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麟葛琴文選]
[說明]上世紀40年代初，由聶紺弩主編的桂林《力報》副刊“新墾地”與《戰國策》派的策士們就婦女解放問題有過一場大辯論。下面是葛琴參加辯論時寫過的一篇政論性文章。文後附上的兩篇現代短文介紹了那場辯論的背景，並回顧了自“五四”以來在這個問題上鬥爭的歷史。我國的封建文化觀念根深蒂固，在社會上一直尚有市場，因此，葛琴的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讀來也還是有意義的。
葛琴：男女平等論 (1941年)
盛英：一場不該忘記的女權論辯 (2002年)
從容：回望“五四” (1999年)
男 女 平 等 論
葛 琴
一
抗戰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了，還在爭論婦女應該不應該解放，這在有些人看來覺得奇怪，而在另些人則簡直認為無聊。
然而一個問題的提出來，立刻就能產生這樣大的反響，這問題顯然是存在著的，決不是偶然或無聊。我以為這個問題發生在目前這個階段，正說明兩個現象：第一、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確是較前開展了，因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第二、婦女運動雖然展開，但非常不夠，甚而犯了形式主義的缺憾，因此使對婦女解放頭痛的先生們，利用了婦運的弱點，來乘機反攻，但是更主要的一點，還在這裡：中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離半封建的地位(這也是說為甚麼婦女解放問題到今天還沒有解決)。然而抗戰卻使人民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動，這個神聖的民族戰爭，同時也是爭取自由平等的革命力量對封建殘餘的一個猛烈的鬥爭。聯繫著這一點，新時代婦女與舊時代封建束縛的矛盾，也自然隨著新舊社會生活的變化而尖銳起來，在這論爭的另一方面，事實是明顯地擺著的，三年多以來，多少婦女因為不願受敵人和漢奸的凌辱而跑到戰場上去了，多少婦女迎著時代的洪流而卷入到社會生活中間去了，連高年的趙老太太都要帶領子女上戰場，又何怪富於熱情的新中國的女兒們。
自然在這一潮流的對方，必定有許多人在詛咒，在憤恨，在咆哮，甚或在阻礙，在反對。論爭的根源就是在這裡。所以我以為沈先生尹先生等意見的提出，並不是偶然的個人的事情。確實社會上有些縉紳、先生們需是要沈先生等來代言的。
在這個論爭中間，話似乎扯得很多，到後來簡直弄成枝枝節節的爭辯，或甚至謾罵了。其實，歸納起來，我想也不過是下面三個極簡單的問題罷。
第一，男女平等應該作何解釋？
第二，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哪裡？
第三，怎樣消除這種不平等現象？
大概是時代進步了，或是人聰明起來了吧？現在的人們似乎不敢像二十幾年前頑固的老輩子一樣直白地說，男尊女卑是天經地義的，男女壓根兒就不該平等，卻要繞著圈兒到男女平等的定義上來做工夫了。好像汪精衛並不敢說中國應該臣服於日本，卻說中國應該和日本“共存共榮”，其實打開窗子說亮話，還不依然是二十幾年前和頑固的老輩子爭執過的一個舊問題，就是：男女應該不應該平等？
二
我們看看這次爭論中對男女平等的解釋吧：
第一位理論家說：“男女的平等應建築在生物的平等之上。”所謂“生物的平等”就是說“性的平等”或者“性的親暱”，譬如說自古以來，“老爺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這種罵就是‘平等’的表現。”(尹及)
這種理論自然太脆弱了，因為他忘記了人和一般生物的區別，忘記了人還有社會活動，還有政治經濟各種複雜的關係。於是第二位理論家趕快來補充：
“男女關係應該重新予以一種解釋，在分工合作情形上各自產生尊嚴感，這尊嚴感中實包括‘權利’和‘義務’兩種成份。”(沈從文)這就是說，女人在家裡哺乳育雛，和男人掌辦國家大事，或管理經濟實權同樣是平等的。這樣就把我們幾千來男女不平等現象巧妙地否定了。你瞧我們是平等的呀！
生怕人家還不懂，於是第三位理論家又出來以說明：
“男人治外，創造經營，女人治內，繼往開來，這是生存賦予的使命，天經地義的平等。”(召雨)這麼一轉，文章就輕輕轉回到二十幾年前頑固老輩子的理論上去了。
但第四位理論家覺得還不夠勁，立刻就引出事實來：“你瞧我有證據。”
