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楊明珠（中央社駐東京記者）】

日本人找結婚對象的活動俗稱「婚活」，種類很多，有針對高齡者和其他適婚年齡層所舉辦；除了民間公司，連公家機關也搶著當邱比特，自衛隊基地也辦婚活。

對戀愛無感的佛系男增加 少子化趨於嚴重

日本近年來有所謂「肉食女」、「草食男」的名詞，草食男是看起來很柔弱，不主動談戀愛。後來又有所謂的「絕食男」，女性雜誌還稱呼那些對戀愛無感的男性為「佛系男」。

日本2014年版《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顯示，25至29歲男性的未婚率是71.8%，女性60.3%，未婚率增高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

少子化的情況不見改善，日本朝野重視促成結婚，而積極舉辦各類婚活。

由民間人士所組成的「日本創成會議」5月公布，到了2040年日本約半數的市區町村（鄉鎮），也就是896鄉鎮可能消滅。很多鄉鎮怕滅村，就大力支援婚活。約有40%的鄉鎮市、約60%的都道府縣（東京都、北海道、大阪府、縣）努力在當邱比特的工作，民間的媒合業者也有約4,000家。

早在1960年代，日本的地方自治體就幫鄉下的農民辦媒合活動，製造邂逅的機會，但成婚率還是年年減少。

日本政府2013年度追加預算中編列30億日圓（約新台幣8億6,070萬元），做為少子化對策的費用。以前少子化對策偏重於生小孩之後的育兒支援，但因少子化趨於嚴重，所以開始重視促成結婚。

促婚花樣多 有請夜店牛郎傳授經驗

有些縣市鄉鎮為了做好邱比特的工作，花招百出。比方說，兵庫縣加西市去年度還召開婚活講座，特別請夜店男公關來教授討好女人之道。

滋賀縣的青少年課負責辦支援結婚的活動，在琵琶湖上辦類似「愛之船」的派對，參加情況踴躍，有人配對成功。

富山縣有個小市的女性還組成促成男女邂逅、媒合的「雞婆會」，市公所職員與雞婆會成員一同與想找對象者談，然後擬定「婚活診斷書」，建議想找對象者要注意穿著、講話細節等。

佐賀縣佐賀市7月底舉辦婚活座談會，請來女講師教授如何與異性約會時製造好印象，譬如拿筷子餐桌禮儀等。另外，還有要赴約前的課程，包括會話術、髮型、化粧術等。

有些地方自治體辦的婚活還請當事人的父母參與。長野縣下諏訪町今年夏天、島根縣去年，先後都辦了邀請父母一起參加的婚活交流會。這些地方自治體的活動主辦人認為，子女不結婚，父母親比子女更急，由父母來催婚很重要。

獎勵媒合 縣府花錢補助同學會

大分縣宇佐市從2013年度起開始實施支援婚活制度，主要是因為這個人口約5萬8,000人的市（小鎮）人口年年減少，2013年度出生人數首度跌破400人，因此實施支援婚活制。

如果「媒人」促成一對男女配對的話，可獲10萬日圓。促成宇佐市外的居民配對，且移居宇佐市，移進一人的話，「媒人」可再多得5萬日圓。宇佐市公認的這種「媒人」有53人。

滋賀縣米原市10月起實施新措施，如果有人辦同學會，會給同學會的幹事（籌辦人）獎金，因為同學會上是促成「班對」的好機會，如果辦一場20人以上的同學會，幹事可獲得3萬日圓。

米原市育兒支援課的職員認為，婚活給人感覺來了很多超想談戀愛的人；但同學會的話，不擅於交際的男女較能輕鬆參加。

還有在空手道場、貓咖啡店、農田舉辦的婚活。千葉縣松戶市就辦了五次的透過體驗務農交男女朋友的活動，主要是希望幫松戶市的農家找接棒人。男性的話，以住在松戶市務農者為優先考量，女性沒設條件，結果很多東京、北關東地區的女性來應徵。

「強迫結婚」的社會 自衛隊員也辦婚活

在婚活市場中，自衛隊員（類似阿兵哥）很搶手，有時自衛隊會獨立在基地辦婚活，有時自衛隊與民間媒合公司合辦婚活派對或郊遊，許多女孩爭先報名，因此出現了「J婚」（自衛隊發音Jietai）一詞。

