 41.8 委內瑞拉 46.8
中國大陸 63.5 哈薩克斯坦 53.6 俄羅斯 53.4 越南 53.9
哥倫比亞 45.6 肯尼亞 31.2 沙特 23.3 也門 27.4
剛果 22.6 韓國 50.1 塞加內爾 37.7 贊比亞 42.8
科特迪瓦 34.2 馬達加斯加 36.4 塞爾維亞 29.1 津巴布韋 35.5

從上表可見,大多數國家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在五成以下。沙特等國家比例很低,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該國生育率高達三.九,二是因為婦女勞動參與率只有廿二趴。比例超過五十五趴的只有中國大陸(由於計劃生育)、緬甸和泰國。而緬甸高比例的原因是因為該國生育率已經降低到只有一.九,而由於艾滋病等原因,緬甸的嬰兒死亡和兒童死亡率卻很高。泰國目前失業問題還不嚴重,主要是因為該國的製造業從業人員比例只有十四趴(第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分別佔四十九趴、卅七趴)。泰國政局動盪,雖然原因很複雜,但是生產者與消費者比例失調也是重要原因。泰國目前製造業從業人員只佔十四趴,但外貿依存度超過一百趴,國際市場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影響該國的就業。泰國是民主國家,該國四十九趴的農業勞動力很難繼續轉移到第二產業,對政局穩定性的影響可想而知。

二○○七年美國人口三.○一二億,其中勞動力為一.五三一億。就是說二○○七年美國生產者一.五三一億,消費者三.○一二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五十.八三趴,基本是一比二的比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失業率為四.六趴。美國已經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目前只有○.六趴的勞動力從事第一產業,廿二.六趴從事第二產業,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高達七十六.八趴。

日本二○○七年總人口為一.二七三億,其中勞動力為○.六六六九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五十二.四趴。失業率為三.八趴。日本四.六趴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廿七.八趴從事第二產業,六十七.七趴從事第三產業。

巴西二○○七年人口為一.九四億,其中勞動力為○.九九二三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五十一.一六趴。失業率為九.三趴。巴西兩成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十四趴從事第二產業,六十六趴從事第三產業。

印度二○○七年人口為十一.三億,其中勞動力為五.一六四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四十五.六九趴。失業率為七.二趴。印度六成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十二趴從事第二產業,廿八趴從事第三產業。

中國大陸的發展水平介於巴西與印度之間,在全世界算是中等水平。根據上面同樣的網站資料,中國大陸二○○七年勞動力為八.○○七億。中國大陸四十三趴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廿五趴從事第二產業,卅二趴從事第三產業。而依照官方的宣傳,二○○七年末全國總人口為十三.二一億〔四〕。但國家統計局長也承認公佈數據與客觀數據有差距,二○○四年這一差距為四千六百多萬人(主要是兒童),並且誤差「還有逐年擴大的趨勢」〔五〕。筆者在《大國空巢》中推算中國大陸人口在二○○五年應該只有十二.五億。而根據二○○五年一趴人口抽樣調查,近年每年只出生一千三百多萬,死亡九百多萬,實際每年只增加四百多萬,那麼二○○七年實際人口只有十二.六億左右。那麼中國大陸二○○七年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高達為六十三.五四趴!生產嚴重過剩,而內部消費卻極度不足,生產與消費結構極度畸形!

假如中國大陸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國那樣為五十一趴,那麼中國大陸需要十五.七億消費者。筆者在《大國空巢》第四章已經分析,即便一九八○年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反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那麼到二○○五年將多增加一.三億(最誇張估算是二.二億)人口(消費者),只有一九八○年代初出生的大約三千多萬進入勞動市場,相對於八億多的勞動人口來說比例不高,而且現在缺的就是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就是說廿歲的並不跟五十歲的人搶工作)。並且中國大陸目前勞動參與率是世界罕見的高,達八十三趴(世界平均只有六十七趴);如果停止計劃生育,孩子數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必然降低,那麼即便加上成為勞動力的一九八○年代初出生的孩子,現在總勞動力人口比現在還要少。就是說如果一九八○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現在總人口也只有十二億左右,而勞動力比現在的八.○○七億還稍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為五十二趴左右,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比現在和諧的多。

中國大陸目前有二億勞動力從事工業,所生產的工業產品可滿足十六至十七億人口的需求。如果沒有國際市場,那麼中國大陸將有大量人口失業。

從人口結構看,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的份額已經到了極限。二○○八年歐盟人口四.九一億,美國三.○四億,日本一.二七億,澳大利亞二千一百萬,加拿大三千三百萬。這些地區總人口九.七六億,其中勞動力四.七一億。只需要勞動力中的廿四趴左右(一.一三億)就能滿足所有這九.七六億人口的的工業品的需求。也就是說,這九.七六億消費市場只能提供一.一三億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假設這些地區五成的工業品靠中國大陸生產,也只能給中國大陸供○.二六億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

中國大陸農業勞動力還佔四十三趴,而製造業已經很難再吸納就業人口了。必須盡快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與內需高度相關。

除了人口結構不利於發展內需外,中國大陸目前的分配制度也不利於發展內需型經濟。根據人民網發佈的國家發改委的資料〔六〕:

一、「一九九○至二○○五年,城鄉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在居民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從四十二.三趴逐步提高到六十三.二趴」。

二、「我國職工工資總額佔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二○○五年只佔到十.九一趴」。

二○○五年工資總額佔居民總收入的六十三.二趴,也佔GDP的十.九一趴,那麼居民總收入只佔GDP的十七.三趴。而其他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五十四趴至六十五趴,如日本一九九九年分配率為五十四.一八趴,美國二○○○年分配率為五十八.三一趴,德國二○○○年分配率為五十三.八四趴,英國二○○○年分配率為五十五.二七趴〔七〕。

筆者在《大國空巢》已經分析,中國大陸工資總額佔GDP比例不斷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計劃生育使得家庭縮小,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的剛性底線。國家獲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財政支撐行政成本,壟斷企業和資本獲取太多的利潤。

其他國家工業化過程,農民工進城都是有去無回的,城市化比例不斷增加。而中國大陸現在卻由於計劃生育引起國內消費萎縮,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大量企業倒閉,農民工返回農村,這在國際上是絕無僅有。

中國大陸的工資收入太低,導致購買力降低,內需不足就無法發展第三產業,導致中國大陸第三產業遲遲發展不起來,並且產品只好廉價出口。但是同樣由於國內老百姓購買力不足,無力購買國際產品,結果出現貿易順差,政府只好用來投資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大陸幾十年血汗勞動換來的外匯處於危險之中。

易憲容認為:「如果中國大陸外匯儲備不購買美國國債,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美國國債風險更低的金融資產?因此,我認為,就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來說,購買美國國債可能是降低中國大陸外匯儲備風險最好的方式。中國大陸外匯儲備持有金融資產的結構,應該是加大美國國債的比重。」〔八〕

易憲容的觀點雖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但是確有一些道理。因為光是從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角度來說,確實還沒有比美國國債更加安全的了。存在中國大陸的銀行,更加不安全。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投資必須經過人力資源的轉移,才能保值或增值,否則就是廢紙一堆。而從長期角度看,確實只有美國有能夠將投資進行保值或升值的人口結構。歐洲和日本由於人口老化,今後將出現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國大陸如果投資歐洲和日本的長期國債,今後很可能血本無歸。

那麼真的沒有比投資美國國債更加合算的嗎?不是!投資中國大陸本國人口比投資美國國債更為合算。戰國時期商鞅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商鞅認為:「有了金子,糧食就沒有了;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糧食價格低賤,錢就值錢,農民窮而商人富,如果這樣兵力就弱,國家的實力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一兩黃金輸入到國境內,十二石的糧食就會運到國境外;十二石糧食輸入到國境內,黃金一兩運到國境外。國家喜歡在境內積聚黃金,那麼黃金和糧食都會喪失,糧倉和金庫都會空虛,國家會弱小;國家喜歡在境內囤積糧食,那麼糧食和黃金都能產生,糧倉、金庫都會充實,國家就強大。」商鞅的這種觀點其實非常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因為當時糧食是制約人口和經濟的最主要因素,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轉變為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遞增的;而黃金是物質資本,難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積聚實物而不是金錢,投資人口(通過糧食等實物)是最大的投資。現在中國大陸很多經濟學家還達不到商鞅的學術境界,還在鼓勵出口實物以換取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同時民生壓力卻也在不斷增加,老百姓養不起孩子了,中國大陸生育率從一九九○年的二.二左右下降到一九九五年之後的一.二、一.三左右。如果用這些外匯投資於人口,今後的收益將是巨大的。對於今後老年化來說,現在每個家庭多生一兩個孩子,比任何其他投資都更有意義。

