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國前途的七件工具
——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廿三日在港大的講演（修改稿）
發佈時間：民國一〇三年元月六日
作者：周舵
http://www.21ccom.net/arti…/…/shsc/article_201401069836.html
陳婉瑩：
周舵先生是個歷史人物，我們非常榮幸，歷史人物走進了我們的課堂。A historic figure enters the classroom of HKU. 他是個非常傳奇的人物。He is a legend. He was born in India. And then his parents married there. He was ther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Maybe he'll tell you more if you ask the right question. The four gentlemen of Tiananmen, you'll find him too. I was in New York at that time. I was just fired from my job. I'm kind of lucky because my paper at that time, the paper that fired me, came out entirely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colleague walked out and quit. So I was saved the trauma. Those were the historical times. Next week will be the last class. One of our early sessions is about Tiananmen. You've watched the film. The facts of Tiananmen are still fuzzy. We want to look at the facts and some of the facts are still unclear. And he was there until the bitter last moment. I'm not gonna introduce or talk about all his life because it's all in that website. He went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下放，插隊。（周舵：就是把你插到生產隊裡頭去）and then he became an economist. He became one of the intellectual, one of China's first public intellectuals. Because when there is a critical moment, he stood up and tried to do something and spoke up for the public. So tonight is all his. 他在這裡我不敢講話，不敢講中國問題。I think he wants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is perspective on how China is gonna evolve or change. 中國的改變。歡迎。
周舵：你們敬愛的錢鋼老師是我的老朋友，很老很老的朋友。一九八六年……
錢鋼：我插一句吧，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一九八八年的一個深夜。我在大連……
周舵：不對吧？
錢鋼：是八八年……突然我住的賓館裡多了一個客人。我們倆住一個單元。他這個人一見面就說非常理論性的話。他當時一個詞就把我震住了，他說，我堅決反對多數暴政。那個時候我滿心裡想的是多數決定論，他說的多數暴政讓我想了好幾個晚上。這是我們認識的開始。
周舵：錢鋼老師在打到北京我家的電話裡就跟我說，讓我講講我的「宏論」。但我沒有什麼宏論，我只有謬論。而且不是一點點謬論，是成體系的，一堆一堆的謬論。再加上我正好又感冒了，頭腦昏昏的，搞不好我要開始胡說八道了，所以你們要作好思想準備。
如果從你們的職業興趣角度，你們感興趣的是這個題材，但是我不想講這個。因為這個時間，這個機會非常寶貴。第二呢，是因為我對你們的期望值要高得多，期望你們不僅僅作個媒體職業人，還要作一個真正的精英。在今天的西方，尤其在左右翼民粹佔優勢的地方，「精英」是個罵人的話，政治不正確，幾乎和「反民主」同義。但我已經說了，我這兒講的東西全是謬論，橫竪是要招罵的，所以我不在乎。更何況我是中國人，我們中華文明的主流儒家學說從來主張「選賢任能」，賢能者，精英也，所以我有恃無恐。因為後邊要講到「精英層次論」，所以我要順便先作個鋪墊，給「精英」下個定義。簡而言之一句話：仰望星空的人就是精英；只看自己腳下的，是群眾，是老百姓。還可以加上一句話：創造歷史的，從荊棘叢中開路的，是精英；跟著走的，「搭便車」的，是群眾。精英不精英，不在於貧富、知識高低、社會地位或出身如何，精英是一種精神境界，一種眼光和胸懷。只要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哪怕你是掃大街的清潔工，你也是精英，早晚有一天你會脫穎而出。在座各位，你們只要睜開自己的雙眼看一看歷史，而不是閉上眼睛胡扯，立刻就可以看清歷史的真相，和我們習焉不察的「奴隸們創造歷史」、「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那一套民粹宣傳相距十萬八千里。遠的不說，要是沒有馬克思，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列寧，不會有十月革命；沒有毛澤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沒有鄧小平，就不會有今天來之不易的改革開放，中國十之八九會走回「一．五計劃」那條老路。
我講的這個題目，叫做「理解中國前途的七件工具」：
一、西方文明例外論；
二、四大革命與現代化三模式；
三、精英層次論；
四、政體四分；
五、六分法模型；
六、共和中庸主義；
七、文化保守主義。
貫穿起來，主題就是一個：現代化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我們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特別是政治現代化，也就是民主化。
「工具」是什麼意思，要解釋起來可以講很多很多。我這兒有一個講稿，比較詳細的，電子郵件應該都發給你們了。我今天只能從其中抽幾個要點來講，非常概括，因為時間太有限了，而這個題目確實內容太多。如果講稿你們還覺得不夠，那就等以後看我的書。
我說的工具不是指鋤頭，鐮刀，機床，這些物質性的生產工具，是知識分子所使用的一套特有的工具，抽象的符號，從語言文字、邏輯數學、科學方法，到各種門類的學說、理論、主義，等等這些東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道理不僅適用於工匠，同樣適合於知識分子。工具的意義之重大，我認為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也許可以說，製造工具的能力，就是人的本質，文明的本質，就是評判文明優劣高下的主要標準。我們知道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我們中國就落後了，落後於西方。為什麼落後，我們可以找出很多很多原因。而我特別要強調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工具落後，尤其是我們這套思想工具落後。而且一直到現在，我認為這仍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除了我們傳統文化缺少這些好的工具，好的方法之外，非常不幸的，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我們又從西方文明當中拿來一些非常壞的東西。我要直截了當的說，其中最壞的東西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學生插話：毛澤東思想怎麼是西方的？
周舵：問得好！事實上跟慣常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澤東思想是個非常非常西方的東西，除了法家和厲行法家那一套殘酷政策的秦始皇之外，跟中國傳統文化沒什麼關係。這我後面會解釋。
