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報╱記者 郭乃日】走過八年的民主險惡之路，在五二○政權交接後，台灣是否一掃政治陰霾，重振衰敝民生，再次活躍於世界經濟舞台，這是台灣全民最真實的希望。 在馬英九就職前夕，本報特別走訪台灣基層民眾與意見領袖，就領導人風格、兩岸、族群、教育、經濟等主題，對新執政者提出建言，衷心期待「台灣再起」。 當務之急》建立清新價值觀 領袖是針對問題而來的。 台灣目前最迫切、要撥亂反正的問題有三項：第一是過去十餘年來台灣都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而民主化就是有話就講、有利益就搶、有責任就免。這些民主化過程的亂象造成是非不明、價值錯亂，需要儘快扭轉過來，也就是要建立清新的價值觀。 其次，民主化過程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歷史的帳一定要算，族群間一定要鬥，所以必須建立一個感情和諧、具有認同感的社會。 最後就是要化解兩岸對立，將兩岸關係引導至良好的方向。 我最欣賞的三位領袖是美國總統林肯、小羅斯福及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當年林肯面對的問題是美國南北衝突，因此他致力於創造團結，結束分化。而要弭平台灣族群撕裂、對立的文化，就是要有類似林肯的胸襟和人文關懷。 哈維爾面對的也是一個亂七八糟、是非不明的社會，因此他以身作則，追求社會的健康，到處演講談道德，使捷克成為歐洲最穩定的國家之一。領袖必須有提升社會道德的思維。 小羅斯福任美國總統時，美國正處於富人浮華、窮人憤怒的時代，他上台後積極解決失業和貧窮問題，同時也建立一個清廉有效率的政府。他的名言正是「國家的責任是讓人民免於匱乏」。 我希望馬英九學習這三位領袖面對國家難關時表現出的智慧，即提振政府責任、關懷百姓和加強社會的道德心及責任感。 負面教材》胡佛、辛哈、柯林頓 歷史上有傑出的領袖，也有值得警惕的領袖。美國總統胡佛就是一名反覆投機、自由放任的領袖，以為有錢人過好生活，社會就會繁榮，且社會責任心很薄弱，又不了解國際局勢，後果就是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政治領袖如果在政治立場上不能堅持一些基本價值，施政上就會造成很大的偏差，馬英九要以胡佛為戒。 另外，印度總理辛哈也是一個應該引以為戒的例子。辛哈的經濟思維和台灣現在的政府一樣，認為只要股票、房地產上漲，消費熱絡，就代表經濟繁榮。要達到這樣的地步，只要開放外資即可，因為有人賺錢就會消費。 但是這種經濟思維可說是完全被美國投資公司和房地產開發商的分析師牽著鼻子走，也難怪外資稱印度是對外資友善的國家。 這種經濟思維的問題在於一旦房價和物價上漲，會造成窮人很大的壓力，生活困苦，印度因土地、糧食，甚至加薪造成的暴動已發生數起，而且外資來得快，去得也快。印度總理辛哈經濟思維的錯誤，已使印度由金磚變成鐵磚了。印度的例子告訴我們，國家領袖必須有自己的思維，不能用別人的思維。 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也值得引以為戒，不過要戒惕的不是性醜聞，而是第二任時怕被人民罵，不敢做事，只會依靠民調；表面上，以民意為主，但實際上沒主見，只會討好人民，故作愛民狀。 領袖的功能在領導，而民意如流水，領袖必須有想法有主見，只跟著民意走，早晚會出問題。 馬英九的道德操守我不懷疑，但做事風格我質疑。我認為馬英九的「不沾鍋」性格不是指不與財團掛勾，而是出紕漏與我無關。像新內閣組成，行政院長是由總統任命的，除國防、外交、兩岸人事外，對其他閣員人選，馬英九不能只說尊重劉兆玄院長的意見，這種表現就是「不沾鍋」。馬英九應該說我們選的都是最好的閣員，有問題我負責。 操守之外》他愛自己比較多 而且馬英九的表現像個明星，不像領袖，因為他愛自己比較多，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對一些重大問題從不主動表示意見，總等到民意反應後才表示看法。像選前的踢館事件，其實那四名立委並沒有責任，馬卻要他們道歉。還有詹啟賢退出馬營，與金溥聰有何關係，因為馬英九是總統，自然可決定用不用詹啟賢，但他都不出面講清楚。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非常搖擺，由終極統一論到「不統、不獨、不武」，也就是維持現狀。其實維持現狀是最爛的政策，完全沒有企圖心，做為一個領袖必須要有方向感。 