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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水寒 提交日期：2006-12-1 1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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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褲子是文化的國防--“性解放”與低生育率
作者：易富賢 familyyi@yahoo.com
一、對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二、中國傳統家庭模式體現了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
三、從古今家庭模式的差別看現代的低生育率
四、從現在各國生育率下降看“萬惡淫為首”
五、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失調是現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光明網《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6-11-24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124
一、對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社會和諧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否和諧又取決於對性的控制程度。對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個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壽命有限，需要通過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兩性關係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專門器官，性行為是動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兩重性，從造物主的安排來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為了增加繁衍的積極性、是一種獎賞。
但是性衝動是人類最難以克服的原始慾望之一，對性的管理不當，不但威脅生育大事，而且對社會道德的威脅性最大。孔子就說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壞事都是淫開頭的，中國古代“萬惡淫為首”這句話對於性慾的恐懼就已經表達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對性的恐懼就像對死亡的恐懼一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說：“天主教教會之所以禁止通姦和離婚，就因為他們確信，對付通姦和離婚就象對付死亡一樣，是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種文明都對性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對性進行規範，是文明產生的第一個標記，而性混亂則是文明崩潰的第一個蹟象。
“性”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實是活力的表現，“性”活躍的年齡也是一個人創造力最活躍的時段。對性過於放縱，是很多文明覆滅的原因，比如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淫亂導致生育率降低、人口減少，巴比倫滅亡也是因為淫亂，中國晉代上層的淫亂引發了五胡亂華，現在西方國家性解放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和超低生育率（筆者在《從羅馬帝國的滅亡看現在的人口問題》將詳述）；但對性過於壓制，同時也壓制了人性，導致社會發展緩慢，比如歐洲的中世紀和中國的明清。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
女人的褲子是文化的國防。古代征服一個民族，俘獲女人作為戰利品。在和平的時期，兩個文明發展不平等的時候，婚姻往往是單向的，婚姻的流向體現文明的高低，發達地區的男人容易娶落後地區的女人，落後地區的男人卻難娶到發達地區的女人，一個民族對本族女人外嫁非常敏感。生育文化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隨著西方性解放思潮的傳入，現在中國女人自己脫下了褲子，意味著我們傳統文化被徹底征服。
二、中國傳統家庭模式體現了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
相對來說，中國古代對性的控制的度掌握的比較好。即使在有“髒唐爛漢”之稱的唐朝和漢朝，中國的性開放程度也遠遠達不到羅馬帝國那種淫亂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興起之後，中國禁欲又遠遠達不到歐洲中世紀的程度。原因是中國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禮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過婚姻制度將性控制在禮教之內，控制在家庭之內。
中國古代哲人認為，人的慾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過要做到節制就可以了。荀子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儒家提出適當節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禮記‧曲禮》：“欲不可從（縱），樂不可極”。孔子說：“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這一標準，即人的慾望和行動要符合社會的道德規範。
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實是中國數千年摸索出來的社會分工。中國古代除了少數特權階層可以納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匹夫匹婦，《易經‧家人卦》所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即《禮記》所說：“男不主內，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來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古代“上有八十歲老母”可以抵消一些罪過或者豁免一些責任（對母親的孝似乎比父親更重要）。宋明理學興起之後的元明清三代，歧視婦女、摧殘婦女的現象才比較普遍，包括婦女裹小腳大範圍流行（裹小腳現象雖然很早就有，但是不流行）。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分工。
