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非洲賣芒果的小女孩也有企業家精神，為什麼還這麼窮？

元禧分享 06.08.17

一、身在中國有時不見得看得清自己，甚至常會枉自菲薄；

二、如欲知道中國如何發跡，與在世界中的相對地位，未來應如何濟弱扶傾，林毅夫之解析清楚道來！

三、學者一堆，垃圾太多，真知灼見，寥若晨星！

文章摘要

成功經濟體的秘訣，是推行了「錯誤政策」

當然二次大戰以後，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貧窮，在兩百多個發展經濟體當中，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到目前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臺灣，中國大陸很可能在二〇二五年變成第三個二戰以後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我看了一下這些少數成功的經濟體，它們倒是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第一個共同特性是它們不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我缺什麼，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我什麼東西做不好，作為它的發展政策和轉型政策的出發點，它們一般是從我有什麼，根據我有的我什麼東西能夠做好，然後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是一個共同的特性，不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而是以自己做參照系。

第二，它們普遍都是比較務實的比如在轉型的時候，如果一下子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原來的體系就崩潰了。在這種狀況之下，就像中國那樣，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傳統的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繼續給他一些必要的保護補貼，開放並因勢利導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

現在的非洲，有兩個資源最豐富，不是自然資源多就是勞動力多，所以他應該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也應該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要把這些產業發展起來，必須有好的基礎設施，必須有比較好的營商環境，還必須有國際買家的信心。

這些都是他欠缺的，這種狀況下怎麼解決呢？關於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全國普遍差，那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做一個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在裡面實現一站式服務，那它的基礎設施就好了，營商環境就好了，交易成本就低了。

開始的時候商品要賣到國際上，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像中國一樣招商引資，把中國在生產，為國際加工的老闆們招到非洲來設廠，他們就會帶來技術，帶來資本，帶來國際渠道，帶來國際買家的信心。這樣很快的就會在非洲國家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然後產生星火可以燎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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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林毅夫：非洲賣芒果的小女孩也有企業家精神，為什麼還這麼窮？

林毅夫：經濟學家，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

民國一〇六年七月八日

來源：觀察者網

【本文為七月六日第一百期北大博雅講壇林毅夫的演講。論壇由北大出版社聯合觀察者網等單位主辦，北大出版社整理，經林毅夫教授審核，並賜稿觀察者網發佈。論壇之後的對話環節也非常精彩，希望讀者朋友們堅持看完。】

林毅夫在演講中（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以下為林毅夫教授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中國有句話講「最難風雨故人來」，今天下午下著大雨，大家到中關村文津酒店參加下午的博雅講壇第一百期，代表著各位對知識的追求，當然也代表著對我個人和我的合作夥伴塞勒斯汀．孟加博士的支持，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和機遇」。

非洲搞不好，會引發更多的人類悲劇

我們知道，非洲是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它有十一億人口，而且根據世界銀行二〇一五年公佈的數字，四成三的人是生活在每天一．二五美元的最低貧困線之下。

非洲的貧困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當然它的人民就不能夠實現跟其他地區、其他國家一樣的現代化夢想，而且也可能導致非洲國家、非洲大陸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因為非洲現在的人口非常年輕，在十一億人當中，有七成是在卅歲或者卅歲以下，有五成的人是在廿歲以下，他們年輕力壯，如果經濟不發展起來，讓他們有就業機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在這種狀況之下，會對他們的國家和社會有很多不滿，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政治不穩定影響的不只是非洲，中國有一句話，「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當它的貧困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隔著地中海就是歐洲的發達國家，就會有很多年輕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去跨過地中海，到歐洲去尋求更好的生活。要跨過地中海，他又不是有錢人可以買飛機票或者船票，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坐一些非常破的船，迎著驚濤駭浪到歐洲大陸去。

這個現象在非洲有些地方非常普遍，有些村子裡基本上年輕人都走光了，到歐洲去，但是真正能到歐洲的人數也不是那麼多。不少人在跨地中海的時候，就遭遇到了各種危難。這在報紙上常有報道，那是人類的悲劇。

他們到了歐洲以後，要進入歐洲社會也不容易，會受到排擠和歧視，不能融進歐洲，同樣會變成歐洲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最近我到非洲去，聽說現在有些人不僅是用原始落後的船隻想跨過地中海，甚至有的想跨過大西洋，和當年哥倫布一樣，大家坐的船比哥倫布還落後，到美洲去，先到南美，然後再從南美到美國去。

這個過程的艱難大家可以想象，同樣的形式，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而且即使能到達，要適應一個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也不是容易的。

逃往歐洲的非洲人

非洲為什麼貧窮？

非洲現在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這是事實，為什麼貧窮呢？是不是非洲人不努力？

當然這是我們經常有的印象，好像非洲人到工廠裡面工作，工作幾天拿了工資，就去吃喝幾天，錢用完再回到工廠，這種現象我不敢說沒有。但是想想看當年剛剛改革開放我們還貧窮的時候，農民剛剛到工廠工作的時候，不同樣有這種情形嗎？

而且不僅是中國這樣，要是到東亞其他經濟體，韓國或者中國臺灣，在它們實現現代化之前，還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那些工人的素質也和非洲國家沒有什麼差別。

難道非洲人沒有追求嗎？

我們經常聽說非洲人可以坐在樹下，餓了就到樹上摘果子。我也不能說這種現象絕對沒有，但是普遍的非洲人跟我們一樣，對自己、對家庭都有責任感。

最近我常跑非洲，非洲一些辦工廠的朋友跟我講的故事讓我聽了都非常感動。他們的工廠裡雇用了一些工人，早上八點鐘開始，中午十二點吃午飯，工廠給點補貼，工廠旁邊有人賣午餐，下午1點鐘開始工作到五點鐘。但是他跟我講說，有些非洲人當母親、當父親的，中午給他吃午餐的補貼，他捨不得去買午餐。