他說廣西湖南湘西的鄉村婦女，他們已經獲得勞動機會，他們已經走出廚房，他們早已和男性平等了。(李英茂)
不必再引了吧！這已經是一篇洋洋大觀的新男女平等論了。
其實，如果不是故意繞圈子的話，平等兩個字極容易解釋的，泥水匠拿水平尺到地下一放，水銀跑到正中，他告訴你“平”了，小學生做算學，這邊數目跟那邊數目一樣，他告訴你“等”了。雖為男女之間，我想解釋還是一樣的。那麼究竟拿甚麼來平等呢？那該就是沈從文先生所謂“義務”和“權利”了吧。如果男女都同樣是個社會的人的話，則他們和她們在人類社會所應盡和應享的義務和權利上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但這並不像沈從文那樣機械說“凡事一樣”，自然人與人之間也不能“凡事一樣”的。譬如沈從文先生是教授，其他人則不然。但是如果在真正的民主國家裡，沈教授和其他人在經濟的獨立上(這意思並不是說收入多少)，在政治的發言權上，在選舉權上，都應該是平等的。在論爭中有一位先生說“大總統和清道夫是平等的”，此話極對，但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清道夫在政治上經濟上確實是取得和大總統平等的地位，否則你告訴人家說希特拉和德國一個清道夫是平等的，人家不把你當成一個瘋子，至少也把你看作一個呆子。男女之間也然。湖南、湘西、廣西鄉村婦女確實都在勞動，但是湖南、湘西、廣西的男子都還在賣買老婆，還在虐待老婆，還在娶童養媳，為甚麼呢？因為這些女人還少一樣東西，就是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人格，所以她們雖然也在勞動(照沈從文先生說法是分工合作)，實際上和農民家裡一條牛在勞動，意義是差不多的(在封建社會裡女人本來是一種財產)。分工合作在某種場合上，我極贊成，男子治外，女子治內，在某一場合上需要這樣的時候，我也不反對，但是如果脫離上述這一條，則所謂“分工合作”就變成騙人的糖衣了。那位李英茂先生說過，敵國的女子十之六七走出了廚房總算是平等了，為甚麼還更要痛苦呢？李先生以為走出廚房就是平等，於是他說“難道又是教育經濟或社會地位沒有平等嗎？”一點不錯，沒有平等。李先生不要以為女人能賺些薪水就算平等了(妓女也能賺錢是平等嗎？)還得看看背後控制著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是甚麼人，自然在敵國並不是那麼簡單僅是男女的問題，主要還是資本家軍閥(他們當然也是男人)在剝削人民，日本婦女是受著雙重壓迫的呀。所以我們不要把走出廚房就看作平等，走出廚房不過是為了去爭取政治經濟上的平等，在沒有爭取到以前，不平等還是存在的啊。
沈從文先生似乎料到有這一駁，他早就提出一個能力問題來了，他勸女子不要幻想“得到一切”，只要得到“所能得到的”就夠了。換句話說，就是女子能力低，根本不能和男子相比，不配和男子一樣“取得一切”。能力問題放到下面來說，不過這麼一來卻把馬腳露出來了，就是男女根本不應該平等的，這未免不妥了，於是沈先生再來輕輕解釋了一句，“不平等本無‘高下’無‘是非’，只是有一點‘差別’而已”。“差別”算不得甚麼，婦女們不必反對罷。而另一位先生卻索興更進一步說“這種不同(就是沈從文先生所說差別)就是人類幸福基點。”亞門！
至於尹及先生的生物的平等，我想不必多說，因為沈從文先生已經替他批駁了一半，因為“財富有了意義”。於是“男女之間的生活如何漸漸分出差別(這是沈先生用以代替不平等的名詞──注)”沈先生在這裡本來是孜孜地爭著能力差別的問題，可是一不小心，他的矛卻刺到他戰友的膚裡去了。因為這樣一來剛剛說明瞭男女不平等並不關性的問題，而是經濟問題，這個問題我們放到底下去說，不過這裡我們卻可以知道人和動物並不一樣，人還會使用工具，因而由於生產的發達，而寫出一部浩瀚的社會進化史，這在動物界是沒有的，因而尹及先生所用以解釋動物為甚麼沒有雌雄不平等現象的“唯性論”理論在這裡完全落了空。人類社會中並不只男女不平等。前一問題是依附著後一問題而發展的，帝國主義終與殖民地，地主與農奴，這之間的不平等總不會是由於不曾建築在性的親暱上，以致“相消，相爭，相拒”吧？可見這裡還有個基本的社會問題存在。男女平等問題不能離開這一問題而單獨去考慮，否則一輩子也不會清楚。
三
如果不是固執於李英茂先生那種“婦女能參加勞動就是平等，中國大多數農村婦女已經參加勞動，所以早已和男子平等了”的邏輯的話，如果能夠正眼看一看今天中國以至世界大多數婦女的真實生活的話，如果不是把“童養媳”“等郎女妹”“蓄妾蓄婢制”，“買賣婚”以至一切奇怪的事實，故意諉之於差別的話，那麼不管他的見解如何，首先總得要有勇氣承認一個事實！就是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確實存在的。