筆者幾年之前就從人口角度提出要轉向內需型經濟,二○○四年就提出停止計畫生育有助於拉動消費,緩解就業壓力。但是當時主流經濟學家還認為減少人口有助於緩解就業壓力。樊綱這樣頂級經濟學家都認為「寧要老年化,不要不充分就業」。現在張五常這樣的權威經濟學家還在從出口型經濟角度反對提高工資。張五常是將中國大陸當成企業,而不是當成社會。作為企業,勞動力成本降低當然有利於提高企業競爭力,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但是如果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工資都偏低,那麼社會整體購買力將降低,將沒有錢購買企業的產品,那麼大量企業就會倒閉。如果中國大陸工資總額繼續像現在這樣只佔GDP的一成,根本不可能拉動內需,就業就完全只能依賴國際市場,而隨著國際市場的飽和,中國大陸將出現高失業率。中國大陸主流經濟學家以前沒有認識到這個道理,是因為中國大陸工業產品主要是滿足國際市場,而不是用來滿足內需。

發展觀決定人口觀。以前中國大陸是外向型經濟,市場(國際市場)與本國人口無關,那麼為了提高就業率,一方面需要靠低工資提高企業競爭力,一方面通過減少人口降低失業率。但是現在發現市場並不是恆定的,國際市場份額已經到了極限,經濟增長必須依靠內需。發展內需就必須一方面提高消費者的數量(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讓生育率恢復到世代更替水平),一方面提高人均消費者的購買力(提高工資總額佔GDP的比例)。內需增加之後,才可能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才能有效降低失業率。

美國政府應付金融危機,往往通過減稅以刺激消費,因為減稅讓絕大多數中產階級都獲益,減稅可以直接轉變為購買力,從而讓企業穩步運轉。但是中國大陸由於工資收入太低,減稅效果不大。中國大陸國務院研究中心專家指出:中國大陸有六成的居民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調高所得稅的起徵點作用主要是對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會產生效應,但這些家庭實際上邊際消費率是比較低的。因此,提高個稅起徵點可能很難起到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作用〔九〕。

美國也還有些人根本不繳稅,減稅不能讓這些人獲益。因此美國除了減稅以外,還直接按人頭發錢以促進消費。比如二○○八年美國政府給每個成人發放六百美元,給每個小孩發放三百美元。一個五口之家可獲得二千一百美元,大大增加社會購買力。

中國大陸政府喜歡通過投資來拉通內需。其實投資在近期是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但遠期就會成為供給,要是到時候消費跟不上,就會成為不良資產。就是說,現在的投資反而進一步畸化今後的生產和消費的關係。中國大陸政府這次準備投資四萬億以拉通內需。筆者認為應該盡可能讓全民收益(才能提高整體購買力),而不能只讓部分人收益(不能提高整體購買力)。不能繼續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房屋以及大項目了,而應該部分用來降低教育、醫療等的民生成本(老百姓可以騰出錢來用於其他消費),部分用來直接發錢。比如這次四萬億元的一半用來直接發錢,所有十三億人口每人發一千五百元(或者一千五百元購物券),那麼一方面大大增加民間購買力(貧困地區農村將也能夠消費冰箱、洗衣機、彩電、玩具等產品了),增加企業就業率,另一方面也降低貧富差別。

中國大陸一九五○年代末開始的經濟危機是生產性危機,是因為生產不足,物質短缺。現在的經濟危機是消費性危機,是因為金融市場混亂,導致有生產與消費脫節,但是並沒有破壞生產能力,也沒有破壞消費能力,只要將金融市場理順,能夠渡過危機,因此這次危機還只是軟傷。而今後卻可能出現第三種危機:生產性危機與消費性危機並存。歐洲、日本、中國大陸老年化之後,一方面降低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一方面卻又不敢消費,對全球經濟來說將是硬傷。

美國這次金融危機還是小危機,就像一個調皮的小孩不小心玩火燒了房子。今後歐洲和日本老年化所引發的危機才是大危機。而再以後中國大陸的老年化所引發的危機更是將震撼全球。

結論:如果不停止計劃生育,內需型經濟無法發展起來。

註釋

一、中國大陸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外貿依存度高達七成。新浪網(來源:中國經濟周刊)。二○○五年八月十五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815/09021886332.shtml

二、易富賢:《大國空巢》第十三章第二節。香港:大風出版社。二○○七年。

三、CIA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四、中國大陸人口現狀。中國網。二○○八年四月十四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08-04/14/content_14946722.htm

五、何謙:四千萬中國人哪兒去了?新華網(來源:經濟觀察報)。二○○六年九月廿三日。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6-09/23/content_5125222.htm

六、發改委:我國的工資分配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問題。人民網。二○○七年二月一日。http://gov.people.com.cn/GB/46737/5354398.html

七、高二坡:河南個稅申報富人偷著樂。金融界(來源:東方今報)。二○○七年四月十六日。http://money.jrj.com.cn/news/20070416/000000126384.htm

八、易憲容:中國大陸外匯儲備應該加大美國國債的比重。中國新聞網(來源:環球時報)。二○○八年十月廿九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plgd/news/2008/10-29/1429245.shtml

九、國務院研究中心專家:六成居民月收入不足三千元。網易財經(來源:新京報)。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http://money.163.com/08/1214/08/4T441T5I00251RJ2.html

二○○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本文在《中華家國雜誌》第十二期,民國九十八年十月號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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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易富賢,又名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臨床醫學學士、藥理學碩士、博士;現任職美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個人網站:http://yi.fuxian.blog.163.com/。本文為 NOWnews.com 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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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賢

二戰後,發達國家出現了一個人口出生高峰。嬰兒潮不但拉動了消費,並且提供了年輕勞動力,發達國家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但是歐美國家在一九六○年代開始生育率不斷下降。美國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生孩子數)從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二年平均的三.六下降到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五年平均的一.八(比歐洲略低)。然而,一九八○年代,美國的生育率突然開始扭轉其下降趨勢。一九九○年開始,美國的生育率恢復到了世代更替水平二.一(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附近,並且穩定至今,出現了第二個嬰兒潮。而歐洲和日本的生育率仍然繼續下滑,目前歐洲平均不到一.四,日本只有一.三左右。

美國的第二個嬰兒潮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現在美國人均購買力已經比歐洲和日本高出三分之一,這種差距還將不斷擴大。目前美國中位年齡是卅六歲,歐洲是卅八歲。根據密歇根大學人口學家 Bill Frev 的計算,到二○五○年,美國的中位年齡將是卅六.二歲,而歐洲的中位年齡將是五十二.七歲,基本上是兩代人。日本老化速度比歐洲更快,日本在一九五○年代開始生育率就快速下降。二○○七年日本的中位年齡為四十三.八歲了,到二○二五年將超過五十歲。為日本經濟騰飛做出重要貢獻的戰後出生的「團塊世代」現在進入退休年齡,日本經濟開始呈現出「日」薄西山的趨勢。據聯合國預測,到二一○○年,歐洲日本的人口都將減少一半。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緻美國生育率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回升?

壹、讓主流家庭生得起、養得起三個孩子的福利和分配制度

一、完善的兒童福利制度

美國人相信兒童是未來的希望。兒童福利項目幾乎涵蓋了兒童需求的每一個方面(如收入保障、食品與營養、醫療衛生、教育和住房等領域),充分體現了「窮人靠國家,餘下的人靠市場」的制度設計原則。二○○六年聯邦政府用於兒童福利的開支就高達三千三百卅億美元(平均每個兒童四千美金),而州政府用於兒童福利的開支更是高達五千一百億美元。其他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也有種類繁多的兒童福利計劃。

二、美國住房等民生壓力比歐洲和日本要小

而台灣和韓國生育率降低到不到一.一,香港生育率不到一.○,房地產的畸形發展是「功不可沒」的。美國二○○七年中位房價廿二萬九千一百美元,只是人均 GDP 四萬五千八百美元(二○○六年中位家庭收入為四萬八千二百美元)的五倍。大陸二○○七年人均 GDP 為一.八七萬人民幣,如果依照美國標準,中位房價只能在九.三萬元。而考慮到中國工資總額只佔 GDP 的一○.九一趴(美國為五十八.三一趴),百姓收入總額佔 GDP 的比重不足廿二趴,那麼大陸的中位房價不應超過三.五萬人民幣。

三、「添丁不加銀」的社會福利制度

比如醫療保險是以家庭為單位,已婚家庭繳納比單身只稍高一點的保險費,全家(無論是一個孩子,還是五六個孩子)都享受醫療保險。一些公園、游泳池等公共設施的門票也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減稅卻是按人頭發放,如二○○八年為了擴大消費以刺激經濟,聯邦政府給每個成人發放六百美元現金,給每個小孩發放三百美元。

