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考不取科舉、上書不受理

　　孫文在30歲之前默默無聞，只是個受西方醫學訓練的年輕人罷了。

　　孫文在1886年出生於廣東省翠亨村，這裡三面臨海，一面山丘，土壤貧瘠，不利農耕，居民很多靠海討生，村民生活困苦。他家務農，家道中落，父親常到澳門打工。 1879年孫文13歲時跟隨母親投靠到夏威夷的長兄孫眉（德彰），就讀於檀香山的英國教會學校，開始接受西式教育。這是他人生重要的轉捩點。因為他跨過太平洋在美國夏威夷接受西學，才比當時同鄉的年輕人視野廣大，見識不同常人。

　　但是他在檀香山因信基督教被哥哥認為是背離中國傳統之道，18歲時被驅趕回廣東，返鄉後跟密友陸皓東鬼混。過一年19歲結婚，對象是小他一歲的村姑娘盧慕貞（1867-1952），她享年86歲，活到戰後韓戰時期，生下的長子孫科（1891-1973），後來當過立法院長、行政院長，對外主張積極抗日、中蘇友好。

　　1886年孫文21歲，由喜嘉理牧師介紹到教會學校──廣東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習醫，在這裡遇到與秘密組織「三合會」有淵源的鄭士良，三合會又稱天地會，以反清復明為宗旨。1887年，當時22歲的孫文轉入香港新創立的西醫書院，結識教務長兼外科主任康德黎（Mr. James Cantlie）。1892年27歲，習醫五年終於畢業，獲得醫師執照（Licentiate），於是在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設中西藥局，開始門診。但是澳門當局規定必需要有葡萄牙當局發行的醫生執照才能門診，又藥局必需有合法醫生開出的處方籤 才能出售藥品。孫文因此深感不平等待遇而非常氣憤，心情更趨向打破現狀。

　　孫文覺得當地方上的醫生是不容易出名的，況且醫生只能救幾個人，不能拯救全中國的貧窮，開始對政治產生濃厚的興趣。偏偏孫文的中文教育程度比同輩差，在沒受過一般中國式教育的情況下，不可能考取科舉變成領導，但是他自認為自己的西方教育和科學知識，遠超過同時代的中國青年。

　　1894年孫文29歲，6月由友人陳少白、王韜潤稿後而上書李鴻章，陳述救國大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但當時李鴻章忙碌於中日關係，孫文始終沒能見到清廷中的這位洋務派大官李鴻章。同年10月，這篇「上李鴻章書」總算在基督教系統上海廣學會的「萬國公報」（Review of the Times）刊出，但是不被當局重視。孫文合法的建議未被採納，就決心改而從事非法的造反，到檀香山組織秘密結社興中會，孫文擔任主幹，創會時規模小得可憐，只有華僑青年20多人贊同，每人會費只有五元，還答應革命成功後加倍奉還。

　　1895年孫文30歲，回國設興中會總部於香港，以「乾亨行」偽裝，籌畫在10月2日農曆九九重陽節，當各地仕紳返鄉探親的時機，從香港潛往廣州舉事。當時廣東地方的水師也對滿清政府不滿，而願意響應，共同準備襲取廣州。

三、 廣東謀反失敗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簽訂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日本要求賠款2億3000萬兩。當時兩廣總督李翰章要向農民徵收100萬兩銀子，但是農民飯都吃不飽，哪有錢被徵收，民怨沸騰，認為清廷腐敗應該打倒。加上戰爭終了，士兵解散，成為無業遊民，生活無著落，這是廣東謀反（Canton plot）的好機會，但香港政府下令封閉興中會總部「乾亨行」。

　　 廣東舉事是由興中會及三合會的人一同起來造反，由興中會會長楊衢雲在香港擔任總指揮，孫文得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幫忙，負責籌款和購買武器，梅屋當時在香港開設照相館，從事出差拍照的新行業，相當賺錢，因此恰購600支槍械，奔走於香港和廣東之間。鄭士良在廣東組織苦力，陸皓東則是聯絡洪門、三合會兄弟舉事。

