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必須嚴守看守政府的分寸

－實踐台灣民主進程的現階段要務

　　２００５年６月，任務型國民大會複決通過國、民、黨兩黨共同主導的憲法增修正案，隨後由陳總統公佈，修憲條文主要明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此外，另一個重要的修正是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減為一百十三人，任期四年。此即所謂「立法委員減半」。這次修憲，陳總統與民進黨雖對憲改程序的條件有異議，但最終沒有反對，至於「立法委員減半」更是林義雄先生所堅持的，以「解決立法院亂象」和「提升台灣民主品質」，除了林濁水等少數委員表示質疑之外，陳總統及民進黨上下皆一致喝采，高度評價；然而時間不到一年，陳總統即推翻原先自己所鼓吹者，大肆抨擊此之修憲內容。甚至在此次增修條件尚未實施之前，又說要改。事實上，每一次修憲都代表了對社會大眾莊嚴的承諾，陳總統視承諾為敝屣，用完就丟。由於缺乏遵守承諾的精神，未來再通過任何「新憲」，如何讓人相信它不會隔夜就變成廢紙呢？

同理，２００４年的「公投綁大選」扭曲了總統大選的本質，遭到詬病；然而今年陳總統又要重演一場，原因是嘗到甜頭的東西充滿了誘惑，自然還要再嘗一遍。這顯示，只要陳總統能由視憲改條文為廢紙以及扭曲總統大選兩件事情中，獲得選舉的利益，他將毫不猶豫地做下去。這裡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一個社會的政治行為究竟是遵循抽象道德的憲法條文還是實質功利的經驗慣性？就陳總統的情況而言，答案無疑是後者。以下我們將針對這個課題展開一場重要的思辨，確定「新憲」、「公投」、「正名」等議題在台灣民主進程中的真實意涵，作為我們制定應對政策的思想基礎。

精神折磨的總統大選年

從現在開始到下屆總統大選，時間已不到１０個月。可以預見，這將不會是平靜的一年，陳總統從年初的「去蔣」、「正名」開始，即在台灣民間煽動一股的仇恨情緒，藉著切斷歷史和撕裂社會，累積「新憲」、「公投」的政治能量，以期待取得總統大選的優勢。民眾將因被鼓動相互仇視而陷入焦躁和憂慮，甚至演變成家人對立、好友反目。事實上，原來應是充滿民主自豪與喜氣的總統大選，對台灣民眾而言，成為四年一度的精神折磨，彷彿一生的希望和絕望都決定於此刻。似乎很少人有勇氣站出來反對這種競選模式，因為陳總統用非常權威的口脗將自己所作所為都說成「民主潮流」、「深化民主」、「把民主還給人民」等等，因此，手裡自然準備了一堆「反民主」、「反改革」的大帽子，隨時可以奉送給舉手反對的人。

然而，事實真得如此嗎？這就是民主嗎？或者說，陳總統在他所宣稱享有普遍民主人權的台灣，真得沒有一個人敢舉手反對嗎？事實上，我們不僅敢反對，也必須反對，因為這種反對不但代表民主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台灣民主進程的現階段要務。我們將同時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清楚向人民解釋，要求陳總統在總統大選前一年期間嚴守看守政府的分寸，反對在新舊權力交接的過渡時期推動任何重大的政策，這是深化台灣民主十分關鍵的步驟。

