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朱學淵來稿︰最近，國內男女性別失調的現象引起世界的關注，因此不斷傳出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說上海準備實行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配偶生兩胎。而這種新動向中，又出了一個筆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賢的人士，他在海外網站發表了許多文章，說中國人口已經嚴重老年化，說馬寅初的“人口論”誤了國，說如果再不停止“計劃生育”，中國就要無以為繼了，雲雲。 今天，又讀到鐘國忍的文章《李光耀含蓄批評中共計劃生育政策阻礙中國前途》，他說︰“毛主席連自然科學都不信，就相信自已的精神原子彈，結果引發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鄧小平對自然科學信服了，對社會科學極不尊重，結果導致了計劃生育的災難，給自已的一生抹下了最大的敗筆。”歷史對鄧小平一生的成敗是非，將有公正的結論，但我以為計劃生育非但不是他敗筆，而是他的功德。那位易富賢先生對人口問題的確很有研究，而且觀點很鮮明，他反對宋健提出的中國人口不宜超過七億的估算，以為十六億決不是中國能夠承受的人口上限。他還指著一個年齡段的人說，如果早實行了計劃生育，就沒有你們了；好像計劃生育槍斃了許多未進過搖籃的人，沒有讓他們到人間來過一趟路。 後來，《新華網》、《光明觀察》等重要網站，又陸續刊登他的若干後續文章，其中一篇開門見山提出兩個問題︰“中國能活多少人？”“中國真的只能承受十六億人口嗎？”，並自問自答地得到了“中國的人口過多不過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的答案。從官方大網發表對“既定國策”的質疑文字來看，這些奇談怪論已經搞亂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從缺電問題說起頭的，他認為如果電力建設能未雨綢繆，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開婦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國的人脈就要斷線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謬。“電”只是商品，“人”卻要吃飯穿衣，它既能生產物質，又能生產自身，而芸芸眾生，是否還能像電力一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呢？天下有“人多好種田，人少好過年”的絕妙道理，當今中國究竟是缺人種田呢？還是人多得度日如年呢？ 中國政府反覆強調人口多負擔重，這都是我們應當切實體諒的真話。按“十六億不是上限”的說法，今天人口只有十三億，應該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然而，中國人口是七億好，十六億好，還是二十億好？是與各人的“生活的質量”標準有關；而干飯好，稀飯好，還是大鍋清水湯好？宋健、易富賢、毛澤東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李光耀隔岸觀火，說的盡是風涼話。 人口問題還是應該歸結為︰“活著有沒有事情做？”事實上，中國人口之累已經無以復加，三十多歲就難找工作，四十多歲就要讓位，五十多歲就要退休……這難道是“流傳很廣的謊言”嗎？而中國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濃煙搞髒了大氣，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國的人口早就大大超過了限度。 李光耀非議中國的計劃生育，他又了解中國人口的真情嗎？如果不知道中國人口究竟有多少？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發言權。當今政府說是十三億，這個數字是完全不可靠的。記得“六億神州盡舜堯”時，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湯湯。“十三億”不過比“六億”翻了一番，何至于今天處處象百歲蛋糕上的蠟燭，滿坑滿谷無算的舜堯。 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進行的，結果是六億零一百九十三萬。一九六四年進行第二次普查，總數是七億二千三百零七萬。兩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別不大，然而卻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剛剛批判了馬寅初，有毛澤東“人多熱氣大”的大話撐腰，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幾千萬，婦女又不來月經，想要多說，也沒得說的。而一九八二年進行的第三次普查結果十億三千一百八十八萬，就大有問題了，這是因為共產黨意識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說。 十年浩劫期間，中國人口爆炸了。一九六七年，我在四川省榮昌縣直升公社一大隊勞改，親眼見到一個叫張和高的農民，有六個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聲稱還要繼續生，為的是多一個人多一份口糧。人民公社實行“一人一份口糧”，制度性地鼓勵了一場惡性生育競爭，結果是在“大鍋清水湯”里灌水。這場競爭的惡果，我有兩個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學畢業到四川省榮昌縣教書，那時全縣人口四十萬，這當然是一九六四年普查的數字。一九八六年，我從美國回去，縣委書記請我吃飯，說全縣人口八十萬，想必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結果。因此，十八年的時間，這個縣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該縣人口為抽樣，並慮及四川婦女生育能力較強，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國人口也接近翻番，就應在十三億左右，第三次普查報告至少少說了兩、三個億。 一九七零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四川省商業廳布票發放量超過一億人份；對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萬，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萬，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個六、七年後，即在毛澤東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應該達到一億四千七百萬左右，而全國人口就相應是十四億多了。 我不敢說哪一種估算正確，但至少可以說，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間，中國人口達到了十四億。一九八年，鄧小平決定城鄉一律實行“一胎化”，決不是心血來潮，而是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作出的決定。我想，毛澤東死前提出搞計劃生育，也一定是被一個洪水猛獸般的數字嚇著了，否則他是不會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們都記得人民公社餓死過幾千萬人，卻很少注意到它多造出了幾億人。今天已經無法想像，人們要以多生一個人，去多分一勺湯的絕望。而在因循無能的共產黨里，沒有鄧小平出來關人民公社的門，“一人一勺湯”的政策還要繼續下去。同樣，沒有鄧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所以，歷史對鄧小平這個人是一定要“一分為二”的。 那次1986四川之行，使我對人口問題大為震驚。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車上又听到一個山西農民說，政策變了，化幾百元錢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經過西直門外國務院招待所，見外面有一塊“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牌子，我就進去向一個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偉和我見了面，那時計劃生育委員會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單位。 王偉是個“團派”人物，六十年代初有一張毛澤東接見非洲青年的著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很英俊；而我見到的卻是一個老氣橫秋的八路，他完全沒有听我講話的願望，而是不斷地問我，是否看到北京的進步了？是否發現改革開放的成果了？再就是打听海外對計劃生育的看法，特別是美國政府的看法，還向我解釋為何要對一些“特殊情況”予以照顧。我從口氣里還听出，他很重視聯合國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為主管國策的大員，竟是如此沒有見識的懦吏。 就是這次全國範圍的松動，大堤潰決了。以當時中共干部隊伍尚未腐敗，如果再堅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農村就會見到成效。但美國國會右派的反對，竟動搖了他們的決心。說到底，這次松動是中共向“紙老虎”的妥協；而若干年後再想重整旗鼓，卻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爾反爾當然無所作為。 又是二十年過去，這期間中央政府實行了刻薄的地方財政政策，地方政權和義務教育等基本開支，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雖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廣東）計生工作名存實亡，超生罰款成了基層政權的收入。盡管如此，如果當初沒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況就更不堪設想。而在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上再有動搖，將對中華民族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 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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