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對峙，一大一小。小國怎麼辦？

「如果小國謙卑的對待大國，就會取得大國。」老子兩千五百年前如此說。（「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道德經六十一章）

他老糊塗了嗎？我們不禁懷疑。

五百年前，義大利北部的城邦翡冷翠（Firenzi之義文發音即佛羅倫斯）與最強的城邦教庭羅馬交惡。

羅馬長期以來是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而翡冷翠屬邊陲地區，當兩千年前羅馬帝國興盛時，它不過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

公元一四七九年底，翡冷翠已被羅馬聯軍圍困一年多，將城破國亡，危在旦夕。

當時，翡冷翠君主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簡從厚禮前赴另一城邦—也是羅馬重要的戰友—拿坡里。談判三個月後，羅倫佐說服其國王費蘭德（Ferrante）退出羅馬聯盟，並造成骨牌效應，羅馬撤兵。

羅倫佐靠的不只是他從小被父親培養的外交長才、武藝膽識（曾獲比武冠軍），更重要的是他對詩歌、哲學、藝術的文化修養。三個月的談判，怎麼可能都是一本正經的政治和軍事議題？

這是善用軟實力—文化精神的力量—保家衛國的實例。翡冷翠的軍力和國際影響力遠遜於羅馬，可是它沒有被擊倒。

然而翡冷翠的成功還不止於此。

面對羅馬威脅，羅倫佐雖然以智取勝，但並未自外於羅馬。之後，他派家人進入羅馬，服務教庭。他過世後又廿一個寒暑，公元一五一三年，羅倫佐之次子當選為教皇里奧十世（Leo X）。再十年後，另一子當選為教皇克裡門七世（Clement VII）。

翡冷翠不止沒有被羅馬消滅，反而經由積極參與和侍奉羅馬，成了羅馬的主人！原來老子並不糊塗，而是智慧超人。

羅倫佐發揚其祖父開啟的傳統—極力扶植藝術家（如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發明家，詩人，哲學家。翡冷翠於是成為文藝復興的搖籃，其影響經由羅馬傳播到整個義大利，再由義大利擴散到全歐洲，由歐洲改變了全世界。

翡冷翠的啟示對台灣有很大的意義。

台灣的強項不是軍事力量，不是經濟規模，不是國際政治，甚至目前也不是高效能的政府。台灣到底有無強項？有。我們的強項並不多見於媒體，而隱藏在民間社會：我們無遠弗屆的的愛心，我們創意的生活方式—如細膩的飲食文化，我們有禮、善良、好客的公民素質，我們多元的靈性追求等等。

中國大陸在習近平領導下的願景是「中國夢」。我們民間社會的強項正可提供海峽彼岸大國崛起所缺乏且需要的養分，以促其「中國夢」的實現。

月前赴福建平潭看兩岸實驗區。一天花一億人民幣建設，才兩年，荒島已具先進環保現代化大都市的外形。令人震撼！可是細看豪華旅館房間，竟然沒有衣櫥！這正是大陸崛起的縮影：氣魄有餘，細膩不足。

苗栗縣公館鄉玉谷村的一棟品茶別墅常有大陸藝人長住。花人民幣八千元來台竟然為「追求心靈的自由…我們哪裡都不去。」

數年前，積極赴各地救災的慈濟功德會，已獲北京授權成首家非大陸人主持的民間基金會。

台灣扮演良性社會催化劑，善意的協助大陸人民提升生活品質。大陸社會優質化，民心安定滿足，自然有助於東亞地區的和平。台灣也因此受益。

誰知道數十年後，台灣生活的細膩、心靈的富足不會經由大陸傳播至世界？

（作者為退休國際關係及戰略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二年元旦，即是開國一○二周年紀念日。我們的新年祝願是：鞏固憲政，經營國際。

