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談中國共產黨

《動向》雜誌二〇一一年七月號

趙紫陽前政治秘書鮑彤，承認該書的出版由他一手主持，因為這是趙紫陽「交給我的最後的任務」，也是「留給中國人民的遺產」。
                  

答《動向》雜誌記者問     

問：中國共產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集團，眼下正在鋪天蓋地舉行九十大慶，恐怕又創造了一個世界之最。作為一個過來人——你曾經在中共決策核心工作過，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為「黨外人士」，請你談談你對中共的觀察。 

中共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     

答：九十年從哪裡談起？就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開始吧！毛澤東這句話，說明中共是從俄國進口的，中國則具有接受的土壤。不過這句話也有毛病，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了救苦救難的希望。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神化了。     

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因此而如飢如渴，個個雀躍，人人激動。沒有那麼回事。一般頭腦清醒、行為持重的人，相當準確地稱馬克思主義為「過激主義」，敬而遠之。馬克思主義只對一些憤怒的年輕人有些吸引力，他們是少數勇敢分子，初次見面，就認為這是當代歐洲最革命最科學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擲，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希望寄託在一個「主義」上面。至於對那些有野心的政客來說，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又一塊時髦的招牌罷了。      

毛澤東喜歡把馬克思主義掛在嘴上。其實，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能打動毛的只有一條：「造反有理」。這是毛自己說的，我相信這是真話。但「造反有理」這個東西，說穿了，是中國的土產，《水滸傳》里的好漢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澤東有個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一古腦兒稱為「馬克思主義」。彷彿自己就是「馬克思轉世」！比方說，他自己實踐了一輩子的公式：「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普遍地對的，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其實同樣不必勞十月革命之駕，千里迢迢送過來，因為它與其說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如說是中國軍閥主義的原則。從袁世凱到張勳，上溯到項羽、劉邦，問鼎逐鹿，成王敗寇，這種東西，怎麼是列寧送到中國來的？毛澤東嘴裡的「馬克思主義」，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讀過幾本馬克思的書。反正給他印象最深的，無非就是造反啊、武裝奪取政權啊之類。其它的東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歡。連毛澤東也不懂的馬克思主義，怎麼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產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黨，它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沒有政權時，它最大的慾望是造反，不擇手段，奪取權力；有了政權以後，它最大的慾望是維穩，不擇手段，保住權力。毛澤東在「與人奮鬥」之中，所以能夠屢屢得手，靠的不是馬克思。 

日本侵略者是中共大救星！     

問：毛澤東的共產黨是靠什麼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國民黨不爭氣，三靠不擇手段的縱橫捭闔——這東西並不神秘，翻開通俗演義《東周列國志》之類，就有許多「超限」的「戰略戰術」。對毛澤東，勾心鬥角比馬克思的書實用得多。     

黨史把秋收起義、井岡山、中央蘇區、長征神化了，其實那是從失敗到失敗的記錄，沒有多少值得載入史冊的範例。秋收起義失敗，才上井岡山；再失敗，才轉移到「中央蘇區」；繼續失敗，只好長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敗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敗一樣。流亡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跟黃巢的必然失敗一樣。所以連毛澤東門下最忠誠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內心深處充滿了疑慮：「紅旗能打多久？！」毛澤東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說些不著邊際的大話套話，搪塞了事。讀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這位導師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義的預測（「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一條也沒有出現；倒是日本軍國主義，卻跑到中國來救了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     

是的，毛澤東的第一個大救星不是別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遠走不出梁山泊，永遠變不成合法的抗日軍，只好逃來逃去當「流寇」。日本一入侵，「工農武裝割據」的黨軍，就堂而皇之當了官兵，在華北和華東的大地上縱橫馳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發展自己。所以毛澤東一見日本客人，就由衷地連連道謝。這不是笑話，不是客套，這是毛澤東的真心話。毛心裡最清楚，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大的贏家是自己。日本輸了，投降了。國民黨陣亡了幾百位將軍，大傷元氣，精疲力竭。共產黨只犧牲了左權和彭雪楓兩位，不到國民黨的百分之一。毛澤東說，蔣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觀戰，最後搶下山來摘桃子。毛澤東是信口開河，撒謊。一個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謠過日子，可見不是什麼革命家，十足是個政客。     