主要是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自衛隊救援的英勇形象深植人心，讓女性覺得很可靠。

日本的電視台去年4月起播放的日劇《飛翔公關室》，就是以航空自衛隊為主題，女主角是飾演記者稻葉里佳的新垣結衣、男主角是飾演航空自衛隊員空井大佑的綾野剛。這齣日劇播放後，很多女性參加婚活，希望見到劇中的飛機駕駛、航空自衛官。

另外，扶桑社所發行自衛隊的月刊《守護》（mamoru）當中，也設有「守護婚活」的欄目。每一期會介紹三位單身的自衛隊員，讀者可寫信或伊媚兒給中意的隊員。

NPO法人全國地區結婚支援中心負責人板本洋子，在報上發表論點說，現在是婚活眼花撩亂的社會，但也可說是「強迫結婚」的社會，是否結婚成了被社會評價的標準之一，逼得許多未婚的年輕人疲於奔命地參加婚活。

現在支援婚活也產生了另類效果，那就是有商店街辦幾百人規模的婚活，被稱為「街婚」，讓地方經濟活絡了起來。（完）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全球中央》2014年11月號；本文由《全球中央》雜誌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文／陳一姍、彭子珊；圖片／王建棟】

這是一場跨欄賽。

出乎世人意料，兩年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次又一次跳過不算低的障礙。

四月一日，日本才安度調高消費稅的險關。緊接著，日本失業率創十六年新低、薪資創新高的好消息傳來。

六月二十四日，安倍晉三不但公布了二○一四年版的「經濟財政運營與改革基本方針」，連加強版「日本再興戰略」也一併披露。

除了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建立國家戰略特區，全球媒體最矚目的是「二○六○年日本要有一億人口」。

「這是二戰後，日本第一次設定人口目標，第一次言明人口政策，」「選擇未來」委員會代理會長、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岩田一政形容，這是歷史性的一刻。這也是日本的人口政策第一次放在經濟振興的脈絡下，轉身變為經濟政策。內閣府將針對此設立人口對策本部。

安倍的家鄉將被消滅

過去二十年，日本這個當今全世界最「老」的國家，也是亞洲第一個人口減少國。混雜著泡沫經濟破滅與政經轉型失靈，日本向世人展示：一個少子、高齡、人口減少的國家，世代與社會、經濟與生活將如何失落。

但去年底，強勢的安倍大膽射出兩支箭後，就在內閣府內特別成立「選擇未來」委員會。他們是這次人口政策的發動引擎。

日本政府原預估，按目前出生率與死亡率推測，日本現在的一．二億人口，到了二○六○年將只剩八千七百萬人，減幅高達三一％。日本的內需規模、勞動力、地方政治，將因此產生結構性的逆轉。

現有一七九九個地方行政區（市區町村），二十五年後近三成會消滅。「四分之一以上的地方行政區消失，你想多少政客要失業，」台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人口研究組研究委員陳玉華直言。

被消滅的包括安倍家鄉——山口縣長門市。安倍家族是當地政治世家，「首相」香火超過五十年。

要達成人口一億的目標，日本生育率必須由現在一個女人生一．四三個寶寶，到二○三○年大幅拉升到二．○七個寶寶，遠超過OECD的平均。儘管還缺乏細節，但這個宣示已引起全球媒體的關注。

「這是安倍成長戰略的關鍵表態，」《朝日新聞》旗下雜誌《AERA》記者野嶋剛說。

野嶋剛認為，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是貨幣寬鬆，第二支箭是財政，第三支箭要擴大內需、投資，讓日本經濟真的轉動起來。日本需要吸引外資，但外資的投資潛規則是：勞動力正在減少的國家，不適合投資。

日本勞動人口去年第一次跌破八千萬，二○三○年將只剩六千七百萬人。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預估，因為人口減少，屆時潛在經濟成長率將變成零。

零成長的日本，日本人並不陌生，在失落二十年成長的世代共同心聲是：沒有機會，難以發揮。

地區振興工作室「石卷2.0」理事小泉瑛一，現年二十九歲，原本打算去上海找工作。他在愛知縣小鎮長大，橫濱國立大學建築系畢業後，發現日本人口停滯甚至減少，根本不用蓋房子。但上海成長得很快，機會很多。但他心中還是有遺憾，「總覺得想留下來做點什麼。」