“大婚，萬世之嗣也”(《禮記‧哀公問》)，西周開始的中國古代婚姻法中，將婚姻視為人生最為神聖的事情，結婚程序遵循嚴格的“六禮”：納採（求婚）、問名（探女方情況）、納吉（通過雙方八字的測算，得到好兆頭）、納征（正式訂婚）、請期（雙方商定成親日期）、親迎（成親）。南宋之後濃縮成三禮：納採、納征、親迎。並且成親的時候還要拜天地（因為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謝父母養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著夫妻結為利益共同體）。成親之後，還要廟見，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見男方的祖先，向祖宗報個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從道德層面看，古代很早就主張婦女應該“從一而終”。“從一而終”其實有多重積極意義：
1、由於家庭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從一而終”其實是很好地保護了婦女利益的，家庭的財產是夫婦共同創造的，不能隨便將妻子掃地出門。
2、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離婚就是“結二姓之怨”。
3、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不能違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為前世結怨，認命而已）。
4、依存於物質再生產的人口再生產才是有效的，夫妻雙方同心協力撫養小孩。單親家庭不利於撫養小孩（現在西方國家的單親家庭也同樣不利於撫養小孩，很多陷入貧困）。要是離婚的話，繼父、繼母對小孩的態度就不一樣。
5、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意味著浪費生育時間。
因此古代離婚是一件很鄭重、很嚴肅地事情，不能隨隨便便。男子可以離婚休妻的七項條件（“七出”）：不順父母、無子（還得等到50歲過了生育年齡之後）、淫、妒、惡疾（麻風等傳染病）、多言、盜竊。前兩項涉及到孝，第三項就是對性的限制。古代社會還為“七出”設定了限制條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無所歸（離婚後無處可去）、與更三年喪（妻子陪同丈夫給公婆服過三年重孝）、前貧賤後富貴。也就是說，雖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條，但是有這種三種法定情況之一，男方也不能離婚。但是屬於“淫”和“惡疾”的不適用“三不去”。“惡疾”是因為傳染病威脅家族的生存，“淫”是因為敗壞家風。可見古代對“淫”處罰的非常重。
但是從制度上，中國古代不曾禁止過婦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離”制度，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而歐洲整個中世紀都禁止離婚。
中國古代一方面嚴格限制婚外的“淫”，一方面又鼓勵夫妻之間的正常性生活。使得性得到滿足。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適時締結婚姻，內無大齡未嫁的怨女，外無大齡未婚的曠夫，老百姓都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禮記‧內則》還規定：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禦。就是說妻子在50歲之前，丈夫有滿足妻子性生活的義務，五天必須進行一次性生活，一方面是為了繁衍人口，一方面是為了調和陰陽（防止性饑渴）。
古代婦隨夫居，只有兒子養老的制度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差(當然現在已經不適合了)。當時培養成本低（現在養女兒的成本比兒子還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不繼承財產（有些還通過彩禮彌補父母的養育成本；現在養個女兒物質成本和精神成本這麼高，女婿出得起彩禮？出不起彩禮，那就乖乖幫忙養老吧。因此現在女兒、女婿養老不論從感情上、經濟上都是合理的），女兒沒有贍養自己父母的義務，但兒媳承擔養老的義務，因為當時每人都有兒女，基本扯平。女兒雖然不養老，但逢年過節回娘家，農忙女婿過來幫忙，親情照樣維持。這樣反而有利於家庭關係簡單化。有人認為古代這種制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區公路上有Yield（讓路）和Stop（停）等標誌，分明是兩條路駛往同一個方向，從一條路來的車偏偏要給另外一條路來的車讓路，看起來不公平，但要是不這樣的話交通事故更多。現在社會發達了，像在高速公路一樣沒有了Yield（讓路）和Stop（停）等標誌了，從法律上家庭成員平等，但家畢竟不是完全公平講理的地方，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與父母的矛盾、四個父母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
三、從古今家庭模式的差別看現代的低生育率
中國古代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大倫”，需要及時將“性”管理起來，使得“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中國古代總結出女子生育發展的七七四十九歲週期。女子7歲時“性”發育就開始了；14歲則內外生殖器的發育已趨成熟，開始月經，初具排卵受精的能力；21歲時生殖器及功能已經全面成熟；待28歲則身體及性生殖、性慾等方面正處於壯盛之年；進入35歲時其容顏開始衰減，生殖能力變弱；42歲時青春已去，生殖能力銳減；49歲則內外生殖器萎縮、月經閉絕，基本不能再有孕育。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20歲、女子17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並且及時將性限制在夫妻之間，防止“怨女”、“曠夫”現象，既發揮了性的功能，又防止了性的副作用。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性”的“工具”和“玩具”兩種性是協調的。子女結婚的時候，啟動整個family security系統（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叔、伯等一起幫忙），幫助他們建立家庭。
#日誌日期：2006-12-1 星期五(Friday) 晴
先生所為之事,功莫大焉!吾人認為,目前應採取多種形式發出我們反對的聲音,就象中國的愛滋病問題等等,反人類的制度必須喚起全人類的警醒,納粹都推翻了,還有什麼能阻擋歷史的潮流呢?
