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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主義失業資料】（轉貼）施洛德即將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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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安(顏俊家)
Vi
失業問題 七年難解 施洛德即將失業？


歐洲特派員 陳玉慧

德國總理施洛德廿二日晚間突然宣布，原訂於二○○六年投票的總理大選將提早於今秋舉行，德國境內政治風向球突然轉向。右派基民黨黨主席梅克爾女士有機會挑戰施洛德，並成為德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總理。

施洛德突兀的決定來自他所領導的社民黨在北萊茵省地方大選大敗，至此，施洛德的社民黨和共同執政的綠黨已在地方政府選舉中全面落敗，意味他如果繼續執政，已得不到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支持，跛腳的情況已惡化至全面癱瘓。

德國最近有條社會新聞讓全國深受震撼。一對中年德國夫婦長期失業，一直靠失業金過活，但施洛德政府推出的哈茲失業解決專案申請程序複雜，這對夫婦在仔細讀完哈茲案的申請程序後發現，不但他們未來的工作機會幾乎毫無指望，甚至也不再符合申領失業救濟金資格，在絕望的心情下，這對夫婦當晚留下遺言控訴政府，雙雙自殺身亡。

德國經濟成長率停滯在百分之一不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目前有五百萬德國人失業，在施洛德執政近七年以來，景氣每況愈下，一九九八年選前他信誓旦旦把自己塑造成解決失業問題專家，到了二○○二年大選卻只以八千票險勝連任。七年前，施洛德因失業問題而取代執政十六年的總理柯爾，曾幾何時，他可能也要為失業問題提早下台。

廿二日晚上，當北萊茵省大選選情明朗化後，施洛德在短短一小時內做出令許多人不敢置信的決定，他在決定前並未告知出身綠黨廣受民意愛戴的副總理和外交部長費雪，許多綠黨重要成員由驚訝到失望憤怒，綠黨主席羅絲和費雪隨後表態全力支持重選。

社民黨內對施洛德決定的反應兩極化，但黨主席穆特費辛廿三日再度呼籲黨內團結，以贏得大選。政治觀察家對施洛德的決定並不看好，一般認為，施洛德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提早重新舉行大選，但民意對施洛德政府相對不滿，施洛德的支持度已降至有史以來最低，重新大選無疑是自殺。

施洛德在六年半年間宣稱走新中間路線，將致力拉進貧富差距，改善社會福利，更倡言解決失業問題；但檢視他過去七年的執政成績，幾乎全不及格，他還公開表示，錯全是過去的執政黨造成，國庫赤字也是過去政府留下，過去的執政黨是黑金黨，他做的已不錯了。談到自己第二屆只以區區幾千票贏得大選，施洛德的反應是，多一票也是贏，「不然要怎樣？」

施洛德的說法令人有似曾相識的感受，不但新中間路線再也不必提起，德國經濟停滯了十年，似乎也與施洛德毫無干係。如果這樣德國選民讓施洛德再當選，那才真讓人跌破眼鏡。

【2005/05/24 聯合報】


本文於 修改第 1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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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哪裡失業比較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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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失業比較幸運？
‧富比世 2008/07/22
除非你生活在海灘或足夠富有，否則無論在哪里失業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不僅會讓人自尊心受損，自信心大跌，加上失業津貼僅相當於職工原工資的一部分，失業人員還會因此無力還貸、支付帳單和生活費。
【富比世／Matt Woolsey】

除非你生活在海灘或足夠富有，否則無論在哪裡失業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不僅會讓人自尊心受損，自信心大跌，加上失業津貼僅相當於職工原工資的一部分，失業人員還會因此無力還貸、支付帳單和生活費。 然而在一些國家，失業津貼卻比較高。在過去3年裏工作了52周的丹麥失業者能夠在接下來4年裏領取相當於其平均收入90%的津貼。在挪威和芬蘭，未就業的求職者幾乎同樣富裕。在挪威，失業者在失業後500天內可以領到相當於原工資87.6%的津貼，而在芬蘭，失業者則可以在失業後一年內領到相當於原工資85.1%的津貼。

照片集

在瑞典、以色列、日本和德國，失業人員可以申請領取相當於其原工資66%至90%的補貼。在美國的一些州，普通工薪階層的失業津貼僅為收入的27%。

評估方法

為了確定這份名單，我們對全球30個最大經濟體的失業制度進行了評估。我們考核了人均購買力平價，以確定哪些國家給予失業人口的津貼在收入中所佔比例最大。購買力平價基於一攬子商品的價格考慮了貨幣的相對價值，以此來衡量各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它還考慮了物價和通貨膨脹，以根據購買力而不僅僅是匯率來反映當地貨幣的價值。

在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確定的購買力平價人均水準轉換成當地貨幣之後，我們衡量了各國失業津貼在平均收入中所佔比例。失業津貼數額由英國勞動和養老金部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或美國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等國家機構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資料提供。

我們考慮了因失業而產生的福利：澳大利亞等國的住房津貼和求職補助或者盧森堡公國等國的失業保險總值，在這些國家，津貼是按原工資的一定比例給予的。並未考慮醫療保險和衛生保健，因為在大多數國家，國有或私營醫療服務與失業無關。

為了保持一致，我們假定所調查的職工現年30歲，工作年限為5年，無子女，收入為平均水準，並一直在積極尋找一份高技能的工作。

失業人員的烏托邦

儘管日本和以色列都榜上有名，但其餘8個席位全部落入歐洲國家之手。

在這些國家，若能放低身段，找一份工作並非難事。舉例來說，在盧森堡公國，如果你是一位在過去一年裏工作過6個月的單身失業者，那麼你有權獲得相當於原工資80%的津貼，除非這筆津貼高於月最低工資的2.5倍。失業津貼以半年和一年為限逐漸減少，並由中央、當地和社區政府從年度預算費用中支出。

很多美國人都對歐洲的安全網表示懷疑，因為美國的失業人口一般只能獲得相當於其原工資50%以下的津貼，這就使得像丹麥那樣失業津貼高達原工資90%的情況看起來不可思議。

但是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都擁有自願的失業保險（雖然由政府資助）和較低的失業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稱，丹麥和挪威的失業率分別為3.1%和2.5%。當然，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增速都不快。IMF 資料顯示，丹麥的經濟增速為1.1%，另一方面，即使由於石油業飛速發展，挪威的經濟增速只達到3.1%，失業率和失業津貼目前並不是該歐洲國家的主要問題。

義大利米蘭博科尼大學 (Universita Bocconi) 從事勞動市場表現研究的教授 Tito Boeri 表示「目前這並不是一個問題。」他指出，就經濟變革而言，人們失業時間的長短比失業制度的支出結構更加重要。他說：「那些能讓剛失業的人員感覺到壓力的政策是最有效的。」

大多數國家在失業人員失業6個月後開始逐步停止發放津貼，但在瑞士等一些國家，如果領取津貼的失業者在就業辦登記並且一直在努力找工作的話，那麼提供全額津貼的時間會長達260天。儘管由於涉及自願參與，歐洲有許多制度看似會受到市場的影響，但是政府稅收可以資助這些計畫，補足差額。舉例來說，在丹麥等國家，職工向失業基金支付的費用約為700美元/年，但所有職工都須向政府支付8%的稅用於社會保障計畫，其中包括失業津貼。

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經濟學教授 Donald O. Parsons 表示：「失業保險基金可以支付約3%失業率時的失業者津貼，而高達3%的失業率在丹麥還是比較少見的。強制性勞動者供款也為政府提供了資金來支付失業率超過3%時的失業者津貼以及各項『休假計畫』。」

在美國，失業保險從雇主應納稅工資8%的聯邦稅和5.4%的州稅中支出；一些州的稅率甚至高達10%，阿拉斯加州、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也要求勞動者納稅。

哈佛大學住宅聯合研究中心表示，失業制度的成功與否與經濟滑坡緊密相關——尤其是當與住宅市場緊密相關，這是由於失業是房價下滑和按揭貸款不能履行的首要原因。失業對消費者開支的影響在發達經濟體中同樣顯著。

美國國會正在商討擴大失業津貼範圍，但是美國國會和歐元區立法者應該考慮一個問題：誰有資格獲得失業津貼。大多數失業保險計畫至少有30年的歷史，而如今全球勞動力狀況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變化最顯著的是勞動保護法並不十分嚴格的美國。

克林頓政府時期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 (Robert Reich) 表示：「現在就業任期已經大大縮短了，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兼職人員、合約勞動者或自由職業者。直到20世紀70年代時，大多數人在其職業生涯的絕大部分時間中都不會更換工作，他們會選擇一份全職工作。」

當然，創造工作機會是最佳的應對方法。根據 Boeri 的研究和經合組織 (OECD) 的報告，由於嚴格的勞動力市場監管導致員工流動率較低的國家通常擁有較高的福利，這些國家的勞動力通常是最難再就業的。

但是最終，對失業者最有利的還是那些擁有空缺職位的市場。

全球失業津貼最高的地方
排名
國家
1
2
3
4
5
資料來源：富比世，製表：陳心怡

原文：Forbes.com World's Best Places For Unemployment Pay

  •  更多富比世的文章

    • 【2008-07-22 富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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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回家 失業率降 （轉貼）失業率增 經濟衰退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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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率增 經濟衰退雪上加霜
    【世界日報╱本報訊】
    2008.04.05 08:03 pm
     

    CNN4日報導，今年迄今美國失去近25萬個工作，失業率高使一般人認為衰退已經開始，現在大家關心的是衰退會多麼嚴重和持續多久，惡化的就業市場會在包括美元幣值、消費者信心、房市、華爾街汽車工業等各方面使衰退更趨嚴重，即使是工作穩定的人都會受到影響。

    在雇主日趨保守，紛紛削減薪資預算時，就業市場疲弱，各行業工人的薪水增幅小，無法超過通貨膨脹率，而食物和能源價格的上漲特別高。如果聯準會繼續降息以刺激經濟，會使美元更加疲軟，代表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特別是石油，汽油價格將達破紀錄的高。

    衰退顯然是在去年稍後開始的，但在2007年大部分時間，勞力市場都穩定，但現在的高失業率可能對消費者信心造成進一步打擊，並使支出減少，新澤西州經濟研究公司「經濟展望集團」執行主任包莫爾說：「只要失業率低，人們就感到可以繼續花錢，並指望收入會增加，但自從2007年夏季以來，這種情形已大幅改變。」

    即使在去年勞力市場仍健全時，房市已經重創，房價下跌至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低點，通常就業市場疲弱，房屋銷售和房價就會下滑，現在正是如此，一些屋主失業後，無法支付其房貸還款，被迫低價售屋，或讓房屋被法拍。即使是工作穩定和已付完房貸的人，其房價也會下跌。

    房市問題去年造成華爾街的慘況，其餘震延續至現在，當次級房貸拖欠和不付還款開始增加，這些高危險性房貸支持的債券就出了大問題。如果更多信用良好、有傳統房貸的人失業，難以付還款，就可能影響政府主辦的房貸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支持的高安全性房貸，使該二公司已薄弱的資金儲備更為緊張，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自己也將需要政府的援救。此外，華爾街已充斥其他形式消費者債務支持的債券，如汽車貸款和信用卡餘額貸款，如果高失業率造成這些貸款的拖欠，很可能使信用市場受到打擊。

    汽車工業去年已受到高汽油價的打擊，銷售下降2.5%，今年第一季更下降8%，如果失業人多，可能對供應美國和北美汽車和卡車一半的亞洲汽車製造商不利，迄今許多亞洲汽車商都能避免美國三大車商的暫時停工，但需求降低將導致豐田、本田和其他車商的裁員和減低工時，也將影響許多依賴汽車工業的公司，如零件商、經銷商，甚至依賴汽車廣告的媒體。

    【2008/04/05 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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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貼）到底該不該讓太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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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該不該讓太太回家

    　　“三八”節前夕，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來自江西的一位政協委員突然在發言中提議：“讓已婚的婦女回家相夫教子，家庭財產應視為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對于夫婦雙方只有一方工作的，可領取原來的工資的1．5倍。”這個大膽的提議一經提出，立即在會議上引起了爭議，同時，也迅速地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

    事件起因：

    政協委員倡議已婚婦女“回家”引發爭議

    倡議者：王賢才，男，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常委兼副秘書長

    “三八”節的前一天，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的一份大會發言大膽地倡議：鼓勵已婚女職工退出工作崗位，返回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政。持此觀點的王賢才委員還向大會提交相關提案，建議修訂《婚姻法》時明確，夫婦只有一方工作的，家庭財產應強制視為夫婦共有財產，以此保障“回家婦女”的權利。此論一出，立即引發爭議，另一些政協委員表示，鼓勵“婦女回家”就是歧視婦女，是歷史倒退，他們將聯名提交提案，建議政府幫助下崗女職工重新就業并延長婦女退休年齡。

    王賢才在發言中說：“雙職工家庭弊端多，婦女回家要有保障。”新中國成立后政府一直倡導婦女要就業，目前絕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雙職工。王賢才委員對這一制度提出了挑戰。他說，雙職工家庭存在很多弊端，尤其不利于對下一代的撫育。育有4個孩子、妻子也是大學教授的王賢才對其間的辛苦深有體會。兩年前，王賢才曾提出鼓勵“婦女回家”的言論，立即遭到婦聯組織的強烈反對。

    他說：“說我歧視婦女太冤枉了！男女平等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男女有別、男女分工不同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除了更新觀念，王賢才認為，讓婦女安心回家還需要社會和法律的保障。他主張，凡是妻子辭去工作從事家政的，丈夫一方的單位應給付1．5倍的工資，即“丈夫的工資＋妻子的一半工資”。在目前很難做到這一點的情況下，王賢才建議在《婚姻法》有關財產的條款中明確，夫妻一方工作的家庭，其財產應視為雙方共有。這樣，沒有工作的一方在經濟上是有保障的。王賢才強調，帶孩子、做家務本身也是對社會的貢獻，理應獲得相同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委員辯論：

    應當認可家務勞動

    支持者：朱天慧，女，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醫學院院長

    我同意王賢才委員的說法。有人說，讓女人回去照顧家，女人就會沒有經濟地位，沒有經濟地位就談不上男女平等。我對此有另外的看法，這是一個社會對家務勞動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如果社會能夠肯定家務勞動也是對社會貢獻的話，婦女的地位，包括經濟地位自然而然會提高。我的第二個觀點是，孩子必須要有母愛，孩子在母親身邊成長和在別人身邊成長是絕對不一樣的。現在有些孩子由于缺乏母愛，心理上不是很健康，這是很可惜的。一個家不單是一個房子，它有許多內涵，我覺得婦女留在家中，對下一代是很有好處的。

    鼓勵婦女回家并不是要求所有婦女都回家，有能力并愿意從事社會工作的婦女就應該留在自己的崗位上。歐洲一些發達國家是這樣做的：在一個家庭，如果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丈夫去世后，妻子可獲得丈夫保險費的70％。這樣的制度對家庭婦女就是一個保障，她一生的家務勞動是被認可的，實際上她的家務勞動帶給社會的財富遠遠不是簡單的數字所能衡量的。所以，那些愿意回家的婦女，就應該鼓勵她們回家，不用強迫她們留在工作崗位上。

    目前社會對家務勞動的看法與20年前已經不一樣了，一些人會考慮：我目前工作對社會的貢獻還不如在家帶孩子、做家務的貢獻大，為什么不回家呢？社會應該允許婦女作出選擇。

    堅決反對婦女回家

    反對者：王玉玨，女，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畫院院長、黨組書記

    解放這么多年，國家在提高婦女地位上作出了這么多努力，現在如果提倡讓婦女回家，那以前的努力全完了。婦女沒有經濟權，她的一切權利就都沒有了。婦女的經濟權要保証，婦女要參政議政，這一點我們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可能中國的男性很大一部分希望婦女在家里當賢妻良母，一個是觀念有問題，一個是社會條件也不允許，現在一個男人掙的錢不能養活一家人。即使是在相關的社會問題解決之后，比如不存在生存問題，也不能提倡婦女回家，因為這樣婦女就會受到更多的歧視，婦女沒有地位了。

    在我們社會目前確實存在這種現象，有的婦女想找個有錢的男人，自己在家相夫教子，但這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女人沒有社會、經濟地位就只能任人宰割。孩子的照顧不成問題，如果沒有能力，干嘛要生那么多孩子？社會上有幼兒園、托兒所，可以幫助照顧孩子。

    婦聯副主席：

    只有參與社會發展才能有地位有作為

    據《天府早報》報道：“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已過，但已婚女職工該不該回家相夫教子的話題在全國政協委員中依然爭論不休。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劉海榮表示，不贊成婦女選擇“回家”。與此同時，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黃孟復在大會發言中倡導實施城市婦女階段性就業，主張女職工在生育期回家3年，由國家補償育兒代價。黃孟復和鄭建和委員的聯合發言對“婦女回家”問題有折中的提法，主張生育期婦女暫時回到家中養育孩子，等到孩子兩三歲再返回工作崗位。對此，兩位委員建議政府建立一整套城市婦女階段性就業的政策，并形成法律文件。黃孟復委員正考慮就有關保障細節形成提案，促使婦女階段性就業盡早實施。對于這一觀點，全國婦聯劉海榮副主席認為，實施階段性就業的條件還很不成熟，如果就業發生間斷，婦女很難3年后在社會上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沒有工作，她們的地位和權益如何保障？沒有保障，她們又如何教育孩子？劉海榮強調，婦女只有參與社會發展，自身才能得到發展，只有對國家有所貢獻，自身才能有地位有作為。婦聯干部：

    這么多年婦女工作不白做了？

    《南方都市報》記者日前采訪了廣東省婦聯几位婦女工作者。“讓婦女回家”這個提法讓婦聯這几位女同志激動萬分，“這根本不實際！”“那我們這么多年來做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嗎？！”婦聯几位同志對此表示了強烈抗議。

    陳秋鵬：這一問題以前也提出過，當時是從男女性別角色不同，因而應當分擔不同的社會職責這一角度考慮的，但立即遭到全國婦聯的強烈反對，因為這對婦女在家庭中獲得平等地位十分不利。要做到男女平等，男女雙方必須首先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如果女方辭職回家當全職太太，那么，由于沒有經濟上的自主權，女方將事事委曲求全，依附于男人，其處境將是悲慘的。

    王芳：很多有錢的丈夫都喜歡包“二奶”，女人辭職回家去，毫無經濟地位，有什么好！如果是為下一代著想，女人回家兩三年還可以，時間長可不行。現在女性有工作家庭都有這么多問題了，要是女性再辭職回家，那丈夫要是包“二奶”，轉移財產，這些來求助的悲慘女子就更多了。

    張曼妮：如果把家務勞動納入社會勞動中，讓女人回家還是可以考慮的，這也一樣是工作掙錢嘛。

    大學生：

    “讓太太回家”引發川大11女生聯名抗議

    四川《天府早報》3月8日一版刊發《委員提議：婦女回家》一文后，四川大學部分女學生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當天下午，川大哲學系11名女生聯名給該報發來一封題為《反對“婦女回家”》的抗議信。

    她們在信中這樣寫道：“對于提倡女性‘回家’相夫教子，且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確定，我們認為這是對女性社會勞動和角色參與權利的一種變相剝奪，是對女性人格尊嚴的一種褻瀆。這是一種近乎荒唐的提議，我們堅決抗議！”

    信中還說：我國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烙下的那可怕的印記仍像魔鬼一樣侵蝕著人們的觀念，女性僅僅在生理和性別等客觀差異上導致其財富及其他價值方面可能有所遜色，但在智力及某些工作崗位上并不比男人差甚至超過他們。提倡婦女回家相夫教子，其生活來源依靠丈夫的工資，這從經濟上便削弱了女性的地位，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導致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提倡婦女回家顯然會導致歷史的倒退。她們用“事業與家庭相分離，但不是相隔離”作為結尾，并“希望女性不要簡單輕易地‘回家’，要用自己的所學所長去創造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

    熱線調查：

    女性半數反對

    男性多數贊成

    多數女性不愿意放棄工作回到家中相夫教子，而相當一部分男人卻喜歡妻子待在家中。這是《南方都市報》開設熱線討論：婦女到底要不要“回家”的初步統計結果。

    通過熱線電話參與討論的不僅有20歲到60多歲的婦女，更有不少的男士參與。經統計后發現：46％的讀者反對婦女“回家”，稍占上風，而支持的也不少，有31％﹔有意思的是：與男性相比，女性中反對婦女“回家”的更多，53％的人反對，而男性中支持婦女“回家”的卻明顯占上風。令人驚奇的是，年齡段并沒有成為區分女性觀點的鴻溝：并不是年齡越大的人越認為女人應該待在家中相夫教子。在35歲以上參與討論的婦女中，六成以上對婦女“回家”持反對態度，而在20到35歲的女性中，這個比例僅為五成多，反而比35歲以上的女性少。

    雖然年齡沒有成為區分女性觀點的鴻溝，但是在考慮問題的方式上兩者的確大不相同，經濟承受能力是35歲以上婦女考慮是否要“回家”的第一因素，而20至35歲的女性考慮最多的卻是子女嬰幼兒期間的教育。不少人表示愿意為了子女這几年的撫育而放棄工作，同時她們又聲明僅是在子女3歲以下時期應該回到家中，到孩子在6歲以后，她們應該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熱線統計性別觀點男：反對婦女“回家”33％婦女自主選擇17％支持婦女“回家”50％女：反對婦女“回家”53％婦女自主選擇2％支持婦女“回家”35％G臆

    司馬特說話：

    讓婦女回家，有的人說是歷史的倒退，會帶來女權的淪落、男權的泛濫﹔有的人說這是回歸，基于男女本身性別分工不同而作出的最好安排。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有意思的倒不是該不該回家本身，回家與否，首先是基于你個人的人生規划，真正的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由國家制定政策讓婦女回家。所以這個問題值得探討的實質是：女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應該作一個價值判斷：“怎樣的我才是幸福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是回歸家庭相夫教子，還是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北青報刊登人民網文章：已婚女人是否該回家

    　　王賢才委員在政協小組會議上發言，提出鼓勵已婚女職工，特別是收入不高的女職工主動退下來，回家操持家政。這一提議在人民網上引起爭論。

    王賢才委員的基本觀點是：應該鼓勵女職工在自愿的基礎上，回家主持家政，把家管好，把孩子帶好。男女平等指的是人格的平等、政治法律和經濟地位的平等，這與婦女是否工作沒有必然的聯系。婦女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同樣是光榮的，這是社會分工中一個應有的內容。

    王賢才委員的觀點經過新聞媒體報道后，人民網網友“雙拼”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在人民網上貼文章說：我認為，王賢才委員關于“已婚女人回家”的提議，既不符合憲法規定，也不符合中國國情。憲法規定，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利益。婦女要不要回家，應由婦女自己說了算。婦女本人愿意的話，不用誰說，她也會這么做。

    從世界范圍來講，男女平等是大勢所趨，即使是發達國家，婦女仍然樂于積極從事各類活動，《北京人在紐約》中有個說法是“最大的苦是吃不著苦的苦”。只要有可能就業，誰愿在家等丈夫施舍？中國的文化特別講究面子，講究人的尊嚴，沒有經濟地位很難談到尊嚴。另外，物質社會中，經濟是基礎，女人沒有收入來源，只好嫁夫隨夫，夫亡隨子。這樣一來，豈不是又回到了封建社會？

    人民網網友“黃炎子”不贊成“雙拼”的觀點，其理由如下：我妻子的工作是灌裝液體二氧化碳，空鋼瓶就有几十公斤，灌滿后更重。一個女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和男同志干一樣的體力活，從心理到生理上都吃不消。女人有女人的特點，比如做家務、帶孩子。我多想讓妻子輕松一點，可這不僅是我妻子一人，這是一個女性群體，何況不干就下崗。我妻子也說吃不消，可沒辦法，又換不了工作。我妻子單位效益差，每月工資只能發60％。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和我妻子完全站在王委員一邊，并盼望王委員的提案能得到有關部門支持。我沒有大道理說，我希望反對王委員提案的同志，能體察民情，體諒干體力活的女人和她們家屬的苦衷。一句話，女人回家有道理。

    ■本欄目與人民網合辦

    《北京青年報》 2001年3月11日

    反對“讓婦女回家”的提案


    政協委員王賢才對其"讓婦女回家"的提案做了如下闡釋: 1."雙職工家庭存在很多弊端，尤其不利于對下一代的撫育。相夫教子是一種社會分工的不同，是一種社會責任，是父母愿意為子女獻身精神的體現。" 2."目前是推行的初級階段，就是有經濟做后盾那一部分人，或掙錢少的婦女，從經濟上考慮，還不如回家。 " 3."對女職工為了相夫教子離開工作崗位的行為應該給予鼓勵，并保持必要的勞保福利。 國家要擴大社會覆蓋面，或者設想男方多拿一點工資，比如是原來工資的１.５倍。女方在家會給男方更多的支持，理應通過男方拿到更多的工資。切身體會雙職工家庭之苦。"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

    1.雙職工家庭是不是代表所有家庭?雙職工家庭為什么就"尤其"不利于對下一代的撫育?"相夫"是一種非要專職在家的工作嗎?"教子"是一種社會分工的不同嗎?"是父母愿意為子女獻身精神的體現"還是是妻子為子女,為丈夫獻身精神的體現?

    2.我所工作的單位有員工300多人,人均年收入2,3萬,絕大多數都是雙職工家庭,我調查了一下周圍的未婚男同事,讓他們在有工作和無工作之間選擇,几乎沒有一個人選擇優先找一個沒有工作的女人結婚。詢問已婚同事,也沒誰愿意讓妻子辭職回家,即使拿一定補貼也不干。王委員們是否做過這樣現實的調查?

    3.女方自己可以掙到工資,為什么要"通過男方拿到更多的工資",如果真如王委員所說"男方多拿一點工資，比如是原來工資的１.５倍",這多出來的0.5倍姑且不說它從何而來,是不是就是王委員心目中的女方的"更多的"工資?不同的男人工資大不相同,相差可以上千上萬倍,他們的妻子"通過男方"拿到的工資,也就相差天壤之別,這種狀況如果真的出現,將會助長社會上什么風氣? 女方如果離婚,就算她曾經是碩士,博士,離開專業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試想,一個若干年都沒工作過的女人能找到份什么工作?她將來的抉擇將會怎樣?吃離婚財產?找個丈夫另嫁?吃政府補貼?難道這就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4.人在生活中,工作中都能找到快樂,找到幸福,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現在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今的工作多以腦力勞動為主,吸取知識是沒有性別差異的。 我認為,在"婦女是否應該回家"的問題上,需要更新觀念的不是我們!

    決不要倒退！


    “兩會”已經結束，很想對“婦女回家”問題說几句話。雖是馬后炮，但是說出來供參考。

    “婦女解放”是大家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不少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斷提高婦女的地位和鼓勵婦女工作和參政，西歐和第三世界出了好多位女總統，女總理。日本是一個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本主義國家，婦女結婚后基本上是“回家帶孩子，伺候老公”的。但這并不是國家的政策，而是一種傳統。就是這樣一種延續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傳統也在受到時代進步浪濤的不斷沖擊。政府制定了鼓勵婦女工作和參政以及男女雇佣平等同工同酬等等維護婦女權益的法律。而且，日本有女大臣（國土交通部長），女黨首（社會黨委員長）以及多位女“知事”（省長）。中國是經過疾風暴雨洗禮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維護這個“半邊天”的權益。（日本男網友 Liangyao）

    男女應該平等


    全國九屆人大會議全體代表：

    借人大九屆會議之機，我僅代表我單位几位近55歲的女教授說几句話。

    我們認為，一項政策的出台，必須符合時代精神、社會現實，必需以科學為依據。然而，我國現行規定女教授55歲退休，整整比男同志提前了5年，這是為什么？是女同志平均壽命比男同志短么？否，眾所周知，女同志的平均壽命遠比男同志長﹔是女同志不能干嗎？否，我們干得絕對不比男同志差﹔是領導照顧和愛護女同志嗎？我們感覺也不是，因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即撫養孩子階段，我們肩挑家庭和工作兩副擔子，我們也沒需要或說也沒得到什么特殊照顧，而今步入50歲以后，兒女都已出飛，我們已經卸下一副擔子，只剩下工作一副擔子，這是女同志的第二次青春，黃金時代，我們多想為國家多做些工作，也多想實現人生更美好的理想。多年的工作囤積了堅實的專業基礎理論和丰富的實踐經驗，難道這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嗎？難道就因為她們是女性，她們的知識就不寶貴，她們的貢獻就不重要，她們就要比某些遠不如她們的男同志早5年回家去持候她們的老公？能說這不是封建殘余？能說這是男女平等？我們強烈希望人大能重視我們的呼聲，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更完美。

    也談已婚女子是否該回家


    首先，王委員提出女職工主動回家相夫教子的觀點我覺得有失偏頗。

    按照王賢才委員的邏輯，已婚男職工，特別是收入不高的男職工，同樣也需要鼓勵主動退下來，回家操持家政。同樣也是光榮的，是社會分工中的一個應有的內容。王委員為何獨獨鼓勵女職工回家？

    其次，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福利設施、教育體系尚不成熟。如果已婚女職工，特別是收入不高的女職工，回家主持家政，容易局限在小家庭的狹小空間內與社會大環境失去頻繁的接觸，容易變得孤陋寡聞，也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以及子女教育，同時，婦女的權益與利益也難以保証，進一步充實自己和提高自己的素質將變得很難，結果是影響整體的國民素質。因為，只有婦女的素質大大提高，才能從根本上保証民族和國家的人口素質提高。王委員難道忽視了，相夫教子也是需要一定的素質的嗎？

    第三，女職工在有些職業中的優勢非男職工可比。

    婦女，特別是已婚婦女，她們的母愛的自然流露，以及善良、正直、寬容的本質，是婦女能夠在社會中與男子取得同等工作權利的保障。事實証明，女職工在教育、護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調解爭端，以及新興的信息科技領域，都有優于男職工的表現。而且，當今社會中，能夠以男方一人的收入支撐起整個家庭的比例還并不算多。以國情考慮，應當大力鼓勵已婚婦女在合適的工作崗位上做出貢獻，而不應當鼓勵她們回家。社會應當努力提供適合婦女就業的崗位，發揮她們的潛能，有利于抑制傳統的男子社會好戰、貪污、強權等弊端。同時，這也有利于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家政社會化，提供就業機會，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和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的問題。

    王委員可以調查一下，大多數家庭中，究竟是支付給專業家政人員的薪水高呢，還是女職工的收入高？如果是不划算，小家庭自然會做出自己的選擇。應當相信，人民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要凡事替他們做主張。

    weijia wu

    “要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
    政協委員話“婦女回家”
    新華社記者張景勇 呂鵬



    “要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這是今天上午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婦聯界委員舉行的婦女論壇上，委員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

    “婦聯界的委員們對‘分階段就業’、‘婦女回家’等問題表現出了一定的擔憂，為了讓大家充分發表見解，我們組織了這次婦女論壇。”婦女論壇的主持人葉維禎委員告訴記者，“以前我們也有過聯組討論，但以婦女論壇的形式還是第一次。”

    一陣陣掌聲、笑聲使會場氣氛非常熱烈、活躍，委員們爭相舉手要求發言，對男女平等、婦女參政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但大家討論的焦點還是有關“職業婦女是否應該回家相夫教子”的問題上。

    “在一些發達國家，‘婦女回家’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而然產生的事情，但我們現在還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因此不能盲目地讓婦女回家，否則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胡啟恆委員說。

    “現在有人倡導‘婦女回家’，反映了男女平等的觀念在走下坡路。”資華筠委員舉起一份報紙說，“我們的媒體應該負責任地宣傳男女平等的問題，而不能炒作，必須公正地反映各方面的聲音，來促進社會的發展。”

    很多婦聯界委員指出：“我們不同意‘婦女回家’的提法，因為如果是這樣，男女平等就變成一句空話，這是歷史的倒退。婦女沒有經濟地位，其他權利就無從保障。婦女的經濟權要保証，婦女要參政議政，這一點我們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葉維禎委員說，怎樣理解婦女的解放？我認為應該是讓婦女有自由選擇如何生存發展的權利，政府應該保証讓這種權利得以實現。

    大家對于“婦女回家”話題的探討，與醫衛界委員王賢才的一份書面發言材料有很大關系。下午，記者見到了王賢才委員。

    “有些人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說對于自愿回家相夫教子的婦女，應給予認可、支持和鼓勵，并不是說讓所有的職業婦女都回家，自愿是前提。”王賢才委員表露出一種被人誤解的苦惱，“有些婦女把事業看得很重，我們應當尊重她們﹔但另一部分婦女把家庭看到很重，她們同樣值得尊重。”

