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最珍貴的是一手資料，引用二手資料是不得已的，很容易出錯的，尤其是引用回憶錄，口述歷史或間接引述當事人的話，因為囿於記憶問題、心理問題、立場問題，往往各說各話或與事實不符，但是一手資料，只需要求證是不是偽造的。假如不是偽造的，其史料價值都很珍貴。如引用二二八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或回憶錄來判斷二二八的是非、責任問題，那麼我們會發現，政府高級官員、中低公務員、台灣一般百姓、外省一般百姓、事變領袖、親日分子、親共份子、半山，他們之間的說法不一，是非曲直簡直無法論斷，需要史家根據個別人物的背景、心態，以及跟官方檔案比對才能引用。但是大量的檔案資料，尤其是層級較低的檔案資料，如各地方警局的資料、鄉鎮公所的資料、各地學校資料，其史料價值非常珍貴，或由於數量龐大不可能作假，或由於層級較低，沒有理由作假，這些珍貴的一手資料經過史家研讀，可以呈現歷史原貌，可以匡正一些錯誤的說法。如二二八發生後的動亂情形，政府機關、公私營事業損失狀況，各地死傷人數等，都可以根據一手資料作出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答案。

二二八死亡人數之謎，從史明所說到十至二十萬人，七十年代陳婉真所稱死亡人數兩萬到十萬人，陳永興的兩萬到三萬人，行政院報告的一萬捌仟到兩萬捌仟人，賴澤涵的低於一萬人。統計數字逐年下降，為什麼？因為有太多的一手資料取代了「血流成河」、「滿街屍體」、「見人就殺」這一類形容詞。統計死亡人數應以官方檔案為準，假如懷疑官方檔案的真假，我們首先必須研判官方檔案有無作假的動機。我們回到二二八當時的情境，國府在長官公署一再忍讓而無法和平解決後決定出兵平亂——至少國府當時認定台灣發生「叛亂」。出兵後成立七個緩靖區，每個緩靖區每天都有戰報呈報中央，死亡人數多以個位計，死傷最多的一天也不過十一人[1]。以軍人喜歡虛報戰功的習慣來看，清鄉死傷人數遠没有外傳的的多，而基層單位對死傷人數之統計更無作假之可能，同時以動機論，當時中央認定二二八是場「叛亂」，出兵的原因是「平亂」、是「執法」，「平亂」、「執法」都没有隱匿死傷人數的理由，何況當時誰會想到二二八有一天會被綠色學者解釋成今日的面貌。假如我們對官方檔案還有質疑，那麼我們應該從更基層的單位如區公所、鄉鎮公所、醫院、殯葬業者的資料來求答案，而不該輕信「血流成河」這一類的形容詞來誇大死亡人數，這樣會被政客用以達到挑弄族群仇恨的目的。

如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是近代史學家關心的一個題目，死亡數字從三十萬到數萬人各種說法都有，日本學者甚至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神話。

南京大屠殺的官方數字首先見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的判決書中：「計我被俘軍民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迹者，達十九萬人以上。被零星殘殺，屍體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十五萬人以上，被害總數逾三十萬人。」這個數字多年來一直被質疑有無具體的證據，經過海峽兩岸學者幾十年來的努力，從搜證到的可靠的原始資料有關屍體處理情形如下：

(一)紅卍字會：該會全稱「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成立於一九二三年，會址在城南小火瓦巷，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開始從事收埋屍體。該會會長陳冠麟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向偽行政院長梁鴻志報告稱，「掩埋屍體計約四萬餘具」。據該會收埋屍體的詳細記錄載，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止，共收埋城內外屍體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三具。

(二)崇善堂：南京市崇善堂為收埋屍體數量最多的一個慈善機構。南京淪陷後，該堂組織了「崇字掩埋隊」，由堂長周一漁兼任掩埋隊隊長，下設四個分隊。根據檔案紀錄，崇善堂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次年五月初，共收埋屍體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七具。

(三)同善堂：該堂抗戰前專司殮葬死亡嬰孩，負責人黃月軒。南京淪陷後，該堂專間組織了掩埋組，該堂掩埋組共掩埋軍民屍體七千餘具。

(四）回民掩埋隊：南京回民掩埋隊組織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後，由雞鵝巷清真寺的以瑪目王壽仁等負責，該隊借用「南京回教公會」和「南京紅卍字會」的名義，收埋回民屍體四百餘具。