在世界、兩岸及台灣內部皆值劇變的今日，鞏固憲政與經營國際，是中華民國生存發展的兩大課題。鞏固憲政，不僅要改善中華民國內部的國憲認同，與提升民主憲政的運作品質；亦須努力在「一個中國」的範圍中，尋找中華民國在兩岸之間的立足點。經營國際，則在將台灣營造為一個自由開放的亞太經貿平台，藉由多元多邊的世界經貿紐帶，以建立並穩固台灣的國際角色與地位。

這二者之間，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中華民國能在內部及兩岸鞏固其憲政體制，應有利於經營其國際經貿關係；而自由開放的國際經貿關係，亦有利於鞏固中華民國在內部及兩岸的憲政地位。

先談鞏固憲政。中華民國憲政經過多年在內部及兩岸的跌宕震盪，在內部出現了如民進黨謝長廷的「憲法共識／憲法各表」；在北京則出現了「從各自現行規定（憲法）出發」的思維，胡錦濤甚至說「確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一事實，符合兩岸現行規定，應該是雙方都可以做到的」。這類思考顯示，不但在台灣內部漸已明白「無中華民國則台灣不保」，連北京亦知「台灣的現行規定（一中憲法）」，即是維繫「一個中國」及兩岸和平發展的支柱。此即本報社論所說的杯子理論：「中華民國是杯，台灣是水；杯在水在，杯破水覆。」

也就是說，鞏固中華民國憲政，非但符合台灣的利益；而維繫中華民國的憲政運作於不墜（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亦是維持「一個中國」的唯一路徑，因而也符合兩岸的共同利益。所以，究其實際，北京近幾年來所做的一切努力，亦不啻皆在維護這一部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而已，或皆在防範台灣以正名制憲顛覆了這部憲法而已。說白了，兩岸在鞏固中華民國憲政上，具有共同利益。

如何維繫此種共同利益？北京的兩岸政策重心，已由「唯統一」、「非統一不可」之刻板陳述，轉移到「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直截了當地說，兩岸若能「從各自現行規定（憲法）出發」，簽定《和平協議》之類的架構，以穩定「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前述共同利益即可獲得保證，此即本報所主張的：「在大屋頂中國之下簽訂和平協議。」

準此以論，對台灣而言，鞏固中華民國憲政，不止是要在台灣內部努力，亦須在兩岸之間努力。對北京而言，也須有更超邁開闊的思維，將「大屋頂中國」納入「一個中國原則」。

再談經營國際。不論從世局、兩岸的發展趨勢，及台灣的處境言，台灣未來的發展路徑圖應是：ＥＣＦＡ→自由經濟示範區→ＴＩＦＡ→ＦＴＡ→ＴＰＰ（或／及ＲＣＥＰ）→自由經貿島。但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一、要走這條路，對台灣的內在承受力及對外競爭力，皆是重大考驗；二、要走這條路，須有足夠的兩岸善意與互信，使北京不致掣肘，並轉為樂觀其成的助力。

這條路是台灣不能不走的路，且是台灣的唯一生路；它不只是台灣經濟的出路，也是台灣用以平衡兩岸關係及與國際建立連結的政經架構。

然而，顯而易見，台灣欲經營其國際經貿角色，亦與兩岸關係糾纏一處。台獨已無可能，中華民國必須在「一個中國」的範圍內尋求立足點，並在此一憲政架構下經營台灣的國際經貿角色。在台灣內部言，若不能建構整合的國憲認同，就不可能建立足夠的兩岸善意與互信，則台灣對國際的自由開放即不易實現，即使實現亦很難維持。在北京言，若將重心置於經營「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即應對台灣的國際政經空間給予考慮；在政治上，北京必須能使中華民國認同為「一部分的中國」，並使台灣人願認同為「中國人」，則禁堵或干擾台灣融入國際經貿架構的手法，恐皆與此背道而馳。