直到三一一大地震發生，他的心情被撩動，產生東北振興非做不可的決心。他留在日本，進入重災區努力。

【全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天下雜誌》552期；訂天下雜誌電子版】

2009年東京寒冷的一天，丸井美穗（Miho Marui）記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激動地站上一架巴士的頂部。但她站上去了，對著KDDI公司35層樓的總部，她雙手顫抖，透過擴音器向她的老闆呼喊。同事擠在窗前，看著她就KDDI一間子公司的僱傭做法挑戰這間日本第二大電話公司。「我想我當時是瘋了，」丸井說道。畢業於東京大學的丸井是一名訓練有素的海洋生物學家，她與一名朋友共同成立了日本第一個代表臨時和兼職員工的工會，日本的臨時工以女性為主，丸井為這些臨時工的待遇吸引到了應得的關注。今年4月，東京法院針對她與其他人2010年尾控告KDDI子公司KDDI Evolva工資歧視的官司，建議雙方和解。

在美國，有關不平等的議論集中在最富有的1％與其他人的財富差距上。在日本，關注焦點在於正職勞工與總數估計達2000萬人的臨時工之待遇差別。日本的正職勞工（所謂「正社員」）有點像西方大學裡的終身教職，或多或少意味著終身的職業保障，通常還享有公司飯堂獲補貼的午餐，以及房屋和交通津貼。正職的最大好處在於法律保障，這源自數十年來大部份官司中法院對企業解僱員工的不利判決。

數十年來，日本的終身職位持續減少。日本政府的數據顯示，兼職工作如今佔用近40％的勞動力。相對於正職，這些工作的時薪平均少38％。日本近五年的就業增長全部來自臨時工和兼職工作（每周工時往往長達40小時），今年3月的就業機會有60％是臨時職位。

兼職經濟的興起，解釋了日本為何是唯一一個平均工資持續下跌（自1997年以來跌15％）的發達國家。在日本僵化的勞工市場，臨時工很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這是永久的低薪工作。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教授、政府勞動力市場改革小組負責人樋口美雄說：「這是日本最大的問題。」他表示，日本高薪正職工作的比例下降，與該國諸多經濟弊病關係密切，包括通縮、貧困率升高、經濟生產力降低，甚至是低迷的生育率。日本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與臨時工結婚，銀行不會貸款給他們買樓，僱主也不願意花錢培訓他們。

丸井之所以成為一名臨時工，主要是因為她生不逢時。她1995年大學畢業時，日本過熱的經濟已經崩潰，日經指數較1989年的高峰跌去一半以上，而喜歡直接聘請大學剛畢業學生的企業幾乎停止了招聘。因為深愛童年時與父親一起釣魚的時光，丸井選擇在東京大學攻讀海洋科學博士學位。她獲得碩士學位後發現學術工作不適合自己。2000年，她在報紙上看到招聘廣告。KDDI Evolva

的國際客戶服務中心正在招聘接線生。丸井和她之前的女同事Yoko Mitome表示，招聘廣告聲稱，這些職位將有機會轉為正職。

在戰後初期的日本，接線生被視為女性的好差事，與做空姐相若。完美的措辭和掌握日語中複雜的敬語被視為珍貴的技能。「旅遊巴士停在KDDI總部前面，導遊會說，『日本待遇最好的女性在這裡工作，』」Mitome說。

但是，當她和丸井成為KDDI員工時，手機和互聯網的時代已經來臨，曾經是日本唯一國際長途電話服務商的KDDI（K代表國際）正調整業務。接線生這一行陷入了困境。僱用她們的KDDI Evolva是KDDI的全資子公司，丸井和Mitome僅獲得短期合約，逐年續簽。接線生很少能轉為正職員工。KDDI網站資料顯示，這個部門1.5萬名員工中，只有8％是正職員工。KDDI Evolva以訴訟進行中為由拒絕評論。母公司女發言人Mariko Ara同樣拒絕採訪要求，她在電子郵件中寫道：「KDDI無法回答有關KDDI Evolva僱傭做法的問題，因為兩間公司是獨立的法人。」