為什麼省下來呢？因為家裡還有孩子要上學，家裡還有孩子要買書，家裡還有孩子要吃飯。你想想作為一個父親或者母親，八點鐘到工廠上班，代表什麼？七點鐘之前就必須出發，六點鐘必須起床，六點半吃完早餐，然後到工廠工作到下午五點離開，六點鐘能不能到家，那麼至少有十二個小時的時間，他忍飢挨餓，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讓他的孩子有幾毛錢可以買書本，可以吃飯，這樣的父母能說他沒追求嗎？

我們可以說非洲國家的人沒有企業家精神嗎？

這也是我過去曾經有過的想法，但是我在世界銀行當副行長的時候，第一年到非洲的一個國家莫桑比克去，去的時候當然政府會安排我到各地去考察。

有一次從莫桑比克首都到它的一個鄉下的地方，車程兩個多小時，當中經過一個農貿市場。看到農貿市場我感到很好奇，就要去農貿市場看看這裡面到底賣什麼東西。就下了車，一群人陪著我往農貿市場走。

往農貿市場走的時候，看到有一群小女孩在農貿市場外面，用籃子裝著芒果，那些小女孩大概十多歲，長得挺可愛的。我覺得很好奇，我就往那些小女孩那邊走去，他們在農貿市場門外。我們一群人往她們那兒走，引起了農貿市場門口警察的注意，警察就跟著我們往那些小女孩走。在農貿市場外面的小女孩看到警察跟著來了，馬上拔腿就跑，帶著她們的芒果。

有些小孩，跑得快了就跌倒，芒果掉得滿地都是，跌倒的小女孩撿起一些芒果趕快又跑。那些小女孩為什麼不進入農貿市場呢？後來才知道跟我們國家一樣，進入農貿市場是要交錢的，那些小女孩為了省錢，冒著被警察抓的危險，從家裡樹上摘了幾個芒果拿來賣。

我看了以後就說，這些小女孩完全符合我們教科書裡所講的企業家，具有企業家精神。

什麼叫具有企業家精神呢？發現市場上有什麼需求、什麼獲利機會，就組織各種生產、商品賣到市場上去，抓住獲利的機會。而且敢冒風險，成本和效益一算，如果要交農貿市場的費用賺不了錢，所以她冒著被警察抓的危險，在外面賣芒果。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我們現在非常強調的企業家精神，發現市場機會敢冒風險，組織各種生產來抓住這個機會的精神，這些小女孩身上完全表現出來了，所以非洲國家的人民跟任何地方的人民一樣，都是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精神是天生的一個本能。

當然在任何大的人口裡面，都有一些人比較有企業家精神，有一些人企業家精神比較低，就像有些人智商比較高，有些人智商比較低一樣，但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的比例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非洲國家的人不會比其他國家的人笨，非洲國傢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的比例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少。

那是不是非洲國家政府不作為，造成非洲國家現在這麼貧窮呢？

實際上仔細看也不是，因為我們知道非洲國家原來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我們從書本上知道，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他們都在追求自己國家擺脫殖民統治，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終於實現了擺脫殖民統治，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跟我們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有很多人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他們的國家不惜犧牲生命，從而使他們的國家實現了獨立。獨立以後跟我們一樣，都希望能夠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希望能夠民富國強。

但是既然跟我們有一樣的追求，為什麼現在還這麼貧窮呢？

舊的發展思潮給非洲帶來了什麼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作「思路決定出路」。它們之所以沒有實現現代化，是因為思路上有問題。

思路上為什麼有問題呢？這是因為非洲國家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統治，但是思想理念上還完全照搬西方殖民國家的理念，通常他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人民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富足的生活。

當然要實現國家現代化，需要有理論指導，他們就把發達國家的理論用來指導他們的實踐，用發達國家的經驗作為他們的參考。實際上跟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總是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這些道理學會了，拿到我們國家來用，就能夠幫助我們國家實現現代化。

他們的革命追求的目標是讓老百姓能夠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要讓老百姓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通常他的參照系就是發達國家有什麼，我們希望也有什麼；發達國家什麼能做好，我們也希望和發達國家做得一樣好。以它為參照系來看，我們缺什麼，就要來補發達國家有的那部分，我們什麼東西做不好，就希望我們能夠像發達國家一樣做好。

結構主義的處方失敗了

從我研究的發展經濟學這是最明顯的。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前殖民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要追求他們國家現代化，為了指導他們的現代化才從現代主流經濟當中分離出來變成新的現代經濟學子學科。

發展經濟學在上世紀四〇年代剛剛出現時，第一波思潮現在叫結構主義。什麼叫結構主義？因為發展中國家當時希望的是能夠跟發達國家一樣富強，要跟它一樣富強，勞動生產率就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其前提是產業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

發達國家當時收入很高，生產力水平很強，是因為有現代化資本密集的大產業，發展中國家看看自己的產業，只有一些原始的農業，傳統的礦產資源產業，這些勞動生產率水平都很低。

因此當時結構主義認為如果要實現國家現代化，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現代化產業，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和人民的收入，這個邏輯似乎非常嚴謹。

但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產業都發展不起來，結構主義就認為這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傳統文化等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有太多市場失靈，因此建議由國家克服市場失靈，由國家直接動用資源，配置資源，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

當時非洲國家是這樣，當然二次大戰以後，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都推行這樣的戰略，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

在他們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的帶領之下，這些非洲國家推動現代化產業，鋼鐵廠、汽車廠等等的建設，發現這些產業在國家強力支持下是可以建立起來的，但是建立起來一般效率非常低，導致經濟停滯，接著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

所以看發達國家有什麼，你缺什麼，想按照發達國家有的努力去擁有，失敗了。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也失敗了

到了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國際發展經濟學界也在反思，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為什麼在第一代領導人努力和全民共同奮鬥之下，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當時的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發展不好，就是政府有太多干預，沒有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干預造成扭曲並產生各種由扭曲所導致的租金，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當時主流思想就從結構主義變成後來的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搞不好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現代化市場體系。