(五）湖南木商盛世徵、昌開運：將上新河地區死難軍民屍體二萬八千七百三十具加以埋葬。他們在＜為日寇殘害我國軍民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人於上新河附近＞的呈文中說：助款僱工，將屍掩埋，每具屍體以法幣四角，共費法幣一萬餘元。

(六）市民芮芳緣等：南京市民芮芳緣、張鴻儒、楊廣才等，在由沙洲圩避難回歸時，共義務掩埋屍體七千餘具。

(七)南京汪偽政府：一九三九年一月，偽南京市政公署令衛生局，收集中山門外靈谷寺、馬群陵園一帶遺骨三千餘具。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下關區公所區長劉連祥，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一月，組織員工一百餘名，先後經日軍碇泊司令部工作人員南出發給良民符號一百零四張，以及米油鹽菜等，於三叉河、下關一帶收埋屍體三千二百四十具。

(八)日軍毀屍滅迹者十萬具：投入楊子江邊用火燒燬者共十萬具。

綜上所述，如果把所有被收埋的屍體，同日軍毀屍滅迹那一部份合併考察，並考慮到毀屍行動之間、毀屍與埋屍之間、毀埋被無辜屠殺同胞與在戰鬥中陣亡軍人之間（據筆者判定，在戰鬥中陣亡軍人約一萬人），以及統計方面所可能出現的一些交叉，便可以發現，一九四七年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戰犯案件判決書中，認定南同胞「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的結論，是有充分根據的。」[2]

戰爭是人類最不理性的瘋狂行為，戰爭期間一切道德的約束力量都可能失效，一切罪惡都可能合理化，何況最不受約束的統計數字，歷史工作者面對數字問題，非但要慎重，非但要回到當時歷史的情境做推敲判斷，同時要尊重原始資料，而原始資料層級越低越靠得住。

又如抗戰期間，國軍是否奮力抗戰？日軍死傷人數如何？都是令史家頭疼的問題，因為根據中共的宣傳，國軍見了日軍老是「聞風而逃」，日軍的武器、訓練比國軍強太多，所以死傷人數不成比例，學者對官方的檔案存著懷疑的態度。但是抗日期間日本到華作戰之衛生兵狄島靜夫日記之發現[3]，替我們解答了許多歷史疑問，我們看看日記有這些內容：

戰況不利，大隊長戰死，接著中隊長和小隊長相繼戰死，士兵也不斷戰死。九日早晨，在敵軍的反攻中，加納部隊也遭到被全部殲滅的悲慘命運。整個聯隊只剩下兩三百人了，死者的遺骸分散在泥濘的田野中。（昭和十二年十月六、七、八、九日）

……支那軍出乎意料地頑強，一點退卻的意思都沒有。對陣在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支那軍的堅強極大地削弱了我軍的士氣，我覺得我們的聯隊好像全部被消滅了。這樣的戰鬥，說它是激戰、苦戰都不夠，它是真正的慘戰！（昭和十二年十月九日，年末補記）

在我軍冒死突擊之下，在地堡內有來不及逃走的敵軍小隊長帶著二十餘名士兵與地堡共存亡。我們進入地堡搜索時發現，這些敵人是在瀕死之際用手榴彈自爆而死的。敵軍的小隊長和他的士兵一同壯烈而死。（昭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傍晚，我們使用了擲彈筒之後，隊長帶領我們拿著刀把數名俘虜兵作為試刀的對象，一個個殺掉。（昭和十四年四月三日）

前天抓到的那些密探，在這樣酷暑的炎陽之下被鐵絲綑綁，有幾個人斷了氣。入夜以後，只留下了一個首領，其餘的人都處理掉了。（昭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我們的部隊出動，一口氣佔領了祖師廟和岡下前羅村，並且把這一帶的村莊放火燒光。（昭和十四年五月八日）

我軍果斷地掃蕩了各個村落，燒光了全部村莊。（昭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狄島靜夫之史料價值珍貴無比，理由如下：

一、狄島靜夫為一低階之日本兵，記日記為個人之生活習慣，其內容無作假之動機，乃珍貴的一手資料。

二、同時發現的有二百多張照片，照片遍及當時中國許多都市、鄉村，更無作假之可能。

三、日記中大量記錄，日軍遭到國軍頑強抵抗之情況，及日軍重大死傷情況。

四、狄島靜夫在華三年焚燒過壹千多具日軍屍體，可見戰況之慘烈。

五、狄島靜夫在華三年，該旅團五千多人，存活者僅三百多人，可見日軍傷亡之慘重，出乎許多史家預料之外。

六、日記中有班長邀狄島殺中國戰俘「試刀」以及燒農村的記載，可見日軍之殘暴，讀來令人毛骨悚然。

一手資料的出現，漸漸可以還原歷史真相，可以讓共產黨不得不承認抗日是國民政府主導的；一手資料的發現可以還原抗日真相，可以澄清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及在華日軍傷亡情形的疑點；一手資料的出現也可以證明二二八死亡人數被誇大到什麼程度：六百多人的死亡竟被別有用心者誇大到二十萬人。這些事證都應該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史家應該努力發掘一手資料，更應該尊重一手資料。