因此第二個問題就是這種不平等的原因是甚麼？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理論家是這樣回答著：
“男女生來好像是不平等的，神話說，男子用土作成，女子用水作成，科學家說，就生理組織方面觀察，男女生來就不一樣，在適應組織表現到行為活動或情緒發展時男女更不一樣。”(沈從文)
這是說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屬於自然的，是由於生理的限制。不過沈先生是教授，說起話來究竟還帶三分扭捏。另一位戰士就爽快得多了，一個頭就直落落地說：
“不管社會上對於婦女會如何看待，不管社會上的環境如何於婦女們不便，這都是由婦女們自己引起來的。婦女們的生理上與男子們不同，是引著婦女在社會上向他們自稱為不利(不消說這在理論家看來是大大有利的──作者)方面去的關鍵。”(黃白藩)
女人倒霉，就因為她是女身，這理由是再乾脆沒有了。在生理的限制上最重要一點自然是懷孕育嬰哺乳。因為有這些問題，所以“女子非男子保障不可”(文伯常)，因此男女就無法平等。這幾乎是每位理論家一致認為最有力的武器。關於這一點，以尹及先生的說話為最妙，尹先生論及政治三種力──人力，兵力，經濟(力)中間，在認為女性是人力的創造者，是“自然界限定作這個工作的人，男子不能與她競爭，這個工作是她的光榮神聖之所在。”這幾乎把婦女捧上三十三重天，但是骨子裡和其他論客並不兩樣，用粗淺的話解釋起來，是說，“女人者，生孩子的機器也。”尹先生不是馬上接著說嗎，“在慕沙裡尼統治之下，把女性看作產育嬰孩的工具，可見時代變了，人們的女性觀也變了”？
聯繫著生理限制這一點，第二個原因不消說就是能力問題了，這就是沈從文先生所謂“男女生來不一樣，在適應組織到行為活動情緒發展時，男女更不一樣。”，因此到了私有財產製成立時“財產來源與能力不可分，因此男女之間生活地位就漸漸見出差別來”，“女子能力多用於育雛一事，知論發展亦因之受限制。”
沈先生的話由另一位理論家來加以證明。那位理論家指出了女人“才智聰明實在不及男子”之後，便舉出事實來“女人的專行如縫紉，烹飪，接生，音樂這四樣本行，請問女人有那一樣及得男子的呢？中國最有名的廚司，最有名的裁縫，最有名的音樂家都是男人啊！其他行業更不必提了”，於是不勝感慨的嘆氣說：“優勝劣敗，天演公例，無可奈何的啊！”(文伯常)既然“優勝劣敗”那麼女人受壓迫就是活該！而最好的這一位理論家又指出女子不能擔任獨當一面重任的另一原因，是女人“沒有威嚴的緣故”，而“沒有威嚴的緣故”，又是因為“天賦與女人溫柔的性情與美德”──例如說“夫妻吵架，妻往往一哭了之”。不消說，只會一哭了之的人，那能跟男子平等呢？
最後的原因自然又是尹先生的“性的平等”，因為不能從“性的平等”上去達到“相輔相容相成”，自然弄得“相拒相爭相消”，太太不肯低聲下氣去伺候老爺，老爺當然要發脾氣要討小老婆，結果只有不平等了。
一切爭論，我想應該從問題的根本上去說起，在最古時代，應該是原始共營共享時代，男女據說是平等的。當時這種平等是否建築在尹及先生的“性的平等”之上，並無確證，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相信的，就是那時人們還沒有所謂“鳥巢一樣的溫暖的家”，人們都是集體勞動集體生活的，夫妻之道，似乎也還沒有講究到，這和尹先生所謂“在家裡才能得真實的生物的，長久的平等”理論，剛巧是衝突了。而且那時女子也並沒有被男子看作專門育嬰哺乳的工具，除了分娩期內，女子和男子一樣的從事狩獵與採集果實和戰爭一類事情，因此“女子的幸福”也就無須“在丈夫的自由裡”。
這樣生活，據說佔據了人類歷史幾千萬年，如果說男女不平等是天生的，那就奇怪，何以那幾千萬年竟不會發生不平等現象呢？所以生理的原因也好，能力的原因也好，這還得重新來衡量一下對。
我們毋需請科學家來證明，誰都知道一般現代婦女的身體確是不及一般男子，因此許多事情，女子沒有能力去做，例如，挑礦打仗等等。這至少在目前中國是千真萬確的。但這是否是向來如此呢，卻不見得了。據人類學家研究，在狩獵時代女人肉體的敏捷和有力，和男子並沒有多大差別。這話似乎太古了，不能作憑，好在現在世界上野蠻種族還沒有完全消滅，有時還可以在電影上看到一點，那些野蠻女子的乳房並不像文明國家女人一樣的發達，她們的肢體也並不那樣纖細，她們也會打獵打仗，至少她們和男子的區別並沒有我們這樣大。再拿蘇聯的例子來說，蘇聯婦女算是解放了，但是離開解放不過只有二十幾年，要使男女的體力懸殊完全改變過來還談不上。然而據他們在工業建設中證明，過去認為女子所不能擔任的若干重工業工作(例如開礦)，現在女子是可以勝任的，而且成效不比男子差，此外在航空上探險工作上，女子都能和男子一樣工作。這可見向來的觀念並不可靠，男女體力的不同，並非天生的，實在是社會的原因所造成的。