　　這次舉事，由於有內奸朱祺密告官方，事跡敗露，首腦的陳少白、鄭士良等逃過追捕，其他約70多人被抓殉難，槍枝也全被沒收。陸皓東為了要銷毀黨員名單而被捕斬首，廣東水師統帶陳奎光等被酷刑獄死，名單上的大部分人都被抓，其餘包括孫文在內的17人逃亡。廣東省官廳對17名「匪黨」名單懸賞緝捕。興中會會長楊衢雲從東南亞逃到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孫文則與陳少白變裝成苦力，幸運的乘小舟逃離廣東到香港。這是孫文的首次參加造反計畫，畢生也只有這一次他親自參與危險的臨陣造反活動。

　　孫文到香港後立即去拜見老師康德黎。康德黎表示他有一個律師朋友丹尼斯（Mr. Dennis）可去商量，該律師建議孫文不要待在香港，有可能被引渡處刑的風險，勸孫文立刻逃亡到外國去。清廷的確向香港政府抗議，要求引渡逃亡至香港的政治犯，將其遣送回國。

　　孫文即偕陳少白、鄭士良遠渡日本。孫文一行先到神戶，旋轉往華僑較多的橫濱，組織興中會分會。孫文覺得如果繼續留著辮髮，在外國也有被通緝的危險，他即剪斷辮髮，改穿西式服裝，成為「先知先覺」的人，在外專事募款、籌畫的工作，至於在中國打前鋒，就由「後知後覺」的人去衝。斷髮改裝後的孫文，即留下陳少白在橫濱，為日本的聯絡人，鄭士良回國籌畫再舉，自己則再往檀香山向華僑籌款。

　　1896年春，香港政府果然發佈驅逐令禁止，孫文入境五年。他牽涉廣東謀反事件變成叛亂的通緝犯，在國內列入17名黑名單之一，但在國外都還是一名小人物。他已經是30歲而立之年了，還沒有什麼名氣。但是他出名的時機快來了，看他能不能創造機會，抓住時機。

四、 倫敦蒙難是出名時機

　　如果從政治傳播學的角度來論，利用國際媒體出名是一個訣竅，但是還必須再將此知名度回饋到國內媒體來，塑造為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

　　1896年孫文的「倫敦蒙難事件」，就是中國人在國際媒體最早出名的事例。當然孫文在國際媒體能夠出眾的條件特別好，先天條件是五官端正，一表人才而有領袖相貌。在後天條件方面，他受過西式教育，英語談吐流利，還有國際上的基督教人脈。

　　一個人要在國際媒體出名，方法很多，但不外是抓住時機、選舞台，但是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如何安排配角。主角的塑造就是，孫文是代表中國的革命家，正受到滿清腐敗政權的迫害。

　　以時機來說，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戰敗、孫文與其同志策謀的廣州舉事也失敗、但這也是滿清政府完全暴露了腐敗無能的好時機。

　　以選舞台來說，孫文為何不選美國而選在英國倫敦出名呢？

　　檀香山雖然有華僑4萬人，但廣東舉兵計畫失敗以後，華僑的態度變得很冷淡，興中會會員之中甚至有要求退會的，在美國各地的其他華僑雖然也有祕密結社同盟會存在，但孫文所拜訪的洪門會館的人大都對政治並不很熱心，他們願意「相互扶助」但不想「參與政治」，可見孫文在美國找不到可以共同演出的配角。

　　孫文在檀香山時，巧遇老師康德黎於回國途中，相約在英國倫敦拜訪會晤。選倫敦為舞台，是因為這裡有最好的配角康德黎老師。孫文就計畫從檀香山經過舊金山、紐約，然後到英國。

　　1896年9月23日，孫文從紐約乘輪船到英國，9月30日到達英國利物浦。但在9月25日，清廷駐美公使楊儒電告駐英公使龔照瑗，要其注意叛亂份子孫文將到英國一事，駐英公使館就委託偵探社，秘密偵探孫文的行蹤。

　　10月1日孫文抵達倫敦， 2日去拜訪康德黎，從此每天必定到康德黎家，並拜訪康德黎好友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與孟生都警告孫文，中國公使館在比鄰，要小心被誘捕解送回國，孫文聽了哈哈大笑。後來卻發生了孫文被中國公使館誘拐的事件。

