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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教育討論】瑞典的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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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峰

最近與前妻在孩子的教育上有些溝通,了解到她單親媽媽一人照顧兒子的困難,想到各位同學也許會有類似如教育費用之問題,因此簡短的介紹一下北歐,尤其是瑞典的教育體制。各位如果想送小孩來此唸書,一定不遺餘力加以配合,希望您的小孩也有這樣好的機會來此享受它的好處。當然也希望前妻有一天能讓兒子自己來,甚至陪他一起來此唸書,只要兵役沒問題的話,因為真的不了解台灣這方面的問題,不過兒子如現在欲來此依親唸書,則一定是沒問題的。

瑞典的大學教育是完全免費的,書籍雖需付點錢,但教師常常提供免費之講義,且圖書館也非常方便借閱書籍資料。一般大學都差不了太多,故無明星學校與否的差別。最著名之烏普薩拉大學有六七百年之歷史,與劍橋齊名,我目前有可能就讀之隆德大學亦有數百年之歷史,根本讓我沒有非讀烏普薩拉大學不可的想法,這與自己當初花了七年考台大的痛苦經驗實在無法比擬。教學設備與資源也是台灣一般大學很難比得上的。

一般的生活費約需一萬五千台幣左右一個月,我則只需五六千吃飯錢,因為我是二房東,將客廳隔一半當書臥房也。台灣的小孩如果五專畢業,或大學已讀一年,可以來此申請讀大學本科,先修一年瑞典語(在芬蘭甚至可用英語教學,不須這個過程),考試通過後,再以瑞典語讀四年左右,即可拿到碩士學位。瑞典語與丹麥語及挪威語只有一點差別,就像大陸不同之方言罷了,瑞典語與荷蘭語,德語,英語也很像,所以不但容易學,學了也有很多好處。

如果大學畢業,則可以來此申請國際碩士班,如同我可能就讀之東亞研究所,是用英語教學的,而瑞典年輕人幾乎都會講英文,所以來瑞典讀書一定要求您要托福五百五十分以上,再加上學校之邀請信,與一年約二十五萬之「銀行存款證明」(可以擺幾天就好,我當初來此時扣除機票,身上可只有四萬台幣),您就可以輕易的來瑞典這「大同世界」唸書了。您尚可申請獎學金,一個月可以拿到約三萬台幣左右,尚夠讓您在申根簽證暢行無阻的歐洲玩個夠,我目前已經走過十五個以上之歐洲國家,就等著東歐諸國加入申根呢。

在瑞典讀博士,一般約四年,一個月有四萬多台幣之稅後薪水,來此很可能只要十多萬台幣自備款,即可因此博士之工作保證,貸款買一棟二三十坪的房子,雖然沒有土地權,每月尚要繳一兩萬元左右之管理及貸款費,但試問您在台灣做的到嗎!

所以條件簡單,只要過了托福,來此就幾乎沒問題,唸書又不要錢,北歐諸國更是世界上最先進之福利國家,我稱之為「家國」,我目前倡導的「家國主義」就是以他們為藍本所做的東方改良本。所以請大家告訴大家,讓我們放棄過度之資本主義,來北歐學習了解他的家國主義吧!

這些東西說來簡單,但卻是我五年來的摸索經驗,可惜台灣學子,心中只有美國這個次等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完全不知這個美好的求學之處,真是奈何!可知道諾貝爾獎還是瑞典頒授的呀!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必盡力回答,這裡打回台灣,一分鐘約一塊多台幣,所以我可以用電話與您方便的溝通的。以下是瑞典所有大學之入門網站,都有英文版本,不過問我的話會更方便正確。

http://se.dir.yahoo.com/ 搜尋 Universitet 或 hoegskola

http://wixi.umu.se/cgi-bin/wixi

祝各位事業順利

再談瑞典的大學教育

梅峰

上次說的可以再補充一些!

我在台大六年級時慘遭三二退學,我曾為文說,如果在台北這是我的錯,但是如果在瑞典,那就是學校的錯了。因為你如果考不及格,可以一直補考,應該是可以一考再考直到及格為止。如果要繳文章,寫不好就也是一直退回再寫,我往往是沒時間再寫了而不及格,倒真是從未因為是學校不給我這個補救的機會。

瑞典大學的計分與台北小學的方式差不多,只有不及格、及格與「很棒」三種區別,因為他們崇尚「適度的」競爭與平等的精神。上課方式亦重視團隊合作,作業常常是分組進行。

瑞典的修課方式與台北有很大的差異,此即他們課程沒有分的那麼細,拿社會學做比方,一個學期修二十個學分的社會學一,四個學期兩年共修八十學分的社會學一到四。他們也不像台北整學期二十個禮拜中,許多們課每星期各幾個小時,到時再考期中與期末考;而是一門課修一兩個月,考畢修完再進行下一門課,例如社會學一,也許會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兩個月修完後,再於下一階段的兩個月修第二部份。所以你如果要補考就會影響到下一階段課程之學習,但如果你暑假不想渡假的話就沒關係!

社會科學的上課方式主要是,講課與座談會,Lecture and Seminar,兩者一星期共兩三次,不大會超過七八個小時,其他時間全部得自己找資料並閱讀,逼得你非得預習不可,考試則大都為繳相關自選題目的論文並做呈現 (presetation),這與我以前在台大,天天上課,然後上課就抄筆記,考試時就背筆記的鬼混學習方式差距頗大。

在瑞典的學位授與彈性也極大,他們有許多「學門」,就像我們的「系」一樣須被正式錄取,但你自己也可以直接申請個別的課程,依照自己的興趣按部就班的學習,學分夠了再向它申請學位,這樣做的人很多,我現在就正將在台大修的許多社會科學的學分與在此修的五十個學分向它申請所謂的「某社會科學專科」學位中呢!但就不知道結果如何了?

在此有長居綠卡的外國人,同瑞典人一樣每個月有約八九千元左右台幣之就學補助,尚可申請一年約十個月,每月約兩萬台幣之生活補助貸款,待就業後薪水之百分之四內償還。一般瑞典大學生常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是在國外唸的,當然亦有補助,詳情就不大清楚了,這是他們許多人都會兩三種語言的重要原因。

台北有人提出要抽所謂的「單身稅」,這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想法,只是該換個方式進行。瑞典許多之兒童津貼,育嬰假,免學費與上述之就學補助等,其實就是變相的單身稅。因為不生子,將來誰養你,西方與我們這盲目向他們學習的「亞洲奇蹟」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此少子化現象,有孩子的家庭不但一樣要工作繳稅,更得大半輩子為孩子操心煩勞,而孩子將來長大成人卻要工作繳稅去付所有老年人的年金,最沒道理的就是去撫養那些怕麻煩故意不生小孩的人,因為他們年輕時並沒有繳比別人多的稅金,卻還能到處悠哉遊哉!只可惜瑞典這麼重的單身稅仍然無法解決問題,可見原因並不單純,這也是我來此研究的題目,而「家國主義」應該就是解決此問題的最佳方案吧!

要學生不作弊不抄襲靠教育界先反省

梅峰(社會工作者)

筆者當年為了怕延遲一年考上心中之理想五專 ── 台北工專,因而作弊廿多分,自此心中羞愧不已,而誓言不再作弊,奈何之後又為即時畢業的現實,又再作弊廿分,心中因此永遠無法肯定自己,加上虛榮心作祟,所以立定考上台大的志向來補償內疚,並證明自己的實力。

嗣後筆者在台大旁聽四年,七次插班才考上台大電機,在校就再不作弊與抄襲,但大六時卻因半工半讀,在修業年限與選修學分限制下,竟在已修習約一百卅多學分的情況下,慘遭三二退學之命運。筆者自認求學尚稱認真,且意志強烈,但求紮實學問,而從未期求高分,後來又至瑞典留學近五年,因而對母系李嗣涔老師不作弊不抄襲之呼籲感同身受,但仍認為李校長太過輕縱,空以道德標準要求無權力之學生,而未能檢討學校當局,消除學生作弊動機之權責。

再者,我們的偽總統,大言不慚的誇耀自己幫夫人寫作業的光榮戰績,選縣長瀉肚又嫁禍對手下毒,選總統更以兩顆子彈欺騙全民,如今再以九鬼搬運掏空國庫,這與整個社會其實從小即生活在作弊與抄襲之欺騙教育環境大大相關,因此李校長實在一針見血,抓出時弊,只可惜未真正找到病因。

在瑞典幾乎沒有明星學校,大學入學主要依在校成績申請,除了可獲消費優待之學生卡需繳約台幣千把塊之費用外,完全免學雜費,每年尚有十個月,每月近台幣萬元之書籍補助費,更還有生活費貸款,此貸款則限制必須通過約所修一半之學分,也是每年十個月,每月約三萬台幣,但只需爾後每月薪資最高約百分之四範圍內的按月償還。

瑞典更無強迫退學制度與修業年限,選修學分彈性極大,成績不及格不必重修,永遠有再考與補繳報告之機會,考試集中在特定類如大禮堂般的大場所,有校方專人看顧,座位遠離並錯開,試題活潑,且常可攜書進場參考,社會科學更且很少考試,大都是繳交自定或指定題目之報告,成績更只有不及格、及格、優秀三種選項,所以學生根本很少會有抄襲或作弊之念頭。

反觀我國,明星非明星學校天壤之別,收費高的常是聲譽差之非明星學校,學費高昂又品質不良,這是全國教育當局最要檢討的地方,學生會有抄襲作弊動機此其一也。動輒退學、重修,限時完成學業,選修彈性小,考試又監督管制不嚴,成績分分計較,讓學生肉搏廝殺,這是學校當局最要檢討的地方,學生會有抄襲作弊動機此其二也。教授不知反躬自省教學態度、內容與教法,試題又死板,縱容者只知諂媚學生,嚴苛者甚至設定死當名額,這是老師最要檢討的地方,學生會有抄襲作弊動機此其三。

無能官僚,當百姓是賊,處處防弊,只會要求學生道德自治,卻縱容自己設定欺騙環境;反之高明政府,當百姓是人,衷心服務,處處興利,時時要求去除學生抄襲作弊之動機,給學生無憂無慮,適度競爭,平和壓力,公平進取的求學環境。
【家國主義 家主政治 中華家國】健保免費連線《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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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中國人不擅長打仗為何却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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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擅長打仗為何却能赢

金庸北大演講記錄 焦小雲記錄及整理

國際著名報業家、武俠小說家金庸(查良鏞)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至廿九日赴北京大學訪問,並接受北京大學授予他的名譽教授稱號。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由焦小雲記錄及整理。

中國文明不斷消長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為同學了。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號。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我的親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生,便都肅然起敬。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我很愛護。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係的大學問家們。

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

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
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

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

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我有幸被錄取了。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過那時因為我沒有錢,西南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今天我已作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

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很深。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就沒有關係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我下面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當然只有到北大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那裡的人要我寫字,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只好寫了八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這次到北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詩……」在大詩人杜甫家裡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

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歷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廿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恩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歷史研究》。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只有兩個,

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
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

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他說:

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這裡也有多種情況:

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

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像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內戰不休。

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確實非常危險。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歷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

就我看來,我國歷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

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
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
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
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
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
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中國歷史發展規律

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

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台。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中國的歷史問題。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並討論為什麼中國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

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

第二個原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歷史作用,我們民族由於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內部的爭鬥和戰爭。

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的位子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內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們民族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內部鬥爭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內部鬥爭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

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鮮卑人。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

「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致的意見。北周的時候,有個人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為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竇,是鮮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了。

據我初步統計,唐朝宰相至少有兩、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像我們現在說「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在唐朝,有兩、三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單,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給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石單。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開放。

我在武俠小說裡寫了中國武術怎樣厲害,實際上是有些誇張了。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係,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如匈奴很厲害,我們打他不過。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無法脫身。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計,去向匈奴皇后說,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這個詭計,便退兵了。

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為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佔了下來,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為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一八二〇年才被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二〇二〇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並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內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

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數據?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他是專家,不會隨口亂說。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才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瞭解。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紀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國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到了十六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歷史教訓。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我認為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

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他初期寫《歷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並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托於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像長城,處於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

由於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將不可思議。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爭,殊不知道這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於盡。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爭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

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
第二是環境污染;
第三是人口爆炸。

這三個問題將關係到人類的前途。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於中國,他們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哲學。他們認為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態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鍵。

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莫格勳爵也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廿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廿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於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只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原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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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民教育到菁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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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民教育到菁英教育

陳卓

緒論

凡是文明社會無不重視教育。在上古時代,知識主要由祭司階層掌控,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者以貴族子弟為主體。隨著時代的推演及經濟的發展,社會整體對知識的需求增加,遂使平常百姓家的青年亦逐漸有受學校教育的機會。

我國古代的學校教育開始很早,在殷商時期即已設有學校,到了西周時期則更是規模完備,載於文獻(註一)。當時已有大學、小學之分,在王朝中央的大學為辟雍,地方諸侯所設之大學則稱為泮宮,其規格不同,招生對象亦不同(註二)。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所設的大學,其受教者皆為貴族子弟,教育內容以禮、樂、射、御、書、數為主;教師則多由各級軍官及祭司擔任。所以西周的大學基本上是軍官學校,並非專為追求學問而設。後來漢、唐、宋、明諸朝亦都設有太學(或稱國子監,即國立中央大學),其教育內容雖各有異同,並非皆以軍事為主,但宗旨則幾乎不變,即在培養安國定邦之才。

在西周傾覆,王室東遷之後,私學興起。孔子是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平民教育家,他提倡「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是指不論家庭背景如何,只要有志向學者,無不給予教誨(註三)。但孔子對弟子們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要求,即悟性高,能舉一反三,還要好學不倦(註四),由此可見,孔老夫子的教育基本上還是菁英教育,門牆頗高。

國民教育

近代國民教育肇始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當時的法國社會處於一種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情境,革命後的平民政府為了凝聚國民的向心力,並擺脫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大力推動由政府主持的學校教育(註五),其中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小學教育,及培養小學師資的師範教育,受到特別的重視。現代所謂的國民教育就是指全體國民都必須接受的教育(註六),一般指六年的小學教育,在經濟比較富裕的國家則延長為九年,甚至十年或十二年。國民教育在法國推行得到顯著成效後,德國、荷蘭、丹麥等國相繼仿效,再逐漸擴散至其它國家,成為一種普遍的教育制度,連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亦採納推行,對富國強兵取得積極效果。國民教育除培養愛國情操及富國強兵外,實應以培養健全國民為宗旨。按照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見解,基本教育應以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為原則。筆者並非教育專家,但根據長期觀察及經驗,認為雖然「德、智、體、群、美」不應偏廢,但總可以有個優先次序,而在國民教育的階段,應以「德育掛帥」,其它智育、體育、群育、美育各項目的輕重緩急,皆可因人而異,不必強求其並重。以下謹就個人的認識將這五育分項討論。