所謂完善的現代化市場體系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價格全部由市場決定，資源全部由市場配置，財政上不能夠有赤字，政府發揮有限政府的角色，主要功能是保護國防安全，執行法律，維持社會穩定。

新自由主義也好像很有說服力，因為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很多政府干預扭曲，資源錯誤配置，尋租現象非常普遍。任何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人都會接受只要是這樣效率肯定是低的。

在這種情況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發展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和幫助下，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財政穩定計劃的改革。

消滅貧困是世行等國際機構的使命之一，然而這項使命完成的並不順利。

從理論上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推行結果怎麼樣？推行的結果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原來建立的工業垮臺了，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不斷出現去工業化現象，工業在經濟當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少。

在八九十年代這些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平均經濟增長率比在推行結構主義的六七十年代還要低，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比六七十年代還要高。

因此有些經濟學家就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稱為是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迷失的二十年」。雖然從理論上來講這些改革措施很有說服力，但是推行的結果效果是非常差，後果非常嚴重。

成功經濟體的秘訣，是推行了「錯誤政策」

當然二次大戰以後，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貧窮，在兩百多個發展經濟體當中，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到目前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臺灣，中國大陸很可能在二〇二五年變成第三個二戰以後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在一九六〇年的時候，有一百〇一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二〇〇八年時也只有十三個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當時有八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外五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從歷史證據來看，真正能發展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我們從這些成功的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當中的政策來看，有一個非常讓人迷惑的現象。

這些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不管是從發展還是轉型來看，他們推行的主要政策從當時主流的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甚至是錯誤的。

比如，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應該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但是東亞這些經濟體，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的卻是傳統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的輕加工業。

當時的看法是，發達國家產業那麼先進，生產率水平那麼高，發展勞動密集型小型加工業怎麼能趕得上呢？

當時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應該發展現代化大工業，要自己生產，不要從發達國家進口那些先進產業的產品，主張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但是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是出口導向戰略，發展那些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小加工業，這樣的戰略在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現在真正趕上它們的就是那些積極實行「錯誤政策」的發展中經濟體。

在轉型問題上也一樣，上世紀八〇年代所有發展中經濟體都在轉型，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戰略走向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轉型的普遍的看法是，應該推行「休克療法」，一次性地把政府的各種干預扭曲都取消掉，這樣才有辦法建立起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效率才能提高，才能趕上發達國家。

當時還有一個看法，如果在轉型當中是「三心二意」，像中國推行的漸進的、雙軌的轉型，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認為會造成經濟社會資源錯誤配置，腐敗橫行，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看法。

但是現在在轉型過程當中，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少數經濟體，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以及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比較好的，像波蘭、斯洛文尼亞，或者前蘇聯國家當中表現比較好的，像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推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改革，保留了不少干預扭曲和國有企業。

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根據理論上看起來一清二楚的主流理論來做是不成功的，少數成功的幾個經濟體，它們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尋找新的發展思路

學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一個理論能夠幫我們認識世界，但是，按理論去做的結果比原來更糟，那學這個理論就沒有什麼目的了。但是那些成功的少數經濟體到底有沒有什麼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我看了一下這些少數成功的經濟體，它們倒是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第一個共同特性是它們不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我缺什麼，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我什麼東西做不好，作為它的發展政策和轉型政策的出發點，它們一般是從我有什麼，根據我有的我什麼東西能夠做好，然後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是一個共同的特性，不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而是以自己做參照系。

第二，它們普遍都是比較務實的比如在轉型的時候，如果一下子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原來的體系就崩潰了。在這種狀況之下，就像中國那樣，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傳統的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繼續給他一些必要的保護補貼，開放並因勢利導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相比，拿發達國家做參照系可以看到處是問題。那麼問題要解決，總要有時間，要有資源，要有執行力。這在發展中國家都欠缺，不可能等什麼問題都解決好再來發展經濟，而且全世界也沒有把什麼問題都解決好再去發展而取得成功的經濟體。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把有限的資源和有限的力量，按毛主席所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集中在一個點上先取得成功，然後再讓星星之火去燎原，這是我看少數幾個發展中國家或者經濟體成功的共同特性。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這是我最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想探討的。當然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有一天我們希望變成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有一樣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要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就要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要提高，現有產業的技術水平必須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可以生產的產品更多更好，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必須不斷湧現，可以把資源不斷從低附加值產業配置到高附加值產業，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和收入水平才能不斷提高。

技工們在尼日利亞拉各斯的奧馬泰克工廠裝配電腦。 圖片來源：Panos/Sven Torfinn

在產業結構這樣的轉型當中，最早的產業是農業，逐漸進入到製造業，最後到服務業。在這個過程當中，隨著生產規模加大，市場範圍拓寬，要不斷改善交通基礎設施。隨著現代化產業發展，機器設備需要電力，也必須提供電力的基礎設施。

現代的產業投資越來越多，必須要有資本，每個企業家自己的錢不夠，必須要有金融市場來動員資本投入到新的產業上去。隨著發展，產品的價值越來越高，交換範圍越來越廣，交易的雙方從熟人變成不認識的人，要交易必須要寫合同，合同不會自己執行，所以必須要有執法機構。

也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要不斷創新、產業要不斷升級，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相應完善，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在這個過程當中，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點不同，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都是最發達，收入水平最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最高，代表它們的技術和產業在世界上都是最好的。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要技術創新，自己必須發明，他們產業要升級，自己必須發明，自己發明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大。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好的地方是落後，代表我們勞動生產率真水平低，代表我們技術比較落後，但是我們可以引進發達國家技術，模仿發達國家技術從而獲得技術創新。

在產業升級方面也同樣，我們的產業附加價值低，可以進入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只要它的附加價值比我們現有的產業高，那就是產業升級，這就是經濟學裡說的後發優勢。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就應該比發達國家更快，因為模仿學習的成本總比自己發明低，而且風險比自己發明小。照理說，發展中國家可以跟發達國家不斷縮小差距，甚至趕上超過發達國家。