西方文明是非常複雜的，其中有最好的東西，是我們中華文明和其它文明都沒有的，我們必須要老老實實的把它學過來。但是，我們學習的成績並不好，甚至可以說完全學錯了。西方文明當中也有最壞最壞的東西，也是中華文明包括其它文明沒有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剛才說的馬列毛。我們現在的社會轉型不光是一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的自由民主現代社會的轉型，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獨特的另外的轉型，就是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這一套，從制度到思想觀念，這一整套東西向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個困難要大得多。在座一部分同學是從大陸來的，香港同學這個問題可能還不那麼嚴重。可怕的就是大部分，甚至是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好像現在沒有人在乎什麼主義了，這個問題就算是解決了。不是這樣的，大大的不然！這算是一個引子吧，那我就開始講這七件工具。
第一件，叫做「西方文明例外論」，就是要弄清楚現代化的來龍去脈，「現代化」是怎麼來的，原因是什麼。這就要求我們真正讀懂歷史，中國的和西方的。必須運用我們的理性能力和想像力，從中抽象、概括出歷史的內在邏輯——這邏輯不是擺在桌子上的蘋果，不會自動現身。「史實」是一回事，對史實的「解釋」和理解是另一回事，要想得出正確的解釋並不容易。我也不敢擔保我的解釋唯一正確，提出來僅供諸位參考。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套西方中心論，這個東西在西方人腦子裡也是根深蒂固，到廿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西方才比較普遍的開始反思這一套西方人的文明傲慢。這個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大概意思就是說，西方文明是典範，西方文明一直是優越的，而所有其它文明要麼就是走了邪路要麼就是發育不良。我讀史的結論恰好相反。首先我們要肯定，西方現代文明確實非常優越，比我們的傳統文明優越得多。但這不是因為他們一直優越，恰好相反，這是因為他們一直都非常落後。這是我的第一個謬論。你們聽了之後一定覺得「啊，這可能嗎？」可能！我不指望我現在能說服你們。我給你一個 Bigshock，回去自己讀歷史，從另外一個不同視角讀歷史。你比較一下，是我這個解釋更好還是傳統解釋更好。我不能說太詳細，西方文明最大的獨特性，它為什麼獨特我可以講很多，我抓住其中一個要點來講。通常，不同的文明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所有的文明有一個共性，就是當它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後，都要走上專制王權這條路，當然我說的是現代之前。只有西方文明，每當它要走上這條路的時候，都被一個強有力的外力打斷了，然後它又從頭開始。至少有三次大的中斷。
第一次大概是公元前十三世紀左右。早在這之前，大約公元前二千六百至前一二五〇年，在希臘南部地中海的克里特島上，就已經有一個非常發達的文明，米諾斯文明。有近代西方學者大為感慨說，公元後十七世紀的歐洲王室，還趕不上公元前十七世紀米諾斯王室所享受的舒適程度！請特別注意這句話！近代之前歐洲的「文明」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據認為，這個米諾斯文明是從埃及傳入的。它又傳入希臘本土，成為邁錫尼文明。順理成章，這個米諾斯－邁錫尼文明是王權專制。這是目前已知的，希臘文明最早的源頭。西方人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還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後來非常偶然的考古發現才發掘出來。在此之前西方人追溯自己的文明起源只是追溯到荷馬時代，就連荷馬時代很多歷史學家都說不作數，都是傳說而已。後來就有一位死心眼的人，認定特洛伊戰爭就是實際發生過的，於是跑去挖特洛伊城，誰都沒想到，還真讓他給挖出來了。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許多人跟著到處挖，最終西方人就知道了還有個米諾斯文明。米諾斯－邁錫尼這個專制王權的文明，到了荷馬時代之前三百多年，就被野蠻人給中斷了，幾乎徹底毀掉了。這個野蠻人就是當時的希臘人，什麼多利安人等等幾個部族。這是第一次大的中斷，然後就導致了長達三百年的黑暗時代（約公元前一千一百至前八百年），文明倒退到極為原始的狀態。直到荷馬時代，大約公元前八百年，文明才又開始復蘇。恰恰就是因為它這樣的原始性，說得不好聽，就是野蠻性——我這是不帶價值判斷的——說得好聽就是年輕，生氣勃勃，於是才會有希臘的古典城邦的民主。一些史家認為，正是由於這樣一種原始野蠻文明對高級發達的專制主義文明的徹底毀滅，成為出現雅典城邦民主的先導。以現代標準來衡量的話，這個「民主」完全不夠格——它是極少數成年男性自由公民才有權參與的「精英民主」，婦女、奴隸、外邦人（沒有公民權的外邦移民）被徹底排除在外；它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個人自由」，每個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城邦的集體利益；它很不穩定，容易滑向極端民主，然後被僭主的獨裁取代；它極其好戰；尤其讓現代人難以接受的是，它以奴隸勞動為必要前提。好戰與奴隸制，由此成為鑄造西方文明性格的兩大基因，而這兩樣東西在中華文明當中，是從春秋時代就被儒、墨、道諸家強烈批判的，更別說後來的佛家。少量的家奴、奴婢當然一直存在，但西方式的大規模（經常超過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制度化、社會常態性的奴隸制，我們卻是從來沒有過。你就想想孔夫子那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意思是，你哪怕是拿人形的俑作陪葬，也是降低了人的尊嚴，你是要斷子絕孫的！這是多麼早熟的人道主義精神！把「奴隸制」硬安在中國人頭上，不客氣地說，那是對中華文明的極大污蔑，你還談何愛國主義？
限於古代的歷史條件，這個城邦民主免不了要衰落，先被馬其頓征服，然後又被羅馬征服。羅馬出現的一個東西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專制，叫共和。這個東西也是非常獨特的，跟希臘有非常大的關係。共和政體是一種被認為是吸收、綜合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者長處的混合最優政體——執政官由君主演化而來，元老院代表貴族制，公民大會是民主制的延續。民主也好，共和也好，在古代都屬特例，它們很自然的還是要歸於王權專制，這就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如果沒有強大外力的干擾，很可能，它就像我們秦代以後那樣，走向一個一個專制王朝的歷史循環了。幸好（還是不幸？取決於你的立場），這時候從北方來了一撥又一撥的日耳曼蠻族，一直衝擊歐洲五百多年。它又進入到一個黑暗時代，又一次文明的大倒退，這一退就倒退了一千多年。這就把希臘羅馬非常輝煌的古典文明又全部毀掉了，只是一些殘餘留在教會裡，後來通過十字軍東征從阿拉伯人那裡輸回來，然後又陸續的發現了一些古代希臘羅馬的典籍，這樣才有了文藝復興。這第二次大的中斷，對我們說的現代文明至關重要。它產生了一個東西叫封建，而這個又是西方獨有的。我們如果要勉強拿中國的歷史作一個比較的話，只能說我們西周是最接近封建的，從那之後就沒有了，秦以後只能叫做皇權專制。就連西周那個封建跟這個西歐封建也差距太大了，我認為根本不能套到一起，不能算是同一種類型。照此說，我們就根本沒有封建。我們從小被灌輸了一大套「封建專制主義」，「兩千年的封建社會」，「近代以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完全是食洋不化，西方中心論的生搬硬套。說什麼「不照搬西方那一套」，那就請從此地開始吧！你整個的制度、觀念、文化等等全都是照搬西方的，談何「不照搬」？搬來的還是最壞的！
總而言之，是封建就不可能是專制，是專制就不可能是封建，封建和專制恰好是對立的。專制是指有一個權力中心，它能夠統治一切。而封建是權力分散，多元權力相互制衡。它是王權、貴族、基督教會，到中世紀中期之後又興起了第四個力量自由城市，還有皇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幾大力量之間的多元博弈與制衡。——順便說一句：貴香港許多地方可見「英皇某某」的名號，都是亂譯，英國只有國王 king，沒有過皇帝 emperor。——封建歐洲一直沒有一個強大的權力能夠把其它的權力全都統治起來，這就不可能是專制。而恰恰是到了近代，十五、十六世紀以後，專制王權才開始興起，這時候它們才形成國家，所謂民族國家。西方這個 nationstate 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西方的國家創立比中國晚了兩千多年。而當它又開始走向專制王權的時候，非常幸運的，從英國開始發生一個了不起的文明巨變，就是所謂的現代化。從現代化的角度看，這條西方特有的歷史路徑非常非常重要。之所以有現代化，恰恰是因為有封建這麼一個非常原始、落後、分散的——我們姑且把它叫「制度」，其實可能連制度都算不上，因為連國家都沒有。kingdom 不是國家，充其量可稱之為「王室屬土」。你理解這個之後才會明白中國為什麼沒有現代化。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偽問題，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會產生「現代化」這個東西。我們恰恰需要問的是，西方為什麼會有現代化，為什麼會有資本主義，為什麼會有近代科學整整一套這些東西。這是需要有非常高的洞察力，又符合歷史邏輯的解釋的。我認為到現在為止，別的解釋都不如我的解釋好。但是我不強加於你們。