一、德育

德育顧名思義就是道德教育。對於兒童或青少年,德育之重點在於讓他們能夠明善惡、辨是非;知道什麼是好事,什麼是壞事,而且還會分辨這些事的大小、輕重。老師們的責任則是鼓勵學生多做好事,勸導他們不要做壞事。做了好事者給予獎勵,做了壞事則給予譴責甚至處罰。

德行的項目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有四維八德(即禮、義、廉、恥,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此外在老子所著道德經中尚有「勤、儉、慈」,這些都是我國民間社會中受普遍尊重的傳統美德,不勞筆者多加解釋。但道德之重點在於「實踐」,光靠用講的無濟於事,這也就是為什麼父母及師長們的言教要配合身教才會起真正的作用。此外,同學之間的觀摩互動亦非常重要,一個班級裡同學之間融洽相處的氣氛,常要靠導師來營造,所以導師的角色在德育中實居關鍵性地位,並非一個普普通通的大學畢業生,只憑修了幾個教育學分,所能勝任。因此筆者主張國民教育的教師隊伍仍應由各級師範院校以「公費」方式來培養,並保障他們畢業後的任教管道,如此才能挑選出品學兼優並有教育使命感的青年來承擔「良師興國」的重責大任。

二、智育

對許多學生家長而言,學校教育之重點就是智育。這種看法雖然有些偏頗,但亦有其一定的道理,蓋對於正常家庭,德育之重心在於家教,體育、美育亦不一定要仰賴學校,更何況智育中亦包含了不少德育、群育及美育之成份。例如國文課中常出現古聖先賢的訓誨及故事,詩詞、小說等文藝作品亦都含有美育的成份。

理想的教育講求「因材施教」,但國民教育是一種大眾教育,必需顧及受教者之普遍接受程度,故應採取「中庸之道」,其原則為:一、平易近人,二、循序漸進,三、有啟發性,四、注重學習內容與生活之相干性。(註七)國民教育中智育之主要內容可分為:一、語文,二、數學,三、常識,以下將這三項分別作簡略檢討:

一、語文

語文是人與人溝通的最佳工具,亦是吸收新知的主要管道,而寫作更是訓練思維及組織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把國文學到會讀(報章、雜誌、小說)、會寫(信、短文)是每個正常國民所應該具有的水平,但這並非一件輕而易舉之事,也是智育的第一要務。

在今日工商業已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凡從事工、商及外交工作之人,皆需一定的外語能力。以目前英、美文化之強勢地位,學習外語之首選當然是英(語)文。但我們應注意,要把一種外國語文從頭開始學到可以運用自如(能讀、寫、說、聽)並非易事,需要投注許多時間及精力。對於以後在生活及工作上鮮有運用外語機會的廣大群眾,真有必要強迫他們自幼操練外語嗎?更何況如此做還會排擠其它科目的學習時間,使其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國民教育階段,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學英(語)文已經夠早,學習時數(每週三至四小時,共三年)亦已夠多。對於那些急於把自己孩子培養成「國際公民」的家長們,就讓他們自行設法去補習吧!

二、數學

數學本來起自人們生活上的需要,例如清點人口、牛羊數目、丈量土地、計算面積,後來再進步到計算帳目及利息,測量山高、河寬等等。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數學之內容已愈來愈博大精深,沒有它,科學和技術不可能發展到目前程度,亦不可能再往前推進。但高級的數學僅與少數專業人士相干,一般國民最需要的數學還只是加、減、乘、除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人們不禁要問:在國中階段花許多時間去操練代數、幾何這些東西,目的究竟是為什麼?有些人(主要是數學家們)認為學習數學是為了訓練思維,使人們的思想更有條理、更清晰、更合乎邏輯、更嚴謹、周密、更能集中注意力思考問題。筆者雖大致同意這種看法,但仍願指出,訓練思想的方法很多,如寫文章、下象棋、圍棋,甚至打麻將等都是,不是非靠操練數學不可。(註八)

筆者認為,在初中階段學習及操練數學,主要還是為了一部份學生將來學習物理及相關科目做準備。因此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學校即應按學生之性向、程度、將數學作分班教學,以免造成「牛馬同軛,互蒙其累」的困境。

三、常識

這裡所指的常識是每個正常國民都應該知道的知識,大致可分為自然和社會兩大類。常識的內容並不需要精深,但範圍要廣,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關。常識不一定要在課堂中傳授,只要具備閱讀能力,即可自行修習。老師們的責任主要是讓學生知道應該學些什麼,並啟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由於自然類科目並非只靠閱讀即能瞭解,因此需要老師們不時做些示範實驗,或放些影片讓學生看,再讓他們親自動手做些簡單的實驗,如此才能收到真正的學習效果。青少年只要能養成自行閱讀的習慣,並對吸收新知維持一定的興趣,則隨著年歲增長,理解力增強,常識性的東西都不難自行吸收,並不需要以考試的方式強行灌輸。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在國民教育階段,智育的重點在語文及數學。語文的重點在閱讀及作文,而數學的重點在基本算術、幾何及其應用;其餘都只是為了將來學習專業做準備,並非所有學生都需要熟練精通。基於「因材施教」的原則,數學及英文這兩科,宜自初中二年級開始,即按學生程度及學習意願來分班教學,以免誤人子弟或虛耗青春。

三、體育

「體育為強國之本」是一句口號,也是真理。一個人沒有強健的身體,很難成就什麼真正的事業。老子在道德經中勸聖人(主政者)要以「強其骨而弱其志」的態度來對待民眾。所謂強其骨就是注重營養和鍛鍊身體,此處我們只談論鍛鍊身體。

首先我們應注意,鍛鍊身體是「修身」的根本,亦是一件終身大事,對許多人而言,可能比讀書還重要。在中國古代的精英教育裡,禮、樂、射、御、書、數這六項才藝中,至少有射、御兩項和體育直接相關,另外樂舞(與音樂配合的舞蹈)也是體育和美育之結合,可見體育所受之重視。

既然體育之目的在於修身,而非為了競賽得獎,故其重點應在能夠終身受用的項目,如游泳、體操、打太極拳或其它武術,騎自行車之類,既不需成群結隊,亦不需貴重器材的運動。團體運動,如籃球、足球、排球、棒球之類,可以培養團隊合作及公平競爭的精神,具有「群育」的效果,亦值得提倡和鼓勵,但其優先順序應排在前述個人修身型的項目之後。至於像鉛球、鐵餅、標槍、撐桿跳之類專門為了參加大型運動會而設的項目,則大可不必在國民教育中推行。

最後讓我們談談體育師資的培養問題:由於現代體育活動已經多元化,職業化及商業化的體育活動很多,常見者有籃球、足球、棒球、桌球、網球、橄欖球,甚至高爾夫球等,都經常有商業化的國際比賽。另外像軍隊、刑警、保全人員等各種職業都有接受特殊體育訓練的需要,故體育早已不限於學校教育。但正規學校的體育,尤其是國民教育階段的體育,仍應以修身為本,故不應將重點放在培養體育選手上。學校的體育不應受商業化體育之污染;學校的體育教師仍應維持其「為人師表」的尊嚴及地位,並儘可能兼任健康教育及訓育的工作。因此體育教師最好還是由師範院校中的體育科系來培養。

四、群育

所謂群育就是教人如何適應團體生活,並發揮自己應有影響力的教育。對於正常的兒童及青少年,群育是一種漸進的過程,從幼稚園或小學開始,逐漸適應團體生活,體驗人際關係。在班級或社團活動中可以養成負責任、守紀律的習慣,並在協同處理團體事務中培養出與他人合作的習慣與耐性,而非事事皆以自我為中心來考量。

學校裡群育的另一功能是發掘將來的領導人才;雖說領袖才能是天生的,但即便如此,這些人的天賦才幹也需要被發現,並加以磨練和栽培,使他們見識更廣闊、器量更寬宏,更有容人的雅量,將來才適合承擔重責大任。群育主要靠班級導師來推動,給比較能幹的學生輪流擔任班級幹部的機會。校內的體育或其它活動亦是群育的好場所。群育要成功亦需家長們的充分配合,讓學生有充分的課餘時間來從事體育、音樂及環境保育等團體活動,從中培養他們的工作能力及合作精神。

五、美育

正常人都愛美,從心理層面看,這是對生命的肯定,對自我提昇的期許,是一種向上的力量。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是一句千古不易的名言。既然愛美是人類的天性,那又何需提倡美育呢?換言之,美育的宗旨究竟是什麼?簡單地說,美育的宗旨在陶冶性情、變化氣質。成功的美育非但可以變化個人的氣質,還會對社會整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營造出祥和的氛圍,有助於化解戾氣,促進人們的互助與包容。

事物的美或不美,並無固定的標準。一個人的審美觀常因其個性、生活經驗及文化背景而異。所謂「品味」就是指一個人的審美觀,再稍作延伸,即成其價值觀;它顯然有雅俗之分,這在音樂領域中最為明顯。然而總有一些優秀的作品能到達雅俗共賞的境界,而成為不朽。

在我國古代教育中,音樂受到高度的重視,所謂禮樂之教,為「六藝」之首。禮的主要作用是規範人的行為,樹立長幼尊卑的倫理關係,是一種外加的約束;而音樂的感動則為發自內心的共鳴。(註九)

周代的大學基本上是軍官學校,維持紀律需要禮,鼓舞士氣、培養生死與共的一體感則有賴於樂。在大學(辟雍)中位階最高的教師是「大樂正」,學生畢業時由大樂正將其中優秀者上報給天子,再由司馬授予軍職,稱為「進士」,可見音樂教育所受重視之程度。

周朝到了平王東遷之後,其本上已進入「天子失政,禮樂崩壞」的局面,但部份禮樂之教仍由諸侯保存,尤以齊、魯為最。孔子雖為平民教育家,但仍提倡禮樂之教,他也是一位音樂的極度愛好者,論語中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記載,可見古代音樂感人之深。孔子對當時流行的聲色之娛亦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如「鄭衛之聲淫」之類。

在秦漢之後,我國進入大一統專制王朝的格局,政治崇尚刑律權術,樂教不再受朝廷重視,僅成為祭典禮儀的附庸,再加上「樂經」失傳,遂使華夏正音式微(註十)。在隋唐之後,大量西域音樂傳入中土,聲色之娛大盛,傳統的鐘、鼓、笙、簫、琴、瑟之類雅樂更加衰退。直到清末民初,科舉取消,西洋音樂傳入之後,學校中的音樂教育才又遂漸復甦,但其內容已變成以西樂為主,甚為可嘆。現在我們常說要復興中華文化,除了要讓科學紮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恢復禮樂之教,而樂教更勝於禮教。

蔡元培先生非常重視美育,認為可以在教育中取代宗教的地位,筆者作為一個認真的科學家兼教師,對此深有同感。蓋歐美文明國家千餘年來深受基督教之浸潤(註十一),信徒平常每週在教堂中做禮拜,接受其訓誨薰陶。在教會活動中,音樂佔了很重的份量,故在德育及美育兩方面,教堂而非學校才是重心。但在中國,民間寺廟雖然不少,但以祈福者居多,鮮有教育功能,且宗教在知識階層中並無神聖地位(註十二),故禮樂之教仍應以學校為重心;尤其在國民學校中,每逢開學或畢業典禮,以及平時朝晚會,若師生聚集合唱,無論是國歌、國旗歌、校歌甚至民歌,只要是純正音樂,必有「樂致和同」的功能。在國民小學中的音樂課亦非常重要,通常由班級導師擔任,更可見其責任之重,非經特殊培養不可,正因如此筆者才會在前文(德育)中特別強調師資的培養問題。

最後,筆者要特別提醒執政當局,大眾傳播媒體對兒童及青少年之影響力不容忽視。以目前商業化傳播媒體之態度囂張,放送「聲色之娛」肆無忌憚,已使「鄭衛之聲」到處泛濫。負責任的教育文化主管機構應對此有所警惕,並投注大量人力、物力,將公營傳播媒體「導正」,以減低青少年所受之心靈污染。

菁英教育

航行大海需要舵手,支撐大廈需要棟樑,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註十三)無論古今中外,真正的大人物,大多數經歷過類似的磨練。雖然英傑豪雄之士不一定需要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但是絕大多數優秀青年還是需要經過學校教育的培養才能成為棟樑之才。尤其現代世界由於科技高度發達,連帶各行各業日益專精,再加以工商業全球化,國際政經關係錯綜複雜,全世界各進步國家對菁英人才需求孔急,故其培養成為國之大政。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卅而立、四十而不惑,……。」正常的青少年在初中畢業時,正當十五之年,在往後五年之間(十五至廿歲)為青春期,正值風華盛茂的黃金歲月,其心智、體能、性情皆處於發育之高峰期,至廿歲而為成年。當此關鍵時刻,父母、師長對他們未來的發展應按其性向、志趣及才幹做謹慎評量,然後再助其抉擇。正常的青年,至少先要能立足於社會,才能論及進一步的發展,而現代社會變遷迅速,個人即使家有恒產亦未必可靠,因此有一技乃至數技之長,才是安身立命之保障。由此可見,技術及職業教育應該是國民教育之後的主流,只有一部份才智出眾的青年才適合接受下文中所要討論的「菁英教育」(註十四)。

精英教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高中時期(約十五至十八歲),二、大學前期(約十八至廿歲),三、大學後期及研究所。以下為分段討論。

一、高中時期

在此期間,許多學生之性向尚未定型,才華尚未充分顯現,故學校教育仍應讓學生有機會做多方面嘗試,不宜太早將學生分類(組)教育(註十五)。高中教育之具體內容仍包含德、智、體、群、美五類,但實施的方式與精神應與國民教育有所不同:在德育方面應以「說理」為重,蓋「說教」階段已經過去,學生智慧漸開,非說之以理無法令其信服,故德育之內容應融入智育之中,以文史科目為主。此外,數學和物理這兩科非但有益於訓練理解力,更是通往近代科學殿堂之門徑,故應給予特別的重視,而不能讓學生輕言放棄。

筆者以為,在高中階段,教育應注重精、誠這兩種精神素質之鍛鍊,茲闡明如後:

一、精:無論學習或做事,求精即注重品質,追求卓越。大學章句中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止於至善」就是精益求精,不到盡善盡美不罷休。有這種精神才能把事情真正做好,無論是研究高深學問,開發產品,甚至克敵致勝,皆需如此。

二、誠:誠者,真誠也;其反面之詞為虛偽。做事有誠意,即一心一意要把事情做成;即使遭遇困難亦要努力去克服,所謂「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就是這個意思。反之,講話沒誠意就是答應別人要做的事只是虛應故事,敷衍了事,碰到一點小困難就打退堂鼓,退縮放棄。中庸章句中有:「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就是強調「誠」重要性。精英人才與平庸之士之差異經常就在這精、誠二字。

二、大學前期

此階段為轉型期,青年之心智、性格基本上已成熟,但尚未穩定,故宜多觀摩以拓寬視野,增廣見聞,培養「寬」、「弘」之器量。所謂寬即心胸寬闊,有容人之雅量,能原諒他人無心之過,及體諒他人難為之處,亦包括能欣賞他人的才能,且不妒忌他人的成就或機運。「弘」字亦即長久遠大,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真正的棟樑之才必定是胸懷大志,想要成就大事業,有這種志向才會虛懷若谷,努力充實自己,不會因為一點小成就而沾沾自喜,亦不會因一點小利而動搖其一貫原則。

在優良的大學裡,人才自各方面匯集,師長、同學中不乏英傑碩學之士,其言行、風采應有值得仿效之處,所以是培養寬、弘之器的恰當場所,有志青年應該好好把握機會,多聽、多看、多學,以增廣見識,並積極參與社團活動,結交良師益友,尋覓志同道合之士,共同開創未來。

三、大學後期及研究所

在此階段青年已轉為成年,應努力修鍊,以期有成。「學士」之英文字為 Bachelor,其本意為獨身者,亦即已可離開父母師長獨立生活之人。更明白地說,就是可以獨自闖出一片天地,不再需要師長輔助指導之人。有為青年在進入大學之時就應該有此認識,並以此自勉。

總而言之,筆者以為,凡能做到精、誠、寬、弘之士,必成大器。精、誠二者是高級專業人才的必備修為,而寬、弘則是領導人才應有的器度,願教育家們努力於這些精神素質之培養。

注釋:

(註一)參考:王貴民著:商周制度考信,或楊寬著:西周史。

(註二)參考:程方平、畢誠合著:中國教育史,第二章。(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台北)

(註三)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篇)

(註四)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篇)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論語,公冶篇)

(註五)在西歐中古及近古時代,許多國家的教育由天主教會把持。推廣而言,凡是奉行一神論宗教(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之神權國家,其教育,特別是道德教育,幾乎全都由教會把持;在政教合一時,其控制更徹底。在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中,則「黨」取代了「教會」的地位,其控制作用則一。

(註六)私立學校,尤其是不受政府監督的私立教會學校,或「國際學校」就不算是國民教育的一部份。現在臺北、上海和北京有很多富裕中國家庭把子女送入國際學校學習,不知是否需要當地政府(教育單位)同意?這樣學出來的兒童或青少年,以後也許都會變為「外籍人士」,還是「國際公民」?