台灣的國際經貿藍圖必須獲得兩岸關係的支撐。中華民國若能堅持是「中華」的「民國」；「中華」就是不搞台獨，「民國」即是實行自由民主體制；則北京即無理由以武力強取台灣，也就形同宣告「統一」之不易，兩岸即應共同務實經營「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我們認為，此一「政治關係」，可以表現於「在大屋頂中國下簽定和平協議」；如此，台灣即可減少「台獨」的內耗，北京也可放緩「統一」的壓力，分別降低統獨的牽絆，致力於各自的內外治理。倘能臻此，台灣亦可在兩岸此種「政治關係」之上，經營其國際經貿角色。

馬總統若欲建立其歷史定位，應在未來三年多任期內，為鞏固憲政及經營國際奠定基礎；民進黨若欲重新執政，亦當以鞏固憲政與經營國際為重責大任；全體國人更應督責朝野政黨回歸到鞏固憲政及經營國際的兩大課題上，因為這是中華民國的唯一生路。

《釣魚台側記／三之三》

八月十五日，香港「啟豐二號」登上釣魚台，諸人分別擎持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及一幅五星國旗，場面極具震撼效果；隔日，中國大陸媒體競相報導，但大都以ＰＳ（修圖）軟體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遮去，引發大陸網民質疑。這兩個場景，值得台灣朝野深思。

香港保釣人士擎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登島，令人第一眼覺得意外，但也立即就能產生會心的理解。因為，位於珠江口的香港，看盡兩岸百餘年滄桑，早有一種超越兩岸的眼光；何況，在一九九七回歸大陸以前，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年代，曾是街頭巷尾在雙十節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城市；一直到現在，在價值信念上，香港人民與台灣的心理距離仍近過大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登上釣島，應非港人「利用中華民國國旗為統戰工具」，而是一定程度地反映了這面國旗在港人心中的位置。

大陸報紙將登島照片「修去」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大陸網民指為「造假，無恥」；事後，一家報紙鄭重刊出道歉啟事，自承「傷害了讀者的感情」、「做為負責任的媒體，不應發生這樣的錯誤」。網民並指出，大陸報刊將台灣的「總統」、「行政院」、「立法委員」皆加引號，這是另一種「ＰＳ」，因為這些官銜及機構在台灣皆實際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的姊妹報《環球時報》，當日刊出了完整的全圖，未修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不宜過度放大這兩個場景的意義，但應當感知二者反映的共同問題是：中華民國是否理解自己在大陸人民或香港人民心中的地位？或者，中華民國是否知道應當努力在大陸人民或香港人民的心中尋找一個地位及建立一個地位？

以釣魚台問題而言，台灣其實不必一再宣示「無意與大陸聯手對抗日本」，而可借力使力，藉釣島問題來導正兩岸關係。直至馬總統提出台陸日「三組雙邊對話到一組三邊協商」，始跳脫了「無意兩岸聯手」的自縛手腳，導引出「大屋頂中國」的想像空間。

在上世紀五○、六○冷戰年代，中華民國曾自稱「自由中國」；其實，當時台灣處在戒嚴時期，並非真正「自由」。但與長期陷於政治鬥爭運動的大陸相比，當時的台灣社會卻有一種正義感與光榮感，甚至有一種對整個「中國」的使命感，而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倡議；然而，隨著世局國情的推移變化，「中國」漸漸成為台灣避忌的對象，這反映出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已經失去了自信，甚至喪失了自尊。如今，港人擎旗上島，竟然指為「統戰」；這非但是不敢與北京爭保釣行動的地位，更簡直是連民間擎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登島的善意也嚇得不敢領受了。此情此景，豈能不使人觸目神傷。

近二十年的台獨狂飆，使得台灣喪盡當年「自由中國」的志氣；然而，如今台獨已完全不可能，中華民國終究必須在台灣人、香港人、大陸人及全球華人的「中國概念」中找到頂天立地的立足之地。

如前所述，上世紀五○、六○年代，中華民國以「自由中國」在兩岸間定位，其實未必名實相副；然而，今日的中華民國難道不能也不敢以「民主中國」的旗幟在兩岸間定位？倘能如此，這不但是名副其實，應也能逐漸獲得香港人、海外華人及大陸人民的接納與珍惜。