但是為什麼真正能實現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非常少，主要原因是要認識到這一點，發達國家現在產業很先進，資本很密集，為什麼這樣？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都是比較傳統的，用的勞動力比較多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的農業和礦產業。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資本比較密集的現代化產業。

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是什麼？最短缺的是資本，在這種狀況之下，這種資本密集型產業不是它的比較優勢，有比較優勢的是那些勞動力比較密集、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

只有一個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它的要素生產成本才會在國內國外的同一產業中處於最低水平。如果也可以有相應的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的話，交易費用也會比較低，這一產業就會從這個國家比較優勢變成這個國家的競爭優勢。

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在於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形成競爭優勢，在目前這種要素稟賦結構狀況下，必然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或者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

當然發展的目標是不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希望有一天能夠達到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收入水平、一樣高的勞動力水平和和一樣高的產業水平。但是因為產業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要達到一樣高的產業水平，你就要讓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資本相對勞動力的量，跟發達國家處於同樣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開始的時候資本非常少，怎麼樣才能夠讓資本擁有量快速增加呢？資本是怎麼來的？資本是在生產當中的剩餘，不把它消費掉，積累下來投入生產就變成資本了。

要快速積累資本，用什麼方式最好？就是在每個發展階段，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然後給具有比較優勢的產相應的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就樣要素生產成本在國際上處於最低，交易費用也低就可以變得有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可以創造更大的剩餘，而且按照比較優勢投資，回報率會最高，積累的速度會最快，要素稟賦積累的速度也就最快。

在要素稟賦結構升級、人均資本越來越多的時候，在升級的過程當中，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差距的後發優勢，來減少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而加速發展。這個道理如果想清楚了好像也很明白。

二〇一二年時，中企在埃塞俄比亞的鞋靴廠

為什麼要講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我前面說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這是經濟學家才能懂的語言，對於企業家來說追求的是利潤，怎麼讓企業家在追求利潤的時候，主動按照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採用技術呢？

那必須有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就是必須有完善的靈活的價格信號，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資本少的時候資本必須昂貴，勞動力多的時候勞動力必須便宜。

反過來，資本多的時候資本比較便宜，勞動力少的時候勞動力必須貴。怎樣才能有這樣的價格體系呢？就是必須有充分競爭的市場，所以市場非常重要。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還必須清楚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而是必須不斷地隨著資本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進行產業技術升級，而產業技術升級以後，要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必須不斷完善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而這不是企業家能做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必須政府來協調，或政府來提供。

所以一個經濟要發展，一方面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所以必須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靠競爭來配置資源，靠競爭來給這些企業家提供準確的價格信號。

但是經濟發展還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升級和完善的過程，所以也必須有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因勢利導這些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在這個過程當中，產業政策就變得必要了。為什麼？因為發展中國家，必然是軟硬基礎設施比較欠缺或不完善，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跟發達國家一樣好，也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制度安排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

發展中國家從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要不斷爬結構升級的階梯，進入到現代社會，政府必須根據產業升級需要，去完善基礎設施，完善制度安排。

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都是需要資源和政府執行能力的，而資源和政府的執行能力又是有限的，既然有限，經濟學家都知道，就要進行資源配置。

政府應該把有限的資源和執行能力用在能夠最大地支持經濟發展、可以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每個產業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又不完全一樣，因此必須選擇那些在發展的時候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形成最大的競爭力、創造最多的出口，然後造就最大的財富積累的產業。必須做這些分析，然後配置資源才會有效。

也就是說對於有限的資源，政府必需根據他所要發展的產業來進行配置。這樣我們就可以瞭解為什麼過去那些以發達國家有什麼、發達國家能做好什麼來做參照系的思維是失敗的。

比如說結構主義，認為要變成發達國家，收入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就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好像這個邏輯很難推翻，但是他忘了什麼呢？忘了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密集，是因為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比較豐富，如果他要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那他就競爭不過發展中國家了。

有的人總是說我們競爭不了美國，那是什麼產業競爭不了美國？在那種很先進的，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密集的先進產業我們確實競爭不過美國，但是在美國的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不買中國商品都非常難。所以特朗普才要提出製造業回到美國去，勞動力很密集的中國優勢產業，它根本沒有辦法跟我們競爭。

結構主義應該講，它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效果是非常差的，因為他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他要發展中國家在資本非常短缺的情況下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

資本密集型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資金的成本，資本短缺資金的成本必然高，不僅要素生產成本會太高，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肯定不如發達國家，交易成本就比較高。

在這種狀況下，這種產業即使能夠建立起來，也沒有競爭力，只能不斷給予保護補貼。不斷給保護補貼，它還是沒競爭力，因為它還是成本很高，所以就導致這些國家把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以後，普遍經濟停滯，危機不斷。

新自由主義講起來好像也很有道理，政府的干預和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造成尋租行為，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市場應該把政府的干預全部消除掉，好像很有道理，所以才有那麼多人接受。

但是新自由主義忘了一點，原來存在的扭曲、干預，是因為有一批現代化的大產業在那個地方，如果把這些干預扭曲都取消掉，那些現代化大產業就要垮臺。

垮臺的結果是什麼？會造成大量失業，導致政治不穩定、社會不穩定，怎麼發展經濟呢？而且當中有一部分大的資本密集產業還不敢讓它垮臺，因為它跟國防安全有關，如果那些產業垮臺，就會影響國防安全。

假如今天俄羅斯讓它在計劃經濟下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現代化軍事工業垮臺的話，那今天普京就不敢跟美國叫板。

在這種狀況下，即使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前門把補貼取消掉，後門又把補貼引進來，而且後門引進的補貼比原來還高，大量的經驗事實證明這一點，這是新自由主義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新自由主義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倒掉。他是看到前面結構主義的時候，政府對市場有太多干預，就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就是現在國內有一批學者說的，政府應該是有限政府。