貳、讓老百姓願意生孩子的生育文化

一、宗教力量在增強

五十三趴的美國人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國的這一比例分別只有十六趴、十四趴和十三趴。四十七趴每週去教堂做禮拜者表示他們的理想家庭是擁有三個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僅有廿七趴有這種想法。

二、性趨向保守

美國在一九八○年代後痛定思痛,已經開始越來越重視家庭,發起了保護貞操運動,反對性濫交,結婚率在增加,離婚率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穩步下降。所有數字均表明美國人正在回歸家庭觀念。

洛伊斯案件是美國性轉為保守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九八四年,明尼蘇達州的漂亮女礦工洛伊斯起訴對性騷擾持冷漠態度的公司。該案件引起媒體廣泛關注,成為改變美國性騷擾立法的里程碑案件。當今美國,幾乎所有公司、教育組織都已經制定了嚴格的反性騷擾政策。

筆者一九九九年在明尼蘇達大學藥理學做博士後的時候,我們系裡有位男教授,看到他的女博士後在上班的時候趴在桌上打瞌睡,拍她的肩膀將她叫醒。這位女博士後控告這位教授性騷擾,學校還專門調查此事。

我們居民區的一名越戰老兵,在一家醫院工作,值夜班的時候用辦公室的電腦瀏覽了兒童色情圖片,被人發現而報了警。二○○七年法庭宣判他入獄半年,並監外察看三年。

三、對墮胎、同性戀、毒品的容忍度降低

加拿大和歐洲不少國家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歐洲委員會的《歐洲人權手冊》稱同性戀關係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並且宣傳同性戀價值。而全美國五十一個州中,只有麻薩諸塞州和新澤西州這兩個州批准同性戀結婚。歐洲不少國家將大麻合法化或半合法。加拿大還出現了大麻黨,積極參與政治。而美國祇有少數幾個州允許將大麻醫用。

四、美國男女分工破壞較輕

美國現在不把家庭婦女叫 house wife了,而是叫 home maker,是為了給她們更多的尊重,同時也正式賦予家庭婦女一個新的職位。

由於生育文化的不同,美國各種族生育率也不盡相同。二○○六年四十至四十五歲婦女中,拉美裔婦女平均生育了二.三個孩子,黑人二.○個,白人(非拉美裔)一.七七個,而亞裔只生了一.六七個孩子。

年輕的人口結構,不僅將使美國在經濟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而且在養老上也比歐洲和日本要從容得多。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有了上百年的歷史。經過長期的發展和不斷調整,逐步形成了包括政府養老金(第一支柱)、雇主養老金(第二支柱)和個人儲蓄養老金(第三支柱)在內的多支柱養老金體系,實現了政府保障與雇主保障、個人保障的有機結合,既發揮了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強制實行第一支柱,並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第二、三支柱),又充分發揮市場功能。

有什麼樣的人口結構就有什麼樣的養老制度。在一九五○年時,美國平均預期壽命為六十八.二歲,平均每十六個工作人口支持一個退休人口;而二○○四年底,平均預期壽命為七十七.九歲,每三.三個在職者支持一個退休者;二○二五年,將是每二.三個在職者支持一個退休者。由於人口結構改變,社保難以為繼,社保繳納金額也不斷提高。一九三七年雇主和僱員雙方合繳僱員工資的二趴作為社保稅,隨後這一比例由於「現收現付」的需要而被不斷提高,一九九○年,這一比例提高至十五.三。二○○五年美國總統布希指出:「二○一八年,社保將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自那以後,社保缺口將逐年遞增。到二○四二年,整個社保系統將被消耗殆盡,全面破產。」

為了應對養老金危機,美國已將享受社會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齡從六十五歲延遲至六十七歲(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二○○五年建議延遲到六十九歲),並制定了嚴格的規則鼓勵人們推遲實際退休年齡,阻止提前退休。

其實,美國的三個養老金支柱不過是「養兒防老」的社會化,還得依賴於年輕的人口結構,是「擊鼓傳花」的遊戲。將養老金比喻為麵包,那麼現在發達國家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麵粉」(年輕勞動人口)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光是提高「製麵包技術」(養老金制度),是無法獲得量足味美的「麵包」(養老金)的。因此,美國現在是雙管齊下,既改革養老金制度,又鼓勵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下滑。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對大陸有很大的借鑒作用。大陸目前「麵粉」仍然充足,二○○八年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只有一.○七億,八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並且只有城市四千多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但是由於「製麵包技術」的問題(養老制度滯後),養老金缺口相當於一年國民經濟總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而卅多年後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將超過三億,將是兩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麵包」需求大增,「麵粉」卻又嚴重不足。二○○○年人口普查顯示大陸生育率只有一.二二,二○○五年一趴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一.三三(比目前歐洲的生育率還要低),大陸今後老年化危機將遠比日本和歐洲要嚴重。大陸應該借鑒美國的「雙管齊下」的思路,在建立社保制度的同時,也及時調整人口政策,恢復人口的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本文在《中華家國雜誌》第十一期,民國九十八年九月號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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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統一中國的人口因素

易富賢

壹、商鞅變法的人口經濟學

戰國群雄紛爭,一統天下勢在必然。最終統一天下的,不是強大的楚國,也不是殷實的齊國,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國。歷史學者眾說紛紜,但是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戰國初期中國的秦國類似於後面歐洲的俄國,地理位置偏僻,人口稀少,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比較落後,被人看不起。

俄國是東歐一個人口稀少、閉塞的小國,在歐洲歷史上沒有太多發言權,公元一千五百年人口只有六百萬。彼得大帝的革新使俄國走向強國之路,一八一五年人口達到四千五百萬(其時法國、德國、英國人口分別約為三千萬、二千二百萬、一千九百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一八一四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被推舉為歐洲神聖同盟的盟主,俄羅斯成為歐洲事務的仲裁者。恩格斯曾這樣指出:「驚慌的西歐,在伊凡統治之初還不知道北方存在著一個莫斯科公國,現在由於看到一個碩大的帝國出現在東部邊境而目瞪口呆。」俄國後面更是崛起為人口近三億的世界超級大國蘇聯。

秦孝公相當於俄國的彼得大帝。公元前三六一年,廿一歲的秦孝公登基。根據《史記》記載,當時,黃河、崤山以東有六個強國,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韓哀侯、趙成侯不相上下。淮河泗水之間有十餘個小國。楚、魏和秦國界相接,魏築有長城,從鄭縣開始,沿洛河北上,直抵上郡。楚地由漢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周王朝衰微,諸侯都靠武力征伐,爭相兼併。秦地處偏僻的雍州,不能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結盟,不為各國重視,大家都用夷狄的態度對待秦國,還不時派兵侵奪其土地。秦孝公感到秦國外受強鄰欺壓,內有貴族專橫,處境很是艱難,憤然喊出:「國家內憂,未遑外事……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決心奮發圖強,改變國家落後的面貌。為了尋求政改賢才,秦孝公頒布了「求賢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尊其官而封之地。」在這種情況下,衛國人公孫鞅,即商鞅來到秦國,取得孝公信任。經過商鞅的兩次有力的改革舉措,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 廢井田,開阡陌。
◎ 廢除世卿世祿制,建立軍功爵制。
◎ 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 廢除分封制,推行縣制。
◎ 改革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法。
◎ 統一度量衡。
◎ 「明法令」。申明「刑無等級」,並公佈於眾。
◎ 遷都咸陽,以適應向東發展的需要。

商鞅認為:「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國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商鞅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人眾兵強是國家強盛的根本。而在古代,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只有發展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才能促進人口增加。因此,「力」之主要來源在於農業。土地等其他資源必須轉變為人口資源才能成為國家實力。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只有農業發展,糧食豐收,才能為國家強盛打下雄厚的人口和物質基礎,也才能「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如果「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所以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國家的實力即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盡來自於農戰。因此,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農戰」:對內讓民眾專注於農耕,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他堵塞民眾從「農戰」以外獲得名利的一切途徑。《商君書》說:「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也就是說,獲取秦爵的途徑只有兩種:作戰時,一個人可以憑藉立下的戰功獲取爵位;休戰時,爵位則可以根據農耕的業績獲得。即使最卑賤的奴隸也可以獲得爵位。民眾看見國家給人們的好處都是從農耕與作戰發出,那麼便會專心從事農耕和作戰。如此這般,人們就會「喜農而樂戰」了。

商鞅的農戰思想其實包含一套完整的與當時生產力水平相一致的人口經濟學思想。商鞅的變法非常有利於人口發展:

一、獎勵耕織,為人口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民以食為天,古代制約人口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糧食。商鞅積極發展農業,鼓吹農業至上論,鄙視其他一切職業。儘管他也認為「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也即農民、商人和官員都是食客,但是他同時又認為,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藝為業、遊說好辯為業、學詩書為業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產的遊食之人,這部分人多了,會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食口眾者,敗農者也」,造成國家的貧困危弱,「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商鞅主張應盡量減少非農業人口的比例,認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過十比一的主張。他認為:「百人農,一人居者(指非農業人口),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如果一百人從事耕作,一個人閒著,這個國家就能稱王天下;十個人從事農耕,一個人閒著,這個國家就會強大;有一半人從事農耕,有一半人閒著,這個國家就危險了)。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需要九成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抑制商業等行業;而現在生產力水平提高,只需要一成的勞動力從事糧食生產就可以養活全部的人口,需要發展其他產業。換句話說,戰國時期「麵粉」是第一位的,「制麵包的技術」是第二位的,因此要保證「麵粉」的供應;現在「麵粉」理論上沒有太大問題,因此「制麵包的技術」成為第一位了,但是仍然需要提防「麵粉」的問題。我們要從歷史角度,而不能從現在的產業結構看待商鞅變法。

根據《商君書》等記載,商鞅不惜採取一切措施來增加農業人口、促進糧食生產:

甲、廢除奴隸制土地制度(井田制),確立封建土地制度

並推行縣制,有力地配合了「廢井田、開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證了土地私有。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削弱了豪門貴族在地方的權力。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捨地而稅人」,將秦國軍賦從過去的「因地而稅」(不利於墾荒)改為按人口徵收(等於是鼓勵人們開荒),百姓承擔的賦稅公平,就會盡力從事農業生產不改做其它行業。原來奴隸制度下的奴隸轉變為封建制度下的農民,社會地位得到極大的提高,生產積極性高漲,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乙、規定宗室貴戚中凡是沒有立軍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

廢除沒有軍功的舊貴族的特權,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分之高低。又根據軍功大小制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級,軍功越大,賜田宅也越多,官職也越高。軍功爵秩的建立,打擊了舊貴族封建領主的勢力,培植了一大批新興的軍功地主和自耕農,廣大農民成為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丙、重農抑商

以農業為「本業」,以工商為「末業」。規定「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而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因棄本求末,或遊手好閒而貧窮者,全家罰為官奴。農民不准賣糧食,那麼懶惰的人就會努力積極從事農業生產。商人不准買糧食,就不能靠買糧謀利來謀生,只好轉行務農。商鞅主張對農業以外的其他行業,尤其是盈利率較高的商業徵收重稅,即「不農之稅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關市之賦」。並根據商人家的人口數量向他們攤派徭役,而農民的徭役遠比商人要少,即「農逸而商勞」。那麼農民的負擔就會輕,商人的負擔就會重。這樣,農民就會討厭經商,商人就沒有厚利可圖而會轉而務農。

丁、提高糧食價格,減輕農民負擔

「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通過提高糧食價格來保障農民利益,提高農民種地的積極性;而非農人員買不起糧食,只好轉行務農。禁止官吏擾民。減少官吏的從員,讓這些從員轉行去務農。士大夫貴族的俸祿高並且收稅多,吃閒飯的人也眾多,這是危害農業生產的事,就要憑他們吃閒飯的人數收稅,從重役使他們。那麼這些邪僻、淫蕩、四處遊說、懶惰的人就沒處混飯吃,就只能務農。士大夫貴族也沒有辦法多收留食客。商鞅反對大興徭役,認為「農逸則良田不荒」,「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農業就能得到發展。商鞅變法還規定,把一百方步為一畝的周代畝制,改為二百四十方步為一畝,並按照新的畝制納稅,但稅率不變。這樣,農民的納稅負擔實際上就減輕了一大半,自然會激勵農業生產。

戊、無以外權任爵與官

這樣百姓就不會看重學問,也不會輕視農業,就會盡力從事農業生產不偷懶了。

已、不准僱用傭工

那麼卿、大夫、族長們就沒有辦法大興土木,他們那些嬌生慣養的兒女就無法不勞動吃閒飯,懶惰的人也不能偷懶,那些靠給人作傭工生活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這樣他們就一定去務農。

庚、國家統一管理山林、湖澤

那麼討厭務農、怠慢懶惰、非常貪婪的人就沒有吃飯的地方,那麼一定會去務農。

辛、減少旅館

那麼奸邪偽詐、不安心本職、私下交遊、對從事農業生產遲疑不定的人就不會外出四處周遊,而且那些開旅館的人就沒有辦法謀生,那麼他們一定會去務農。

壬、不准浪費糧食,禁止糧食走私,提高糧食運轉效率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價錢,那麼國家就不會浪費糧食。命令運送糧食的人不能花錢僱別人的車,更不准運糧車輛在返回時攬載私人貨物。如果這樣的話,那麼運糧車就會去得迅速回來得也快,運糧的事就不會危害農業生產。

二、營造有利於生育的社會環境

甲、樹立清純的民風

規定供人享樂的音樂和奇異的服裝不准在各郡縣流行。商鞅認為:「民樸則不淫。民不偷淫則多力,多力則國強」,「樂則淫,淫則生佚」,「淫則越志」,「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讓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

乙、禁止私鬥,實行連坐制,加強社會治安

商鞅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爭,各以輕重被刑」,以獎勵軍功而禁止私鬥。居民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責令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須連舉告發,若不告發,則十家同罪連坐。不准許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並且給他們送飯吃,那麼奸民就沒有了依靠。做壞事的人沒有靠山,那麼農民就不會受到危害。

丙、推行小家庭政策,休養生息,鼓勵生育

商鞅認為,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為鼓勵小農經濟,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結婚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商鞅讓九成的民眾依附於土地,不能隨便搬遷,並且讓耕者有其田,農民地位高,還可以通過農戰獲得名利,這樣就會安居樂業,心理安全度高。

這種農耕環境是最適合繁衍人口的。而遊牧民族由於四處飄蕩,人口很難增加,古代很多遊牧民族因為人口減少而消亡;現在發達國家生育率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流動性大,就業壓力等導致心理不安全,心理在遊蕩(古代遊牧民族是身體在遊蕩)。

三、開疆闢土,鼓勵移民

商鞅提出了「人地比例」觀點。他認為,一個國家不論進行農和戰都需要一定數量的人力,而人口數量又必須和土地數量保持適當的比例:「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如果人與地的比例不合,則應當「民勝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換言之,人口多土地少的時候就應當開荒、闢土,而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時候就應當移民。因此,商鞅認為一方面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開荒、灌溉),一方面通過「戰」獲取土地,另一方面需要「徠民」(引進外國移民)以增加人口。「敵國兵力弱了,我們兵力就強了」。就是說我們沒有失掉進攻的條件,敵人就失掉自衛的條件。商鞅總結認為,秦國以前雖然從其他國家獲得一些土地,但是自己並沒有獲得什麼好處,對方也還不屈服,就是因為秦國僅能取得他們的土地,而不能奪去他們的人民,而人口遠比土地更為重要。商鞅建議秦孝公發布大的優惠政策,凡是各諸侯國來歸附的人,立刻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賦稅,不用參加作戰。秦國四界之內,嶺坡、土山、窪濕的土地,十年不收賦稅,並把這些都寫在法律中,足夠招來上百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秦讓原有的民眾對付敵國的軍隊,而讓新招來的民眾從事農業生產,軍隊雖然住在國外上百天,國境內也不會耽誤一點農時,既富國又強兵。大王用軍隊在春天包圍敵國的農田,夏天去吃他們貯藏的糧食,秋天奪取他們已經收割的糧食,冬天挖出他們藏好的糧食,用強大的武力動搖他們的國本,他們的人口就無法繁衍起來;我們同時用寬厚的文德吸引他們的人口、安撫他們的後代,我們人口卻不斷增加。這樣對敵國是雙重打擊。商鞅的這一觀點與管子的觀點類似,管子認為「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秦國在其後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獲得土地,而且還獲得人口。商鞅的移民政策不但使得秦國人口增加,而且吸引了很多外國人才,如張儀、范雎、李斯等人都是外來移民。

四、注重掌握準確的人口統計數據

戶籍法規定「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認為強國要知道十三個數目:境內糧倉數、金庫數、壯年男女人數;老人、體弱者數目,官吏、士人的數目,靠遊說吃飯的人數,商人的數目,馬、牛、餵牲口飼料的數目。想要使國家強大,不知道國家的這十三個數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雖然眾多,國家也難免越來越弱,直到被別國分割。