至於育兒哺乳等情形，這自然古中今外向來如此了。自然哺育是足以影響到女子的工作的，女子也決沒有理由不生孩子，但這是否就能解釋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呢？也不能的。因為哺育的事情並不能束縛女子的一生，並不能因此使女子不能擔任其他工作。尹及先生承認生物界雌雄是絕對平等的，可見人類以外的一切生物，也並不曾因哺育而造成不平等現象。原始社會的幾千萬年中，女人也一樣需要哺育，但也一樣負擔了集團生活的重要任務，沒有因此有男性壓迫女性的事情，反而倒有過一度母權中心的時期。那麼拿哺育來限制女性的事情，可知是後來男人們想出來的方法，正如沈從文先生所說“中國古代政治家看出了這差別，可能發生許多問題，想用人為的方法求其平等(？)禮教由是而生”，禮教中規定了“男尊女卑”，“男子治外，女子治內”，這樣女子才真正成為生小孩子的工具，然而沈從文先生卻偏說禮教的制定，是為要“求其平等”，這真是千古妙論，還有何說呢？
哺育既不能作為男女不平等的原因，那麼借哺育來限制婦女參加社會生產事業的情形，自然終有一天要推翻，社會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已經在打算利用婦女勞動，於是大批婦女被驅逐到工廠裡去幫他獲得利潤，他們卻再不用哺育的理由來規定女子居內了，直到希特勒因為假借“女子的天職是育嬰”的大道理，把女子趕回家庭去，而現在我國策士們卻又去掇拾了希特拉的唾餘來大吹大擂，這實在有點可憐。
能力的問題也是同樣的，現在女子能力趕不上男子，連最有名的廚司，裁縫，接產師，音樂家都不是女人，這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沒有捧出一個居裡夫人來自誇的必要，但是我們仍然要問一問，女子能力低是天生的還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的，歷史已經替我們回答這一問題了。上古時女子在智能上絕不因為比男人少一根骨頭而有所差別，據歷史家告訴我們，關於建築，紡織，火藥，的使用等等，都是女子所發明。“在人類社會的蒙昧時期─原始共營共享時期中，婦女能推進人類的經驗和經濟的社會的發展，積集體豐富的知識，以及完成各樣的發見，所以她們不但和男子同樣勞動，甚至駕凌在男子之上”(柯侖太──新婦女論)。
那麼女子的智能何以到後來一落千丈呢？這是決定於婦女勞動生產地位的變更，而到了封建社會以後，婦女更被趕入到閨房裡去，她們被關在牢籠裡，得不到教育與知識，體力又一天一天纖弱起來，這樣經過幾千年，而現在我們卻來嘲笑她們：“你瞧，女人多沒有用呀，連烹飪縫紉接生一類事情都還不如男子呀！”“女子只能作花瓶呀！”這實在和嘲笑一個牢獄裡的犯人說：“你的身體為甚麼這樣不健康呀！”或嘲笑一個窮苦農民說：“你為甚麼這樣沒有知識呀？”一樣地殘忍和狠毒。
至於尹及先生把男女間的不平等原因諉之於沒有從性的平等去達到相輔相成的理論，則更有點近乎開玩笑。現在粗裡粗氣的女子也許是不懂得怎麼去和丈夫講究“性的親暱”，不懂得用“性的武器”去使“丈夫就範”，不懂得去告“枕頭狀”去訓“帳幃詞”，但從前中國婦女則大致頗會這一套。一個皇帝要有三千個後宮女子，一位老爺也要有七八個小老婆，這些女子除了跟男人去講“性的親暱”以外似乎別無所用，可是越講究，越把女人的地位弄低下了，男女也益發不平等了。縱然做到舉案齊眉，但老爺可究竟是老爺，太太依然是個附庸，尹及先生舉了紅樓夢裡一個王熙鳳的例，我也舉一個迎春姑娘的例。這位賈府上的二小姐，可算是溫柔嫻靜了，想來再不跟男子去相拒相爭相消，然而碰到一位中山狼，卻弄得終日以淚洗面，這樣的事實在中國是不稀奇的，尹及先生怎麼說呢？
用性的特質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的原因，因而推斷絕對平等是不可能的事，這其實不是策士們的新論據(雖然沈從文先生自命為“從較新觀點去注意的意見”)，歐美人士們早就說過這樣的論調，不過像威爾遜那這死硬的反對女子參政，終究到後來看見歐戰中的婦女工作也能和男子一般，便也贊成婦女參政。然而我們的策士們看見了婦女在抗戰中稍稍有點活動就歇斯底裡地叫喊起來，這可見策士們論點雖未見精彩，然死硬程度則著實高超於外國人士。