【二‧二八事變的省思之八】

[1] 台灣警備司令部擊斃俘獲以及自新之暴徒統計表—《台灣省文獻會二二八文獻實錄》第437頁。附圖表

[2] 台北《歷史月刊》第三十一期,七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第106頁,作者孫宅。

[3] 《狄島靜夫日記》，四川建川博物館收藏,立緒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作者 : 鄭義, 武之璋,

發表時間：2/21/2007

二二八是不是歷史之必然呢？我們認為不是，二二八悲劇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不如此嚴重，假如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處置得當的話。至於外省人壟斷權位、貪污、軍紀不良、通貨膨脹等都是次要原因。二二八的惡化，陳儀要負最大的責任。

一、陳儀愛護台灣人，除了大量引用台籍人士重任重要公職外，把電台、報紙等媒體全部交給台灣人主持，開放言論自由，容忍民間對長官公署之批評，最後媒體醜化長官公署、國民政府，百姓漸漸藐視國府，此舉種下了二二八以及二二八惡化至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陳儀堅持偏左的經濟政策，實行統制經濟，引發民怨，重蹈福建省失敗的覆轍。

三、二二八發生後，陳一反過去危機處理之經驗，既不依法處理，又不動用公權力，最失策的是暴民霸佔電台攻擊政府，甚至號召退伍台籍日軍集結，長官公署均不加干涉，表現優柔寡斷，坐待情況惡化。以陳過去之經驗，面臨危機時陳的果決、兇狠(如殺軍統站長張超、槍決金門縣長、與孔祥熙交惡等)，判若兩人。何以如此？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陳對台灣社會、文化，台灣人的性格都不夠瞭解，同時從許多資料看來，陳對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的遭遇、命運深表同情，所以遲遲不忍動武。很浪漫的一直認為自己的善意會得到同樣的回應，結果情況急速惡化，終至不可收拾。

四、當一切和平努力都失敗以後，陳儀的失望、憤怒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二二八後期他主張派兵平亂，主張軍法審判人犯，甚至把發給中央的要犯名單，親筆再加了蔣渭川等人(1)，在在都顯示陳的憤怒。但是陳強壓怒火，依然盡量克制自己的怨恨，接受台人改革要求的合理部份，嚴令不准報復，持平而論，這點是很難能可貴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陳的性格、施政理念、政經主張、對治台觀念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約略勾劃出一個二二八發生及惡化的兩大原因。

發生原因（客觀因素）：台灣面臨復員症狀群、光復症狀群、戰後經濟症狀群等三大絕症同時發作。但是以當時台人守法的習慣，如果陳儀處理得當，二二八或許可以避免。

惡化原因（人為因素）：陳儀要為二二八的惡化負全部責任，陳儀是一個清廉剛正的理想主義者，陳儀政經理念偏左，陳儀對台灣問題、台灣歷史下過功夫，陳自以為瞭解台灣人，同情台灣人，愛護台灣人，相信台灣人(2)。於是用浪漫的、天真的態度來處理單純的緝私煙事件。長官公署長官獨攬大權，卻只用以對外──抗拒中央。而對內一味讓步、示好，終致當時台人誤判形勢，可謂「官誘民反」。

台灣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百姓是是守法的(3)，如果二二七發生流血事件，二二八發生動亂以後，陳儀一切依法處置，不但依法審判肇事公務人員傅學通等六人，一方面依法處理被捕之暴徒。同時拒絕與任何非官方身份之民眾代表談判，即使談判，亦是只談政治改革的部份；對肇事官員及被捕民眾堅持司法審判，把政治問題與司法問題分開，那麼動亂很快就會平息。