不管是縱向比，和西方文明的希臘羅馬古典文明比，還是橫向比，和同時期的中國、印度或阿拉伯文明比，封建的歐洲都是野蠻落後得不像話（順便說一句：文明比較只能要麼縱向比，要麼橫向比，沒有像我們那些可愛的文化激進派那樣斜叉著比的，拿現代西方比古代中國！）。直到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紀前後，西方整體的文明水平才開始差不多趕上希臘羅馬時代。非常幸運的是，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的英倫三島上，演化出了現代文明當中最重要的因素——自由憲政，使得整個歐陸的專制王權立足未穩，又被適時發生的「現代化」進程打斷。這是第三次大的中斷。「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在西方文明中產生，恰恰在於這之前西方文明這種沒有被長期穩固的專制文明所馴化的「蠻性」，這種相當落後的原始性——日爾曼蠻族殘餘的部落民主（戰士大會，選舉制，「王在法下」，等等），以及封建貴族約束、抗衡王權的自由精神，基督教「教權高於王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人人都是罪人」這一點上，國王也不能例外）的教義，再加上許多其它必要條件的幸運的湊集，包括獨立自治的自由城市的興盛，中國四大發明的輸入，再發現和普及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重商主義國策和商業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極其特殊的英國國情，等等，缺少其中任何一項重要的條件，「現代化」都不會發生。而所有這些必要條件中國幾乎一樣也沒有（四大發明除外），當然也就決不會存在自行演化出現代化的任何可能性。這其中完全談不上一切不同文明遲早都要遵行的什麼「歷史必然規律」，也不存在每個文明內部先進社會形態依次替代落後社會形態的單線歷史進步這回事。很明顯，造就了現代化的，不是什麼不斷上樓梯式的進步，什麼「螺旋形上升」，相反，是兩次巨大的文明倒退，一次三百年，一次一千多年的文明黑暗！這和我們中華文明的歷史大不相同。我們的許多學者，枉費一生的心血去研究「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之類的偽問題，實在令人嘆息。大前提錯了，滿盤皆輸，注定徒勞無功。就好像有人買彩票中了頭獎，你非要搜腸刮肚，窮究「為什麼我就沒中頭獎」，為此搭上一輩子的功夫，是不是腦筋有點問題？或者，我們中國人原本腦筋沒什麼問題，是被某人給搞壞了？
以上講的是「原生型現代化」。其它國家向這個現代化學習，於是有了「次生型現代化」，現代文明向全球擴散，所謂「全球化」。「學習」一定有成績好壞之分，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為了提高我們的學習成績，就得研究這其中的原因和規律性，於是就有了第二件工具——「四大革命與現代化三模式」。首先，我把「現代化」的要點提煉出來，這就是「四大革命」。按歷史順序，分別是憲政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這裡的「革命」是借喻，最終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意思，可能是個拉得很長的漸變過程，和我們被灌輸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完全不同。前現代的傳統社會為什麼無法逃脫「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循環？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是人均資源的瓶頸約束：秩序建立、社會安定，經濟就繁榮，人口就增殖，而農業經濟的自然資源基礎——土地的數量有限，人均資源佔有量不斷下降，直到大規模的飢荒發生，社會就要動亂，秩序瓦解。
二是專制制度內在的腐化趨勢，腐敗、衰老的毒素不斷積累，早晚也要導致制度失效、秩序崩潰。
「現代化」對人類的貢獻首先就在於，以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解決了資源約束問題，以憲政革命和民主革命解決了政治老化腐敗問題。憲政革命建立起自由秩序，就好比發明了一種定期和平、合法地清洗政體腐敗毒素的技術，使政治制度得以永保青春。在這個法治、憲政的自由秩序的基礎上，漸進有序地推進民主化，自由秩序成為自由平等秩序，再加上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興起之後逐步制度化的福利國家，這樣一種政府承擔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責任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自由民主的福利國家，就是迄今為止文明人類所經歷過的，實際存在、而不是憑空想像的各種社會制度中的「現實最優」。理所當然，它就是我們現代化的目標。而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卻恰好相反，他不是按照「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而是用所謂「辯證法」的哲學思辨憑空虛構出一個近乎十全十美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一個純粹邏輯思辨的「理論最優」，毫無根據的認定它是「必然」要實現的，然後用它作評判標準，把此前的一切人類文明都說成是「剝削－被剝削」「壓迫－被壓迫」的，不道德、不合理的東西，頂多只有「歷史性的價值」。這就等於把現實存在的全部人類文明一筆勾銷，把改進一切現實問題的可行辦法全都架空，唯有等待那個烏托邦即不存在的一攬子徹底解決了。更要命的是，馬克思又用一套極度簡化並且毫不妥協的死硬兩分法立場——善惡、正邪、敵我、貧富、統治被統治、剝削被剝削……截然二分，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看待人類文明和歷史，主張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殘暴血腥的破壞性手段，去實現那個子虛烏有的虛幻目標。馬克思學說的這種烏托邦空想性，和二元截然對立性不是他獨有的，據我看，這是西方文明的兩個根深蒂固的致命缺陷，有其深遠的宗教的，哲學的，和邏輯的根源。這兩個東西倒確實是中華文明所沒有的，你好好看看我們那個陰陽相生、相反相成的太極圖就夠了。所以，我們既不要有盲目的文明傲慢，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把自己的文明歷史說成一團漆黑。這個話題今天不能細說了，還是回到「四大革命」。
四大革命首先發生的是憲政革命，從英國開始成型的。這個憲政革命是什麼呢？就是貴族一直在跟王權鬥，背後經常有教會的支持，隨後又興起了第四個力量，就是城市市民。在這個長期的博弈過程當中，尤其是在英國，它非常幸運的居然能達到一個力量的平衡。如果王權過於強大，把貴族，把教會等等都壓服了，就會走向專制，像法國，像歐洲大陸就是走的這個路。如果王權過於弱小，貴族分裂的力量過於強大，就形成不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後來的現代化就不可能發生。德國就是這個問題，意大利也是。它們後來為什麼走向法西斯主義，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要靠軍事強力來完成國家的統一，於是就形成了軍國主義的尚武傳統。英國卻非常幸運，這個國家統一得非常早，從一〇六六年的諾曼征服以後，它就形成了一個相當有效的中央政府，同時貴族也非常有力，於是就形成了貴族和王權之間的一個平衡，才有議會政治整個這套東西，才有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才有一六八八年以後建立起來的這一套我們今天叫做自由憲政的東西。這個對於今天我們說的現代文明至關重要，也包括對於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非常關鍵。沒有這個憲政，後來的一切「現代化」都是不可能的。這憲政革命是最早發生的，你往前追溯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二一五年的這個大憲章。
然後第二個發生的是科學革命。要解釋科學革命又要講很多很多東西，跟希臘的學術，跟羅馬法，跟基督教都有非常重要的關係。法國啓蒙運動把「黑暗時代」這個黑鍋都扣到基督教身上是非常不公正的，事實上教會反倒是中世紀歐洲最有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的那些毛病則不過是反映了那個時代歐洲的整體文明水平罷了。同時，基督教和羅馬教會又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實際上基督教對近代科學的產生是有非常大貢獻的。這個話題我就不能再講了。