    王賢才委員認為，男女平等，從根本上說是人格的平等，政治、法律和經濟地位的平等，這與婦女是否工作并無必然的聯系。堅持男女平等，承認男女有別，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為它能更好地組織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我們可以鼓勵下崗女工去做家政服務，勸她們要轉變觀念，那我們對于那些自愿回家相夫教子的婦女，也應該給予支持，因為這樣對于家庭，對于下一代的教育都會產生積極作用。

    “當然，政府在婦女回家后，應該有一套完善的配套措施，比如何時可以再就業，醫療、養老問題如何解決等，以此保障婦女的合法權益。我也向大會提交了相關提案，建議修訂婚姻法時明確，夫婦只有一方工作的，家庭財產應強制視為夫婦共有財產，以此保障‘回家婦女’的權利。”王賢才補充說。（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１日電）

    新華社 2001年3月11日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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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21世紀 女性回不回家

    作者：桑舞 來源：《廣西黨史》2006第3期 點擊數：72 更新時間：2006-4-7

    “女性回家”是一個永無定論的話題，關係到婦女解放前途，“女性回家”的大論戰在歷史上有過三次。

    第一次是在30年代中期，這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有著複雜的國內國際政治背景，並形成一股世界性的政治逆流。這股逆流首先從法西斯德國開始。1929年，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失業人數大增，希特勒上臺執政後，將大批女工、女職員解僱，主張婦女要實行“三K之義”（廚房、教堂、床舖）讓婦女回到家庭，做一個賢妻良母，繁殖所謂優等民族的後代，為他的侵略擴展政策服務。希特勒還開動了宣傳機器，到處鼓吹“一個婦女生下7個健壯的子女，她的貢獻相當於一個律師”的謬論。

    這股逆流吹到中國，符合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一批封建文人紛紛發表文章，鼓吹婦女回到家庭，做一個賢妻良母。與此同時，強化母性主義教育，禁止男女同校，許多已經合校的又分開，如北平市把女學生從各中學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了女二中，在開學典禮上，市長髮表演說：“你們來這裏讀書的目的，是要學做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為了讓女學生有更多的實踐機會，校方甚至辭退了做飯的大師傅，讓女學生自己動手學習如何做飯。

    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在日寇的誘降政策下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思想文化界掀起復古倒退逆流，到1940年，達到了高峰。與這股逆流相呼應的是大肆裁減女職員。婦女界為了捍衛自己的就業權利，利用各種刊物發表文章，並向國民參議會提交議案，給蔣介石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壓力。

    第三次是在改革開放後，從大丘莊婦女回家開始，“婦女回家”的討論一直持續至今。從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二保一”觀點到二十一世紀的“全職太太”觀點，無不折射出對“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角色回歸的社會期待。

    回不回家，是女人們自由的選擇。但不管怎樣，我們都不該懷疑女人放棄傳統，出門與男人一爭高低的初衷－－－平等，作為女人獲得更大的自由與快樂的前提，是一定要爭取的。當工作不再是謀生的唯一手段時，女人擁有了更多選擇的機會，回不回家都成了女人自由、快樂的心事。當女人不再被經濟制約的時候，女人嚮往幸福生活的行動就裝上了加速器。

    然而，有得便有失，得到的同時便意味著失去某些東西。也許只有將二者做一個比較之後，你才能最終確定你的航船駛向哪裏。

    女人拒絕回家的五大理由

    ★封閉生活讓人“鼠目寸光”

    全職太太，每天的唯一期盼就是等著老公從外歸來，盡己所能地做一桌精美可口的飯菜，弄好一家大小干淨平整的衣服，整理出一個一塵不染的家，調教出一個健康聰明的孩子。但天天圍繞著這些瑣事，時間一長你也會膩煩。

    更可怕的是女人居家日久，難免與社會日漸脫節，孤陋寡聞，目光短淺，見解、情趣無法與男人保持一致，無法與他們溝通交流。據說，這也是男人們一貫的毛病：他們把女子幽禁在廚房裏，然後驚異於她的視界太小，鼠目寸光；把她的翅膀剪短，然後歎息她不能振翼而飛。安分的女人們還以為自己用溫柔和操勞替男人編織了一個天堂，殊不料，男人們早已將它看作牢獄了。

    況且，不管有多少女人“回家”了，那些暫時無“家”可歸的年輕漂亮的小姐們還將在外面與男人們共事。紅塵多誘惑，在“回家的女人”中，又會產生多少個哀怨的“秦香蓮”？

    ★現實的生存沒有保障

    即使健全了個人資產的司法制度，即使女人回家後，男人的工資翻幾番，足以維持家庭生活，但誰又能對自己的婚姻打百分之百的包票呢？雖然法律規定離婚時家庭資產二一添作五，可普通工薪家庭的一半資產才夠主婦生活幾年？這豈不是又讓婦女回到解放前“失婚等於失養”的死衚同裏面了嗎？

    重要的，我們身處一個競爭日益激烈、觀念不斷更新的變革時代，可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家庭主婦的生活雖然也有進取的空間，但工作經驗、人際關係、社會適應能力、知識更新等方面無論如何會輸掉，又沒有一生衣食無憂的經濟能力，再找工作求生糊口是很困難的。與其到了皺紋畢現、力不從心時，一無所有地重新干起，勉為其難地再參與社會大競爭，就真不如始終把主動權握在自己的手裏更切實際。

    ★沒有了女人的收入，男人養不了家

    看過網上的一些調查，結果是多數男人認為女人應該回家。許多男人想是這樣想，但問題是女人真正回家後，且不說女人無聊空虛等等，只從生活的角度來看，沒有了女人的收入，男人你養得起這個家、養得起這個女人嗎？還有你的孩子呢？雙方的父母呢？

    回家以後，家庭的經濟收入可能要大打折扣。不可否認，現在家庭收入結構中，女人是佔了相當比例的，失去了女人的收入，70%以上的中國城市家庭是經濟拮據的。環境與其他因素制約著許多女人，所以，為了那些可以活命的“面包”，女人必須拋頭露面去工作，必須做著她們不一定喜歡的事情。

    ★女人回家是一種資源浪費

    讓所有女人回家，它違背了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就業崗位應該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進行分配，而以性別分配必然導致兩性就業機會分配不公。它不能實現人才、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女人回家後，會導致優秀的女性人才、人力資源的浪費和閒置。再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何不讓女人這道美麗的風景線來增添職場的色彩呢？

    ★提出女人回家為時過早，並稍欠公允

    從歷史角度和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現狀來看，首先，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男尊女卑歷史的國度，建國以後女性地位才有了一些改善，但是這種思想卻尚未肅清和改變。市場經濟下一些夫權意識再次抬頭。如果女人回家，由於經濟上的依附原因，則會助長人身的整個依附和精神上的無法獨立，這未免就偏離了提出女人回家的本意了。況且我們經常可以在報紙上或者雜誌裏，看到這樣或者那樣關於女大學生就業難、女工下崗多和事業女人壓力大的報道。

    因此，女性實際上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而要女人回家，只有等女人在這個社會裏受到應有的尊重和善待之後才可以實施。如果家務勞動的價值，在一個男性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裏能夠被承認，回家的確是於社會和家庭都有利的。

    女人回家的五大理由

    ★做全職太太是一種夢想

    有一种女人，她在心中固守著心裏的那份傳統與柔情：她夢想著每天早晨能用愉快的心和溫和的聲音，喚醒還在沉睡的丈夫和孩子；傍晚，等待他們的是色香味俱全的晚餐和明麗的笑臉，還有一個溫暖和明亮的家；她夢想把家收拾得干淨整潔，把一家子的衣服洗得滿是清香，在陽臺上種滿七彩的鮮花；她夢想著在天黑的時候可以閒適地與孩子一起疊千紙鶴，可以全家人在一起看一部溫馨的影片，一起手牽著手出去散步……一家人在愛的包圍中感到幸福的真諦，所有的疲憊和煩惱全部在濃濃的親情中得到了化解。

    ★家政的呼喚與回歸

    男女平等，從根本上說，是人格的平等，是政治、法律和經濟地位的平等，這與婦女是否工作，並無必然的聯繫。堅持男女平等，承認男女有別，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為它能更好地組織社會生產和生活。

    一些人鼓勵下崗女職工轉變就業觀念，鼓勵已婚女職工，特別是收入不高的女職工主動退下來，回家相夫教子，操持家政，怎麼就被視為歧視婦女，男女不平等了呢？這是一個社會對家務勞動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如果社會能夠肯定家務勞動也是對社會貢獻的話，女人的地位，包括經濟地位自然而然會提高。

    鼓勵女職工在自願基礎上，回家主持家政，把家管好，把孩子帶好，實在是一件利國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事。帶孩子必須要有母愛，讓孩子在母親的直接關愛下成長，對孩子是很有好處的。因為任何社會化服務，都不能代替母親的作用，這是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忙亂的生活令人厭倦

    許多忙碌工作著的女人，生活與內心都是一樣的粗糙。早晨，無論如何是不能晚起的，因為要做好早飯，叫起丈夫、孩子。全家人匆匆吃完簡單的早飯，就都出發了，或上班，或上學，留下了狼藉的家。家庭裏的一日三餐想要色、香、味俱全就太奢侈了，因為能擺脫食堂、快餐、泡麵就已是萬幸。忙忙碌碌的又過了一天，疲憊不堪地回到家，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往床上一躺就想睡覺，活得牛馬似的沒有生活質量。每一天中，全家人的心情總是緊張的，情緒是焦躁的，裝束和飲食是最簡單、粗糙的，連說話都是短促、嚴厲的祈使句。

    許多事業有成又有家的女人都有不堪重負的感覺。有時她們會問自己，這樣拚命地工作是為了什麼？家裏亂七八糟的沒有人管，丈夫與自己越來越生疏，孩子的學習成績下降了……

    ★“派”一人上崗

    夫婦一人工作，在世界大多數國家裏，是就業的常態，發達工業化國家尤其明顯。對於這種狀況，人們更多地是看作男女分工不同，而不是什麼婦女受壓迫或沒獲解放的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果，考慮到我國勞動力狀況和就業形勢，“夫婦一人工作”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是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的自然選擇，是經濟發展了的一個標誌。大家不要把“女人回家”看得那麼機械、那麼悲觀。

    當然，這應該是自主選擇，而不宜作硬性規定。工作崗位有限，人浮於事，交通又擁擠，何苦要逼男女都去上班守點，搞得大家都疲憊不堪呢？

    ★出外打拼，不如回家充實自己

    現代女性回家，是為社會減輕就業壓力，緩解競爭，在“下崗”已成為社會問題的今天，回家本身就像是在為社會作貢獻。

    離開辦公室，種種因工作帶來的煩惱也煙消雲散。你就可以把更多的時間放在照料家人上，你在時間的支配上也更為自由，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合理地支配充裕的時間，學習、健身、旅遊，進一步完善充實自己。你也可以優遊地逛街，閒適地泡美容院，在電腦前衝一杯熱咖啡然後寫自己心愛的文字，和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參加一些有趣的聚會，見一些幽默的朋友，適當地去看一場大片或者去聽一場音樂會……這樣的生活豈不美哉？！

    第三種聲音：女性回家與性別歧視無關

    ★婦女解放的真諦

    到底什麼是婦女解放呢？真正的解放是女性知道自己的性向和潛能，而社會又允許她去發揮她的性向和潛能。如果婦女認為自己追求的是職場上叱吒風雲，那麼，這些女性盡可以去做一個事業上成功的女人。而男性應充分理解，給予平等的競爭環境，拋棄“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角色定位。如果婦女以家庭為重，認為自己的價值體現在“相夫教子”中，那麼只要條件允許，這些女性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家中，不必顧忌被女權主義者斥之為“保守主義”。男性則要充分尊重，不能因為其不擔任社會工作就鄙視她們，而應該看到家庭勞動也是一種社會付出，也應該得到社會的承認和社會價值的回報。

    回家還是不回家，應該由女人們自己決定。最可怕的事，就是“政策的引導”，這必然限制一部分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以前，我們曾“引導”婦女衝破家的樊篱，積極投身社會，於是願意回家的女性就成了落後分子。現在如果我們再“引導”女人回家，也肯定會讓一部分想在社會上一顯風采的女性感到壓抑，受到排擠。

    ★選擇，中國女人必須補習的一門功課

    讓我們以吃飯來作比喻。女人大致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不能上桌吃飯－－－能上桌吃飯不能隨便吃－－－上桌以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上桌或者不想上桌，由自己來決定。從“不能上桌”到“不想上桌”，其表象都是女人不上桌，但是，從“不能”到“不想”，其內涵有著天壤之別。前者是女人沒有權利，是被動。後者是女人運用權利，是主動。在美國，有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全職太太選擇“回家”，僱有保姆照料孩子，而自己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譬如讀書繪畫、出外旅遊、運動健身或者參加一些私人聚會、公益活動。

    沒有權利，談不上選擇。有了權利而不懂選擇，等於將權利束之高閣。選擇是權利的縱深，是權利的落實。但是，由於中國人從小沒有接受選擇的教育，權利送到了我們手裏，甚至不知道如何運用。比如，婚姻破裂了可以離婚，可女人卻抱著它不放……不懂選擇的結果是，大家都走同一條路，入同一個模式，成為同一個類型，卻還以為那是天經地義。

    ★女人回家要有一定的條件

    回家，是讓人嚮往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回家，在你決定回家之前，你要想好為什麼要回家，以及回家的條件：

    首先要有一定的經濟保障，使家庭不至於有大的經濟滑坡。當然，各家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不同，各家女性的收入也不同。總之每個家庭要自己衡量。

    其次是男女雙方要有平等的思想。男人要理解妻子回家是為了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照顧家人，尤其是在家裏有小孩子和年邁不能自理的老人時，妻子丟下自己的事業回到家中更是一種偉大的犧牲。而女人需要提供給丈夫的則是一個美滿溫馨的家庭。

    第三個條件是女人應該居安思危，時刻想到自己回到家中是為了生活得更好，而絕不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逃避，也絕不是自己無能力參加社會競爭的表現。在從事家務勞動時要注意不斷學習新東西，不能將自己所學所長通通忘光，這樣才能使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同時，女人也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那就是如果家庭需要，可以隨時再回到社會競爭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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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東方政策

    　　我國的那些所謂的知識階級，他們貿然改變了我國的外交政策，使它不能真切的來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們狂妄的理論得到好處。

    　　我十分在感覺到我必須向諸同志鄭重地談論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俄國的關係。

    　　因為這問題是人人所應該明瞭，而且是本書篇幅所許可的。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務是在使他們民族的繁殖，和他們土地的大小，能夠有一種自然和適當比例，而保障種族的生存。

    　　能夠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自由的，唯有地球睥充分的空間。

    　　德意志的民族，只有靠了這種方法，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強國。

    　　在世界史上，我國民族的利益已經佔有了重要的地位有千年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自己可以來做證明的。

    　　因為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實在是德國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競爭，我們對這戰爭叫做世界大戰。

    　　在那時候，德國的表面是一個世界強國。

    　　我所以稱之為「表面」，就是因為實際並不是一個世界強國。

    　　如果德國的土地和人數能夠合於上述的比例，那麼，德國確實是一個世界的強國了，倘使把其他的種種因素一概置之不論，那麼，歐戰的最後勝利，就是當屬於我們的。

    　　現在的德國並不是一個強國了。

    　　從領土上看來，德國的疆域，和那世界列強相較，那真是小得很我們不必用英國來作例，因為英國實際上只是不列顛世界帝國的一大都會，但是不列顛世界帝國所轄的領土，差不多佔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我們必須再看看其他的各大國，像美國、俄國和中國。

    　　這幾個國家所擁有的領土，都是十倍於現要的德國。

    　　就以法蘭西而論，也應該列入這等國家中。

    　　法國常常使國內的有色人種加入軍隊。

    　　如果這樣的再過了三百年，那麼，法蘭西血統，勢必完全消失於歐非兩人種所造成的國家中，他所擁有的廣大的領土，將會從萊因河一直擴充到非洲的剛果河（Congo）他的種族，也就越來越複雜了。

    　　這就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以和德國以前的殖民政策的不同的地方。

    　　我國以前殖民政策，既不能擴張日耳曼民族的領土，又不敢大膽的靠了黑種人的血統來增強帝國的實力。

    　　德屬東非洲的亞斯加力（Askari）士兵雖然略有這種的傾向。可是這種士兵，僅能保衛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們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國來比較，我們已經不再享有怎樣的地位。

    　　這是不得不歸咎於我國外交政策的謬誤，因為在外交上缺了傳統的政策，喪失了族所賴以維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勵。

    　　這種種的錯誤，必須用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給以補救。

    　　我國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稱的情形--疆域是財富的來源，又是政力量的基礎--以及我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衰弱無望的情形，應該從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設法除去或調濟的。

    　　德國政策是最大的成功，便是我普魯士邦的組織，以及從這一個組織所養成的國家觀念，同時使德國軍隊的組織，也能夠適合了現代化的需要。

    　　因為從個人自衛的觀念變成民族自衛的觀念，這種改變的思想，實在是從普魯士邦的組織呼它的新原則而來的。

    　　因為日耳曼民族的個人主義過分的發達了．因之人心渙散，只有在經過了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才成為有訓練的民族而且使民經喪失了組織能力稍稍得到恢復。

    　　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進得統一的時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經靠了軍事訓練而獲得了。

    　　因了這緣故，對於廢除一般的兵役的任務，--這件事對於其它的民族或者不關什麼輕重--實在和我們的生死相關。

    　　如果我們德國人有了十世不受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由他們去受本性上渙散的惡影響，那麼，我民族在地球早將不會再有獨立生存的餘地了。

    　　這樣日耳曼民族只有在異族的旗幟下而苟延殘喘，對於文化貢獻，這種精神恐怕是不再會有了。

    　　我國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種徒令民族犧牲流血的目標，這兩件事我們必須分別清楚，這種的分別，對於現在和將來的行動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社會黨運動，決不能和那些卑污下賤的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相聯合。

    　　要是我們認國我們現在也須為歐戰的主張所束縛，那是更為險的事；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在使我們的領土和我國的人口的數目能夠互相的調和。

    　　從政治上來說，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國境，這未免太不聰明了。

    　　但是堅持這一種要求的人，反而宣稱他們這種要求是他們政治行動的目標，豈知這種的要求反而使敵方的聯盟更是鞏固。

    　　歐戰八年後--參戰各國的慾望和目的的原本是十分複雜的--在當時勝利的聯盟，現在所以還能團結一致，唯一的理由就是在此。

    　　這些國家，當時都因德國的失敗而獲得了利益。

    　　因為列強駭懼我國的實力，所以把他們彼此的嫉忌完全置諸腦後，反面暫時的團結一致。

    　　他們以為瓜分我們，就是防止我們復興的唯一的政策。

    　　這種不良的居心．和對於我國實力的懼怕，實在是為他們團結一致的原動力。

    　　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世界的局勢完全轉變了，群主和后妃，已經不再為領土而去作孤注一擲，現的統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殘酷而不沒國藉的猶太人。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對於國民族的將來，一些也沒有什麼用處。

    　　因為這種疆界，過去既不能做德國的保障，將來也不能增加了德國的實力。

    　　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團結，又不能使日耳曼民主族的財富滿足。

    　　就軍事上來論說，這種疆界也是不適宜的，而且也不滿人意的，更不能改進了我國在對於世界其他強國的地位。

    　　--與其說對於其它強國，還不如說對於真正的強國--況且，這種疆界不能縮短我國和英國的距離，又不能使我國成為類似美國的一個大國。

    　　再有，就是法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並不因了這疆界而受到怎樣的實際上的損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斷言的，就是要恢復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論那一種計劃就算是成功，也徒然叫我民族來再度和流血使有用的國民，完全去為國犧牲了，能決策勵行而再造我民族的生命的前途。

    　　況且，「民族的光榮」已經使大家心滿意足了，我們必定惑於這種空泛的成功，去放棄一切比較遠大的目標，於是開放門戶去興商業，不到事變發生是不止也。

    　　民族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堅持我們外義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應得的領土。

    　　萬一因了這種行動而流血犧牲，對於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孫，也可以說得出理由了。

    　　在地球上，不論是那一個國家，都不會憑藉了上帝的賜予而獲得了尺寸的領土的佔領。一個國家的疆界的決定的變
    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

    　　一個國家，雖然已經獲得了很多的領土，然而決不能據此而說他的領土應該永遠的佔有。

    　　因為領日的獲得，不過是證明了征服者的強有力的呼喪失土地者的怯弱無能。

    　　佔有的權利，便是寓於這種強力之中。

    　　我們的祖先，對於國土的獲得並不是得之於上天的賞賜，實在是從奮鬥而得來的，所以將來能夠給我民族以土地和生命的，也只有武力而已．

    　　我們雖然明白和法國應該只有妥協的必要，可是，因妥協而犧牲了我國對外政策上的大目標，那也未免不值得。

    　　有意義的妥協，必須能夠擴充我民族在歐洲的地域，因殖民地的取得，還不能解決居住問題，能解決這項問題的，實際也只有獲得可以移民的領土，以開拓我祖國疆域這樣，新移居的人，不但能夠獲得和原來的地方保持密切的聯絡，並且還可以保證新領土和祖國結合後全國產生的一切利益。

    　　我民族社會主義的黨人，現在已經決心放棄我國的外交政策的傾向。

    　　我們現在是採取了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紛紛向歐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們的視線向東去。

    　　我們已經結束了戰前殖民地和商來的政策，只是注意於未來的領土政策。

    　　我們在現在一談到歐洲新領土的開闢問題，必須先想到俄國和他的接壤的國家。

    　　好像命運之神是願意指示我們發的方向。

    　　命運之神使俄國變成布爾雪維克，就是使它喪失了從前俄國所靠以立國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識階級。

    　　因為俄國成為有組織的國家，並不是為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樣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夠在劣等的民族中組成國家的證明。

    　　現在俄國的內部，可以說這種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經排除淨盡，由猶太人取而代之。

    　　俄國人現在決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擺脫猶太人的束縛，猶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統治俄國。

    　　因為俄國人不善組織極易分化的緣故。

    　　這個在東歐的龐大的帝國，現在已經快潰了，猶太人統治的末路，便是俄國國祚的告終。

    　　自然猶太人是反對我們所採取的政策的。

    　　他們引畢士麥的主張，作為他們唯一的理由，去擁護一種無聊而有害於日耳曼民族的政策。

    　　他們說畢士麥也極注意和俄國發生親善的關係，這句話確是不錯。

    　　不過還有一層，他們不會提及，就是畢士麥也極注意和意大利發生親善的關係。

    　　但是畢士麥實行和意大利聯盟，為的是易於抵抗奧國。

    　　這種聯意的政策，為什麼不繼續下去呢？我知道他們答案必定是．「因為現在的意大利，已經不是從前的意大利了。」好，這句話真是不錯。

    　　可是，我說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俄國了，讀者諸君也當答允的。

    　　那種能夠見機而行的畢士麥，他決不會受聯俄政策的拘束的。

    　　所以這一個問題，並不是「畢士麥在當時採取什麼政策」，而是「他在現在將採取什麼政策」上面。

    　　這一個問題，也是不難答覆的。

    　　因為畢士麥的政治手腕，決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潰的國家去聯盟的。

    　　還有畢士麥對於殖導和商業的政策，在當時也很躊躇不定，因為他留意於採取極安全的方法．使他的創造的國家，能夠安全和鞏固。

    　　這就是他願意和俄國聯盟的唯一的理由因了這一個理由，可以使他得自由的向西方發展了。

    　　不過這種政策，雖然在當時有利於德國的，但在現在，反而有害於德國了。

    　　在一九二O年到一九二一年，本黨受各方面的慫恿，開始和他的解放運動相聯合，而和宣傳十分有力的「被壓迫民族聯合會」（Association of Oppessed Nations）取一致行動。

    　　這聯合會的主要分子．就是巴爾幹各邦（Balkan States）埃及和印度的代表。

    　　這班人給我的印象他們只是空談，並沒有家力來做後盾。

    　　但是也有不少的德國人，尤其是相信民族主義的德國的人，競為這班呶呶不咻的東方人所欺騙，他們把那些偶像露面的印度或是埃及的學生。當作了印度或是埃及的真正的「代表」。他們從不會仔細考查過，而且也沒有發覺這種既沒有後盾，也沒有那一個人授給他們的權力，叫他們締造那一種協定。

    　　所以和這種人互相周旋，結果是等於○，徒然是浪費時間而已。

    　　我還記得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間，民族主義的團體之中，忽然發生一種幼稚可笑的希望，大家以為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崩潰。

    　　有-部分從亞洲來的江湖騙客，（他們也許確是真正為印度爭取自由的戰士，然而這不是我所計的）他只遍歷歐洲各地，去慫恿一般明達的人說，雖以印度為樞紐的不列顛帝國將要崩潰了。

    　　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思想是由他們的希望而產生的．

    　　假使妄言英國並不把印度在不列顛帝國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話，這未免太幼稚了。

    　　一般人認英國將要放棄印度，這實在是一種不幸訛傳，這足以表明他們不曾在世界大戰中獲得教訓，而且也沒有看出盎格羅撒克遜人的堅決的性格。

    　　同時，這種見解，又證明也德國人完全不知道不列顛人統治他們的帝國的方法。

    　　因為英國要是不讓異族去參政和不受強敵的武力壓迫，那是決不會喪失了印度的。

    　　就是印度的叛變也是難於成功的。

    　　照我德國人的經驗，知道要強制英國人去做他所不做的事，那是非常困難的。

    　　就是一切完全置之不論，均以德國人的立場來說，也寧願英國統治著印度而不必見印度去受其它的民族的統治。

    　　還有希望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運動，這也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瞎談。

    　　當歐洲大戰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情形已經是很不好。

    　　我們去和奧土兩國同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慶幸的。

    　　因為正當世界軍備和工業最盛的國家在秣馬厲兵，形成了大家一致進攻的陣線的時候，我們乃支聯合一兩個孱弱落全伍的國家。要把這奄奄待斃的廢物去和生氣蓬勃的聯盟抵抗，這有什麼用呢？這種外又政策的錯誤，已經使德國受到莫大的損失。

    　　我站在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上，以種族為標認而來品評人類，對於把一民族的命運擊之於所謂「被壓迫民族」的一點。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因為就種族來說，我早知道這種被壓迫的民族是毫無價值的。

    　　現在統治俄國的當局，他們並沒有誠意去和他國締結同盟，或是遵守盟約。

    　　我們切不可忘記了他們是一種身染血污的卑鄙的罪犯，是人類中的敗類，只因他們得到了乘亂舉兵的機會，因而可以去蹂躪一個大國用了他們殘暴的手段，去屠殺無數的最有知識的同胞，並且施行他們最專制的統治。

    　　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

    　　我們又切不可忘記了他們統治者所屬的民族，是兼有獸性的殘酷和說謊的特長的，並且還自以為將要去壓迫全世界的。

    　　我們尤不可忘了那些沒有國藉而完全統治著俄國的猶太人，他們並不把德國看成是朋友，而把德國看成一個應該遭受同樣命運的國家。

    　　俄國所受到的恐怖，現有已經輪到德國頭上。

    　　德國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第二個巨大的目的地。

    　　我們必有面具有青年傳道者的全副精神，才能去復興我民族，拯救人民族，使我民族脫離國際毒蛇的蹂躪，並且防止我民族內部血統的混亂，這樣一經解放，就可以去運用我民族的力量，去保全我們的民族性。

    　　假使我們的目的是這樣，而再去和某一個強國聯盟，此強國的統治者，便是我國將來不共地戴天的仇敵，這豈不是我們大愚蠢了吧！

    　　在同盟政策上舊德意志帝國所鑄成的大錯，就是因為方針不定，並且不願一切的利害，一味的敬苟且偷安，以致我國的對外的一切邦交。

    　　弄得十分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確也不可非議的，那就是不會和俄國繼續著維持良好的關係。

    　　我坦白地承認．在大戰以前，我曾經想過，德國要是放棄了他的愚笨的殖民政策的海軍政策，聯絡英國去對抗俄國，並且再拋棄他支配全世界的野心，去採取一種在歐洲大陸上能夠獲得領土的確定政策，那麼，他的情勢必定較為佳好。

    　　在從前，鼓吹蘭斯拉夫主義的俄國，常對於德國加以一種橫蠻的威協，這是我不會忘掉的，俄國常常做一種動員演習，他的唯-目的，便是在滋擾德國，這是我也不會忘掉的，在戰前，俄國的輿論，對於我民族和帝國常作一種忿恨的攻擊；這也是我不會忘掉的。而尤其不能使我忘了俄國的大報紙，往往贊助法國而不贊助我德國。

    　　但是在大戰以前，我們尚有另-條路可走，這就是我們為了要使俄去抗英的關係，不妨去傾向俄國。

    　　現在列強諸國的團結，差不多向我們作一個最後的警告，使我國民去擺脫夢想，顧及事實，並且還明白昭示我們唯一的一條道路，照此道路前進，這老大的國家，那才會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會主主運動，假如能夠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務，去擺脫一切的幻想，以理智作為唯一南針，那麼，一九一八年的火禍．或許可以轉變而為民族的將來的福利。

    　　從此，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政治上傳統政策，」（Poltieotradition）這種政策，英國是有的，俄國也是有的，法國也咎往為了本身的利益，而決定採取這種良策。

    　　日耳爾曼民族對外行動的傳統政策應如上述，這是德匡應走了路線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陸方面，德國不能容有兩大強國在歐洲崛起。

    　　凡是企圖在德國鄰近變為軍事的強國的，即使略具軍事的形勢，德國、也必定看作是一種侵略行為，而以各種手段去加以制止的，就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也是在所不惜的，

    　　這不但是德國的權利，而且是德國的責任。

    　　如果和英意兩國締結同盟，在軍事上的結果，必定和聯伊的結果相反的。

    　　最重要的便是和這兩國「接近」，決不會引起了戰爭的危險。

    　　對這同盟可以站在反對態度的唯一強國--法蘭西--那也沒有力是來反對於是這種同盟，將使德國在平常的時候就從事著種種的準備工作，以便在盟約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和法蘭西謀一個解決。

    　　因為這種同盟自己能夠去破壞那使德國極感不安的三國協商，（Ertente）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敵人法蘭西陷於孤立。

    　　由是英意德三國的新同盟，將操縱一切，而法蘭西便也失掉了他的優勢。

    　　另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事實，就是這新同盟中的國家，各有可以互助的專門技能，所以德國最後所獲得的同盟國決不會像水蛭的吸取血液，而能盡了他的力量來補充我們的武備。

    　　我已經在前章中說過了，要把這種同盟來使之實現確有種種的困難．

    　　然而三國協商的成立，他的困難豈在比這要少的。

    　　他那各國的利益，本來是互相衛突的，而英王愛德華七世（Kine Edward）到底能夠完成了。

    　　倘使我們能夠明瞭這種進展的必要性，靠了精巧的手腕和慎重的考慮，去統一我們的行動，那麼，我們的同盟，必定是不以成功的。

    　　現在，在我們國內的敵人，固然對了我們懷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會黨人，終不宜被這種狂吠有所迷惑，我們應該舉內心所確實信以為重要的事實宣示於人。

    　　狡猾的猶太人利用我德國人思想上的缺陷，用於奸詐的手段，去使與輿論陷於荒謬。

    　　我們對於這種荒謬的輿論，必須用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來對付的。

    　　我們在現在雖是河中的一石，可是在幾年中，命運會使我們成為一種障水的堤坊，一切的洪濤巨浪，將要於這堤防所激破，流入於新的河床之中。

    十五、緊急防衛權

    　　我們的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停戰的時候就採取了一種乎幾要自超於滅亡的政策。

    　　我們現在所有的時光，和一八O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慘敗後的普魯士復興時所需的時光差不多，然而，我們不能來利用這時光，反而使國勢一天一天的衰弱，這是人人所共知的。

    　　他的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在簽訂了辱國的停戰條約以後，國人對於敵人屢次所提的壓制政策，並沒有能力和勇氣來給他反對。

    　　他們敵人是很聰明的，不過他的要求一次來提出。

    　　停戰的人命令，要我國解除軍備，使我國在政治上失去了憑依，成為孤立無助的狀態，而經濟的掠奪，又是層出不窮的，一一相繼而來，這用意，就是要便我們認識道威斯（General Daroes）的調停是不幸運，羅加諾條約（LoearnoTreaty）是勝利。

    　　從一九二二年冬季到二三年，我們知道了和約成立之後，法國仍是實現他的最初的參戰的目的。

    　　如果說人口不多的法國，他們參加這次空前的四年半的大戰，目的是戰後的得到賠償損失，這種話叫誰肯相信呢？

    　　如果說亞爾隆斯羅邊（Alsace-Lorraine）將來的政策的一部分，那麼，法國的作戰，就很容易解釋了。

    　　因為他們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國分列成許多的小國，這就是法國參戰的目的。

    　　然而，法國的參戰，實在無異於把他的民族出賣給沒有國藉的猶太人而做首他們的奴僕。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的政變，像迅雷閃電樣的突如其來。