因為台灣在日本嚴刑峻法的高壓統治下，大多數的老百姓是守法的，但是部份台灣百姓的「守法」是基於對日本人、日本法律的畏懼，而不是在一個公民素質及社會法治基礎之上的守法(4)。當時台灣人的性格充滿焦躁、不安、恐懼與暴烈。台灣的社會結構也非常特別，缺少中產階級及管理階層，日本人走了，管理階層出現真空，日本警察不見了，法律突然變鬆了，左鄰右舍的朋友突然有的當大官了，有的當議員了。二二八發生以後，平日高高在上的長官公署竟然如此地軟弱(5)，非但釋放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6)，而且准許百姓組織處委會作為合法的談判代表，並且同意各級民意代表是當然的處委會代表，處委會突然與各級民意機構合流，處委會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巨大的涵蓋全省的怪獸，處委會也由一個二二八緝私煙官民糾紛處理委員會，變成一個多功能的政治改革、研究、諮議機構，進而變成一個與政府對立的反對黨，進而與暴徙結為一體(7)，最後快速的變成一個叛亂團體，形成波及全省的流血衝突。但是六號、七號許多暴民頭子聽到國軍來台的消息，立刻士無鬥志，許多組織立做鳥獸散，處委員態度也立刻軟化。尤其是國軍登陸後的綏靖戰爭，全省七個綏靖區，加在一起也不過死了四十三個人，埔里一役謝雪紅抵抗激烈也不過死了七個人。所謂民軍及反抗團體如此不堪一擊的原因之一是二二八缺少正當性，參與二二八的人也各有不同的目的，國民黨犯的所有錯誤加在一塊也沒有到非反、非拼命的地步。

上述的判斷從下列的資料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二日上午…………副議長林建論等竟發言荒謬……並毫無顧忌的向我大肆咆哮：「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8)

高雄涂光明等上山與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破裂，下午二時彭孟緝兇兵平亂。四小時後順利收復火車站、市政府及憲兵隊。彭孟緝立刻電告陳儀平亂經過，半夜得到台北陳長官回電：「此次不幸事件，應循政治方法解決。據聞高雄連日多事，殊為隱憂。限電到即撤兵回營，恢復治安，恪守紀律。謝代表東閔到達後，希懇商善後辦法；否則該員應負本事件肇事之責。」

我看過這份電報之後，思潮起伏整夜不曾合眼。就當時情況而言，我是南部防衛司令，暴徙公然叛亂，濫殺外省同胞，又逼我繳械投降，我能不採取行動嗎？但是我究竟未奉上級長官的行動命令，現在又接到這一份「應循政治方式解決，否則要負肇事之責」的電令指示，使我感到無限困惑，但事已至此，我仍認為台北方面，並沒有看清楚事態本質，始終以為只是部份台胞的一時衝突，是一個初光復地區的偶發事件，完全不知道奸匪正在乘機滲透，叛亂本身正在迅速變質的事實。如果遵照命令「撤兵回營」，等於是「屈服投降」，而且最後未必就能苟全自存。以我目前的處境，為了堅持革命立場與國家利益，惟有繼續貫徹既定計劃，有進無退，至於是非功罪，也只有留待歷史來定評了。

為了恐怕影響軍心，沮喪士氣，這份電報除我與參謀長和機要祕書尹莘三人知道外，保守了絕對的機密。』(9)

『………軍隊因格於陳兼總司令之廣播命令：「部隊退回營房，不准開槍，事變用和平方法解決」；故只固守據點，抵抗襲擊，自動收容外省籍人避難。事實上已放棄治安維護之責任。一方面各地警察，除少數尚能確保其據點外，派出所當時幾全部瓦解；本省籍警察多放下武器，甚至脫下警衣，參加暴亂行列，攜械為暴徒充當警衛。因此，此次事變警察之槍械被暴徒利用最多。而文機關則多於暴亂開始時即被接管，甚至有事前即自行移交者。足見並非對暴亂不能鎮壓，而乃自行癱瘓，予暴徒以可乘之機。』(10)

『………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我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應邀出席，郭國基大發謬論，譏諷國軍乃烏合之眾，說「我懷疑你們沒有什麼戰鬥力」。我要塞司令乘間離開會場返要塞應變。』(11)

『………台灣社會的市民（公民）意識不夠成熟，知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既不受尊重又不被愛惜，沽名釣譽之輩就非常容易結幫跳樑。老百姓長期受到壓制及迫害，積怨已深，似乎「賭爛」（台灣系閩南話，極度的不愉快感）性反彈情緒瀰漫了社會。台灣老百姓遂易為說大話者、逞英雄者流所利用，容易聽信鄉愿者流的嘩眾取寵之言，更不吝送贈「曲學阿世」之輩掌聲。』(12)