在文明程度相近的情況下,綜合國力取決於人口數量。目前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而根據美國二○○八年《全球綜合國力排名》,綜合國力最強三個國家也是美國、日本、德國。中國雖然仍是發展中國家,但是由於人口數量優勢,現在綜合國力卻能排世界第四位。戰國後期,各國文明的差別程度就與現在的發達國家之間文明的差別程度類似。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國力的增加。

商鞅的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於重視農耕,糧食和人口大為增加;由於推崇戰功,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商鞅變法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為秦後來殲滅群雄統一中國奠定了制度基礎。據《史記》記載,商鞅在秦國推行改革十年之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依照李斯《諫逐客書》的說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這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為太子時犯法,商鞅掌刑法,曾黥(在面上刺字)其師以辱之。故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就將商鞅車裂。但是「商鞅雖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的新法未廢。

秦惠王用魏國人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李斯《諫逐客書》)。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公元前三一三年的時候,「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史記.張儀列傳》)

公元前二六六年,秦昭襄王拜魏國人范睢為相,改行遠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長平大勝趙軍。佔領和蠶食東方六國大片國土,使楚國國土縮小一半,魏國、韓國國土縮小三分之二,趙國縮小三分之一,公元前二六二年,並不斷離間六國關係,又在前二五六年又滅亡東周。秦昭襄王後期秦國實際控制國土已經超過東方六國總和。秦國的土地和人口不斷增加,而六國的土地和人口不斷減少。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秦軍的數量超過了一百萬。公元前二六○年秦趙長平之戰,秦軍曾經投入了六十萬左右的兵力。長平離秦國的都城咸陽將近五百公里。六十萬的軍隊,遠離國土,連續作戰達三年之久,可見秦國兵力和人口之眾和後勤保障之有力。而趙國在本土作戰,還被斷糧四十六天,四十萬士兵全部被坑殺。

至公元前二四六年秦王政(秦始皇)即位時,秦國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長城(由今甘肅臨洮經陝北吳旗、靖邊、神木等縣,至內蒙古準格爾旗之十二連城),南包巴、蜀,東逾函谷關。也就是佔有黃土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個地理單元之大部及其東緣部分區域。

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因此秦國在繼續開疆闢土的同時,也積極修建水利工程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資源。公元前二五六年秦昭襄王派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未修以前,岷江是一條經常發生洪水的河流,洪水暴漲,淹沒農田、房屋無數,洪水一退,大片平原又因缺乏灌溉用水而經常幹旱。自都江堰建成後,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

公元前二四六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納韓國人鄭國的建議,並由鄭國主持興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涇水東注洛水,長達三百餘里。鄭國的真實目的是通過這項大型工程來耗竭秦國實力以延緩攻打韓國的時間。修建過程中,鄭國的間諜身分暴露。鄭國辯解說:「臣為韓國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始皇認為鄭國說的有理,繼續要鄭國主持水渠工程。渠建成後,經濟、政治效益顯著,《史記》、《漢書》都說:「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都江堰和鄭國渠的修建,使得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的糧倉,對秦國之統一事業奠定了人口和物質基礎。公元前二三○年,秦始皇發動統一戰爭的時候,秦國土地和人口已經超過全國的一半。在楚國人李斯的輔佐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終於統一中國。

而同為法家的韓非子卻不但不能為秦始皇重用,反而被殺。很多人為韓非子抱屈。其實秦始皇不重用韓非子是有其道理的。韓非子的人口思想與商鞅和李斯剛好相反。商鞅認為「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民勝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要求積極發展人口,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資源。李斯也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士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而韓非子卻認為,人口飽和將導致社會秩序混亂。韓非子在《五蠹》中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貨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廿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韓非子的人口思想與兩千多年之後的歐洲的馬爾薩斯非常相近。韓非子只見樹木,而商鞅和李斯卻看見森林。所幸的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將《韓非子》視為邪說而不加採納,否則,中華民族早已淪落為默默無聞的小民族了。

貳、秦國人口思想對當代的啟示

一、政策需要輕重緩急

商鞅意識到人眾兵強是國家強盛的根本。而當時制約人口發展的是糧食。但是由於農活是苦活,而戰爭由於是危險的,如果聽憑人們自由選擇獲取名利的途徑(例如經商、遊說),人們自然不願選擇「農戰」。他堵塞民眾獲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徑,只許「利出於地」、「名出於戰」,即只允許從農業耕作中獲得利潤,從戰爭中獲得名聲(軍功章)。

現在為國家貢獻最大的人群卻是報酬最低的人群,而為國家貢獻小的人群卻是暴富的一族,這是非常危險的。目前發達國家也同樣面臨人口危機,人口減少將動搖國家的根本。現在制約人口發展的不再是糧食,而是就業模式、養育成本以及民生需求(住房、教育、醫療等)。養育孩子本身就已經是很辛苦的了,而現在婦女不但不能從生育中獲利,反而會因為生育而造成經濟損失。如果聽憑人們自由選擇的話,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多生孩子,生育率將不斷降低。政府就需要徹底改變現有的分配制度、稅收政策、就業模式,讓生育獲得名利,這樣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二、人力資本的報酬是遞增的

商鞅認為:「有了金子,糧食就沒有了;糧食有了,金錢才能有。糧食價格低賤,錢就值錢,農民窮而商人富,如果這樣兵力就弱,國家的實力一定會被削弱直到滅亡。一兩黃金輸入到國境內,十二石的糧食就會運到國境外;十二石糧食輸入到國境內,黃金一兩運到國境外。國家喜歡在境內積聚黃金,那麼黃金和糧食都會喪失,糧倉和金庫都會空虛,國家會弱小;國家喜歡在境內囤積糧食,那麼糧食和黃金都能產生,糧倉、金庫都會充實,國家就強大。」商鞅的這種觀點其實非常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因為當時糧食是制約人口和經濟的最主要因素,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轉變為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遞增的;而黃金是物質資本,難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積聚實物而不是金錢,投資人口(通過糧食等實物)是最大的投資。現在中國很多經濟學家還達不到商鞅的學術境界,還在鼓勵出口實物以換取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同時民生壓力卻也在不斷增加,老百姓養不起孩子了,中國生育率從一九九○年的二.二左右下降到一九九五年之後的一.二、一.三左右。如果用這些外匯投資於人口,今後的收益將是巨大的。

三、自然資源的國際觀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如今陛下得到崑山的美玉,擁有隨侯珠、和氏壁之類寶物,懸掛明月珠,佩帶太阿劍,駕乘纖離馬,建置翠鳳旗,樹立靈鼉鼓(用鱷魚皮作的鼓︶。這麼多的寶貝,秦國不出產一樣,而陛下卻喜歡它們。倘若一定要秦國出產的東西才可以用,那麼就該是夜光玉壁不能裝飾宮廷,犀角、象牙製成的器具不能作為玩物,而駃騠好馬不能充實宮外的馬圈,江南的金錫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繪畫。因此,物品中不出產在秦國,而可值得寶貴的很多。」就是說,即使像秦國這樣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有很多東西不能自足,需要通過貿易等途徑從其他六國獲得。現在美國人均資源非常豐富,但是很多資源仍然來自進口。而現在中國很多人口學家卻以資源不足為理由而要求減少人口。

四、積極應對人口與自然資源的矛盾

商鞅注意到了「人地矛盾」,但是他採取積極的態度解決這一矛盾。他認為,「民勝地務開」。就是說,人口多土地少的時候就應當「開」以提供足夠的糧食。這裡的「開」有多種方式,比如秦國修建都江堰和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的糧倉。其中鄭國渠「收皆畝一鍾」。一鍾為六石四斗,比當時黃河中游一般畝產一石半,要高許多倍。而中國一些人口學家卻主張採取用「減少人口」的消極方法來應對人口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通過科技進步來提高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

五、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資源

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因此商鞅鼓勵人們耕種,一方面利用了土地資源,一方面利用了人口資源,通過人的勞動,將土地和人口資源都變為國力。商鞅的這一觀點與管子、墨子的觀點一致。管子認為,「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治,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滿」;人多而不加利用,叫作「人滿」;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滿」。不制止這「三滿」,國家也就不能保有了)。墨子認為,缺少人口耕種的土地,只是一種得不到收穫的「虛地」,要生產出足夠的衣食必須用「力」(勞動),而「力」則來自勞動人口。所以,賢明的統治者應當使國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墨子.節葬下》)。現在中國很多學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看到中國「人多」,不積極利用人口資源,而認為是「人滿為患」,希望減少人口。中國現在人口和土地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是「人滿」,一方面是「地滿」(土地無人耕種,工廠缺人幹活,出現民工荒)。

六、人口流動意味著實力的流動

商鞅說:「地勝其民者事徠」。商鞅認為,移民可增強我方的實力而削弱敵方的實力,因此鼓勵移民。商鞅的這一觀點應該是受孔子的觀點的影響。孔子認為:「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而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的一些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卻提議要限制人口流入;他們卻不知道,北京、上海等地生育率只有○.七,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如果不移民的話,這些地區的經濟不用廿年就會崩潰。湖南、四川、重慶等地領導則是鼓勵民眾到沿海打工;他們卻不知道,現在人口流動幾乎是有去無回,今後誰來建設湖南、四川、重慶?