    　　但是當國內在發生大變的時候，我國的軍隊還是深入在敵國的復地。

    　　當時，法國所首先去注意的，並不是把德國來使它分裂，而是在怎樣使德國的軍隊很快地退出法比兩國邊境，因之，巴黎當局，在戰事結束的時候，他的第一任務，便是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並且使他們退回德國去。

    　　不過有待於此事完成之後，他們才能設法把最初參照的目的來實現的。

    　　不過說英國來說，德國既喪失了殖民和商業的勢力，因而降成為次要的國家，可是英國的參戰，已經獲得勝利了。英國也並沒有毀滅德國的心思，實際上，他是極希望將來的歐洲有一國能夠和法國來對抗。

    　　所以，法國也不得不靜待著和平，然後再開始他已經從歐戰樹立的基礎而來工作。

    　　克裡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稱和平不過單是戰爭的繼續，這句話實在有著深長的意義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國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

    　　我相信，要使法國對於我國的用意變為唯一的方法，便是使我國的政策轉變了來對付敵人。

    　　我相信，如果德國能夠行使法國陷於孤立的地位，那麼第二次的大戰，必定不是德國反抗世界的戰爭，而是德國自衛以對抗法國的戰爭，因為法國擾亂世界和嚴的緣故。

    　　如果德法兩國，不斷發生衝突，而這衝突只是防禦法國的侵略，那麼。這種衝突，一直繼續下去而永遠不會發生戰爭，而德國的國境，也難免世世的被人侵略而不斷的有所變更了。

    　　等到德國人完全能夠明瞭到這一點。

    　　日耳曼民族的生氣，便不再虛擲於消極防衛，而能起來一致有對付法國，這才能和法國解決了這永久不決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兩國間的情況，又到了十分緊張的時候了。

    　　法國正在打算對德國作大規模的壓制，而且在師出有名。

    　　他希望能夠佔領魯爾（Rnhr）這地方，去破壞德國的最後的國基，使我們陷入於經濟困之而負債纍纍。

    　　這魯爾被佔，命運倒又給日耳曼民族以一種振興的機會。

    　　因為這件事粗看起來，好像是大禍臨頭了，但是仔細觀察反而有使德國脫離苦海的可能。

    　　當是法國確是第一次和英國疏遠，就是審慎的想維持這英法聯盟的英國的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國人，大家都認為英法間的關係是已經結束了。

    　　英國商業的團體，對於法國在大陸上勢力的一天一天增加，自然地十分憤慨的。

    　　法國佔領了魯爾煤區，實在使英國喪失了他在大戰中所的一切的成功，現在的勝利者，已經不是英國靈敏而勞苦的外交家，而為福熙（General Foch）元帥和他所代表的法國。

    　　意大利也對法國有著惡感。

    　　其實，戰爭在剛結束的時候意法兩國的友誼，已經就不大好，現在是竟一變而為仇恨了。

    　　將來終有一天會使昨天的友邦變為明天的仇敵的。

    　　但是這事件終於未生的緣故，就是因為德國的總長，沒有恩韋元帥（Enver Pasha）的才能，則只是一個庫諾（Cuno）而已。

    　　當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們還不能因法國佔領魯爾藉口重振軍備，我們必須先在德國的民族中灌輸一種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志益趨堅強，而且須將國內最大的惡勢力完全除淨盡。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撲滅馬克斯主義的結果，便是--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懲罰，便是我們坐失良機，不會徹底消滅馬克思主義的叛黨和暴徒的工作的結果。

    　　那些小資產階級，他們以為現在的馬克斯主義，已經不比從前，且以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敗類」，曾經犧牲了二百萬生命作為奪取的工具而不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為民族的正義觀念而服務，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想！瞎希望這班叛徒來做解放德國的戰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這班瓣叛徒也決沒有這種想法。

    　　馬克斯主義的人們不能不為叛逆，這等於野狗不能棄死屍而不食是一樣的。

    　　一九二三年之情況和一九一八年的情況很是相像，不論我們來決定那一種的抵抗政策，他的要點，都在使我民族脫離馬克斯主義的毒氣。

    　　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國家主義的國民政府，他的急務就在獲得以去滅撲馬克斯主義的力量，而且給這種力量以自由處置的權力。

    　　當國外的敵人，對我國施以一種致命的打擊的時候，而國內的叛逆，又潛伏在街頭巷尾，這時的政府千萬不在留變於「安寧秩序」的笨策。

    　　要是最後解決我民族敵人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於混亂，那麼，真正的國民政府，應歡迎邀紛擾不安的時局。

    　　我常常懇求民族主義的各黨，應該在應使命運的支配，使我黨施行對付馬克斯主義和明確，然而，他們對我的勸告，總是置之不理。

    　　他們（包括了國防軍的首領）大家自耍聰明，終於忍受了那最可恥的屈服。

    　　當時，我很感覺到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的使命已經完畢，不能使他們再負其他的什麼責任了。

    　　在這時候，我坦白的承認，我對於阿爾卑斯山以南（South ftheAlps）的偉人，
    發生了熱烈的欽慕。

    　　他為了酷愛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國內的敵人妥協，而且竭力用各種可能的和段和方法來撲滅敵人。

    　　莫索裡尼所以能夠列於世界偉人的緣故，就是他決心不和馬克斯主義平分意大利，而且撲滅國際主義，來拯救他的祖國的緣故。

    　　德國虛偽的政治家得莫索裡尼相形下，真是小得很。

    　　我國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和那寬恕馬克思主義的辦法，一開始就使我們在魯爾不能採取丁怎樣有力的抵抗。

    　　他們讓我國的世仇馬克斯上義的徒黨蟄居在國內，我們再要起而去和法國作戰，那真是愚妄的傻子。

    　　不難預言的行將發生的事變，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發生了，空喊著向法國抵抗，這是徒然的，因為在軍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勝利呢？要知道德國對於魯爾事件的行動，結果如能撲滅德國的馬克斯主義，那麼我們就已操勝算了。

    　　如果德國一旦而能夠脫離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後的發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馬克思主義在德國毀滅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國身上，也就粉碎無餘。

    　　自從有史以來，我們從來不曾被仇敵所征服過，征服我們的只有我們本身的敗德，和那伏在一旁和敵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賜德國一個偉人，這偉人的名字叫做柯諾。

    　　據柯諾的推理；「法國佔領魯爾」

    　　魯爾有的是什麼？是煤。

    　　法國的佔領魯爾，不就是為了該地的煤？「柯諾的推理既是這樣，所以他心深信用罷工的手段，可使法國人喪失了他的煤，而且因無利可圖，早晚必定會退出魯爾的。

    　　這就是我」民族「」傑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實行罷工，就得要借助於馬克斯主義力量，因為罷工和工人的關係最是密切。

    　　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國人構成一條聯合戰線（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柯諾把工人和馬克斯主義者看作是一樣的東西），那是十分要緊的。

    　　而馬克斯主義者，他們也贊成這種意見，因為馬克斯派的領袖他需要柯諾的金錢，這不亞於柯諾需要他們的來參加構楊一條」聯合戰線「。

    　　如果在當時，柯諾先生不用金錢來運動總罷工，作為結」聯合戰線「的基礎，而去令德國全國的人民，大家多做兩小時的工作。

    　　那麼，」聯合戰線「的騙局，必定在三天內暴露了。

    　　凡是民族，決不能自己不努力而獲得自由的，只有犧牲，才能獲得自由。

    　　說到消極抵抗。那是斷難堅持久遠的，除非完全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東西的人以外，決不會有人去空希望這種荒謬可笑的方法．能夠驅逐了霸佔領土的敵軍的。

    　　像魯爾的威斯法裡亞人（Wesopha Kians）知道有了八十師或是一百師的軍隊，在準備來援助他們，那麼，法國的軍隊，自然要感到困難，像是坐在荊棘叢中一樣。

    　　當工會飽受了柯諾的捐功，將要把軟弱的消極抵抗，改為而成為積極的攻擊的時候，共產黨便立刻脫離了民族的戰線，回復了他們本來的面目。

    　　到了這時候。柯諾先生也只好默然的退職。

    　　從這點德國增加一番經驗，只是也喪失一個希望。

    　　犧牲了億兆的金錢，和千萬德國青年（他們大都頭腦簡單，輕易信仰德國統治的人的話的。）終於也不免到那悲慘的崩潰和可恥的屈服的，人民對於這種賣國的舉勸，真是怒不可遏。

    　　億兆的人民，大家都認明唯有根本為肅清德國現行的全部制度，那才會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太審判的時候，曾經作演說，現在把這演詞的最後一句摘錄在這裡．

    　　「我國的法官，痛斥我們的行為，這雖屬正當，然而主持更高真理較好法律的歷史女神，必定會來撕碎這種判決；而且還要嫣然微笑，宣佈我們儘是一些無辜而受害的可憐人。」

    　　關於引起及決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變事實，我不想在這裡來加以敘述。

    　　因這我想相信這種敘述，對於將來是毫無補益的。

    　　事已如此，批評有什麼效用？而且對這應負責的人。

    　　我也不想多言，因為他們愛護民族的心，不落人後，可是他們迷失了共同的途徑，或在選擇道路的時候，不單是求其一致而已。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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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強者的獨裁便成為最強者

    　　一般的公民，他們聽到各種勞一團體合組成工會。

    　　努力團結避免分化的消息，他們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這種的組合必定能夠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團體，必定可以變為強大的團體。

    　　可是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佈某種真理。說是解決某項的問題，提出某一種的目的，並創始某一種的運動．以求他的理想的實現。

    　　一個社團或是一個政黨的建立，便是這樣的。

    　　他從前的計劃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實現。

    　　一個社團或是一個政黨的建立，便是這樣的。

    　　他們的計劃，或是在革除現存的罪惡或是在實現將來的新社會。

    　　同一的目的而奮鬥的，都應該參加這種運動，借此而增加他的實力，使他們共同的希望更為容易實現。

    　　然而在事實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結果，這是有著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可以稱之為悲慘的原因；第二種原因是基於人類的弱點可以稱之為可憐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來說，世界上不論那種豐功偉業，大都是在實現眾人所共有的宿願。

    　　這是各時代和各種大問題的特質，千千萬萬的人努力於解決這種問題，而且有些人還自認自己負此重任，完全是受著上天的使命。

    　　於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爭勢的時候，惟有比較強壯比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頭地而獲得最後的勝利，能夠擔當了這項巨大的任務。

    　　所不幸的就是他們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達到共同的目的，他們只相信自己是對的，各自照著自己的主張去做並不互相的幫助。

    　　人類往往為了嘗試的失敗而得到教訓，終於獲得事業的成功。

    　　這就是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我們從歷史中去研究要解決德國問題．有兩條途徑。

    　　這兩條途徑的代表和戰士，是奧地利普魯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倫皇室他們老早就應該合併為一，其餘的小勢力，應該各自依他們自己的意見去把團結力歸附於甲方或是乙方。

    　　這樣最後勝利的一方面所採取的途徑．自然是應該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過，奧地利所用的方法。斷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國。

    　　總而言之，統一而又堅強的德意志帝國，這是全體德國人心目中所視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結果。

    　　因為德意志帝國的皇冠，並不像一般的人所說是從巴黎的圍攻所得來的，實在是得之於寇尼希格萊茲（Koniggratz）的戰場德意志帝國建樹，並不是用協用力的主法去從事共同的志願，實在是由於竭力爭霸而鬥爭的結果；就是普魯士是由爭霸獲得了最後勝利。

    　　所以多數的人大家都超向於同一目的，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我們從這些地方可以去認識出最堅強最敏捷，而且能夠戰勝一切的人。

    　　第二種理由，不但是悲慘，並且是十分惋惜的。

    　　這就由於嫉妒，貪婪、野心以及盜竊觀念混合而成的人類的劣根性。

    　　人類的重大事件，大都雜有這類的邪念，這是十分可歡的。

    　　當一個新運動發生而且採取特殊的黨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起來用這新運動的目的奮鬥。

    　　然而他們並不是真的忠心著去參加這個新運動而想獲得優先權，實在是想乘機竊取黨綱，以謀自己去另組新黨。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間，有不少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新團體和新政黨。

    　　這些團體和政黨系自然的發展，不能歸功於他們的創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慢慢地團結為一個勝利的政黨。

    　　有幾個某黨的創始人，他們自知他們的運動沒有什麼成績，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犧牲了他們的個別運動，無條件的歸附於強有力的運動，這種行為，足以證明他是確實忠誠訴。

    　　那連（Nurnberg）德國社會主義黨（German Socialist Party）領袖唐留士．史特萊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誠摯。

    　　兩個政黨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獨立。

    　　當史特萊希有一天確切地知道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實力和發展確是超過了德國社會主義黨時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動，使他的同志，大家和優勝的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舉行，實行合併而為共同的目的去奮鬥。

    　　這種果斷的精神，深堪讚美，能夠像他這樣來干的。

    　　實在是得難能可貴的。

    　　我們所不應該忽視的，就是世間一切的豐功偉績，必須靠自己個人的勝利，決不是靠群力和結合所能產生的。

    　　由群力的結合而得到的成功，決不能長久，因為在開始的時候，已經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種子，甚且前功盡棄的。

    　　真正足以必變世界思想的偉大的革命，除掉由單獨的力量所領導猛烈鬥爭而外，
    決不會有什麼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國家的創造，斷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義聯合會所能濟事的，只有具備金錢一般的堅決意志的單獨運動，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運動獲得最後的勝利。

    　　九、挺進隊的意義和組織

    　　舊德國國力所維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機關和軍隊。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體打倒了，把軍隊解散了，把政權委託給腐敗的政黨了。

    　　國家的權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憑依。

    　　然而這三顆柱石，常常是國家的權威所維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權威的基礎。

    　　權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眾的一致擁護，可是，單單靠了群眾張做基礎，那權威仍舊是十分脆弱而不穩固的。

    　　所以權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顯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眾的一致擁護和武力兩者相輔而行，那麼，到了相當時候，基礎便會致穩固，而成為伎的權威了。

    　　如果群眾不一致擁護、武力、以及傳統的權威，三者合而為一，那這權威可以說永不會發生動搖了。

    　　革命興了起來，這種希望，便就成為絕望。

    　　傳統的權威已經消失．

    　　舊帝國的崩潰，和舊帝國過去的光榮徵象的破毀，已經把傳統的精神悍然打破，結果，是國家的權威，受到了一個極重大的打擊。

    　　就是支持國家權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領袖大都不惜把舊帝國中有組織的軍隊，來加以摧毀，把這殘餘的軍隊從事於革命的鬥爭。

    　　這種動不動就要改變的烏合的軍隊，他們把軍役看作尋常的的八小時工作一樣。

    　　實在我們並不能希望他們來有助於國家的權威。

    　　所以第二種保障權威的要素也就消滅了。

    　　而實際上革命所賴以建立權威的，只是群眾的一致擁護的第一種要素而已。

    　　不論那一種民族，都可以分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種的美德，並且有犧牲的勇氣和決心的最下的是人類的敗類，他們只知道自私縱慾自利，放佚淫侈。

    　　在這兩者中的是第三階級，為數最多，他們既沒有英勇的決心的犧牲精神，但也沒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為。

    　　我們可以加以注意，就是這班群眾--我一向稱他們叫做中間階級一從來不會變成重要，只有當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兩者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始能顯示出他們的重要來。

    　　比方他們不管那一方面獲得勝利，他們都望風而靡的去歸附勝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賢者來握權，他們固然安心相從；可是被小人專政，他們也絕不會反抗的；因為中間階級，他們是絕不願有鬥爭的。

    　　在歐戰告終時的情形大略是這樣．國內多數的級人民，因為迫於義務，已經有了相當數目的為國捐驅；一部份最優秀的國民，差不多全數犧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級國民，靠了荒謬的法律的保護，同時，他們又不遵從治軍條例，所以反得得偷生敬安。

    　　我們的民族中安安穩穩留下來的敗類於是起來革命了；因為一些優秀的國民，大半已經戰死沙場，沒有人再來對他們反抗了。

    　　這班馬克斯主義的亂黨，他們不能專門靠著群眾的一致擁護來維持他們的權威。

    　　然而，這一致擁護的權威是新共和國所急需的；因為他們不願在短期的混亂之後就被我國碩果公存的優秀分子所組織成的討伐軍來撲滅。

    　　具有革命思想和從事於革命的人，他們自然不能而且也不願受軍隊的保護。

    　　因為他們所願望的並不在組織一個國家，而是在破壞現存的國家；他們這種思想正好亂成性的軍隊相吻合的。

    　　他們的口號並不是德意志共和車間的「秩序」和建設，而是國家的「掠奪。」

    　　在這時候，有大批的德國青年，他們出來說願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們大家身上穿了軍裝，背了槍械戴了鋼盔實行來抵抗蹂躪他們祖國的人。

    　　他們在做義勇軍的時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們為治安計，就不得不來維護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礎築固。

    　　他們的行動，完全是出之他們的至誠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猶太人，他們對於當時的情勢，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確。

    　　他們知道德國，所以人使德國陷於布爾雪維克主義流血慘劇，尚還沒有到時候。

    　　從前線歸來的將土對這事情怎樣呢？德國的軍人能不能容忍呢？這些都是疑問。

    　　在那個時候，德國的革命，不得不有著十分緩和的表示。

    　　因為要不是這樣，那德國的革命，可以在幾星期之中，被德國兩三師的軍隊完全擊破而消滅的。

    　　在這時候，如果某師長和他的親信軍隊決心扯下紅旗來的話，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槍彈壓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個月，這一師的軍隊必定可以擴大而為六師。

    　　這是在暗中操縱著猶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於亂徒的暴動的掠劫，那些近護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內的。

    　　軍命的進展，是由於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見相左，完全基於戰略，不是他們所能瞭解，而且也不是合他們的脾胃的。

    　　社會民主主義慢慢地得勢，這種運動也就跟著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戰還沒有告終的時候，帶有民眾惰性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成為國防的障礙物了。

    　　在他們黨中極端活動的人物，脫離了該黨而去組織成一種積極進攻的新陣線。

    　　這種新組織就是為革命馬克斯主義作戰的獨立黨（Lndcpcndent Party）和斯巴運庫斯團（Spanatacus Union）。不過，當德軍從前線退回來的時候，每個軍人都是虎視眈眈的，因此革命的進程，便又超於和緩了。

    　　社會民主黨的主體處在勝利的地位，獨立黨人斯巴達庫斯團便就失掉了他們的勢力。

    　　這種變化，如果不是已經過了鬥爭，那絕不能這樣的。

    　　在這變局還不會實現以前顯然有著兩大壁土互相的針鋒對峙，一是維護和平秩序的政黨，一為流血恐怖的團體，小資產階級。

    　　自然是傾向於和平和秩序的政黨方面。

    　　結果，到底為了種種的原因，從前仇視共和國的人物，現在是不再做他們的仇敵了，而且幫助他們來征服共和國的敵人。

    　　再進一步的結果，就從前擁護帝國的人物他們原想是要反抗新國家的。現在那也不必再來杞憂了。

    　　如果我們在舊帝國的本身的種種缺點外，另外再去考慮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結論．

    　　（一）因為革命把我們的責任心和服從觀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為當局的許多政黨的怯懦無能。

    　　第一種原因，就是因為我國的教育，是一種沒有民族性而純粹是國家教育的緣故。

    　　因為從這種教育，去養成對於手段的目的的謬誤觀念。

    　　責任心和服從觀念以及實踐，他的本身並不是目的（這等於國家的本身並不是目的，）實在是為扶助並保障社會生存的一種手段，用了這手段，去維持精神和物質雙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為我國的人民（還是說我國的政府）不能瞭解上述的許多觀念真義，因而使這些觀念變成為脆弱的空論。

    　　關於第二種原因，小資產階級的許多政黨（可以說是舊帝國下僅有的政治組織），既是武力認國屬於國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發抒他們的意見。

    　　在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十分錯誤的；因為敵黨久已把這方法拋棄不用，公然喊著要盡量採用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口號了。

    　　小資產階級的各政黨，他們在沒有的新制度妥協之前，他們的政綱還是靠在舊國家的事務上；然而他們的目的。

    　　的確也願意在可能的範圍中，想在新環境中去佔得一席的地位。

    　　不過他們唯一的武器，還是和從前一樣，靠著那空談的文字而已。

    　　在當時有能力而敢反對馬克斯主義以及受馬克斯主義鼓動的群眾的，最初當推「義勇團「（Free Corps）接著是各種自衛和民團（Einnohnerwehr）最後是傳統的勢力。

    　　過去馬克斯主義獲得成功，這是因為在他們動用政治的決心和暴力。

    　　民族主義的德國所以終於完成他們的發展的希望。就是因國他們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堅決合作的緣故。

    　　民族主義的各黨不論他們具有怎麼樣的政治野心。因為他們沒有戰鬥的能力，所以不能憑了鬥爭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團是有此實力的，他們是巷戰的能手，可是，他們缺乏了政治觀念和目的，所以他們的力量，對於民族主義的德國，也沒有什麼利益的。

    　　猶太人利用報紙的力量來宣傳民團非「政治性」的觀念。

    　　倒頗獲得在成功，恰好像他們政治的技能，往往宣傳他們的鬥爭是」合於理智「的鬥爭。

    　　缺乏偉大的新觀念，常是缺乏戰鬥力的一種徵兆。

    　　如果能夠覺察深信改革後的新制度必定會獲得勝利話，那麼，對於武器的最殘酷的，也必定會相信而有動用的權利是同樣荒謬的。

    　　一種運動如果不能去為了這種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奮鬥，那麼必定不能堅持到底的。

    　　法國革命，因為能夠產生出一種偉大的新觀念，因此他們就發現了成功的秘決；俄國的革命也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是完全由理想去發生力量，他們的理想，在使整個的民族復興，結果是為他們的民族造福不淺。

    　　國防軍的組織統一以後，馬克斯主義也慢慢地獲了他們的權威所必需的力量，於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實，去解散那似乎帶有危險性的民族主義的民團，這是勢所必然的。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創立是一種新運動的象徵，他的目的．並不是小資產階級正氣黨的死守著舊狀態，恢復一切的舊觀念，而是在建設起一種新的有生氣的民族國家，去替代這時候的無意義的機械的國家。

    　　這種新興的運動，因為確信他的新主義有著極端的重要，所以認為如果能夠達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大概據一種世界觀而引起的恐怖時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權威所能破壞的；但是，這恐怖時期，常為一種新的世界觀（也同樣有著勇敢而決心的）所屈服。

    　　固然處在政府的地位以維護國家，或者不免要對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實是不容抹殺的。

    　　我國家正被馬克斯主義所蹂躪著，我們的當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無條件的投降了馬克斯主義，此後他斷不能突然起來把亂戡平反過來，高踞閣席的資產階級的許多傀儡，他們只是說著空話，而說」工人「不可反抗，足見他們談論到」工人「的時候，便就聯想到馬克斯主義了。

    　　我已經說過我黨為了要保護我們的集會起見。

    　　曾經組織了一個隊伍，而且這樣隊伍，以後慢慢地採取了軍隊發生性質來維持秩序，並且望他努力前進，成為擔任組織工作的集團。

    　　這一個集團，最初不過是單單為集會而設的衛隊。

    　　所以他的任務，不過在使我們的集會，不受敵人的搗亂而中止。

    　　他們所受的訓練，專門在向敵人攻擊並不像德要人民黨中的那些笨拙的宣傳的以門耿目的的，實在是因為他們十分明白抱著理想的那種人，如果一遭到狙擊，那麼理想就無法實現了。

    　　這是在歷史上常常見到的，一些偉大的領袖死在窄小的賊子之手中。

    　　所以，他們並不以暴力為目的，他們是保護傅布偉理想的人，免掉遭受暴力的危害，他們又知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去保護民族，那麼，他們就不應該去保護這種國家；因為他們的職責，是在保護民族，努力於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國家的壞人。

    　　所謂挺進隊不過是我們黨中的一部分，正像宣傳、報章、科學機關等各為我黨的一部分是一樣的。

    　　組織挺進隊的根本要義。

    　　除了嚴格的體格鍛煉之外，還把隊員們訓練為絕對信從民族社會思想的代表，並且力求整飭他們的紀律。

    　　這和一切小資產階級防衛組織不一樣，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組織也不相同。

    　　在那時候，我所以竭力反對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挺進隊使它們擴充而成為一種防衛的團體，這是有著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實來說，私人的防衛團體，如果沒有得到全國的力量來贊助，那是決不能實行民族防衛的要使「自動的訓練」，來成為一種具有軍事價值而能達到適於一定用途的目的的組織那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因為他缺乏一種發號施令的力量；這力量便是一種懲罰權。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們所以能夠如募「義勇軍」的緣故就是因多數的義勇軍，他們大家都從前方是歸來，而且他們又是曾經受過舊式軍隊的訓練的。

    　　可是，在現在的「防衛組織」，那就完全缺乏這種精神的。

    　　我們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難，假定有某一種團體，能夠不避困難，為德國造成許多人材，使這許多人材大家都具有真實的情感和充分的軍事訓練，所得的結果，也是要失敗的。

    　　因為現在我國不但沒有意思養成這種軍人，而且對這，軍人還加以深惡痛絕呢？因為這是和禍國殃民的各領袖的隱衷絕不相合，這就是現在的實在情形。

    　　在數年之前，國家曾悍然犧牲了八百五十萬受過高等教育的優良的軍人，事後不但不加調用，而且受著人家詛罵，以為他犧牲的報應，現在政府又要秘密訓練幾萬人，這豈不是笑話！國家的執權的人，既污辱了它的最光榮的士兵，撕毀他們的勳章，踐踏他們的旌旗。

    　　更蔑視他們的功績。

    　　像這樣的國家，我們還能望他來訓練士兵嗎？再退它一步來說，我們這國家的執權人曾否設法去恢復舊軍隊的光榮和嚴威破壞國家的軍隊的光榮的人？這我確不曾聽過。

    　　他們反安踞高位，而且像協不茲（Leipzig）還說「權力回答就是公理」呢因為現在的權力，既完全落於當策劃革命的人的手中，而這種革命，可是最為卑鄙的德國歷史是所不見的賣國行為，所以要組織新軍隊去助長他們的權力，實在是毫無理由的，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對的。

    　　如果我國現在採取有訓練的防衛軍制度，但是，這制度絕不能用於防衛國外的民族利益，而只能用以保護國內的那些壓迫族者，這終有一天，曾因解犯欺騙的民族的公憤而引早反抗來的。

    　　為了這緣故，它們的挺進隊絕不能容許和其他軍事組織有了怎樣的關係。

    　　他們純粹是保護並教導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工具，他們的任務和那所謂國防軍是截然不同的。

    　　挺進隊並不是秘密組織，因為秘密組織的目的，純粹是一種非法的行動。

    　　不論過去和現在，我們所需要提，並不是那一二百思想廖妄的叛徒，而為數十萬能夠替我們世界觀不斷地努力奮鬥的戰士。

    　　所以他們的工作決不是秘密結社所能了事的，必須要群策群力去進行的。

    　　這種運動，絕不能靠了手槍和利刃或是毒藥來打倒一切障礙，而掘取民眾的。

    　　我們須明白去教訓能上能下馬克斯主義的黨徒，將來支配群眾，必定是民族社會黨，將來執掌國權的也必定是民族社會黨。

    　　秘密結社還有一種危險就是他們的社員，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們自己的工作意義的偉大，並且容易妄想以為用暗釘的手段，就可以達到救國的目的。

    　　這種觀念，如果徵之於歷史，當一個民族，呻吟在專制的暴政下面，受著壓迫的大眾，大都又都有過人的才智的時候，這種觀念現象時常會發生的。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O年間，秘密結社的社員，他們既被歷史的先例所鼓勵，又感於祖國的創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國家予賊來殺掉幾個，或許會瞭解民族困難。

    　　這種企圖，都是愚妄得可笑的；因為馬克斯主義的所以能夠得到勝利，並不是他們的領袖有了卓越的天才，實在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過於庸懦無能。

    　　挺進隊既不是軍事組織，又不是秘密結社，它的發展，須根據於下列的原則．

    　　（一）挺進隊的訓練不必根據軍事原則，而應該以最在益於我黨的作為標準。

    　　每隊員必須具有健全的體格，所以重視的不是軍事的操練，而是各項運動的演習。

    　　所以我常說拳術比了平常的射擊演習還要重要。

    　　（二）為了避免挺進隊帶有秘密和色彩起見，不但他們的服裝須為大家容易辨別認識；就是為了我黨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驟，也須明白的規定出來，使得每個人知道。

    　　挺進隊是並不許秘密集會的。

    　　（三）挺進隊的編制和組織，在制服和設備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襲舊式的軍隊，而且須審慎的著重於適應目前的任務。

    　　挺進隊的發展對於下述的三事有著重大的關係。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愛國團體大家在慕尼黑的廣場（Konigsplatz）舉行總示威運動，去反對那保守共和國的國防法律。

    　　民族社會黨也去參加這種運動的，由六個慕尼黑的隊伍做領導，而以政黨的各支部續績在後。

    　　我恰好成為社員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機會對六萬的群眾來演講。

    　　那次的防禦十分周到，所以共產黨雖然多方的恫哧威協，然而這次的示威運動，到底是得了一個極大成功。

    　　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義能夠在市街上作遊行的第一個明證。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發向柯堡（Coburg）去遠證。

    　　「民族主義」的各團體，大家決定在柯堡舉行德國紀念日（German Day）。

    　　當時我也被邀赴會，我是帶了幾個朋友同去的。

    　　我選擇了挺進隊八百人，乘坐專車，同赴該鎮當時該鎮已屬於巴維利亞。

    　　火車到柯堡站的時候，「德國紀念日」的籌備處派代表來迎接我們，說是奉了當地工會--就是獨立黨和共產黨--的命令，規定我們在進城時候，不是場旗奏樂--我們的樂隊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結隊同行。

    　　當時我就拒絕這種可恥的條件，並且對「紀念日」籌備者以及同意於這種規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種驚異，因此我對他們宣稱挺進隊就要擬整隊揚旗，奏樂進城了。

    　　在車站廣場上，向我們高聲叫罵的不下數千人。

    　　他們罵我們為「暗殺者」、「土匪」、「強盜」、「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們挺進隊依舊秩序井然。

    　　我們走到鎮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為了阻止眾人追隨我們所以就把門關上了，我覺得這是不可忍受的恥辱，所以要求警開門。

    　　但是，他們躊躇良久，結要仍舊照我的請求把門開了。

    　　我們從原路返駐札處終於才群眾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會主義，平等、博愛的代表朋友，就向我們投擲石子，我們忍無可忍了。

    　　所以我們就向他們打了大約十分鐘。

    　　在一刻鐘後，街上不再見有共產黨的影蹤了。

    　　在當天的晚上，就發生了嚴重的擊突。

    　　民族社會主義黨員受著攻擊，正在情狀上十分危險的時候，挺進隊的酌巡查隊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擊敗了敵人。

    　　到了明天早晨，數年來柯堡所感受的紅色恐怖，從此就消滅了。

    　　第二天，我們走到街上，該地方聽說有一萬工人舉行著示威運動，實在到的不過幾百人而已。

    　　當我們走過他們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力持鎮靜。

    　　有些從外方來的紅色團體，他們還不認識我們，所以起初則各處尋覓。

    　　想來和我們鬧一鬧，可是，終於使他們受到教訓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眾到這時候開始慢慢地覺悟，敢來向我們歡呼，在當天晚上，我們向他們告別的時候，混戶的聲音就圍繞在我們四周了。

    　　我們從柯堡所得的經驗．知道挺進隊必須要有制服；因為制服不但可以鞏固團體的精神，而且在鬥爭的時候，還可以免去敵我混亂不分。

    　　以前挺進隊僅僅佩有臂章，此後就著短襖和戴帽，這帽現在已經是眾人所共知的了。

    　　因為久被紅色恐怖所盤踞的各地，凡不是共產黨的團體，嚴禁在該處集會；所以，我們必須按照一定的計劃，去往各處撲滅的禍，並且重行確立集會的自由；我們現在已經十分明白這一著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發生了，使我不得不把運動的方向來轉換一下的。

    　　是年初魯爾（Ruhr）被法軍所佔領了，說對於挺進隊發展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

    　　我們從國家的利益上著想。

    　　這件事，用公開的演說或是文字的討論已經是不可能，而且於民族也沒有利益的。

    　　法軍佔領魯爾，我們息不驚異，我們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國拋棄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衛團體，也說有確定工作可做。

    　　我們的挺進隊既是數千壯士所組成的，自然也應該分擔著效忠民族的職責的。

    　　因此於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間實行把挺進隊改組，使他們孌成一種作戰的軍事組織。