(註七)如果學習內容之中有相當多部份讓許多學生覺得與己無干(無論現在或將來),則會降低學習意願,學過之後不久就會忘得乾乾淨淨。

(註八)解數學問題及証明數學定理與寫文章、寫劇本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於其嚴謹性及環環相扣性。環環相扣即一絲不苟,缺乏彈性及創意,這正是許多從事創意工作的人(主要指藝術家及政治人物)排斥數學的主要原因。

(註九)儒家經典「禮記」中有「樂自內出,禮自外作」的經文,又有「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之句。

(註十)我們現在仍可在一些典籍中看到部份對古代樂舞盛況的描述,並知道詩經中風、雅、頌各篇都可以在音樂的配合下吟唱,但卻不知那些音律和場景究竟如何,令人扼腕。

(註十一)伊斯蘭教至今亦已有一千三百餘年,對其信徒之影響力甚至超過基督教。

(註十二)儒家並非宗教,「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對宗教持「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

(註十三)孟子這段話對古今中外英雄豪傑都成立,這也是他之所以被奉為「亞聖」的原因之一。古代開創宗教之主如摩西、耶蘇、穆罕默德,開國帝王如成吉思汗、朱元璋;大科學家如牛頓、法拉第、道爾頓;大發明家如瓦特、愛迪生;政治人物如富蘭克林、林肯等都經歷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過程,其它大人物尚多,不及備載。

(註十四)技術及職業教育未必不適合才幹出眾的青年,尤其是對於有創業潛力的青年,能及早自立,接觸真實社會,發揮自己的才幹,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豈不壯哉。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註十五)既然是精英教育,學生智力應不成問題,即使是不太喜歡的科目,亦應努力學習,至少做到及格。

本文原載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出版之建中校友會刊第卅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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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卓,台大物理系畢業,美國西北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台大物理系教授卅年,現已退休,從事著作,並為兼任教授。本文為 NOWnews 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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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涔錯了嗎?

陳卓

據新聞媒體報導,台大校長李嗣涔在今年學生畢業典禮之後接受媒體訪問時,對台大有些「美女型」畢業生從事「走秀」行業表示惋惜之意。這個消息曝光之後招致不少名嘴撻伐。李嗣涔身為台大校長,對眾多畢業生有殷切期盼,希望他們能發揮所學、大展宏圖,這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然而台大每年的畢業生人數逾伍仟,他們將來各奔前程,從事何種生涯,實非師長們所能操控,而且畢業生皆已成年,要做什麼工作應有其自主性,也許父母尚有權表示一些他們的期許,其他周圍人士,即使是師長親朋,亦最多在被諮詢時才會表示一些看法。以現在大學之多,社會各界並不會把普通大學生視為珍寶;即使台大與眾不同,畢業生中人才濟濟,亦不能讓每一位都充分發揮所學,成為社稷棟樑,所以即使有人要做「走秀女郎」,亦只能悉聽其便。

但我們不禁要問一問,國家社會耗費了那麼多資源來辦國立大學,其宗旨究竟是什麼?難道只是培養走秀女郎或是股市投機客嗎?大家都知道,要搞政治、做生意,其實都不必上大學,真正的英雄豪傑和奇才異能之士都不必上大學(註)。所以大學所要培養的人才還是應以研究高深學問及有專門學識技能者為主。試問做走秀女郎需要什麼學術能力和專業素養?古代波斯帝國早就有女奴市場,美女們都要在伸展台上走秀,供顧客們品頭論足,再進行交易。請問走秀的本質到了廿一世紀真的就已經澈底改變了嗎?

筆者以為李校長的表態還嫌太含蓄、太軟弱了一些。作為一個台灣最高學府的校長,應該更義正詞嚴地表達台大的辦學宗旨和價值取向!

二○一○年六月七日

附註

老蔣總統就沒有上過大學,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亦不是大學畢業生;美國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及後來的林肯都不是大學畢業生;連大科學家法拉第和大發明家愛迪生都沒上過大學,更不必提許多商界大亨都沒上過大學。

本文在《中華家國雜誌》第十九期,民國九十九年五月號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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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 卓,台大物理系畢業,美國西北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台大物理系教授卅年,現已退休,從事著作,並為兼任教授。本文為 NOWnews 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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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瑞典的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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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瑞典的大學教育

梅峰

看到「荷蘭小學生的快樂童年」,想到筆者先前讀瑞典大學之經驗記錄,因此重新整理了一下,以簡短的介紹瑞典的教育體制。看官們如果想來此唸書,一定不遺餘力加以配合,希望您也有這樣好的機會來此享受它的好處。

瑞典的大學教育是完全免費的,書籍雖需付點錢,但教師常常提供免費之講義,且圖書館也非常方便借閱書籍資料。一般大學都差不了太多,故無明星學校與否的差別。最著名之烏普薩拉大學有六、七百年之歷史,與劍橋齊名,筆者曾就讀之隆德大學亦有數百年之歷史,根本讓筆者沒有非讀烏普薩拉大學不可的想法,這與自己當初花了七年才考上台大的痛苦經驗實在無法比擬。教學設備與資源也是我國一般大學很難比得上的。

一般的生活費約需一萬五千台幣左右一個月,筆者則只需五、六千吃飯錢,因為筆者是二房東,將客廳隔一半當書臥房也。您如果五專畢業,或大學已讀一年,就可以來此申請讀大學本科,先修一年瑞典語(在芬蘭甚至可用英語教學,不需這個過程),考試通過後,再以瑞典語讀四年左右,即可拿到碩士學位。瑞典語與丹麥語及挪威語只有一點差別,就像大陸不同之方言罷了,瑞典語與荷蘭語,德語,英語也很像,所以不但容易學,學了也有很多好處。

如果大學畢業,則可以來此申請國際碩士班,如同筆者曾就讀之隆德大學東亞研究所,是用英語教學的,而瑞典年輕人幾乎都會講英文,所以來瑞典讀書一定要求托福五百五十分以上,再加上學校之邀請信,與一年約廿五萬之「銀行存款證明」(可以擺幾天就好,筆者當初來此時扣除機票,身上可只有四萬台幣),您就可以輕易的來瑞典這「大同世界」唸書了。雖然不容易,但您尚可申請獎學金,一個月可以拿到約三萬台幣左右,尚夠讓您在申根簽證暢行無阻的歐洲玩個夠,筆者目前已經走過十五個以上之歐洲國家。

在瑞典讀博士,一般約四年,一個月有四萬多台幣之稅後薪水,來此很可能只要十多萬台幣自備款,即可因此博士之工作保證,貸款買一棟二、三十坪的房子,雖然沒有土地權,每月尚要繳一兩萬元左右之管理及貸款費,但試問您在我國做得到嗎!

在此有長居綠卡的外國人,同瑞典人一樣每個月有約八、九千元左右台幣之就學補助,尚可申請一年約十個月,每月約兩萬台幣之生活補助貸款,待就業後薪水之百分之四內償還。一般瑞典大學生常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是在國外唸的,當然亦有補助,詳情就不大清楚了,這是他們許多人都會兩三種語言的重要原因。

筆者在台大六年級時慘遭三二退學,筆者曾為文說,如果在台北這是筆者的錯,但是如果在瑞典,那就是學校的錯了。因為你如果考不及格,可以一直補考,應該是可以一考再考直到及格為止。如果要繳文章,寫不好就也是一直退回再寫,筆者往往是沒時間再寫了而不及格,倒真是從未因為是學校不給筆者這個補救的機會。

瑞典大學的計分與台北小學的方式差不多,只有不及格、及格與「很棒」三種區別,因為他們崇尚「適度的」競爭與平等的精神。上課方式亦重視團隊合作,作業常常是分組進行。

瑞典的修課方式與台北有很大的差異,此即他們課程沒有分的那麼細,拿社會學做比方,一個學期修廿個學分的社會學一,四個學期兩年共修八十學分的社會學一到四。他們也不像台北整學期廿個禮拜中,許多門課每星期各幾個小時,到時再考期中與期末考;而是一門課修一兩個月,考畢修完再進行下一門課,例如社會學一,也許會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兩個月修完後,再於下一階段的兩個月修第二部份。所以你如果要補考就會影響到下一階段課程之學習,但如果你暑假不想渡假的話就沒關係!

社會科學的上課方式主要是,講課與座談會(Lecture and Seminar),兩者一星期共兩三次,不大會超過七、八個小時,其他時間全部得自己找資料並閱讀,逼得你非得預習不可,考試則大都為繳相關自選題目的論文並做呈現 (Presetation),這與筆者以前在台大,天天上課,然後上課就抄筆記,考試時就背筆記的鬼混學習方式差距頗大。

在瑞典的學位授與彈性也極大,他們有許多「學門」,就像我們的「系」一樣須被正式錄取,但你自己也可以直接申請個別的課程,依照自己的興趣按部就班的學習,學分夠了再向它申請學位,這樣做的人很多,筆者就曾將在台大修的許多社會科學的學分,與在此修的五十個學分向它申請所謂的「某社會科學專科」學位呢!

因為少子化的緣故,讓許多先進工業民主家國的學校都招不到學生,所以來瑞典唸書條件簡單,只要過了托福,來此就不是很困難,唸書又不要錢,北歐諸國更是世界上最先進之福利國家,筆者稱之為「家國」,筆者目前倡導的「家國主義」就是以他們為藍本所做的東方改良本。上述這些在瑞典的學習經驗說來簡單,但卻都是筆者五年來的摸索經驗,可惜我國學子,心中只有美國這個次等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完全不知這個美好的求學之處,真是奈何!可知道諾貝爾獎還是瑞典頒授的呀!

(作者梅峰,《中華家國雜誌》發行人,台北工專電子科畢、台大電機系肄、瑞典隆德與林雪平大學研究。簡介表示,他大學雖讀電機,但修的課幾乎都是歷史與社會科學,大六不幸被退學,到瑞典研究了六年福利國社會政策,終於知道未來我國甚至全世界在意識形態上應該修正的方向。個人網站:http://blog.udn.com/MeiFeng 與 https://city.udn.com/688。)

梅峰 謹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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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飛行的先知─戈達/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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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飛行的先知─戈達

陳卓

  本文中要為大家介紹的戈達( R.H.Goddard 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年)是研究太空飛行的先知先覺者。對很多讀者來說,戈達也許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事實上筆者雖然在學生時代也曾聽過他的名聲,但對他的生平和事蹟也是所知有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筆者從約斯特( E.Yost )女士所著的「 Modern America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書中發現了一篇戈達的小傳,讀後深感私人傳奇性的事蹟很可以給青年朋友們一些啟示,因此不避譯筆魯鈍之嫌,把原著摘錄改寫以饗青年朋友們。

  在正文之前讓我們先把戈達研究太空飛行的成就做一簡述。

  戈達在一九一四年獲得兩項名稱為「火箭飛行器」的專利,其中提出了利用噴射原理以製造太空飛行器的構想。他在一九二六年獨立製成了第一具利用液體燃料推進的火箭並試射成功。其後,他陸續獲得了兩百多種專利。事實上,後來德國發展出來的V-2火箭以及俄國人造衛星的飛行原理 ,都是淵源於戈達的專利。戰後幫助美國發展人造衛星的德裔火箭權威馮勃朗( W.Von Braun )曾推崇戈達的發明為「已涵蓋了所有重要的問題」。另一位美國火箭權威潘德瑞( G.E. Pendray )也曾說:「如果美國政府和民間及早重視戈達的發明和見解,美國」在太空競賽中也許早就遙遙領先了,甚至不會有什麼競賽可言了。」戈達少年時體弱多病,學業成績平平,由一個如此平凡的少年而成長為成功的發明家,其中的歷程是頗能發人省思,亦足以給青年樹立典範。

靈光一閃的一天

  一八八二年十月,戈達誕生於美國麻州的伍斯特市( Worcestet ),是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第九代,家族中產生了好幾位在各方面有傑出成就的人。當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他家就遷居到波士頓市,父親在城中經營一家製造機械車刀的工具店,由於是家中的獨子,而母親因肺結核而長年纏綿病榻,因此戈達在波士頓渡過了孤獨的童年,並且發育成一個瘦弱多病的少年。為此他的學業經常受到耽誤。十七歲時,舉家再搬回伍市,那時他才剛讀完高中一年級,在校成績平平,而且對數學尤具惡感。一八九九年秋季他又因病而不得不輟學在家休養,但還可以做一些輕鬆的戶外工作。於是在那年的十月十九日,他經歷了。生命中的一個神奇的轉悷點。

  那是一個天高氣爽的秋日傍晚,他帶著鋸子和斧頭爬上了家中後園一顆櫻桃樹上去修剪枯枝。工作結束後,趴在樹梢上小憩片刻,就在他浸沐於瑰麗的夕陽時,忽然有一股靈感在他腦海中滋生,而決定了他往後努力的方向,在他的日記裡有這麼一小段:「當我向東方一望無際的原野眺望時,忽然興起一種想法:『如果能夠製造出一種能飛往火星的東西那該有多妙。而且,如果把它從我立足的草原上放射出去,在它一飛沖天的時候不知道會是怎麼一個光景?』...而下樹後與上樹前的我相比,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似的。我的存在似乎變得很有意義。」戈達在以後的日子裏並不常向人提起這一段神奇的經驗,但是每年十月十九日,他總會悄悄地慶賀一番,以紀念這個對他一生有特殊意義的日子。