　　依孫逸仙『倫敦蒙難記』的說法，10月11日早上孫文本來要跟康德黎一起到禮拜堂做禱告，途中碰到一個姓鄧的同鄉，請孫文到他住的地方喝茶，孫就進去，後來又有兩個中國人來要他上二樓去，但他不知道這就是中國清廷公使館，孫文登樓時也沒反抗，這時來了一個英國人（即公使館參贊馬格里Sir Halliday Macartney），對他說華盛頓方面來電，謂有孫文坐輪船來英國，你是不是孫文，他回答我就是孫文。馬格里說我們正向總理衙門請示，等著尋得你的回電命令，請你在此間等候。孫文問他要等多久，回答說18小時。孫文說要提取自己的行李，馬格里說你寫一個字條可代去旅館提行李，但孫文說不是住在旅館，孟生博士知道我的住處，可不可以寫信給孟生，請他提取行李。孫文給孟生的信上寫著「我被監禁於中國使館」，馬格里看了說不可用「監禁」字樣，如此孫文即被監禁於中國使館。

　　這裡有兩個說法，一個說法是孫文到清公使館是被誘禁的，另外一個說法是孫文自行進去公使館被監禁。但是從孫文不顧康德黎和孟生的警告到公使館附近，又對公使館職員鄧廷鏗的邀請不拒絕而進去，再依偵探報告孫文事前到公使館好幾次，被監禁的前一天也到公使館，並與老鄧約好次日見面，但孫文都沒將此事告知康德黎。從此可見「自進說」比「誘禁說」合乎邏輯，也就是說，這是設法在國際媒體出名的苦肉計。

　　孫文自從被監禁以後，雖然公使館提供他舒適的吃住，但孫文每天都睡不著。由於孫文知道公使館不能隨便在英國處理政治犯，只要能想辦法通知他的老師康德黎，他就不會被遣返中國。不過，公使館主管馬格里也是處理事務的高手，馬上就跟船商談好以7000英鎊遺送到中國的船期，正等總理衙門的回電。然而，孫文無法連絡到康德黎所以才會緊張得睡不著覺。

　　孫文急著想通知他的老師康德黎來營救他，用紙張寫被監禁求救的信，包以銅幣、銀幣而投到窗戶外面，嘗試很多次但都沒能傳送到康德黎手上。最後說服公使館英僕柯耳（Cole）、和公使館女管家霍維太太（Mrs. Howe）協助，才得以將求救信號傳達到康德黎處。

　　依孫文的說法，英僕柯耳和女管家霍維太太願意幫忙，是因為孫文利用基督教信仰說服的。孫文述說，土耳其的蘇丹殺害阿美尼亞基督徒的故事，反覆的比喻中國的皇帝像土耳其的蘇丹，要殺害中國的基督教徒，「我是基督教徒，若被遣送回國一定會被處刑，你們一定於心不忍要救我」，而博得他們的同情。

　　但是還有另一個說法，柯耳起先不肯是因為忠實於職務，而主管馬格里也對僕人懸賞，如果孫文有傳紙條等動作即來報告，給獎賞一英磅，如果暗助要懲罰。孫文給英僕柯耳20英鎊請他幫忙傳信，答應傳達得救後會再後謝1000英鎊。此事件後，柯耳被免職，孫文也沒再給後謝1000英鎊，柯耳一狀告到法院說孫文是詐欺。

　　孫文到底是因基督教得救，還是因金錢而得救？的確有斟酌的餘地。也許公使館女管家霍維寫匿名信給康德黎通報是因基督教，但英僕柯耳願意幫助通風報信則可能是所謂「錢能使鬼推磨」吧！