從香港人擎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登島，及大陸網民指責報紙ＰＳ，或許可以看出，中華民國欲在兩岸的困局中找出路，不在求美國，也未必在與北京政權角力，而可能要在全體華人的良知及善意中激發共鳴並找到位置。

但是，首先中華民國要大聲說出，「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唯有說得愈大聲，才愈能激發全球華人的思考與接納；而當愈多的華人能思考與接納，則「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的地位也將愈真實也愈穩固。這才是「一中各表」戰略的真正實踐。

八月十五日，兩幅國旗，同登釣島；在「大屋頂中國」的概念下，一幅是代表「民主中國」的中華民國國旗，一幅是代表「社會主義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這可視為多數華人心中的政治思維之反映。

只要我們不斷大聲地說，「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應當終有說服多數全球華人的一天；但如果我們自己也沒有信心說、沒有膽量說「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就無人能助我們擺脫任意被ＰＳ的屈辱命運！

《大屋頂中國系列／三之二》

若要將「大屋頂中國」建構為具體的法制架構，例如建置成「中華邦聯」，或在《和平協議》及《軍事互信機制》中設定「大屋頂條款」，也許皆非易事。

但若先將「大屋頂中國」醞釀成兩岸之間及華人世界的一種心理氛圍，卻必有可能；只要台灣朝野能建立共識，則「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必能影響兩岸人心及全球華人視聽，「大屋頂中國」即有可能愈益成為「庶民中國」的心理境界。

「大屋頂中國」是「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的一個中國」，亦即是「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在「大屋頂中國」這個概念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

八月十五日同登釣魚台的「兩幅國旗」，或可視為「庶民中國」對「大屋頂中國」的心理投射。

如今的兩岸僵局是：在台灣而言，沒有辦法想像台灣人民會接受「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大陸而言，則如果不能重建台灣人的「中國認同」及「中國人認同」，就無從想像兩岸的心理整合工程，遑論政治整合。

倘兩岸始終停留在「一中各表／求同存異」的階段，「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不可能維持，「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無可能實現，於是正顯示了兩岸其實「無同可求」；若兩岸真欲「求同」，即須首先在「一個中國原則」或「一中框架」之上建立一個「超越差異」的「可求之同」，這個「可求之同」即是「大屋頂中國」。

本報日前社論指出，在五○、六○年代，中華民國曾以「自由中國」在兩岸之間定位，但因當時處在戒嚴統治，其實並不「自由」；然而，在那個年代，台灣社會卻有一種正義感與光榮感，甚至有一種對整個「中國」的使命感，後來又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但是，二十年前，由於北京採取「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已經滅亡」的打壓政策，激化了二十年來的台獨狂飆，「中國」漸漸成為台灣避忌的對象，這反映出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已經失去了自信，甚至喪失了自尊，也使得台灣人在心理上與「中國」及「中國人」漸形疏離。

於是，「民主台灣／一中各表／一邊一國」遂成為許多台灣人的「兩岸政治混搭症候群」，兩岸之間遂失「可求之同」。台灣亦由昔日的「自由中國」，轉為今日的「民主台灣」。

「大屋頂中國」也許是這個「混搭症候群」的解藥。就台灣而言，由於台獨已絕無可能，台灣必須以「中華民國」的體制，在「中國概念」之中爭取出路，別無他途；但既然「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不可能，「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接受，則「大屋頂中國」即當是「可求之同」。再對大陸而言，兩岸的關鍵在於，若不能使「中華民國」感覺到承當「民主中國」的尊榮與使命，如何能使「台灣人變成中國人」？這在大陸當局與香港人民的交往中，即能深知此一問題的嚴峻難解且根本不能強求蠻幹，而「大屋頂中國」即是「可求之同」。

中華民國在「大屋頂中國」之下，以「民主中國」在兩岸之間定位，可使台灣從「民主台灣／一中各表／一邊一國」的「混搭心態」中，明智且勇敢地以「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的立場面對兩岸關係與中國問題，從「切割／退卻／逃避」，轉向「面對／進取／競合」。