『………從事抗暴軍事行動的一些「領導人」，錯以為曾經受了些日本式軍事訓練就可指揮軍隊，就可把國府軍迅速打敗。他們受了日本教育的影響，僅從外觀衡量國軍，衊視國軍，視之為日人所慣稱的「支那兵」，天真無邪的藐視「祖國」為「支那」，認為「支那兵」是一聽槍聲就會繳械的烏合之眾。有些缺乏政治細胞，只有激情慣於喊空洞口號的人，像蔣渭川等人，誤解有CC(二陳)在後支撐，「陳儀這個阿山，一嚇就會把政權交出來的」。』(13)

陳儀的善意，被曲解成懦弱，陳儀的讓步令對手以勝利的姿態，步步進逼(14)。陳儀素以鐵腕、魄力出名，陳儀治閩獨攬軍政、財經大權於一身，陳儀主台堅持長官公署制，也與其過去經驗若合符節，但是治台以來，他勇敢地對抗中央對台政之干預，對內卻一再忍讓、退卻，終於導致從「官誘民反」惡化至「民逼官反」。

至於陳二月六日呈蔣的報告中說「此事情發生後之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止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嚴加懲治，應無疑義，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動暴動不敷應付。………。」

我認為陳的說法純係卸責之詞。從二二八發生暴動一直到三月六日，無論民間領袖之態度多壞，民間要求多無理，暴動漫延多快。陳一直在忍讓、在委曲求全。一直到三月六日之前從未對民間代表說過一句重話，也沒有做過任何強烈的反制行動，反而嚴令軍隊不准開槍、不准主動出擊。陳非膽小、怕事之輩，然「兵力單薄」，乃事後推卸責任的說詞，不足採信。

陳儀對二二八之惡化要負絕對責任(15)，陳儀的最大錯誤是對台灣社會結構、對台灣人不夠瞭解，而陳儀犯錯的理由竟然是陳儀愛台灣、相信台灣人。陳儀死後翁文灝在法京所寫哭陳公洽詩曰：「海陸東南治績豐，驚心旦夕棄前功，試看執楫理財士，盡出生前識拔中。」(16)歷史之諷刺、歷史之無情莫過於此(17)。 【二‧二八事變的省思之四】

註：

(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74-177頁。

(2)．湯恩伯，林蔚，毛森都勸陳儀勿同意把六十二軍，七十軍調回大陸曰：「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陳卻說：「我以至誠愛愛護台灣人，台灣人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毛森回憶錄》。

(3)．當時日本警察權力之大，同時兼管戶政、財經，台人畏之如虎，連小警員就被尊稱大人。

(4)．台灣人的守法是表面的。

(5)．竟然同意民眾代表到獄中為傅學通等六公務員拍照，證明長官公署沒有私下放人。此舉政府威信盡失。

(6)．前一日要求里長具保，第二天改為無條件釋放。

(7)．王添燈、蔣渭川都想利用群眾煽動群眾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58-59頁，《彭孟緝回憶錄》。

(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71頁，《彭孟緝回憶錄》。

(1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121-122頁，署名「不著撰人」。

(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第129頁，署名「不著撰人」。

(12)．戴國輝著作《愛憎二‧二八》第106-107頁。

(13)．戴國輝著作《愛憎二‧二八》第179-180頁。

(14)．許多民間領袖，如郭國基、蔣渭川等都認為國府官員懦弱，國府軍隊不堪一擊。

(15)．二二八事後蔣介石日記：「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台灣為其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

(16)．《傳記文學》526期第39頁鄭士鎔著《細說我所認識的陳儀》。

(17)．日後建設台灣之財經人才，許多出自陳儀的班底，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等。

    　第一次聽到「延平學院」，是父親晚餐幾杯黃湯下肚，回憶起年輕往事。數十年來，他多次提到這個四個字，每每眼神愴然。最近，閱讀台灣政治史學者陳翠蓮的新書《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讓我更體會到父親那一代的悲哀。

    　延平學院即台北延平中學前身。二次大戰結束，一群以東京帝大畢業生為主的留日台籍學生，選擇返台貢獻所學。這群人是當時台灣一流菁英，返台之後卻有志難伸。於是在朱昭陽召集下，想共同創辦一所大學，一方面做為省籍菁英的事業出路，一方面也為台灣培養知識青年。朱昭陽等人先設立法學院，並為紀念鄭成功而取名為延平學院，他們期許學院成為「黑暗中的螢光」，為台灣保留一點文化光芒。