第三個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如果沒有科學作基礎的話，就不會有現代性的機器大工業。我們有四大發明，我們中華文明對世界有非常大的貢獻，這四大發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於我們沒有以邏輯－數學和觀察－實驗（或假說－演繹）方法為核心的系統科學，所以這些技術發明全都是偶然發生的，偶然碰出來的。火藥是煉丹術煉出來的，指南針也是不知道怎麼擺弄磁石然後就弄出來了。只有有了科學——近代科學——之後，人類才有可能根據他所發現的科學規律，有意識的去從事一系列發明。所以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只有當科學理論去指導技術發明的時候，才會發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科技昌明的世界。
第四個就是民主革命，逐步推行以普選制為主要內容的平等政治權利。民主革命不是直接從英國來的。英國的民主革命開始得比較晚，從一八三二年的第一次議會改革才開始走民主化的這個路。最早應該是從，如果按照我這種「自由民主」（也就是憲政和法治下的民主）的說法，是從美國最先開始的，法國大革命那種民主不是主流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的民粹民主，革命的激進民主。而美國又是英國模式的改良版。所以這四大發明都應該算是英國的貢獻。我認為英國的這個傳統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了，然後就發生了現代化。在英國發生的叫做原生型的現代化，從它的歷史傳統裡頭自己長出來的。這東西一旦出現之後，就好比一個基因突變產生一個全新的物種，它表現出極強的競爭力，競爭優勢，逼著其它文明你要麼學習它要麼被它消滅。文明跟物種不同就在這裡，不同物種它很難相互學習。老虎跟貓學上樹，那是忽悠，講故事，不可能的。但文明相互之間是可以學習的，於是就有所謂後發現代化，次生現代化。全世界的國家，包括當時歐洲的國家，都要回應英國所搞出來的現代化的挑戰。傳播到中國，發生了實質性影響的就是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這之後，我們中華文明面對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怎樣回應這個挑戰，李鴻章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回答只有一個，就是好好向它學習。學它真正好的東西，千萬別學壞的。
都是現代化，但各國現代化的具體路徑，得到的成績很不一樣。我們前年有一個很轟動的紀錄片《大國崛起》，這個紀錄片有很大貢獻，可以說它是央視第一次把歷史事實按它的原貌介紹給了中國人。在那之前都是歪曲的，全都是按照馬克思那一套框框片面選擇能夠說明它的東西，如果說明不了就偽造。這個是第一次原汁原味的把事實告訴你。但是它缺少什麼呢？它缺少分析。你看了之後還是一頭霧水。我們向它們學習什麼東西啊？每一樣好像都應該學。這就需要歸納，需要把它提煉成理論。這就是「現代化三模式」。
三種模式，一個是英美模式，中間道路的自由主義的模式。
一個是德日模式，太右的過於保守的模式。
還有一個法俄模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這是革命的激進的，太左的一個模式。
真正成功的就是第一個，英美模式，另兩個都是相對不成功的。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的自由民主，就是英美模式向全世界傳播的結果。所以我們要學的是英美模式，尤其是英國模式或者說是中左加中右的歐洲模式，因為英國和美國實際上有非常大的差別，我就不能講了，只說一句，美國模式實際上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加上了一些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它是一個英法的混血兒。法國大革命的極左影響在我看來是非常不好的，而古典自由主義如果不混合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分，局限也很大。所以美國是個非常混雜的東西，同時它又是個西方世界中的另類。它向全世界推廣的東西裡頭就帶有傳統的先天不足，以及因為它的特殊性而無法仿效的成分。偏偏很多美國人又很天真，頭腦簡單，認定美國的一切都是模範。其實普世價值和任何一個崇奉這套價值的實例（比如國家）都根本不是一回事，任何一種抽象和從中抽象出來的實際事物都不可能等同。我們經常會聽到有些人——既有反西方的，也有熱愛西方的——把普世價值和美國或者別的西方國家混為一談，這種幼稚的錯誤同學們可不要犯。這些都是我們一定要加以分析的。我對香港特別有感情，原因之一是因為香港就是英國文明和中華文明雜交的產物，這是非常好的雜交優勢。有一次在北京和你們的前任港督魏奕信爵士的公子吃飯，我就當面說我是個親英分子，一個熱愛中國的親英分子。當然，殖民主義有很大問題，讓我們很不舒服。我上的中學清華附中就在圓明園旁邊，每當我想起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都會「怒從心頭起，恨向膽邊生」。但是，舒不舒服並不說明全部問題，很多好東西都是讓你非常不舒服的。真理是好東西，「是人皆有一死」是真理，但它讓我們很不舒服。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理性，克服——至少是部分的克服——我們那些把好的東西覺得不舒服的價值偏見。
第三件工具，就是「精英層次論」。我毫不掩飾的說我就是個精英主義者。我認為民主就應該由精英領導，當然，要由人民定期授權和經常監督。尤其我們的傳統文明和西方自由民主有這麼巨大的距離。我們怎麼樣應對這個現代化的挑戰？就是要由真正瞭解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好和壞有真正徹底瞭解的精英，把西方文明好的東西不是移植而是嫁接在我們中華民族的好的東西上面。移植是不容易成功的，再好的一個優良品種，跟你的氣候土壤等等條件都不一樣，它活不了。你們知道柿子怎麼長出來的？是拿優良品種的柿子作為母本，嫁接在本土的黑棗這個父本上。黑棗結出來的果子就這麼小，但是它有非常頑強的生命力，適合本土條件，然後把優良品種嫁接在這個東西上。我們只能靠這個辦法，就是要由瞭解西方的精英來主導，因為我們的本土裡頭，基本都沒有我剛才說的現代性最主要的因素。
可惜的是，中華不幸，精英們對西方的認知一錯再錯，政治智慧又不夠，先是學德日，原本是有可能成功的（這裡的「成功」僅指富國強兵，不包括自由民主），無奈戊戌的維新志士們政治上極其幼稚，不但不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敵人」的成功邏輯行事，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最大限度地壯大保守勢力，竟然以為靠著一個毫無實權的光桿司令光緒皇帝就可以大展宏圖，使用的又是特別急躁的「全變、快變、大變」激進手段，不失敗才是不可思議的事。
接著就是「義和團運動」那一場上層和下層兩種極端保守排外勢力相互利用的大反動和大失敗。等到終於醒悟過來，開始推行清末新政的時候，機會已經錯過，合法性資源流失大半。一九〇八年光緒和慈禧去世後留下一個權威真空，攝政王又犯下一系列的決策錯誤，於是有辛亥革命，從此走上法俄道路，激進、激進、再激進；政治革命不過癮，搞社會革命；社會革命不夠用，搞文化革命；甚至有人認為中國人連人種都是低劣的，所以，以上革命都還不夠徹底，不解決問題，必須改換人種。最後走到文革大浩劫，算是暫時告一段落。當然，話說回來，我們不應當苛責前人，如果把我們放在先輩們的位置上，我們未必會比他們高明。
此外，也許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西方國家——有一個算一個，毫無例外——把中國推到那條路上去的：用當時盛行於西方文明當中的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狹隘自私的民族主義、驕橫好戰的殖民－帝國主義，用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用不平等條約和強權分贓式的巴黎和會。再加上十月革命後蘇聯斯大林模式表面上的、騙人的一時「成功」，這一推一拉，中國人「一邊倒」，倒進斯大林主義的懷抱，走上馬列主義全盤西化之路。
仔細看看這整個過程，哪一次社會巨變、「歷史創造」不是精英們幹的？哪一次「群眾運動」不是精英們去煽動、組織、領導、操控和利用的？現代化一定是精英引進、精英主導的，因此，精英的目標和路徑選擇，精英的領導、駕馭和控制能力，精英自身的核心共識和凝聚力，精英對變革節奏、速度、順序的把握，對各種社會利益的平衡兼顧，包括和人民群眾關係的處理，等等，就至關重要。
精英是有層次之分的，我試著分出四個層次。
最下邊這個層次叫職業精英。精英不是因為你的地位，你的知識，你的血統、出身，等等這些來決定的。你哪怕是個擦皮鞋的，你在這個職業範圍裡是個領袖型的人物，大家都跟你走，你就是精英。精英就是一個群體裡頭懷有超越性價值的成員，他能夠超出自己的狹隘利益、狹隘眼界和一己的偏好，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為大家著想。這是職業精英，各行各業的帶頭人。