因為，退會退到「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則可能進入「大屋頂中國」；由「民主台灣」提升至「民主中國」，可使兩岸的爭議焦點由「中國」轉移到「民主」，其實始是台灣可操之在我的進取戰略。而台灣若以「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的姿態在兩岸間定位，應可獲得十三億大陸人民的珍惜，北京當局亦當歡迎；因為，「中國」是「求同」，「民主」則是「化異」。

本系列社論提出的問題是：既不能「兩岸同屬中華民國」，也不能「兩岸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又不能「一邊一國」，而「一中各表」亦不穩定，則能否思考：「兩岸同屬大屋頂中國」？

《大屋頂中國系列／三之三》

在「大屋頂中國」的概念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兩者都是一部分的中國。

欲建立這樣的思想及法制，在兩岸皆有相當的困難度。在台灣言，由於北京迄未能正視「中華民國」，甚至一度稱「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已經滅亡」，因此多數台灣人對「中國」及「中國人」相當疏離，且對「中國」充滿疑懼。何況，綠營的台獨主張連「一中各表」都不接受，則距「兩岸同屬大屋頂中國」更是遙不可及。在北京言，原本主張「統一才是一個中國」，則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是一部分的中國」，自有扞格。

然而，「大屋頂中國」正是對治兩岸此類極端心態的方策。對台灣言，在「大屋頂中國」的思想及法制下，中華民國若能以「民主中國」立足，應可逐漸修補及療癒台灣民眾在「中國」與「中國人」的失落與疏離；而中華民國若能立足於「大屋頂中國」之中，台獨的訴求亦失支撐。

對北京言，則其實「軍事統一」已絕無可能，畢竟，誰還能驅使兩岸人民相互仇殺？「民主統一」尤是路途崎嶇，不免夜長夢多。因而，以舊思維主張「統一」，其實就是延長「分裂」。若是建立「大屋頂中國」的思想與法制，即可體現「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及「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一針見血的看法是，我們要問：兩岸的解決方案，究竟是為了成全「中國」及提升「中國」？或只是為了「消滅中華民國」而已？在「大屋頂中國」下，維持「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是否為「成全中國」及「提升中國」的更佳方案？

如前兩篇社論所述，「大屋頂中國」的思想其實始終存在於兩岸之間，甚至也可能存在於北京涉台系統的思忖之中。例如，四年多來兩岸簽署了十八項重要協議，究其實際，其實皆是在「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相互承認」的默契之下完成的；亦可謂「大屋頂中國」已是兩岸運作的概念。而且，北京近年來屢稱的「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原則」或「一中框架」，其中十之七八所言即為「大屋頂中國」概念，否則即不知「一中」係何所指？

所以，並非「大屋頂中國」的思想不存在，或「大屋頂中國」無法運作，而是始終被掩蓋在弱肉強食的思維之下，難以伸張；只要想通了，「一個中國原則」立即可成為「大屋頂中國」原則，亦即成為「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一卓越發明，它使兩岸從針鋒相對轉向和平發展；但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只是「求同存異」，不能「求同化異」。更上層樓的階梯即是「超越差異」的「大屋頂中國」，因為「一中各表」仍有排他性及切割力，「大屋頂中國」則具包容性及整合力。

「一中各表」，對台灣而言，必須堅守「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但此說畢竟不實際，且此一政治防線可能終究守不住；而北京亦知「一中各表」的排他性與切割力，因此一再主張「一個中國原則」、「一中框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或「兩岸同屬一國」，但始終不能為「一中」定義，因為北京亦知若稱「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可行方案，卻又不知如何始能建立「一個中國」的包容性與整合力。其實，答案即在「超越差異」的「大屋頂中國」；這是兩岸的最大公約數，亦為兩岸共同的最佳「停損點」與「停利點」。