在KDDI工作初期，丸井和Mitome下班後相聚時開始思考，為什麼一些接線生會被迫在三年後重新申請自己的職位？丸井和Mitome說，KDDI Evolva想將員工待遇重新調到新人水平，藉此來節省成本。讓她們同樣惱火的是，臨時接線生被要求在早上7點工作開始前5分鐘便必須坐到自己座位上。

2005年11月， 丸井帶著她的不滿和工資單，到東京勞動局新宿辦公室申訴。兩個月內，KDDI Evolva被要求補齊丸井每日無償工作五分鐘的工資，兩年的總金額是5萬日圓（492美元）。幾個月後，所有接線生都得到了這筆補償。

丸井稱，KDDI Evolva完全不解釋便將她的時薪調低10日圓至1450日圓，雖然她曾數十次獲選為當月最佳員工。丸井稱， 一個月後（2006年8月），KDDI在員工網站上宣佈，早班、晚班和周末班的臨時工補貼將減半，同時停付交通津貼。在上一財政年度，KDDI盈利下跌5％，但在此之前的四年中，公司盈利增加了15倍。正職員工並未損失他們的福利。

丸井、Mitome及另外21名臨時工同年11月成立工會，抗議公司的措施。在接下來的18個月中，他們向政界請願，向國會議員解釋女性兼職勞工的情況。他們遊行示威，在火車站發出成千上萬份傳單。2008年5月6日， 熱門新聞節目Gaia No Yoake播出丸井的故事。日本Video Research估計有超過400萬戶東京家庭收看了該集故事。

KDDI Evolva於2010年10月關閉東京的客戶服務中心，將它搬到日本工資最低的沖繩。丸井和Mitome失去了工作。這一年12月24日，她們和另外7名女工對KDDI Evolva提起訴訟。「有點像是送他們一份聖誕禮物，」她們的律師Mami Nakano說。丸井等人要求復職，並補發她們與正職員工之間的工資差額。Nakano認為KDDI Evolva採用臨時工作合約是為了限制這些女工的權利，而不是因為她們的工作是臨時性質的。KDDI和Evolva的律師拒絕置評。KDDIE Evolva向法庭提交了文件反駁指控。

今年4月3日，在提出訴訟三年又四個月後，東京地方法院建議雙方和解，條件是公司發給每名原告相當於一年工資的遣散費。就丸井而言，這大約是她要求的約5萬美元的一半。日本女子大學婦女和職業研究所主任大澤真知子說，法院比較不會保護非正職員工（其中68％是女性），因為他們被視為有助保護正職勞工的緩衝階層。她表示，很多臨時工是其家庭主要經濟的支柱，但法律並未跟上這一現實。

今年日本也有其他工資歧視訴訟出現。5月1日，四名兼職女工控告東京地鐵公司，要求補發42.5萬美元的拖欠工資及賠償金。一星期後，三名臨時工控告日本郵政違反同工同酬法律，指他們的工資比做同樣工作的正職員工低三分之一。

離開KDDI Evolva後，丸井先後做過三份臨時工，然後在美國人壽保險公司Aflac找到工作。這是另一份客戶服務中心的合約工作，但比以前好一些，因為工資是按月計而非逐小時計。這意味著遇到假期或生病時，她的工資不會減少。今年2月，Aflac與她續約一年。「今時今日，這算是超長期合約了，」丸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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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楊明珠（中央社駐東京記者）】

東京鐵塔、慶應大學附近愈來愈多店家雇用外籍店員。其中一家拉麵店內場廚師四人，其中三名是中國大陸人、一名是越南人，受訓過的他們，時而用一種特殊腔調的日文喊：「歡迎光臨」。目前日本的外食、建築、老人照護等業界嚴重缺工，外勞被視為是大幫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提振經濟，射出「三支箭」，所謂的「安倍經濟學」之後，景氣有復甦景象；但隨著嚴重的高齡、少子化，目前許多業界面臨缺工的問題。所以業者只好考慮用高齡人士或外籍勞工。