近代憲政民主的歷史脈絡

近代民族、人權、公民權利、立憲政府等概念和形式起源於１７７６年的美國革命和１７８９年的法國大革命。無論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均被視為政治哲學的經典，帶領了後來兩百多年人類發展的方向，它們代表了先驗的道德價值激發了人類內在的精神力量，使其勇於挺身對抗壓迫並且追求平等公義的社會。尤其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意識與行動更孕育了革命的哲學傳統；儘管如此，法國大革命後期的濫捕濫殺的恐怖政策也激發了革命的反思，人們清楚地見識到，在激烈的變革時期，鞏固政權的需求壓過了政權追求的原則。英國哲學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批判法國大革命中建立了本身的立論，他認為革命者盲目追求抽象原則，而忽略了真正行之有效的政治契約是建立在傳統文化和社會慣性上，而非民主平等的自然權利。由於漠視這項事實，革命者永遠無法達成其所提出的抽象道德目標，反而陷入殺戮的慣性而迅速墮落。伯克提出「有機社會」的概念，認為有效的社會與政治關係必然建立在傳統文化演化的軌道上，因此，透過行為價值的累積才是實踐民主法治的途徑。伯克的學說深深影響了英國的政治和社會，由於深信法律僅是社會慣性的上層建築，英國甚至沒有明文憲法，而是依靠大量的政治慣例和法庭判例來維持運作，從而締造了健全穩定的法治文化。

自由女神像初次豎立於紐約港口，美國革命開啟了政治哲學的新頁，然而美國選舉制度卻經過了１８９年的社會實踐才達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標準。

法國大革命期間，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儘管革命提出了人權的先進觀念，但革命恐怖主義的推行卻也激起了「有機社會」的學說。

「十月革命」創建了人類史上第一個標舉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且誕生了一部被一些政治學者譽為寫得最美的憲法，不過列寧對暴力的無限崇尚卻製造了暴力慣性，使得革命遠離人道的終極目標，造成共產主義思想幻滅，蘇聯也全面瓦解。

「道德先驗」和「行為慣性」的思辨

事實上，在此後人類歷史的發展中，「革命先驗」和「行為慣性」始終存在著相互辨証的關係，以主宰上世紀後半葉的美國和蘇聯兩大超級強權為例，美國《獨立宣言》包含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誓約，不過１７８８年的憲法卻規定，只有繳交產業稅或人頭稅的富裕人士才有投票權，此外投票權也規定了年齡、膚色和性別的限制，將近７０年後收入和財產的條件才取消，又再過６０年，美國婦女才獲得投票權，直到１９６５年不利於黑人和底層百姓的識字測驗和其他限制措施才全面取消；換言之，《獨立宣言》發表後的１８９年，美國始於選舉制度達到形式上起碼的「人人生而平等」，這中間每一個環節的改變都伴隨著強烈的社會衝突，包括了一場歷時四年的慘烈內戰，改革者所面對的不僅是有形的敵人，更是社會慣性所形塑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更印証了「有機社會演化」的論點。蘇聯的情況顯然提供了更有力的說明，十月革命啟動了人類史上最浩大的社會制度的自覺改造，那是對工業革命造成殘酷階級剝削的全面反動。革命陣營集中了最優秀的時代菁英，充滿了獻身精神以及創造人間樂土的夢想，因此蘇聯憲法被一些歐美政治學者譽為人類史上寫的最美的一部憲法，那是一群學養豐富、個性浪漫的古典布爾什維克黨人，用詩般的語言編織了創造美好公義社會的種種合理的規定；然而今天每一個人都知道，那場美夢背後實際上是可怕的浩劫，造成的災難無可數計，為什麼？因為列寧對無限暴力的合理化製造了暴力慣性的怪圈，成為政治行為的唯一準則，如此便離任何形式的美好越來越遠，終致思想破滅，蘇聯也跟著全面瓦解。