我們毫不否認性的特質存在，但是卻沒有理由可以去相信這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婦女的自然性的特質，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發生不同結果”(柯侖太)這才可解釋為甚麼在人類蒙昧時期並沒有男女不平等，為甚麼古代牧畜民族與農耕民族中間男女地位已經分出不同，為甚麼到了私有制度成立以後，女子的地位更墮落到悲慘的境地裡去，也為甚麼在新的未來社會中女子可以獲得完全解放。
所謂經濟的條件，主要是說婦女在經濟生產上的地位。上古時代男女不僅在生產上，甚至在戰鬥上都是絕對平等的，所以並不因性的特質產生高下。但後來因為經濟條件的變化──主要是勞動分業的發達，婦女地位便由基本勞動到輔助的地位(例如古代羅馬)。到私有制度以後，集體的共同經濟被破壞了，個別的經濟單位出現。在這種新的勞動分業情形下，婦女更被逐漸從生產地位排擠到更次要的，如織布，縫紉或非生產性的工作上──如管理廚房，哺育孩子等等。婦女愈脫離生產經濟地位，便愈喪失其獨立人格，女人漸漸成為工具商品，可以出賣於市場，可以任意虐待，到封建社會，男子更把這種關係用法律道德規定起來，於是女子便完全喪失其政治經濟的地位，自然只有成為男子的玩具或工具。
到了近代女子雖重新被送到生產部門中，但意義卻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女子沒有掙扎其家庭中隸屬地位，另一方面卻加上了一層新的剝削。古代婦女從事勞動是完全獨立的，而現在的婦女勞動和男子勞動一樣，都成為一種商品(自然女子勞動是更廉價的商品)，並不因此而恢復了他們政治經濟上的平等地位，但是由於婦女參加社會生產者日眾，婦女解放運動卻由此發生了。
經濟的條件是決定人類的一切行為的，策士們所指出的種種原因中如生理限制，能力等等，實際上都是從這一條件產生的結果，策士們的理論是把因果關係顛倒過來了。
四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既然如此，那末怎麼消除這不平等的現象？第三個問題，就很清楚了。策士們所提出的，跟我們所主張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策士們的路是回到家庭去，我們的路是發動全國婦女的力量一方面是和男子共同參加抗戰建國，一方面是爭取婦女政治的經濟平等地位，從而獲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新中國民主政治的建立與新的經濟生活的獲得，即在這樣的途徑上，實現男女的真正平等。
“回到家庭去”的妙論高見頗多，這裡實在無從一一引述，但有幾點是值得提一提的。第一，婦女要求解放問題的發生，是因“一部分人爭解放，只是想一個家而得不到，或有了家又太不像個家，因此有問題，解決它並不十分困難，還是從家著手！”這是沈從文先生所謂“從新的觀點上的解釋”而何以會這樣，據說是由於這些女子“身心不大健康”和“體貌有缺點”。
第二，“男女實需要合作，不需要對立”回到家庭去從此互相體貼親愛，便會化“對立”為“合作”而平等。
第三，中國從前社會統治單位是大家庭而不是國家，“此後吾國國際(疑原文誤)局面已變，大家庭統治單位，恐將變成小家庭的統治單位。那裡將側重夫妻的和諧使他們共同力量的發展”，可見回到家庭不僅足以使夫妻和諧，還可以使國運昌隆，這是家齊國治天下平的古調。
此外還有一位先生把希特拉的意見拿來重述一番，說女子回家，可把工作讓給男子，可以減少失業。
“婦女回家”既可少去一批興風作浪的女英雄，又可以治國平天下，還可以解決國計民生，一舉數得，真不愧為戰國好策，把全世界亙續了一百多年的婦女解放運動，竟然被解釋為一批體貌不揚，身心欠康健的醜女士，為了弄個地位，騙個如意丈夫，在那裡搗蛋，因而想到了“三千年後解決這問題，也許可望由醫生來處置，從藥物或營養方面來輔救，使這些女子女性正常，身心與情緒同樣發育正常，而又可以成一個家”。這真不愧為教授先生的高見啊！然而做女人也實在太難了，長得體面了又是“花瓶”長得不體面又是在那裡想“騙個丈夫”簡直只好步門不出，抱恨終生。沈教授在“談家庭”裡說，“婦女將來若在某一廳某一處有個小小位置，讓幾個通人性有知識的專家，從男女界性心理方面入手……試作一種研究”這幸虧是男士沈教授說，假使是一個體貌有缺點某女士說時，沈教授豈不又要戟指痛斥說“嗤！她又在想假借婦女問題弄官做，預備騙一個好丈夫來成家了。”在這次論爭中間，這是對婦女運動的最大侮辱！
