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馬政府還在為新任駐日代表的人選而大傷腦筋的同時，讓外界不免懷疑新政府內部是否缺少所謂的「知日派」。

    　從字義上來解讀，「知日派」無疑是了解日本、懂得日本的人。但是過去「知日派」的意涵卻逐漸被扭曲成為「親日派」了。這種觀念連帶著讓台灣的駐日代表，通常必須要符合以下「三大老」的資格：首先是年紀必須要有夠老，最好要超過七十歲，因為這樣才能符合日本社會資深制度的期待；其次是日文必須要異常的咾（流利），最好還要帶點日本貴族的口音，因為這樣才能打入日本的上流社會；最後是必須要具有長期留日經驗的「日本佬」，最好還要帶有濃厚的日本情節，因為這樣才能不費吹灰之力的與日本右派的政客水乳交融。

    　這樣「嚴苛」的標準，有如日治時期在選擇一位日本貴族院議員，不但讓台日呈現嚴重的不對等關係，也讓人不禁感嘆今夕是何夕；面對台日關係的關鍵時刻，要如何能夠跳脫長期以來「獨派｜右派」的「雙派關係」體制呢？

    　其實在歷經一九九○年代戰後日本政界的大換血，日本政壇早已不再是過去「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老人政治景象。在兩黨政治的格局下，右派的保守議員也不再是日本國會中的主力議員，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當選四次以下的中生代年輕議員。這些中生代國會議員大多具有豐富的西方經驗，能夠輕易的使用英語與人溝通，同時他們也打破過去漢賊不兩立的模式，一切以日本利益為主導，因此，他們大多同時加入台灣的「日華議員懇談會」與中國的「日中議員友好同盟會」。

    　而台灣所謂的「知日派」，其定義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它常常會隨著台日兩國關係轉變而加以形塑。例如在蔣介石的舊國民黨時期，台日雙邊關係是建立在「反共情感」的共同基礎，民初革命時期留日的軍人便被視為知日派，成為維持台日外交關係的最佳利器；到了李登輝時期「殖民情結」成為台日雙邊的共同語言，具有殖民及留日經驗的台灣菁英突然成為知日派，成為維持七二年體制的最適人選；最後到了民進黨時期「反中情愫」成為台日關係成長的動力，長期留日的獨派人士便成為所謂的知日派，成為台日之間溝通最佳管道。

    　過去台日關係在這些「知日派」的努力折衝之下，讓台日關係進入前所未有的緊密期，但是在緊密關係的背後，卻也掩蓋了台日之間的實質利益問題，也讓台日關係呈現不對等的關係。因此，在面對日本國內政治環境的轉變，台灣駐日的「三大老」原則，不但已經是過時，而且邊際效用其實也是越來越低了。假若持續堅持這種原則，只會讓台日關係永遠無法正常化，因此，我們對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必須要出現新的思惟。

    　所以馬政府上台之後對日關係的取向，應該是要解決台日實質利益問題，過去所謂「知日派」的階段性功能應該要告一段落了。今後駐日代表應該是以「功能取向」來取代「親日取向」，在這種「功能原則」下，年齡不再是大問題，日語能力也不再是唯一考量，濃厚的日本情結更不是唯一的考量標準。最重要是要具有專業能力來解決當前台日關係的實質問題，例如目前台日之間最為緊迫的漁權問題、美日安保與台灣安全問題、或是日中台三邊關係問題。

    　而這種功能取向在國際上俯首皆是，舉例來說，中國駐北韓大使劉曉明就不是北韓專家，反而是一位美國專家，他的到任有助於北韓了解美國的看法，以解決棘手的北韓核武問題；而中國駐日大使崔天凱也不是一位日本通，但卻是長期參與東海油田談判的專家，他的到任有助於中日兩國解決當前的東海油田爭議問題。

    　換個角度來看，「知日者」何其多，而面對國內外環境的轉變，我們對日外交也應該要打破過去的窠臼，採取功能性的對日關係新思惟了。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亞太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