良師教誨受益多

  那天之後,戈達開始把整個的生命投入在當時絕大多數人認為不切實際的目標上去。他知道要達成目標先要把身體養好,也足足花了兩年的時間才使身體康復,而能夠繼續學業。他進入伍市南區高中,從高二讀起,並下定決心要把數學和物理搞得精通,這對經常發生困難,幸好她遇到了一位良師希爾小姐( Miss Hill ),她非常有耐性地開導戈達,終於使他克服了對數學的厭惡感,而漸漸地進入運用自如的坦途。一九○四年,戈達以出眾的學業成績自伍斯特南區高中畢業。他亦是該校畢業生年齡最大的紀錄保持人。在他以「被認為當然的事物」為題的畢業演說中,以下列警句為結尾:「昨日的夢想即是今日的希望,亦將成為明日的事實」( The dream of yesterday is the hope of today and the reality of tomorrow. )

  戈達高中畢業後得到部份獎學金而進入伍市工藝學院(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簡稱W.P.I. )攻讀,在校中他繼續保持優異的成績,而又幸遇良師,物理學教授杜夫( A.W.Duff )使他在物理方面的學識猛進。戈達後來常提到,他的事業得力於良師的教導匪淺。雖然戈達的健康情況還是並不理想,但在學校裡的課外活動卻頗為活躍。他富於機智而善於人相處,大學四年級時曾被選為學生會主席,負責編輯畢業紀念刊,並經常替程度較差的同學補習數學已賺些外快。戈達不但學科成績出眾,在實際動手設計製造儀器方面亦是功力不凡,他在大學時代就已經試驗製造用固體燃料推動的火箭。

  戈達以第一名成績自 W.P.I.畢業後,應母校之聘擔任講師,並進入同一城內的克拉克大學( Clark University )追隨名師韋伯斯特( A.G.Webster )攻讀理論物理的博士學位。這時他開始發展多階段火箭的構想。一九一一年獲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留校工作一年才轉到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員,這段期間他的工作非常緊張,一方面要做研究所指定的研究計畫(與火箭理論不直接相關),另一方面獨自繼續發展多階段火箭的飛行理論。因此經常不眠不休地徹夜工作,為時將近一年,終於完成了有關火箭的理論,同時亦做完了研究所指定的工作。

  這樣長期不眠不休工作的結果使他的健康再度崩潰,一九一三年春天住院檢查的結果顯示他的肺癆已到了不可收拾的階段,醫生告訴他只剩兩個星期可以活了,然而兩週之後他還是活著,但也只是一息僅存而已。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期間內,他一直在生死邊緣上徘徊,不過病情終於慢慢地有了轉機。後來他告訴別人說,他覺得自己死不得,因為還有工作等待他去完成。

火箭試驗開新猷

  一九一三年十月,戈達申請了第一件有關火箭的專利,次年五月又申請了另一件。一九一四年秋季他回到母校克拉克大學擔任兼任教師的工作,此時他所申請的兩個專利案都已被核准,這也是有關星際飛行火箭最早的倆個專利案。不到一年的時間,他的健康又恢復到可以繼續研究工作的程度,這時他也了解到單靠自己的財力是無法從事這些火箭試驗的。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一個到達極高處的方法」( A Method of Reaching Extreme Altitude ),其中詳細地說明了他的火箭理論及其發展的可能性,這篇詳細地說明了他的火箭理論及其發展的可能性,這篇文件現在被認為是航空學上的經典著作。他將這篇文件分別寄給好幾個與科技有關的機構,希望能引起興趣並資助他的試驗,但文件卻如石沉大海○無音訊;幸而並非所有機構全都如此,其中之一,即位於美國首府的史密斯松寧學術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終於有了回音;顯然院裡已有人詳細地驗算過戈達的理論,他們並且問戈達大概需要多少錢才能做試驗。雖然往後各國政府動輒耗費上億的美元來做火箭試驗,但當時的戈達卻只謙虛地提出了五千美元的要求。這機構還在一九一七年歐戰時,介紹戈達幫助美國陸軍發展作戰用的火箭。一九一八年,在歐暫停火的前幾天,戈達曾試射他所設 計製造的幾種小型火箭給美國陸軍的專家們看,陸軍當局對此頗為重視,並且提到要即刻設廠生產及繼續投資發展,但是隨著歐戰的結束,這一切計畫也就被束諸高閣了。

  於是戈達又回到克拉克大學執教,這時他以升任為物理學教授,在教學之餘繼續從事火箭的研究和試驗;此後除了數度到美國西南部去試放火箭外,他都在克大任教。在回到克大不久之後,戈達就結識了當時校長的秘書,也就是往後他的賢內助。這位戈達夫人對丈夫的幫助可真不小:在她的照料下,戈達的健康狀況日趨良好,同時她還身兼丈夫的秘書和業務經理,又練成一手高明的電影照相術來幫助先生拍攝火箭試驗的實況。此外,伉儷倆在音樂和繪畫方面亦是同好,在她的悉心照顧下,戈達得以潛心研究而無後顧之憂。


研究匪懈貴人助

  史密斯松寧學術院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了戈達有關太空飛行的論文。其中戈達曾提到,即使是一個中型的火箭,在理論上也可能射到月球。此文發表之後,招來了不少報導雜誌的抨擊。著名的紐約時報也在專欄中嘲笑戈達為「月球人」。戈達曾經想更正這些科學記者們的誤解,但不久就發現這些人對他們自己所寫的東西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因此只好採取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的態度。一九二六年戈達製成了一具約三公尺高、由液體燃料推動的火箭,並在姑母的田莊裡釋放。火箭達到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飛行速度,升空後的落點距原地約六十公尺。戈達並沒有把這次試飛的結果公佈,但仍然例向他的支助者(史密斯松寧學術院)報告實況。在試飛的原地至今還豎有紀念碑紀念這次創舉。三年後他又在原地試射了一次,這回,火箭升高三十公尺後自動改為水平飛行,飛了約五十公尺後落下。這次試射驚動了附近許多的居民,有人以為是飛機出了事,甚至報警救火。接著報紙上也出現了帶有諷刺性的標題,如「月球火箭沒擊中目標,差了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九點五英里」,但戈達不為所動。不過他知道不能再在家鄉試驗下去了,而且需要更多的錢才能使他的計畫從昨日的夢想 ,亦即今日充滿信心的希望,變為明日的事實。但前的數目卻不是史密斯松寧學術院出得起的。

  幸好,這時出現了意外的幫手,他就是林白(C.Lindbergh,第一個單機飛越大西洋的航空家)。透過林白的介紹,戈達認識了美國航空業鉅子丹尼爾‧古根漢( Daniel Guggenheim ),結果他得到了古根漢航空基金會一筆為期兩年的大型贈款,遂得以繼續發展火箭,克大亦准他請假,而能到美國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羅斯威爾( Roswell )荒郊去試驗。戈達在那裏設立了一座小型機械工廠,請了四名機械技師幫他製造他親自設計的火箭。一九三○年底,他們又試射了一次,這次火箭升空約六○○公尺,最高飛行速度達每小時八○○公里。不幸的是古根漢在一九三○年過世,因此二年期贈款結束後,錢的來源又中止了。戈達只好再回到克大教書,同時在史學術院的資助下,請了一位技師繼續幹。時值美國經濟大恐慌,即使是有錢人的日子亦不好過,但古根漢家屬的繼承人哈里古根漢( Harry Guggenheim )終又在一九三四年重新出資幫忙戈達的試驗。這段期間內戈達已發展了電波遙控的設備,也發展了利用迴轉器( gyroscope )定向的技術。

  在同一時期內,德國科學家也密切地注視戈達的工作,甚至直接寫信向他討教。他們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一九三七年設立巨型的火箭研究中心,研究以液體燃料推動的火箭。一九四三年的V-2火箭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妙的是再同一時期美國軍方的科技主管卻對此事不聞不問。一九四○年五月底哈里古根漢曾經安排戈達與美國陸海空軍當局見面晤談。在戈達暢談他有關火箭工作的成果,並指出可以用來製造成長程飛彈之後,美國陸軍的代表竟說他認為下次的戰爭主要的致勝之器將是迫擊砲。海軍及空軍當局認為「液體燃料的推進器」也許更適宜用在發展短跑道起飛的飛機。於是,他們要戈達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此舉後來被潘德瑞博士形容為「就如同讓飛馬去耕田一樣」。後來經過戈達的一位門生,也是貝爾電話實驗室(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一位高級主管的努力推動,美國國防部研究發展部門才漸漸地重視戈達的工作,並了解他的重要性,終於在一九四一年撥款支持戈達的研究。這時戈達已經五十九歲了,這種支持真可謂是姍姍來遲。


天賦異稟行大志

  一九四五年戈達因癌症去世。他一生的遭遇對常人而言,可說是充滿了令人沮喪的挫折,但由於某種內在的稟賦,使他能把十七歲時神秘的感受,視為終生的志業,不為艱苦地朝這個目標邁進。這也許就是天才的一種特徵吧。我國古代的先哲也有「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的名言,戈達一生的奮鬪可以被視為是這句名言的一個絕佳例證。願年輕的讀者們三省斯言!



陳卓現任教於台大物理系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

科學月刊第十卷第八期、第九期


他製造他親自設計的火箭。一九三○年底,他們又試射了一次,這次火箭升空約六○○公尺,最高飛行速度達每小時八○○公里。不幸的是古根漢在一九三○年過世,因此二年期贈款結束後,錢的來源又中止了。戈達只好再回到克大教書,同時在史學術院的資助下,請了一位技師繼續幹。時值美國經濟大恐慌,即使是有錢人的日子亦不好過,但古根漢家屬的繼承人哈里古根漢( Harry Guggenheim )終又在一九三四年重新出資幫忙戈達的試驗。這段期間內戈達已發展了電波遙控的設備,也發展了利用迴轉器( gyroscope )定向的技術。

在同一時期內,德國科學家也密切地注視戈達的工作,甚至直接寫信向他討教。他們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於一九三七年設立巨型的火箭研究中心,研究以液體燃料推動的火箭。一九四三年的V-2火箭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妙的是再同一時期美國軍方的科技主管卻對此事不聞不問。一九四○年五月底哈里古根漢曾經安排戈達與美國陸海空軍當局見面晤談。在戈達暢談他有關火箭工作的成果,並指出可以用來製造成程飛彈之後,美國陸軍的代表竟說他認為下次的戰爭主要的致勝之器將士迫擊砲。海軍及空軍當局認為「液體燃料的推進器」也許更適宜用在發展短跑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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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辦法雛議/陳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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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七年九月 科學月刊第九卷第九期

改進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辦法雛議 

陳子越

一、引言

  每年暑假舉行的各大學暨獨立學院聯合招生入學考試可以說是目前台灣教育措施上重要的一環,它的許多流弊亦一直是很多關心教育人士口誅筆伐的對象。但是由於大學聯招具有促進社會階層間對流的重要政治功能,所以這種制度雖然有若干缺陷而不能輕言廢除(註一)。近年來由於報考的人數龐大,而辦理試務的人員有限主辦單位為了顧及時效並減少人為的差錯,在閱卷的方式上除了少數科目的部份試題外都採用電子計算批閱卷。然而採用電子計算機閱卷使命題的形式雖受很大的限制;各中學為了要使它的畢業生能適應這種方式的考試,在學生的訓練方面往往偏重片段性知識的記憶和運算,而忽略有系統的思考、組織、發揮和表達等能力的培養,嚴重地影響到教育的效果。同時台灣目前升學競爭的形成自有其根本的社會因素,由考試領導教育的現象一時很難轉移,因此如何辦好大學聯招,進而引導高中教育上正軌,實在是當前教育行政上的重要課題之一。

二、辦法

  筆者以為大學聯招的考試不妨分為兩個階段來辦理。

  第一階段是初選。由全體報名的考生參加,錄取的人數是所有大學及獨立學院招生名額的總數,但不辦理分發學校或科系。這一階段考試的命題可以採取測驗題形式,用電子計算機閱卷以爭取時效。考試科目可以比較廣泛,例如:國文、國父思想、數學、本國史地、理化、英文等六科(以上所列科目僅供參考而已)。甲乙丙丁各組可以考試科目相同而試題不同;各組非主要科目的試題命題程度可以較接近。

  第二階段是複選,主旨在甄選優秀人才,使他們能進入與志趣較接近的學校或科系就讀。第二階段的考試僅由經第一階段考試錄取的考生參加,然後按此階段的考試成績及所填志願來分發就讀的學校及科系。第二階段考試原則上採用人工閱卷,以增加命題的彈性,但亦可以配合部分用計算機閱卷的測驗題。考試科目採取重點制。例如:

  甲組考:一、國文,二、數學,三、物理
  乙組考:一、國文,二、歷史,三、英文
  丙組考:一、國文,二、生物,三、化學
  丁組考:一、國文,二、歷史,三、數學

  以上所列的各組考試科目亦僅供參考而已。至於各組究竟應該放些什麼,按何種比例來計分等細節,當然要由主辦考試的單位會同專家學者們來斟酌的擬定。上表中特別把國文列為各組必考科目的理由如下:(一)加強民族文化及精神教育,(二)在考寫作及文言翻白話中比較容易看出學生的思考組織及創造發揮的潛力。

三、檢討

  上述採取兩個階段考試的辦法主要的優點是:

  (一)可以避免目前幾乎全部採用測驗題,以致於命題形式受限制,導致學生偏重記憶片段性的知識而忽略思考、組織、發揮、表達等訓練。

  (二)可以糾正目前高中教育因分組太早而引起的缺失。如準備考甲組的學生不認為讀史地,準備考乙丁組的學生對物理一竅不通。

  (三)一個學生想要適應兩種性質很不同的考試就必須要注重真才實學,讀書便不能一昧投機取巧,以迎合考試為目的。

  (四)第二階段考試採重點制,可使有特長的優秀人才不容易被埋沒。

  從辦理考試業務方面看來,大學聯招分為兩個階段考試固然比較麻煩,但在時效和作業程序上並不致於產生很大的困難。因為第一階段考試可以全部用電子計算機閱卷,而且不需要辦理分發,所以需時有限。若有好的計算機程式,從閱卷計分到統計成績應可由一套程式包辦,成績統計好就可以決定初選錄取名單。被錄取的考生接到通知後就馬上可以辦理第二階段考試的報名、填表志願等手續,並再繳一筆報名費。沒被錄取的考生亦可以很快的另作打算,因此亦不至於影響到其他性質的學校的招生日程。第二階段的考試亦可以與專科學校聯招(或其他考試)同時舉行,以減少招生不足額的現象。

  這樣分兩段考試可能引起的困擾是:

  (一)第一階段考試放榜後要寄送成績單,並可能有部分考生或家長要求複查成績,不免耽誤些時日。預估複查時間應不超過一星期。

  (二)某些學校的部份科系可能發生招生不足額的現象。但這種情形應屬少數,並且亦只發生在一些考生對他興趣不高的科系。這種現象一則是無可奈何總會發生,再則學校的主持人亦應該由此而自我檢討。

  (三)辦理試務人員辛苦些,但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辛苦些亦是值得的,何況額外工作亦有些酬勞。

  (四)參加第二階段的考生需要多繳一次報名費,增加些負擔,但想來亦不至於存太多怨言。

  (五)某些方塊文章家也許又會大聲疾呼:「烤」試太多;然而孟子不是曾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嗎?不論身體或精神受不住一些考驗的年輕人,將來是不會有什麼大作為的。社會亦沒有義務要讓這樣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

  從上面這些分析看來,大學聯招分為兩個階段考試,除了有些技術上的細節需要解決外,原則上應該是可行的。

(註一):參閱「從科舉制度說起」,刊載於大學雜誌第六十期三十二頁,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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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復興由尊師重道始/諤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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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於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新生報第二版

文化復興由尊師重道始

諤叟
  
  今年是辛酉年,照傳統的曆法來講,是個多變之年。自開年以來,無論國內國外,到處都有變動的跡象。而台灣近年來經濟發展所遭遇到的瓶頸,以及隨經濟發展而衍生出來的文化失調及其它種種「社會問題」,亦都到了非求突破不可的階段。俗語說:「窮則變,變則通」,最近政府招開了國民教育會議,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亦將在深具歷史意義的三月二十九日招開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切都表現了當局求變求通的意向。像筆者這樣的黨外人士趁此機會借新生報的一角發表諤諤之言,也可以說是聊盡一份國民的言責吧!