問題是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蔣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擔，但是解決不了自己的腐敗問題。特別是日本投降後，他派人到淪陷區接受敵偽的「逆產」，發財的機會來了，發勝利財，發接收財，接受即劫收，蔣介石治國無方，縱容下屬腐敗，加以濫發鈔票，物價飛漲，失掉了民心。其實，當時國民黨的腐敗，和今天共產黨的腐敗相比，小巫見大巫，差遠了。     

抗日戰爭結束，各種政治勢力都出來發表自己的主張，顯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紛紛上台。毛澤東乘機統戰，打出願意繼承孫中山衣鉢，做出學習林肯和羅斯福的民主姿態，終於通吃一切，當了大救星。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和馬克思主義無關，功耶罪耶，都不必掛到馬克思賬上。     

毛澤東這個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紙黑字的諾言，給中國以民主，給農民以土地，給知識分子以自由，讓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好話說盡，一條也沒有兌現。最後的結果，中國得到的是獨裁，農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復失，知識分子得到的是不准開口，民族資本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權貴暴發戶一個個白手起家。     

毛澤東有一條，「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過，一旦自己在中南海裡坐穩了，下一步就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把土地奪回去，而且變本加厲，不管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叫大家統統淪為無地階級。 

毛澤東翻雲覆雨害苦了農民
    

問：翻雲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答：起了欺騙作用，欺騙了農民。對農民是個騙局，農民得到的是零，被共產黨耍了。但對共產黨，起了天大的作用。

第一，騙得了農民的擁護，從而打敗了蔣介石，奪到了統治權。

第二，通過鬥爭地主，在全國範圍內顯示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黨的威風。第三，通過農民這個中介，順順當當，把全國的土地，第一步轉化給農民，

第二步轉化給政府，從此歸各級黨委和大大小小幹部支配。

當時就如此，隨著地價飛漲，土地越來越成為有權有勢的人的搖錢樹。所以鬧到現在，圍繞著城鄉土地和房產的掠奪和反掠奪、侵權和維權，中國出現了無數慘絕人寰可歌可泣的群體事件。只要中國農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就勢必繼續動蕩下去，不可能穩定。「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這句話中包含的真理。     

問：毛澤東翻雲覆雨，把全體農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澤東不是農民的大救星，而是農民的大災難。如果毛澤東就此住手，中國人也許還能少受一些苦。問題是毛澤東野心包天，非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不可。於是，大躍進，於是，餓死了幾千萬農民！於是，就有殺劉少奇等反對派以滅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號自始至終沒有變化過：「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中國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淪為人間地獄的。所以，我完全贊成茅以軾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問：有人警告說，不得醜化黨史……     

答：不是別人要醜化共產黨，是毛澤東自己醜化了自己。毛澤東已經把自己醜化到不能再醜的程度，誰還能使他更醜？大概是一九八〇年前後吧，有一位美國科學家訪問北京，這位老先生是華裔，鄧小平一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啊呀老先生，我們黨對不起老百姓啊，我們犯了罪啊！鄧小平說得對。你想，共產黨餓死了幾千萬農民，能對得起老百姓？你能昧著良心說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你能說鄧小平醜化了共產黨？鄧小平當時還有良心。至於他調集幾十萬國防軍向老百姓開槍，那是後來的事。 

胡錦濤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
    

問：反正只要講黨史，就絕對不能掩蓋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絕對不能掩蓋鄧小平天安門屠殺。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是真實地反映了兩代核心的本質的歷史。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年的重要講話里，嚴嚴密密回避了這兩件大事，好像共產黨沒有餓死過農民，沒有殺過老百姓。他沒有勇氣正視現實，因此就沒有勇氣正視歷史。他遠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劉少奇有勇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楊尚昆有勇氣承認：天安門事件「是我們黨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胡錦濤不敢，甚至在時過境遷幾十年之後，他還不敢正視歷史。     

