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之死：誰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
2015-01-08
七日上午，法國巴黎發生近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一家諷刺週報《查理週刊》因為諷刺伊斯蘭教的漫畫，遭到穆斯林蒙面槍手槍擊，一共十二人死亡。當天晚間法國各大城市自主發起「我是查理／我們是查理」的集會遊行，譴責以暴力威脅新聞與言論自由，更借用童書「查理在哪裡？」的意涵，向恐怖主義宣戰：如果要把槍口指向批判的人，不用找了，我們每個人就是查理。而除了政黨籲求民族團結以外，西方社群媒體上更以各種標籤進行串聯，比如#JeSuisCharlie（我是查理）、#CharlieHebdo（查理週刊）、#LibertéExpression（言論自由）。
查理週刊好像喚醒了當代公民面對恐怖的勇敢，但查理之死恐怕沒有那麼簡單，簡淺地觀察現下的網路社群言論，或許已然有了演生成「自由／極權」、「和平／暴力」、「文明／野蠻」、「西方／伊斯蘭世界」等簡化而二分的趨勢，反伊斯蘭勢力正在應運而生。
我們可能都不是當事人，不能夠體認到經歷的傷痛與害怕；但我們也都可以是當事人，此意指並非要越俎代庖地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我們不能決定和解或是原諒，而是至少就查理之死，要盡可能地去認識上述詞組的應對關係，不是那麼直觀而無庸置疑。
首先，既然恐怖行動是針對伊斯蘭諷刺漫畫而起，那麼第一個可以追問的問題就可能是：「仇恨言論是不是能夠被言論自由所保障？」這個問題在法界判例上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較為流行的自由論者認為，法律制度要能保障任何一切言論不受到侵犯，除非有顯而易見的危險；相對地歐陸則多半持平等論，主張仇恨言論並不能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自由並不能凌駕於平等，比如德國對於納粹相關的神經十分敏感，認為唯有在保障種族、宗教、性別等平等在前的自由，才能夠是真自由。（延伸閱讀：仇恨言論管制、族群平等法、反歧視法）
同時，若是把權力的結構放入來看，或許也可以再次揣想「在法國開基督教的玩笑」，與「在法國開伊斯蘭的玩笑」，這兩件事真的是那麼相同的嗎？少數民族普遍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與權力不等的結構互為因果，權力流動確有可能，但是針對整個宗教或是民族而為的「開個玩笑」，下場就不是那麼稀鬆平常。例如把「法國－伊斯蘭」的位置抽換為「男性－女性」或是「漢人－原住民」，正是因為基於性別、種族、國際局勢上的權力不對等，使得權力大者往往才有開玩笑、散佈言論的空間，而沒有權力的一方，就只能無端地接受未必好笑的玩笑而已。
至進一步地來看，人們現在如此鄭重地對待「和平」這個詞，要高舉和平而憎恨一切關乎暴力的形式，然而人們卻未必真的如自己想像中地在乎和平。
比如當歐美以和平的大手，用坦克與軍隊進入伊斯蘭國家時，我們就未必能夠對和平有同樣程度的關懷與愛護。在傳統媒體再現上，詮釋與言說的權力與生產、揀選、設定新聞框架的人息息相關，資訊的地表並不平坦，首先我們可能得先理解，文化多是經由社會學習與建構的，也於是那必然是權力與政治的場域，是個經由各種意識形態角逐競爭的結果。
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多半未能仔細考慮在國際關係中各國權力的作用有強有弱，忽略發展不均的地理現實，導致問題被視為是個人或是單一族群，未能顧及歷史與文化脈絡。擁有六百萬人口的穆斯林，伊斯蘭教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由於勞動力需求，法國在戰後廣大地接收來自前殖民地的工作人口，在七〇年代起廣發工作居留證，移民子女就此長居法國，然而儘管穆斯林是為法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卻未在議會佔有任何一席，任何一個大都市中也未能夠見穆斯林擔任政治首長，政治實權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被淡化。