超商外勞不會賣票 餐館缺工只能暫時關閉

我有一次到超商「羅松」（LAWSON）對著一看就知是外籍人士的店員說：「我要買吉卜力門票」，店員一臉茫然，他請來另一位學長店員（外籍）也不知。另一位外籍店員衝出店，找回一位剛下班的日籍店員。買到票後，去櫃臺結帳，我問店員是哪裡人，他答：「尼泊爾」。三位都是尼泊爾人，其中一位店員問：「吉卜力是什麼？」我答：「製作動漫的」，店員說：「喔，是火影忍者（Naruto）」（錯！）

超商、超市、餐廳、居酒屋等，經常可看到外勞操著不熟練的日語在努力打工。現代日本年輕人，不願從事3K（危險 、辛苦、骯髒 ）。有些老闆認為薪資低的外勞任勞任怨，僱用起來很划算；但顧客遇到外勞無法完善服務的話，似乎也只能自認倒楣。

東京日本橋室町新開發的商場特別僱用加拿大、西班牙籍員工服務外籍觀光客。

日本最大牛丼專門店「食其家」（SUKIYA）嚴重缺工，時薪調高到每小時1,000日圓（約新台幣292元），仍招募不到員工，導致一度有約200家店鋪暫時關門大吉。4月以後，時薪調高到1,500日圓後，截至7月16日，暫時關閉的店鋪減至71家。有些店清晨和深夜缺工、有些店深夜只靠一人撐。經營食其家的ZENSHO控股公司對被指為「黑色企業」（血汗工廠），感到很嘔。

311重建和東奧工程展開 勞力需求更加殷切

建築業也嚴重缺工人和監工，尤其是有關2020年東京奧運的工程，今年後半年到2015年都要決定相關工作。加上2011年311東日本大震災的重建工程、老舊化的基礎設備等要補強，今後五至六年是建築業強強滾的時期。

為解決人力不足，安倍政府還實施新措施，讓外籍的技能研修人員可延長留日期間，但熟練的技術人員不足問題仍難解。我今年3月到311大地震災區宮城縣石卷市等地採訪時，聽到地方自治體職員說缺工很嚴重，我問：「為何不引進外勞？」那職員答：「那我們日本人不就沒工作了？」

安倍政府腦筋動到女性，希望祭出一些措施，鼓勵百萬女性就業。這包括設定鬆綁法規以活絡經濟的「國家戰略特區」，在外籍家事服務的領域，考慮開放引進外籍勞工（幫傭），以讓更多婦女投入職場。

對於外勞的聘用，需具18歲以上、單身入境日本、僅限全職僱用等條件。關西地區（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的特區，快則今年秋天引進，這是希望藉由外傭，減輕日本女性的負擔，促進女性就業。

鼓勵百萬婦女就業 擴大外籍實習勞工適用範圍

至今，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法》規定，以幫傭為目的的外籍人士要入境日本的話，只有外交官或外資企業東京分社社長的家庭才可引進，目前約1,300人。

安倍內閣6月通過的《『日本再興戰略』改訂2014》明載要善用外籍勞工。具體而言，善用1993年所擬定的「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透過外籍勞工來日實習，目的之一是得以將技術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安倍政府計畫將纖維、機械業、農業等當前的68個職種擴大，加入照護、熟食製作、汽車修理業等，將依職種不同，實習期間由原本「最長三年」延長到「最長五年」。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在日本的外籍勞工約71萬7,504人（截至2013年10月）比去年同期增3萬5,054人，增加5.1%，創新高，這凸顯日本多種業界展開搶工大作戰。

外籍勞工從居留資格來看，以日裔外籍人士等在日本定居或永住者占四成，居最多。其次是技能實習19%、專門性質、技術性的領域占18.5%。日本政府至今都說不自外國引進「單純勞力」（體能或手工勞動），認為要以改善高齡者和女性等的工作環境為優先考量。但利用技能實習制度進到日本的勞力，其實是屬於「單純勞力」，企業樂於廉價僱用，但有時也傳出這些外勞被嚴重剝削，或被罵說害得日本人的薪資被拉低。

從不同的居留資格來看外籍勞工的比例，截至去年10月為止，定居及永住等的外籍勞工占44.4%、利用技能實習制度的工作者占19%、專門性或技術性領域的外籍勞工占18.5%、留學生等的打工者占17%。