五、 小小媒體的報導救孫文

　　康德黎跟孟生得了孫文被監禁的消息之後，兩人就用盡各種方法營救。康德黎第一步是立刻半夜就跑到蘇格蘭警場（警察總署）報案，但蘇格蘭警場並不怎麼理會。 第二步，康德黎跑到倫敦泰晤士報向記者詳述案情，謂有政治犯被清公使館監禁，期望用媒體的力量報導出來，但泰晤士報很謹慎，不肯登此新聞。第三步，康德黎跑去英外交部報案，表示清廷侵犯英國主權，囚禁政治犯在公使館裡頭。但外交部回答說要查清楚，行政事務的處理十分繁複，不容易馬上解決問題。第四步，康德黎去一個地方法院，表示他的朋友孫逸仙被監禁在清國公使館內，是否能發給人身保護令，法院認為外國公使館有外交特權，法院管不著，將案件推給外交部。第五步，康德黎在地方法院，遇到正想出名的小報『地球報』（Globe），這小小媒體願意以驚骸標題報導。

　　『倫敦泰晤士報（Times）』是英國最大的報紙，康德黎把孫文被清使館監禁的事情，詳細地告訴倫敦時報的記者，但是倫敦時報的主管不肯登這消息，是因為要求證事實如何，也不想牽涉到國際上的外交糾紛。

　　地球報是倫敦的小型報紙，傍晚才出報，正想要有一個勁爆的新聞來提高報紙的銷路，就馬上採用這個消息，以「驚骸的消息」(Surprised News)的顯著標題報導：「革命家在倫敦被誘拐拘禁」(Revolutionalist Kidnapped and detained in London.)、「公使館的一名囚犯(A Prisoner in Legation) 」的消息，驚動了英國的媒體、社會、政界。於是『中央評論（Central Review）』、『每日郵報（Daily Mail）』等報記者，都聚集到康德黎家、清公使館等採訪報導。當各方記者都跑到清公使館去採訪時，公使館由老鄧出來應付媒體，表示並沒有這回事情。後來各報又去找康德黎，以及外交部，當時公使館主管馬格里雖然躲躲閃閃，也還是被媒體尋找出來質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何監禁政治犯？

　　除了康德黎大事活動之外，孟生也去清公使館鬧場，要求釋放孫文出來。康德黎則請私家偵探在公使館門外監視，以防其偷偷把孫文遣返，蘇格蘭警場也派6名偵探佈署在公使館四周監視，另外，英國外交部也向船家查證是否公使館有訂約船期遣送什麼東西去中國。

　　康德黎除僱偵探守候公使館之外，並寫信給英國外相，驚動了首相兼外相沙里士堡侯爵（Lord Salisbury）。最後英國政府出面干涉，由英國外交次長山德森（T.H. Sanderson）出函要求清公使館參贊馬格里來，並寫此案件報告給外交部，告知他清國這樣是違反國際法，並要求 配合低調處理釋放孫文。這樣清公使館不得不釋放遭囚禁的政治犯孫文出來。

　　事件曝光之後最亮麗的主角，不用說就是革命家而被迫害的孫逸仙。配角有「善人」與「惡人」之分。正面配角是：康德黎老師（Mr. James Cantlie）、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公使館英僕柯耳（Cole）、公使館女管家霍維太太（Mrs. Howe）、最後還請出英國首相兼外相沙里士堡侯爵（Lord Salisbury）以及外交次長山德森（T.H. Sanderson）、英國蘇格蘭場（警察總署）偵探長等。另一方面，負面配角都是滿清政府的腐敗官員：清廷駐美公使楊儒、清廷駐英公使龔照瑗、駐英公使館參贊馬格里（Sir Halliday Macartney）、駐英公使館職員鄧廷鏗等。

六、 國際媒體出名之後

　　孫文因倫敦蒙難事件變得非常有名，他被清使館扣留13天，10月23日出來時，各報都競相報導，喧騰一時。孫文也投書到各報，感謝英國政府、倫敦報界的援助熱情。從此，西方人士才開始認識孫文，知道他是中國革命的領袖。

　　釋放孫文之後的隔天，清廷總理衙門回電才來，表示願意支出7000英鎊的遣送費，但為時已晚。清公使館為保住面子，由馬格里寫信給泰晤士報，說明孫文並不是被誘拐進清公使館，而是他自己偽稱「陳載之」之名進來公使館的。但此一事件，經由英國媒體傳播，國際上都瞭解滿清政府腐敗，監禁孫文是違反國際法，侵犯英國的國家主權，最後塑造成孫文不是「叛亂份子」，而是很愛國的「革命家」，滿清是應被推翻的政權。