  台灣近年來經濟發展所遭遇的瓶頸成因很多,如能源問題、資源問題、環境汙染問題等等,但其中最嚴重的還是工業產品的素質問題。雖然政府一再呼籲要工業升級,要發展技術密集的工業來取代勞力密集的工業,要發展資訊、電子等腦力密集的工業來取代消耗能源的重化工業和紡織工業,這一切方向都可以說是正確的,問題是要實行這些方針都需要有遠較目前水準為高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而這些人才要從何處而來,當然要由教育培植而來。為了強調這個觀點,我們不妨將戰後的日本和印尼作一對照:就人口而言兩國相仿,就土地資源而言,前者地狹人稠而自然資源貧乏,後者地廣人稀而天然資源豐富,前者戰時飽受創夷而後者戰時並未遭到嚴重破壞。以如此懸殊之物質條件為出發點,三十年後日本又赫然成為經濟文化大國,而印尼卻仍不以進步著稱。其中道理不難明白,蓋日本民族素以勤勉好學著稱,其文化及戰前所培植之人才並未因大戰而消耗殆盡,故其復興也速,而印尼在戰前尚與蠻族無異。

  教育文化影響所及,不僅於國防經濟而已,其他種種社會問題如綱紀不彰、文化失調、社會風氣奢糜等等皆與教育之良窳息息相關。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教育文化者其為國力之本與!故欲圖突破目前之瓶頸而謀將來之復興,必須先由教育文化之復興著力。

  欲求文化復興首重正本清源,其要點在使社會「重學問,尊德性」而此兩點尤賴政府提倡,已收上行下效,風行草偃之效。其作法則自「尊師重道」始。吾國自古以來即高懸尊師之訓,甚至將天地君親師並列,然而由實際狀況觀之,自明清以來尊師重道僅為口號而已,蓋因專制政治日久,朝廷復以八股取士,讀書人思想受箝制,學而優則仕之觀念深植於民心,遂使學問淪為求取功名利祿之手段,三家村中老學究多係仕途○蹬、科場命乖之士, 不得已而為之。官場師生相稱者多係主考官與被錄取之考生,如此師生關係可以「勢利眼」視之,又何來尊師重道。這種風氣久而久之則致力於學問之人益少,而文化之進步日益滯塞,積年累月遂落後於西楊甚遠。近百年來雖有眾多仁人志士力圓復興,然績效不彰,戰亂雖為主要因素之一,但學而優則仕之觀念不去,政治干涉教育學術之風始終不減,此兩者尤為學風不政之主因。觀乎五四運動以來,位居教育學術界要津之士,以善於攀龍附鳳成群結社互相標榜者多,而已學問德性見重於士林者少。以學問德性不為士林所重之人主持教育學術機構,則此等機構必淪為其呼朋引類甚至挾洋以自重之工具,其作風必為官僚,是教育為管理,是教師為部下,但求粉飾太平而不求教育研究之實質,如此而冀其能為學子求良師,為國家育英才,為文化陪新苗,豈非緣木求魚乎?

  深望政府在此求變求通之際,以重學問、尊德性為原則,慎擇各級教育學術機構負責人,如人選得當,則學風自然日益淳正,各種教育問題以教材問題、聯招問題、人才外流問題亦必能次第獲得適當之解決,然後方可期學術文化水準日漸提高,文化復興之新苗得以舒展。如此則國家甚幸,民族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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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舉制度說起╱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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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舉制度說起╱陳子越

談當前的教育和考試制度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只要一提到科舉制度,馬上就有很多人會聯想到專制的封建制度和令人腦筋僵化的八股文。然而一般人很少會再進一步想一想:當初科舉制度到底是在哪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它對我國的社會結構究竟產生了些什麼影響?歷朝帝王為什麼會樂此不疲相沿採用這種制度?科舉考試真正的流弊在什麼地方?
  
  這些問題粗看起來似乎都是些只有歷史學者才有興趣的問題,但實際裡這些問題卻都牽涉到國家的根本政治問題;因為一國的政治想要上軌道,具先決條件就是要人盡其才,惟有能人盡其才,纔能做到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然而人才盛衰的最主要關鍵在於教育制度與選拔人才的方式。筆者不敏,願不避老生常談之嫌,先對上述這些問題加以分析,然後再對我國現行的教育和考試制度作一檢討。

  壹、 科舉制度的回顧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歷代對人才培植與選拔的方式。在春秋戰國以前,我國的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也談不上什麼大規模的教育和選拔人才的制度。好在當時諸封建王國的疆土人民卻很有限,社會結構亦比較簡單,只要君主英明,諸股肱之○盡忠,政事就可以對付得過去。但時間一久,由於貴族宗支的繁衍,末世貴族子弟漸漸轉為平民,這就使「士」這個階層擴大,也就因為這個階層的擴大,教育才得以逐漸普及於大眾(註一)。在這同時,由於諸侯間的相互蠶食鯨吞,各國的君主在生存競爭的壓力下,都亟亟於招募最優秀的人才來替他們效命;要招募最優秀的人才,其對象的範圍當然是越廣越好,不能只限於貴族世家的子弟,而一定要擴展到出身平常之家的才俊(註二)。這也就造成了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蓬勃一時的盛況,奠定了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基礎。

  在秦以後,我國進入統一,帝國時代一切施政都比較講究制度。教育與選才任官亦然。國學,招攬民間子弟讀經,但是政府選才任官卻採用選舉制度;即是由中央的王侯公卿或地方官吏向政府保薦推舉人才。用這種方法來選拔人才,時間一久就自然而然地造就了一些累世公卿的世族。到東漢末年察舉制度日漸腐化,仕途逐漸被少○權們所壟斷,更加促成了這些特權階級的成長。在曹操當政時代雖曾一度摧殘望族,當時的望族被他搞得一蹶不振,但從魏文帝曹丕開始,由於推行「九品中正」制,又重新造就了一批世族。這種制度後來竟演變到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狀態。在魏以後的兩晉,由於皇室本身就是世族出身,所以就更使政局完全由世族操縱,但世族子弟們也許是權勢來得太容易了,大多對實際政務不感興趣,而喜歡「清談」,實際的政權也因而慢慢轉入所謂「寒士」們的手中。在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諸朝,由於皇族與原有的世族淵源不同,因此多方設法提攜寒士與世族對抗;當時實際上的軍政大權億多掌握在寒士出身的人物手中。但世族還是有他們的特殊地位,而這些掌政權的「寒士」們卻沒有固定的社會地位;因此政局不穩,朝代更換亦很快(註三)。

  我們把兩晉級南北朝的政治與兩漢的政治作一比較就可以發現兩漢的政治比較起來要上軌道得多。追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在兩漢前期社會上門第的界線尚未形成,由布衣而卿相的人比比皆是。同時前期的選舉制度亦比較嚴謹,用此社會上階級間的對流較為暢通;如此非但統治集團的人才比較興盛,同時由於這些由布衣而致卿相的人士既沒有背景和力量來取皇室而代之,於是確保皇室的江山亦就等於是長保他們自己的榮華富貴,因此他們自然會效忠於皇室,皇室亦可藉他們之歷來平衡來自貴戚宗室或其他豪門大族的政治壓力。此外由於這些布衣卿相來自民間,他們對民間的疾苦通常都有較深刻的體驗,做起事來也自然比較能顧到老百姓的福利。更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還是感受到貴戚宗室的壓力,所以當他們一旦大權在握的時候,通常都會注意提攜與他們出身相仿的青年才俊來為幹部,在知識學術界形成 清議來作為他們的後盾。我國知識份子傳統的「士氣」亦由此而產生。這種士氣顯然是經得起歷代昏庸帝王、外戚、宦官、權臣交互煎迫而生生不息的一股力量,也可以說是我國過去政治上的一個優良的傳統。我們同時也可以觀察到:那些沒有系統性選拔人才的辦法的時代也經常是我國政治最黑暗,社會最腐敗的時代,而且也常是「士氣」最低落的時代;兩晉和南北朝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註四)。

  我國政治由考試取士的辦法創始於隋代。到唐初以後科舉考試才成為政府選才任官的主要辦法。隋唐兩代提攜科舉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因為隋唐緊接在南北朝之後,當時北方的諸豪門世族對於政局具有很大的影響潛力。再說隋唐兩朝的皇室原來就因為本身也是豪門大族才輕而易舉地奪得了政權。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當然要想些辦法來造成一股效忠皇室而能與其他豪門大族對抗的勢力;也就是要造成一個有實力,有明確社會地位的新興階層來鞏固皇室的江山(註六)。在唐以後享國較久的宋明清諸朝的開國之君決沒有不了解其中奧妙的道理,因而亦都大力推行科舉制度。科舉制度除了有上述的政治作用之外,還可以推動社會階級間的對流;再加上我國傳統的「子孫發達可以榮及祖宗」的觀念,更大大地增加了社會的穩定性:窮苦的人們雖然經常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什麼指望了,但總還有一線希望可以寄託在兒孫的身上,希望他們好好讀書,有一朝金榜題名時就能做大官,發大財,享受人間榮華富貴,並且還可以光宗耀祖(註七)。如此,卿下老百姓平時雖然飽受壓榨,但不到山窮水盡餓得沒飯吃的地步,就不會想要造反。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更是不管朝政怎麼腐敗,只要朝廷繼續舉辦科舉考試,就會繼續效忠朝廷「心在魏闕」(註八)。

  現代很多學者談起科舉制度來都是痛心疾首地認為千年來的科舉制度壓抑了國人的思想和創造能力,造就了讀書但求功名利碌的風氣,以致於我中華民族的智慧得不到適當的發展,而不能對外來的挑戰作有效的反應。這種論斷雖然有部份的真確性,但並沒有指出科舉制度的毛病究竟出在哪裡;況且我國的民族智慧受壓制亦並不是一直到實行科舉制度才開始的(註九)。讓我們把這個問題仔細地看一看:

  我國科舉考試的內容,大致說來唐宋兩代較為相近,而明清兩代又如同一轍。唐宋兩代科舉考試的種類很多,最主要的有明經、進士兩科。明經科考試內容注重記憶各種經文及其注解對於經書的真正道理倒反而不太注重;進士科考試的主要內容是策論,即是把自己對時務的見解寫成文章。這兩種考試性質不同,所選拔出來的人才的格調也因而有所差別。到唐代高宗之後,科舉考試漸漸形成進士科獨盛的局面,唐宋兩代的很多名人,如房玄齡、張柬之 、蘇東坡、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由進士科出身的。(註十)

  科舉制度從明朝開始有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考試的主要科目改為八股文:命題完全取自四書五經,文章的格式亦有一定,又共許代聖賢立言而不准發揮個人的見解。這種形式的考試嚴重地箝制了知識份子思想的發展,使民族智慧為之蔽塞。明代首創八股取士,廢除丞相制度,實行君主絕對專制,摧殘功臣,廷杖大臣,這些措施的根本起因恐怕還由於朱元璋家天下的思想過份強烈,深恐他的子孫駕御不了有思想,有才幹的群臣。清寶以異族入主中原,當然更希望被統治的民眾愈是馴服愈好。對此,八股取士及屢興文字獄實在有雙管齊下,異曲同功之妙。

  我們綜觀唐宋明清的科舉就可以發現:科舉考試的內容可以決定選出來的是什麼樣的人材,亦可以左右當時的社會風氣和讀書人的思想(當然總有少數例外的人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是不會抹殺人才,抑制知識分子思想的發展,主要的關鍵是在考試的內容而不是這考試制度本身。


  貳、 學位文憑主義的形成及其影響

  滿清末年,內憂外患交迫,有識之士才發覺到傳統教育的內容和選拔人才的方式有弊病。因而有所謂的「百日維新」及往後的廢科舉、辦學校等改革的措施。與辦學校的目的就是要用來培育人才,並取代科舉制度。因此在京城設立京師大學堂,各省設立高等中學及小學堂。各級學校畢業似乎影射著以往各等科舉及第的資格(註十一)。

  民國成立以後學校的制度稍有更動,但仍與清末大致相同,由中央設立教育部主管全國的教育行政。從民國初年直到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舉辦全國性的高普考,其中十幾年間各級學校的文憑就是知識份子取得「正式資格」的唯一途徑。由於在當時人的觀念裡各級學校就是各級科舉的取代品,而科舉的等第是具有全國統一性的,因此在社會大眾的觀念裡,各級學校的畢業文憑所代表的學力亦具有統一性,因此同等級的文憑也等於有相同的法定資格(註十二)。由此社會上就形成一種「學位文憑主義」;所謂的學位文憑主義就是:「有同樣學位文憑的人學問都一樣,文憑等第高的人的學問就一定比文憑等第較低的人的學問大」。這種觀念雖然不見得被每一個人所接受,但至少也可以說是「深植於人心」了;這一點從我們現在的公務人員銓敘法規就可以看出具一般。

  這種學位文憑制度的一個顯而易見的毛病就是:任何人只要混到一張文憑就等於是多了一張護身符,不管他肚子裡有沒多少學問,沒有文憑的人就奈何他不得。再者這些學位文憑名義上雖然是由各級教育機關統一發給,但事實上主要的授與權還是在各學校,各教育機關充其量只有督導的責任而已,談不上什麼嚴格的管制,因而一張文憑究竟是否能做為某種學識能力的代表就很難說了。