美蘇及亞洲鄰邦的歷史事例

引証美國和蘇聯的歷史事例，我們要強調的是，決定憲法條文所載自然權利能否實現者，並非自然權利的本身，而是實際的行為慣性。這裡再看我們的亞洲鄰邦，菲律賓於１９８６年２月發生「人民力量」的兵變，柯拉蓉就任總統職務。由於兵變是毀憲行動，柯拉蓉上台並無任何法源，本質上僅是一個臨時執政團，因此革命政府召集了各界代表，制定了新憲草案，並連同柯拉蓉就任總統一事，於隔年５月以公投方式通過（此事受到菲國法學界的抨擊，認為新憲法通過後，柯拉蓉應根據新憲再舉行一次總統大選，才是真正的民選總統，而不是將自己以革命手段取得的總統職務拿去公投，變成實質上一人參選）。然而真正令人深思的是，在柯拉蓉主持新憲政府的六年中，竟然爆發了七次政變，毀憲行動彷彿家常便飯，因為第一次兵變的成功誘引了後面的慣性行為，形成了黑暗的怪圈，至今菲國政局仍未完全擺脫這種負面慣性的陰影。泰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軍事領袖用坦克推翻了民選政府，制定一本新憲法，但沒有人確定這部憲法對防止未來發生類似的事件有任何社會和文化的約束力。

國、民黨兩黨民主憲政的交集

這就是我們此刻看待陳總統提出「新憲」、「公投」等議題基本思維，當陳總統將自己過去支持通過的憲改條文視為廢紙一張時，在行為慣性的可測結果中，任何新憲草案只不過是更多頁碼的廢紙罷了！我們為何要勞民傷財去推動那樣的新憲？面對民主憲政的課題，此刻我們應該堅持理性務實的立場。作為推翻中國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政黨，我們當然懷抱著先驗的政治道德信條，長期以來三民主義中的民主、民權、民生是我們建設國家的基本意識形態，這種強大的信仰曾帶領我們克服種種難關，並且在歷史條件改善的過程中逐步實現民主憲政。必須強調的是，儘管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但既然追求民主政治，邏輯上我們就不可能是永生永世的執政黨，總有在某一年某一天和平下台的時候；同樣地，陳總統也不是以革命手段上台，他是以認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以及參與這個憲政體制的大選活動而組織政府的，這是他權力正當性的來源。而且，如果他也真得信奉民主政治，那麼同樣也不可能認為民進黨是永遠的執政黨，民進黨總有下台的一刻。

如此，國民黨和民進黨就出現了民主憲政的交集，即我們在未來政黨反覆輪替當中，應開創何種行為慣性以利於建立台灣長遠的民主文化。首先，讓我們誠實地面對今天社會的根本問題，國民平均收入倒退到十年以前的標準，經濟長期停滯，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此外，貧窮人口的比例持續擴大，許多家庭的生活水準退到民國５０年代，這些並不是在「唱衰台灣」；相反地，我們對台灣長期的發展抱著高度的信心，但目前的問題是，陳總統施政的重點是在玩弄人民的情感，而不是解決實際的問題。這就是陳總統口中的「民主化潮流」嗎？他所舉的東歐的新憲的事例，正是此刻陷入動盪不安惡性循環的一些國家，這就是我們台灣民主的榜樣嗎？

因此，公投的高門檻是完全必要的，它並非在限制台灣民主；而是用於保護台灣民主免受於任何政治人物的濫用；當他們需要花更大的力氣來進行公投時，他們將越難將公投的結果當成廢紙。此外，就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而言，儘管先進的民主國家法律上沒有規定總統在最後一年任期的權力範圍，但他們都已建立一個優良的民主傳統，即總統的最後一年任期實質上具有看守政府的性質，不適合推動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他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穩定公平的政治環境，讓權力的交接順利的完成。我們期待陳總統不要仿效動盪不安的民主形態，而是追隨穩健成熟的民主社會。