十餘年前李登輝主政時代，台灣出現「權謀政治」，造成權責不清，卻成為政治領導人最喜歡的遊戲。這次馬英九在陸委會人事的任命上，我又看到了「權謀政治」。 世界上沒有全民政治，只有好好推動政黨政治，才能爭取反對者支持。馬英九應規規矩矩做事，不要再搞權謀政治。 我認為馬英九必須成為一個有責任感、魄力，敢說出自己想法的領導人。即堅持自己價值、超越矛盾，以贏得反對者認同。超越藍綠衝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卓越的領導，而非不領導。 面對歷史》適當時機展魄力 前述台灣三大問題，前兩者還可以從別人成功的例子中找到啟發，但兩岸問題就必須找一個能讓北京、台灣、亞洲、美國和日本都滿意的解決方式，這是對馬英九歷史定位的挑戰。 兩岸關係不是只有開放陸資、三通、直航而已，必須要有長期的思維才能建立兩岸的互動與互信。兩岸正處於近代中國三百年來最佳的情況，要解決兩岸問題是非常有可能的，可透過互動、交流、經濟等合作，解決兩岸紛爭。一旦解決兩岸問題，胡錦濤和馬英九就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在適當的時機，要有魄力，才能改變時代。 【2008/05/07 聯合報】 根本沒有方向感：缺乏政治路線的九萬兆新內閣
吳 瓊 恩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一、前 言 《貞觀政要》《論刑法》中有言：「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這是人性之常，人情之短，原無可厚非。不過，有非線性思考(Non-linearing thinking)或曲線思考能力的人，品人論事則有異於一般凡人。驕而溢則敗，富而侈則貧，原是天理循環。貞觀二年，唐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理，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此所謂學識，非僅止於當代所謂的專業知識，主要是神明通達，遇事能當機立斷，有責任有擔當的德行之學或智慧之學。據此而言，當今所謂的九萬兆內閣，距離理想的人事安排，尚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問題的根源不在別處，正是在九萬兆本身，值得討論。
二、意識型態與政治路線 任何一個新政府上台，很少聽到沒有意識型態的政黨執政，民進黨的意識型態非常明顯，他們有強烈的使命感要推動台獨，尤其在中國經濟崛起後，仍有台獨基本教義派幻想終極台獨的最後成功。因此台獨成為核心價值後，堅定不變，終生奮鬥；而其作法卻成為能適應大環境的變色龍，能屈能伸。陳水扁失德敗政，反而能得到深綠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支持，而原諒其貪腐的言行舉止，其原因即在於深綠群眾所頑固堅持的意識型態。
國民黨原來信奉三民主義，作為舉國上下共同奮鬥的政治路線或願景。表面看來三民主義雖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可實踐過程與結果皆滑向資本主義。Sammuel P.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季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即指出：「這二、三百年來的世局，尤其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中國的內戰，即國共兩黨近百年來的鬥爭，不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西方價值的意識型態。」由於形左實右的資本主義路線的失敗，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幾十年的政局演變，國民黨終於從獨裁者政黨轉型為威權主義的政黨，逐漸放棄意識型態的理論建構，也失去了政治路線的堅持，為了選舉勝利，只剩下廣告似的政績宣傳，終究表現在短期利益的競爭，而無長期願景或使命的奮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國民黨已無「終極統一」的精神動力，以激發全體黨員奮鬥的使命，這就是國民黨當前「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利用中國，以經濟自保的原因，也可見馬英九周圍充斥了許多不是台獨就是獨台份子，根本沒有方向感，摸著石頭過河，無法根據使命願景，或政治路線制訂政策，再由政策決定人事，結果，馬英九與劉兆玄兩人，要求部長們不要搞意識型態，只好一方面對他們工具性的利用，以調和政治策略的權謀，或討好綠營美其名曰「擴大社會共識」。其結果是先得罪藍營，又未必能討好綠營。其實，九萬兆內閣不要部長們搞意識型態，等於承認面對民進黨搞意識型態的鬥爭，自己無能應戰，自縛手腳，原地踏步，叫做「維持現狀」，馬英九也不過是一位只想幹八年「總統隱」，生平無大志，沒有歷史透視能力，也無中華民族永垂不朽的使命感。