婦女爭取解放，其實並不是和一切男子宣戰，而是和一切願意爭取自由平等的男子們，一同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在今天就是共同去努力抗戰，除了一些抱著夫權死命不放的老爺們以外，婦女解放決不會使男子倒霉吃虧，反而可以得到真正合作的地位，抗戰中間許多事實都證明瞭這一點。所以看見婦女起來，仿佛女子要打倒男子，這只好算作策士們的神經衰弱。
策士們以及策士門徒們所標榜的理論，其出發點均基立於狹窄的個人男性自私的立場上，正如沈從文先生自己所說“……對於家的看法，由義務感與生命穩定安全感，而變成享樂的，自私的成分增多，似進步實退步，”因此產生了尹及先生，“小家庭的統治單位”的觀念(退步的)和“女子的真正自由在丈夫的自由裡”的理論(自私的)，產生了沈從文先生的“軟和溫暖之外，相當清潔美麗”，“像鳥窩一樣的家”(享樂的)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妙論。
其他，他們不是從社會的，民族的，歷史的觀點上去認識婦女問題，而是枝枝節節抓一點現象來評斷。某一位太太她怎樣滿足她的丈夫，某一對夫婦怎樣和合親暱，舉一些不相干的例子來證實她的論點，卻把社會抗戰的條件，民族的鬥爭，歷史的發展，以及廣大人民的生活狀況統統忘掉了，因此在今天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和鬥爭中，在全國人民悲號怒吼中，居然會提議抗戰陣線上的姊妹們回去建立溫暖美麗的家，回去體貼愛護丈夫，這實在並不奇怪！
我們已經說過，婦女問題是不能和社會問題分開的，在今天中國就是不能和民族革命分開，只有努力於抗戰，才能逐漸爭取到婦女政治經濟上的權利，也只有提高婦女在政治經濟上的地位，才能發揮婦女更大的力量，以加速抗戰勝利的完成。
我們並沒有主張每一個女子都要拋棄了家庭，這在今天是不能的，問題並不在這裡，而是每個婦女不管站在甚麼崗位而應該以上述的任務作為共同目標而努力。自然這工作是艱巨的，真正的男女平等，還很遙遠。但是正為如此，就得一步一步做去。從根本上做去。歷史是在前進，策士們的認為不可能的事情，終有一天會在人類中實現──雖然今天中國現在的婦女還正在萌芽時期。
我們並不否認今天婦女運動中間有許多缺點的地方，甚至誤解婦女解放的意義，這一切我們不必掩飾，但必需更加警惕，更加勉勵，發揚我們戰鬥精神來答復一切污衊和侮辱。
[注]該文收入專著《女權論辯》，聶紺弩編，白虹書店發行，廣西桂林，178-196頁，1942 年。收入該書的還有：尹及的《談婦女》，沈從文的《談家庭》、《男女平等》，何家槐的《嗚呼》，沙揚的《婦女與家庭》，以及聶紺弩的《題記》、《婦女、家庭、政治》、《賢妻良母論》、《母性與女權》等，共4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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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不該忘記的女權論辯
盛英
20世紀40年代的頭幾年，在國統區如重慶、昆明、福建等地，“新賢妻良母主義”論活躍，“婦女回家論”的爭論也此起彼伏。當時，國民黨制定的婦運方針(如要婦女多生孩子，少參加政治活動等)又直接支持、肯定這些論調，致使有些地方裁減和禁用女職工事件屢有發生。對此，當時作為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和婦委負責人鄧穎超，則義不容辭地撰文參加這場女權論辯，許多進步人士也以各種形式參加大討論，以捍衛中國自己的婦女解放理論。其間，由戰國策派挑起的、著名作家沈從文積極投入的“婦女回家論”的那場發難和批判，尤為引人矚目。
戰國策派是我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流派，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宗旨，崇尚“英雄崇拜”和尼採“權力意志論”，並將法西斯理論移入文藝創作與論著中。當時，文化名人、著名作家如費孝通、朱光潛、沈從文等也都為戰國策派報刊撰文。以鄉土文學和抒情體小說著稱的沈從文，為《戰國策》撰寫的，卻是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談家庭》和《男女平等》，兩文很快引起爭議。《談家庭》和《男女平等》兩文提出，“解決婦女問題”，須“從‘家’著手”，家適宜於“母性本能”，“又不喪失現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婦女應“服從自然”，不宜“違反生物習慣、社會習慣”，去“希望同男子一樣”闖社會，她們的位置是在家裡，要“努力安排好一個好好的家”，猶如那“聰明鳥兒”所建的“溫暖的窩”；只有那些“生理上有點變態”“男性十足”的、“身心不大健康”“體貌上又有點缺點”的女子，才“到社會上作各種活動發展，來填補生活的不足”。