除了維持國防安全和法律及社會秩序之外，政府不應該干涉任何市場行為，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必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完善各種制度安排，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是市場不能自發完成的，需要政府協調很多企業來做，或者政府直接提供。

在這種狀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原來一批產業垮臺了，新的產業一直不出現。我跑到很多非洲國家，跑到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所看到的普遍的是去工業化，舊的工業消失了，新的工業一直不能出現，在這種狀況之下，它的經濟發展速度當然非常慢，不能創造就業，不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中非合作已經進入到了窗口機遇期

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們發現成功的經濟體都有一個特性，在收入低的時候一定是農業經濟，包括西歐現代化發達國家，在十八世紀之前也是農業經濟，收入水平很低。它們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工業經濟，有一個特點，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

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開始，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業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農村的農業勞動力進入到紡織業工廠，變成現代化的製造業工人。然後隨著技術創新，不斷進行產業升級，從工業革命開始是這樣的。

後來西歐國家，像法國、比利時、瑞典、德國、意大利、瑞士，他們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也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如果你有一天到歐洲國家，問他們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他們那個地方的產業是什麼，紡織業、輕加工業。到北美也是這樣，如果到英格蘭地區，到巴爾的摩，問他們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一直到20世紀初期的時候有的是什麼產業？

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什麼？因為要把大量農村勞動力變成現代化製造業工人，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兩個好處。

第一，它符合比較優勢，勞動力多，工資成本低，要素生產成本低。

第二，它提供大量從農業文化變成現代製造業文化、工廠文化的機會，這樣來培訓工人。老的工業化國家是走這樣的道路。

二次大戰以後，新的工業化經濟體，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它們的發展也都是從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開始的，輕加工業、紡織業、成衣業、制鞋業、簡單電子加工業。

我們再來看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帶來大量農村勞動力向現代化製造業轉移。一九七九年我們八成一的人是住在農村的，七成八的勞動力是從事農業的。為什麼能夠吸納那麼多人進入現代化製造業？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所以成功的國家有一個特性，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實現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化製造業的轉型。成功追趕的國家還有一個特性，那就是抓住了一個窗口機遇期。

人均收入水平比較高的工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提高、資本增加，要進入資本更密集的產業，這樣就把勞動力密集型、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的市場讓出來。成功追趕的經濟體都是抓住比自己更發達的國家在產業結構升級當中讓出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空間，並且趕快進入而成功。

由中國企業採用全套中國標準和中國裝備建造的非洲第一條現代電氣化鐵路——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鐵路（亞吉鐵路）於去年十月五日正式通車

二戰以後日本就是這樣，五六十年代，美國工資高，日本的產業就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電子加工業、成衣業、紡織業。

到了六〇年代它的工資也上去了，亞洲「四小龍」當時還在農業經濟，就利用日本產業結構轉型的時候，進入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

到八〇年代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它們工資水平也上去了，必須退出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我們正好在改革開放中進入到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所以發展得非常得快。

從這種歷史經驗來看，今天非洲國家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期。經過卅八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與六〇年代的日本、八〇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一樣，因為我們一九七九年人均ＧＤＰ連非洲國家三分之一都不到，現在是八千五美元。工資水平，比如藍領工人每個月是六百美元左右，非洲國家在五十美元左右，最高一百美元。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如果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技術水平、資本密集程度不斷提高，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必須逐漸地轉移出去，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窗口機遇期。

我說千載難逢是因為六〇年代，日本工資上漲，產業轉移的時候，日本製造業雇用的人數是九百七十萬，八〇年代亞洲「四小龍」在傳統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失去比較優勢，這些產業要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的時候，韓國雇用的人數是兩百卅萬，中國臺灣一百五十萬，中國香港一百萬，新加坡五十萬。

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中國內地製造業雇用的人數是一億兩千四百萬，當中有八千五百萬人是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這些產業必然會給其他收入比較低的國家，包括非洲國家提供一個窗口機遇期。

當然要抓住窗口機遇期必須給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比較差，這時候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來推動亞歐非國家基礎設施的完善和互聯互通。

如何把這兩個機遇結合起來？

在二〇一五年舉辦中非合作論壇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非合作夥伴計劃，裡面有十項舉措：

第一項是幫助非洲國家實現工業化，第二項是幫助非洲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在農村，農村也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也要結構變遷。

第三項是基礎設施完善。如果把這幾個合作計劃結合在一起，非洲國家就能夠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就能夠實現他們從農業社會或者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的轉變，像其他抓住窗口機遇期的國家一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改變現在貧窮落後的面貌。

結語：思路決定出路

總的來講，思路決定出路。這個思路是什麼？首先必須看每個國家現在有什麼，什麼東西能做好，然後通過政府跟企業的共同努力，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

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非常務實，最終目標是達到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收入水平，現代化市場體系，各種制度安排非常完善。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只能一步一步來做，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必須像毛主席所講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像毛主席所講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把有限的資源用於具有潛在比較優勢，能夠很快變成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創造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的條件。

現在的非洲，有兩個資源最豐富，不是自然資源多就是勞動力多，所以他應該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也應該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要把這些產業發展起來，必須有好的基礎設施，必須有比較好的營商環境，還必須有國際買家的信心。

這些都是他欠缺的，這種狀況下怎麼解決呢？關於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全國普遍差，那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做一個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在裡面實現一站式服務，那它的基礎設施就好了，營商環境就好了，交易成本就低了。

開始的時候商品要賣到國際上，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像中國一樣招商引資，把中國在生產，為國際加工的老闆們招到非洲來設廠，他們就會帶來技術，帶來資本，帶來國際渠道，帶來國際買家的信心。這樣很快的就會在非洲國家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然後產生星火可以燎原的效果。

這個思路我在世界銀行的時候就開始提倡，開始時大家反對，說這是產業政策的思路。但是非洲國家在八〇年代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以後，已經有30多年沒有實行產業政策，沒有政府的因勢利導，結果是去工業化。