    　　以後挺進隊的發展，都是造因在這裡。

    　　一九二三年終生的事實，粗看起來像是令人討厭的，可是從遠處著眼，那也是必要的，因為受了這事實的打擊，挺進隊便中止了改革計劃，這是為了當時的計劃實在是害於我們的運動的緣故。

    　　同時，這類的事變，使我們在被迫離開正軌的地方，將來還有重行改進的可能。

    　　（萬譯本原註．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動」的失敗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改組，並且依據了前面所敘述的各原則，重新再組織挺進隊。

    　　我黨必須恢復本來的健全觀念，而且還須認定最高的任務。使挺進隊成為本黨世界觀以及防衛鬥爭的工具。

    　　我黨絕不能容許挺進隊淪為防衛團體或是秘密組織，並且還須設法使他們成為十萬的衛隊，用以保護民族社會主義的觀念。也就是保護深刻的民族觀念。

    十、虛偽的聯邦主義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春夏雨季，我黨對於在大戰時已經超於嚴重的問題不得不來採取一種態度。

    　　這在本書上編中已經照我所見到的德國崩潰的徵兆，大略的述過了，而尤其是對英法的指使的擴大南北德意志間踢有裂痕的宣傳計劃特別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動反對普魯士的報紙出現了，它們認普魯士是大戰唯一的禍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這些狡猾的無恥的宣傳手段已經醞釀成熟，他們不惜利用人類的最卑劣的本性，來鼓動南德意志反對北德意志。

    　　不久，他們的煽動就發生了結果，政府和軍事當局（尤其是巴維利亞的軍事當局）實在不能負擔相當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於這種卑劣的宣傳，竟是看它孳長起來，優遊養奸，不能立即用斷然的手段去防禍於未發之先。

    　　他們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癢的，不知道這種宣傳，不但有礙於德男民族的疑統一，並且還助長了聯邦的勢力呢！從有史以來因為疏忽得到的懲罰，從來不會有比這更甚的。

    　　從此普魯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個德國，而促其崩潰這不獨在德國有著亡國的痛苦，各邦也同歸於盡了。

    　　在當時柏林的市間，對於普魯士的痛絕，恨達於極點，這種惡劣的空氣完全是受人慫恿而激成的，他們對後皇室的反抗，實為革命的出發點。

    　　但是如果說，人民對普魯士的反感純粹是為敵方的宣傳而致的，那也不盡然。

    　　因為我國戰時的經濟組織騙取全國的財力，完全集中於柏林這種荒謬的制度，就是市民對普魯士發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猶太人，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他們借了戰爭團體的美名，去從事無恥的掠奪，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那必定會遭到反對。

    　　但是當日耳曼民族沒有受到攻擊的特候，他們一些也不驚恐。

    　　因為戰爭對他們並不有什麼損害。

    　　於猶太人遂生出一計，要使鋌而走險的群眾對他們起反抗，不如激動他們的憤怒，而使他們自己去胡鬧。

    　　以後革命注爆發了。

    　　國際主義的猶太人柯爾特。

    　　愛斯納爾他就開始挑撥巴維利亞來反對普魯士。

    　　他的所以這這樣的處心積慮，使革命運動在利維早亞發動，使巴維利亞的民眾去反對國內其他各地，這並不是他們的民眾為巴維利亞打算，實在他們是完全盲目有受著猶太人的指使。

    　　猶太人利用巴維利亞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之來使德國傾覆。

    　　如果德國一朝傾覆了，那麼，德國受布爾雪維克義的魚肉，自然是毫不困難的。

    　　共產黨的煽動者，他們說委員制共和國（Republics KfCommitttees）如果因了反抗軍的進展而受到傾覆，那就好像是反對普魯士和反軍國主義的組織，被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所克服了是一樣的。

    　　他們這樣的宣傳詭計竟得到絕大的成效，當巴維利亞立法議會選舉的時候，愛斯納爾在慕尼黑所有的當黨徒不到一萬人，共產黨也不到三千人，到地委員制共和國傾覆以後，這兩黨連合在一起，所有的黨徒，竟增加到十萬左右。

    　　我覺得我所做的事，從有生以為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這種反帝普魯士運動了。

    　　委員制的時代慕尼黑舉行第一次的民眾大會，在那進會場中對於德國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瘋狂了一般，尤其是對普魯士為最厲害。

    　　那裡如果有一個北德意志人參與會議那說不定就有了性命的危險。

    　　這種示威運動，在將中散會的時候，常常狂呼「脫離普魯士」「打到普魯士」「和普魯士宣戰」一在德國國會中有一維護維利亞主權的出色人物，他竟高聲狂呼「情願死了做巴維利亞的鬼，不願生著去做普魯士人。」這真可說是一針見血的話了。

    　　我所幹的奮鬥起初只是我-個人，後來才得歐戰時許多同志的幫助，我敢辦現在荒謬叛亂的結合，所以終歸消滅的原因，實在是全靠著我們巴維利亞的同志的力量。

    　　反對普魯士和聯邦主義是毫無關係的，聯邦運動，他的目的如果只是在破壞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當的。

    　　一個真正的聯邦主義者，他既不把畢士所說的帝國觀念作為空口說白話，那麼，對於他所慘澹經營的普魯士自然不應該存有分割的想法，因為普魯士是畢士所開創和成的地方。

    　　尤其不可解的，就是這等所謂聯邦主義者了挑戰在對付普魯士，而普魯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

    　　他們的攻擊指責，並不是對手創威瑪憲法（swelmar Coustitution）的人而發的，（而那些制憲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猶太人為最多）是對富於保守性的舊普魯士的代表而發的。

    　　這班代表和威瑪憲法正相反對。

    　　他們所以小心謹慎，惟恐觸犯了猶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箇中的謎團，或者競因此而得到了明白。

    　　猶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國國內的民族互相鬥爭--使保守的巴維利亞人，去反對保守的普魯士人，而他們便可以因此而獲得了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國各地，反猶太人運動慢慢地舉起來了，猶太人還是用著他們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拔群眾連動，使群眾間有了一個新襲痕，使他們反對猶太人運動勢力分散了開來。

    　　在當時，足以引起公眾注意而不使猶太人成為有失之的，就是猶太人提出天主教皇全權（Ultramontan）的問題，以及由這問題而生出提新舊教種種的爭論。

    　　那個提出這問題來禍我民族的人，真是罪惡可赦。

    　　猶太人目的已經達到了，眼見著舊教徒和新舊教徒的互相爭鬥，他們很是快意，亞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敵人沒有不在旁邊竊竊私笑。

    　　這兩派的基督教，他們眼看著上帝所賜給人類的寶貴而優越的生存，橫遭這種不幸的玷污和摧毀，竟是毫不介意。

    　　要知道世界的將來。重要點並不是在新舊教徒的誰勝誰敗。而是在亞利安人的生存和滅亡。

    　　到了現在，兩派還是照舊的鬥爭，他們不去反抗那滅亡亞利安族的敵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殘殺。

    　　在德國，不許反對教皇全權的主義或牧師全權主義，但是，在其他各個純粹舊教國，倒是可以的。

    　　因此，德國如有反對運動，新教徒必定是參加的。

    　　舊教徒在別國可以防衛他們的領袖去對抗政治上的攻上，但是在德國，那種防衛便成為新舊兩教的爭鬥。

    　　其他一切都有事實在證明，用不到來加以詮釋的。

    　　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認識了民族運動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反對「教後全權主義」、可是，他們不但不能推翻了「教皇全權主義，」反而去使民族動發生了分襲。

    　　因此，我必須要求警告民族運動中的幼稚輕浮分子；請不要去夢想能夠做了畢士所不能做的。

    　　不論什麼企圖凡是足以使我們的運動捲進這種漩渦的，都要加以堅決的反對，並且從我們的隊伍之中，去擯棄從事於這種宣傳的人。

    　　這兩件是領導民族社會運動者的主要任務，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們在這一方面實在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熱烈的新教徒和熱烈的舊教徒，他們在我們的隊伍中大家都能安無事，對於宗教的信仰，毫沒有良心上衝突。

    　　德國究竟成國聯邦政府好呢，還是成為單一的政府好呢？

    　　什麼叫聯邦政府呢？

    　　所謂聯邦政府，就是多數自主國的集合體，根據了各邦的主權而自動結合的，

    　　至於保障聯邦政府生存所需要主權，那就是各邦所讓給聯駐邦政府的。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聯邦政府，在事實都和這種理論的方式不合的。尤其是美合眾國更甚；因為亞美利加合眾國並不是成之力各州，實在是各州都由合眾國所造成的。

    　　各州所享的大權，不僅是適合聯邦的特質，而和各州所佔面積的廣度也相稱的。

    　　所以當我們淡到亞美利加各邦的時候，不能說他們享有國家的主權，不過享有憲法規定所保障的權利，或者反這種權種稱之為特權。

    　　上面的理論．對於德國並不完全相合，因為德國各邦，原本獨立，帝國就是由各個獨立邦所組成的。

    　　可是；帝國的組成並不完全是出於各邦自願的平等合作；乃是因為其中的普魯士，對於他各邦握有霸權的緣故。

    　　德國各邦的領域，大小並不一樣，不能去和亞美利加合眾國相比；各邦既是大小並不一樣，那麼對於帝國的締造和聯邦的構成，能為力而有所貢獻的，也互有關異的。

    　　所以代們不能說各邦多數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權的。

    　　各邦為成就帝國的主權而去犧牲自己的主權，他們大都不是出之於自願的。

    　　在實際上，大都本沒有主權的存在．或者，因為他們的主權在普魯士壓之下都已經喪失了。

    　　畢士表所走的原則並不是去各小剝削而使之歸於帝國，不過看帝國的絕對需要而取之於各邦的。

    　　但是，讀者諸君，請不要發生誤會，畢士麥也不在使帝國立刻得到國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權利，而是在把一進難於取得留著將來慢慢地再去取得。

    　　這是事實上犧牲了邦權而使國權一天一天的增長。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畢士麥所希望的也就進步的完成了，

    　　德國的崩潰以及專制政體的顛覆，自然更是促進最這種制度的發展。

    　　國家的聯邦性質，因此而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同時又因接受和約的義力，所以所受的打擊更見得重大了。

    　　國家自從戰敗後，必須履行兵費賠償的義務，因此各邦就失掉了他們的財政管理權面統歸之於國家，這是十分明顯的事；但是，雖單就靠各邦的輸將，那是絕不能清償了這種債務的。

    　　因此，國家就進一步而決定收取錢路、郵政，這是我民族在和和約的鉗制下所必真誠的步驟。

    　　畢士麥的帝國是自由而沒有束縛的，它不受財政上債務的壓迫，恰恰還像現在德國所受遭威斯（Dawes）計劃的壓迫是一樣的。

    　　當時的國用，只是限於一些國內絕對所需要的事項，所以刁；必要財政上的優越權，各邦的納稅，已經足夠國用。

    　　因為各邦的納稅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權，所以他就甘心樂為帝國的屬邦了。

    　　但是，如果說現在在各邦的不滿意，那是因為受國家財政的束縛，這也不是確切的言論，而且和事實完全不符。

    　　各邦所以不滿意於帝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主權失掉的緣幫，那是為了現在的帝國的政治組織，不足以來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緣故。

    　　為了這緣故，現在的國家。為畋自存計，就不得不慢慢地削滅各邦的主權；而且不但是在一般的物質方面這樣，就是在理論上也是這樣的。

    　　因為國家洞察了這種剝削政策，已經吮盡了人民的膏血；所以不得不盡奪了他們的主權，俾免去人民因了不嚴爆發起叛變來。

    　　下列之基本原則．所以我民族社會黨人必須承認的。

    　　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如果對個若能保護國民的利益。〔就最廣義言），對內必定能夠給人民自由，這樣，那國家當然可以堅固像磬石一般了。

    　　在另一方面，一個強有力的國民，那它不妨去干涉個人的自由以及各邦的自由，但只要不去損害國家的觀念危險；不過須人民能夠確認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這種民族的偉大性。

    　　現在國家所行的統一政策．特別是在交通方面，在表面。

    　　不論是怎樣的名正言順，可是它的目的，不過是僅不袒護一種禍國的外效政策而已，所以我民族社會黨人是應該竭力來加以反對的。

    　　現在國家想把錢路、郵政財政等完全收歸國，有以圖操縱，俾能夠償期無窮的債務，這並不是一種遠大的民族政策。

    　　我民族社會黨的，必須要竭力來阻止或是預防這種政策的。

    　　猶太人所操縱的民主國。（Jewish-Denocartic Reich）已經成為德國民族的禍根，這是反對中央集權政策的另一理由。

    　　各邦有不和他們同流合污起而加以反抗的，就要遭到摧殘，使他們失勢而無力再來反抗。

    　　我們必須抱有遠大的民族政策和立場，萬不可失之狹隘或是偏袒邦權。

    　　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黨的同志，誤解我民族社會黨將否認國權應高於邦權。

    　　要知道這種國權，那是無可疑問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疑問的由我們看來，國家的本身，只是一種形式，他的本質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須以民族的利益為依歸。

    　　我們不能在一個發族和國家（國家是民族的代表）內去承認某一邦可以享有獨立權，儼然像一個獨立國的。

    　　如果各邦在國外有設立使館等荒謬事件，那是必須要加以禁止的；否則我國的國基是否穩固，未免要引起外人的懷疑的，並且還根據了這種懷疑而來定對付我國的策略。

    　　各邦的重要性，將來應該側重在文化方面。

    　　巴維利亞爭得好名的皇帝路德格一世，（Ludwigl）他並不是反對德國而竭力擁護邦權的君主，他同情於大德國的觀念，也像他同情於藝術一樣的。

    　　我們必須使軍隊不受各邦的勢力影響。

    　　在過去，國家每強迫使從於一種絕不應該做的工作，將來的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萬萬不可再來蹈此覆轍。

    　　德國軍隊的目的，並不是單奪維持種族的特性，而是在人使德國人能夠互相瞭解，互相提掘。

    　　凡是以使民族分裂的，完全應該用軍事訓練來加以矯正而使他們團結一致的。

    　　所以軍役必須去擴大青年的眼界，使他們不要被鄉土的觀念所拘禁，能夠自己知道自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

    　　青年所必須加以注意的就是祖國的邊境，而不是家庭的畛域，因為將來他們所應該捍衛的，是祖國和國境。

    　　所以德國的青年，不可只是株守家園，而應該在服軍役的時候認識了德國究竟是什麼。

    　　這在現在尤為必要的。

    　　因為現在的德國青年，已經不再像從前的常常旅行而去擴大他們的眼界了。

    　　民族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是在單做某一邦政治利益的工具。

    　　而是在領導整個日耳曼民族。

    　　所以它的綱領必須決定整個民族的生活重新來創造的。

    　　因此，必須要取得權力而為邦界所限。

    　　因為這種界限，原是根據了我們反對的政治所造成的。


    　　十一、宣傳和組織

    　　宣傳必須在進行在組織的前面，而且須廣徵人材，作為組織的成立基礎。

    　　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組織，因為他們所得的結果，大都是黯然沒有生氣的。

    　　為了這緣故，我們如果採取宣傳方法從一個中心點去廣播某一種的觀念，然後再就所得的人材當中，就審慎的去選擇領袖人物那是最要緊的。

    　　常有一種人，初看像是毫無顯著的才能，豈知後來竟是卓越的領袖人物。

    　　大家都以為領袖所必須具備特質和能力，就是理論上有豐富的知識，那是大誤而特誤的．因為在事實上往往是適得其反的。

    　　大理論家就是大領袖的才具--自然，這種才具，自然不是純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問題的入所樂聞的。

    　　煽動家雖然不過是一個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種觀念傳播給民眾，可見他必定是一們心理學家。


    　　如果叫他來做領袖，那必定較不通人情的理論家為優。

    　　所以講到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夠鼓動群眾的才能而言。

    　　理想愛和領導群眾的能力是截然的兩件事。

    　　假使一個人一身能夠具備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的本領，這真是了不得的偉大人物了；然而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經說過當我黨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對於宣傳這一點我們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宣傳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夠接受新主義，俾造就將來組織的時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這過程中，宣傳的目的，實在比組織的目的更重要。

    　　宣傳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為自己的主義去招致信徒，而組織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優秀的分子成忠實為黨員。

    　　至於信徒們辦事的效能怎樣，才幹怎樣，智力怎樣，人格又是怎樣，這都不是宣傳的本身所應該去顧慮的；因為宣傳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於在眾人中去慎選幹員，俾能推進運動，而使主義能夠到達成功之路那實在是組織方面的工作。

    　　宣傳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而組織的第二個任務，那就是爭取權力，俾希望達到新主義的最後勝利。

    　　組織方面的任務，就是在注意黨員不因內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運動的工作，因而陷於衷弱地步，還須注意於奮鬥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夠再接再厲臻強固為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要注意著不應該去濫招黨員。

    　　因為人類中只在少數的有具有毅力和膽量；所以如果一種運動的黨員，要是漫限制的招收。

    　　那麼這個運動終有衰敗的一目的。

    　　如果單單是為自衛計，那麼，一種運動而要想維持著它的勝利，就得要限制黨員的人數；就是以後想擴大組織，也要單詳加考察，審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這運動的幹部時時更新，時時健全。

    　　幹部必須要握著指揮運動的全權--換句話說就是決定宣傳的內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贊同，總攬一切的權力，進得著一切的工作，以謀理想的能夠達於實現。

    　　我主持黨中的宣傳事務，那時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將來的偉大運動留下發展的餘地，還宣傳著最激烈的原則，去吸引那些最優良的分子來加入我黨。

    　　我的宣傳越是激烈驚人，那麼，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堅的人越是生著畏避的心而不敢來侵入我們組織的幹部，這些都是有益於我黨的。

    　　當時我採用強有力的方式，來用作我黨的宣傳，使我黨的運動日趨於激進；從此以後，凡是加入我黨的人，便多是激進的人。

    　　這種宣傳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幾十萬的人數，不但深信我們是對的，而且極希望我常能夠得到勝利，因為他們是怯懦而不敢犧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這種吸收同志的工作還是不錯，而且對於我黨的運動雖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不過這一年的夏天，由某種事件顯示了我黨的組織不及我黨的宣傳，於是是宣傳的成效，也就日見顯著了。

    　　從一九一九年到-九二○年，黨員大會選出一個委員來指導我黨的運動。

    　　根滑稽，這一個委員會竟採取我黨所極端反對議會制度。

    　　我不願附和這樣笨的辦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於委員會了。

    　　我只有為我自己作宣傳，不問其他的一切。

    　　我不聽任何無知者的勸誘而改變方針，同時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內事務。

    　　等到新章程一經採用，我就被任選為黨中的總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權及附帶的權利，這種愚笨的辦法也就立即廢止。

    　　用實行專責的原理，去代替委員的合議制。

    　　總理是負責指揮這個運動的全責的。

    　　日子長久了，大家就公認這種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黨的統治上該是這樣。

    　　委員會只有空談而毫無一些成績，所以如果把它來解散最好使他們去從事實際工作。

    　　眼看著他們一聲不響的離職，以後不知到那裡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來。

    　　因了這事使我想念到同樣的大制度，那是國會（Reichstag）。

    　　如果叫那些坐談的議員去擔任實際工作，尤其是要他們各人對於工作須負責任的時候，他們必定會迅速的鳥獸散了。

    　　一九二O年十二月，民族觀察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們來接辦了。

    　　這個報紙，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對於人民的意見是多所愛護的，現在變為民族的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機關報了最每星期刊行兩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為日報，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於是便擴展而成為所共和的大張的形式。

    　　民族觀察報是一種「民族」的機關報，它有著長處，自然也有它的謬誤和弱點。

    　　它的內容雖然不錯，然而它不能作為商業經營。

    　　原想此報由眾人來定閱，以報費來維持生命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報去競爭，以謀自己的生存，徒然用愛國的人們的一些報費去彌補營業不良的損失，而且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不當。

    　　我看到這種危機，於是頗費苦心去極謀救濟。

    　　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我曾認識了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現在在本黨中提任著事務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到了這位軍隊中的老友，我便請他擔任黨中的事務主作任，因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優缺，所以遲疑了好久，才開始答允。

    　　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他不願意被庸碌的委員會所牽制，而願意對唯一的領袖負責。

    　　結果他挑選了幾個人去任報館的編輯。

    　　這幾個人以前曾隸屬天馬維利亞人民黨的；但是，依他們的工作成績而論，那是極能勝任的。

    　　這種試驗，成效卓著這就是因為本黨以忠誠坦白的態度去賞識人才；所以能夠使職員心悅誠服，比較往日所收的效能
    尤為迅速而穩固。

    　　以後他們便成為良好的民族社會黨員了。

    　　非特他們的言諭是這樣，而且還能見之於實行。

    　　他們在吾黨新運動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實堅定，而出於至誠的。

    　　在兩年當中，我的見解慢慢他獲得了實現，至小就最高的領導機關而言，我的見解，在現在黨中已經成為極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證明這種制度已經獲得了成效，當吾在四年前加入這運動時候，那時黨中還沒有一顆橡皮圖章。

    　　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黨遭到解散，財產都被沒收，一切貴重的物品，以及報紙所值總數已超出十七萬金馬克了。

    　　十三、德國在大戰的聯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國時代，外交政策既是變換不定，便是同盟政策也產沒有遵照了適當的原則。

    　　在革命以後，這種情形，不但沒有改過，而且不愈弄愈糟。

    　　譬如在戰前，政治思想的混亂，便是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那麼在戰後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誠意了。

    　　因為憑藉革命的手段去從事於破壞運動的政黨，勢必對於以復興德國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

    　　當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還在一個不出名的小團體的時候，多數的同志，對於外交政策上的問題，大都抱著一種漠然的態度。

    　　因為我們要爭取對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們所以潰敗的原因，並且還須撲滅從中漁利的敵人。

    　　不過，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小團體，到擴張活動的範圍，變成為大團休的重要地位時候，就須急於注意外交政策的發展。

    　　在這時候，我們必須要決定各種進行的原則，而這種原則，不但應該違反我們的基本觀念，而且把這種基本觀念，應該切實的表現出來。

    　　關於這問題，我們在研究時所抱有的基本觀念，就是認定外交政策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

    　　這種目的，純粹是鼓勵我們的民族性。

    　　凡是屬外交政策的建議，不得不要經過了下面的考慮，就是這種建議，在現在或是將來是否有助於我民族，或是有害於我民族的？

    　　還有。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民族和國家，如果要想恢復失地，常把恢復祖國的政權和獨立作為最急要的問題。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把所失領地的利益和祖國重獲自由的利益來兩相比較，那是斷然的應該輕視前者。

    　　因為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國家領地，它的被壓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決不能由被壓迫的人民的抗議就可以實現的。必須憑藉著祖國所殘餘的實力所實現的。

    　　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議，而沒有準備鬥爭的武器，決不能使被壓迫而失掉的土地重歸祖國。

    　　凡是一個民族的領袖，他在對內的政策上，固在訓練這種的武器為任務．就是在對外的政策上，也須把進行這種訓練工作為目的，並且還須徵求同志。

    　　我在本書的上編中，已經說過，在大戰之前，我國的同盟政策並不徹底。

    　　我國的政治領袖不在歐洲的內部去實行妥善的領地政策，反而喜歡去採取殖民地和商來的政策。

    　　他們以為這樣便可避免武力的衝突，豈知這是十分謬誤的；因為這種計劃貪多務得，所以他的結果自必弄得一敗塗地，世界戰爭，便是德意志帝國領導不良而所得的報應。

    　　因為在當時最適當的政策，便是在歐洲取得新的領土，使帝國在大陸上的勢力能夠堅強固。

    　　可惜為了我從前的議員，愚昧無知，不注意於準備戰鬥的策略，立刻就把在歐洲取得土地的計劃完全放棄。

    　　再因他們採取殖民地和商業政策，因此便拋棄了和英國的同盟（在當時和英國盟確是可能的事。）同時他們又不去取
    得俄國的幫助。

    　　如果依當時勢力而論，我國確是應該取得俄國的幫助的。

    　　到底，他們是陷入於世界大戰，眾叛親離；而不離棄他們的，也只有那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ty Dynasty）而已。

    　　在英國外交政策的歷史的超勢從依利沙白女皇樹立了先聲，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制止歐洲強盛的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就是用武力來解決。

    　　在德國方面能夠和這種政策比美的，也只有普魯士軍隊的傳統的精神。

    　　英國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隨了形勢和他所負的任務而異其所用的手段，不過，他的志願和決心是常常一致的。

    　　當北美殖民地獨立的時候，曾經按照當時的情形，竭力向歐洲方面去尋一個真確對它幫助的伴侶，所以從西班牙、荷蘭喪失了強國的地位以後，英國就集中了力量，去對付法國的新興勢力，一直到最後的拿破倫失敗為止。

    　　英國人向來是懼怕法國用軍力來危害英國的，到了現在，便什麼都不怕了。

    　　英國用來對付德國的政治方針進行得十分的緩慢。這是因為德國內部不統一的緣故，所以對於英國也並沒有顯著的威力，可是在一八七○年到一八一七年左右，英國已經採取了他們的新態度了。

    　　美國佔了世界經濟上重要地位，俄國的發展而成為強國，這雖魯英國躊躇一時，但是德國不能利用這種機會，那是十分不幸的。

    　　結果竟使英國向來的政治方針愈形穩定。

    　　英國把德國看作是一千強國，然而因為德國極端工業化的結果，造成了商業中的優勢，因此在世界政治上也佔取了優勢，於是就變成了一個極在的威力。

    　　用「和平侵略」的手，去征服世界．這是我國政治家自以為是無上的妙計，而英國的政治家就來利用了這一句話，作國組織抵抗的根據。

    　　事實上，他們抵抗的形式，確是一種組織完備的進攻，這是完全對英國的政治方針符合的；因為英國政治方針的目的，本來不在維持這可疑的世界和平，而是在樹立英國的世界霸權，因此凡是在軍事上可以利用的國家，英國便引為同盟，這既合天英國傳統的見解，同時又可以隨時估計敵人的實力；而且是合於英國明瞭他自己本身的弱點。

    　　英國這種措施自然不能稱之為「毫無顧忌」，因為能夠對戰爭準備到這樣的周到，不應該拿勇敢來作為標準而加以評判，必須看他能不能適應機宜。

    　　外交的任務，在必須注意於一個民族不為好勇寡謀，而受到失敗，須得依了實際情形，去設法維持他的民族，能夠達到這目的，便是正當的途徑，如果不去照這途徑走那顯然是一種罪過，對於外交疏忽的責任，這是逃避不掉的。

    　　德國的革命起來了，英國在政略上不再怕德國行將有可配世界的威權了。

    　　可是如果德國在歐洲的地圖，完全消滅了，這對於英國也是沒有利益的。

    　　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變，使英國外交對象，又改變了一個方向。

    　　歐洲的新形勢是德國變成衰敗，法國在政治上變為最強的國家。

    　　所以德國喪失了在大陸上強國的資格，適恰好使英國的敵人有利而已。

    　　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國的外交，還是沒有改變了他的態並，因噗在長期的戰爭中，英國的外交，利用群眾心裡的力量，比較從前是更國厲害了。

    　　此外，英國為了要防止法國的勢力不致過於強大，他的唯一的可能的政策，便是去干涉法國的劫掠的野心。

    　　在實際情形，英國並沒有達到了參戰的目的，因為歐洲已產生一個強國，這個強國的勢力，竟是超出大陸國家的。

    　　實力的比率，對於過種事實，英國竟沒法來加以防止；而且實際上這強國是已經桷立了。

    　　現在法國的地位真是無法比擬的。

    　　就軍事上來說，他是首屈一指的強國，在大陸方面並沒有什麼勁敵；而且鄰近西班牙意大利等外的邊境也很安全；又因德國已經陷入衰弱無能，所以也毋庸去加以防禦，他的綿延的海岸，正斜對著英國命脈。

    　　維持歐洲各國的均勢，這是英國的一種原因。

    　　因英國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權，這種均勢實在是必要的條件。防止德國變成一個鞏固的強國，去維持著德國內部各小邦的均勢而沒有統一的政府，這是法國的一種宿願他要把萊因河的左岸佔領，就是要保持歐洲霸權的一種鐵證。

    　　所以法國的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國的政治手腕的超勢是永遠衛突的。

    　　凡是英美三國的政治家，可以說是沒有一個親德的。

    　　因為英國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為前提；美國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堅的利益為前提，不用說得，意大利人自然也準備促進愛護意大利的政策的。

    　　所以，凡是相信他國的政治家的親德論調而希望和異國去締盟的，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為在要達到實際的目的起見，我們必須要答覆下列的各個問題．從德國的中歐完全滅亡之後。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因法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已經獨霸權而發生了動搖？又有那一個國家為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條件和向來的傳統政策而認這種的發展是他的未來的威脅的？

    　　我們必須要絕對的認清，法國和德國是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

    　　法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是想永久的佔領著萊因河一帶的土地，並且想靠德國的衰替，去保障他們領土地的安全。

    　　英國只不願使德國做一個世界的強國。

    　　而法國竟絕對不願意德國做一個強國，這是兩國的根本不同點。

    　　我們現在的奮鬥並不是在爭取世界強國的地位，而是在為我國的生存，我民族的統一，子孫為麵包而奮鬥。

    　　照這樣看起來．只有英國和意大利可以做我們的同盟國。

    　　英國極不願法國的軍力沒有限制的發展，因為這是有害於英國利益的。

    　　所以法國在軍事上的優勢，正是大不列顛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願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強盛。

    　　因為意大利的前途，在領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發展。

    　　他的參加世界大戰的動機，並不想增加法國的勢力，而是斷然的給亞得裡亞海（Adriatic）上的勁敵以一個致命的打擊。

    　　在歐洲大陸方面法國的實力一步一步的增加，這就是意大利未來的障礙。

    　　如果說法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敵意。

    　　那意大利並不會有了這種自欺的夢想。

    　　我們審慎的加以考慮，知道英意兩國的自然利益，和德國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是極少衝突的，而且在某種的限度內，不是有著互相的利害。

    　　照德國現在的情形來說，還有肯和德國聯盟的嗎？我們可以說「沒有。」不論那一個國家，如果要對自己的尊嚴看重的話，並且希望由聯盟所得的利益，較多餘貪污的政客所騙取的小利，那是決不願意和現狀下的德國來聯盟的。

    　　因為我國沒有資格去和人家聯盟，所以無怪那些行同匪寇的敵國要聯合一致了。

    　　如果德國更要再衰落的話，雖然英國的政策並沒有什麼利益，但是對那總攬國際金融的猶太人是有著大利的。

    　　這是因為壟斷金融的猶太民族，顯然是和英國的見解相反，他們不僅希望德國在經濟上永遠衰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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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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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界觀和政黨

    二、國家

    三、公民和國民

    四、人格和民族國家的觀念

    五、世界觀和組織

    六、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效

    七、和共產黨的奮鬥

    八、強者的獨裁便成為最強者

    九、衝鋒隊的意義和組織

    十、虛偽的聯邦主義

    十一、宣傳和組織

    十二、工會問題

    十三、德國在大戰時的聯盟政策

    十四、德國的東方政策

    十五、緊急防衛權

    一、 世界觀和政黨

    　　一種新的運動，第一要能夠貢獻--些新的世界觀，而不專門去替政黨號召選舉，倘使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這種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到黨員的內心，那麼，這種新運動在從事於偉大的奮鬥的時候，必定難於得所需要的權力，這是十分明顯的。

    　　各黨的黨綱，屢次的加以修必，在這時候，一切卑劣的動機，往往就反映了出來，這是我們必須切記的，通常各政黨的所以採用新黨綱，或者是改變舊黨綱者，他們的動機之一，便是顧慮到下屆的選舉而已。

    　　議會的選舉結束後，議員獲得了任期五年的美款。

    　　他們便每天早晨赴議院去。

    　　議員未必入內辦公，可是簽名畫到，那是天天如此的。

    　　議員如果是為民宣勞，天天簽到，那麼，他所領的薄俸，實在是應得的報酬。

    　　天下事情的最令人懊惱的，莫過於間眼見到議會辨事的真相，以及他們層出不窮的欺騙。

    　　這議會制度，決不能增加了小資產階級的實力，來抵抗馬克思主義的有力的組織。

    　　那些議員們，對於這一點竟未曾熟慮到。

    　　凡是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政治鬥爭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各奪取國會中的議席，至於信仰和原則，那是都可以隨時拋棄的。

    　　所以他們對於黨綱的決定和力量的估計，也都依了這種旨趣為依歸。

    　　這樣的政黨決不會號召民眾的魔力，因為要感動群眾業而吸引群眾，唯有偉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堅定不移的信仰，和大無畏的精神相結合，這才能達到目的。

    　　當敵方用了最兇惡的武器來破壞固有的秩序的時假，另一方面想要謀抵抗，那只有建設一種新的信仰（就以我黨而論，便是一種政治上的信仰，）放怯弱的防守態度，而改取一種勇往直前的攻勢。