再往上一個層次叫治國精英。治國精英一定是有全局眼光的，是當制度和基本遊戲規則既定之後，他來掌握權力、運用權力，治理國家。
再往上一個層次是制憲精英，是他制定了這些遊戲規則，制定這些基本制度。
再往上還有一個層次，就是給制憲精英提供思想理論、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各種各樣資源的，制憲精英要靠這些東西來制憲，給他提供制憲的原理，提供「憲法的正義之源」。
更重要的是，這四種精英之間要有個東西貫通起來，否則這些精英還是一盤散沙，仍然無所作為。這個貫通的東西就叫做精英共識，就是對於什麼樣的社會是一個好社會，我們要向什麼樣的方向前進，我們要沿著什麼樣的一條代價最小的道路去實現這個目標，總之，關於目標和手段的一個基本共識。非常遺憾，現在沒有，中國還根本沒有這個東西。一旦出現大的社會動蕩，需要精英起來發揮作用的時候，非常可能，造成的結果就至少是像「六．四」那樣，一個正義的事業最後失敗得非常慘。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什麼會失敗，以至於到現在還翻不了身？其實我整個思考都是從這裡來的。由這些沈重而痛苦的思考，才有了我這裡的六分法模型。
第四個工具叫政體四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僅僅從所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條出發，這是成功的基本前提。這就要求你要對中國的現實做一個準確的判斷，你必須要對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作一個準確的定位。我們過去都是在用那個「兩分法」，一邊是專制，一邊是民主。不對呀！專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對立的，這你們聽上去好像又是謬論。專制和民主不是對立面，民主搞不好本身就是專制，而且是最可怕的一種專制。民主是多數人統治，它的對立面是一人統治或少數人統治。專制的對立面是自由。哈耶克講得非常清楚，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至上性權力即所謂「主權」的地方，就一定有專制，就一定沒有自由，因此，如果民主就是這種絕對性的「人民主權」的話，那當然就是專制！不久前聽鳳凰衛視的一位名嘴談泰國政局，他就說，民主就是絕對要服從多數人的意志！那少數人怎麼辦？就活該倒霉嗎？誰能保證，你自己就不會有成為少數的時候？多數人的權力也一定要受限制，才會是自由民主，否則就是多數暴政。這是第一。
第二，兩分法通常來說都是一個太粗糙，太不好用的工具。當然太複雜的工具也不好用，這裡面有一個度的問題。我主張至少要四分。專制你要把它區分成普通型專制和極權主義。極權主義英文叫 totalitarianism，它和這個 despotism 或者其它的各種專制，包括我們從秦一直到清的皇權專制非常不一樣。極權主義是到廿世紀才出現的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詳細的定義我就不能多說了，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極權主義又分成兩個子類型，一個是極右的，一個是極左的。極右的就是納粹主義，極左的就是列寧主義。這個極左的極權主義它本身又可以再細分，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有差別的，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又是有差別的。簡單說來，列寧主義實際上是一個還沒有定型的極權主義，一旦定型了，就變成了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無非是把列寧主義制度化，固定起來。一九四九年之後，毛澤東「一邊倒」，倒向斯大林模式這個我稱之為「官僚制的極權主義」。一九五六年蘇共廿大，赫魯曉夫開始清算斯大林，全世界的共產黨都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怎麼樣從斯大林的陰影下走出來又能夠維持它的那些信仰。世界各國共產黨都在找出路，毛澤東當然也不例外，最後找來找去終於找到一個東西叫做民粹主義，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我所謂極左的「民粹型極權主義」的一個頂峰。這是我對專制主義的一個簡單的梳理。
學生問：周老師您剛才對專制作了一個梳理，那麼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極左翼的模式當中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周舵：馬克思是鼻祖。很多壞東西都是從他一路傳下來的。當然後來的一些演化就不在他的預計之內了，但是他是脫不了干系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毫不客氣的說，他是罪孽深重的，尤其對於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非常奇怪，它在西方反而沒造成什麼壞的影響，說不定還有好的影響，而恰恰是它專門危害這些不發達的窮國。所以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對它充滿了……至少是鄙視。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民主也一定要區分，至少要兩分。
一個是剛才我講的英美源流的自由民主，是在自由憲政法治整個一套基本制度鞏固之後逐步擴大政治參與，最後實現全民普選。普選就是一個平等的政治權利，每個成年公民都要享有的平等權利，這就是民主。先自由後民主，才可能是自由民主。請注意，「法治」和「法制」不是一個東西，「法治」是 rule of law，法律約束每一個人，尤其是約束政府。「法制」則是 rule by law，政府用法律管制人民，政府本身卻不受法律管束。
自由民主之外的另一個民主是非常不一樣的，叫民粹民主。它有很多名稱，但我覺得最傳神，對中國最有用的叫民粹民主。它是那批法國啓蒙學者，其中特別突出的是盧梭，誤讀了古代希臘羅馬的民主共和，在法國大革命的中間階段（激進階段）被雅各賓派付諸實踐，再經過巴黎公社、馬克思、俄國十月革命流布全球的，一種反自由、反人權，迫害、剝奪少數，反智、反精英，主張多數窮人絕對的、不受約束的至上性權力的「多數人專制」、「多數暴政」。這種「完全徹底的大民主」實際上不過是一小撮激進主義精英一廂情願、脫離實際的空想，它一旦付諸實踐，一定完全走樣，變成要麼是一塌糊塗的無政府半無政府狀態，要麼是善於蠱惑人心，擅長煽動群眾非理性激情的「群眾領袖」（古代希臘人稱之為「僭主」）的個人獨裁。文革不正好就是這樣？很不幸，我們中國人從上到下，從精英到百姓，所理解的「民主」卻正是這樣一種向下看齊的，變態的，多數暴政式的劣質化民粹民主，共產黨把它叫做「人民民主專政」。對於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我們卻是完全隔膜，極其陌生。不少想當然的民主天真漢大談「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能懂」。確實，民主如果就是選舉，一人一票的普選制，然後少數服從多數，那是很簡單，別說小學生，說不定黑猩猩都能學會——你可別小看了動物的智慧。但這不是自由民主，是民粹民主。你也不動腦子想一想，民主要是真的這麼簡單，為什麼我們古代沒有民主不說，近代以來折騰了上百年也還沒有民主？中國人都是準白痴嗎？不難想見，要是聽從那班天真幼稚、頭腦簡單的民主樂觀派的餿主意，還沒有建立起牢固的自由憲政和法治基礎，就立即開放普選式的「一人一票」全民民主，我們的「民主」會是何等醜惡的一副面孔！十之八九，比陳水扁之流還要醜陋不知多少倍。不妨說，這也正是中國非常顯著的「特殊國情」之一，這個特殊國情和西方國家，尤其是和美國截然不同。比起歐洲國家，美國是特別民粹的，所以才會選出頭腦簡單的小布什當總統，但那是極右的民粹，我們卻是極左的民粹，恰好相反。對這個中國國情缺乏深刻瞭解的人，不關心政治還好，他們越是關心中國、熱衷民主，越是壞事，還可能壞大事，把中國引向大災難
非常迷惑人的是，這個民粹民主和我剛才講的民粹型的極左極權主義完全是相通的。當我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民主，所有人都會說你說錯了，又是謬論。你一定要有這套分析工具，才會發現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民粹民主的頂峰，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西方左派跑到北京來朝聖，把毛澤東當成他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當時聽那些政治瘋子說「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覺得是共產黨自己吹大牛。不是的，真是這回事！很多西方左派到今天還在向全世界推銷這套東西。尤其你們看拉丁美洲，查韋斯之流，這個問題更為嚴重。格瓦拉，卡斯特羅都是這一路，非常可怕的偽民主，真極權。所以塔爾蒙乾脆把它叫作「極權民主」，他的一本名著，標題就叫《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查韋斯可是實實在在的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他還要搞全民公決，當終身總統！那不就是民選皇帝嗎？叫作「民主皇帝」也不算太離譜吧？自有民主開始，這一流角色就層出不窮，從古希臘的僭主，到近代的拿破侖希特勒，他們全都是靠民主選舉上臺的。可見，選舉，全民公決，那確實是民主，但完全可能和自由憲政的民主背道而馳。臺灣民進黨搞的民主也是這一路，一點不新鮮，都是舉世的極左派玩剩下的。民進黨者，改頭換面之臺灣共產黨也，在我等之輩吃盡共產黨苦頭的大陸中國人看來，這恐怕不能算是冤枉他們吧。