  此外學位文憑主義造成了一種機會的不平等。在以往的科舉時代,雖然青年們受教育的機會差異很大,但至少大家都有機會參加考試,而且考些什麼東西大家也都有一個概念。但是取消科舉之後,要想取得學位文憑(尤其指大專以上的)就要進入學位;雖然當時國立的大學,專科學位,及各省的高級師範學校都是公費的,但學生明顯極少,而且入學的要求亦各各不同(註十三)。其它私立大學卻又多學費昂貴,不是平常家庭所能負擔得起的(註十四)。在當時這種情形下,很容易使許多知識青年覺得前途暗淡而憤憤不平,有的甚至於走向極端。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學位文憑主義」所造成的另一弊端:在學位文憑主義的觀念下,學位當然是愈高愈好。在民國初年本國可授與的最高學位只是學士,想要更高的學位就非要出洋留學不可(註十四)。在早年的留學生中當然是有很多學識能力都很傑出的人材,替國家社會作了不少有意義的事情;但也正因為如此,政府社會才會對留學生特別重視,流風所及,任何紈绔子弟只要是出洋鍍過金的,社會上一般人就馬上對之刮目相看。再加上一些無形的留學生相互標榜,隱隱然形成一個新的特權階級,更助長了社會上崇洋媚洋的心理。這種政府社會都重視外國學位的風尚,等於是把本國鑑定高級人才的權力完全受於外國的學術機關,由它們來鑑定某人的學識能力如何,其學識能力是否能勝任我國的工作環境。在這種情形下還想要一般國民能恢復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簡直就有一點向癡人說夢!(註十五)國內的一些先進學者們強調要使我國的學術水準達到能獨立自主的境界,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深謀遠慮的眼光,而不僅僅是好高鶩遠,想要盲目效仿西洋。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手創的五權憲法特別將考試權亦列入其中,實在是一種高瞻遠矚的政治見解。民主政治與考試制度恰當地運用可以防止僵化的社會階級出現,確保各社會階層間對流的暢通,使人才出頭,真正地達到「立足點的平等」(註十六)。國民政府在定都南京之後遵從 國父遺教,設立考試院,舉辦全國性的高普考來錄用公務人員,但是由於重視學位文憑的風氣已經著成,在公務員任用慣例上一直都採取考試及學位並重的辦法,而且外國的高級學位往往受到特別的禮遇;因而考試制度還是不能完全發揮它應有的效果。雖然如此,高普考還是給沒有機會接受學位教育的青年提供了一條取得正式資格的通路,可以說是政府的一種德政(註十七)。

  參

  近年來我國工商業日漸發達,社會所需要的各種人才也日漸增增加。但是一方面各公司機關常有人才難求之嘆,另一方面卻有很多青年找不到適當的事做;或者有事做而不能安於其位;留學的狂潮也沒有衰減的跡象。這些現象一方面說明了現在的教育與社會的需要脫了節,另一方面亦顯示出部份知識青年對於自己在國內的前途沒有信心。現在讓我們把這些問題的起因加以分析,並探討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

  教育與社會的需要脫節的原因之一就是升學主義和留學主義。升學主義是指中小學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升學為唯一前題,為了升學其他教育宗旨都可以丟在一邊不管;留學主義即是大專學校裡的升學主義。在留學主義的影響下,很多大專學校裡有關應用學科各科系的教學內容變成以趕上世界潮流為前題,而不太顧慮國內現在的工作環境和需要。不管是升學主義或留學主義,其主要的壓力還是來自學生的家長親友,學生家長親友的觀念通常也就是社會大眾的觀念。社會大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呢?歸根究底還是現實的社會經驗;現實的社會經驗告訴一般成年人:政府、社會都重視學位文憑,尤其是外國(指歐美日)的高級文憑。雖然我們社會上不乏僅小學畢業而能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但這樣的例子畢竟只有極少數,而且也只有在商業界才有此可能。一般的家長們誰敢斷定他們的子弟一定是人中豪傑,將來一定能克服環境和機運的考驗而成為那極少數成功者中的一員呢(註十八)。

  教育與社會需要脫節的另一原因就是目前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學與專科學校)只求量的發展而不注重質的要求。有些學校甚至於已經到了粗製濫造的程度。再者,量的發展也幾乎完全是為了應付升學主義的壓力,不見得能注意到社會的需要(註十九)。我們暫時把私立學校的問題擱在一邊;單就公立學校而言,量的過份擴張使政府的教育經費負擔過重,如此一方面每個學術機構所能分攤到的圖書儀器設備經費就相形減少,影響教學與研究的水準;另一方面的過分擴張使教職員的待遇也得不到合理的解決。教員待遇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就不容易使優秀的人才留在教育學術的崗位上,不免使一些學識才能都不夠水準的人也參雜在高等教育的陣營裡。這樣非但影響到教學的水準,而且對真正有學識能力的教員的士氣也是一種打擊,更不要說還有「劣幣逐良幣」式反淘汰的惡果(註廿)。更嚴重的是:大學教員平均學識水準的低落使公私營企業負責人士對本國學術界的研究發展能力沒有信心,更助長了一切都仰仗外國的「技術合作」的心理,缺乏自立自強的勇氣和決心(註廿一)。

  前文提到目前留學的狂潮一時沒有衰減的跡象,而這種現象可以被解釋為青年對自身在國內的前途沒有信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本文亦無法一一詳談,但主要的原因之一還是客觀的就業環境。一是客觀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是青年本身對就業的觀念。

  在目前高等教育過量擴展的情況下,每年畢業的大專學生人數至少在兩萬以上,但是要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每年新產生兩萬多個能使大專畢業生「學以致用」的就業機會顯然很困難(註廿二)(學以致用的定義)。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政府社會卻有責任讓其中最優秀最有能力的青年獲得那些比較能學以致用的就業機會。但是目前社會上由於「學位文憑主義」的影響,一般成年人(其中很多亦即一級大專畢業生可能的主僱)大多有一個觀念,認為年輕人只要有相當的學位文憑,其學識能力就大致差不多;各公私機構在有職位出缺招募新進人員時,只要求職者的學歷合格,就很少會再考究他們真正的學識能力如何,通常都變成以介紹人是誰作為取捨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由高普考及格而獲得分發職位的公務人員之外,其他公私機關因公開招募人才的現象並不多見,相對地減少了年輕人求職時競爭的機會,造成一種機會的不平等。另外一種現象就是老闆們僱用了大學畢業生之後,覺得他們不如預期中那麼能幹,卻又常常喜歡自作主張、亂批評,而且常常不安於職守;因此就得出一個結論:「大學畢業生沒有什麼用,還是職校畢業生比較能做事而且聽話」。這種現象可能有好幾種解釋:(一)他們所僱的大學畢業生的確不行,只有一張文憑做幌子,實在是粗製濫造的產品,而又自以為了不起;(二)這些大學畢業生在學校裡所學的東西不切實用,不能配合目前社會上的工作環境,而老闆們又不願意(或不知道應該)花一點時間本錢下去,讓他們能適應新環境,因此這些大學畢業生總覺得與工作環境格格不入,不能安於其位;(三)這些機關行號所要做的經營業務都是一些例行性的操作,不需要什麼設計、策劃、改良的工作,因此高職畢業的程度再加上工作經驗就已經應付綽綽有餘了,本來就沒有僱用大專畢業生的必要。如果上面所說的老闆們對大學畢業生的評價是基於第三種理由,那當然沒話說,如果是基於前面兩種理由,則「大量製造」和「教育與社會需要脫節」這兩件事又變成兩個額外的使大學畢業生不受歡迎的理由,而促使他們另謀出路。此外還有一點值得強調的就是:目前我們社會的領導階層中很多人對「人材」兩字的意義缺乏認識,大多數以為只要是大專畢業,或進研究所得了一個高級學位,就已經算是人材了,不必再加以訓練和培植就可以拿來派用場,這種觀念使他們在所主持的機構裡不注重優秀人才的提拔和訓練,使青年職員覺得在做了幾年事之後學識還是停滯不前,因而有時不免覺得沒有什麼前途而想另謀出路,同時由於平時沒有適當地培植優秀幹部,一旦有重要職位出缺,或業務拓展有新部門成立,領導階層就經常從機關外面引進一個「青年才俊」來,使原有的職員士氣大受打擊(註廿三)(這些青年才俊...)。

  總之,在目前社會的客觀環境裡,由於高等教育的過量擴充並且內容不切社會需要,以及學位文憑主義和和人情關係所造成的求職的機會不均等,再加上領導階層普遍的不注重人材的選拔與培植,使很多知識青年感受到一種需要另謀出路的壓力。

  上面我們已經把「教育與社會脫節」以及「人才外流」的一些起因加以分析。現在讓我們針對這些問題的起因,提出一些幫助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詳細地加以討論(註廿四)(有些問題政府已著手進行...)。這些辦法主要的目的是在抑止學位文憑主義和升學主義,並且要讓青年們有個比較公平的就業機會。辦法大致如下:

  (一) 開放現在管制高等教育的政策,使各學校對它們自己畢業生的素質負責:目前各大專學校的畢業證書都由教育部統一發給,這樣就表示教育部對證書所有者的學力負責。但事實上發給證書的主要權力還是在各學校本身,教育部對各學校的學術水準和畢業生的程度最多是從旁監督而已,談不上嚴格的管制和考核;在這種情形下,證書由教育部發給還有什麼意思呢?而且近年來各種專科學校和各大學裡的各種科系、研究所都如雨後春筍般地設立,教育部人力財力都有限,可以說已經是到了管不勝管的地步,如果硬是還要管,除了給一些不肖官員予弄權的機會,實在想不出什麼其他特別的好處來。筆者追議教育部今後讓所有的大專學校各自發給它們自己的畢業證書,這樣可以促使各學校對他們自己畢業生的程度負責;日子一久,辦理不認真的學校所發的文憑自然就不會再受社會的信用,這樣的學校也自然會被社會所淘汰(註廿五)(私立學校經費一大部份來自學費...,公立學校就要靠教育部來淘汰)。而水準優異的學校自然會建立起它們應有的聲譽,它們的畢業生也因而受到社會的重視與信用。我想目前辦學成績卓著的各私立大專學校一定願意由它們自己來決定應該給學生怎樣的教育,並且對它們的教育成果負責(註廿六)(美國著名的學府像哈佛...)

  在提倡開放私人辦學之餘,教育部就可以集中人才財力來把公立大灣學校辦好:一則公立學校的經費來自國民血汗所集成的稅捐,因此公立學校的教育應該對社會的需要負責;給家境清寒的青年以造就的機會,有促進社會各階層間對流的功能,因此公立大專學校的入學考試應該力求公平,而學費亦應該盡量的低廉。教育都更應該是社會的需要來決定各科系應有的經費以及教職員和學生的名額;對於辦理不良的學校或科系,教育部亦應該有清理學閥的魄力。

  此外對於各私立學校,政府一方面還是可以站在輔導的立場,在圖書、設備、師資以及訓育方面給予協助,另一方面由於各私立學校都是享有免稅特權的教育事業,政府還是有權利和責任對它們的財務處理加以嚴格的管制與考核。

  (二) 鼓勵企業界興辦各種技術學校:除了現有的各級職業和專科學校之外,目前最需要的是針對普通高中畢業生或大學生的技術學校,這些學校應該針對各種學力背景不同的青年,安攤各種受業時間長短不一,所學技術專精程度不同的課程,而且應該注意到每種課程的獨立性和實用性,不必硬性規定非要讀些什麼不可。這樣才能使青年人想學什麼就學什麼,而且可以一邊做事一邊學藝,不一定要花費兩三年的時間過那不事生產的學生生涯,學生在這些學校結業時也應該由學校發給結業證書。至於這證書代表些什麼,當然完全要由這學校的聲譽來作後盾。政府所應該注意的事項就是有沒有招搖撞騙或惡性倒閉之類事件的發生,以及其他有關財務的問題。

  (三) 加強現有的考試制度:為了抑止學位文憑主義的不良影響,增進青年就業機會的公平性,考試院一方面應該提高現行高、普、特教的程度和甄別力,打破公眾以往對高級學位的迷信:「以為非擁有高級學位便不足證明個人學識才能的優異,有博士頭銜的就一定是青年才俊」。另一方面現有的考試與學位本行的銓敘辦法也應該加以修改,使初級與中級公務人員的任用能做到考試與任用一致,不經過考試及格就不給予正式的銓敘(註廿七)(不經考試還可以用聘任或臨時僱員...)。如果考試制度全面實行成功,能夠選拔出高水準的優秀人才,而政府也能對這些考試及格人員在經過適當的訓練之後予以重用,則社會上重視外國高級學位的心理就自然會大大地減少,留學的狂潮與盲目崇洋的心理也可因而稍加缉止(註廿八)(重用的定義...)。

  考試制度是否能成功的主要因素,除公平之外,就是考試的內容和命題人閱卷人的學力。假如考試包括很多不太相干的科目,或者試題偏於瑣碎的制式問題,這就等於重走八股的老路,製造僵化的腦筋。命題人的學力更是考試能否甄別優劣的主要關鍵。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來說明:考試好像是用溫度計來量物體的溫度,應考人的學力就好比是這被測物體的溫度,而命題人的學力就好像是這溫度計,如果溫度計的幅度不夠大,刻度不夠準,那就難區分各種高低不同的溫度了。

  至於某些科目能不能找到適當的命題人,這就要看國內這些科目的學術水準如何,以及主辦考試人員做事的誠心。在這方面,我門希望新上任的考試委員們能拿出一點腳踏實地的做事精神來,好好的重新審定各種考試應該考的科目及其內容,並且慎重地物色各科的命題人選。如果考試辦得成功,除政府及公營事業之外,其他私營企業也一樣會樂於聘用考試及格的人才。

  (四) 重新檢討留學政策:目前由教育部主管的留學大致分為公費自費兩種。公費留學的名額極有限,可以說只是一種點綴而已,不能算是一種政策的運用;目前出國的留學生絕大多數是經過自費留學考試及格,或由於取得外國大學研究院的獎學金而成行的;每年以上述兩種方式出國的留學生人數總在二千左右。從歷年回國服務的人數看來,現在的留學事實上就是知識份子的移民;所謂「儲才海外」只是主管當局一種自圓其說的託詞而已。既然是知識份子的移民,替某些人找出路,為什麼還一定要經過相當嚴格的考試來選擇呢?這樣豈不是等於訓練了人才,再撿好的來送給外國用?