陳總統竊取不屬於自己的權力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有兩項明確的主張，一．我們反對降低公投門檻，公投法內容的設計正是有鑑於當權者利用反覆修改政治規則，鼓動人民相互仇視，謀取政治私利，卻漠視底層百姓的疾苦，因此反對降低公投門檻不僅不是阻礙人民的民主權利，反而是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寡言輕諾者的隨意扭曲。我們主張憲政秩序應維持相當一段時期的穩定，一方面讓法治文化逐漸生根，另一方面得以集中時間資源解決日益惡化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二．陳總統應遵循先進民主國家的慣例，不得在最後的任期中推動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不可竊取不屬於自己的權力。這一年期間，陳總統只能扮演看守政府的角色，他的唯一任務就是維持穩定公平的政治環境，並順利地將權力交接給下一任領導人。關係民眾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應有充裕的時間交由公民代表理性討論，讓各種意見不受選舉考量的影響而能充份表達，以深化台灣民主的理性成份，任何選舉前強行通過的公共政策都帶著特殊的考慮，其中有些甚至是蓄意用來煽動民眾情緒，如此已徹底背離公共政策應由公眾參與並服務於公眾的民主精神。因此，對於陳總統所領導的行政系統這一年間所制定的重大政策，我們應保留未來執政後全盤檢討的權利，以實踐民主的內涵。我們應視總統大選的勝選為全盤檢討的權力付託。

全力扭轉負面的行為慣性

儘管我們的立場明確堅定，但我們也很清楚，陳總統改變其政治慣性的機率微乎其微，因為他過去不斷從這種行為模式中獲利，自然會繼續受到這種利益的誘引。因此，我們所能做的便是詳細向人民闡釋憲政民主的歷史、哲學以及其實踐的不同形式，同時指出對人類自然權利的信仰永遠是我們追求民主最大的精神動力，但「行為慣性」卻會決定民主實踐的成敗，如果我們讓鼓動仇恨，視憲法為廢紙的個人和集團贏得選舉，我們等於是鼓勵墮落，台灣將永無寧日。如何扭轉這種趨勢？答案其實並不困難，即讓陳總統和民進黨的行為慣性得到相反的啟示，讓他們在總統大選中遭遇重大的挫敗，在功利的趨使下放棄過去不良的風格，轉為正面的行為慣性，如此台灣的民主憲政將出現良性的循環。

憲政體制的文化適應性

最後，雖然我們主張總統大選前不應推動憲改或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以深化台灣的民主，但並不反對就憲政體制的特性以及對台灣現況的影響進行學理性的辯論。事實上，我們隨時歡迎這種理性的辯論，因為這種辯論有助於提升社會的思考能力，釐清事實真相，縮小各方觀念的差距，這些都有利於民主的深化。我們對目前時下有關總統制和內閣制的辯論並無特定的偏好，不過我們也要提出一項見解，任何制度都不會是完美的，每一個國家施行的憲政制度都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以及實踐的過程中所呈現的社會與文化的適應性。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目前強烈主張內閣制的人，多以防止總統獨攬大權為理由，不過，以日前民進黨「四大天王」爭取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過程對陳總統叩首表忠，以及心甘情願地接受陳總統「精神凌虐」的情況來看，世界上有那一個總統制的國家有類似的現象？這究竟是總統制還是中國人的權力文化造成的？十多年前將總統直選當成至高無上道德的一些民進黨人士，現又以同樣的絕對性來談論內閣制，他們舉出的歐洲內閣制的事例，卻忽略了我們的政治文化中存在著中國人特殊的宗法倫理，對權力生態起著重大的作用；換句話說，代議士之間的資歷、親疏、資源分配等關係會形成本身的宗法倫理，使得權力運作與基層民眾的需要，出現相當大的距離：以文化上跟我們比較接近的日本為例，日本是典型君主立憲的內閣制國家，但決定內閣權力運作的卻是派閥，派系老大不必然具備高度的民間聲望，但在東京銀座的「料亭」聚會中卻可輕易召集數十位國會議員，他們維護彼此之間利益的需要壓過了反映選民的願望，如此便衍生的腐敗的金權政治。這種基於東方的宗法倫理產生的國會派閥，進而長期壟斷政經利益，並且讓政局形同一攤死水的無力現象，在歐洲的內閣制國家中基本上並不存在。因此，如果我們實行內閣制，結果會更接近歐洲，或更像日本呢？或者，由於我們的法治文化比日本更淺薄，結果甚至比日本更糟糕呢？因此，面對總統制與內閣制缺失的兩難，我們應該選擇一種實際的態度，既然總統直選已實施三次了，而且即將進行第四次，我們應在已有的經驗上進行技術層面的改進，認清那些是制度的問題，那些是文化和個人的問題；至於國會方面，我們一向主張由國會的多數黨組閣，這點並不需要勞民傷財修憲，只要由總統主動形成憲政慣例即可，這部份在制度上早有先進的事例，問題僅在於總統是否具備民主胸襟，能否為台灣長遠的利益付諸行動。