法國的穆斯民社群命運從未真的安穩過，甚至是他們的死亡，或是遭受到的、更為隱而不顯的暴力，從來沒有能夠得到同等的聲援。比如自2011年起的法國禁紗令，禁止女性信徒在公共場合內配戴面紗。官方說法是希望是依據世俗化原則，取消任何宗教象徵，同時以此阻絕在面紗下攜帶危險物品的可能，背後的意思正是預設所有的穆斯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自由、平等、博愛，就到她們的面紗為止，此一針對特定宗教與性別的法令廣受批評，比利時卻依然跟進，甚至在去年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間接承認。
除了從禁紗令可以隱約看出歐洲極右派復甦的暗湧以外，更暗示了當代法國社會對異族或是他者的想像，在主流公眾意見之中是多麼地扁平匱乏。近年內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竄起亦是個嚴重的現象。普遍而言，法國人多半會政治正確地否認該政黨的主張，然而高度的政治支持率，推送著他們進入歐洲議會裡的最大政黨，把一切社會的高失業率、經濟衰退、社會動盪等問題，歸咎給移民、穆斯林、街友與吉普賽人，把惡意向著明顯可見的目標流瀉，主張排外、消除社會福利，並主張光復法蘭西的民族驕傲。
我想自此，我們至少不能夠不知道，以宗教為名的暴力形式，不一定總要槍火砲彈，自意識型態上出發而落實到現實生活中，那些不可名狀的、不可細數的歧視與偏見，才是真正為人所忽視輕忽的無聲暴行。
查理之死尚未超過二十四小時，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上的各式新聞生產都還在路上，同時我們也正是新聞的生產者，在私媒體之中，我們就是有能動的詮釋可能，我們可以是積極產出意義的人，我們有能力選擇，放棄與仇恨站在同一邊，而只是盡力地去理解。
如果我們都是查理，如果我們也能夠接近那十二具死亡的身體，那我們應該就也有能力，選擇不去詛咒所有穆斯林，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寸之中，維持和平。
【獨立評論】自由的極限，文明的疆界？──關於《查理週報》攻擊事件／莊雅涵
2015-01-09
「這是我們的九一一」[註1]
晚間七點，巴黎市中心共和廣場早已水洩不通。部分參與者戴著反種族主義組織SOS Racisme 的黃色標語：「別碰我的朋友！(Touche pas a mon pote !) 」，反對種族歧視言論的散播；更多數的參與者則舉著黑底白字的字牌：「我是查理 (Je suis Charlie)」，象徵對言論自由的捍衛。
一如跨年夜，不斷湧入的人潮令手機網絡完全失靈。但，沒有節慶的歡騰氣氛，僅有點點燭光在夜色中指引著悼念的群眾。沒有政治人物的激情演說，因為沒有人確定此刻該說些什麼才不會撩撥更多仇恨。錯愕，是今夜巴黎最真切的情緒。
一月七日，在法國冬季折扣開跑的這一天，三名歹徒持槍闖入《查理週報》(Charlie Hebdo) 編輯會議中屠殺。包括主編在內的四名漫畫家與四位記者、兩位警察不幸罹難。儘管死傷人數遠不及九一一事件，這起攻擊勢必將把歐美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對立推向另一個緊張高峰，因為對《查理週報》的攻擊，直接挑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言論自由。
「寧可站著死，也不願跪著活」：《查理週報》與法國媒體的諷喻傳統
諷諭媒體是法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與法國民主政治的演進不可分割。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由於國民識字率並不普及，創作者們透過圖像化的方式，放大政治人物的特徵，載以逗趣的批判訊息，政治諷刺漫畫便成為散播政治訊息的重要媒介。1830 年法國開放新聞自由後，政治諷諭媒體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圖文並茂是共享的特色。如今法國最著名的諷刺媒體當屬每周三出刊的《鴨鳴報》(Le canard enchaine)，該報自 1915 年創刊來每周洋洋灑灑出刊八頁，內容涵括時事、書評、影評、漫畫，對左右派政治人物開弓毫不留情，也不時扮演「扒糞者」角色揭弊爆料。在電視頻道則有近似台灣「全民大悶鍋」系列節目的「Les Guignols de l’info」，每天十分鐘以木偶扮裝政治人物，批判範圍也從法國時事到國際政治、娛樂新聞等一應俱全。歐巴馬、賓拉登與伊斯蘭恐怖份子都是該節目的常見臉孔。
日昨遭攻擊的《查理週報》前身為《切腹》，1960年以漫畫月刊形式創刊，1969年轉型為周刊，1970年《切腹週報》因報導對戴高樂將軍不敬而遭禁，原編輯團隊更名《查理週報》捲土重來，秉持「又蠢又毒舌」的風格繼續出版，1981年因虧損停刊。