七、縮小貧富差別

商鞅認為,「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縮小貧富差別有利於理順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有利於社會治安的穩定,更有利於普通百姓生兒育女。如果貧富差別過大,富人不願意生孩子(這是人口學規律),窮人養不起孩子。

八、消費要適度,防止超前

商鞅提出要「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使其價格上漲到原先的十倍,這樣商賈之人就會減少,農民就不會過度地飲酒作樂,官吏們也不會沉醉於吃喝玩樂之中。當時酒肉是奢侈品,需要耗費大量糧食。如果大量生產酒肉的話,會影響很多人的口糧,人口無法增殖。現在,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這是第一消費。必須在保證這個第一消費前提下才發展其他的消費。無序的其他需求擠壓了對人口再生產的投入,比如以二○○八年的消費能力如果追求二○五○年的消費,必然降低養育孩子的能力。

九、百家爭鳴

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商鞅的戰時經濟學在一百三十五年之內將弱秦變為強國並最終統一中國,但其不講以德服人而以嚴刑酷法維繫其統治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後「二世而亡」的種子。秦國過分崇尚行政權力、軍事征服,「仁義不施」,方式粗暴,強硬推行,剛性有餘,彈性不足。商鞅本人也是其變法的受害者,商鞅以峻法嚴刑積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讓他住店,因為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於無人敢收留他,最後落得個五馬分屍的下場。大雨使陳勝、吳廣在內的九百名戍邊的壯丁耽誤了行期,按照秦法,誤期當斬,無奈之下,揭開了反秦的序幕。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但是秦國統一中國之後,法家獨強,焚書坑儒,「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箝制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文化的發展。漢朝再度實現統一後,繼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並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贏得一段穩定發展期。但是公元前一三四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明大倒退。中國至今沒有恢復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繁榮。如果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用法家立柱,道家蓋頂,儒家砌牆,墨家等裝修,那麼其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必將更加輝煌。

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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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七五事件的人口經濟學因素

易富賢

提要

新疆維族人口增長率高於全國人口增長率,大量的維吾爾族青年找不到工作,大量失業的青年人口很容易被掀動聚集起來、導致群體事件。可見,不平等的人口政策和政治優惠政策不但不利於漢族,同樣不利於少數民族。美國民族政策比其他一些國家相對要好,原因之一是在引進移民的同時也強調歸化,民族相對平等,對少數民族犯罪從不姑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出路:民族平等(生育權、政治權利、發展權等)。

本文

新疆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人口政策、不平等的經濟政策。

以下為歷次人口普查資料【○一、○二】:

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九五三年,全國總人口為○五.八二億,維吾爾族人口為三百六十四.○一萬。

第二次人口普查:一九六四年,全國總人口為○六.九五億,維吾爾族人口為三百九十九.六三萬。

第三次人口普查:一九八二年,全國總人口為○十.○八億,維吾爾族人口為五百九十六.三五萬。

第四次人口普查:一九九○年,全國總人口為十一.三四億,維吾爾族人口為七百二十一.四四萬。

第五次人口普查:二○○○年,全國總人口為十二.六六億,維吾爾族人口為八百三十九.九四萬。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全國人口增加十九趴,維吾爾族由於死亡率較高,同期人口只增加一成,低於全國。一九七一年開始大陸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一九八○年更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全國總和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從一九七○年的五.四四下降到一九七五年的三.五七,一九八○年的二.二四。而新疆由於生育政策不同,生育率下降幅度明顯比全國小,新疆總和生育率從一九七一年的五.七五下降到一九七五年的四.九三,一九八○年的三.四三【○三】。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國人口增加四十五趴,維吾爾族人口增加四十九趴,增長幅度超過全國。一九八○年大陸實行強制性的獨生子女政策,生育率急劇下滑,全國生育率從一九九五年之後只有一.三左右,二○○○年人口普查證實只有一.二二【○四】,二○○五年一趴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只有一.三三【○五】。而新疆在計劃生育方面,農村少數民族按國家政策允許生三個孩子(國家計生委以此來否定全國「一胎化」),總和生育率在一九八○年代居高不下,一九八五年昇高到三.六,一九九○年還為三.一三,一九九○年代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有所下滑(漢族生育率下滑尤為明顯),現在還為二.二 【○六】,其中少數民族婦女總和生育率仍在三孩以上【○七】。一九八二年到二○○○年,全國人口增加廿五.六趴(主要是因為壽命延長),而維吾爾族人口卻增加四十.八趴(出生人口較多)。

新疆漢族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建設兵團,其中新疆建設兵團占三分之一左右。新疆建設兵團中漢族人口占八十八.二趴,一九八○年與全國一樣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後放鬆政策,允許生二胎,由於已經執行了十餘年的一孩政策,許多青年夫婦從觀念上和行為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一十】。「十五」時期,新疆建設兵團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一.○左右,兵團計生委主任劉戈玉將此作為成績而炫耀【十一】。而新疆城市的漢族生育率應該比建設兵團還要低,那麼新疆漢族的生育率應該低於一.○,那麼占新疆總人口六十.三趴的少數民族的生育率超過三.○。也就是說現在新疆的二.二的總和生育率主要是少數民族貢獻的。現在新疆每個漢族婦女只生不到一個孩子,而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婦女卻生三個以上。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大陸的總和生育率需要在二.三以上。而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由於出生性別比正常,他們的世代更替水平要低於二.三。也就是說,新疆的漢族的生育率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五成,下一代比上一代減少一半以上;而新疆少數民族生育率卻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五成,意味著下一代人口遠遠比上一代要多。

根據新疆自治區統計局二○○五年全國一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資料推算:二○○五年十一月一日○時,新疆二千○八.一五萬常住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為一千二百一十.一二萬人,漢族人口為七百九十八.○三萬人,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一.九八趴、一.二八趴,少數民族人口增長明顯快於漢族人口。漢族占全新疆人口的卅九.七趴 【○八、○九】。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一六萬人,平均每年增加廿二.六三萬人;漢族人口增加了四十九.○四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九.八一萬人。由此可見,五年來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增長速度要快於漢族。值得一提的是,漢族人口增加完全是因為移民,而少數民族人口增加卻是靠生育。這說明,漢族即便移民也難以跟上少數民族人口增長了。等到一九五○年代出生的人口開始死亡,新疆漢族將面臨快速負增長。

雖然漢族目前仍然占新疆總人口的卅九.七趴,但是目前漢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總出生孩子的十八趴。如果沒有移民的話,那麼不要幾代人,漢族人口比例將下降到一個無足輕重的數字。而周邊情況非常複雜,我們幾代人通過移民實邊的努力變得前功盡棄。

除了維吾爾族外,其他穆斯林民族如回族、哈薩克斯坦等的人口也快速增加。建國後從一九五三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二○○○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伊斯蘭人口由八百.六萬增至二千○卅一.一萬,增長一百五十三.八趴;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一百一十五.○趴。也就是說伊斯蘭人口要比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高出卅三.七趴。像這樣四十七年人口就增長一.五倍多,在全國人口史上也是屬高速增長之列。這充分說明我國伊斯蘭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並受益於國家的優惠政策【○二】。

二○○八年八月廿六日,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新疆透露,在未來較長的一個時期內,新疆仍將是全國人口自然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是南疆維吾爾族人口為主的和闐、喀什地區及克州人口增加最快。南疆三地州總人口為五百九十二.三萬人,占全區總人口的卅一.八趴,但出生人口卻占全區總出生人口的四十四趴。二○○八年上半年,三地州三孩出生數占新疆三孩出生數的六成。受區域內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影響,新疆九十七趴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僅占全疆土地面積八.二二趴的綠洲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達一百卅一人,人口過快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比較突出,特別是沙漠、乾旱地區面積相當大,生態環境尤其脆弱,處於超載或臨界超載狀態【○七】。這就意味著大量年輕維吾爾族人口將外移到烏魯木齊等新疆城市和內地一些城市謀生。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更是加速了這種人口流動。

而大陸刻意實行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實行民族自治政策,從入學、從政等都給予少數民族超國民待遇。對少數民族犯罪也實行「兩少一寬」(一九八四年出台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份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的綏靖政策,姑息養奸。使得一些少數民族罪犯沒有受到法律的懲處,他們根本感受不到法律的威嚴,這就助長犯罪份子的氣焰。