我們制定大選策略的基本思維

　　綜合６月２１日、２４日以及今天的三次發言內容，我們回到現實中的總統大選問題，以及陳總統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的公投綁大選策略，我們應如何採正確的對策，這個問題實際上分為三個層次：（一）國民黨的政治信仰（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基本區別（三）國民黨總統大選的策略。必須理解是，選舉策略只是政黨中心信仰的延伸，或是政治目標的實踐步驟之一。一旦中心思想和政治目標模糊不清，甚至刻意迴避，必將造成幹部和基層支持者不知為何而戰，結果就是競選策略有著高度的投機性，左搖右擺，甚至跟著對方走，整體上會暴露國民黨領導能力的不足，導致最後的失敗；反之，中心思想和政治目標明確，領導層擁有堅持原則、努力實踐的高貴心靈，將能凝聚人心，制定策略時自然概念清晰，方法靈活。

（一） 國民黨的政治信仰：我們追求的是一個民主富強的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促進世界大同。孫中山投身革命最早是受鄭成功反清復明思想的啟發，廣東亦為台灣客籍人士的原鄉，兩者無論歷史和地緣關係親密。今天，我們身在台灣，台灣是我們的家，從延平郡王到日據時代的蔣渭水等台灣英烈，都追求建設台灣，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我們代表的就是這個傳承。今天我們將以鞏固台灣民主憲政、發展經濟，提升教育文化水準，創造優良生活環境等具體文明表現，引領全中國的發展方向，最終實踐「均富、民主、統一，世界大同」。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實踐意志是堅定不移的。

（二） 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基本區別：民進黨具有雙重性質，其內在延續了台灣史的中國本性，可是也有屬於偏流的台獨思想，本質上源於台灣史的傷痛，強調台灣人被欺負的悲情意識。這種思想和情感在兩岸對峙的狀態中，能輕易地被當成精神武器，發揮政治效果。台獨史觀強調台灣人有四百年獨立建國的夢想，卻從來沒有紀念過光復以前傳承獨立的歷史人物，因為根本沒有那樣的人物，顯示其史觀完全是憑空揑造的；另外，台獨還經常讚美日本殖民統治，不自覺地踐踏抗日台灣前輩的流血犧牲，反映其台灣認同實際上飄忽不定，缺乏內在精神的一致性。必須強調的是，在野時期，台獨宣稱可以擺脫一切，讓台灣人生活地自由美滿，不過幾年執政後，台獨精神的物質實踐已經徹底失敗，台灣人變得更窮，更苦悶。台獨目前唯一還能起作用是地方鄉情，以及煽動台灣人被欺負的悲情意識，面對這種純粹情感層面的問題，我們必須掌握正確的處理原則。