那麼，中國現在是什麼呢？一定不是極權主義。要是極權主義，我這種人早就殺頭一千次都不止了。我們現在享有很多很多自由，只是沒有政治自由。你不能去搞政治，你干預政治就要倒霉。你只要不干預政治，你幹什麼都行。這個就不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是不給你留任何自由餘地的。我這本書《我是反革命》裡就說，極權主義就是你連做夢都不敢做錯了，你做錯了一個夢都要大禍臨頭。為什麼這麼說，你可以查我的書。所以我們一定不是極權主義。很多人說我們卅年改革開放，政治上完全沒有進步，那是不對的。只不過政治上的變革不是執政黨有意識的去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而導致的，是因為整個社會的進步一定會影響到、擴散到政治體制而引起的。但它是不是比如說像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之前，開放黨禁開放報禁之前那種普通型的專制呢？好像差不多。你如果做一個比較粗的分類，可以把它放到普通型專制裡去，也就是說，你只要不和政府作對，政府就不來管你。極權主義不是，它連你腦子裡想什麼都要管，而且真能管得住！但是，現在的中共和這種普通專制又有一些區別。它還遺留了很多極權主義的東西，甚至在很多地方還相當強大。有一種分類法主張把這個叫後極權。為什麼到現在共產黨還有這麼強的能力——你們不要低估了共產黨，它是很厲害的——這個跟極權主義的遺留有很大關係。汶川地震的時候它高度的動員力，現在它一下子能拿出四萬億等等，都是有關係的。也許，現在的中國應該叫做「拖著極權尾巴的威權主義」。？
激進民主、民粹民主的路子千萬不能走，於是，順理成章的，我們的選擇只能是，走漸進民主之路。也就是我要講的第五件工具，「六分法模型」。
這是一個政治生態圖。這個政治生態圖的兩個軸，橫軸是政治立場或者政治上的價值取向，價值目標、主義、信仰。這邊是左，這邊是右。左和右是從法國大革命傳下來的。它含義很多，但基本上無非是，左更多照顧中下階層，照顧窮人，右呢，相反，偏向社會的中上層。左更強調平等，右更強調自由。有很多區別，大體上就是說左是窮人喜歡的，右是不那麼窮的人喜歡的。這個是政治立場。
這個縱軸是政治手段，就是你用什麼樣的政治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下邊是激進－強硬－革命，上邊就是溫和－漸進－改良。中國目前，以至於說，我認為未來廿年之內還是這個格局，由六種（或七種）主要的社會政治力量在相互博弈。
一是極左，是左翼這邊最左的，同時在使用手段上也是走極端的，無所不用其極，可以不擇手段，暴力、欺騙、陰謀詭計什麼都可以用。
五當然就是極右。
三是中左，
四是中右。
中左簡單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就是極左溫和化之後，通常是當它進入到體制內之後，慢慢作為合法的左翼黨就開始溫和化，因為它要得到多數選票必須要靠近中間立場。
中右也是，就是自由主義左翼，因為自由主義本身是右的，靠左的自由主義就是中右。也就是說，左派從右派學了一些東西，右派從左派學了一些東西，就變成這兩個派別。
雷蒙．阿隆，法國一個非常有影響的自由主義學者，他有一句名言，一個人要是在卌歲之前沒有信過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沒有心肝，不善良的意思；一個人卌歲之後還信馬克思就是沒有頭腦，缺心眼！我把這個話引申一下，左派都是心腸好腦子壞，右派就正相反，腦子好心腸硬。所以左派要向右派學一些智慧，一些好的腦子，它就變成心腸好腦子也不太壞。右派就要反過來，要從左派學些好心腸。小布什第一任時候的競選口號「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實際是個非常好的口號。不過共和黨可不是自由派，不是自由主義，它是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就比自由主義還要右。但它大體就是這個意思——我腦子好但我要有好心腸。於是乎天下太平，兩邊都是腦子好加好心腸。所以這兩個，中左中右是主流，兩個主導力量。
然後在一個基本的制度和遊戲規則下面，它們合法競爭，誰能得到多數選票，誰就執政。另外那個就做在野黨去監督它，但你永遠有機會在下次大選時上臺執政。就是這個虛線方框Ａ所表示的。這就會有一個了不起的東西——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即所謂人民的利益，盧梭所講的「公意」，公共意志，亞里士多德講的「公益」，公共利益，大家的一個共同的利益。請注意，「人民」和「全民」並不一定是一個東西，「人民」經常是指一部分人，居人口多數的窮人，底層民眾、「勞動人民」，於是，「人民利益」就不是「公益」，是那多數人、一部分人的「私益」。這個公益到底怎麼知道呢？一個好的政治制度，肯定大家都說一定是要滿足公益的。但你怎麼知道公益是什麼？現代這麼發達的調查技術，我們可不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知道所謂人民的利益，所謂的公益是什麼呢？不可能，不信你試試。你做一千個民意調查，你也不可能得出來人民的利益是什麼。
中左、中右這兩個主導力量輪流執政，於是就像這樣一條一條波動的曲線一樣，中左上臺就往左跑，但是不會跑太遠，有一個內在平衡機制把它拉回來。它要跑太遠跑到共產黨極左的位置上是做不到的，選民不同意，一定會把它拉回來。不光選民不同意，制度也不同意，傳統也不同意。所以說它這個左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左派都有盡量左的衝動，當它跑得太左了之後，一大堆的毛病全出來了，選民就不滿意，把它選下臺。於是右派上臺，就往右跑，也同樣不能跑太遠。就這樣互相交替之後，你發現它是圍繞一個中線在波動，「人民的利益」就是這條中線。沒有這套機制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它是個非常抽象的東西，只有通過這個中左、中右平等競爭，然後長期來看，發現它有一個波動的中心Ｃ，這叫人民的利益。它是在一個不大的幅度Ｌ和Ｒ之內一左一右往前跑，就像我們開車一樣，不是一條直線往前跑，一定是你往左偏了一點趕緊往右打回來，這樣圍繞一個中線往前開。
我們中國倒霉在正好相反。我們是極左加上極右，極左是共產黨，孫中山死後國民黨成了極右，這兩種勢力在做長時期的殊死搏鬥，中國整個就是一個極端主義的絞殺場。於是中國就在一個非常大的震蕩幅度Ａ和Ｂ之內來回絞殺。這就別說自由民主，基本的經濟發展什麼都談不上。所以我這個課題的副標題就叫做極端主義批判。對中國來說，最危險的是三種極端主義。一這是一種，就是新毛派。極右五包括市場萬能論，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次金融風暴跟它有非常大的關係。像哈耶克，弗里德曼，諾齊克等也是極右，但他們是在星號＊的位置，極右的主張，但不用極端的手段。激進民粹民主也可以放到這裡，因為中國情況很特殊，我們就勉強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把它放到這，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它在西方是極左，正相反。激進民粹民主不光是認為可以把西方很成熟的那一套制度照搬到中國來，只要推翻一個反民主的壞政權，民主馬上可以速成。從根本上說，它的致命問題是觀念裡根本就沒有人權保障、有限政府、自由憲政和法治這整整一套東西。還有一個七，是在這個位置，它實際上是一條線，它可能偏左一點，七-一，也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形態屬性，成為一種中派極端主義七-三。這叫做成「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實際上是非常有害的害國主義，新法西斯。當它站在中間立場的時候，作為民族主義，它認為我們民族是一個共同體，大家利益完全一致，我們一致對外。所以它非常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把國民一條線劃開，這邊是自己人，對面是敵人，它主張不要在內部搞分裂，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要一致對外，富國強兵，「實力決定一切」，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極端民族主義不是愛國主義，是害國主義。我也是愛國主義者，但我是親西方的，親英的愛國主義，絕對不是反西方反美的。我對美國有很多批判，但我承認美國有非常多的好東西我們要學過來。它那個憲法非常了不起。