我開始推出這個想法時，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聽了以後覺得很有道理，馬上付諸實踐，真的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我二〇一一年三月份帶著我的研究報告和思路去見梅萊斯，說你的國家有皮革，而且有廉價勞動力，制鞋業應該有比較優勢。

二〇一〇年時，中國制鞋業雇用的人數是一千九百萬，我們工資是他們的十倍，但是埃塞俄比亞在皮革業雇用的人數只有八千人，而且只賣國內市場。而且他們的國內市場還被中國皮鞋擠壓得快不行了。

為什麼呢？就是前面講的基礎設施差，營商環境差，國際買家沒信心。我就跟他講，基礎設施差可以設立工業園，營商環境不好，全國改變不容易，總可以在工業園裡實行一站式服務。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把中國企業招來，實行中國一把手工程。他很聰明，一聽了馬上做，我三月份見到他，八月份他就來中國招商引資。

過去他招商引資也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這種傳統的「夕陽產業」是不歡迎的，要招的是高科技產業，招了好多年也沒有人來，我說你現在應該招符合比較優勢的，馬上能夠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他果然這次就定向招商，而且只針對皮革業。

東莞當時生產女鞋最大的企業是華堅，在國內雇用兩萬五千人，他們的產品賣給歐洲、美國市場。他聽到總理親自招商，跟他拍肩膀，所以很感動，於是十月份就到埃塞俄比亞考察，考察了以後覺得可以，工資成本這麼低，當時馬上招了八十六個工人，送到國內培訓三個月，二〇一二年元月份開始設立兩條生產線生產，雇用六百個人。

三月份產品出口，五月份就變成埃塞俄比亞最大的出口企業，到年底就雇用到兩千，讓埃塞俄比亞皮革出口翻了一番還要多。

但是重要的不是一家企業的成功，是所謂的星火燎原。因為這家企業成功以後，現在埃塞俄比亞變成非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它本來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差，又是內陸國家，從來沒有人認為它可以變成現代製造業加工基地，現在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

而且埃塞成功以後，同樣成功的故事在盧旺達也立竿見影。如同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沒有人看好亞洲，當時大家認為亞洲是最沒希望的地方，現在亞洲變成少數從低收入變成現代化的高收入經濟體的地方。

為什麼過去大家認為亞洲最沒希望呢？因為從主流來看，亞洲沒有成為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些必要條件真的是必要條件嗎？

一九八〇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經濟增長來講，一直維持快速發展，但是為什麼人家老講中國崩潰論，原因是中國好像也沒有大家認為一個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所需要的那些必要條件。

所以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現在讀的書裡面講的必要條件，真的是必要條件嗎，也許不是。

我想如果按照我前面的討論，不是從發達國家的標準來看，因為所謂必要條件都是根據發達國家的體制和經驗，我們根據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我們自己有的能做好什麼，然後在政府跟市場，政府跟企業的努力下，把這些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這樣的話，就能夠從一點成功帶來星火燎原，帶來全面成功。

沿著中國產業轉型的機會和「一帶一路」所創造的契機，我想非洲國家在同樣的思路之下，也能夠克服目前來講大家認為很欠缺的條件，取得跟我們同樣的成功，有一天能夠實現「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全人類都可以共同進入到繁榮富裕的社會。

謝謝！

圓桌討論 圖—觀察者網高艷平。從左至右：主持人儲琳、翻譯、孟加、林毅夫、王燕、申曉方

以下為圓桌論壇討論內容：

討論人：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塞勒斯汀．孟加（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申曉方（前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高級投資政策官員，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王燕（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主持人：

接著孟加先生剛才所提到的關於非洲的情況，我們這次的主題是下一站非洲，剛才孟加博士提到在非洲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像埃塞俄比亞，我們在ＰＰＴ上看到，坦桑尼亞過去十幾年也是年均七趴的ＧＤＰ增長率；但是非洲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沒有像人們當初希望的那樣發展得好，比如加納。

兩位教授都提到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過程中，政府介入是很重要的，但是政府也可能做出一些錯誤決策，所以我想問孟加博士，像非洲國家做出錯誤的決策是為什麼，為什麼持續那麼長，有沒有什麼辦法讓他走上正確的路徑？

塞勒斯汀．孟加：

我一直認為包括林教授之前也聽到過，大部分的政治領袖，他們其實主要有兩個目標，

首先是保障權力，他們掌權的時間越長越好；
第二，在保障權力的前提下，能夠青史留名。

如果要保障權力，他們就需要考慮他們的觀念以及領導力的質量。比如說我們需要採取哪些措施，需要哪些建議採取合理的措施。

但是如果這個措施的結果並不奏效，他應該謙卑地承認說我當時犯了一個錯誤，並沒有很好地研究現實情況。

但是現在的現實是許多非洲國家，它們自獨立以後，他們的領導人都沒有這樣自律和謙卑的態度。

林毅夫：

我同意孟加博士談的，目前來看確實有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做得不好，國家發展狀況也很糟，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去想，那些國家領導人他從政目標是什麼，其實現在的非洲和過去在歷史上以及和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領導人一樣，從政的主要目標有兩個：

第一，希望能夠長期執政。

第二，如果長期執政沒有問題，希望青史留名。

那麼怎麼才能達到這兩個目標呢？最好的方式是給國家帶來繁榮，讓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老百姓就會支持他長期執政，他也能夠青史留名。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從亞當．斯密到現在有那麼多經濟學家做研究，但是，他們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繁榮，就像我前面講的從結構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實行那些理論的結果是給國家帶來經濟發展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在這種狀況下，這些領導人當然不能青史留名了，但他要長期執政，因此就形成惡性循環，也就是為了長期執政，只好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集團，給他們各種尋租的機會，換取他們的支持來鞏固領導人個人的繼續執行。結果經濟就越發展不好，人們越不滿，領導人就越需要靠利益集團來支持，而使得國家的發展每況愈下。