1992 年，媒體人Philippe Val 與日昨不幸罹難的總編輯 Cabu離開原先任職媒體尋思創刊，在尋覓周刊標題過程中決定利用《查理週報》的名氣，將這塊老字號的諷喻媒體招牌借屍還魂。二十幾年來，周報內部政治路線爭議不斷，也屢次發生知名寫手出走、甚至不當解雇漫畫家等爭議性事件。平心而論，即使「批判諷刺」與「百無禁忌」是週刊一貫的基調，其言論並非毫無可議之處。畢竟，成功的諷喻往往少不了利用刻板印象，而《查理週報》的笑料中並不乏貶低女性與非白人少數群體的陳腔濫調。
本次引發殺機的「伊斯蘭恐懼 (Islamophobe)」指控始自 2006年，該報轉載了丹麥《日德蘭郵報》兩幅將伊斯蘭先知等同於恐怖份子的漫畫，遭法國伊斯蘭組織告上法庭[註2]。2011年，週報再刊出先知穆罕默德裸體的漫畫，引起憤怒，不僅猶太教與穆斯林組織聯合控告周報，該報辦公室也遭汽油彈攻擊。此後幾位主要漫畫家與編輯都受到警察隨身保護。
面對如影隨形的死亡威脅，週報畫家一貫強調對言論自由的信仰。2012 年九月，在收到割喉威脅信件後，主力畫家Charb (本名 Stephane Charbonnier) 便公開對媒體表示「我寧願站著死，也不願意跪著活。」他堅持畫筆是思想自由最後的武器 [註3]。
伊斯蘭與法國國家認同：穆斯林如何成為法國政治論述中的「內在敵人」
當納粹與二戰屠殺歷史在許多歐洲國家仍是社會無法容忍的禁忌，對伊斯蘭先知的明顯褻瀆，究竟應否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如果要了解《查理週報》對法國社會的衝擊，不能不談「世俗主義」(laicite) 這一概念。儘管從九一一事件以來，伊斯蘭恐懼症在許多歐洲國家都有上揚趨勢，「世俗主義」─政教絕對分離的原則─在法國立國價值中的核心地位，卻讓穆斯林群體在法國的地位相較其他歐洲國家要更加敏感。
1905年，法國通過立法，嚴格規定宗教組織不能對公共政治生活發生影響，其中一具體精神就是公民在學校、工作場域不得配戴宗教象徵。追本溯源，世俗主義原本誕生於法國社會主義者對天主教會傳統秩序的反抗，也就是 1789年人權憲章精神的具體發揚，期許讓不同國籍、性別與信仰的人都能夠在基於對法國共和國價值的認同而成為平權的公民。這一進步象徵卻在 1989 年的「頭巾事件」(l’affaire du voile) 之後意義徹底轉換。這一年年初，作家魯西迪 (Salman Rushidie) 因在小說作品中批評伊斯蘭教而遭到伊朗總統何梅尼下達追殺令，西歐各國公民社會都出現支持魯西迪與言論自由的公民運動。同年七月，隨著一連串關於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慶祝活動，法國知識分子也熱切討論法國大革命的遺產為何？辯論結果，「政教分離」和「普世主義」被認為是重要的核心價值。同年九月，隨著幾則電視報導的炒作，中學女生戴頭巾上學成為教育界爭執的焦點；十月，政府宣布頭巾為宗教象徵，禁止女學生在學校中戴頭巾。
「頭巾事件」堪稱法國當下伊斯蘭恐懼症的歷史起點。這一年，「世俗主義」原則被塑造為法國政治體的核心價值，而穆斯林頭巾則被視為對此核心價值的威脅僭越。「政教分離」與「伊斯蘭」的二元對立從此成為法國社會各種政治辯論的基礎假設：一邊是謹守政教分離、尊重女性、堅持思想自由的「正港法國人」；另一邊則是輕蔑女性且意圖以宗教信仰干預公共生活的穆斯林少數。「世俗主義」從此失去了 1905 年立法時的進步色彩，而成為醜化穆斯林群體時最有力的口號。也因為「世俗主義」價值與法國國家認同的纏繞，即使是對種族、性別平等最敏感的左翼政團，也往往在伊斯蘭問題上難以取得共識性的立場。
就在《查理週報》攻擊事件發生前兩天，法國知名小說家 Michel Houellebecq 甫宣布發表新書，以恐慌口吻想像 2020 年的法國由伊斯蘭政黨掌權，取消政治分離，人民均被強迫改宗。 不管反種族主義團體再怎麼切割極端分子與常民，穆斯林群體在法國政治氣候下的確被視為「內在敵人」，這份恐懼更創造了龐大的市場：儘管對穆斯林的醜化招來死亡威脅，在《查理週報》歷史上，幾期爭議性的專輯往往也創下銷售佳績。
自由與野蠻之間
夜色中，廣場上亮起了「我們都是查理 (Nous sommes Charlie)」的標語。群眾間歇地喊著「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和「查理！查理！」不論兇手為誰、動機為何，對《查理週報》編輯群的屠殺，無疑意味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對歐美自由主義價值的徹底否定。當一個文明已發展至「我不同意你，卻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高度，而另一個文明仍事事奉經典為圭臬，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鴻溝似乎難以在哲學層次上取得出路。當然，沒有任何殺戮行為能夠被合理化；《查理週報》遠不能稱為傑出的諷刺媒體，其作品往往輕率地複製各種對少數群體的偏見，但沒有任何人有權利以這般暴力對待創作者們。在這個夾雜憤怒、悲傷、疑問和恐懼的國殤日之後，如何承認「言論自由」是歐美歷史發展進路中獨特的產物，從而不再將此自由無限上綱直至支持對另一文明群體的輕慢，恐怕是對話唯一的可能起點。（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備註】