吾人決定撰寫一部有關寄生政策發展及造成的慘絕人寰後果的報告文學,向全世界揭露這種反人類制度的真正邪惡本質(在政府之前掩蓋美化背景下,外人很難理解在真正執行該政策過程中所造成了多麼大的災難,吾人親歷,這簡直是一場堪比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災難!!1)
日後,可能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在此先謝過!!!
頂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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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水寒 提交日期：2005-11-13 1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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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i@yahoo.com
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等《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平均每個婦女生育5.8個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而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各孩子（人口學上世代更替水平）。可見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的階段性任務到1980年時候即將完成，不應該再強化。
現行計劃生育始於1980年。“全國總人口在20世紀末不超過12億”的控制目標是在1980年9月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來的。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計劃生育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
為了實現中央的人口目標，1980年鄭重向全國發出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號召。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這個“獨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在農村遭到強烈的抵制，主要原因是：
1)、這個政策本身過於苛刻，違背了人性。就像一個社會有保證每人每天兩斤的糧食，而人們實際平均只需要1.2斤，但政府卻只分配給0.6斤，這樣以前再和諧的社會也會有暴力搶劫，再溫順善良的人們也會變成“暴徒”（雖然經過搶劫也不過多獲得0.2斤糧食）。
2）、19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恢復了傳統的農村生產單干模式，集體經濟幾乎完全沒有，對生產力的需求，對養老的擔心使得農民不得不超生。
3）、相對來說，198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和諧的一段時期。1980年代初期我國的基尼係數還不到0.3（現在已經到了0.45到0.5之間），1980年代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1.8比1左右（現在上升到4倍甚至6倍！）。當時教育還沒有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程度也還不高，農民在維持本身勞動力再生產（通過醫療服務）外，還有養育兩三個孩子的能力。農民在繳納超生罰款後還能維持基本生活。
4）、傳統生育文化沒有破壞徹底。文明的創造靠精英，但文明的保留卻是靠普通百姓（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弘揚主要靠唐人街的下層百姓，而不是靠能迅速同化進主流社會的教授階層；民族危機時期，精英成為漢奸的可能性更大；對美國文明威脅最大的不是移民美國的各國精英，而是從洛杉磯延伸到邁阿密的拉美移民西班牙語圈，這些合法、非法移民連英語都不會說，但是逼得美國主流人群開始學西班牙語）。在城市裏已經開始接受丁克思想和同性戀的時候，中國傳統生育文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其實這些傳統生育文化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是高度一致的）等在農村還大有市場。
幸虧因為1980年代的這些阻力，並使得國家在1984年開了一個小口子，整個1980年代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還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從城市角度看，人口結構是已經被破壞了。
1980年代國家對2000年人口控制目標從11億以內、12億以內、12億左右再到13億以內的不斷調整，就是來源於農民的超生壓力。
1990年後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然後快速下滑，國家統計局、計生委多次客觀調查數據均顯示在1990年代中期後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就只有1.3左右。最為客觀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00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有1.22。
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2004年上海只有1.1)。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平均生育意願不到1.7。
由於現在中國不育不孕人群已經增加到12.5%， 加上單身、丁克等因素，在1.38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願下，實際生育率只有1.3是合理的。
對這些數據，計生委和人口學界感到非常納悶。他們覺得既然生育政策沒有變，為什麼生育率下降這麼快？對於客觀的1.3左右的生育率，他們認為是因為超生隱瞞，因此每次都將客觀生育率數字調整為1.8；對於中國的低生育意願，他們認為是因為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了，為了證明這一點，計生委系統通過媒體誇張性地宣傳高收入人群的超生情況。其實目前有條件的高收入者也不過生育兩胎，生育三胎的罕見。而由於高收入人群大多數生育意願比普通人群還要低，他們這個人群平均生育率還達不到平均水平，更不可能超過世代更替水平了。
其實，只要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稅費改革，就完全理解為什麼中國生育率急劇下降。1990年代開始生育率下滑的原因如下：
1、隨著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港資、臺資和外資的引入，以及國內私營經濟的發展， 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農村開始出現民工潮，農業部的“中國農業信息網”轉發的《工人日報》文章（http://www.agri.gov.cn/llzy/t20050412_353788.htm）：全國目前有2.5億農民工。而這些農民工主要是青壯年育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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