於是，由「一中各表」轉入「大屋頂中國」，可能即是兩岸關係接下來可以思考的路徑圖。「一中各表」是：「雙方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對其定義各自表述。」（引自胡錦濤與小布希二○○八年三月熱線電話英文版）「大屋頂中國」則是：「在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之中，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兩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至此，「一個中國」已無定義不同，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此處稱「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是欲降低「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對立與阻隔，而以「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來強調價值的多元化與競合。意在成全「中國」，提升「中國」。

由「一中各表」至「大屋頂中國」的移動，首先應是「心態的移動」，希望「大屋頂中國」此一思想，能先在全球華人「庶民中國」的胸臆心懷中激盪，建立「大屋頂中國」的心態；接著，進一步努力在法理層面，嘗試進行「法制的移動」，透過建置類似「中華邦聯」的架構，或在《和平協議》及《軍事互信機制》中設定「大屋頂條款」，以體現成績。若未來尚有「統一」的懸想，仍可藉「大屋頂中國」為平台。

鄧小平說：「統一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但是，若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如何「統一」？鄧若在今日，必知倘若真為「成全中國」、「提升中國」，則「大屋頂中國」的方案自優於直接「統一」；亦唯如此，始不致相互吞噬，塗炭生靈。

何況，「大屋頂中國」非但已是兩岸正在運作的現狀，且已然存在於許多兩岸人心之中；難道任何政黨還有可能像一九四九年那樣，驅使兩岸人民相互仇殺，非得誰把誰吃掉？ （系列刊完）

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今天在廣播節目談兩岸；他表示，兩岸用「中華民國」的名稱交流，較能維持一個模糊的創造性空間；若大陸的共產黨宣布中華民國憲法無效，台灣要求制憲的能量就會變大，到時候就可以開始制憲。

謝長廷表示，原本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合理部分太多，過去才要求制憲、修憲。但經過20多年，時空環境有許多的變化，這部憲法經過七次修憲後，許多不合理的部份已經修改過，所以要求制憲的必要性與強度已經降低；且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美國、日本不一定支持台灣制定新憲。

蘇貞昌今天就任民進黨主席，如何與對岸互動備受矚目。針對黨內將恢復成立「中國事務部」，民進黨立委蔡煌瑯昨天主張，名稱可改為「大陸事務委員會」，既與行政院陸委會相銜接，也可向對岸釋出善意。蔡煌瑯並建議，可邀請主張「憲法共識／憲法各表」的行政院前院長謝長廷出任「民進黨陸委會主委」。

「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也認為，黨內兩岸部門名稱「可以彈性」。但他強調，所謂「彈性」不是一味遷就北京，重點是「台灣主體立場明確」、「態度善意」。

不過，林濁水不贊成由謝長廷出任黨內兩岸部門負責人，因為謝的主張「與台獨黨綱及台灣前途決議文差距最大」，只是黨內「少數意見」。他認為，黨內兩岸政策意見分歧，有必要再舉辦「中國政策大辯論」，就算不辯論，也該仿照「十年政綱」產生方式，形成黨內共識。

對於「中國事務部」的名稱，媒體昨天詢問蘇貞昌，為什麼不用「大陸」？他回答，「中國是中性名詞」，因為世界上都用「中國」來指稱，中國方面也用「中國」來稱呼自己。

蘇貞昌還說，黨中央組織除將恢復「中國事務部」、「駐美代表處」，如經費許可，將增設「駐日代表處」，以示民進黨重視與美國和日本關係。

謝長廷昨天被問到，是否與蘇貞昌論及兩岸議題？謝長廷表示，他在兩岸事務上「有標籤」、也寫過書，「蘇主席應該也了解」。但謝長廷也表示，身為黨員，「任何蘇主席需要幫忙的地方，不限哪一項，都願意協助」，因為這是民進黨及台灣的整體利益。

蔡煌瑯認為，謝長廷是黨內「智多星」，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要轉型，有必要借重謝長廷的智慧。「美麗島電子報」昨天也刊出文章，呼籲蘇貞昌接受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的政見，將「中國事務委員會」改名「兩岸政策委員會」，並由謝長廷擔任主委，這是展開民進黨「兩岸破冰之旅」的第一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