1941年，桂林的《力報》副刊“新墾地”，在著名作家聶紺弩、邵荃麟和葛琴等主持下，組織了一場同戰國策派的大論辯，大辯論除針對《談婦女》一文外，主要還針對從文《談家庭》和《男女平等》兩文。1942年，聶紺弩把《力報》和《戰國策》的這場論戰，編成《女權論辯》一書，再次呈露沈從文先生落後的婦女觀，以及眾人對這些觀點的批判。
聶紺弩撰文如《婦女、家庭、政治》、《賢妻良母論》、《母性與女權》等予以批駁，他還親自為《女權論辯》一書寫下精彩的《題記》。聶紺弩稱沈從文們是“女權反對者”，並針對其觀點談論女權與家庭、女權與母性、女權對婦女發展的意義等問題。聶紺弩指出，當時的中國，在家庭裡的婦女，“往往只作為男性的性的對象而存在”，“家庭的天地是窄狹的”；婦女首先“應該是社會的人，是社會活動的參加者”，她們“應當有更遠更大更多的事業”，以求更大發展；對於家庭，婦女也只有參與了社會，才能使自己成為“時代所需要的賢妻良母”。至於女權會不會影響母性呢？聶紺弩頗有說服力地說道：“母性本身就是一種靈”，“人的母性的內容豐富”，其“靈”能“靈於萬物”；而“獲得了女權的女性的母性”，就“比之別人的會更母性，更偉大”；女性獲得了女權，才能“使整個社會更進步，或者說使進步的速度更快”。婦女的解放和發展、母性的偉大和豐富，都系於對女權的爭取與獲得；婦女只有走向社會，不囿於家庭禁錮，才會實現這一切。
葛琴以長文《男女平等論》參加論辯。葛琴對沈從文抹煞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論調，一層層地給予揭開；並論說男女不平等產生於私有財產制的道理。其他許多參加討論的女性，更加群情激憤，認為沈從文在抗日戰爭烽火裡，竟然“聽不到前線的炮聲，看不到多少家庭被戰火毀滅”的情景，卻高談甚麼“女子自動走進廚房的故事”，他的“婦女回家論”實際上正起了“麻痹婦女的民族意識”的作用。
“沒有民族的解放，就沒有婦女的解放”，而“沒有婦女的參加，也就沒有民族的解放”。一場女權論辯，成功地推動了廣大婦女民族意識和女性意識的覺醒，廣大婦女真切地領悟著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
原載《中國婦女報》 2002年10月2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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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五四”
從容
如果回頭瀏覽一下“五四”時期的報刊書籍，就會發現，性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除舊布新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當家族制度被視為專制主義的根據時，在宗法社會的綱常倫理中被壓抑被束縛千百年的男男女女，發出了充滿切膚之痛的聲討和吶喊，變革社會制度、家庭制度的強烈訴求中，革除吃人的禮教，享受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人的生活”的渴望與呼喚中，性別問題凸現出來：婦女受壓迫，絕不僅僅是婦女一方面受損害，也損害著整個人類社會的進化；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同時也是社會解放；現代的婦女，要從過去的一切壓抑中抬頭，從一切束縛中解放，從一切支配中獨立；新女性是自由的獨立的，她們具有學習的自由、事業的自由、肉體和心靈的自由……這些聲音，幾乎貫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始終。隨著新起雜誌的加入、“五四”運動的推動，性別問題更加成為報刊的主要話題之一，被知識分子們常常用來與“民主與科學”、“愛國主義”互為論證。由是，婦女問題，在這一時期第一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數百種報刊幾乎都談婦女問題，並不時出版專欄專號；婦女主辦或專注於婦女問題的刊物繼辛亥時期之後再次勃發，達30種。