[1]哲學家Abdennour Bidar1月7日刊載於法國世界報文章《Resistons collectivement a la haine (讓我們一起對抗仇恨)》
[2]更多關於《切腹周報》與《查理周報》諷刺作品的描述，可參考 Lilou,「誰的偏見，誰的傲慢？從法國《狹利周報》回教漫畫事件談起」以及香港媒體整理。
[3]法國世界報：《Je prefere vivre debout que mourir a genoux》
【延伸閱讀】
- 何桂育：恐怖攻擊後的法國48小時
- 葉宇軒：文明之戰？──巴黎槍殺案的文化人類學
- 包修平：誰是「開明」的穆斯林？
※更多精彩報導，詳見《天下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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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投書】葉宇軒：文明之戰？──巴黎槍殺案的文化人類學
▲photo credit：Gerry Lauzon(CC BY 2.0)
多年前和家人去過巴黎，整團一、二十人剛在餐廳前下了車，司機熄火，經過一個貌似法國人的男子，大搖大擺的，朝我們的小巴踢了一腳就走。那時我並不憤怒，而是恐懼：若今天是我一個人，不會法語、不懂法國社交文化，甚至連報警都不知道號碼，該怎麼辦？
在殘暴冷血的伊斯蘭激進分子以外，其他可能的理解？
種族歧視與此貴族之國的關係，遠沒有我們這群觀光客以為的疏離。當然，並非所有人、在所有時候都如此不友善，但貴族與流氓之間，那若即若離的曖昧，似乎還不能去除自法國輝煌華美的背景。
對於法國境內穆斯林的處境，《查理之死：誰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此文有簡單的介紹，那些想想就令人恐慌失措的光景－只因你是某個人、只因你有某些特質，於是要承受日復一日、結構性的集體欺凌，無從反擊─我於是完全可以理解，那群衝進《查理週報》編輯會議掃射的穆斯林，或許從來不像媒體所言，是些面目模糊的極端分子，或是罪無可赦的宗教狂熱者：畢竟，我也曾不只一次想帶著兩三把刀，一枚打火機，幾瓶汽油，和那些國中時期霸凌我的混蛋同歸於盡。不只一次。我說，只消一個偶然，或者必然，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變成那讓人害怕的樣子──而很不巧的，如果我們又是個伊斯蘭教徒，我們就會是那群揹著槍管殺進出版社的，「恐怖份子」。
我們有沒有想過，現在備受政治正確懷柔以待的，「好」穆斯林們，在那一系列堪稱羞辱的諷刺插圖刊登時，是什麼心情？而他們又是多麼克制的不要變成現在人人喊殺的，「壞」穆斯林們？
以宗教為題的嘲諷漫畫，又怎樣？這起事件，是人權的，還是宗教的？
▲圖為《查理週報》封面
法國政壇的世俗主義在近幾年達到高峰。簡單來說，這誕生於天主教廷過去與法國政治核心糾纏不清的歷史背景，為了屏除其干預，當時的知識、政治界遂提出了世俗主義與之抗衡，強調政教分離原則，至此，天主教的影響力在公共領域逐漸衰弱，並隨著二十世紀前後現代化的腳步，退到個人的、私密的精神層次，這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禁紗令的存在，以及相對保守、近八成國民都信奉天主教的法國，政府依然在推動同性婚姻上不遺餘力的原因。所以，對大部分法國白人民眾來說，縱然《查理週報》的漫畫經常嘲諷各個宗教，令某些人不快，站在保障言論自由的立場，也尚堪忍受。
然而，據此主張嘲諷漫畫無傷大雅的人大概沒有注意到，在長久以來實施政教合一制的伊斯蘭教傳統中，這些諷刺畫的意義，恐怕複雜得多。