三、民粹威權主義領袖的特徵 觀察「馬英九現象」，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從政治上的威權體制轉型到成熟的民主政治，無法一步到位，中間歷經一段難以計算時間長短的「民粹威權主義」。所謂「民粹威權主義」型領袖，在外表上其言行舉止，面對權力來源的民眾，不得不表現親民愛民的作風，以贏得選民的好感，而骨子裡在面對權力低於他之下的幹部，仍難以脫離他高高在上的權威性格，而無法展現佛法所謂的「平等心」，雙方上下互動的內容難免展現一種不自然、不親切的行為特徵，這在馬英九的身上看得特別明顯。其始作俑者為蔣經國，而盛行於李登輝與陳水扁，馬英九不過延其餘緒，而無理想大志以扭轉其方向耳。
政治家有別於政客，其主要差別在於政治家不僅注意民意趨向，順從民意；更注意到民意往往是自我中心的、零碎的意見，因而要想方設法，將零碎的意見形成整體利益的意見。而且整體利益並不等於所有個別利益之和，所謂「整體大於部份之和」( The whole is larg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這個多於部份之和的整體特徵的把握，就是政治領袖領導民意的主要功能。換言之，政客只關注於順從民意，而政治家不僅順從民意，還要領導民意。馬英九選舉時的Long Stay只不過增加與民眾親切的接觸而已，當然多少增加了一點對民眾需求的理解，但要他把這種零星的個別的意見或需求，轉化成為代表整體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則是政客、專家學者與行政人員三方面共同面對的挑戰。以馬英九的高度，他可以提醒部長們關注民意的需求與趨向，至於要不要Long Stay那是部長們的裁量權，老百姓要檢驗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是否落實民意的需求，未必是形式上親自與部長見面，那是選舉的民粹花招，非執政菁英之所必要。以總統的高度，應向全民宣告未來的政治路線，以此凝聚多數民眾的共識，而非自欺欺人的所謂「全民共識」。政治路線不明確，統中有獨，獨中有統，亦統亦獨，不統不獨，終至國內外各種力量相互抵消，證明國民黨與馬英九，沒有路線鬥爭的理論建設，而以模糊、投機、現實、搖擺等四個核心概念主導政策方向與人事佈局。
企業擁有使命願景未必就能成功，但是沒有使命願景必然失敗。同樣的，治理國家也是如此。當政治路線曖昧不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失去行為準則或目標，其結果必使政權趨近於妥協性大於原則性的堅持。久而久之，自然會出現不知為何而戰，為何而活的亂象。從馬英九任命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與鄭瑞城為教育部長兩人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賴幸媛早期追隨陳履安，中期轉向宋楚瑜，後又投靠陳水扁，終於撈到國家安全會議諮議委員，最後落腳於李登輝的台聯黨，當她所投靠的政治勢力衰退時，就另尋新興的政治勢力，以為靠山。以此推論，如果有一天台灣勢微，中共崛起已成勢不可擋，此人倒向中共亦不無可能，而中共在「愛國不分先後」的原則下，亦有可能與她暫時相互利用一下。
由此可見，馬英九的終極統一論是一虛假的命題，而他的台獨是選項之一，則是無膽的、虛偽的自由主義觀點，既然統獨兩邊皆為假命題，可見維持現狀才是真的命題。在失去統獨的真實方向，只剩下與中共相互利用的經濟發展。然而，中共在「振興中華」的民族使命感驅動下，準備恢復中華民族應有的歷史地位，而馬英九只想保住八年的兩岸和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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