  事實上在國內大專畢業生就業環境擁擠的今天,筆者也不反對給知識青年們找一條出路。但站在國家社會的立場,我們總希望,也應該想些辦法出來,使最優秀最有能力的年輕人留下來替本國社會服務,而讓被淘汰下來的人再向外面去謀發展(註)。因此筆者建議政府一方面加強考試制度和就業輔導,同時也取消自費留學考試以及類似的限制出國留學的辦法;任何人要出國留學,只要已經服完兵役等義務,另外再繳一等教育保證金,就讓他自由出國留學(註廿九)(保證金辦法...)。這種阿貓阿狗都可以變成留學生或海外學人的辦法,至少可以去掉不少對留學莫名其妙的嚮往和隊洋學未盲目的重視,對某些年輕人也可以減去不少「不出國就表示沒辦法」的壓力,使真正想在國內做點事的年輕人得到一些精神上的鼓勵。(畢竟我們是移民而不是殖民...)。

  在真正需要引進某種外國技術的時候,各公私機關還是可以派職員到國外去學習;事實上國內內公私機關也早已有類似的辦法在實行。

  (五) 樹立嚴格的學術審查制度:前文曾經提到過,目前我們社會的領導階層對國內的學術界,尤其是在工程和自然科學方面,普遍缺乏信心。其原因一則是國內學術工作環境較差,缺乏適當的鼓勵,然而學術資格審查太馬虎,沒法對社會建立起應有的權威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資格審查時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由誰來審查;目前負責學術資格審查的是教育部,而教育部主辦的官員在實際審查資格時,經常是委託與他們熟識的「資深」學者來審查。很明顯地,在國內資深學者陣容較堅強的學科,如法學、醫學等學科,一般學術資格的審查都比較嚴謹;而那些國內資深學一般成就乏善可陳的學科,如物理、化學及工程,才學平庸的教授就佔了相當大的比例。但我們社會要工業化,要莊敬自強,最需要加強的也就是這些方面的研究發展能力。

  事實上按正統制度而言,領導全國學術發展的機關應該是中央研究院,而不是教育部或國科會。而中央研究院院士中雖然人才濟濟,但平時對本國的是會卻不起什麼實防的作用。筆者以為,今後政府不妨把正教授的資格審查委託中央研究院院士們來主辦(註卅二)(如果某些學科沒有適當的院士來審核...)。其它副教授或講師的資格就由合格的教授們來審查。同時在第一次審查合格的數年之後,再重新複核一次,通過複核的就給予永久資格證書(註卅三)。(不通過的可以降一級)。這種複核的辦法雖然對於學者們似乎有些不敬,但至少可以減少一些「蹲在茅坑不拉屎」以及「惡性反淘汰」的現象,同時在政府考慮調整教員待遇時,也可以減少一些因教授人數過多而產生的猶豫。

  (六) 其他:諸如提倡建教合作,加強青年就業輔導,修訂大專課程,發展科技研究,注重公務人員在職訓練等各項工作,政府都已在著手進行,所以筆者也不再多費筆墨來強調它們的重要性。

  以上所說的這些辦法如果能予以綜合的運用,相信能對促進「人盡其才」有所幫助,也可以對當前的士氣發生一些鼓勵的作用。

  肆、 對聯合招生的分析

  近年來大專聯招這種制度已成為很多專家學者們口誅筆伐的對象;而且事實上大專聯考試題的方針也的確左右了目前中學教育的內容。問題是聯合招生這種制度究竟是否應該取消,或是只要在聯合招生的原則下把大學以及專科學校的入學考訊在方法上加以改進就好。讓我們現在來把這個問題仔細地看一看。

  首先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大專聯考這個制度並不存在,各大專院校都獨立招生,由分校而變為聯招,其中一定有原因存在,也就是說聯合招生一定有它的優點。一般而言,聯招最主要的優點大致有下列幾點:

  (一)公平:所有考生的機會都一樣;雖然有時候同樣的試卷的成績可能因閱卷人不同而有所差異,但考前誰也不曉得將來他的試卷由什麼人來批閱,從機率的觀念看來,這還是很公平的。何況這種差異即便分招也不能消除。

  (二)嚴謹:既然由那麼許多學校聯合招生,社會就會格外重視聯招辦得好不好,主辦的人員也一定格外小心,辦事人員舞弊的可能性相對而言就大大地減少。

  (三)命題和閱卷人選的範圍較廣:因為參加聯考的學校多,主辦單位選擇命題和閱卷人的對象亦比較多,就可以使試題的格調常有變化,而不致於常唱老調子,這樣可以避免把高中的教學內容引上一條窄路。
  
  (四)只考一兩次可以節省考生的時間精神和金錢,如果分招則很多考生勢必要考好幾次,時間和精力且不說,單報名費就不在少數,住在偏遠地區考生的旅費更是可觀。

  以下筆者想把聯合招生這種制度被攻擊的幾點提出來加以分析:

  (一)每年只考一次,對考生心理壓力太大,如果聯考失常,要重考就要再等一年,有的甚至沒有重考的機會了;這樣的一次考試對考生的前途影響太大;這的確是聯招的缺點之一,但筆者認為其嚴重性並不如一般誇張得那麼厲害。關於考生心理上的壓力是所有考生都有的,即使採取分招亦照舊有心理上的壓力,況且一個人將來做事做學問是否能成功跟他能承受心理壓力的程度亦很有關係,一個真正的人才是應該比較能受得住心理壓力的。至於其他臨時失當的因素,如傷風感冒或其他意外事件,一則發生的可能性很小,再則在重大事件來臨前會生病的人,不是身體虧若就是粗心大意:身體虧弱本身就是一個不良條件,我們教育界不是一直積極提倡體育的嗎?體育的目的就是要身體強健,不生病,做起事來有精神;身體的好壞在升學競爭時當然也應該是勝敗的一個因素,至於粗心大意的後果,當然更要由考生自己負責。

  (二)也曾有人說聯合招生這種制度限制了考生選擇的機會:這話不知從何說起,如果是指目前的大學聯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組,限制了學生在高中讀書時培養興趣的機會,則筆者亦有同感(註)(分組的毛病)。如果是指在聯考招生填志願時有一百多個志願可以填,故而使考生不知從何下手,這就有點點莫名其妙了。因為沒有人強迫每一個考生都非要填一百多個「志願」不可;如果一個考生不知道他自己要讀哪一個科系或學校,那是他自己沒主見,也是他所讀中學教育的失敗,他的師長沒有盡到輔導的責任。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各種單獨招生,這樣的學生還是不知道他的「志願」在哪裡。

  又有人說聯招每年重考的人數很多,重考是因為入學校後發現志願不合,這樣形成對國家社會的一種浪費。但這種情形即使是分招或取消考試改為甄檢也不能改善。因為在公平競爭的社會裡,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達到他的理想。一個人想做什麼是一回事,是否做得到就要看他的能耐如何了。難道只要有人想做大官發大財社會就有義務去滿足他的慾望嗎?

  (三)也有人說聯合招生考不出學生的程度來,而且把中學六年的成績一筆抹殺也不公平,因而建設廢除聯考制度,大專入學改用個別申請的辦法,以中等的成績以及中等老師的推薦作為甄選的依據。這種說法也是不經大腦思考的產物。聯合招生能不能鑑別考生真正的程度,其主要的關鍵是在題目出得好不好,所考各科佔的百分比是不是合理,以及閱卷人是不是負責任。至於甄選制度可能產生些什麼毛病,我想腦筋在簡單的人也可以想得出來,更不用說各中學的一般學生程度不同,中學成績根本不能作為一個客觀鍵定學生程度的標準(註)(考試甄別力的問題)。也許又有留美的教育專家要說;美國的各大學入學與是採取個別申請,然後由學校甄選的制度呀。但筆者要提醒這些「專家」,美國的是會沒有我們社會這麼講究學位文憑和敬禮「海外學人」,升學的競爭亦沒有此地這樣激烈,而且兩國的社會風尚也不一樣,人們做事的作風也因為各各不同;同樣的制度在兩種不同的社會環境裡實施,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註)

  本文的意思並不是說目前的聯合招生制度已得盡善盡美,沒有改進的餘地了。事實上正因為目前的聯招在很多方面還是有缺點存在,這才引起很多人對聯合招生的猛烈攻擊,甚至於懷疑考前制度的可能性,再者聯合招生的主辦單位也正在不斷謀尋改進的途徑,像今年的大學與專科學校分開招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大學與專科學校的教育宗旨根本不同,在招考時所出試題的性質就應該不一樣,同時分開投考也增加了考生一個選擇的機會。

  最後我們要強調:世界上沒有什麼制度是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的。最重要的是要「權眾害而取其輕,權眾利而取其著」。在我國學位文憑主義一時不能遏止的時候,聯合招生實際上就是現代科舉制度的一部份;我們要指出的是,科舉制度不一定就代表八股文和腦筋僵化(雖然有很多學者專家不加思索地就認為如此),相反地,科舉制度就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裡所強調的考試制度。只要考試辦得好,內容恰當,能配合社會的需要,考試制度實在是替國家選拔優秀人才,促進社會各階層間對流的最佳工具!


  伍、 終語

  蔣經國先生曾經說:「青年有前途,國家才有前途。」;這句話實在是當前國情最好的寫照。(註)(這裡前途當然是指青年在國內的前途)。 蔣先生又曾表示,青年人要關心國事,勇於提出自己對國事的意見。在這國步維艱,全國上下都一致要求革新的今天,筆者雖已年事不經,但於在匹夫有責的立場,也寫下了不少老實話;一方面希望這些老實話能被有關當局看到,作為參考,另一方面亦是拋磚引玉,希望引進國內有心人士的興趣,大家把這些問題切實地談一談。

注釋

註一、孔子的家世就是這種教育普及過程的一個很好的說明。

註二、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想要做大事,有大的擔當,首先就要經過嚴厲的環境來歷練;這樣才能把他生命中的潛能激發出來,做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可以從孟子舉的這些例子裡看出來,這些做大事的人都是從艱苦的環境裡奮鬦出來的。這並不是說豪門大族的子弟就一定不能擔當大任,主要的還是要看他們有沒有經過嚴格的歷練。一般而言,出身平常之家的才智之士接受環境嚴厲考驗的機會當然要比那些習慣於受父兄叔伯呵護提拔的翩翩濁世佳公子們多得多了。

註三、參閱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第十三章。

註四、當然有科舉考試的時代政治也照舊有黑暗腐敗的可能。因為黑暗腐敗的因素決不止一個。歷朝末年的外戚、宦官、權臣交互為患乃是專制帝王家天下制度不可避免的惡果。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末代帝王們大多生長於深宮婦人宦官之手,且不論他們的天資是否能與開國帝王們比較,單就是這樣以生長環境就已經使他們沒辦法有足夠的膽識和閱歷來做一個成功的統治者了。

註六、這些由民間選出來的才俊若不是給予明確的社會地位還是不能與豪門世族們抗衡。

註七、歐陽修的隴岡阡表就是這種觀念最好的寫照。現代報紙上常出現的「賀某某人公子榮獲某某學位」這種廣告也是同一觀念的產品。這種心理本來也是人之常情,只是在我國的社會裡表現得特別強烈而已。

註八、聯考數次皆落第的不第秀才如洪秀全者當然就可能想到造反這條路上去了。

註九、自我國進入統一帝國階段之後,歷代的雄才大略之主很少有對箝制思想不感興趣的。其中最赫赫有名的要算是秦皇,漢武;和朱元璋了。

註十、參閱傅樂成作「中國通史」內有關考試制度部分。

註十一、事實上當時一般人也都有這種想法。到現在為止不論大中小學生,都在各級教育機關設有學籍,以便管轄,這似乎也是科舉時代的老習慣。

註十二、因為各級學校文憑的發給是由各級教育機關加以督導管制的。

註十三、是想一個生長在雲貴邊區窮鄉僻野的小伙子若是想要去考北大或清華;他可能連要考些什麼科目都不知道,更談不上怎樣去揣麼這些學校出題的專家學者們的癖好;這樣看來即使他學力很不錯,他考取的機會和他學力相仿,但卻在北平城內讀書的學生比較起來就要差得多了。

註十四、有些私立大學,如燕京、聖約翰主流,甚至於以貴族學校著稱。

註十五、留學當然並不是從國民初年才開始的。清季晚年亦曾起用不少留學生,但當時留洋流學生並非唯一的登籠捷徑。

註十六、一國的領導階層若是對本國訓練人才的方式,鑑定人材的制度都沒有一點信心,還要想一般老百姓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豈不是很滑稽嗎?且不論外國各學府的水準亦各有不同。有時候甚至於同一學校同一系對外國留學生學位授與的水準也要看看這人的來頭如何,將來回國後做大官的希望大不大。

註十七、人才出頭的通路當然不祇做公務員一條。尤其是在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裡,只要真的是人才,各私營企業也會爭相聘用,但是在一個重視學位文憑的社會裡,沒有適當的學位文憑就硬是沒辦法。況且在工商業還沒有完全發達的社會裡,一般私人企業的經營還都是「家天下」式的;在一般有才幹而沒有背景的青年們的心目中,在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還是較為有公平競爭的餘地。

註十八、如果能把中央機關司長以上、省級機關的○處長,和各大公營企業協理以上負責人的學歷作一統計:看看有多少人是指經高普考及格而沒出洋留過學的,有多少是出洋過鍍金的。這樣的統計資料也許可以告訴我們高普考是否真正選出了傑出的人才,或是有志青年該不該出洋留學。

註十九、新聞界當然要給那些少數的成功者與讚美及鼓勵,但寫這種文章的人,除非是昏了頭或昧了良心,不該一昧唱高調而抹殺社會的實情。試問有多少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不願意他們的子女能進入一所理想的大學?