外國人力補充已難避免 應打造讓人安心工作環境

由日本前總務大臣增田寬也所主導、專家學者所組成的「日本創成會議」5月公布，因人口銳減將來可能消失的896個地方自治體的名單。

廣島縣安芸高田市長濱田一義指出，安芸高田市也被列入可能消失的名單。這個市目前人口約3萬人，估計20年後，人口將減少近三成。65歲以上的高齡者目前占人口的36%（遠高於日本全國平均25%）。

這個市有汽車製造業、中小企業，但漸漸面臨沒人買賣、店鋪關門、務農後繼無人的窘境。因此，濱田盼能吸納外籍人士或外勞，以促進繁榮。

首都大學東京的教授丹野清人在報上發表意見指出，在日本，景氣好的話，企業要求引進外勞的聲浪就大，但並沒打造讓這些勞工能安心工作的環境。至於像2008年金融海嘯時，很多日裔外籍人士則紛紛被解僱，日本政府還出機票費讓這些人暫時返國。總體而言，日本人的生活現在已變成缺外國人力難以過得好的情況，應該替這些外國人打造生活的好環境，包括學日語、職訓、注重孩童的教育等。（完）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全球中央

》2014年9月號；本文由《全球中央》雜誌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文／井上亮、近藤鄉平】

結婚情報雜誌的全國調查中顯示出這樣的傾向——人們在婚禮的儀式和宴客上花的錢越來越多，並且存在地域差異，像是最豪華的東海地區，和禮金收最多的九州地區。在經濟持續低迷的日本，為什麼人們卻毫不猶豫，願意在結婚這件事上花大錢呢？

照片由《新鮮日本》編輯部提供

款待客人的想法根深蒂固

結婚資訊雜誌《ZEXY》發表了2012年的「結婚傾向調查」結果。該雜誌寄送問卷給女性讀者，對象為去年4月至今年3月中舉辦了結婚典禮和宴客的人，總共回收了6840份有效問卷。

結果顯示，日本人在典禮和餐宴上花費的總額平均為343.8萬日元（約合新台幣125.5萬元）。受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沒有對災區進行調查，所以沒有前一年的數據，但從調查開始的2005年起，金額便一直呈現增加的趨勢。用於每名客人身上的平均花費為5.4萬日元（約合新台幣19720元），且仍在持續上升中。

究其原因，《ZEXY》的主編伊藤綾表示：「現在節約意識當道，所以在婚禮這種特殊的場合，才更想要好好招待客人，這種想法並沒有改變。」

九州地區所收到的禮金總額平均為279.8萬日元，（約合新台幣102.2萬元），居日本全國之首。據西鐵格蘭特酒店(福岡市)的總負責人秋澤壯一表示，九州的禮金平均落在約「3萬日元（約合新台幣10960元）」。九州人認真對待人生重大節日的傳統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即使沒什麼儲蓄，靠收到的禮金也能舉行婚禮。

照片由《新鮮日本》編輯部提供

晚婚化「推波助瀾」

老字號的名古屋觀光酒店(名古屋市)，營業總部長伊藤康泰表示：「最近的年輕人，傾向只邀請家人和親密的友人，禮貌地傳達感謝之情。」

即使會場的佈置和禮服從簡，料理和紀念品也會下重金，可見「不服輸的名古屋特質」至今仍留存著。

結婚年齡變晚的「晚婚化」現象，似乎也成了婚禮費用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厚生勞動省的人口動態統計顯示，到2011年為止的5年間，初婚的平均年齡，女性晚了0.7歲、男性晚了0.6歲。隨著年齡的增長，儲蓄相對增加，能夠花費的金額自然也會增加。

大型婚慶公司渡部婚禮（WATABE WEDDING），在日本全國各地擁有多家分店，其公關部負責人梶原久洸子表示：「現在不舉行婚禮的新人逐漸增加，但另一方面，『既然要辦，就要依自己喜歡的方式好好地辦』，抱持這樣想法的新人也在增加。」