這三種極端主義一定要把它控制住，消滅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一定不能成為主流，要讓這兩個溫和中派成為主流。
還有二是鄧派，是現在共產黨的主流派。它實際上是從一這個極左立場開始轉變的。請注意，我這個是政治生態圖，不包括經濟因素。從政治上來說，我認為共產黨未來的前途就是走到三，社會民主主義。因為它作為一個左翼黨是不可能走到右邊去的，否則它就一定瓦解，四分五裂了。它一定要變成中左，千萬不要變成七，新法西斯！就我所見，共產黨往中左走，中左加中右，培育這兩個主流，這個觀點是我最早提出的，趙紫陽還特地兩次讓人傳話給我，說他非常同意我的觀點。很高興，現在已經開始有陸陸續續的結果，《炎黃春秋》謝韜先生從去年開始，然後一大撥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跟上來了。同時要讓中右在體制外充分發育起來，中左中右這兩個成為主流之後，中國的問題基本就解決了。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鄧派二推到中左三，讓中右四迅速發育起來，然後把一、五和七這三個東西壓住。
還可以加上一個六，當年的胡和趙，胡耀邦趙紫陽。他們是往中左走的，比鄧更接近中左，本來是完全可能走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很可惜，被保守勢力妄加罪名拉下馬，於是政治體制改革停滯倒退了十幾年，以至於形成今天權貴資本主義黑惡勢力大泛濫的局面。
至於具體操作方案，可以提幾個要點。首先要達成精英的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其中的司法獨立至關重要。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這個「政治權利」起初並不包括在「基本人權」之中），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
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
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臺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多黨制發育之路，像十七世紀英國托利黨輝格黨，十九世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當然也包括執政黨的黨員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
「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參與，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民主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第六件工具，「共和中庸主義」，是進一步從不同的角度——當代系統論－控制論的，中國傳統政治經驗的，西方政體類型學說的角度，來說明「自由民主」從本質上說，就是以多元動態平衡、利益兼顧的中庸原理為基礎的共和主義混合制度。「幸福的家庭都相似」，高明的智慧從根本上都是相通的——都是對於紛亂多變，看上去茫無頭緒的萬千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永恆的齊一性、規律性的認知和感悟。「中庸」不是機械地在兩個極端之間取中，更不是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無原則的抹稀泥，它的基本涵義包括「目標」和「手段」兩個方面：
一，目標盡可以高遠，但這理想目標必須是現實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實現的「人間天堂」；
二，力求「帕累托改進」，所謂「增量改革」，盡量爭取在不損害任何人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增進社會利益總量，而不是從某種教條式的「正義」原則出發，把不經全民充分協商同意的片面主張強制施之於一部分社會成員。
正義目標的實現應當朝前看，不應當是朝後看的算歷史老帳，因為正義的追懲可以沒有止境，往往弄到每個人都成為受害者的地步。建立在開放的、自由平等的討論和協商而達成的社會共識、社會契約基礎上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和遊戲規則，顯然不可能經由偏袒社會某一部分成員——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強者或弱者，靠著在社會各群體之間煽動鬥爭與仇恨，通過暴力和「專政」方式達成。毋庸置疑，「和諧社會」與「中庸共和主義」是一回事，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髓」則完全對立。
最後，第七件工具，「文化保守主義」或「文化精英主義」，說的是一個好社會除了要有好的政治制度，好的經濟機制和好的社會結構之外，還必須有好的文化——信仰、價值體系、哲學、倫理道德、思想理論、文學藝術……，必須有判定文化好壞的標準，必須獎勵好的文化、鼓舞人民去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或者，換個時髦的說法，中華民族的振興，除了發展硬實力，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培育軟實力，制度和文化的感召力、影響力。硬實力令人畏懼，軟實力使人愛敬，我們中華民族的主流——儒家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崇尚「王道」、以德服人即軟實力，貶低「霸道」、以力服人即硬實力的，這也正是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曾經具有如此強大的感召力、說服力，具有融合異民族異文明的凝聚力的秘密所在。中華文明的再次輝煌，一定要回歸這個「令人愛敬」的偉大傳統。肯定中華文明有一個偉大傳統，這就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正和「五．四」全盤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相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其積極的正面的貢獻，沒有它對當時極為強大的極端保守勢力的強力衝擊，中國的現代化和社會進步就可能寸步難行。「五．四」的問題在於，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而為激進主義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打通了道路，與法國啓蒙運動激烈反傳統的「理性僭妄」打通了導向法國大革命的道路如出一轍。直到廿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知識界才知道，除了法國啓蒙運動之外，還另有一個蘇格蘭啓蒙運動，兩者分別為法國的激進革命和英國的漸進改良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辯護。法國啓蒙學者推倒上帝，把人類推上神座，以為有了科學理性，人類便無所不能——不僅有資格審判全部人類歷史和文明，按照一個完全脫離實際的純理性邏輯推演出來的全善全美的天國理想，把前現代的整個人類文明判定為不合理、不道德而一筆抹煞，進而，認為人類有能力在徹底拋棄這些「過時、陳腐」的歷史垃圾的一片空白之上，按照一套自以為是的理想藍圖創造一個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與此相反，它強調人類文明是像生命體一樣有機生長的，各個成長發育階段之間是密不可分的渾然一體，絕不能理解為截然對立、相互取代，一個接一個的所謂「徹底革命」。
好的文化，說到底就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對於「人性」有一個全面、深切的，科學的瞭解，這門科學就是心理學。科學心理學自一八七九年創立至今，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行為主義和人本主義心理學。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代表馬斯洛堅決反對弗洛伊德和行為主義學派把人僅僅看作與其它動物沒有本質區別的一個動物種類，反對排除價值觀、撇開是非觀念來研究人的行為，反對文化相對論和道德虛無主義。馬斯洛認為，整個人類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而這些準則是可以用科學來證實的——通過深刻剖析人類當中「出類拔萃之輩」的生活，通過科學地描述處在最良好的社會條件下的最出色人物的價值觀，就可以得出結論：這些價值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人的生物性質中的一部分，是本能的而非後天獲得的。「人性」即人的本性，最充分地體現在這些潛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人格得到最完善發展的，「自我實現」的最優秀分子的身上，而不是體現在人的動物式的低劣本能和精神病態者，或者處於中間水平的大多數平庸者的身上。一個好社會，無非就是能夠為每個人的「自我實現」提供最良好條件的社會，而好的文化，就是由這些「自我實現的人」所創造、所分享的文化。