　　孫文在國際媒體的後續動作是，首先出刊『倫敦蒙難記』（Kindnapped in London ,1897），由於英文寫作能力還不是很好，就請英漢學家翟爾斯（Herbert Giles）捉刀潤稿，再加上自己的簡短自傳，讓國際人士認識中國革命的領袖就是孫逸仙。此事件之後，孫文在倫敦住了一陣子，利用大英博物館唸了一些書，從英國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構思了民生主義。因為在倫敦蒙難被釋放後，有機會自由自在地在倫敦思考和行動才能形成三民主義。

　　其次是對國內的宣傳，即由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編寫『三十三年落花夢』（孫文作序），敘述支援中國革命的經驗，傳播孫文真是不自私而了不起的中國革命領袖。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夢』的起源，是1897年日本的內閣重組，大隈重信首相兼外相，犬養毅擔任文相。犬養毅下面養了一些食客，就建議在內閣機密費20萬日圓中編些對中國大陸的調查費。日本政府當時覺得，清廷恐怕撐不住而即將跨台，必須預先調查中國的秘密結社佈置。外務省即以「內命」（秘密命令）要犬養毅的食客宮崎滔天、可兒長鋏、平山周三人去實地調查中國的秘密結社。平山周拿了錢不知如何著手，就去拜訪回國述職的日本駐倫敦武官宇都宮太郎。以諜報為專業的宇都宮，知道倫敦蒙難的來龍去脈，告訴他去抓住孫文就能對中國的秘密結社迎刃而解。

　　這些支那浪人就到中國的上海，還買到了『倫敦蒙難記』，獲知原來孫文是中國的革命領袖，因而決定要追蹤孫文的去向。他們從上海要到香港找孫文，但在華南首先與康、梁的維新派人士接觸。戊戌政變失敗時，康有為、梁啟超能夠逃亡日本，就是由這些「支那浪人」平山周、山田良政等援助而逃亡的。

　　1897年8月16日，孫文離開倫敦到橫濱找陳少白，陳少白則跑去台灣進行革命遊說。宮崎滔天追蹤孫文而回到日本橫濱，就去陳少白家找孫文，結果把孫文帶到犬養毅處，讓犬養毅能直接從孫文的口中探知中國秘密結社的事情。「中山樵」這個日本名，是因為當時清廷向各國發令說孫文是遭通緝的政治犯，日本政府不能藏匿政治犯，偽名「中山」的由來在此。

　　宮崎和平山就以連絡中國各省志士為藉口，利用孫逸仙的人脈關係，滲透進入興中會，並利用康、梁的人脈關係，滲透進入中國的秘密結社哥老會、三合會。由平山周等日本浪人為媒介，1899年哥老會、三合會、興中會的三會代表在香港開會，籌畫1900年的惠州起義。惠州起義失敗之後，宮崎滔天年屆33歲，他在日本各地的料亭，由藝妓陪酒彈日本琴講述「中國革命故事」，為孫文宣傳造勢，這些「中國革命故事」就變成『三十三年落花夢』。

　　孫文藉著倫敦蒙難而在國際上打出知名度後，他聽日本朋友梅屋庄吉的話到日本，靠日本的一群「支那浪人」的力量，再把知名度打回中國。孫文能在中國四億人口之內出眾，是因為有日本人幫忙才成功的。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日本要聯合中國的一切勢力對付俄國， 即由日本浪人幫忙統合了中國的三大革命勢力。當時中國的革命勢力分為三派，即湖南派「華興會」有黃興、宋教仁等人，上海派「光復會」有蔡元培、章太炎、徐錫麟、秋瑾等人；最後就是孫文的廣東派「興中會」。

　　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是由日本的右翼組織「黑龍會」所促成。黑龍會的主旨在收歸黑龍江南北為日本領域，主幹內田良平表示，中國各地的革命派應聯合起來，並提供其辦公室為中國同盟會創立大會的場所。依照日本人的設想，同盟會選出孫文擔任總理，於是孫文就從中國四億人口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頂尖的革命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