（三） 大選策略：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謝長廷跟陳水扁是不一樣的，不僅是理念的不同，最大的矛盾是權力生態上的。陳總統主導選戰的題議和節奏，目的是幫助民進黨，但同時也傷害謝長廷作為領導人的威信。如果陳總統的選戰策略無法在民調上奏效，民進黨內部將出現嚴重的問題。那麼如何面對陳總統「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的公投綁大選的策略呢？我們黨內有些人不敢反對公投，因為陳總統將「公投」等同於民主，反對公投就是反對民主，其實，這種害怕源於智識的貧乏。我這次發言的目的，就是從歷史、政治與各國的民主實踐來論証，公投是直接民權的一種，但刻意用來撕裂社會維護政權的公投，破壞了作為民主基礎的社會理性，成了對民主憲政的破壞行為。既然我們確認陳總統公投不具備民主的正當性，就應該這個基礎上與他做公開理性的辯論。我們與陳總統的競爭不是逞凶鬥狠的意氣之爭，因此，沒有理由設位任何公投議題加入叫價的混仗，一來國民黨根本沒有推動本身公投的動員準備，冒然提出議題不僅有著冷清收場，進退兩難的風險，更重要的是，這等於承認陳總統的公投具有民主正當性，如此我們道德和策略上都會陷於極大的被動，步調混亂，遭人訕笑，最後就是失敗。因此，我們正確的作法是集中資源向民眾宣傳陳總統公投的反民主的道理，取得道德上的主動性，讓公投的失敗成為台灣民主勝利的象徵。這種公投民主性的戰爭才是我們的「史達林格勒戰役」，是總統大選的決戰戰場。當陳總統久攻不下時，正好也是我們扭轉局面，全力以經濟議題反攻的時候。

送給馬英九先生的警語

另外，每一個人都知道，陳總統的公投是假議題，美國必將強力反擊，他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外交挫敗鼓動台灣人的悲情意識，撕裂社會，以取得政治能量。這一部份涉及台灣人的基本情感，我們處理正確與否會決定最後的成敗。陳總統宣稱其衝撞行為是代表台灣人的尊嚴，可是其中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只製造台灣人的悲情意識，卻無法激發台灣人的榮譽感。我們不但要維護台灣人的尊嚴，而且更要激發台灣人的榮譽感。我們繼承了台灣歷史的英烈傳統，不僅要建設好台灣，更要引領全中國進步的方向，振興中華，實現台灣人跨越海峽的歷史志業。我們必須言行一致，不畏挑戰，用台灣人的榮譽意識對照陳總統的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並在這種精神基礎上，耐心地向台灣人民解釋如何採取理性務實的內政外交政策，才是有利於台灣長期優勢的建立。只要我們真心誠意，埋頭去做，台灣人民終將選擇榮譽抛棄悲情。所以，當陳總統在接下來的群眾大會肆無忌憚的煽動嘶吼時，我們要做的就是反覆宣揚我們所繼承的台灣人英烈歷史，同時也再三肯定民進黨諸先進表現的中華民族情懷，如此，不僅可以有效冷卻陳總統煽動的社會火焰，也有助於鼓勵民進黨恢復中國人本性，從而有利於的台灣社會的團結。

以上就是我藉全代會進行三次公開發言的總結，目的在盡一個基層黨員的責任，協助我黨建立堅定的信仰，群策群力，爭取最後的勝利。最後，我希望給馬英九先生一個善意的忠告，也可算是作為多年朋友的警語，馬先生自幼受古典教育，讀聖賢書，應知謀國在於綱舉目張，不在於小計小謀。陳總統的台獨路線必將失敗，他唯一的機會是來自我們智識的貧乏以及意志的軟弱。當我們向孫中山、蔣渭水、莫那魯道的銅像深深一鞠躬時，我們的思想和志節是否和他們一樣的堅定？否則那樣的鞠躬是否有意義？因此，我們爭取人心的不是依靠看似銷售運動飲料的個人電視廣告，而是真實的信仰，以及透過實踐達致具體文明成果，只有後者才能讓中國國民黨從失敗中重新站起來。我們相信，這也是我們身體力行的勝利之路。

（１）１９５８年，蔣中正總統與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

（２）１９７８年，嚴家淦總統前往慈湖致敬。

（３）１９７８年蔣經國總統巡視台南運河，由台南市長蘇南成陪同。

（４）１９８９年，李登輝總統提出「民主、均富、統一」的宣傳海報。

（５）　２０００年，陳水扁、呂秀蓮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以上五位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的更替固然帶著當時的時代特色，但都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軌道上運作，在和平繼承的關係上創造經濟與政治的成就，這種繼承性質成了穩定發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