    　　「民意「（Volkisch）的概念，恰好是像」宗教性「一語一樣的，漫無限制，解說紛歧。

    　　這兩個名詞，都含有某種基本的信仰。

    　　而且兩者雖然都屑重要然而涵義空泛，必須要使其成為政黨組織中的基本元素之後，才能承認了它們的價值，這是-種差強人意的見解，人類不能單靠感情來實現改革世界的理想及其要求，正和不能單靠普遍的渴望以爭取自由是一樣的。

    　　爭墳獨立的理想，必須要有武力的組織，而後民族的願望才能得到了圓滿的實現。

    　　不論那一種世界觀，雖然是萬分的正確，而且有益於群眾，可是，在原則上如果不是以武力奮鬥作為基礎，那麼就不以建設起新國家來；而且不是等到奮鬥已經獲了重大勝利和黨中的信條已經成為國家的基本新法律的時候，這種奮鬥的運動，也不能自成一黨。

    　　一般人對於政治的見解。

    　　大都具有下述的觀念．創造力和教化力，這是應為國家必具的特性；國家是在經濟上所必然的產物，充其量也不過僅是政治力的自然結果，和種族問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這種基本見解，如果加以推閘起來，不僅要使人誤認種族的原動力，而且對於個人的價值，也半來無從去加以評斷。如果把各種族創造文化能力差異來加以否認了，那麼判斷個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發生了荒謬。

    　　假設一切各種族的性質相等，那麼一切民族，甚而至於個人，都沒有區別可說了。

    　　所以常有國際性的馬克斯主義，他的本身，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世界觀（此說由來已久）經猶太人馬克斯刊行於世，於是便形成為政治上的信條了。

    　　這種學說，倘使不用毒惡性的手段來作為基礎，那麼在政治上決難獲得上信條了。

    　　這種學說，倘使不用毒惡的手段來作為基礎，那麼在政治上決難獲得了非常的成功。

    　　馬克斯僅僅是千萬人中的一人，他能夠用預言家的眼光認識了這腐敗世界中的主要的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製成濃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毀滅世上一切自由獨立的國家。

    　　馬克斯之所以如此，那是為了謀猶太種族的利益而已。

    　　因此馬克斯主義便成為現在普通的流行於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了。

    　　亞利安種族的存在，實在和歐洲社會的文化及文明有著密切的關係的。

    　　倘使有一天亞利安種族消滅或是衰微了，那渾渾噩噩的黑暗時代勢必再重現於世上。

    　　無論那一個人，如果用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凡是要消滅人類的種族，因而使人類文化有了破壞，這是應該認為是一種罪大惡極。

    　　無論那一個人，他如敢打倒天之驕子。那就是他違背天意而自絕於天國。

    　　在遙遠的將來，我們都深切的知道人類必須要應付這種種的難題；到了那時，最高貴的民族必定做著世界的盟主，而且受萬國所擁戴。

    　　不論在什麼時候，世界觀的建立，必須把它的理論明確的宣佈於世。

    　　醞釀中的政黨，它的黨義和黨的關係恰好是像教義和宗教的關係。

    　　所以民族主義世界的理論，應該鍛煉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禦--恰好是像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趨於國際主義一樣。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便是以此為其努力的目標。

    　　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務，就是在從那些龐雜的世界觀的材料中，去抉擇出它的中心思想，而使這中心思想成為簡明扼要，類似教義，這樣，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誠團結。

    　　換一句話說，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須要適合於民道德世界觀的重要原則，而且須注意於實事求是，顧及人類的才力和弱點，把這種原則，變成為政治的教條；當這種方法已經使群眾碇以了嚴密的組織的時候，這種政治教條，必定是世界觀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

    二、國家

    　　一九二○--二一年間，小資產階級中的人士，他們大家都責難我黨的新運動，說我黨對於國家是抱著反對態度的，所以各黨振的政客們，大家都主張採用種種方法，來撲滅這新世界的理論的戰士。

    　　他們在意把小資產階級來忘掉，而在小資產階級所謂國家。已經不是純一組織；「國家」一個名詞並沒有一定的定義。

    　　各黨派的政客，他們大家漠視這種的事實，大家都置之不問。

    　　然而在我國國立各等學校中的法律都是他們在講解國家法律的時候，無非來強詞奪理，對於豢養他們的中樞，解釋他是不存在的必要而已。

    　　一個國家的組織愈是不良，那麼世人來解釋他的存在的目的，也愈是奧妙解釋譬如生於二十世紀最惡劣之畸形國家中的大學教授，他們極要暢所欲言的來說國家的意義和目的，這豈不是一件難事嗎？

    　　德國的人民，大抵可以他成為三派．

    　　第一派，他們把國家看作是人民自動結合而受治於政府的。

    　　從他們的眼睛裡看起來，國家的存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們因為要貫徹這一種瘋狂廖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貼耳，來尊重「國家的威權。」因此，在一反掌之間，他們立刻把手段變成為目的，國家不俯首貼耳，來尊重「國家的威權。」因此，在一反掌之間，他們立刻手段變成為目的，國家不復是為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國權為人生的目標，而官僚便是此國權所庇護的。

    　　第二派他們不相信以樹立威權為國家唯一的目的，國家也應當計及國民幸福的增進。

    　　這一種國家觀念，錯誤在含有不大正確的「自由」思想。

    　　實際上，一種政體，不能因其存在的緣故，就說它是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適宜與否，還須加以考核。

    　　我國的純正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產黨人都贊成這一種主張。

    　　第三派的人數最少。

    　　第一派的主張聯合語言相同的民族，去實現一種空泛的武力政策國家是不過實現這一種政策的媒介而已。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來抱著上述各種見解的人，喜歡濫用「日耳曼化」的一個名詞。

    　　我還能想到當我在少年時化，這個名詞競怎樣引起了可驚異的錯誤觀念呢，曾經聽到「泛日耳曼」一派的建議。說是如果得政府的助力，那麼奧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實現了。

    　　真是出入意料之外的，有人以為一個黑種人他們因為學過德文的，而且終身講著德語，並且為德國的某政黨投票，就可以變為德國人。

    　　然而我們不能想像他是能變為德國人的。

    　　這種辦法實在就是種族混雜的開始。

    　　從我們的情形看起來，這並不是日耳曼化，實在日耳曼成分的毀滅而已。

    　　民族或是人種的鑒定，在乎血統不在乎語言；倘使能夠改變了人種的血統後才能說到同化。

    　　但是血統的改變，勢所難能，所唯--的方法，就是血統混合；要是真的這樣了，那麼，優秀種族的品質，必至低落無疑。

    　　從歷史方面去觀察，我們的祖先用了武力征服這一塊土地，實行日耳曼化，這是大為有益的；因為居定在這地方的大都是德國的農民。

    　　如果一朝引進了異族亂了我們的血統，那就要有不幸的結果發生，這結果就是使我們的民族性毀滅殆盡。

    　　我們順有這個根本的認識。

    　　國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國家雖然是形成了人類高等文化的基礎，但是國家並不是創造文化的原動力。

    　　能夠創造文化的仍舊是賦有天才的種族。世界上僅有幾百個模範國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亞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麼現在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將不再存在。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說，倘使人類的高等智力和適應能力。

    　　因為同有種族為之護持而致喪失了，那國家雖由人民來構成，也豈能防止了人類為之滅亡？

    　　國家的本身並不能產生一定的文化標準；國家僅能把決定這項標準的種族集納於一處，所以產生高等人類文化的必要條件，產生不是國家，而是優秀的種族。

    　　賦有文化和創造天才的國家中是種族，即使因為環境惡劣而不能發展，但是他的才能，仍舊是潛伏在這種族之中的。

    　　所以如果說紀元以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種粗野的蠻族，實在是十分荒謬的。

    　　我們的祖先是一種文明的種族，決不是蠻族。

    　　他們聚居於氣候嚴寒的北國，環境把他們束縛了，使他們的創造性未能發展。

    　　假使沒有古化典型文化專美於前，而我們的祖先得宅居於環境較優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舶器械以謀進展，那他們創造文化人潛勢力，必定能夠磅礡於外，因而產生出燦爛的文化和希臘文明，先後的交相輝映了。

    　　民族德國國家所努力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種族原有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是利用學術的有機體，它的使命，不單是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還須繼續著培養它的智力和想像力，使它達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

    　　現在，我們因國家而受以的壓迫，乃是人類極端的錯誤的結果，將來的後患，是談都談不完的。

    　　世間的一切，因了我們的思想，就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黨員認為是亂黨，對我們橫加污蔑，這是我們並非不知道的。

    　　然而，我們萬萬不可以因了一時的毀譽，便就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必須要堅決的服應我們所認識的真理。

    　　我可以確信後世的人，他們不僅要諒解我們現在的行動，並且還要認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這是我們必須加以牢記的；國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托於民族中；國家的責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組織力，以求達到促進民族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試問一下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究竟應去該怎樣組織？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明瞭國家的旨趣窨是在容納那一種人民和完成那一種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堅的組織，它的種族的成份已經不純粹了。

    　　各種複雜的成分尚還沒有完全融化，我們便不能斷定德國的民族是一種新民族。

    　　反之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的民族，因了血統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是摧毀了我們的血統，並且還摧毀了我們的靈魂。

    　　我國的四境，門戶洞開，四鄰的異族，不時的從邊際徒居於內地。

    　　外力的侵襲繼續不斷，實在沒方法使我們的血統能夠完全融化的時候。

    　　凡是血統單純的民族，他們都具有合群性，能夠在民族憑於危急的時候，共同一致的起來稟侮救難；可是，我們德國人就缺乏了這一種天性。

    　　這種缺陷，使我們受害很大。

    　　因為德國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國內的群雄，大家割據一方，各自為政；結果，把德國的民族，自主權利完全剝奪得沒有了。

    　　一個有生命的國家，應當以實施較高的理想為標誌，而去代替毫無生氣的只為它本身圖謀生存的組織。

    　　德國人應該國家的權能，把一切德國人團結起來，還須從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選擇原有的優秀分子而加以維護，更須逐慢慢地使它取得統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的，現在統治我們的國家的官吏他們是樂於維持現狀的，他們決不願為了未來的幸福而去奮鬥。

    　　在他們眼中看起來，國家好像是架機器，單為維護他們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們常常愛說他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

    　　照這樣看來，我們果真為這新的理想（這種的理想和事物的原義是完全符合的）而去奮鬥，那麼，在這些行屍走肉的無用的人群之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

    　　只有國內的那些頭腦新而有著壯志的老年人願來和我們拉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談不到的。

    　　我們必須記著，如果把一個民族中的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俊完全團結在同一的目標下面並且擺脫去一切群眾的惰性，那麼這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為多數人的領袖。

    　　世界的歷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數人，因為這少數人，他們實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與和毅力的。

    　　因此有些事在多數人看起來是不利的，實際上倒就是我黨勝利的必要條件。

    　　我黨的事業，是那樣的繁重艱巨，所有加入我黨去共同奮鬥的，多數都是些驍勇之戰士，這才有希望我黨成功的保證，必須在選擇優秀的戰士上面。

    　　如果說異族雜交後。

    　　較高的民族能夠保留他們固有的品質的話，那麼，那些雜種，遲早必致衰亡。

    　　如果說文化比較高的種族，因了雜交而失去他們固有的品質，那麼，那些雜種，必定不會不滅絕的憂慮。

    　　復興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勢利導，就是緩進也不妨的。不過我們必須奠定我們的基礎，這種程度，才能慢慢地驅除去敗壞我種族的毒素。

    　　不過，這是假定基本種族的品質還存在，而血統的破壞受了制止以後的話。

    　　民族國家的緊急任務就是在於改進婚姻的制度，使它免得在種族上永久的留著污點，婚姻必須看作是神聖的制度，用以來創造像神的人類。

    　　而不是創造半人半獸的怪物的。

    　　站立在所謂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出而反對上面的主張；他所持論點是和時代不合的。因為吾人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既是允許腐化份子繁殖子孫而貽害當代，流毒後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許藥商小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節制生育的藥品。

    　　在這自稱秩序井然的近代國家中一就是當這民族中的小資產階級雄視一民的時候，一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癆、和其他的遺傳病的人以及殘廢；白癡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種罪惡；反之，如果有幾百萬健全的國民，他們實行節制生育。

    　　那就不算一回什麼事，不認為是違犯了社會的道德．從他們這種淺陋的思想上看起來，反而可以引為沒有頭腦的人安慰的。

    　　不然，他們勢必憂慮怎樣去和對於民族的健全份子的保護。

    　　以後的健全份子，對於他們自己的後代，應該擔負起同樣的職務。

    　　理想和榮譽，在這整個制度是多麼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過且過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為後世去培植最優秀的人才。

    　　民族國家的責任，就是在捕救現在所怠忽的一切事業。

    　　民族國家必須命名使種族成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設法使它保持著種族的純潔。

    　　民族國家必須認兒童是民族的無上寶貝；

    　　民族國家只許健康的國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殘廢者的生育認為可恥。

    　　如果他們能夠制止病人或是殘廢的人的生育，那是很光榮的一種舉動。

    　　反之，凡剝奪民族的健康的兒童，就應該加以痛斥。

    　　國家應該把極新式的醫藥，來供給這種公認的用途。

    　　凡是有疾病或是遺傳病人的缺陷的人，國家應宣佈著他不宜生育的理由，並且來實行加以禁止。

    　　國家又當注意健康的婦女的生育，以免因窮困而受阻礙，因為窮困常使人看作生育並不可喜，反而是一處父母的累。

    　　國家教育國民的時候，應該使他們明瞭疾病和衰弱，並不是可恥。

    　　實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無辜的兒童，那麼，不但是有罪，而且是可恥了。

    　　如果有一個患有殘疾而思想純潔的人，他願意放棄他的生育權，並且把他的慈愛的心去給予毫不相識的貧兒，而這貧兒，而這貧兒的先天健全，將來可以做強健的國民的，這就可以說是高尚人的表現，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

    　　國家從事於這種的教育工作，尤應該注意於知識方面的實際的啟發。

    　　這種工作不問人家是否能夠明白，是否受人的歡迎，國家理應毫不顧忌的力行不解。

    　　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意識，必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光榮的時代來，以了那個時候，人類不會再去用人力注意於馬、狗、貓等的種類的改良，而注重於提高人類的本身；到了那時候，，世界上的人或許因了知識上的覺悟，竟是毅然放棄他的生育權了；或是甘心犧牲自身而使他人有利。

    　　現在的人，因為遵守教律而甘心抱獨身主義的，在這世界上正不知有了千千萬萬，那麼將來毅然放度生育權的中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果一時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著某種缺陷，而竟偽稱沒有補救的方法而苟且圖安，那麼，這種社會，斷無倖存之是可言。

    　　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現在便是這樣的。

    　　我們不再被他們欺騙了。

    　　我國的資產階級人士的腐敗現象已經達於極點，他們決不能擔任任何的文化事業的。

    　　我以為他們的腐敗，並不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墮落，而是由於他們的懶惰性成，積重難返。

    　　所謂政治團體，概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早已變為特殊階級和職業的代有團體。



    　　他們除了盡力去維護他們本身的利益以外，對於其他的事差不多是不去顧問的。

    　　我國的小資產階級之政治團體，他們絕對不適宜於奮鬥了。

    　　國家的責任，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發揚未來的種族。

    　　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舉辦教育事業，首先應該注重國民身體之鍛煉，而並不是單單知識的灌輸。

    　　因為有了強健的身體，然後才能使他智力發展。

    　　國民性的陶冶，也是應當注重的，尤其應該獎勵意志毅力、和責任心的培養，最後乃授以純粹的科學知識。

    　　一個國民，如果他有健全的體格堅定的性情，並且富於自信力和意志力，那麼他雖然僅僅受的是普通教育，實際上他比瞭解常識淇深的體質虛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

    　　這一點，國家是應該知道的。

    　　所以在民族國家中，國民的身體的鍛煉，既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僅僅和他們父母有關的問題，更不是和社會沒有多大關係的次要事件，實在保持民族的必要的要素，國家是應當來加以護持的。

    　　教育的工作，國家應該好好的分配，應該使青年男女在童年的時代就受到相當嚴格的鍛煉，養成他們將具有耐勞耐苦的體格。

    　　這是政府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萬勿造成那「足不出戶」的沒用的國民。

    　　民族國家的一切學校，應該增加運動的時間，使大家去作身體的鍛煉。

    　　不論在早晨或是下午，兒童們每天至少應該有一小時的體育的訓練。

    　　遊戲和體操並重；拳術一項，有許多國民每看作粗暴無用，實在是絕不可少的
    號稱曾受教育人士，他們對此每持一種廖見，這是殊難索解的。

    　　如果青年練習劍術，以備決鬥之用，他們便視為高尚；如果練習拳術，他們便認為粗暴，這種理由，究竟在什麼地方？須知拳術一項，最使人鼓勵起戰爭的精神，養成一種靈敏的決斷力，並且能使身體順應自如。

    　　倘使青年用利劍來解決爭端，那比了拳鬥，不是更粗暴了嗎！

    　　假使我國家知識階級能夠把他們注意虛文的時間和精神來注意拳術，那麼一切暴徒判黨式的德國革命的騷亂或許不會發生了。

    　　因為騷亂之來，實在是為了我國的高等教育不知培養普通的人材，只知造就那些官僚、工程師、化學家、文學家、以及保存這種知識的大學教授。

    　　在知識方面的成就，我國往往有出人頭地的地方；然而出於意志力的培養，那就不足一評了。

    　　我們日耳曼民族，現在已經陷於崩潰沒落之中，到處被人雖以唾棄，所以國民必須由自信力去產生自覺力，這才能挽救危亡。

    　　這種自信力必須要自幼培養成功的。

    　　青年所受的教育的訓練，應該要造成唯我獨尊的一種自信力。


    　　同時青年必須由體力和武術方面示發生信仰，確信他們的民族是不會被人征服的。

    　　因為德國軍隊從前的勝利，完全是靠著他們個人的自信，而且能夠共同的信仰他們的領袖。

    　　唯有這一種信念，才能替德國的民族去爭回自由，並且恢復過去的尊榮地位。

    　　然而，這必須有待為億萬的國民都具有一種同感，然後這種信念才能生出來。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不要誤會；因為我民族的腐化既是很厲害，那麼將來要圖恢復，也必須有極大之力量才能消滅這不幸的情形。

    　　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不容輕忽的。

    　　惟有整個民族團結一致，表現出一種偉大的意志力專心一志地渴望著自由和懇摯，那我們才能恢復一發的舊貌。

    　　民族國家具有鍛煉青年體力的責任，這種的鍛煉不僅是限於青年的就學期間；就是青年離開了學校以後，如果他的身體尚在繼續發育之中，仍應該加以注意，他們的發育健全。如果使青年們的學校生活完畢了。

    　　國家就中止了他的監護權，一直到青年入伍的時候再行加以監護。

    　　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的。

    　　國家對於青年的監護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是一種義務，這是永無終止的時候的。

    　　軍隊是最高的最後的國民教育，無不是單單學習工步走、立正等便算完了。

    　　青年入伍生，自然要學習軍器的動用，亦應該注意於未來生活的訓練。

    　　從軍以後，青年就變為成人了，不僅須養成服從的習慣，而且還當給予軍官的訓練，使他們將來有指揮的能力。

    　　不僅須默受正當的責備；在必要的時候，且須能忍受不幹的事而毫無怨言。

    　　一個青年自己既有充分的自信力，再加上軍隊的團體精神，那自然能確信他自己的民族是不會屈服於人家的。

    　　青年於軍隊服役結束之後，必須有兩種證明書；一種是公民證明書，許可他在一切的公共機關中服務；一種是健康證明書，證明書，證明他的體格健全，可以結婚。

    　　關於婦女教育，第一應當著重地體育，其次是德育，再其次是智育，婦女教育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培植未來的良母。

    　　在大戰的時候，我們常常從各方面聽到指責國人的不能緘默，致把重要的消息洩漏於敵人。

    　　我們不仿先想一下，在戰前的德國教育，是不把緘默作為一個人的美德嗎？不，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對於這些當是當作不悄注意的瑣事的。

    　　在訴訟上的毀滂案件，什麼是起於不能緘默，因此而耗去了巨額的訟費。

    　　言語不慎，每多敗事；我國的國民經濟時因任意洩露了開業上的秘密而蒙受損失；在國防上的秘密準備，也因為國民的不知道緘默而失去了效力。

    　　在戰爭的時候，國民隨便的談論軍事，常常足以使戰事失敗，戰事的結局不良，主要原因學是在於國民的多嘴。

    　　我們須知道，我們的習慣不在少年時代先養成了，到了壯年，那就不能再去養成了。

    　　現在的教育，缺乏美德的陶冶。

    　　今後，我們應當改變方針。

    　　誠實、犧牲和緘默三件事，都是偉大民族所必具的美德。

    　　這三種美德的陶冶，實在比了現在一切學校中的任何什麼課程為重要。

    　　所以民族國家的教育，應把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並重。

    　　現在我國的國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經根深蒂固，但是。如果能予以證實的訓練，即使不能把這種缺陷根本剷除，至少也可以大加糾正。

    　　我們國人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十二兩月的處處失敗，每多怨言，說上自國君下至下級軍官，竟沒有人能夠敵愾同仇和敵人決心作戰。

    　　實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可怕的事實，是導源於我國教育的缺陷。

    　　平時大家都不屑注意的瑣事，觀在乃實在冤大的慘祝禍了。

    　　我國現在之所以不能切實的抵抗，這並不軍備的不足，實在是意志的缺乏。

    　　國民缺乏意志，積習已深，對地稍有危險性的事件大都踟躕不前彷彿任重致遠，用不到什麼膽力的。

    　　一個德國的將軍，曾經得到一個公式，很足以暴露這種優柔寡斷的弱點，然而他並不自知；他說．「我在作戰的時候，如果勝利的希望不及百分之五十一，我決不敢動」這「百分這五十一」便是德國的慘敗的慘劇的主因。

    　　國民缺乏責任心，這是由於青年教育的不良；一切的公共事業，沒有不受到這種不良教育的薰染，在議會制度，一種缺乏責任心的弊病，已經是達於極點了。

    　　民族國家既須用全力去培養青年的意志和毅力，也須養成青年從小就樂於負責的勇於改過的習慣。

    　　現在世界各國的教育，大都以科學訓練為唯一的目的，而民族國家的教育，應該採取科學訓練而略加修改。

    　　修改的旨趣可以分三點來淪述。

    　　第一，現在一般學校中的功課，百分之九十一不是青年學子所需要的，所以把這種課程，強迫去灌注於青年的腦中，青年每固不需要而易於遺忘。

    　　例如，一個尋常的公務員，他曾畢業高等學校的文科或是理科，到了他們年齡在三十五或四十五的時候，試部當年所給他注入的知識，尚能記憶的有多少？

    　　我所說的關於學校中的功課已經足夠為大多數青年國民所享用，如果青年們想再進而去研究一種專門的學問（例如語言），也可據此作為基礎，再依了他個人的志願而加以學習。

    　　學校中的學生，對於體格的鍛煉以及其他必要的修養，學校中應該定出充分的時間來的。

    　　歷史的教學方法尤其要加以改良。

    　　現在的教學歷史，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中，所得的結果。那是至堪痛心的。

    　　因為所教者不過是一些少數的日期，以及生死的年代、和人名地名而已。

    　　至於大綱要領，倒反而概付闕如。

    　　他們概不把根本的要點來教人；僅由那些少數的具有天才的去自行發同無數日期和史實中的意義。

    　　歷史教材，必須要減少因為我們讀史，並不是單單研究已往的陳跡，實在要去找一種教訓用，用作未來的警戒，民族前途的殷鑒。

    　　我們對於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大體而盲，羅馬史不便給予現代人以一種良好的教訓就是推之於百世，也是一樣的。

    　　民族國家應該加以注意．我們必須有一世界史的著作，而這著作是把民族問題放在居首要的地位的。

    　　從將來從中於職業的觀點，來看我們現在的教育，我們就可以知道，出身於三種學校的學生，他們都能從事於同一職業；從這一件事上，足以證明現在我國的學校一尤其是在高等學校，對於學生的未來的職為，很少有過籌劃。

    　　所以我國的普通教育，比較的還算有些價值，而專門教育那就無足稱道了。

    　　凡是一件事需要到專門知識的，在我國中等學校的課程中，可以說是毫無準備的。

    　　像這類的缺陷，我民族國家，極應設法彌補才好。

    　　第二普通教育和專門技術教育必須要嚴加區別。

    　　因為專門的技術教育，既是有降為拜金主義的危險，那麼，普通教育，至少在理想上及應設法加補救。

    　　工商業的工藝科學，惟有在理想高尚的民族社會中，就是人人不重私利而勇於犧牲，樂於退上的社會中如能發達，這一個原則，我們當牢記勿忘。

    　　國家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定義，普通所給予人民的，除了狹義的愛國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東西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觀念，不過是對於那些王候等模糊的尊重而言，所以我民族的真正偉大，始終是不能享受到任何的尊崇。

    　　因此這時，我們的人民，對於德國的歷史，只有一些級殘缺而不健全的觀念，歷史的要義逐失掉了。

    　　在這種的情形之下，沒有人能夠真心愛國，那也不足怪了。

    　　怎樣去使學校的兒童崇拜我國的真正的偉大英雄，而且怎樣去集中中國人的注意力於這等人物，以激發他們的敵愾同仇的心理，這些問題國人對之更是茫然不知所以了。

    　　德國自從革命以後，那些忠君的觀念慢慢是熄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只在求取知識而已。

    　　我國同在好像是用不到愛國勢忱。

    　　在共和國中，愛國心實在也難有持久的力量。

    　　如果在大戰期間，以「擁護共和國」口號來向德國人相號召，那麼，這次的戰事不能支持有四年半的長久。

    　　共和國的制度，極能投合世界各國的人的口胃。

    　　因為粗暴的人決不會怯弱的人被人所喜，為的是他不能怯弱者的易於受到利用。

    　　所以敵人同情我國的政體，這實在是出於一種惡意的批評。

    　　敵人的贊同德的共和政體，並且任其繼續維持，這沒有別原因，不過是想來奴役我民族而已。

    　　而這種下政體，最能為上作倀的緣故。

    　　民族國家，應該國了存在而奮鬥。

    　　道威斯（Dawes）的建議，對於我國的自衛產沒有什麼的幫助。

    　　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計，為國家的自衛計，我國所需要的，正是世人所信為可棄的；因為我國的形式和實質愈是完備而愈有價值，那麼，敵國對我們的憤恨和仇視也愈深。

    　　國家最良好的屏障，是公民而不是武器。

    　　國家所賴以捍衛的，不在堅固的堡壘，而在舉國一致的男女的熱心愛國。

    　　第一，就是科學教育；民族國家必須把科學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

    　　這不單是教學世界史應當依照這種觀點，就是文化史也是一樣，發明家的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發明家，實在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同胞。

    　　一種豐功偉績，能夠受稱讚，這是因為他是建樹我民族的一員，所以他可以引以自豪。

    　　吾們應該把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來曉示青年，給青年以一個深刻的印象，使青年們成為愛國思想的台柱子。

    　　民族主義決不可有了階級的偏見。

    　　一民族之中必定要沒可恥的階級，這才可以誇示於入；反之，如果一個民族之中在半飢寒交迫，痛苦不堪，甚而至於墮落，那麼情形既是這樣，還有什麼可以向人誇耀的地方呢？我們必須等到整個的民族，處處地方都健人了，而後我們的人民，才可以表示屬於這民族為光榮，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族的光榮。「但是，這種榮譽，
    只有當人民知道民族的偉大時候才能獲得。

    　　現在大家都駭怕著和人家發生衝突，這就是一種民族的懦弱的表現。

    　　不消說，這世界確實有劇烈的急變之中。

    　　變化的結果，究竟是亞利安種族的福利，還是猶太人福利，這實在是一個問題的焦點。

    　　所以，民族國家的重任，就是給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使種族得以保存，使能夠適應世界上最後而又最大的戰鬥。

    　　那得到取最後的勝利的，必定是撫發制人的民族。

    　　從種族的分佈看起來，這種青年的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來完成，恰恰像德國尋常的國民的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作為最的的階級。

    　　國民的身體智力的訓練，雖然應被民族國家所重視，然而優秀國民選擇，也是同樣重要的。

    　　現在的人。

    　　對於這事件的措施，每多輕率。

    　　照例處境富足的上流社會的子女他們較宜去受高等的教育。

    　　至於天才問題，那是還是在其次的。

    　　因為所謂的天才，只有相對的價值；一個農夫的子女，他的天才或許會遠勝於世家縉紳子弟；然而世家子弟的知識較高，這實因為他在幼小時候已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見聞較廣，所得的印象較富，這是和他個人的天才是無關的。

    　　硬學來的學問，根本談不到發明，只富於天才的人才能談以發明可是現在的德國人，大家都不為重視這一點，只知道重視分數的多少。

    　　民族國家必須要另負一種教育的任務，就是國家不應該把任命權支委之於某一階級，應該從全國的民眾之中，去選拔出一些有才智的人士來出任要務。

    　　對於尋常的獐，國家本來是應該人他們受規定的教育的，尤其是應該使具有天才的國民享受充分的教育機會。

    　　國家的高等教育機關，應該儘是開放，不論階級，不加歧視，這種措施，實在是國家至高無上的職責。

    　　國家所以應該注意地這種事情，尚有進一步的理由。

    　　在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素來和民人隔絕的，故所以和下屠民眾，更是漠不相關。

    　　因此，就有兩種不良的結果產生了。

    　　這兩種不良的結果，一是知識份子對於干民隔離太久，所以對於群眾心理，茫然不知；因而對群眾缺乏同情心像是路人樣的毫無關係。

    　　二是知識階級缺乏最關重要的意志，凡是知識份子，他們比沒有受過教育的民眾，比較的要毅力薄弱些。

    　　我們德國人，不是缺乏知識，不過是缺乏意志和毅力而已。

    　　懈們不妨舉例來說；我們試看我國家的政治，大抵他們的知識愈高，他們便愈是層弱，他們事業的成就也愈小。

    　　在大戰的時候，我國的政治方略和軍備都不充分，這並不是為了統治者的缺乏知識，實在是因為他們的知識太高，他們的腦中充滿了知識，反而沒有健全之本能，以及毅力和勇氣去叫一個文弱書和去擔任聯邦的總理，要他去領導群眾掇作犧牲的奮鬥，這真是我民族的一個大幸。

    　　向使領導都不是像如貝特曼．霍爾威克（Bethman-Hollwg）一流的人物。而是中國的健將，那麼，沙場烈士的熱血也不致完全白流了，

    　　況且我國領袖，他們大都傲漫浮誇，這不啻暗助著十一月革命的叛徒，使之乘虛而入。

    　　我國民把本身的福利去托付給他們，他們不能用全力來替我們增進福利，反而用了插劣的手段，為阻遏我們國民的押民的福利，這就是知識不足成事，反足以幫助了敵人。

    　　關於這一點，羅馬公教會便是良好的例證，這是可供給我們作為參考的。

    　　教會有禁止結婚的規定，所以獨身的牧師，在選取繼任者酌時候必須從民間去選取，則教士內部，沒有承繼人的。

    　　普通人大都不明白這種取締結婚的特殊意義，不知道羅馬公教會的力量，就是以為基礎的。

    　　民族國家的責任，是在盡它教育的能力，注意於吸引下層的新進優秀分子，去更換那些知識階級。

    　　國家應該十分的小心，從全體的國民中去慎選卓越的天才，服務於社會。

    　　然而在現世界的情狀之下，這事件是很難辦至的。

    　　一發的事業，大都雖具有物質和理想的方面的價值，完全要看它所成事為重要性，然後看這重要性的程度怎樣，再來給以相當的評價。

    　　事業的重要與否。

    　　並不是重在物質方面的，必須看這重要的程度怎樣。

    　　就是來給以相當的評價。

    　　事業的重要與否並不是重在物質方面的，必須看它根本的效用怎樣。

    　　就理想方面為說，人類的平等，須使處境不同的個人，有他的範圍之內，晝表現他的才力。

    　　對地估量個人價值的時候，須得照他履行職務的態度為轉移。

    　　因為個人的工作，是他生存的手段，不是他的目的。

    　　個人應該進而去從事於各人自己人格的完成和提高；他的先決條件，又是重在他本身所受文化程度和其所在國的文化基礎。

    　　現在國中的一發措施，完全是無異於自取滅亡。

    　　我國現行的普通選舉制度，大都是空談權利平等，然而不能舉它的理由來。

    　　在他們看起來，個人所得的報酬，便是佧人價值的表現；這樣平等的原則的基礎，根本就發生了動搖。

    　　平等決不是（而且決不能）把個人的成就作為根據；不過，倘使各人都能履行它的特殊的義務，這平等才能實現。

    　　必定要這樣然後對人的評價，方不被偶然的遭際所左右，而各人也能創造了他自身的價值。

    　　對於現在人的生活之中，金錢是有極大的勢力的，然而，我相信將來的人類，必定會崇拜更高尚的神明。

    　　現在有不少的事物，完全是根於富有的要求而才生存的。

    　　不過，如果人類缺乏了這些，那麼人就未必將更窮，

    　　我黨一種任務是在於揭示一個新時代，期望至了那個時候，人人能各取所需；並能保持著一個原則，就否認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質的享受。