在反對壓抑人性、窒息生機的禮教傳統和專制思想，在變革舊的社會關係和制度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把既有的性別關係和性別制度作為批判的重點之一，反叛者們的筆鋒，橫掃幾千年來宗法制度、倫理道德、生活方式中男尊女卑的格局，為女子的人格和權利而疾呼。他們發現，性別壓迫是普遍存在的，“從最高的階級起一直到最低一個階級的婦女，沒有不受男子的壓迫的，伊們的勞力，是輔佐男子；伊們的妝飾，是男子為自己設備的刺激品；伊們為人類傳種的本能和負擔，都隱在輔佐和刺激用的下面，過伊們恐怖的羞怯的無希望的生活罷了。”
在從政治、經濟、教育、心理等各個方面探討婦女解放途徑時，當時的知識分子深深地觸擊到(父權制)家庭制度這一性別壓迫的起源和最後堡壘，他們提出了“廢姓”的主張，認為“姓”是男權統治的表現，是資本制度下“婦女私有”、“兒童私有”的表現，號召海內已覺悟的男男女女廢棄“姓”而只用名。但是，這些史蹟，被掩蓋了，被忽略了，被淡忘了。“五四”的性別主題，悄然湮沒了。而且，由於歷史的惰性使然，“五四”的遺產在幾十年間並沒有被意識形態所認同，“五四”的性別主題也在新文化運動和大革命的高潮消退之後屢被衝擊。僅以婦女的就業權而論，後來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從“五四”立場上大踏步後退。
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初期“婦女回家”逆流反復出現時，一些知識分子於1940年4月創刊《戰國策》。為實現他們所謂“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戰國策》，林同濟、陳銓、雷海宗、何永佶、潘光旦、沈從文等主要撰稿人把婦女擺上了犧牲的祭壇。在聶紺弩主編的桂林《力報》副刊“新墾地”上，“戰國策”的主張受到了反擊。邵荃麟、葛琴等人發表40余篇文章，11萬字，後輯為《女權論辯》1943年出版。
半個世紀後，八九十年代，當就業壓力增大時，也有不少在其他方面很“開放”、“進步”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幾度提出婦女回家騰出職位的獻國策。而不同觀點的論者卻沒能在報刊上得到相當的篇幅來進行“女權論辯”。 從近代前夜，性別問題開始浮現在知識分子腦際時，就是被當作一個思想現象、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婦女的問題而被審視的。
雖然，他們中有許多出發點或目的並不是著眼於婦女的利益，但是從明末清初的啓蒙思想家到戊戌變法中的維新派，從世紀初年的革命黨到無政府主義者，都將性別問題作為改造社會的主題之一。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界更是幾乎形成了共識。在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報刊中，各種政治傾向、不同性別的作者提出和討論的性別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許多甚至為今天所不及。
性別關係上的革命，即婦女解放，堪稱改變本世紀中國社會的思潮之一，可對百年來的這部分歷史，多少人視而不見？事實上，任何一個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近現代中國的許多新興的觀念、習俗和思潮，都和婦女解放的思想的傳播有關；而婦女的團體和活動，堪稱變革的要素。而在傳媒中，在歷史書寫裡，“五四”啓蒙新潮的一個主題，以及在其中開始確立其人格的一個性別，卻常常墜入黑洞。在世紀末回望“五四”，清理遺產時，知識界應當反省自身，在當今知識分子已經相對擁有話語權和自己的話語空間時，是否仍然具有“五四”前輩那種批判的精神？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自己成為學界或文化的主流本身時，在談論多元文化的題目時，是否缺失了性別這個重要的視角？
原載《中國婦女報》 1999年4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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