這種狀況怎麼改變呢？通行做法是要改善透明度，改善治理，如果這麼做的話，這個領導人就要下臺，為了不下臺，他就陽奉陰違，即使他被趕下臺，新上臺的，如果找不到真的能夠給國家帶來繁榮的道路，結果為了能夠繼續執政，就跟上一任一樣去建立個人的小利益集團，只不過趕走了一位壞的領導人換來一位新的壞領導。

另外，國際發展機構發現過去推行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不成功，就轉而關注人道主義的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援助，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做教育和健康，即使做好了，培養了很多大學生，但是經濟沒有發展起來，就業沒有機會，這些受教育的年輕人就開始不滿，引起社會動蕩等等。

非洲國家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什麼？確實他們的經濟發展不好，他們的領導人想留在職位上，不願意下臺。這種狀況怎麼改變？我覺得要非常務實的，找出一些能夠很快給國家帶來成功的案例，這些成功的案例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創造出口，能夠增加大家對未來的信心，在這種狀況之下，就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一個點的成功帶動面的成功，改變國家的面貌。如果有這麼一個思路和政策建議，其實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為了長期執政以及青史留名，他們也會誠心誠意地去推動。

我講兩個故事，我二年的時候在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帶了一個報告給埃塞俄比亞原來的總理梅萊斯，跟他建議學習中國的築巢引鳳，把工業園做好，招商引資，一把手工程，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把埃塞俄比亞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皮革產業發展起來。他聽了馬上做了，馬上出現了效果，立竿見影。

這個成功的故事不只局限在埃塞俄比亞，旁邊還有一個內陸小國叫盧旺達，他的總統看到埃塞俄比亞成功了，他坐不住了，他說你幫助埃塞俄比亞成功，希望也幫助盧旺達成功。所以他二〇一三年九月份到天津參加達沃斯論壇，來之前托使館和我聯繫，希望談談怎麼幫助盧旺達。

我過去在世行的時候就認識他，是老朋友，老朋友到中國願意來北大看我，很高興，但是很不幸，他在中國的時候，我正好在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也是總統要見我，我不能說老朋友來了就不見新朋友，我就說很遺憾這次見不了，結果他為了見我，在中國等了兩天。

你想想看一位現任總統，為了見一個學者，會在外國等兩天，他的願望非常高。我們中國有劉備三顧茅廬見諸葛亮，這是作為佳話和美談的，當時劉備還是流亡分子，一位現任總統為了向一個學者請教，願意在國外坐等兩天，可見只要有能夠見實效的真知灼見，非洲國家領導人他也是願意禮賢下士，真心學習的。

而且我前面講了，我們在書裡的那些建議，在盧旺達也是同樣發揮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不願意學，而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和學者，不是談那些高大上，發達國家怎麼發展的，發達國家有什麼，然後指出你這個地方不行，那個地方不行。

現在需要的是有些辦法和建議能夠馬上見實效，可以星火燎原，讓一個國家能夠發展起來，如果有這樣的學問，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是願意學的，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命運。由一點的成功，星火燎原，帶動一個面成功，一個國家成功，帶來整個非洲國家的成功。

王燕：

我和林教授寫了一本書，在非洲有很多國家接受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援助，還有周邊發展銀行的援助，這些援助有的時候有效，有的時候無效。但中國對於南南發展的援助，老實講我們能夠達到雙贏的目的。

為什麼能夠達到雙贏？是因為中國有三個方面的比較優勢：

第一，在建設基礎設施方面的比較優勢；

第二，在製造業方面的比較優勢；

第三，中國還有耐心資本，非常長期的願意投資於實業的資本，包括中國二〇一六年有一千八百卅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入。

我想問的是非洲國家能夠做什麼工作，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投資？

申曉方：

我可以從個人的經歷向孟加和林老師提一個問題，剛才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在十年、廿年一直堅持在一個錯誤理念，一直沿著一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以至於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跟國際經濟發展距離拉開。

因為我在中國長大，我下過鄉，當過工人，我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中國頭十年引進外資的研究。我在世行國際金融公司工作了廿多年，到過十五六個非洲國家從事投資政策方面的工作。

我經常會聽到一個理念，而且我自己確實也一而再、再而三碰到這樣的問題。很多非洲國家政府說得多，但是做起來慢。

有的時候，一個國家領導人，他願意幹這件事，但是到了操作執行的時候，有很多的部門，層層的部門討論來討論去，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因此，讓很多本來是很好的想法，很好的項目耽誤時間太長。

這個問題我在非洲感受有點深，但是我後來在盧旺達工作的時候，讓我大開眼界。讓我改變了這個想法，為什麼呢？因為我到了這個國家以後，發現盧旺達這個國家本來是特別落後的，起點很低，但是這個國家好像管理得井井有條，參加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的會議，沒有一次是對方遲到的，有的時候反而是我們遲到了。

還有他們整個城市搞得特別乾淨，整個街道管理次序特別好。孩子們上學人手一個電腦，我當時真是驚訝得不得了。

盧旺達學校

那是二〇〇八年，我去之前做好了思想準備，這個國家一定會看到最糟糕的情況，即使在非洲可能也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到了那兒以後大吃一驚。後來我就問我們一起合作的夥伴，他們告訴我，這些發展和轉變完全是由他們的領導人一手促成的。

當時，這位總統上任的時候，第一次開內閣會議，只有兩個部長是按時到的，其他部長統統遲到。到開會的時間了，這個總統就說，其他人沒來沒關係，我們現在就開會。後面的部長陸陸續續來了，他就不理後到的部長，他只是跟準時到的部長交談，從那個時候再也沒有人敢遲到。

後來這個項目我們進行得非常開心，非常好。這個項目結束的時候，這個政府非常感謝我們團隊，他就跟我說，真的非常感謝你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東西，我就跟他說，我要感謝你們，因為在你們這兒工作，讓我改變了對非洲的看法。

我想問問特別是孟加博士，非洲政府的很多政府結構裡，為什麼盧旺達能夠這麼做？再加上我們現在看的幾個亮點，埃塞俄比亞的總理也是這樣的，埃塞俄比亞總理曾經說過我要做埃塞俄比亞的李光耀，他說幹就幹。