    　　欲實現這件事，那麼國家對於工作的報酬，務須精細的規定分配的標準，使誠實的工人，大家都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在的公民生活。

    　　但願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空虛的紀想，不要以為在現在的世界上，事實上不容許而且決不能實現這種的理想。

    　　我們雖然愚蠢，還不致去妄想那毫無缺憾的時代可以實現於這個世界。

    　　但我們也決不可因此便自甘暴棄，不去努力於彌補缺陷，剷除弱點，和追求最後的理想。

    　　這種理想，發生種種事實上的障礙，這是勢所不免的。

    　　所以我們人類各盡了自己心力，去共赴最後的目的。

    　　我們不可因了一時的失敗，逐然把原定的目的放棄；這正像我們不可因為法律側有一些瑕疵，就是說法律可以廢除；因了疾病難免，就說醫藥無用。人類地於理想的力量，請勿過分的看輕！

    三、公民和國民

    　　現在大家所說的「國家」，單單把人民分為兩類．一是公民，一是外僑。

    　　因為出生地的關係，中是入籍的緣故，因而享受公權叫做公民；在他國的統治下享受和分民相同的權利的叫做外僑。

    　　現在要取得這種權利，第一個條件，必須生在國家的疆域內，種種和國籍的問題倒是沒有怎樣的關係的。

    　　比方像黑人，從前居於德國的保護地，現在居住德國，他們的子女就可以算是德國的公民。

    　　要取得一個國家的公民資格的全部手續，競像去加入汽車俱樂部為會員一樣。

    　　我知道這句話大家一定不樂聞的。

    　　可是事實上，德國現行的公民律的荒廖和草率卻令人不能不來這麼的想。

    　　現在已經有一個國家企圖發育改良他們的公民律了。

    　　我所說的，原不是指我德意志模範共和國，是指竭力以理性為師表（至少一部分如此）的美洲合眾國。

    　　合眾國的政府，他們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嚴禁某一人種入籍，這實在是超向地民族國家觀念的第一步。

    　　民族國家，分別他們的民為三類就是公民、國民、外僑、就原則方面來說，一個人的出生，只能獲得國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國家的官吏，中是參加選舉凡是一個國民，必須有種族的國籍的兩種證明。

    　　國民可以隨時脫離國籍，而在和他們同民族的國家內成為公民外僑的所以異於國家，就是因為他居地外國而仍保存他的國籍的緣故。

    　　德國的青年國民，須受德國一切人民所應的教育。

    　　以後，他了應該受國家所規定的體育，最後入伍而受軍事訓練。

    　　軍事訓練是人人所必受的，成績優良乃強健青年，於軍役完畢之後，乃由國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權利。

    　　這一件事，實在是他一生最為可貴的紀念。我們必須知道得為做一個德國的公民，即使他的職業是一個卑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榮譽，也必勝於做外國的帝王。

    　　德國的子女，不過是國民，一直結婚以後，那才成為公民。

    　　德國的婦女，她們從事於職業者，也得授給她們公民的權利。

    四、人格和民族國家的觀念

    　　如果我們並不預備去探求馬克斯理論的結果，那麼，希望把個人所屬各族去估量個人的價值，而同時又去攻擊馬克斯派的「人人都是一樣，沒種族的分別」的理論，那真是傻子。

    　　倘使有人相信同代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用純粹的機械方法和經較優良的經濟生活的組織，使本國和他國不同一換句話說，就是調和貧富或是擴大經濟的統制，或是使報酬公平百除去過巨的工資的差別一這樣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絕境，因為他一些也沒有我們所說的世界觀的眼光。

    　　上面所說的種種方法，既沒的長久的期望，也沒有偉大的前途。

    　　如果一個國家僅僅信賴這種淺薄的改革，那麼，在這國際的競爭之中，決難獲得勝利。

    　　一種運動的使命，如果是出地這樣的妥協方法，勢必不會有偉大的改革，因為這是夫淺而不深入的緣故。

    　　要明白這種道理，我們不防去大略的追溯一下有類文化發展的真正起因。

    　　人類所以得禽獸不同的緣故，第一就是因為人有發明的本能。

    　　當人和一切獸類鬥爭的時候人類有巧妙的方法，用以去駕馭各各具有特殊能力的動物。

    　　就在這個時候，人格便足以決斷疑難，建立奇功，以後人類就把這看作當然的事了。

    　　一人對地自知的能力的所以能夠認識（我一直把自知之明認為是一切策略的基礎，起初因為他具有果毅的精神，不過這種精神，直到幾千年之後，人類和開始公認這是極是自然的事態。

    　　人類除了這第一種的發現以外。又有第二種發現，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競爭的時候，怎樣去謀生。

    　　人類所特有的發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在從這地方開始的。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就是這一種發現的結果。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個人創造能力上面所產生出來的。

    　　這種發同，使人類繼續向上發展的功跡實屬匪淺。

    　　從前在森林中為獵人生活而奮鬥的種種單純的技巧，現在已經在為科學上的巨在的發現，這種發現，既有助於現在人類的生存競爭，而且又是為未來的生存競爭製造武器。

    　　把純粹理論去發展而所費的思考，那是無法可以計算的凡是一發物質發現的必要的初步工作，是個專有的產物；可是對於更進一步的物質發現，實在是一個必的前提。

    　　群眾並不有有所發明；大多數的人，也沒有組織和思考的能力；所賴者，只是個人而已。

    　　人類社會，如果能夠竭力去推進這種創造力的工作以為社會謀福利，那麼人為社會，才能有良善的組織。

    　　才能有良善的組織。

    　　而且這良善組織的社會，應該設法安置有才智人士於群眾之上，使群眾大家都聽受他的指揮。

    　　所以社會的組織不但不應該阻止有才智的人士高出於群眾之上，而且還須努力使有才智的人土居於最高的地位。

    　　一種劇烈的生存競爭，是促成智力高於一發的主要原因。

    　　統治國家行政的國防軍的，完全是--種人格觀念和它的權威，以及對於地位最高的人所負的責任。

    　　現在的政治生活常和這自然的原則背道則馳的人類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創造力的結果；在社會的全體是這產在領袖間也是這樣可是現在競把尊重多數的原則作為決定-切的權威，而且很慢地使人受著它的毒害，實在是受著他的破壞。

    　　猶太教對於其他人民所施的破壞工作，就是在時時消滅個人的重要，並摧毀該民族中的主人物，則把群眾的意志去代替這主要人物。

    　　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了馬克斯主義是猶太人用以消滅在人生各方面的領袖人才的一種明目張膽的企圖，他們企圖著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了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數的群眾。

    　　在政治上的議會制度，就可以處算是它的表現的一個代表。

    　　從最小的教區會議，一直到控制全國的大權都是這樣的。

    　　馬克斯主義的本身，決不能建立起一種文化，或者獨自創造一種經濟制度；進一步說．它在事實上決不能依照了固有的原則去維持現存的制度。

    　　可是在短期之後，馬克斯主義又不得不表示讓步，回過頭來承認人格原則的理論；就是在該黨的組織中，也不能去否認了這一項原則。

    　　所以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和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是絕對的相反的民族主義確信種族的價值，十分明了格的重要，並且使這二者成為國家的柱石。

    　　這就是民族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要素。

    　　民族國家應該繼續的努力使整個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領導權的最高機關，一脫離了群眾的操縱；必定要這樣，這才能取得了無上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的制度就是用毅然決然的手段。

    　　去選擇中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有權威的領袖。

    　　決斷權切不可操在大多數人手中，國家應該是一個負責的團體，而（Rat顧問）一字應該恢復它的古義。

    　　每個人的旁邊雖然熊可以有了問，可決斷必須出之於一人。

    　　一切的專門問題，一例如經濟一民族國家不可以去請教於沒有專門學識和沒有職業的人。

    　　於是，國家分設了若干的政治委會及代表專業的委員會。

    　　在這兩者的上面，又設參議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

    　　參義院和眾義院教沒有決議以；任命議員，是使他們工作，並不是使他們來決議。

    　　各議員可以參加意見，但是能有什麼決議的；因為決議，是當時主席的特權。

    　　我們的主張能不能實現．我敢請讀者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所用多數議決的議會原則，決不有長久去支配人類；反之，在歷史上支配人類的時期，大都是民族國家衰落時期的短期中。

    　　無論怎樣，我們切不可去妄想．以為由在上者用了單純的理想方法，就可以產生出這種動來；因為他所牽涉的，並不是僅僅一國的政制而已。

    　　一切立法，和一般公民的生活都應該充滿這種變動的精神。

    　　只有一種運動，才能實現這種的改革；這種運動，是由政革思想的精神所造成，所以這種運動的本身可以成為未來國家的創造者的。

    　　所以現在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和這理想符合，而且在他的本身的組織中實行，這樣那不但把國家導入正軌而且還能使這個完善的國家能夠執行它的職務。

    五、世界觀和組織

    　　我所要大概敘述的民族國家，決不是單單知道了他的必要條件，就可使它實現的．

    　　也並不單單知道了它的表面的形態，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國家的產生，實在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能去靜靜等待現在那些損國的各政黨自協的來改變他們的態度。

    　　因為他們的真正領袖大都是猶太人，而且只有猶太人，所以尤其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猶太人抱定了他們的目的，為對付這幾百萬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為勢很大，而這班德國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趨滅亡。

    　　猶太人對於他們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猶太人所領導的政黨，除了猶主人的利益而奮鬥以外，不再有別的企圖，他們和亞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們要實現民族國家的理想，我們勢必要拋棄了現在支配公眾生活的勢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堅決足以為這種理想奮鬥的新力量。

    　　倘使我們的初步工作，不在創造民族國家的新觀念，而在剷除現在猶太人觀念，那麼，目前的奮鬥，這是無法避免的。

    　　一種含有偉大的新原則的新主義，必須把嚴厲批評作為他們的最初的武器，至於被批評的個人對這批評有了怎樣的厭惡，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馬克斯主義啟然有著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有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人壟斷世界金融）然而，他們致力於攻訐已經有了七十年。

    　　以後便開始他們的所謂「建設工作」。這工作是正當，自然，而且又合邏輯的。

    　　世界觀不但不許而且還不甘和其他各黨為伍，它的唯我獨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觀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對於代表過去的狀況的舊勢力，世界觀是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的。

    　　宗教也是這樣。

    　　基督教並不把建立他們本身的祭坦算是滿足；必須要進而去破毀異教的祭坦。

    　　但是這種狂熱的排他性，能夠創立了萬古不磨的信仰，這就是該教存在的絕對的必要條件。

    　　政黨每容易妥協而世界觀便不是這樣。

    　　黨和他的政黨嗟商條件，世辦觀便公然說他本身的正確無訛。

    　　無論什麼政黨，在並始的時候，大都是抱獨攬大權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干世界觀的成份的。

    　　然而，因為他們的黨綱貧乏，所以各黨大都沒世界觀的英雄氣概。

    　　因為他們這樣的願意和人家妥協，所以各黨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軟弱無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決不能肯為主義而去奮鬥的。

    　　所以各黨常常在開始的時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有所進展。

    　　如果世界觀不是羅致一批國內在當時算是最勇敢有實力的份子，叫他們來組成奮鬥團體，那麼他們的理想是決難實現的。

    　　同時他們又須就世界的一般的現狀中，去抽出某幾種確定的世界理論，用了簡明了的文字去表達出來，俾可作為新社會的信條純粹是政治性質的政黨，他的黨綱，只在希望為將為的選舉獲得勝利著想，而世界的計劃，那就直等於向現在的社會宣戰；其實。這就是向現存的世界觀實行宣戰。

    　　信仰世界觀而願意去奮鬥的各個戰士，對於領導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過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瞭解。

    　　譬如軍隊假使士兵們個個地有大將的才幹，於軍隊是並沒有什麼大益處的，所以政治運動，如果「知識份子」的集團那麼，他們對於世界觀的維護，也必不會有什麼的補益的。

    　　因此政治運動，也是需用到思想簡單的戰士；因為沒有這班人，那內部的紀律就不能有所整飭。

    　　在本質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學問的領袖，舒暢是不會激於感表的群眾受著他的指揮，那麼，這組織的本身必定仍不鞏固。

    　　如果有一隊有二是人的軍隊，他們的智力都相等那麼他們的紀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智力較低而十人智力較高的另一隊更難維持。

    　　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的軍隊是軍官和兵士所組成的。

    　　退伍的德國工人，做士兵；猶太人中的知識者則做軍官。

    　　民族觀念要想使從現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產生，且能還獲得顯著的功效，那我們應該在寬泛的思想之中，去選出若干確定的主要的條文。

    　　這樣，那新運動的黨綱，就可以草入少數的主要的條文當中，這條文一人雖只有二十五條。

    　　這個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些運動的大意。

    　　這種黨綱，有些像政治的條文，一半是向外宣傳它的主義，還有一半是向內締結公同的誓約，以便團結黨員號召徒眾。

    　　我們所以把原則上正確的主義廣泛地為加以宣佈一上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以為堅持一種概念（即使和實際情形並不完全符合）為害較小，而公開討論以前所認為不能更動的基本的原則，因而發生了極大的流弊，為害較大。

    　　實在，當一種運動正在進行之中，那是決不能有公開討論的。

    　　凡是重要的東西，不有外表上探討的，必需求之地內在的意義，而這內在的意義，已經不能再有什麼更改了。

    　　我只有希望我黨為著本身的利益計，必須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團結任何行為，用以保持那奮鬥所必須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羅馬公教是可以教訓我們的。

    　　羅馬公教的全部教義，雖然有許多和科學研究是互相衝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衝突一然而教會的本身，它們決不肯犧牲了教義中的片言隻字。

    　　教會方面十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並不在教義是否能夠符合了當時的科學事實一實際上科學事實是時有的變動一而在堅執從前是所規定的教條，因為它們的教條，就大體而論，本來就足以表示他們信仰的要旨的。

    　　因為這樣，所以教會的地位比較從前更是鞏固了。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把他們的二十五條黨綱，認為是一種確立不移的基礎。

    　　不論現在在未來，我黨同志的任務，不在批評或是更改這等的主要原則．而在堅持信奉，把自己和主義打成一片。

    　　這新運動就是依照這主要原則而定名的，它的黨綱，也是根據主要原則而草成的。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義的意義的；同樣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是有著民族社會主義的意義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完成，那麼，不是絕對的深信這種思想不可。

    　　民族社會主義，在權利和主義上，都應該有明確的宣佈．凡是在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範圍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義的觀念的，那是他的基礎大都是虛偽而不足相信的。

    　　各種派系的派別一不管它是小組織也好大政黨也好一大都喜歡把「民族義者''為向人自命其實，這一個名詞的由來，實在是受了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否則，各種會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說出」民族主義者「的一個名詞；這名詞對於他們，實在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

    　　他們和他們的領袖，和這種思想無關。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是第一個和這名詞發生一種重大意義的，而現在竟被眾人所通用了。

    　　我黨的運動，從宣傳工作方面，充分地證明民族主義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黨，他們為了利益的驅使也來冒稱說他們和我黨的有著一樣的志願的。

    　　六、初期的奮鬥一演說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的霍夫佈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剛在開第一屆大會，就在籌備第二屆的大會了。

    　　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麼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國社黨的黨員大家都差不多把這會看作很有一些神聖的意義。

    　　每一次開會，濟濟一堂，到會的有增無減，而且聽眾對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議程，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候還沒有人注意到，）接著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這個時候，慷慨激昂的演說，十分的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眾大會，參加的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麼這個民眾大會，不只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識為復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當作反思想的表現。

    　　當我們把凡爾賽條約加以批評的時候，群眾每有起來辯淪的，說「那麼布勒斯．裡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條約又怎樣呢？」群眾叫囂不已，擾攘，一直到他們力竭聲嘶，或是發言人曉得他們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時為止。

    　　唉！像這樣的國民真是叫人失望！他們不知道，凡爾賽條約是我國莫大的奇辱，不知道這種和約，是地我民族的一種橫暴的侵襲。

    　　馬克斯黨破壞工作，敵人的毒害宣傳，處處地方使民眾對於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們不必去怨天尤人，因為對方的罪惡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國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對這狂瀾是否來出力維持的？或者曾動用他們的智謀去啟導了真理？然而他們並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為初期的運動著想．戰禍裡的責任問題。就是該去依循了歷史上的事實來解決的。

    　　當強有力的敵人．動用了他們諉惑的手段，去欺騙著群眾，使群眾大家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的態度的時候，那麼，一種尚未發這的新運動，自然易於受欺，隨附和而就和他們為伍了。尤其是當一個新運動認為群眾之狂妄的主化有幾點（即使完全是虛幻的）宜於採取這種行支時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經不止一次，當時要用了極在的力量去防備捲入漩渦之中。

    　　最後一次，就是當時我國的可惡的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竟張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行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只是他們怕猶太人所激起的公憤所以糊里糊塗的就同聲附和，贊助猶太人去反對一種蛆織，這種組織，在我們德國人遭此存亡關頭的時候，都應該看怍是在這腐敗社會中的一線曙光。

    　　當那些沒有國藉觀念的猶太人縱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的時候，我為有所謂「愛國者」的朋友，竟憤然反對有勇氣的人和制度，要知道這種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們是盡力圖想脫離民族猶太人同盟的羈絆，要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去反抗國際毒物的。

    　　敵人對我們的辯論，有著他們的一定的爭點，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他們的演說中，也再三的有著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同樣原辯論來看，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有著一貫的訓練了。

    　　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現在我已發同了一種方法，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掉效力，而且還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這真是足以自豪的。

    　　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能了。

    　　不論在什麼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在那種形工和性質的論辯發生，因此我在演詞的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使他體無完膚，這方法就是把對方一切可能認辯完全說了出來，來證明他們是虛妄而無價值的。

    　　上面所說的，就是可以說明我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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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民族和種族

    　　如果亞利安民族（Aryan）的血統，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統相混合的時候，那麼，支持文化的種族，必定要超於沒落，從過去的歷史看來，一些也不會錯誤的。

    　　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極少和務等的有色的民族相混雜；中美和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們常和土著混雜，他們的國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

    　　就拿這一個例子來引證種族混雜而所生的影響，那中顯而易見的。

    　　美洲大陸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維持純粹的血統而不和其他的人種相混事的他償已經能夠崛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始他們能夠長期守著沒有混亂血統的羞恥，那將永遠維持著他們的主人的地位。

    　　如果強有力的能夠早早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為全世界的唯一的主宰，那麼在這局面之下，和平仁愛或許還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理想；用這原則去實施的當也不會有損於民眾。

    　　所以奮鬥實先於和平。

    　　否則那就等於說人類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最高的一點，而其標準，則不是任何理論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著就發生了混亂。

    　　我知道有人要譏笑這一種說法，然而地球固旨運行於以太之中歷幾百萬年，人類所以能維持其高尚的生存的並不是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為瞭解自然的法則。

    　　且能控制這法則而為人用。

    　　也倘使這一點而忘掉，那麼，人類又將會滅絕，又到了洪荒的時代了。

    　　我們在世界上所讚美的一切--科學、藝術、工藝和發明，--不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推究他的根原或許出之於某一種族。

    　　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這少數民族而存在的。

    　　在是他們淪於滅亡，那麼，地球上的一切燦爛的文物，自必也同歸於盡了。

    　　假如我們把人類分為文化的創造者，保持者和破壞者的三種，那麼，唯有亞利安人種方能夠資格做第一種的代表。

    　　亞利安常用極少數去征服異族，而且能夠得到多種的低劣民族的幫助，他們利用那新獲的領土的特殊環境--像土地膏腴和氣候等，--去發展他們潛伏著的智力和組織和本能。

    　　經過了幾百年，他們便創造他們獨有的特別的文化，這種文化，起初僅有他們本身的特性，後來便依照他們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發展了。

    　　時間過得稍久，他們那些征服者，便違背了保持血統純潔的原則（這原則在起初他們是固守著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們行殊的民族性，逐緊消滅這是天演的公理。

    　　凡是有創造力的民族，他們是始終在創造之中的，不過粗看起來不覺察而已。

    　　他們這班人僅能認識既成的事實，因為世人大都僅能見到天才的外表，像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而不能認識天才的本身。

    　　就是這種外表，也不是他們一時所能瞭解的。

    　　在民族有生活中，其所有的創造力，須待某種特定的環境的要求，始能有了實際的應用；正像一個人的天才，須得所有的創造力，須得受了特殊的激勵，他的本身，始能有了具體的表現。

    　　我們看看那過去和現在的人類文化的傳播者，大都是亞利安人，那就可以證明了。

    　　為了要發展高超的文化起見，那些文化較低的民族，實在有著存在的必要，因為只有這些民族，可以當作技術工具的代替物。沒有技術工具，那麼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發展的。

    　　因人類發展的初期，賴於馴良的獸類的地方少；而賴於低劣的民族的勞力的地方多。

    　　要直到被征服的種族成為奴隸之後，於是獸類才開始遭受同樣的命運；普通人每以為獸類先於人類報著奴役，實在是對的。

    　　就把耕種來說，最初挽救者是奴隸，以示才由馬來代替的只有夢想和平主義的愚人，尚認為這是人類墮落的現象，而不知道管是勢所必然的，必須這樣，然後能達到了某種態，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對世界傳播他們荒謬的大言。

    　　人類的進步，好像是去登一無盡長的梯子。

    　　登高必須要從下面拾級而上，所以亞利安人必須要遵循實際的道路去向前進行，這道路決不是近代和平者所夢想的道路。

    　　但是，亞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徑已經十分明顯。

    　　他是一個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從他的意志力和目的，受他支配而從事工作。

    　　但是，當他驅使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時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護；而且命運也比較優於前所謂「自由」的生活了。

    　　亞利安人長此以主人自居，他們不單是維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維護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了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和征服者的語言同化時，那就主奴的分別沒有了。

    　　亞利安人既放棄了他們純粹的血統，那麼所有的養真處優的權利也就跟著消失了。

    　　亞利安人於是就一天一天的墮落，他們陷於種族的混雜之中，他們創造文化的能力也跟著慢慢地消失了，終於智力和體力，和被征服的土著人種相像而不類他們的祖先了。

    　　雖然他們暫時仍能享受著文明的福利，可是對於文明，初則漠視。

    　　終也遺忘。

    　　這就是各種文明和帝國所以崩潰的原因，而各種新的創造，所以也代之而起了。

    　　血統的混雜，以及種族的墮落，這實在是舊文明湮沒的唯一的原因。

    　　因為人類的覆亡，並非是為了戰爭的失敗；實在是為了喪失純粹血統所獨具的抵抗力的緣故。

    　　在德文中有一個準備服從義務的要求（Pflichter　fuullung〕的形容字，這字極能表明勇於負責，急公好義的意想。

    　　這種態度的基本觀念，我們稱之為理想主久，這是用以來分別利已主義的。

    　　因為這個主義，是指個人為社會為人類而犧牲自己的。

    　　當理想陷入滅亡的時候，我們可以立刻見到那種社會的精華，和文化之必要條件，也隨著而低落了。

    　　於是利已主義，也就成為民族中的主要勢力，個個只是唯利是圖，社會秩序立刻廢馳，人類大都從天堂而墮入到地獄中去，猶太人正和亞利安人相反的。

    　　在世界上任何什麼民族，他們自衛本能的強盛，沒有較之所謂「天之驕子的民族」更強的。

    　　他們的種族直到現在還是存在，這就足以證明了。

    　　我們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個民族能夠像猶太民族樣歷二千年而不變他的內在的特性的嗎？世界上有那麼一個民族所經的大變較之猶太族更甚而且能歷萬劫而不變故態的嗎？他們圖存在，保種民族的決心，在這件大事實之中，已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猶太人的智力；發展已歷幾千年；到了現在猶太人才以狡黠稱。

    　　從某種的意義言方面來說，猶太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如此的。

    　　但是，他們的智力並不是他們自身肆達的結果，是由於外族教育的功效。

    　　猶太人本身，絕無什麼文化可言，所以他們精神活動的基礎，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給的。

    　　他們的智力，在一切的時期中，都是因為和鄰近他們的文明相接觸而得到發達的。

    　　可是猶太人對於他族，那就沒有絲毫的貢獻了。

    　　有人以猶太人和他們同類爭鬥--還是說掠奪他們的同類--時能夠團結一致。

    　　因而稱他們是具有理想的犧牲精神，這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

    　　便是這一點猶太人也是出於他們純粹的自私心；這就是猶太國家--我們且不妨假定他是一個維持和繁殖的團體--所以毫無國境可言的緣故。

    　　因為一個有固定的邊界的國家，國內的種族，必須具有他們理想情操，而且對於工作須有正確的觀念。

    　　假命名這種概念缺乏了；那麼，想要維持有疆界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的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了。

    　　因此，猶太民族雖然有著顯著的智力，然而沒有真正的文化，其次沒有他們所特有的文化。

    　　因為猶太人現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東西，而在猶太人的手中敗壞了。

    　　起初，亞利安人大都是遊牧民族，到了後來，才慢慢地變成了有一定居住的民族了。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他們絕不是證明猶太人。

    　　反過來，猶太人決不是遊牧民族，因為即使是遊牧民族，那麼，依了他們的智力所及，對於「工作」概念「，也抱有一個確定的態度，以備為將來作發達的基礎的。

    　　遊牧民族確實有著理想主義的根本觀念，不過並不濃厚，所以他們的生活概念。雖然和亞利安人不同。但也並不相反。

    　　然而猶太人對於這種態度是絕對沒有的，他們向來不是遊牧民族，他們是異族的寄生蟲。

    　　他們雖然離棄了原來所住的地方，然而這並不是完全出於他們的本意，而是被那些反對他們的民族驅逐了的緣故。

    　　猶太人的散遍於世界各地，這確實是一切寄生蟲的特徵，他們常常為種族竟取了新食養。

    　　猶太人假使能夠使人士相信他們的寄生生活，並不是為了種族問題，而是為一種特別的宗教；團體，那麼，他們寄生於異族的生活，才能獲得了永久的維持。

    　　可惜這是一個大謊話。

    　　猶太人因為要繼續他們在別的民族中的寄生生活，所以不得不設法掩飾了他們內部的工作真相。

    　　凡是他們的智力愈是富足，那他們的欺詐也愈能奏效。

    　　他們欺詐的程度，竟使世界上多數的人士，大家確信他們是法國人或是英國人，德國人或是拉丁人，不過是宗教不同而已。

    　　現在經濟的異常發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會等級的變化。小規模的手工業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大容易維持他們的生活，於是被逼而變為一個無產階級了。

    　　工人，便由此而產生了。

    　　可是不幸的明顯的事實便是工人們晚年產能自謀生路。

    　　換句話說，我人們實在一無所有；年紀一老，即受痛苦，簡直不堪稱之為生活。　　在從前已經有過一個類似的而極需解決的方法，現在已經發現。

    　　在農工以外，慢慢地出現了一個新的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官吏，完全是國家的公僕，而且他們也是一無所有的，這種不良的情形，國家為之找出了一個補救的方法，凡是做公僕的人，如果年老而無法能夠自給的，那就由國家來負責維持，並且再規定退職的年金。

    　　所以一個毫無資產的人，因此而得免於社會的困頓，而能融合在整個民族中了。

    　　近來，國家又碰到了同樣的問題，而且他的範圍理會是廣大了。

    　　幾萬萬的人民，常從農村而移居都市，希望在新工業區的工廠中做一個工人以謀生活。

    　　因此，一種新的階級，確實已經形成，不過並沒有人來注意吧了。

    　　但是，後來必定有人要問．我民族是否有力量再使這個新階級去融合於整個社會中？還是階級的分裂將日益擴大而至於破裂？

    　　這種嚴重的問題，資產階級雖然不去注意而聽其自然變化，可是猶太人就早已想到這問題的未來的無限變化的可能性了。

    　　他們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手腕去遺餘力的剝削人類，一方面再去對於在他們的計謀和權勢之下的犧牲者去加以聯絡、不久就成為反功他們自己的領袖了。

    　　「反功自己」這當然僅僅是一種譬喻，因此那些說謊大家，他們十分明白著怎樣去假冒為善而嫁禍於他人。

    　　他們既能夠厚著臉皮無恥的親自去領導群眾，群眾也就從不知道他們便是向來最無恥而欺詐中更甚者了。

    　　猶太人他們所用的方法如下是這樣的；他們向工人宣傳，假意的做出憐憫工人的不幸的命運，或是憤憤於他們的困苦和貧窮，借此去博得工人們的信賴。

    　　他不耐煩地去研究他們的生活上的實際或是想像的困難，因而示引起他們改變生活的願望。

    　　他用一種巧妙的不可言喻的手腕，使亞利安人種中對於社會正義所潛伏的要求埂趨於激烈，而對於有幸福的加以仇恨。

    　　在劑除社會罪惡的鬥爭上，這顯然是帶有世界觀的重要性的，猶太人於是乃創立了馬克斯的學說。

    　　他把社會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學說相混合而成一片，以達到他的學說的獲得流行，同時，再在他方面使得那些自受者不願來擁護這種要求。

    　　他們所表現的，就形式來說，自始就陷於謬誤，而且也沒有實現的可能。

    　　因為在純粹的社會思想假成成具的護符之下，他們既暗藏著鬼胎，但又厚臉不知羞恥，竟然大膽地公之於世。

    　　他們絕對的否認了人格的重要。因而再來否認民族的重要，而且再不承認民族的關係的重大了，借了這一點來作為破壞人類一切文化的基本原則。

    　　猶太人把馬克斯主義世界宣傳，分作政治和勞工，運動和兩種似異而實同的組織。

    　　工會運動是一種更是受人歡迎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能夠維護民工人們艱苦的生存競爭（這是多數的僱主的殘忍面貪婪的措施，而國家就是有組織的社會，對工人又毫不注意，那麼，工人們為了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便不得不起來自衛了。

    　　現在國內的那些無產階級，他們竟是利令智昏，他們對於工人的生存競爭，正在多方的設法阻礙，他們不但反對，並且還力謀破壞。

    　　減少不人道的工作時間，廢止童工，保護婦女，改善工廠和住宅和衛生善等的企圖。

    　　那些聰明的而最狡猾黠的猶太人，他們對於被壓迫的可憐者盡力加以援助，而且慢慢地成為工會運動的領袖，--這種事件，在他們是極易進行的；因他們的目的，不在於除去社會的弊害，乃在經濟方面養成一種盲成的戰士，以便破壞國民經濟的獨立。

    　　猶太人把那些和他們作競爭的完全驅逐了出去，再利用他們婪酷的本性，使工會運動能夠立足於暴力的上面。

    　　凡是堅決有識的人士，如果想要抵抗猶太人的引誘，就莫不為了威哧所屈服著，這種方法極為有成效的。

    　　猶太人竟利用這可為民族救星的工會，去實行把國民經濟的基礎破壞了。

    　　政治的組織和工會是相互而行的。

    　　因為工會是替政治組織預備群眾的。

    　　事實上，是用了強大使群眾硬驅入組織中的。

    　　而且這又是不斷的金錢來源，使政治組織能夠因此而獲得維持其龐大的局面。

    　　這監察個人政治活動的機關，同時是一切有政抬性質在大示威運動之主持者。

    　　到了最後，工會乃不再顧到他們自身的經濟情形，而用了他主要的武器--總罷工--來推行政治的理想。

    　　藉著創辦一種這合於最低教程度的刊物，因此政治和勞工組織，而取得了強制的利器，逐使最下層的國民，竟甘心去冒極大的危險而有所不矢。

    　　凡足為民族獨立，民族文化和民族經濟自主的基礎的猶太人的報紙，沒有不瘋狂般的絕端的加以誣蔑。任意他來摧毀。

    　　其中比較意志堅強不易受猶太人所駕馭，或者他們的智力，好像足以危及猶太人的那和所遭受的攻擊更是厲害。

    　　民眾對於猶太人的真正性質，並不知道，而我們的上流社會，他們又是冥頑不靈，所以我們的民族很易被欺於猶太人的謊言。

    　　那些上流社會，他們又是生性怯弱，對於凡被猶太人這謊言和讒言所攻擊的人，大都避而不敢接近。

    　　同時，群眾又是愚昧無知，他們意能盲目的相信著猶太人的謊言。

    　　政府當局有時悚然惶恐，或者對於猶太人所攻擊的人竟加以迫害，希望倖免於猶太報紙的攻擊，這種事件在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看起來，那是完全為了政府威信和安寧秩序的緣故。