在九十週年大會上，他把中共的全部歷史概括為「做了三件大事」，並且由此推出結論：「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他列舉的事實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完成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未必是福。根據憲法，中國只有五年一次的選舉是法定的；所謂「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沒有法律根據，不足為訓。     

這種味同嚼蠟的講話，照例都是「寫作班子」拼湊出來，經過機械的程序通過，最後照本宣科，用以應時應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總書記。不過，這篇講話，起草得實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話。 

對中共要打破兩個迷信     

問：您認為對共產黨的歷史應該怎樣概括？     

答：我想首先應該打破兩個迷信。     

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歷史，只對共產黨掌權不掌權有意義，對老百姓不見得有多大意義。曾經有人說，「建國有功。」這是一種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須分析，這個「國」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然後再下結論。所以，不必急於給一九四九年評功擺好，稱它為「解放」。如果她真的給人民帶來了「解放」，當然值得我們熱烈慶祝；如果她只給統治者帶來了權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著興奮。     

經常有人條件反射地說，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不符合歷史。據我所知，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一九四五年。當時，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團團長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當時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幾乎全部廢除，唯有蘇聯例外。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肯定不是「站起來了」的標誌。周恩來和莫洛托夫一九五〇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有蘇聯管理中東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礦權的條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說，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一九四五年，而不是一九四九年，至於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那是蔣委員長領導我們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毛主席又領導我們重新跪下去了。——請不要忘記，毛澤東自己本來也高呼過「蔣委員長萬歲」；後來他也同意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 

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問：這兩個迷信，的確必須破除。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因為共產黨不讓他們知道。不過，我也想聽聽您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沒有資料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內在的本質，我只能歸納一些近在眼前的現象。我想簡單說這麼三點：    

一、中共的歷史，是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歷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統治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永遠掌握在本黨手裡，正如二〇一一年六月卅日慶祝大會的主題歌淋灕盡致地表達出來的政治倫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誰打過天下，誰的子孫、親友、關係戶，就應該像八旗子弟享受戰利品一樣，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過天下的中國人，都有原罪，必須被別人坐江山。     

二、中共的路線，是辯證法的路線，否定之否定：合作，內戰，再合作，再內戰；把土地給農民，再奪走農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財產充公，再化國有為官有；製造冤假錯案，在一定條件下平反，然後再鬥爭，再製造冤假錯案，樂此不疲，不由自己，折騰來，再折騰去……     

三、不斷的鬥爭再鬥爭，鬥死了幾千萬人，餓死了幾千萬人，打造出一種在本黨領導下的舉國體制，叫做「中國模式」。這種模式是凶是吉，國內外大家正在評價，也許不要太久，能夠大體上達成共識。 

一呼百應，無人負責的舉國體制     

問：好多人在談「崛起」……     

答：你是在講經濟起飛吧？要講起飛，四小龍比大陸早，比大陸快，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遠遠地好過於大陸。如果把大陸起飛歸功於中共，那麼四小龍的起飛，應該早已證明他們的領導遠遠好過於中國共產黨。     

評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能忘記三個因素：

第一，不要忘記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遙遙領先，是全球的絕對冠軍。

第二，不要忘記毛澤東的大破壞。只是由於勞動者和經營者部分地掙脫了毛澤東的枷鎖，中國經濟才得以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第三，不要忘記「中國模式」不僅能夠集中力量辦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辦壞事。

在這裡，別的我不再說了。它已經永遠糟蹋了三峽，我不知道下一個受難的對象將是哪裡。對這種心想事成，輕舉妄動，一呼百應，無人負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我非常恐懼，不敢不擔憂。     

問：您對中共未來的領導人有什麼希望？     

答：我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懶，只要一息尚存，我會竭盡綿之力，和全國同胞一起，向未來的領導人施加壓力。我認為，向領導人施加壓力是公民不可推諉的天職，歌功頌德無異於引誘他們墮落。一切領導人，只有在壓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敗，才能有動力，才能有進步。如果連這樣的常識也不懂，不宜於擔當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