具體而言，這個「好的文化」當然必須是和好社會的其它子系統相適配的，它的核心價值，應當是自由、平等、博愛、人道、法治、民主……這些人類普適價值。
其次，它的內容，應當是能夠充分滿足如馬斯洛所歸納的全部人類低級和高級需要的。
第三，它應當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不能是和專制主義相配合的文化大一統。
第四，在多元文化之中又應當有核心、有主流、有引導，而不是價值虛無主義，無好壞高下之分的文化相對主義那一套。
第五，這種主流文化不應當是由某一部分人，更不應當是由政府強加給全社會的，只能通過類似科學共同體形成「範式」（paradigm）的方式，以開放的、自由平等的討論來形成。
第六，為了開展這樣的文化討論，首要前提是要對我們目前的文化現狀作出不懷偏見的分析判斷。依照我個人的意見，我們現有的多元文化包括
一、正在發育成長的現代性主流雅文化；
二、以儒、釋、道為主體的傳統精英文化；
三、傳統民間草根文化；
四、遊民痞子文化（參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五、民粹主義文化（系統闡述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六、激進主義革命文化（「樣板戲」為其代表作）；
七、大眾商品娛樂文化；等等，
它們之間不是無高下好壞之分的，那種「多元文化之間沒有高下好壞之分」的立場僅僅是文化激進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一家之言。一個平鋪的、甚至是向下看齊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好社會。好社會一定是鼓勵人們向上昇華的，因此，什麼是「上」、什麼是「下」，我們首先就要有一個充分說理的、有堅實論據的分析評判。我的初步看法是，上面所列舉的七種多元文化當中，前三種經過適當的取捨之後大體上是好的，後四種是不好的或不夠好的。很多同學喜歡追時尚，他們不知道，實際上那不過是「唯新是尚」的文化激進主義，和商品娛樂文化雜交出來的偽貴族趣味，塗上貴族油彩的暴發戶趣味而已。你們不要以為舊的東西全都是壞的，新的東西才是好的，而且越新越好。錯，非常錯！我就堅持認為，科技是新的好，文化卻是老的好。所謂時尚，那些東西九成九都是泡沫——可能有一趴或是千分之一將來能留下來。文化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是這樣一個態度，就是說文化精品，人類所創造的最寶貴的文化精神財富，一定要經過一個時間的考驗。時間是一個最權威的篩子，會把沙子篩掉，把真金留下。沒有經過這個篩子，通常都是泡沫，十之八九是泡沫。當然不全都是泡沫，新的東西最終一定會有東西被篩選之後會留下來。比如說現在這些歌星巨星，也許像 Michael Jackson，五〇年之後可能在音樂史上有關於他的一句話。其他不會有任何痕跡留下來，一定的。但是貝多芬，肖邦，莫扎特，勃拉姆斯，一萬年以後仍然是大師，受萬人景仰。不信你活一萬年以後看看我這話對不對。
好了，我就講這麼多，一堆謬論。歡迎大家提問。任何問題。
（問答部分涉及的歷史內容，已被刪節，請諒解！）
責任編輯：張白燁
我對此文的引言：
對未來我保持謹慎的樂觀，以下周舵先生的文章無疑是有啓示意義的：
一、現代政黨政治是社會結構多元化、自主利益集團分化及多元化的產物（「西方的多黨政治是在社會結構多元化的經驗事實基礎上自然形成的。自主利益集團的分化與多元化，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形成通過利益協商與討價還價的契約關係以及妥協來實現各自利益的行為方式，是多黨制政治整合方式的基礎，這一過程最終通過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來實現。根據阿普特在《現代化的政治》中所作的分析，西方多黨政治是以現代妥協系統為代表的。更具體地說，如果一個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社會中，存在著多樣化的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之間又存在著契約性的妥協機制，以約定俗成的法制為基礎的遊戲規則，以及協調各種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機制，這些條件就構成民主政治的基礎。而這些條件又是市場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才出現的。」---蕭功秦），一個政黨要避免民初「類多黨制」的覆轍（民初「類多黨制」失敗的緣由在於：缺乏市民社會的自主性、沒有充分的經濟分化為基礎，沒有與這種經濟及社會結構分化有機聯繫的寬容妥協的政治文化為條件，只是「橫取它國已行之法，強施本土」），就要強調現代政黨需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團及實現社會整合功能，否則就會有形無實。
二、周舵先生文中提及的英美內源式多黨制的路徑，無疑對執政黨和體制外政黨而言，在未來是一種共贏的結局，它既可以避免大變局後出現的趙紫陽先生所及的「權力真空」狀態，也為現在體制外的政黨、組織在未來贏得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以西班牙轉型為例，當時的西班牙首相蘇亞雷斯在轉型過程中整合了不同的中間溫和勢力，而實現了分化重組。
一點兒想法，拋磚引玉。
金陵 畢康
民國一〇五年四月廿四日
周舵：理解中國前途的七件工具
周舵簡介
周舵，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修讀哲學，是名學者于光遠的學生。
他是早期研究市場經濟和股份制的知識分子之一，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工作，以及當四通公司公共關係部和發展研究部主任。
一九八九年周舵是「四君子」之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應邀往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系，以「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穩定問題」為題進行研究，為期一年。
一九九四年三月至二〇〇四年四月，發起並主持社會公益事業「燭光工程」。
一九九五年三月，他聯署了《反腐敗建議書》和《廢除收容審查．保障人身自由》公開信。
從一九八五年至今，在中外各種刊物，報紙上發表論文、文章逾一百篇，其中包括：
《金融研究》—「論合理赤字」 ，《管理世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向傳統理論提出了哪些挑戰」，
《歷史研究》—「試論歷史規律」(與王和合寫)，
《世界經濟導報》—「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必須變革」等，
《經濟學周報》—「勞動力由市場定價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唯一途徑」 ，「價值量不可計算」等，
《亞太經濟時報》—「股份制和價格放開」等，
《明報月刊》—「自殺— 一個案例研究」，
《信報》—「促成中派的聯盟」，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系列評論九篇：
「一隻發了瘋的鐘擺」，
「無知就是力量」，
「災難性的理想主義」，
「兩種格瓦拉」，
「一國兩制」 ，
「美國民主出了什麼毛病」，
「民進黨重病在身」 ，
「臺灣禍源李登輝」 ，
「極右翼使美國政治脫軌」。
正在撰寫的專著：
論文集《我是反革命》（收歷年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文章六十餘篇），
《漸進民主論—極端主義批判》，
《血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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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中執會2月25日通過下屆立委提名作業，並確定全國73個選區中，有30個屬於艱困選區，一般選區將採取協調初選，艱困選區則採徵召方式，彈性保留與其他在野勢力的合作空間。根據民進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規定，前次選舉得票率未超過42.5%為艱困選區，包括台東、台北市第1、3、4、5、6、7、8選區、新北市第1、8、9、11、12選區、桃園市第3、4、5、6選區、台中市第3、5、8選區、新竹縣、苗栗縣第1、2選區、彰化縣第1選區、南投縣第1選區、花蓮縣、基隆市、新竹市、金門縣、連江縣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