    　　如果我們來回憶著德國崩潰的原因，那麼，他的最要的一點，當然是未能認識了種族問題的猶太人的險惡，這兩得以的都為更甚。

    　　一九一八年八月，我們自然是敗於疆場上了。

    　　但是，我們對此還易容忍；因為推倒我們的並不是失敗，實在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剝奪了我民族的本能和力量。以致釀成了這次失敗的勢力的。

    　　舊帝國既對於維持我國的種族基礎問題不加以注意，所以對於我們在地球上維持生存的唯一法則，自然也忽略了。

    　　純粹的血統的喪失，已經使這種族的幸福永遠受到了破壞，現在竟是愈趨愈下，這影響便永遠沒有離開身心的一天了。

    　　因此，一切改革的企圖，一切的社會事業，一切的政治勢力，各種經濟繁榮的增益。

    　　以及各種科學知識和長進，一切和一切，完全付之於流水。

    　　而維持我人繼續生存的民族及其組織--就是國家--不但不能日進於安全，反而日見衰敗了，舊帝國的光榮燦爛，也不能掩住了其內部的衰弱，而振興帝國的一切企圖，次第的宣告了失敗，這都是因為不注意這重要的問題的緣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沒有作戰的決心的緣故，便是為此。

    　　因為這次的戰爭為我民族的自衛的本能和破壞我民族團體的馬克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相遇時的最後表示。

    　　但是，在這危急的時候，國人既不能認清了內部的仇敵，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沒用。

    　　上天並不來褒獎勝利者，而是要循著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十二，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德國工人黨

    　　我現在來敘述我黨發展的初期，並且再來簡略的敘述一下和它相關的事件，我決計不想來涉及本黨的理想目的。

    　　因為，如果把本黨的目的來一一說明，那就得要佔去了一冊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編中來詳細的談論一下本黨的黨綱，決定黨綱的原則，並且再就我們的見解去說明「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

    　　我這裡所說的「我們」是指幾十萬的群眾而盲，他們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過他們苦於不能說出他們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個人勇往直前的來作戰士，而在後面附從的人那就有了不知億萬，這確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這種改革的目的．潛伏在數十萬人的心坎中，經過了幾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佈這一致的要求，自己來擔任領袖，促其實現。

    　　現在，群眾們的憤懣，就足可以證明了他們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徹底改革現狀的勢望；有許多人厭惡著選舉，還有極端的瘋狂般的左傾的人，也可以作為佐證；他們就是新運動所第一應該顧到的。

    　　我們要恢復我民族的政治力勢力，第一個重要問題，便是應該先恢復我民族自衛的慾望。

    　　經驗告訴我們，對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國家強弱的判別，根據於現有的軍備者少，而根據於民族的顯著或是潛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為同盟條約，是人所締結的。

    　　因此像世人都認為英國人的指揮和精神，很是果敢堅毅，那麼我們仍鈄把英國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同盟者了。

    　　因為他們一經奮鬥。

    　　就立刻決定殫精竭力，不惜時間和犧牲，來達到他們所期望的最後的勝利。　　從這地方，就可以見到一國的軍備，不必隨時和他國成了任何樣的比例。

    　　要把德國的目的自治國家的新運動再建立起來，必須要集中力量。博取群眾的擁護。

    　　我們所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絲毫沒有希望，而且很缺乏愛護民族的熱忱。凡是對內對外的強有力的民族政策，無疑的，必定要受到他們所對。

    　　德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很是愚昧無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極抵抗的態度去反對畢士麥；因為他們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們也不用去怕他們有了那樣的積極的反對。

    　　但是，就國內一般具有國際同情的群眾而論，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們的本性傾向於暴橫的觀念，就是做他們領袖的猶太人，也是愈來愈殘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種運動，出於自衛機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黨魁所反對仇視。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復過去的地位，必要首先來制裁這輩禍國的罪魁，在鈄來的法庭之中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將不再作為通常的國事犯來審判，而作為背判民族的罪來審判。

    　　因此，不論是那樣的恢復德國的獨立的思想，必定和恢復我民族的堅強的意志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們已經看清楚了新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須喚醒群眾的民族觀念。

    　　從策略上說，有下面的許多要求，由此發生。

    　　（一）要使民族運動能夠吸引群眾，就應當不惜任何重大的社會犧牲。

    　　但是，運動的目的，既在為德國民族而喚醒德國的工人，那麼當民族生活的維持和獨立還不曾受到威協的時候，經濟犧牲性，自然還不曾到了必要的時候。

    　　（二）要使群眾民族化，那決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觀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決然地把全力集中在這種目際上。

    　　大多數的民眾他們並不是大學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個凡是要想得到民從的擁護必須知道用那一種的秘鎖，才可以去啟發民從的心靈。

    　　此種秘鎖，並不是一客觀的力量，而是一種決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們為了的目的，積極的指揮著政治鬥爭同時再努力於消滅敵人，則我們必定能夠獲得群眾，這是毫無疑義的。

    　　群眾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顯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歡，這決不是群眾所能懂得的。

    　　他們只知道強勝弱敗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階級列入於民族的全體，或是納進國家，這方法並不在貶抑上等階級，而他在提高下等階級。

    　　但是擔負這種責任的，那決不是上等階級，而是正在爭取平等權的那個階級。

    　　現在的中等階級，他們能得參與國事，這並不是賃藉了貴族的幫助，是靠著他們自身的實力，以及他們領袖的領導。

    　　要使現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義的國民團體，其中最大的障礙，並不是階級的利益，而是國際領袖的態度，因為這輩的國際領袖，他們是仇視著民族和祖國的。

    　　那些工會對於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熱的民族觀念的話。那麼工人會可以使無效的工人一變而為民族中的最優良的分子，並且和各處純粹的經濟鬥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倘使一種運動，要使德國的工人傾向於自己的民族，並且對瘋狂的國際主義，加以鄙棄，那麼，必須切實反對那些大僱主所取的態度，因為僱主把民族的意義，認為就是雇工在經濟方面應該屈伏於僱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維持民族的經濟，只知靠著他自己的強力，橫肆要挾，那麼他對於民族所犯的罪，實不下於僱主以殘棧的剝削手段，去蹂躪民族的勞動力，從他們的汗血中去搾取厚利。

    　　因此這個新興運動的同志的來源，第一便是工人團體這種運動的任務，是在使工人們脫離遇妄的國際主義，從貧困的社會之中使他們解放出來，從不他們低落的文化這中把他們知識增高起來，且能在團結完善、和充滿丁族感情及熱望的社會中去成為一種主要的分子。

    　　實在，我們的目的，並不願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變動，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員改變了他們的態度，我來信奉我們的主張。

    　　整個運動的方針，對於這原則是極關重要的。

    　　這種一貫而明顯的態度，必須要表現於史黨的宣傳之中（這態度是宣傳者必須具有的；宣傳的內容與方式，必定要能夠感動群眾，並且再觀察其實際的成績是怎樣，那才可以測驗這種宣傳的是否正確。

    　　在群眾的大會之中，效力比較最大的是演說，這演說並不在能感動知識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眾的意思。

    　　要使政治達到改革運動的目的，我們決不能單由苦心勸導。或是感化當局的方法便並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奪取政權。

    　　然而，僅僅把政局，變動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權，這是仍能認這種「苦跌打」（Coupd'etat）為成功的。

    　　必定要革命根本目的和意志完全已經實現；而且為民族所造的福利較舊時代使大家所享受的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盜匪行為的德國的革命暴動，根本不足以語比。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是實現改革的前提，那麼把改革作為目的的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便當為民眾運動，而非文人的茶話會和遊藝會．

    　　這個新興的運動，在本質和組織上雖對義會加以反對，但是，在原則以及和黨的組織上，便否認取決於多數的任何的原理，這個原理的含義，謂領袖如果是僅僅維持秩序和執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見，那是對於他的身價有損的。

    　　依照了新運動的主張，不論事件的大小，領袖是具有絕對的威權，並且還負有完全的責任的。

    　　把這種原則去貫徹於全黨，並全再推行於一國，那就是新運動主要任務的一種。

    　　最後這種運動，它認為它的任務並不在恢復那-種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對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創立民主政權和君主政體所依著維持的基本原則。

    　　它的使命，並不在建立一個君主政體，或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是在創立一個日耳曼的國家。

    　　這種運動的內部組織，並不是一個原則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便利的問題。

    　　最優良的組織，必須使領袖和黨員間的隔閡盡量的減少，因為組織的使命，是要把一個確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腦中造的--輸入民眾的腦海中而促其實現，在黨員增加的時候．必須要成立支部；這支部便是將來政治團體中各地的細胞組織。

    　　這各運動的內部組織，應當依照下列的綱領；

    　　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於慕尼黑一地。

    　　訓練忠實黨員，並建立一學校，以便為這種理想作將來的宣傳。

    　　把現在在這裡所得的顯著成功，作為將來取得必要威權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領袖的權威已經得到了絕對的公認之後，於是再來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領袖所需要的資望，不但是意志，並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較之由純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為重大才能意志和堅忍三件事完全集於一個人身上，這人便是最良好的領袖。

    　　一種運動的將來，是有賴於從事運動者的狂熱（甚至是偏激）．他們把這運動當作唯一的正當的運動，極端反對那性質相似的其他的組織。「

    　　如果說，一種運動和他種運動聯合起來，便可以增加力量，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雖然這種運動的目的也許是相似。）我向來承認運動數量的增加，便是範圍的擴大，但是，那些淺見的入，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以為就是勢力的增強；其，徒使這運動的本身。孕育著衰弱的種子。

    　　凡是一種理想所寄托的無論什麼組織，它的偉大．就是在於他的宗教狂熱和那能容忍的固執的精神，他們攻擊其他的組織，堅信著人家都是不對的只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並且以這種武器，那眾。這理想，奮鬥於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無敵的。凡把壓迫加之於這種組織．那是恰好使其內部的實力增加。

    　　基督教的偉大，並不在於委曲求全而使教義和古代類似的哲學思想相調和，是在於他們對於本身的教義，努力於堅決和狂熱的宣傳到及辯護本黨的同志加於民族敵人的一切仇視以及這種仇視的表現用不到驚奇看作這是平常而當然的事。

    　　因為謊言和誹滂根本和這種仇視的表現是不能分離的。

    　　不論是那一個，凡是不受猶太報紙的攻擊、誹謗和污陷的，那麼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

    　　欲判斷他的意見的價值，信念的確否，以及意志的強弱，完全可以用我們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

    　　欲判斷他的意見人價值，信念的確否，以及意志的強弱，完全可以用我們民族的公敵對他所示的仇恨來做最適當的標準。

    　　我黨必須竭力從種方面去提倡尊重人格，並且還須牢記著下列的各點．人類的一切價值，完全是萬之於人格之中；每一個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個人的創造的結果；崇拜偉大，不僅是對於偉大的羨慕而已，而且是團結一切羨慕偉大者的連鎖。

    　　實在，人格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的。

    　　我黨運動的初期，因為聲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視，因此曾感受縣極大阻難，能否成功，便成為極可疑的問題了。

    　　凡是一切有牽涉我們的事，民眾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在慕尼黑，除了少數的黨員和共極少數的熟人以外，競沒有人知道了我黨名稱。

    　　因此，要擴充這一個小小的集團，吸收新的黨員，使我黨的名稱傳聞於世上，就成當時的要務了。

    　　為這緣故，我們便每月開會一次，後來每兩星期開會一次。

    　　開會的通知書，一部份是用打字機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寫的。

    　　我記和有一天我親送出去的通知書有八十份之多，當晚，我們就告候著群眾的蒞臨。

    　　把開會時間延遲了一小時以後，出席者還僅僅只有七八人；於是主席宣佈開會。

    　　但是開會以後也不會再有人繼續的來到。

    　　於是我們幾個窮人，大家來捐集一些微款，設法在當時獨立的慕尼黑觀察報（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個通告開會的廣告這一次竟獲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們預先租好了一間屋於作為會場到七點鐘的時候，出席者達一百十一人，於是立刻就宣佈開會。

    　　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學教授致詞。

    　　次由我來演講，我演講歷時三十分鐘。

    　　我久已自己感覺到有講演的天才，不過不敢確定，這一次便證明了。

    　　在三十分鐘之後，這一產小廳中的聽從，經了我的激動，大家極為興奮，彷彿是受到了電流般的，竟會因了我的演詞而使他們自願的來捐助三百萬馬克，作為會中的一切費用，這件事實在使我的心中大為安慰。

    　　在當時，我黨的主席哈勒先生（Heer Harrer），他原本是一位新聞記者。

    　　此人常識淵博，但是，可惜缺乏做黨魁的能力。

    　　他不能來向群眾和為講演，他的工作雖然確切謹慎，但是因為缺乏說話的天才，所以沒有特別動人的力量。

    　　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er Anton Drexer）在當時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僅僅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說家，又不是軍人。

    　　而且他從來不會在戰場上服役過，他除了生性優柔寡斷之外，又不曾受過剛毅果敢的訓練，因此，他們兩人，對於不論那一種的運動都不能使人發生狂熱的信仰獲得成功。

    　　我本人在當時仍舊是一個軍人．

    　　凡是一種運動，它所標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眾的擁護，那麼欺騙民族的馬克斯派，必定對它有所仇視，因為群眾向來不去聽命於國際馬克斯主義和猶太交易所的許多黨派。「德國工人黨」之名稱，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

    　　一九一九年整個的冬季，我們的奮鬥，就是在鞏固新運動制勝力的信仰，並且使之成為狂熱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達好埃兒街（Dachuerstrasse）「德意志」（Deutsehes Reich）大廈的聚會，又證明了我的主張是不錯的。

    　　當時出席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二百，我們在經濟上的以及和民眾方面的成功，那是十分光榮的。

    　　十四天後，到會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四百人了。

    　　我們這個新興的黨所規定的黨綱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詞，這是很有理由的。

    　　因為這一個字的概念漫無限制那種表示，不能作為任何運動的基礎；而且對於這一個名詞所隸屬的人，也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為概念在實際上是模糊，而很難確定的而且解釋紛歧意義廣泛，被人濫用，是有著很大的可能性的。

    　　如果把這種含糊不定解釋紛歧的概念用之於政治鬥爭，那麼勢必破二了鬥爭中有著共同的目團體。

    　　所以要達到這種目的，決不能任務人去自行決定其志願和信仰的。

    　　我鄭重地來警告，這個新運動不要墜入敢所謂「靜默工人」的陷阱中。

    　　他們不但是懦弱卑劣，並且還無能懶惰。

    　　一個人能夠十分明白一件事的危機和捕救方法的，他們責任並不在「默然」著去工作，而在公然的剷除罪惡力謀捕救。

    　　如要他在這方面遭到了失察，他便是一個不幸的疏忽職責的弱者；這並不是由於懦弱，卻是由於懶惰和無能。

    　　這大多數的．「靜默工人」通常所做的事真使人莫名其妙。

    　　他們既是毫無能力了，但是還要用飾詞來欺世人；他們既是懶惰不堪了，但是，還要自誇從前的靜默工作，使人認為他們是十分勤奮的。

    　　總而言之，他們的欺世盜名實在是政治上的投機份子，而且還仇視他誠實的工作。

    　　不論任何的煽支家。他如果有勇氣在酒店中和他的敵人對抗，毅然的為自己的意見申辯，那麼，僅僅這一個人的影響已經勝過一千個鬼鬼崇崇而狡猾的偽君子了。

    　　在一九二O年初，我就堅持著要舉行第一次的群眾大會。

    　　在那時我們黨中的主席哈勒先生不贊成我所定下的時間；他就自動辭職了，於是由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erxler）繼任。

    　　我自己則擔任宣傳工作，努力進行。

    　　第一次的群眾大會，我們定於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當時我黨還不大著名，我乃親自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一種紅色，因為這種顏色最能惹人的注意，並且還能使敵人受到一種刺激，給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

    　　七點半鍾開會，在七點十五分鐘的時候，我走進慕尼黑卜拉茨爾（Platzl）的霍夫布洛伊大廈（Hoftlauhous）的禮堂，真是快樂得心花怒放。

    　　在禮堂（當時我對這禮堂覺得很大）中擁擠不堪，容有近二千人的聽眾。

    　　第一個演說者說畢了，就接著起來演說。

    　　在幾分鐘之後有一部分聽眾對我鼓噪，禮堂中當場發生了騷動；少數的武裝同志和其他的黨員起而加以制止，並設法使秩序恢復。

    　　於是，我乃繼續的進演，在半小時之後，喝彩的聲音，已壓倒了喧嚷和叫罵的聲音了最後，我把二十五條逐條的解釋禮堂中在我前面的群眾，已經一致的新覺悟、新信仰和新意志了。

    　　熱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煉出了寶劍，決心為德國的西格弗裡特瑤（Germanic Siegbried）恢復自由，並且為日耳曼民族恢復生命。

    　　在下編中我將把決定黨綱的原則來詳為敘述一下。

    　　那班所謂知識階級的人，他們吹毛求疵曾經給我們以訕笑和揶擒。

    　　但是，我黨黨綱的成效，就已充分證明了我們在那時的見解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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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一戰中

    　　當我在年青氣盛的時代，最使我憂慮的，不快的，便是在這沒落的時代，受著萬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國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經波平浪靜，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經進入於．國際的和平競爭「了。

    　　換句話說．就是彼此間互相用欺詐的手段，而避免著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國的政府，開始注意於互相傾軋的企業以及互相奪取主顧和契約，他們不惜用了千方百計，大家互相利用，於是一片喧囂的聲音，便就充滿於全世界了。

    　　這種的發展，不但繼續進行而永無底止，並且好像已經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讚許，將一舉而把世界改造成一個極大的貨棧似的。

    　　在這宏大的貨棧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職員，都有他們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為什麼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於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的前後呢？

    　　因為在當時的人，除了從事於」商業「之外，還有一些相當的價值可言。

    　　當法蘭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到了慕尼黑的時候（那時我正在屋子內，對於這事變的情節，僅有一些模糊的聽聞，）起初，我以為這次的暗殺事件，或許是德國的學生所做的。

    　　因為他們深恨奧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來剷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變的結果怎樣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對於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當時還可以把這種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釋，而求得全世界諒解呢！

    　　不久，知道了兇手的姓名，系是一個塞爾維亞人，我乃對於這不可測的命運的報復，感覺到有些悚然而懼了。

    　　斯拉夫人的摯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瘋狂者的槍下已經做了犧牲者了。

    　　對於維也納政府所發出的最後通謀的形式和內容，在現在，世人還是有著許多的責難，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國家，處在同樣的境地，未有不是這樣來舉動一下的。

    　　在奧地利的南境，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時時對奧國的皇室放出了挑戰的態度，待到時候一到，必須要使這奧地利帝國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這件慘禍必須要實現的。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奧地利帝國或許不會的切實抵抗的能力。

    　　近年來奧國的安危。完全對之於老皇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眾的眼光來觀察，老皇的死，等於國家的自知的覆滅。

    　　世人大都以為這次大戰或許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戰禍的發生歸處於維也納政府，這實在不是公平的論調。

    　　因為這次的戰爭終不可避免，至多延緩了一兩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奧兩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對於無可避免的一天，還是常常想多方延緩，直到最後關頭，被迫而不得不戰，那時候的時機已屬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灣省維持和平，那麼，戰爭一起，時機將更陷於不利，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已經有多年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動著德俄的開戰，而中央黨；因為宗教的緣故，所以對於國家大計，大抵以奧匈帝國不轉移。

    　　現在，大錯已經鑄成，所以結果也不得不忍受。

    　　禍變的來臨，勢所必然，這是無法可以避免的。

    　　德國政府的錯誤，就是在於只知道維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開戰的良機，而且再為維持世界和平的聯盟所牽制，最後也終成為世界協約國的犧牲品了。

    　　這名義上雖稱為世界協約國，實際是反對保持世界和平而決心造成世界大戰的。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不是強迫民眾去參加的，實在是全國上下所切望的，國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個段落。

    　　這就是德國二百萬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從軍，甘心作猛烈的爭鬥，而且在國旗之下，甘願灑最後的一滴血來捍衛自己的祖國。

    　　這一個爭自由的戰爭爆發了，規模之大，實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剛旬聽到了暗殺的消息，我們腦海裡立即發生了兩種感想．一是戰爭無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須維持聰明。

    　　因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國為了聯盟的緣故，也許會有一天被捲入擊突的漩渦，這擊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許並不在奧國，奧國因為內部的政治關係，竟無法來實行援助同盟國的充分決心。

    　　對於戰爭，不論這個老大帝國願不願，然而已經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了。

    　　這次擊突的態度，我個人對之十分明白。

    　　我以為這種擊突，並不是奧地利為要懲罰塞爾維亞而戰，實在是德意志為著生存而戰，換句話說，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戰。

    　　德國人必須要步著畢士麥的後塵，現在的少年德國，對於過去的祖先，他們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仍舊應該努力保持著。

    　　倘使這戰爭而獲得勝利的話，那我日耳曼人能夠靠了自己的勢力而再在列強間佔得一個地位，因為日耳曼帝國是節衣縮食來一戰，那是決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請國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許我服麼於波維利亞的軍隊中，那時候內閣的國務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請第二天就批准了，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偉大而最難忘的時期，便在這時期開始了。這是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的。

    　　過去的一切事跡，如果和這次激烈的鬥爭相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當年我民族勇猛戰爭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夠使我來參加這次的戰麼為幸。

    　　戰爭年復一年的繼續著，戰爭的毫情，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

    　　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卻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擊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這種擊突，在我已成為過去。我的意志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興高采烈呼喊歡笑，現在一變而為沉靜堅決了。

    　　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

    　　青年的志願兵已經變成了老練的戰士。

    　　這種變化，整個軍隊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軍經過了長期的戰陣，已經老練堅強，凡在這次戰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經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這時候，軍隊的優劣，始能加以判斷。

    　　在兩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斷的戰爭，我們以寡敵眾，以弱小敵強，備嘗著飢渴勞頓，要估量我軍的優點，就在這個時候。

    　　雖然在幾千年之後談起了勇敢的英雄主義，就不能不念及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德國的灰色鋼盔，不畏縮，不規避，將成為歷史上永垂不朽的紀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當會念到這些軍人更為國家的健兒。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斯主義的被人認為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

    　　馬克斯主義的最後的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馬克斯主義多方面誘惑的德國勞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斯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

    　　在幾天之人，卑劣的國家的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煙幕都已雲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跡，完全化為烏有了。

    　　這實在是欺詐德國勞工者的最不利的時候。

    　　這些叛徒的領袖，一旦察覺到他們處境的危險，他們也立刻遮掩了他們虛偽的丑形，居然老著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號了。

    　　這正是對於毒害我國民族的整個的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了復興民主族的路，政府應該就在這時候毫不加以寬假，急急地想法劑除了這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

    　　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軀去了。國人也應該在後方把予賊肅清才對。

    　　可是德皇並不出此，反而新給那些叛徒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以保護。使他們得維持著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ctsndchauunsgi），不論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知理論的積極建立，而不在對方理論的消極摧毀。

    　　換一句話來講，就是世界觀的鬥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這種目的，便是思想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

    　　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麼在進攻之中也必有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來抵制的世界觀，如果不採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

    　　只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條件下鬥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的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所擁護的一方面。

    　　過去，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失敗，完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鬥爭的目的來，只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著用「國家權威」或「秩序和安寧」，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鬥爭而犧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反社會民主政治的鬥爭已是十分明顯；但是，這種鬥爭，因為缺乏實際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殊難預定。

    　　因為這事實在是有一嚴重的缺點在。

    　　在大戰之前，我就有這種意思，所以當時不能決定去參加任何的黨派。

    　　後來，戰事延續，我的信念也就愈堅，因為當時不以議會政黨為限的運動還沒有，所以要想從事反社會民主黨的徹底鬥爭，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這種意見，向知己的朋友談及。

    　　我在將來要做一個活動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這時候發生的。

    　　我所以屢和少數的知己朋友說及，就是因戰後我除了固有的專業之外，再願意作一個演說家的緣故。

    六、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

    　　據我看來馬克斯社會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到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那班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以呂格勒時代為然）用一種賞鑒藝術的性質來運用這種工具，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
    的．

    　　我們會有過什麼宣傳嗎？

    　　唉！我僅能回一句．「沒有。」

    　　我們對於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開始便失妥而且方針錯誤，因之不但毫無應效，並且有時還反足為害。

    　　我們如果對於德國的戰爭宣傳，作一系統的考察，就可以確信他外表的虛弱與內心的謬誤了。

    　　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一個基本問題，甚而至於土我們還不能弄清楚。

    　　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

    　　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為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言辦，這是十分顯然的。

    　　大戰正當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所奮鬥的目的，便是人類想像中極尊貴而又極迫切的。

    　　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將來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榮。

    　　至於說到人道問題，毛奇（Moltke）曾經說過．「戰爭最要緊的便是在使戰事早些結束，而最能達到目的的，便是最殘酷的方法。

    　　在戰爭中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

    　　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用後可以早獲勝利，那麼，對於人道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爭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夠明白了上述的各點，那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為宣傳不過為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的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群中，還得顧到知識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們要使接受宣傳的人數愈多，那麼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使全國都受到影響--例如要使戰事貫徹到底的宣傳--那就願當極端的當心，必須避免陳義的過高。

    　　群眾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

    　　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式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命意。

    　　要是牽涉過多，而一不顧此項的原是，那麼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融會或是記憶的緣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敵盡量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麼，他們所獲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

    　　德國的軍士，親見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但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氣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反過來，英美各國他們對於戰爭宣傳，在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國人是一種斐族，為匈奴，而且使每一個士兵，對於戰爭的恐怖，早已具有準備，所以臨陣而不會沮喪，他們在前線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所聽到的不錯而已，因而相信他們本國政府的言論是真確的，同時也增加其對於敵人的憤恨。

    　　他們的宣傳是這樣的，所以英國的士兵，對於從本國所傳到的消息，從不感覺到虛實，而德國的士兵，竟把國內消息看作純粹的虛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張廣告，要宣傳一種新制的肥皂，它的宣傳方法，盛讚著別的肥皂的很好，那麼，我們對此廣告將怎樣？只是搖首歎息而已。

    　　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來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常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

    　　因為，敵我兩方違法行動的界線，並不是一般群眾所能辨別的。

    　　大多數的國民，他們的性質和見解，極類女性，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情感支配者實多於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且是很單純的。

    　　他們的變化不多．不是積極便是消極，不是愛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謊言，永不會是非各半的。

    　　英國的宣傳，便是善於這種的事實。

    　　所以在英國，絕沒有模稜兩可的而引人誤會的措辭的。

    　　英國對於群眾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徹底的瞭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線的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著他們作戰的勇氣；

    　　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戎首，這種卑污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群眾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了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胯應始終如一。

    　　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面來加解釋，但是無論怎樣的解釋，應該和標語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傳的功效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

    　　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眾為唯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著。

    　　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為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著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

    　　還有一件事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鬥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是能獲得厚大的報酬。

    　　宣傳，在他們看來，這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

    總之我們的宣傳，成效終也真等於零。

    七，德國的革命運動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敵人的傳單，開始由空中而傳入了我們的手中。

    　　雖然它的措詞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內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說德國的困苦有增無減，大戰將永無休止地時候，而勝利的希望則日漸減少，國內的人民大家都切望著和平，但是「軍國主義」和豈薩（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許；

    　　全世界--對於這件事十分明了的--並不是為反對日耳曼民族而戰，純粹是反抗那唯一負責的德皇一人而戰；

    　　所以如果不把人類和平的矛賊除去，大戰是不會休止的，大戰能夠終了，「普魯士軍國主義」能夠一旦消滅，世界和平決定可能的，和平實現之後，那麼，自由的民主國家也必會歡迎德國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聯盟中的。

    　　這種宣傳之中，有一點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線的各部，凡是有巴維亞士兵的地方，便對普魯士盡情的加以攻吉，不單說普士是這次大戰的罪魁，百且說協約國中，並沒有對巴維利亞有一些的仇恨。

    　　但是，巴維利亞如果始終給普魯士軍國主義盡力，那麼，協約國將要愛莫能助了。

    　　這種宣傳在一九一五年就開始有了一些效力，軍人中反對普魯士的情緒，慢慢地增高了起來，--但是當局者從不會來設法加以阻止過。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線兵士們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訴著不平；顯然的，已經對於士兵生了了一種直接的影響，這時候已經不勞敵人再用傳單向前線去散播了。

    　　德國婦女所寫的則毫無見識的家信，後來竟葬送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在前線。

    　　那時已經出現了不良的現象，前線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憤懣，怨聲載道；－－這種怨聲有時候也很合理的。

    　　在前線的士兵，他們飢寒交迫他們的家人，也在國人日坐愁城，而別人的飽暖淫樂。

    　　甚至在火線上的士兵，他們也有了這種不應有的現象。

    　　在這時候，危要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這不過是「國內」的事。

    　　大多數和士兵雖然在怨恨不平，但是，一轉瞬之間，他們又不聲不響的盡著他們的職守。

    　　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和軍隊，雖然心裡有著無限的苦悶，可是對於他們必須防守的戰壕，他們仍是死守不去，好像德國的命運，無全維繫在這幾百米的戰壕上的樣子。

    　　從這地方，我們可以見到前線戰士們，他們仍舊不失是光榮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傷，於是欣然離開前線，乘坐著傷兵車回返德國，我離家已經有兩年了，處在這個亂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

    　　我進入了柏林附近的一處醫院。環境真是惡化得十分厲害！

    　　唉！另外方面看起來，這個世界確確實實是一個新世界。

    　　在前線的軍隊中的精神，這裡是一些沒有的。

    　　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線所沒的聽聞的事，就是竟有人自己把懦怯來向人誇耀。

    　　我的傷勢，經了醫治而能夠行動了，我就得到許可到柏林去走一下。

    　　這一種困苦的慘狀，觸目皆是。

    　　全城和百萬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飢餓線上，怨憤異常。

    　　有幾家是士兵所到過的，他們的語調竟然和醫院中的語調完全一樣。

    　　人們每以為那些士兵們好像專門尋覓這種地方來發匯他們胸中的積怨的。

    　　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惡劣，當我恢復了健康而出院的時候，就被派到後備隊中去，我重到這個城市，和乎有些要不認識了--不論在什麼地方，充滿著憤怒不平和咀咒。

    　　從前方歸來的士兵，因為在前線服役的緣故，所以每人有種種的特性，這是為後方的老年軍官所不能瞭解的；但是，新從前方歸來的軍官，那就能明白了。

    　　人民來於這類軍官的尊敬，和對於後方軍官的尊敬是絕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卻是十分消沉。凡是逃避責任的人，大家都視為識時特務的俊傑，而忠於職守的人，反目為庸碌的犬子。

    　　在官廳之中，滿是猶太人。差不多每一個書記都是猶太人，而每一個猶太人，也都是書記。

    　　這是使我十分驚異的，這獨得天寵的人民，何以在這裡的特別多，而在前線者反而特別少。

    　　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厲害了，猶太民族實在已經成於「少不來」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廠的工人罷工，並不能產生出所希望的結果，而使前線感受到軍器缺乏的恐慌。

    　　這種罷工的目的，本來在使軍火缺乏，但是，因為它的本身失敗的太快了所以還不能使軍隊陷入失敗中去然而這已經是夠使精神上受到了一個巨而可恥的影響了。

    　　第一，倘使後方的民眾，不想得到勝利，那麼，前線的軍隊為了什麼而去作戰？

    　　土兵們受這樣重大的犧牲和苦難，到底是為了誰呢？

    　　士兵們為了勝利而戰，後方的民眾，竟用罷工來加以反對，這是些什麼道理？

    　　第二，這件罷工的事，對於敵人的影響又將怎樣？

    　　一九一七年--一八年的冬天，協約國已被愁去慘霧所籠罩的。

    　　因為，他們所希望於俄羅斯的一切，現在已經得到了失望。

    　　俄國會曾經為了協約國的共同的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犧牲，現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讓敵人來加以無情的宰割了。

    　　他們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的士兵，一在大都頭喪氣，大家深怕著明春的來到；因為他們鑒於德國僅有一部分的兵力防衛著西線的時候，他們尚且不能把這戰線的攻破。現在德國厚集勇士，用全力來準備向西線進攻的時候，他們怎還能獲得勝利呢。

    　　德軍各師正當奉到最後總攻的命令的時候，總罷工竟也在德國爆發了。

    　　這一舉動，起初是舉世驚愕的，後來敵方攫取了這一個最終的機會，重作宣傳，於是協約國渙散的軍心，因此重新振作起來，以為今後是可以重操勝負的，對於未來事態的恐怖和捻，竟一轉而為之堅決和自信了。