    　延平學院結集了當時一流台籍菁英，但也因此招來國民政府疑慮。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新生報》以社論質疑他們有「台灣本位意識」、「要發揚獨立文化」。後來學院董事會增加一些外省籍成員，加上台籍士紳奔走支持，終於讓學院成立。

    　不料，學院才成立半年即遇上二二八事件，警備總部以學生涉入事件為由下令關閉學院。事件一年半之後，學院只能以補校方式短暫出現，之後又因為白色恐怖牽連這些留日菁英，大學之夢終於破滅。據陳翠蓮引用情治單位檔案，延平學院被關閉的主因為：學院由東京帝大畢業生主導，這些主導者「缺乏祖國意識」。而當時也是學院教師的邱永漢得到的結論則是：「從大陸來的政府，視台灣人知識階級為眼中釘。」

    　延平學院的解散，不只是朱昭陽那一代學有所成台籍菁英的一大挫敗，更讓當時許多年輕人喪失一個希望，其中包括我的父親。

    　日本中學學制是四或五年制，中國則為六年制，一年修業之初讓終戰之後的台灣中學生無法報考大學。延平學院為這些舊制中學畢業生開辦補習學校，讓他們修業完成後，取得大學報考資格。從延平學院補習學校招生人數達六百人，就可以知道當時有多少中學畢業生急於取得報考大學資格。我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對這群在終戰之際才要開展自己人生道路的年輕人，延平學院不只是一隻發出微亮的螢火蟲，而是一個巨大的燈塔，是讓他們跳脫大時代斷裂陷境的希望。

    　不料，這個燈塔不到半年就毀於二二八，接下來白色恐怖的壓制、現實生活壓力讓他們接受命運──他們有能力成為大學生甚至博士生，但歷史扼殺了整個世代的機會。

    　弔詭的是，這個世代成為台灣戰後經濟奇蹟的主力。因為他們的被日本殖民經驗，讓台灣在一九五○、六○年代順利承接日本產業升級之後移轉到台灣的生產鏈；讓他們在七○年代為台灣創下舉世驚嘆的出口值。父親多次代表公司、從李國鼎等國民黨高官手中，接下表揚出口績優的獎牌──國民黨政權因為父親這一世代努力而鞏固了統治的正當性基礎。

    　到了八○年代，當台灣走向民主富裕，他們步入老年，離開職場。

    　近年來，父親每天晚上都守著綠色名嘴主持的談話節目。我曾不解，那千篇一律的說教，為什麼可以吸引這位在兒女成長過程幾乎不和兒女談政治的老父。後來發現，不少朋友的父母、和父親同一世代、類似社經背景、一樣過去絕口不談政治的台灣人，同樣守著綠色談話節目。

    　那一代的人被迫接受歷史安排的命運，但他們心中無法忘記當年的遺憾，無法原諒當年阻斷他們青春夢想的政治罪人。

    　父親生日前夕，我再度問起延平學院的事，他還記得當時上林迺敏（為蔣經國動白內障手術的眼科權威林迺惠之兄）英文課的情景。六十二年前被摧殘斷裂的夢想，在老人心中還鮮活存在著。

文中對於蔣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如何處理應變，均有第一手的資料呈現。同時，本文也就蔣介石當時的處境以及所犯的決策疏誤，提供深入的解析，希望有助於釐清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隔天（三月一日）蔣介石在日記記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菸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動地區已經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出現在蔣的日記裡頭。

二二八一周後 始知問題嚴重

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抗戰不到兩年，正是百廢待興之際，舉凡淪陷區接收、政府組織重建、朝野政治協商、對共軍的清剿、乃至物價的控制等等，千頭萬緒，交逼而至。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蔣的政策雷達上，充其量只是一個乍現的紅點而已。

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裡，蔣還沒有注意到事件的嚴重，當時他最關注的是對延安共軍的剿滅。隨著事件的擴大，台灣事變開始引起蔣的重視。

從三月第二個星期開始，出兵延安計畫以及另外的台灣二二八事件，成為蔣最關心的兩件事。

三月八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台灣暴力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按，陳儀） 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而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月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

不滿陳儀粉飾太平 既痛又歎

此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已急電中央請調整編廿一師的一個加強團、憲兵一營來台，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軍隊分三路向市區進擊。

但顯然南京方面對平亂毫無把握，加上三月六日晚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談其駐台領事急電，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表示局勢之嚴重」；蔣在當天日記則批評「美國人員浮躁輕薄」，擔心「如為反動派利用，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因此才會對此「不測之變」有「苦心焦慮不知所極」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