這種民族的不平等也導致漢族和少數民族難以友好相處。在市場經濟下,企業追求的是效益,可不會像政府那樣對少數民族實行優惠政策,企業不願意招收被政府「嬌生慣養」的少數民族員工。招收這些員工,將給企業帶來額外的風險和代價。加上語言等方面的弱勢,這就導致少數民族在就業上處於被「歧視」的地位。經濟上的「實低」與政治上的「虛高」極不協調。而近年新疆發展的成果卻沒有充分為新疆各族人民共享。

而全國又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年輕消費人口減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比例高達六十三.五趴,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五成,內需嚴重不足,就業壓力很大,就業高度依賴國際市場。金融危機使得國際消費減少,減少向大陸進口,增加了大陸的就業壓力【十二】。在全國高就業壓力下,維吾爾族青年首當其衝。漢族由於孩子少,失業的年輕人口還可以「啃老」,而維族青年都四五個兄弟姐妹,是沒有機會「啃老」的,失業意味著失去生計。

如果大陸當初不實行計劃生育,那麼就能保持比較健康的消費結構,就業壓力小,也能給維吾爾族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總結

一、對漢族的計劃生育導致消費萎縮,全國就業壓力大增。

二、不平等人口政策產生了龐大的需要找工作的年輕少數民族人口。

三、不平等的民族政治待遇導致企業不願意招收少數民族員工。 

政治上的「計劃」與經濟上的「市場」導致大量的維吾爾族青年找不到工作。大量失業的青年人口很容易被掀動聚集起來、導致群體事件。可見,不平等的人口政策和政治優惠政策不但不利於漢族,同樣不利於少數民族。

民族融合是歷史的必然,民族平等才有利於民族融合。但是大陸的民族政策卻人為地讓少數民族「優越」於漢族,讓漢族缺乏民族認同感,很多只有十六分之一少數民族血統的人也自認為是少數民族,高考冒充少數民族的人也不少。一些地區競相申請成為少數民族自治區。比如經過宋朝的懷柔歸化和清朝的改土歸流政策,湘西民族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但一九八○年代以來,為了享受民族優惠,懷化市好些縣改為民族自治縣,如麻陽苗族自治縣、新晃侗族自治縣、芷江侗族自治縣、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通道侗族自治縣,現在懷化的會同縣和邵陽的綏寧也在申請為民族自治縣。會同粟裕(以及他父親和祖父)一直認為他們是漢族,但是現在考證出是侗族了。楊尚昆的祖籍在湖南懷化(他們搬到四川已經七代了),說不定今後也會「考證」出楊尚昆也是侗族了。其實侗族的領袖楊再思本身就是漢族,他父親於唐宣宗大中年間,由淮南(今江蘇揚州)丞授金吾將軍,邊敘州(今湖南黔陽)。現在懷化、湘西州、貴州的銅仁、黔東南州有數百萬人自認是楊再思的後裔。不但侗族認楊再思為祖先,一些土家族也認楊再思為祖先。

目前的民族政策可以突出、「創造」民族意識,是逆歷史潮流的。應該撤消民族自治區。

美國民族政策比其他一些國家要好,原因之一是在引進移民的同時也強調歸化,民族相對平等,對少數民族犯罪從不姑息。

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出路:民族平等(生育權、政治權利、發展權等)。

大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要給所有人正常的國民待遇。要給予漢族平等的生育權和政治權利,給予少數民族平等的發展權(隨著經濟待遇的改善,生育率也會降低)。對一切違法事件,要一視同仁。民族真正平等才是解決民族的問題的鑰匙。

註釋

○一、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二、大陸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民族人口發展分析。甘肅計生委。二○○七年七月五日。http://www.gsjsw.gov.cn/html/tpzlk/10_34_25_385.html

○三、杜衛華。民族地區人口與生態經濟發展初探─吉林延邊朝鮮族與新疆維吾爾族民族比較。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813

○四、郭志剛。對大陸一九九○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與討論。人口研究。二○○四年三月號。

○五、各地區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及總和生育率。二○○五年全國一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2005/html/0803.htm

○六、GDP:從總量到人均引發的思考。天山網。二○○八年三月六日。http://www.tianshannet.com/special/content/2008-03/06/content_2476095.htm

○七、新疆進入第四次生育高峰南疆壓力突出。人民網(來源:新華網)。二○○八年八月廿九日。http://www.people.com.cn/GB/125298/125390/7747170.html

○八、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增速快於漢族。中國網。二○○六年四月五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enkou/1175509.htm

○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二○○五年全國一趴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一趴人口抽樣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二○○六年三月廿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dfrkpcgb/t20060323_402312743.htm

一十、原新。新疆人口預測與控制探討。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No. 1.

十一、韓琳。兵團計生委主任劉戈玉:創造良好人口環境。新華網。二○○六年四月三日。http://bt.xinhuanet.com/2006-04/03/content_6633607.htm

十二、易富賢。從金融危機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光明網─光明觀察。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12/15/content_8695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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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易富賢,又名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臨床醫學學士、藥理學碩士、博士;現任職美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個人網站:http://yi.fuxian.blog.163.com/。本文為 NOWnews.com 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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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頭人口政策 摧毀希臘文明

易富賢

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前與中國一樣喜歡尊古,動不動就說「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藝復興,歐洲一直沒有恢復到古希臘、羅馬的文明程度;而中國大陸至今尚未恢復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繁榮。

希臘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搖籃,是自由和民主的典範,湧現了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師。古希臘的文明,造就了現代文明;歐幾理德、畢達哥拉斯的幾何學、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影響,奠定今天科學的基礎;雅典獨特的建築風格影響著全世界的建築師;甚至伴隨著全世界兒童成長的伊索寓言等全部來自希臘。希臘是代表和平、進步、友誼精神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發祥地。那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希臘文明為什麼走向衰亡?至至人口政策的失誤!

希臘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勵盡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達(古希臘勢力最大的兩個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來庫古(前七百年?至前六百卅年)認為,對婦女來說,生育是第一要務。希羅多德(約前四百八十四年至前四百廿五年)說:「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劇《伊翁》中的主角誇耀說:「我原有適量的財產,還過著多子多福的生活。」結婚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兒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過門後除了料理家務,主要的任務就是生兒育女。丈夫可以提出離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貞,二是無子,而後者更為重要與合理。在歐理庇德斯(前四百八十年至前四百○六年)的悲劇《美狄亞》中,美狄亞面對負心的丈夫說道:「若是你因為沒有子嗣再去求親,倒還可以原諒。」一個男人未婚而亡被認為是大不幸,一個女人到了年齡而沒有結婚是極不名譽的事情,不能生育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場災難(王大慶《古希臘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淺論》)。可見,古希臘的婚姻制度與中國古代非常類似。可以說,希臘早期的人口政策對於希臘文明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希臘人口政策開始出現失誤應該是在柏拉圖(約公元前四百廿七年至前三百四十七年)、亞里士多德(前三百八十四至前三百廿二年)時代。柏拉圖認為既要「限制人口數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講:「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無一不對其人口進行控制,…… 過於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 一個城邦過小就不能自足,過大 …… 就難於建立一個政體」,因此,「一個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們在其中能有自給自足的舒適生活並且易於監視的最大人口數量。」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城邦人口過多就會破壞良好的秩序,一個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過十萬的城邦就已經不是一個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過於膨脹與財富的過分增長一樣不利於城邦的穩定,他提出「在限制財富增加的同時也應該限制孩子的數目。」這算是最早的「適度人口」理論、「增長的極限」理論,比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人口和財富的「零增長」理論)、索維和宋健的「最適人口」理論早了兩千三百多年。而《增長的極限》和「最適人口」理論是中國大陸獨生子女政策的理論依據。

出於對人口數量的恐懼,古希臘非常注重人口「素質」,認為人口質量比數量重要。優生學就是柏拉圖首先提出的。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繼承和發揚了這一觀點。斯巴達的嬰兒呱呱落地時,就抱到長老那裡接受檢查,不要說殘障兒,就連體質不夠強壯的新生嬰兒都會被他們無情拋到荒山野外的棄嬰場去,任他死去。

人口素質提高要順其自然,通過政策來「提高人口素質」只會適得其反。古希臘的那種「優生優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質,反而在降低人口數量的同時也降低人口素質。中國大陸是現在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提倡優生優育的國家,但是卻是世界上出生缺陷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第五次人口普查和二千○五年一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大陸每年出生一千三百多萬人口,只占全世界每年出生一.三億人口的一成左右;但是中國大陸每年的出生缺陷兒數量卻約占全世界的兩成。