主持人：

您剛才說了埃塞俄比亞的例子，盧旺達的例子，還有十幾個您看到比較失望的例子，他們的政治體制是一樣的嗎？還是有區別？

申曉方：

因為我不是研究政治體制的專業人員，但是我就覺得這一點我在進行投資政策還有投資項目的時候，我的感觸特別深，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聽孟加博士說一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是不是這個裡面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可以深思的問題呢？

塞勒斯汀．孟加：

在林教授面前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很難的，首先跟大家談一談盧旺達，我認為盧旺達現在的發展其實只是一個序曲。

我記得一九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多年，那時候有人跟我說過一個故事，有人問鄧小平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鄧小平回答是為時過早，我認為確實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評價盧旺達的成功，或者應該借鑒什麼做法，還是為時過早。但是很明確的一點是，領導力真的非常重要。

在一九九四年的時候，那個時候盧旺達發生了一起慘劇，在一九九四年之前，盧旺達和鄰國布隆迪、烏干達這些情況都差不多，政府體制也非常類似

但是一九九四年出現了一起種族滅絕事件，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有一百萬人被殺害，這就為盧旺達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為非洲大陸留下了心裡上的創傷，因為之前從來沒有人經歷過這麼大規模的慘劇。

當時盧旺達領導人卡加梅，他發起一場革命果斷停止了這場大屠殺，但是因為對於那次悲劇事件的看法給非洲大陸留下了心裡上的傷疤或者說後遺症，其實許多非洲國家和非洲人民對此並沒有採取很好的措施。

但是盧旺達總統是非常有遠見的人，他對人民非常務實，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非常務實，非常勇敢，他不懼阻力，也不擔心和恐懼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對自己的指責，他只要對自己的人民和歷史負責。

主持人：

非洲也已有一些領導人被認為非常具有領導力的，比如加納的總統，但是他執政不到十年就發生了政變，所以一個國家碰到一個優秀的領導人，而且還能夠穩定地長期爭執，這個得靠運氣嗎？

塞勒斯汀．孟加：

加納可以說是二戰以後撒哈拉以南第一個取得獨立的，同時它有一個非常有卓見的領導人，他吸納很多人才給他出謀劃策，甚至邀請到劉易斯為他提供建議。

但是在政治領域，就像林毅夫教授提到的，如果你不能採取短平快的措施，迅速讓人們看到積極的變化和效果，那在政治上你的脆弱性就會大大加強，尤其你採取一些非常大膽，甚至反傳統或者反已有傳統做法的政策的時候，你的政治脆弱性會大大加強。

當然恩克魯瑪總統是非常有遠見的領袖，但是他的政策見效需要的時間非常長，他就不能給人民提供機會。

他非常喜歡寫書，他寫過一本書叫《歷史哲學主義》。這本書非常好，他的個人興趣也非常好，但是這並不能帶來就業機會。所以他就沒有以最快的時間為這個國家和地區帶來經濟效益和進步，這使得他的政治地位變得非常脆弱。

於是在他一次出訪期間，國外勢力聯合國內力量發起一場政變，主要是對於他的民族主義看法。所以作為一個好的領袖，你能夠採取一些見效最快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塞勒斯汀．孟加（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林毅夫：

我倒不完全認為政治體制是非常關鍵的，當然我前面提到的埃塞俄比亞和盧旺達，他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盧旺達的總統卡加梅，埃塞俄比亞的總理梅萊斯，他們都是比較強權的領導。

但是今天非洲最成功的國家是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多黨制的民主體制，而且還是法國殖民地。毛里求斯成功的原因和中國完全一樣，在六〇年代的時候，也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做一些進口替代戰略，用各種政府的干預和扭曲，去保護住國內的進口替代產業。

當然這裡就有剛才孟加博士講的問題，要保護那些進口替代產業，資本比較密集，提供的就業機會很少，又是違反比較優勢，沒有競爭力，只能靠補貼，效率非常低。

他們從一九七一年開始改革，他的改革成功跟中國一樣，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原來的保護扭曲，政府干預一點都沒有消除。新人新辦法，也跟中國一樣，設立了一個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區裡面是一切都放開，同樣是積極招商引資，當時它的工資水平比較低，就到我國香港、臺灣去把當時的勞動密集型紡織和成衣業招商引資到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因為工資便宜，招商引資來的產業發展非常快，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原來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現在變成比較優勢了，保護補貼就不需要了。所以我們這種務實的、漸進雙軌的，中國是最成功、最出名的，其實最早推行的是毛里求斯。

而且我曾經談到，一般經濟學界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必須有這個前提條件、那個前提條件。

一九六〇年的時候，世界銀行請了一個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愛德華．米德，後來得了諾貝爾獎，去做研究，寫毛里求斯的國家發展報告。他做了研究以後得出一個結論，說毛里求斯是一個一點希望都沒有的國家。

為什麼？因為它的經濟規模非常小，是個小島國，一九六〇年的時候只有五十萬人，而且孤懸在印度洋，距離歐洲市場和美國市場都很遠，當時主要產業只有甘蔗種植一種，是單一經濟，再加上有那麼多政府干預和扭曲。

所以成功的要素它一個都沒有，但是今天毛里求斯人均ＧＤＰ比中國還高，超過一萬美元。我覺得還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只要思路對，如果有比較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推動會比較快一點。但是只要思路對，即使民主體制，能夠創造就業、出口、外匯、財政稅收、經濟的蓬勃發展，不管誰上臺，誰都要這些，即使是在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制國家，這種政策都會被繼續執行下去，同樣會帶來經濟發展的成功。

所以有些認為必須制度作為前提條件的，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思路和政策。只要思路對形成的政策有效，不管在什麼體制下都能夠帶來經濟發展的成功，而且都能夠不斷被執行下去。

《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跡》 林毅夫 ［喀麥隆］塞勒斯汀．孟加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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