【文／金城珠代】

「媽媽朋友聚會」一詞，指的是在陪伴孩子上才藝班等時候，互相認識而成為朋友的日本媽媽們，一起討論子女教育等問題的聚會。然而，在聊天之餘卻一言不和、反目成仇的情況並不稀奇。台灣於上個月才剛播畢的日劇「媽媽們的戰爭」，便針對「媽媽朋友」這種處於危險平衡的關係，探討其所引發的各種問題。關於這一點，有的日本學校甚至明言規定：禁止學生母親之間的聚會。

媽媽朋友聚會

層出不窮的問題

「學生母親之間的矛盾問題，現在隨處可見。因為連自己也不知道何時會遭受到波及，所以也無法主動去幫助那些深受困擾的母親們」。

據《AERA》雜誌日前發表的報導，在東京的一所公立小學，禁止學生母親們之間的聚會，對此，引發了讀者熱烈的迴響，以上便是一位學生母親的感想。

在讀者回信中，有位家住東京的母親透露道，不只是在學校裡，就連參加課外各項才藝班，母親之間的矛盾問題也不少，為此她還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

該女士的孩子還是一名小學生，和同一所小學的朋友在同一個地方學習游泳，她說：「教練對我的孩子比較好，其他孩子的媽媽們，竟然開始謠傳我和教練之間有男女關係。」

課外才藝班中上課的孩子們

這位母親因為擔心孩子在學校表現若太顯眼，會導致母子一起受到排擠，便告誡孩子：「在學校無論在哪方面都不要表現得太突出，總之避免引人注目。」結果，孩子連露出笑容都有所顧忌，而刻意表現得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儘管如此，孩子在游泳輔導班中還是被當做異類，最後放棄在那裡學游泳。

針於學校下達的禁令，網路上也出現了支持的言論：「學校竟然被迫採取這樣的措施，校方也很為難吧。」「老師們加油！」「為了保護孩子們，這是必要的手段。」「一定要在全國推廣啊。」同時也有批評的聲音：「禁止家長們的交流真是莫名其妙。」「這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這是剝奪集會的自由。」

海外也有同樣煩惱

在海外，母親們之間的矛盾問題也同樣存在。一位和外國人結婚而移居海外的70歲女性向雜誌社透露，她也曾和其他孩子們的母親成為很好的朋友，而外國母親們也跟日本媽媽們有相同的煩惱。比如大家屬於同一個教會、孩子上同一個才藝班、在同一個班級等，也都在無形中成為外國家長們的煩惱和壓力來源。吉原由於丈夫工作的關係，在12年前來到美國，她也為了處理好和其他日本媽媽的關係而正煩惱不已。

由於吉原和外國媽媽們相處的時間較多，因而在日本母親的圈子裡反而傳開「吉原討厭日本人」的謠言，在校門口接孩子放學後，其他日本媽媽也刻意不邀請她和孩子一起參加各種交誼活動。雖然當地的日本人母親的小圈子裡，會因為丈夫工作調動或留學年限等因素，約每3年成員就會有所異動，但這些謠言並不因舊成員的離去而消散，吉原為此受到排擠長達6年。

吉原說：「在國外因為有語言障礙，所以社交圈相對狹窄，再受到日本媽媽們的排擠，實在很是痛苦。後來我開始藉由寫部落格來抒發，才稍微感到好受一點。」

禁止聚會令合理嗎？

對此，東京都小學PTA協定會（由家長和教師組成的相關組織）會長新谷珠惠說道：「過去媽媽之間發生問題時，父親們都會站出來向母親們解釋社會的常識，引導她們解決問題，但現在的父親們自身也對工作有所不滿，或由於自卑等各種情緒，有時反而會火上加油，甚至引起各種麻煩。其實家長們也需要藉由被肯定，才能自我肯定。」

關於家長們和學校之間的問題，大阪大學研究所教授小野田正利說道：「早在6、7年前，就曾有東京都內的小學校長，指示老師們儘量少和家長接觸。」他接著說道：「這種禁令是站在人性本惡的角度上出發，是毫無意義的措施。該禁令對有些家長是有效的，但不遵守的家長也不會是少數，對於那些無視禁令家長們來說，這個規定只會激怒他們。現在資訊發達，負面消息在一瞬間就能傳遍全國各地，學校不應該針對特定事件而下此禁令，而是藉由構築良性的溝通管道，才能徹底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