歪竹子生直筍,「低素質」者的後代不一定素質差。從個體來說,兒童和老年時期需要別人照顧,青壯年時期為社會做出貢獻;從群體來說,某些人終生默默無聞,但是他們的某一代子孫卻可能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江山代有英傑出,各領風騷幾十年。這對於社會持續發展非常重要。要是當年牛頓和他的寡母沒有獲得資助,能有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沒有愛因斯坦「低素質」的祖先,能有「高素質」的愛因斯坦?因此「優生優育」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政策層面上的優生學被國際社會視為偽科學。滑稽的是,中國傳統的「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正在為西方國家所繼承,美國將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國大陸卻正在繼承希臘文明的「優生優育」。

古代嬰幼兒死亡率極高,平均壽命短,婦女平均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由於醫療的進步,現在只需要生育二、三個就能保持世代更替;但是現在由於生育能力的下降、晚婚晚育、養育成本提高、生活壓力增大等原因,主流家庭還生不了二、三個孩子),人口很難增加,在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數千年之內人類數量一直波動在數千萬到數億之間,中國人口從春秋戰國時期直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動在數千萬的水平。而婦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國史家斯塔爾估算,希臘的已婚婦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五至六.五個孩子。即便所有能夠存活的嬰兒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僅僅只能保持人口穩定。但是希臘卻還借「提高素質」的理由「人為地」減少嬰兒,這就必然導致民族人口不斷萎縮,民族滅亡不可避免。「高素質」的希臘文明最終被「低素質」的希洛人所滅。希臘、羅馬相繼滅亡之後,歐洲文明大倒退,陷入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

中華文明由於有正確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支撐,雖屢受征服,但卻一直延續下來了。比如晉代五胡亂華之後,人口銳減,逃到南方(東晉)的漢族人口可能只有三百萬左右,留在北方的漢族也只有幾百萬。但北方各族競相殘殺,人口減少(有些民族還幾近滅絕),最後鮮卑族成為最大的贏家。鮮卑族地位高,從事軍事,藐視農耕,結果在內訌中,人口減少;漢族地位低,從事農耕,有著頑強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斷增加,重新獲得人口優勢,鮮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實行漢化政策。為了補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鮮卑政權不得不大量起用漢軍,甚至把公主嫁給這些漢族地主勢力以拉攏他們,這就為楊堅滅胡和隋唐的建立創造外部條件。加上南朝漢族政權的主體漢族人口,隋唐的時候,漢族占有絕對多數,從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紀」出現在中國。

唐朝時期吐蕃(西藏)人口眾多,非常強盛,當時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鬥,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脅,唐朝只好採納和親政策。自七世紀後期起,西藏軍隊開始進攻中國唐朝的邊疆地區。安史之亂之後,唐朝實力下降,人口降低到一千七百萬;西藏人口有八百萬,西藏軍隊曾經於公元七百六十三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長安。唐德宗採納「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的戰略,使吐蕃四面受敵,吐蕃才無力大舉攻唐。但是其後,西藏喇嘛教興起,大量人口出家為僧,人口減少。二千年全國人口十二.六億,藏族人口只有五百四十一萬,只占中國大陸人口的二百卅分之一。

風水輪流轉,真理在不斷重復(文藝復興之後希臘的科學文明重新回到歐洲大陸),謬誤也在不斷重複。比如亞里士多德錯誤的「最適人口理論」、「財富和人口的零增長」理論等都在一九七○年代成為全球思潮,希臘的「優生優育」理論現在正被中國大陸付諸實踐。人類太不長記性了!

二戰之後,由於嬰兒潮等因素,西方發達國家迎來了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時代」。與此同時,美國昆蟲學家保羅.埃利希在《人口爆炸》(一九六八年)中預測,由於人口增長,糧食不足,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會發生大飢荒,餓死數億人。他認為美國兩億人口已經是極為過剩了,他希望「美國不再發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從卅五億降低到五億,美國的人口從兩億萎縮至一.三五億(註:美國現在人口超過三億)。

法國的A.索維(一八九八至?)和美國的J.J.斯彭格勒(一九○二至?)分別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發表了《人口通論》和《人口經濟學》,考察了人口增長和消費需求、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人口增長與投資的關係。他們認為人口增長一方面需要加快資本積累,以便增加開發自然資源的投資,另一方面由於要把國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於消費而降低資本積累的速度,於國民經濟發展不利,因而主張控制人口增長,以保持「適度人口」,這是現代「適度人口」理論。這一理論遭到很多經濟學家的反對,甚至認為是偽科學。索維自己後面也否定了「適度人口」理論。宋健等(一九八一)從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認為中國適度人口在七億以下。其實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最適人口不斷增加,比如三百年前中國只有數千萬人口,但是人均糧食占有量遠遠比現在十三億人口要少。田雪原(一九八一)從就業角度研究了中國適度人口的數量,提出中國一百年後的經濟適度人口為六.五至七億之間。其實就業取決於生產,而生產取決於消費,消費取決於人口,人口少的話,就業機會也少。美國人口三億,失業率為四.八趴;巴西面積相當於美國的九成,人口一.九億,只相當於美國的六十三趴,但是失業率卻高達九.六趴。因此失業率與人口多少沒有甚麼關係。

一九六八年,來自世界各國的幾十位科學家、教育家和經濟學家等學者聚會羅馬,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國際協會─羅馬俱樂部。俱樂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增長的極限》。報告認為:由於世界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這五項基本因素的運行方式是指數增長而非線性增長,全球的增長將會因為糧食短缺和環境破壞於下世紀某個時段內達到極限。並對第三世界進行了不合理的貶斥。繼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資源極限而導致世界崩潰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長,即「零增長」的結論。

外界批評羅馬俱樂部具有極端馬爾薩斯主義和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是歐洲權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魯精英的聯盟,該俱樂部發表警告是基於政治動機,而非科學事實。有人甚至把該俱樂部與一些國際陰謀聯繫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這些批評並未降低羅馬俱樂部的影響力,《增長的極限》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註,被翻譯成卅多種語言,賣出了三千萬本。

《人口爆炸》和《增長的極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灣、新加坡、韓國、甚至穆斯林國家伊朗等都在這種思潮下積極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聯合國從此開始通過人口基金宣傳、贊助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兩千○八年世界人口日之際聯合國還在強調計劃生育減緩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

中國大陸於一九七一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一九七三年計劃生育全面展開,一九八○年更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同樣是受到這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響,一九七六年印度也實行計劃生育,結果遭到廣大選民的強烈反對,在第二年的大選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慘敗,黯然下台。之後,以壓倒多數獲勝的人民黨執掌了在新德裡的權杖。他們對甘地夫人的節育計劃予以否定,並很快宣佈了一項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圖是明確的,即它是以自願為原則的。在歷年的競選中,沒有任何政治家在競選時敢提關於「人口控制」的字眼。由於印度缺乏連貫的政策來控制人口激增,儘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辦法多次出台,但始終難以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最後總是不了了之。而現在國際社會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為沒有強制執行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而有年輕、合理的人口結構。

可見,希臘人口理論與現代計劃生育理論非常雷同。

亞里士多德主張以「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為標準,來規定「一國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長的極限》是從「維持現有生活水平」為標準,呼籲停止人口增長;索維認為,「一個最令人滿意的方式達到某項特定目標的人口」就是適度人口;宋健從食品角度、田雪原從就業角度得出中國最適人口應該在七億以內的結論。

亞里士多德認為家庭中人口的過於膨脹與財富的過分增長一樣不利於城邦的穩定,他提出財富和人口的「零增長」理論;《增長的極限》從資源、環境、糧食角度出發,得出了人口和財富的「零增長」的結論。

由於計劃生育,中國大陸人口占世界比例從一九八○年的廿二.四趴下降到兩千○五年的一九.三趴(一九世紀初曾占全球四成,廿世紀初占全球四分之一),並且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一成,意味著今後中國大陸人口占全球比例還將急劇下降。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水平提高而不斷下降,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水平比韓國和台灣省落後廿多年,現在台灣和韓國在鼓勵生育,但是生育率只有一.一左右。目前中國大陸每年只出生六百萬左右女孩,如果不及時調整人口政策,很可能廿多年後像韓國和台灣現在一樣每個婦女只生一.一個,那麼每年只生六百萬孩子,不到全球的五分之一。一個傳統上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偉大民族將萎縮成無足輕重的小民族!

唐太宗說過,「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大陸應該吸取希臘人口政策的教訓,果斷調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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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易富賢,又名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臨床醫學學士、藥理學碩士、博士;現任職美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個人網站:http://yi.fuxian.blog.163.com/。本文為 NOWnews.com 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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