註廿、現在教育學術界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還是靠薪水過生活而並非「家有恒產」。我們顯然不能要求所有教員從業人員都有聖賢的心胸可以「無恒產而有恒心」,而且即使他們自己可以辦得到,他們的家人子女卻未必能有同等的修養,可以眼看著社會上很多其他人生活奢華而無動於衷。 孔子曾讚美他的弟子顏回能安貧樂道,顏回之所以能安貧樂道一則是因為他有學問有修養,再則也許顏回是光混一條,尚無高堂老母下無妻是兒女吧。此外連孔子自己也曾有「仲尼三出其妻」的紀錄,我們雖然不一定知道是為什麼,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太太過不慣這種清高的生活而常常要抱怨。當然也許有人要說,在像英國和日本這些國家裡當教授或副教授的薪水也不見得比剛從大學畢業在銀行做事的小職員高多少,但在這些國家裡,庸庸碌碌的人事布太可能當國立大學教授的,社會對教授們的「待遇」也不是區區幾個薪水所能衡量,因此當教授的人自然就有一股特別的「士氣」。反觀目前國內的情形;幾乎在所有的大專學校裡,只要是「資深」的教員就一定是教授,而且不管在什麼學校教書其頭銜也一律都是「教授」(政府所給的薪金待遇也都一樣)。在這種情形下,教授的頭銜還有什麼特別的榮譽可言?也難怪在很多情形下,要謀得一教員的職位往往人情關係和一紙八行書要比真正的學術能力來得重要,而很多政黨要員也把大學教授視為他們應有的資歷,而紛紛要到各大學兼課了。

註廿一、目前一般企業界甚至於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發生技術問題的時候,通常所採用的終南捷徑就是「技術合作」:用金錢或商業利益作為向外國引進技術的條件,再不然就是聘請外國的技術專家或海外學人來解學問題。這樣一方面當然是爭取時效,再則也是比較保險,出了錢就能解決問題(至少這些負責人士心裡會這樣想);如果委託國內的學術機關做研究,一則可能費時費日,再則可能根本搞不出結果來,那時上級責怪起來誰來負責?這種做法當然不是一朝一日養成的,而且易並非事出無因。但老是這樣做下去永遠只能出賣產價勞力,不能使高級技術往國內生根。再說小規模的私營企業當然要以能先賺點錢為目的,站住陣腳再說,但公營事業和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尤其是那些受種種優厚條例保護的)總該有個較長遠的計劃才是。要想在本地做研究發展就先要對本國訓練出來的人才有信心,若是對負責訓練的學術機構裡的教授們的學識能力都沒有信心,那又怎麼會去信任和重用這些機構裡訓練出來的人材呢?雖然目前某些政府機構和工商行號也有和學術機構合作的良好例子,像在農業、醫藥和食品工業方面都有不少建教合作的成果,但這些都可以說是做起來比較簡單的研究,而且國內這些方面的人才設備也比較齊全些。至於那些比較高深複雜的,例如精密機械、儀器、特殊工程材料等技術的研究發展,國內目前都只有一些零星的點綴,談不上什麼成果,連高唱入雲的電子工業也只是做些零件的裝配製造而已,可以說是一朵無根之花。

註廿二、怎麼樣的工作才能被稱為「學以致用」當然很難有一定的標準。但有一件很明顯的事就是:凡是長年累月一成不變的工作就一定不是能使大學畢業生「學以致用」的工作。

註廿三、這個從外面引進來的「青年才俊」經常不是有特殊的人事背景就是鍍過金的「歸國學人」。比較起來,各政府機關在人才的選拔方面要上軌道得多;像司法、外交、郵政等部門都是先於考,再訓練,然後再錄用,在軍中更是每一階段都要先訓練然後才升遷,並且在可能範圍之內使優秀的軍官經歷各種性質不同的職務,公營事業就要差一些。至於一般私營企業,除了極少數例外,大多唯眼前之利是圖,很少有長遠的計畫,更不要說花錢培養人才了。不肯花錢培植人才的原因之一就是,花錢培植好了以後他跑掉了怎麼辦。這問題當然不是無理取鬧,但其他先進的工業國家不也有這個問題嗎?所謂真正的企業家一定先要對自己的事業有信心,然後在過到各種問題時才能拿出一套辦法來對付。

註廿四、很多政府已經在著手推行的辦法,筆者就只簡易的提一提。

註廿五、私立學校的經費其中一大部分來自學費和各種捐款,如果學校辦得不好,文憑又沒有法定的地位,學生人數及各種捐款自然就會減少,學校也非垮欠不可,但公立學校的經費名額都有一定來源,如果辦理不良,要淘汰它的責任就應該落在教育部頭上。

註廿六、美國的很多著名學府向哈佛、耶魯、普靈斯敦等大學都是私立的。這些學校顯然不需要在美國政府或受美國政府的監督立案來維持它們的聲譽。

註廿七、在有需要時,政府機構及公營事業當然還是可以僱用沒有經過考試及格的人員。這些人員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高級人才用來做決策性的業務,這種人才通常都有自己的本行,不一定終身做官吏,而且有些決策性的專門業務常是「個案」性的,例如制定某種法規的草案或策劃某重大工程,在這些個案結束後這些專家學者們都可以重反他們的本行的工作崗位,對於這種人才,政府可以用聘任方式來延攬,而且這樣待遇問題也比較容易處理。另一類是做一些與決策無關的日常事務工作,如文書打字總務之類的工作,這一類的工作人員似乎也不必經過正式考試任用,可以用僱員或臨時人員的方式來僱用。至於一般初級和中級的正式公務人員就應該按憲法的精神來任用。如果有什麼青年才俊或歸國學人覺得非做公務人員不足以報效國家,就應該請他也參加高普考。真正的才俊決沒有考不取的道理,高普考畢竟不是什麼太了不起的難關;當然碩士博士頭銜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註廿八、什麼叫「重要」也很難有一定的標準,從積極的觀點來看,所謂重用就是長官經常給部下以富於考驗性的工作機會,在工作中磨練他教育他;在有重要職位出缺的時候,長官就會慎重考慮部下的升遷,而不會覺得他好像在什麼地方還欠缺了一些像學位之類的東西似的。

註廿九、畢竟我們是移民而不是殖民,似乎還不需要第一流的人才去治理蕃邦。

註卅、也許有人覺得要繳教育保證金未免太小器,但除了到國中程度的教育是義務教育之外,其他所有高中或大專的教育都是社會對個人的投資,尤其是公立大專學校的畢業生,其所繳的學費與實際上國家所花在他身上的教育經費比起來,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出國移民既然對本國社會沒有什麼直接的貢獻,國家的這筆教育經費至少可以花在願意留在國內做事的青年身上。教育保證金的可行辦法之一就是:留學生出國前按他在國內所受教育的程度的高低來繳一筆保證金,把這筆錢存入國庫或中央銀行,如果這留學生在一定期限內回國服務,政府就把這筆保證金連本帶利發還,逾期不歸就把這筆錢移作政府的教育費。

註卅一、如果某些學科沒有適當的中研院院士來審查,這就說明了國人在這些學科方面沒有適當的權威學者,在這種情況下,教授資格的審查可經中央研究院來委託外國權威學者辦理。

註卅二、複核不通過的可以酌降一級;從理論上說來,教授是由學校聘請的,本來就沒有規定續聘非要用同一名義聘請不可,被聘的人如果覺得不滿意也可以拒絕應聘而另謀高就。

註卅三、目前大學聯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組,使高中的教育身受其影響,在高三甚至於高二時就按考大學的志願來分組教育,不考的科目就根本不注重,這樣使高中的教育失去了通才教育的意義。有些科目由於學生不讀,或即使讀也因為教學太馬虎,不太可能培養出興趣來,這也就等於是減少了學生選擇的機會。

註卅四、這裡所說的前途當然是指青年在國內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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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平台》碩士學位→最低就業門檻

《遠見》雜誌日前出刊的2008研究所專刊《熱門研究所全攻略》,針對國內1,200家上市櫃公司主管,進行「對研究所畢業生評價與需求」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51.8%受訪者過去一年曾錄用研究所應屆畢業生(不含國防役)。

詢問「未來一年有無計畫招募研究所應屆畢業生?」50.7%受訪者表示有此計畫。另外,「招募新進人員通常會否優先考慮錄用研究所學歷應徵者?」約有53.3%受訪者會考慮優先錄用。

聘用新人 碩士逾半數

從以上三項數據,可以清楚看出上市櫃公司聘用的新人,碩士生幾乎已囊括一半,顯見碩士生幾乎已成為最低就業門檻。

如果將碩士生畢業的學校區分為國外、國立與私立三大類,企業主較傾向錄用哪一種學校的碩士生?先比較國立與私立學校,調查結果顯示,46.7%企業主傾向錄用國立研究生,只有1.1%企業主傾向錄用私立研究生,顯見主管還是偏愛國立研究生。

比較國外與國內研究生,25.9%受訪者傾向錄用國內研究生,國外研究生為9.1%,土洋碩士相比,主管仍較愛用「國貨」。

薪水向來是上班族最在乎的項目,到底投入時間、金錢才拿到的碩士學位,能不能為自己爭取到更高的待遇呢?《遠見》雜誌的問卷調查顯示,碩士生平均起薪比大學生高,雖然國立、私立和國外研究生的起薪差距不大,不過企業主訂定起薪,還是會針對學歷取得的難易度作些調整。

本土碩士 企業主愛用

就整體平均起薪來看,國外研究生為36,689元;國立研究生為36,086元;私立研究生為35,178元。國外研究生比國立研究生平均多出603元;國立研究生比私立研究生多出908元;國外研究生比私立研究生高出1,511元。

研究生起薪不僅比大學生高,而且這三年來,還有23.4%的受訪公司調升過起薪,只有1.5%調降,對照部分公司減薪,以及公務人員多年不調薪的處境,研究生的待遇相對較為抗跌。

應徵工作,除了學歷、經歷等條件外,企業主管對學校的印象也很重要。到底上市櫃公司主管對哪些大學的碩士生印象較好呢?

《遠見》雜誌特別針對三項指標—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工作態度與發展潛力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仍然是明星大學的天下。

「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印象較佳的前十名,分別是台大、成大、交大、清華、政大、台灣科技大學、中央、中山、中興與台北科技大學。

努力肯學 出線機率大

「工作態度」印象較佳的前十名大學,分別是成大、台大、交大、清華、政大、台科大、輔仁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台北科大。

至於「發展潛力」,前十名依序是台大、成大、交大、清華、政大、台科大、輔仁、中央、中山、淡江大學。

《遠見》雜誌所作的這項問卷調查,僅反映就業市場的部分現象,並無法代表所有企業主,以及社會全貌。如同多數主管所言,多念兩年研究所確實有加分作用,但學歷只是其中一環,還要再觀察應對態度、品行操守、社團經驗、工讀機會等面向。只要肯努力、願意學習,大學生、研究生的機會是相等的。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研究所專刊 《熱門研究所全攻略》)

【2007/10/16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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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如何改善國民教育的一些看法╱陳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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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如何改善國民教育的一些看法

陳 卓

台灣地區的國民教育實施廿餘年來,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自有其不容忽視的貢獻,但由於當初施行倉促,先天不足,始終問題重重,受社會大眾詬病。自從去年八月間行政院李煥院長到教育部巡視指示「以自願升學方式延長國民教育到十二年」的可行性後,延長國教便成為坊間的一個熱門話題。教育部在今年元月便匆匆推出「延長國民教育──自願就學高級中等學校方案」,更引起社會大眾的廣泛關切,尤其是有子女正在讀小學的家長們,更擔心他們的孩子是否會受到新方案的影響,而在身心發展上受到比現行高中聯考制度更嚴重的摧殘。由於教育部新方案的實施細節尚未完全確定,究竟如何落實亦尚待行政院核定,我們在此暫不以方案的細節作評論的對象,而先從國民教育所存在的一些根本問題著手探討,再談應該如何改善。

國民教育的問題實在千頭萬緒,我們只能先擇其緊要者來談:

(一)經費問題

由於國民教育的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對於財政收入較少的縣市,地方財源幾為之枯竭,因此國中每班學生人數偏多,設備亦不完善,造成所謂城鄉差距。此外由於校地取得不易,以台北縣為例,同一國中人數偏高,竟有上萬人者,行政管理自然會發生問題,欲求教育品質更是難上加難。

(二)師資問題

當初因籌備九年國教時間緊迫,師資培養不及,以致有相當比例的不適任教師充數其間,雖歷時廿餘載,至今尚未完全消化,以理化師資而言,仍有將近五成之教師由非本科系出身者擔任。此外人才不甚願下鄉亦是造成師資問題原因之一。

(三)升學管道問題

雖然目前應屆畢業國中生已有八成升學,約一成進補習班,而私立高中、高職常有招生不足之虞,但升學競爭仍十分劇烈。可見並非由於學生沒學校可讀,而是家長們希望他們的子女就讀「理想的學校」,亦即是那些被社會公眾認定的明星高中。這現象固然與中國人傳統觀念「唯有讀書高」有關,但也部份反映了無奈的現實社會,即無論政府機關或民間較大型工商企業,在選才及升遷時,多重視其職員之「學歷」。根據大家的經驗,一個國中畢業生一旦進入高職就讀後,再要想取得高學歷,就非要再經過一番辛苦奮鬪不可,因此一般望子成龍的家長們自然希望他們的孩子能進一所好的高中,在以後一帆風順,為此即使暫時受些煎熬,也只得忍著些。

(四)教材問題

目前的國中教材雖然名為國民教育之教材,實則皆以將來準備升高中之學生為對象,尤其以英文、數學、理化為然。其它課本亦大抵教條化而枯燥無味,很難引發學習興趣。根據教育當局之統計,目前至少有兩成國中生無法適應現行課程,真正的比例恐猶不止此數。

(五)放牛班問題

由於升學競爭劇烈,一般家長皆重視其子女就讀學校之升學率,連教師甚至校長之考績亦受其影響,因此雖然教育行政當局信誓旦旦要各校把國中新生按「常態」分班,但各校多陽奉陰違,激進者自一年級即按智力測驗結果分班,採中庸之道者則自二年級始,把學生依國一成績分成所謂前段班、中段班,及後段班(即俗稱放牛班)。如此分法在教學上固然有其便利之處,但對後段班學生的心理影響頗大,若學校對後段班師資不重視,更易造成學生自暴自棄之心理,形成社會不安之潛在因素。

以上前述四點和放牛班問題糾纏在一起,更使問題複雜化,但亦不是光憑「下猛藥」就可以解決的,而是要正本清源,從解決病因著手。其中第三點最難,因為無論教育經費多充裕,並不是每一個青年都會接受高等教育,但家長們不會輕易放棄,總想試一試。紓解之道是訂出合理的高中╱高職學生比例,然後把這些學校辦好,並使入學競爭公平合理,即不致廣招民怨。此外建立健全的技職教育體系,使高職及專科畢業生有適當的進修管道,同時樹立各類技職證照的信譽,亦可使青年樂於接受技職教育。

關於教育經費問題,可以透過二種方式解決,其一是由中央政府補助地方國民教育經費,或調整中央、地方稅收分配,使地方有更充裕之財源。

若要解決師資問題,一方面固然可由各師範院校循常軌培養師資,同時亦應在各綜合大學設置教育課程,分擔培養優良師資之任務。同時亦應加強保障教師正當權益,使優秀人才能久安於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慎擇各級校長人選,這才是為學子謀良師的關鍵。

至於教材問題,則比較容易解決,只要課程大綱訂定正確,可由教育部慎擇國立編譯館主管,並加強該館之經費、功能。在高中(職)部分,則只需要設立課程標準,讓民間各書局自行出版各類教材,供學校擇優採用。

紓解升學壓力,導正國中教育的另一可行辦法是減少高中(職)入學考試科目。升學考試基本上是選才考試亦就是要鑑別那些人潛力較高、學習能力較強、以後發展性較大,因此考試科目不必求全,只須擇其緊要者即可。例如不妨考慮高中入學只考國文、數學及英文,工職只考國文、數學、理化,而商職只考國文及數學。在應考科目減少後,學生所承擔的升學壓力自然減輕,至少在國中前兩年不必緊張兮兮,學校會不會不教,學生會不會不讀?這種憂慮可說是多餘的,學習項目本來就有重要、次要之別,時間分配有差異本來就很正常,試看在目前國小並無升學壓力下,難道學校就把許多科目停教?家長就不督促子女做功課?

至於放牛班問題,在教育經費充裕後,師資得到合理改善,升學管道逐漸暢通,其嚴重性自然會逐漸降低。例如:當升學壓力不太大時,可在國中一、二年級按常態分班,到三年級再按程度及性向分班,對學生的心理衝擊就不會那麼大,家長亦比較容易接受,對大家都好。

總之,教育的改革是要靠多方面配合,齊頭並進,才能奏效,而不能只靠一兩劑猛藥即可望起疲振衰,更何況若是猛藥不對症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效果,深望執政者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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