傳統上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只有部分國家─如二戰後的土耳其─在現代化過程中，清楚主張政教分離，重新佈署了教權與治權的關係。至今為止，依舊有相當數量的伊斯蘭國家─如伊朗等─實行政教合一制，在法律中有世俗法及宗教法(即可蘭經律法)的差別（註一）。另綜觀伊斯蘭教史，其「個人─政治生活─信仰生活」的密合度，皆遠高於過去及現在的基督宗教，最明顯的，如它並沒有區分宗教與政治領袖（註二），而無論是基本教義派或是多數伊斯蘭教信徒，在信仰生活的實踐上，也較當今多數非穆斯林人口來的澈底（註三），據此觀之，部分穆斯林的信仰身分與自我認同之密切相關，甚至合為一體，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對這些人而言，《查理週報》諷刺的，就不僅僅是「宗教」，而是如同志之為同志的「性身分」般，是他們之為自身的「重要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下，那一系列的諷刺漫畫，構成了基於宗教的仇恨言論，加之日常生活裡種種弱勢的、不平等的生活經驗──東風既起，這起令人難過的悲劇，於焉發生。
這，並不是一幀必然的、無傷大雅的諷刺畫啊。
我們都是查理，也都讓我們重生一次。（註四）
據說，犯人行兇後曾在街頭高呼自己榮耀了阿拉，即便不耗費筆墨細究「جهاد」這個被翻譯為「聖戰」的阿拉伯文在當代被嚴重誤解，從前段的分析，我們也開始可以理解「宗教」之於這些犯人可能的、或許更貼近真實的意義，以及這個看似抽象、形而上的概念，在現實生活中具有什麼社會意義(比如我族與否的界定)，以及怎麼發揮作用(比如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歧視)。然而，在「伊斯蘭世界」這般失準的認識之下，其「政治行動」與「宗教行動」高度相關的外顯特徵，往往一再加深眾人對這些「宗教狂熱者」的刻版印象，又在以政教分離為常態的西方政治主流觀點中，被視為未開化的象徵。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固然充滿了各種既成的偏見和一廂情願而不可取，但現實中普遍而可悲的現象是，「一個（自身想像出的）文明體系」對於「（其想像中的）另一個文明體系」的評價，往往具體而微的展現在他們如何對待「(其想像中)從屬另一個文明體系下的個體」，而身處法國、多從事底層工作的穆斯林們，在文化與經濟的雙重歧視、雙重弱勢處境裡，生存已日益艱難。
即便從老早被淘汰的演化論觀點來看，若「政教分離」是演化上一種較優越的必然結果，那當前整個「西方世界」、「文明國家」對「落後地區」冷嘲熱諷的嘴臉是多麼醜陋？更何況，文化的演進從來就不是單一的線性可能。
我比較認同的主張是，面對全球化及現代化趨勢下，未來將更頻繁發生的文化變遷和接觸，因各種緣故坐擁大量資本的主流文化，必須更加謙抑而誠心的理解異文化的內涵，捨棄任何「普世性」的傲慢宣稱，並且納入各種階級位置、社會身分等微觀視角，生產出更合理且彈性化的治理模式。
只盼讓我們已足夠哀傷，也將足夠堅強。我同樣是查理，我也同樣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受到迫害的穆斯林。
السلام عليكم。願和平降臨於你。（註五）
【後記】如果有人企圖謀殺言論自由，兇手到底是誰？
我想，《查理週報》遭遇，不應該被如此便宜的詮釋為替「言論自由的精神」殉道，除非那種「言論自由」指的就是些刻薄的仇恨言論，和不入流的刻板印象。言論自由必須被伸張的原因在於，良好有效的語言交流，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可以讓真理得以彰顯，讓這個世界於所有人，都更加友善。
註一：然而在實行上因國而異，部分國家的宗教法相當於憲法，世俗法與之牴觸者無效，也有國家是以適用對象區分，宗教法約束穆斯林，世俗法規範其他民眾。
註二：也因為這個緣故，我認為在伊斯蘭教的框架下，要「進行一個政教分離的動作」比起基督宗教會困難許多，畢竟它和中古歐洲不同，教權與治權並不存在一個如「教廷/皇室」般，明顯可徵「分離」的象徵符號。
註三：原因有很多，宗教經典的要求是其一，但我們同時也不可以忽略現代化威脅、殖民主義的影響、國際政治角力下共同體的必然和不得不然等因素。
註四：本節標題取自朋友陳百齡的動態，特此標明。
註五：這是穆斯林間最常使用的問候語，相當於「你好」。
（作者就讀師大國文系二年級。文化研究愛好者）
【查理週報事件延伸討論】
莊雅涵 ：自由的極限，文明的疆界？──關於《查理週報》攻擊事件
何桂育：恐怖攻擊後的法國4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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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是個獨一無二的社會，因為其移民的優勢已經被其他國家以及其他外在條件給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