    　　英法美諸國的報紙，便開始把這種信念散佈在讀者的心中；同時，又用了極巧妙的宣傳不鼓動前線的軍隊。

    　　「德國將要革命了，協約國必定能夠獲得勝利的！此種的口號，是使正在動搖中英法士兵，復得立定腳跟的最最優良的一點興奮劑。

    　　這此，都是兵工廠罷工的結果。這罷工恢復了敵國的人民對於勝利的希望，並且再驅散了協約國前線士兵之頑喪精神。

    　　結果使幾萬的德國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血肉。

    　　但是，鼓動這次最卑鄙無恥的罷工的工，便是希望乘德國革命的機會而去獲得政府中最高位置的人。

    　　我真幸運，獲得了參加最初兩次以及最後一次的進攻。

    　　最後一次的進攻，使我終生獲得了一個最驚人的印象，因為可驚的是在最後的戰爭，也像一九一四年一樣的，由守勢而轉為進攻。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線到處都是異常的悶熱，而國內是爭論紛起。所爭的究屬什麼事？

    　　各部隊之中，也有著很多的謠言。好像是說大戰已經毫無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勝利的好夢。

    　　要繼續戰爭者，並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資本家和帝室。這就是國內傳來而且為前線所討論的消息。

    　　前線的士兵，對此，於這個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沒有什麼反應。

    　　「普及選舉權」對於我們有些什麼關係？我的四年來的苦戰，竟是為了這一點嗎？

    　　前線的士兵，素來是極穩定的，對於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戰爭目的，完全置之不理。

    　　我們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戰的人為什麼竟敢攬權秉政。

    　　我個人的政治觀念，很早已就確定。

    　　我深惡而痛絕那些賣國欺民的黨棍，我早已洞悉這班黨徒，他們並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飽他們的私囊為唯一的目的，他們為謀他們的私利計，不惜把整個民族來犧牲，遇到必要的時候，即使德國滅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夠親見這些人的一個個縊死在我的在前。

    　　為了要顧及他們的願望，就不妨去犧牲了勞動階級的利益，來充實那強盜的私囊；我們如果不要德國滅亡，那就不能坐視著他們的為所欲為。

    　　軍隊中多數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這一年的八九兩月。雖然敵方進功猛烈，並不能和我方在過去的防禦的勇猛相比較，然而，衰頹的現象，竟是一天厲害一天。

    　　比較起來，索美（Some）和法蘭德斯（Planders）的戰，已經成了過去的歷史，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回憶了。

    　　九月未，我軍第三次到達那我們青年義勇團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

    　　那真是往事已經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軍心已經大變；大家常把政治問題來加以討淪了。

    　　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在各地的軍隊中開始發生了影響。

    　　新徵來的青年軍全部受到了麻醉，--因為他們是從國內一直來的緣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國開始向伊泊爾（Ypres）前的地線投放毒瓦斯彈。

    　　十月十三晚上，我們尚在威萎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繼續受著轟吉，時猛時緩，終夜不繼。

    　　將近夜半的時候，我隊支不住了，倒在陣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覺到一種痛苦，每隔十五分鐘，痛勢愈加厲害，在七點多種的時候，我的兩眼感覺到有睚焦灼，因此退役報告一切，而我的參戰，也以這次為最後的一次，幾小時之後，我的兩眼，刺得像烈火焚燒，一些東西也不能凶到了，於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帕士瓦爾克（pscewalk）的地方醫院中，我就在該地遇見了革命。

    　　壞消息不斷地由海軍方面的傳來，說海軍醞釀起事，但是，我以為這種謠言。不過是少數神經過敏的青年猜測，未必便是一種影響，多數人的不幸事件。

    　　在醫院中，每個人都在談論戰事的結果，並且還希望著早早見實現，但是，沒有一個人公為戰事立刻可以結束的，在這時候，我還不能閱讀報紙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禍降臨了，在事先，我們是毫無所知的。

    　　海員乘坐運化的車來到他們鼓動著民從起革命，在這個為我民族求「自由、優美、和尊嚴」的鬥爭中，以少數的猶太青年做領袖，而他們是不會有守一人到過前線去怍戰的。

    　　此後的幾天，是我在生以來最不幸的時期。

    　　一切的謠言，愈說愈確切的，我向來認為是地方事件的。現在已經顯然是一個全國的革命了。

    　　此外，再由前線來的更有不幸的謠言，說他們都願反降了。啊，--這事果真能夠實現嗎？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師來到醫院作簡短的講演，我們因此而知道了一切。

    　　當時我也在場，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

    　　這位善良的老牧師說．霍亨佐倫皇室（House　of Hohennzollern）已不得於戴德國的皇冠--我們的祖國，已經改變為一共和國了--說的時候好像有些在發抖。

    　　於是，一切都成為泡影了。

    　　我們所有一切犧牲和困苦，完全等於虛擲，幾月來的忍饑耐渴，完全等於虛擲。我們出生入死，所費的時光，完一等於虛擲，兩百萬人的頭顱也完全等於虛擲了！

    　　我們的國家怎樣呢？

    　　但是，我們所應忍受的犧牲就以此而完結了是嗎？過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們懷念嗎？

    　　德意志對於固有的歷史就無任何的責任嗎？

    　　我們配受德意志的過去的光榮嗎？這種舉動．我們對於後世的子孫，又交用什麼來自解呢？

    　　我輩人真是卑劣的罪人！

    　　當時我愈想要瞭解這種驚人的事變，愈覺得羞忿交集。

    　　我兩眼所受的痛奪，和這種禍難平互相比較，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此後我日夜感到不安。我知道--切都化為烏有了，深夜沉思，我對這事件的主動的人就切痛恨了。

    　　在德皇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領袖表示親善的，以威廉二世為第一人，他從不知道他們就是無信義的惡棍。

    　　因為當他們和德皇握手親善的時候，另一雙手已經地暗中採取利刃了！

    　　對於猶太人是沒有什麼條件可講，決定誓不兩立。

    　　我決心要做一個政治家。

    八，我的政治生涯的開端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歸慕尼黑從親自再進我那一團的後備隊。

    　　但是，該隊被「軍人會議」（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著。

    　　我對這一點深為不滿，所以決意立刻脫離。我和戰爭時的一位忠實同志史密特．愛侖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裡一直至軍隊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再回慕尼黑。

    　　在當時的情況，實在不大好，革命擴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

    　　愛士諾（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這一個情勢的進展．最後竟造成了由會議操縱的形勢，這或者可稱之為猶太人過渡期間的統治更為洽當些，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這期間，我的腦海中的計劃有了不少。

    　　當新革命在進行的時候，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的勇氣頓失，驚惶一循著舊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嚴以後和天，我便奉命出於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團革命事主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過了幾星期之後，我又奉命出席為國防邊軍官佐而設的特別班。

    　　該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軍人以一定的主義，使他們去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這特別班對於我個人的價值，便是使我因此認識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們可互相暢論當時的局勢。

    　　我們都確信德國的崩潰，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十一月的罪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實在不能救了德國的危亡。

    　　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他們的用意很好，但也補救了既成的創傷。

    　　我們中有少數的人便就討論新黨的組織了，我們所持的根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

    　　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了一舉了。

    　　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因為這顆新建設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意義的緣故。

    　　再者，尚有著一層場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使對於社會問題發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採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大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

    　　這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為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改正為一切足以促進或限制人的活動的因素的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為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增加面向前發展．

    　　資本和自由獨立的國家，有著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

    　　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面明瞭的．國家只要注意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縱著民族那就好了。

    　　國家既堅持著這種態度，那麼，便就可以定下了兩個目的來．一方面維持著有效率的國民的獨立經濟，另一方面是再維持工人的社會權利。

    　　我對於資本純由勞動所產生的，和純由投機而獲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別。

    　　對這問題，我不知道該怎樣應付。

    　　這個問題，就是在當時上述的特別班講量中的一人來加以極詳盡的討論－－這人就是古特弗裡德．費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的講演以後，腦海中立刻就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

    　　我立刻知道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具有真理的，對於德國的前途關係是很大的。

    　　票據交易所的資本和國民經濟的絕對劃分，使我們對於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著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鬥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

    　　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堅苦的奮鬥，產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

    　　費德的講演。實在給予我將來奮鬥的一種絕好的口號。

    　　從這件事後來的發展來加以觀察也可以證明我們當時的見解是怎樣的正確了。

    　　我們不再為我國資產階級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現在，要是他們並不說謊的話，那他們也應該知道國際資本不單是煽動大戰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戰終止了的現在，他仍在極力和平的世界不惜變成為地獄。

    　　我個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會黨人，僅有一個信條，就是民族和祖國。

    　　我們所以必須奮鬥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種族的繁殖，我國的人民及其子孫的教養，血統的純潔，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並且使我民族能夠完成了上帝所付給我們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猶太人馬克思學說和目的，到了現在，我才有了正確的瞭解。

    　　到了現在我才瞭解資本論信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國民經濟的鬥爭；並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真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制德國。

    　　在另一方面，這上特別班的課程，也會產生了巨大的結果。

    　　有一天，我宣佈我有演說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猶太人作爭辯，因此，他就作了長篇的辯論來袒護猶太人。

    　　這就引起了我的反駁。我的主張，在當時在場有人中，贊成者竟佔有大多數。

    　　這結果，在幾天之後，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義加入了慕尼黑的軍團。

    　　要當時軍隊的紀律不大好，這是因為軍人會議時代的遺毒還是存在。

    　　軍隊因此便受到了影響。要使「同意」的服從--這句妙語是他們形容柯爾特．愛士給（Kurrt Eisner）下的豬圈中的--變成整飭的軍紀。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著是不會有加的。

    　　而要使軍隊能夠自覺他是民族和祖國的分子，也不是同樣的。

    　　我的新活動，就是在這裡，我用了充分的愛國熱情和靈敏的感覺來開始活動。

    　　我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聽我的演說而尊崇祖國和德國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軍「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紀律加嚴。

    　　再有，工結識軍隊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後來，這些同志就和我聯合，因此奠定了新運動的基礎。

    九，德國工人黨

    　　有一天，我接到了總部的一個命令，要我去調查一個社團的情形。這個社團，顯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幾天之人，他們將要用「德國工人黨」的名義來舉行會議；而且費德還將前去演說。

    　　我必須去赴會，察看眾情而做一個報告。

    　　現在。軍隊對於政黨發生的好奇心，已經充分地明白了。

    　　自從革命之後，軍人已經獲得了政治上活動的權利，就是毫無經驗的軍人，也充分地來利用這種權利了。

    　　但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發覺了軍人對於革命黨的同情，已在慢慢喪失而傾向於民族復興運動，因而十分後悔，才知道應該撤回軍隊中的選舉權，並且還應該禁止其參加政治。

    　　衰弱了的資產階級，以為軍隊必須回復過去的情形，而為德國國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意凶，那差不多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顆毒齒，必須把他來拔除的。

    　　但是，沒有民族主義，那麼，軍隊僅僅成為一種永久的維持治安的警察而巳，不再是抵抗敵人的一種力量了。

    　　以後和年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

    　　所以，我對於上述的工黨，雖然是毫無所知，然而也決定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旨德的演講完畢了我很高興，我以看已足，準備出場時候，忽來宣佈說珊在人人都可發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

    　　但是，起初所見聞的，一些也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後來，忽然有一位「教授」站立起來說話了，他對於費德的議論發生了疑問，待到費德對他了滿意的答覆之後，他又突然把「事實的根據」作為要素，毅然地建議著，說這個新興的青年黨最是適於能使巴維利亞，脫離普魯士的壓迫而奮鬥的。

    　　這位先生真是厚臉，他還說這事如果能夠實現，那麼，日耳曼奧地利必定會立即和巴維利亞聯合德國的和平

    　　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類比的無意義妄盲。

    　　在這時候，我乃不得不請求主席，准許發言，我也來發表一些意見。

    　　我因此把這位「學者」的狂言痛加駁斥，我的言論，也就獲得了很的勝利。

    　　我的話還未說完，他已經像喪家之犬一般的狼狽逃出去了。

    　　在那時，我會把這件事反覆的加以思索，並且預備置之勿論了。

    　　可是，這真是使我一生驚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戮接過了一張郵片，說是已經准許我做德國工人黨的黨中．並且請我去參加下星期三的該黨的委員會。

    　　他們這種做求會員的方法，真使驚詫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對，愛也不是。

    　　我想自己來樹立一個黨，我絕無參加現成黨派的心意。

    　　真的，我實在不會有過參加他黨的夢想。

    　　我真擬動手寫信去答覆該黨的時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種好奇心，決意要那天我自己到會，趁此機會要親自解釋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來告訴我，說是全國工黨的首領將來親自出席。

    　　這一個消息，使這聽到很有一些驚奇。

    　　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來聲明了。

    　　恃然，他真的準時出場了。他就是費德講演時的重要的發言人哪。

    　　這件事更使我詫異了，我決計靜待著，看他有些什麼事件發生。

    　　無論怎樣他們的大名，我是已經知道了。

    　　該黨全國的首領，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頓．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

    　　開會了首先是宣讀上一次會議的記錄，並且再對演說的人表示謝意，接著便是新黨員的選舉--就是通過我入黨的問題。

    　　我就開始向他們發問。

    　　我方才知道了該黨除少數重要的原則外，毫無所有，其他是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黨綱，沒有小冊子，沒有印刷品，甚至一個區區的橡皮圖章都也沒有置備．然而，他們卻有著極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

    　　我不願對他們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們所研究的是些什麼事了，倉促產實渴望著一種新運動，這種運動，實在是比了一般稱做黨的範圍還要大。

    　　於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來最困難的問題了。我對於這個黨究竟是加入呢還是不加入呢？

    　　命運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絕不應該加入當時的熱呢現成的大政黨，我將更詳細和來說明我的理由。

    　　據我看來，這可笑而人數很少的團體，尚未成為一個堅強的「組織」，並且還能存個人活動的餘地，這在我實在是-件很有利的事。

    　　該黨尚有待整頓，這個運動的範圍愈小，那麼，這個運動適當的表現也愈快。

    　　該黨的性質、目的和方法，還可以決定，這在現存的各大黨之中是絕不可能的。

    　　我對於這件事愈是反覆的思索，我就愈是堅信這種小規模的運動，可以作為復興民族的先聲，這是在現在的議會中的各政黨是絕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政黨，僅僅知道牢記著陳腐的觀念。或是因為有利可圖的緣故而來擁護一種新制度。

    　　現在，這裡所提倡的，乃是一個新的世界觀，並不是-種新的選舉的口號。

    　　我經過丁兩天的苦思悶想，最後。我才決心進行著我聽取決的步驟。

    　　因為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關鍵，這時候，這後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的。

    　　這就是我實行德國工人黨的經過，他們還給了我-個第七號的臨時黨證。

    十、舊帝國崩潰的徵兆

    　　德意志國家的民族，受到了這個非常重大的創痛，正像患了頭暈病症，他們的感覺和思想像是都喪失掉了。

    　　把過去的光榮和偉大來比一在的艱難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

    　　這無怪無論什麼人都要炫惑於帝國的偉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潰的徵兆已經發生了。

    　　這種徵兆，已經顯然的可以見到，不過，只有極少的人能夠得到明確的教訓。

    　　這種教訓，在目前比了過去尤為必要。

    　　現在，多數的德國人民，他們僅從國內經濟上的分困和其結果，去窺見德國的崩潰。因為凡屬德國人差不多是個個人受到了影響的，所以個個人都知道了這種的大災。但是，全國的人民，不知道這種崩潰和政治、文化、道德有著關係而已。

    　　一般民眾的認識是這樣，那也不要去說了；便是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以德國的崩潰；就是「經濟的災害」為唯一的原固。

    　　而且以為要復興德國，須在經濟方面去著手，才對，這就是我國的直到現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韻辦法的重要原因。

    　　倘使我們能夠知道德國崩潰的主要的原因，第一還是在道德和種族方面，而以濟列是還在其次，這樣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發現了救濟的方法。我們的患難以及目前腐敗的原因，這是由於歐戰失利的緣故。

    　　這一點，便是最易為一般人所公認的。

    　　這種毫無意識的話，確信的固不乏其入，但是，明知他是不對的，而偏又故意這樣來說的人，為數更其是多。這班人，便是庸集百仰賴政府來豢養的人。世界和平的宣傳者不是這樣的說嗎？德國的戰敗，僅是破壞了「軍國主義」，德國的人民且將慶祝其光榮的復興呢。

    　　整個革命所用的口號，說革命固然使德國不能逐然得到話，不是你們這班敞世的小人所說的嗎？

    　　把德國崩潰的原因完全推在軍事的失敗上面去，這是猶太人的無恥的特點。

    　　而賣國的總要關報，就是柏林的前進報（Vorwats），還說此際不允許德國民族揭旗凱旋！現在．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是德國崩潰的原因？

    　　把戰敗當作德國崩潰的原因，我們可以用以下面那樣的答覆．

    　　自然歐戰的失敗，對於我國的命運，確實有著可怕的影響，然而，戰入並不是原因，是各種原因的結果。

    　　這種生死存亡的鬥爭，到底不會有好結果，這是有知識的和懷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

    　　然而。不幸有許多人碰到緊要關頭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對於真理，必會得到加以駁斥和否認，而那些明白這真理的人又從而加以附和。

    　　這些人實在是我國崩潰的罪魁，而他們現在忽然把戰敗是崩潰的原因，這並非大謬。

    　　因為戰敗只是他們行動的結果，而不像他們現在所說的是由於「領袖不良。」要知道敵人並不是懦夫；他們也知道為國效死的。

    　　當戰妝啟的時候，敵方的人數就多過德國的軍隊，而且就專門的軍隊而論，他們是有全世界在做後盾。

    　　但是德國仍能和全世界對抗，苦戰四年，而且常獲勝利，這除了德國人的勇武和嚴密的組織之外，完全因為他有著良好的領袖，事實具在，不容抹殺的。

    　　德國軍隊的組織和指揮，實在是古今世界各國所不及的，而其失入的原因實在是因為人類抵抗力限制的緣故。這樣的軍隊的崩潰，並不是我們現在的不幸的原因，而是別種罪惡的結果；這個結果，再會引起後來的崩潰，而且比較前些的崩潰更為厲害。

    　　民族的覆亡，事實上只是一次戰敗而沒有其它的緣故嗎？這問題現在可作下面的簡單的解答。

    　　如果一個民族的軍事的失敗，是由於懶惰、怯懦及平庸--總之是該民族的卑劣無能，--那麼，這個是常有的事實；不然，那軍事的失敗，反而足以激發起未來的偉大的復興，這並不是民族覆亡的標記。

    　　歷史上有著無數的實例。

    　　足以來證明此說是正確而不謬的。

    　　德國軍事的失敗，並非了於偶然，是古今因果報應的當然的懲罰，我們受著這個懲罰，還嫌其過輕呢！

    　　假使前線真的因為孤軍無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於軍事的失利，那麼，德國民族的失敗，必定是另有一種精神在，他們對於戰敗後的一切痛苦，必定會得咬緊了牙齒跟來忍受的。

    　　對於敵人的僥倖獲勝，必定會憤怒填應，德國人決不會有幸災樂禍的事件發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敗來向人矜誇，戰士也不致招人揶揄，軍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發生失去體面的事，遭受基國雷平頓上校（Colonel　Repinston）譏誚「三個德國人中必定有一個賣國賊」了。

    　　軍事崩潰的本身，實在是由於種種不健全的現象以及促成這種不健全的現象的人所造成的。

    　　他們在和干的時候已經流毒遍於全國，他們道德的敗壞，自衛意志的薄弱，以及醞釀多年有害於民族和國本的種種議論來造成了這一個災難，所以軍事的失敗，不過是第一種有形的惡果而已。

    　　猶太人陰險狡詐的全副精神和馬克斯主義的鬥爭機關，把這種災難的直接責任去加在盧登都封樂的身上，這是自然的，實在，盧登都夫預先知道了災禍的來臨，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來使之轉變，拯救民族於沉痛屈辱的時候。

    　　他們使他負起戰敗的責任，這是因為要奪去他從道德上從事辯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發的賣國賊的人束手無策而已。

    　　這種事等於一種慢性的病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恰好能在大難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看
    作是德國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將慢慢地趨近滅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難挽救了。

    　　幸而這災難，至少是大多數人所共見的。

    　　人類對於瘟疫的克服，實在比肺癆為容易，這是因為瘟疫的來其勢很凶，死亡枕藉，使人驚心動魄，而肺癆的來，其勢和緩；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卻使人疏忽。

    　　我們碰到了瘟疫就盡力來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癆便用於緩的方法來加以遏阻，人類能夠克服瘟疫的而反為肺癆所克服，便是為了這樣緣故。

    　　政治團體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戰之前，有著長久的和平日子，某種的禍患，已經在這時期中發生，他的原因雖然沒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數的幾種例外），但是，其成為禍患，那是已經認識了的。

    　　這裡所說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因為這個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實在較其他方面的禍患為更甚。

    　　許多崩潰的徵兆，能夠激發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戰以前，德國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給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行動上日就成為重要。

    　　但是，不幸他們以為這種嚴重的問題，可以依靠簡便的方法，就能達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堅決的心，逕自去獲取一個正確的解決。

    　　德國放棄了擴張新領土的觀念，而代之以經濟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業生產漫無限制而弊害百出。

    　　這最不幸的結果，第一便是促成農業階級的衰頹。

    　　農業階級愈是衰頹，那無產階級的會集於都市者也愈是眾多，終於使社會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現在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是顯然了。

    　　富者和貧者，他們比鄰而居，這勢必要形成悲慘的結果的。

    　　人民既開始受著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

    　　因為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了萬能了，舉國上下，個個人都成了拜金主義的奴隸，我紀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

    　　當時德國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發人民最壯烈的情緒，而突遭到這種變化，其禍更為厲害。

    　　依照事理來說德國應該依靠「經濟上的和平工作」來維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為後盾。

    　　不幸，現在對於金錢勢力應極端反對的人，竟也默認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勸貴族也加入新金融資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舉，情有可原，因為畢士麥尚且不能覺察了這--個危險。

    　　事實上，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於金錢之後。所以此風一開，勇武的貴族，立刻能退居在財閥之後，這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戰以前。德國的商業，因為發行股票而已經趨於國際化。

    　　一部分德國的工業，固會努力於防制這種危險，但是，終於還是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斯主義運動，也是為虎作倀的。

    　　反對德國「重工業」的持久戰，這便是；國際化的發端。當時國際化正靠著馬克斯主義的助力而力圖實現，要想完成這項的，那麼、在革命中馬克斯主義是不得到勝利不成的。

    　　當我執筆寫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對於德國國有鐵路的總攻吉正獲得了勝利，這種鐵路，就是落在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又達到了其他的一個主要目的。

    　　德國工業化的進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確證，就是大戰後，德國一位工商界要人發表的意見，說商業是使德國復興的唯一的力量，這便是德國工業化成功的明證。

    　　史旦尼斯（Stinnes）的這句話引起了極大的糾紛；但是仍被採納，而且在轉瞬之間。

    　　便成為一切欺人者及空談家的格言；自革命以來，毀壞德國的運動，便是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戰前，德國衰頹的唯一徵兆，就是國人一天一天的精神委靡，作事不力。

    　　這是他人臨事不能決斷，遇事畏葸的結果。

    　　這種缺點，實在是由於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國的教育，在戰前缺點極多。

    　　他的制度，僅注意於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實際能力的培植。

    　　對於人格的養成以及責任心的激勵，更少注意；至於意志力的和果斷力的培養，那就完全漠視了。

    　　所以，這種教育所養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強毅的壯士，而是懦怯的書蛀。

    　　戰前，世人大都這樣的看德國人，而我，德國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

    　　德國人為的所以受人歡迎，這是因為他們是有用的人的緣故。

    　　然而，意志不堅，那就並不見重於人。

    　　他們脫離國藉，背棄祖國，所以比較他國有人民為容易，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有禮貌的人可以吉游世界，」這保存名諺，可說形容盡致了。

    　　這種柔順的態度，是接近君主的唯--方式，然而引起的災患匪淺。

    　　依照此種方式，人民只能唯唯諾諾，奉名唯謹。

    　　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嚴是最重要的，否則這種阿庚態度，終必要把帝國顛覆而後已。

    　　專門阿諛的人，他們可以安然於現狀而毫不知恥，可是國中的優秀人士，就是所謂正人君子者，他們眼見著這種無意味的事態而受人擁護，勢必然感到萬分的厭惡。

    　　在他們看起來，歷史是歷史，真理是真理，決不容混為一談的，就是講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樣的。

    　　世界各國，要得到成為偉人的君主，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始可憐的命運，能夠使其免於暴君的虐政，那也就應該知足了。

    　　所以，群主觀念的價值和意義，不能專賴於君主個人，除非藉著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於基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　？）和頭上。

    　　不過這不是常有的事，數百年之中或許偶然有一次而已。

    　　君主政體的觀念應該比較君主個人為重要，這觀念的意義，應當是在專門用制度的本身來作為基礎，使君主只為這種制度的奉行人而已。

    　　這種不良的錯誤的教育觀念，還有一種結果，就是畏葸而不肯我擔責任，因此對於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也就缺乏了，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現在略瘵幾個如下．

    　　新聞界常把報紙看作是國內一種偉大的勢力。

    　　報紙的重要性，確是毫內務無疑問可疑，他的價值，也不是我們所能估計的，因為他的工作，確能延著繼成人的教育。

    　　國家和民族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墮落入惡劣的、無知的或是懷有惡意的掌握中去。

    　　因此，國家的責任，胯監督人民的教育，並且防止其誤入歧途，報紙的言論，國家尤應該加以注意因報紙對於人民的影響最大也最深刻的活動不限於一時而且含有繼續的永久的性質，報紙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堅定的重複方法來施教。

    　　報紙上的官論，應該趨於一致的目的，這不被「出版自由」的謬說所惑，不因誘惑而疏忽了職員，以至不供給保持民族健康的養料，這是國家必須加以注意的。

    　　國家須以不屈不撓的決心來控制這種通俗教育上的工具。並且使春為國家和民族服務。

    　　在大戰之前，那些所謂自由報章的行為，無非是葬送德國的民族和國家。

    　　我償不必去提起那慣於造謠的馬克斯派的報紙，因為他們把造謠認為是一件事，好像貓的不能不去捕鼠是一樣的。

    　　他們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

    　　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為，國家對之，也會充法去加以抵制嗎？

    　　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只有幾次溫和的警告，以及實在說不過去的重罪的罰令而已。

    　　在那個野外，報紙多被猶太人所操縱著，他們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沒有妥協的力，法去給予取締，而且也沒有取締的決心；尤其厲害的，就是沒有固定的目的。

    　　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締的重要、方法的選擇、以及定下一個明確的有計劃。

    　　他們對於報紙所用的糾正方法很是拙劣；他們萬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時候，那也不過把新聞世界的敗類加以幾星期或是幾個月的輕微的懲罰，但是，他們不會不知道根本劑除禍源的計劃的。

    　　從那些不會受過完全教育的學識淺薄的讀者看起來，法蘭克福特報（Frankfuturter　Zeittung）是一份最有價值的報紙；因為此報紙從來不會用過粗俗的盲辭，而且。也從來不會反對過暴力；他的言化，時常贊成，用「知識的武器」來鬥爭，這種論調。竟會獲得那些最沒有知識的人去贊同，那真是很可怪的。

    　　猶太入所創辦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國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階級。

    　　法蘭克福特報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論調，便是在反合這輩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這輩人。

    　　這種報紙，他們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辭，用丁他種方法來祭毒讀者的心志。

    　　他們用了美麗的甘言軟語，使讀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為動機，是純粹的知識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這種極狡猾的手段實在就是在偷窺人家攻擊報紙的武器的一種奸計。

    　　作事不求徹底，就是內部的墮落的表現，內部-經墮落，那國家不過遲早必些也要隨之而崩潰的。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能夠受著良好的指導，走進了正路，那麼，挽回這個危局，當然是十分容易的。

    　　現在的人已經有丁種種的經驗，知道這種經驗的意義，能使那些還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來。

    　　如果現在禁止那些報紙以控制猶太人，並且使這種教育工具轉為國家所用。而不於旁落於外人和敵人的手中，那麼猶太人勢必會利用其報紙來大聲狂吠了。

    　　但是，我深信這種累事，上我輩青年來處置，必定較我們的前輩容易。因為一枝三十生的米突的小小的爆炸的聲音，常常會勝過了無數的猶太新聞界敗類的呼號的聲音，所以我們聽他們去呼號好）了。

    　　我們應該對於教育的體系有著全部的計劃，必須養成兒童在暇時專作益身作的事。

    　　在這一個時期中，兒童不得遊蕩在街上以信電影院中。

    　　日常的工作完結了，就應當去鍛煉身體，俾投身走進社會的時候。不致怯懦而無能了。

    　　青年教育的任務，是在使他們預備投身於社會，並不是僅僅灌注了一些知識就算了。

    　　我們應該立刻去劑除那知體的鍛煉系屬私人的事一種觀念，我們決不能不許任何人任意有貽害他的子孫（種族）。

    　　要防制精神墮落，須得和鍛煉身體同時進行。

    　　現在我們一切的公眾生活，好像是兩性觀念和誘惑的泉源。我們試看那電影、戲院以及其他的劇場所揭示的節目，我們便難於否認他不是正當的娛樂，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當的娛樂。

    　　一切的招貼和廣告，都用著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眾的注意。

    　　這種事件出生來的流弊極大，主是青年的心理明白的人大都能夠知道的。

    　　人民的生產，不但為不為性慾所麻醉，而且還得要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為的目的和方法，必須以保持民族身心的健全為目的。

    　　個人的自由權，實在比較起來次於維持種族的義務。

    　　在藝術和文化的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樣不健全的狀態。

    　　在許多的所謂「藝術場所，」他們大都毫不知恥的揭示著「只許成人入內參觀」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覽室的前面也大都是如此的）不許青年去參觀，這便是證實我們人部衰微的惡兆。

    　　在此種場所，理當首先作為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該供頹廢的成人去娛樂的。

    　　然而此種場所，竟乃出此防衛青年入內的手段，說起來真是令人可歎！請問古今來大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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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希特勒》原序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我受慕尼黑法庭判決，被囚於勒希河畔蘭支爾堡要塞的監獄裡。

    　　早就想寫些關於我對於本黨的計劃和意見，給諸位希望知道一些箇中情形的同志們。

    　　只因連年公私奔波，一直無暇握筆，現在既然有了這樣一個間暇機會，便乘此寫下這本共分兩卷的小冊子，讀者從這本小冊子裡當然不難窺見本黨發展的經過和目的所在了。

    　　當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種主義獲得人們熱烈信仰和擁護，口頭闡述遠比文字宣傳有效得多，世界許多次運動的成功，大都歸功於一般能幹的演說家，而不是許多有名的著作家。

    　　但是，為了想把我的主義揭示得更加詳細，更易使人瞭解，我覺得非寫這本小冊子來不可。

    　　因此，本書也可說是我日後行動指南針，同時也是本黨活動的一個基礎。

    　　著者寫於勒希河畔，蘭支貝爾克要塞獄中

    上篇 奮鬥的回顧

    一、我的家庭

    二、在維也納的學習生活

    三、在維也納所形成的政治觀點

    四、在慕尼黑

    五、在一戰中

    六、戰爭宣傳

    七、德國的革命運動

    八、我的政治生涯的開端

    九、德國工人黨

    十、舊帝國崩潰的前兆

    十一、民族和種族

    十二、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第一部　　奮鬥的回顧

    第１章　　我的家庭
    第２章　　在維也納苦學
    第３章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第４章　　在幕尼黑
    第５章　　世界大戰
    第６章　　戰爭宣傳
    第７章　　革命
    第８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第９章　　德國工人黨
    第１０章　舊帝國的崩潰徵兆
    第１１章　民族與種族
    第１２章　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第二部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第１章　　世界觀與政黨
    第２章　　國家
    第３章　　公民與國民
    第４章　　人格與民族國家的觀點
    第５章　　世界與組織
    第６章　　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效
    第７章　　同共產黨的鬥爭
    第８章　　強者獨裁便成為最強者
    第９章　　衝鋒隊的意義和組織
    第１０章　虛偽的聯邦主義
    第１１章　宣傳與組織
    第１２章　工會問題
    第１３章　德國在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第１４章　東方政策
    第１５章　緊急的防衛權

    附錄 希特勒的遺囑

    《我的奮鬥》原文－希特勒

    希特勒以殘酷的手段迫害和屠殺猶太人、戰俘、進步人士和和平居民，並直接參加了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對人類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這些內容僅是作歷史學術研究，決無宣揚納粹主義和思想的意思，請廣大版友也本著同樣的精神來閱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頁內容請大家不要轉載。

    前言：

    希特勒的演講才華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從錄音中我們可以發現，希特勒向群眾們灌輸的理論並不多，無非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而已。它們與其說是政治演說，還不如說是一位軍官的戰地動員令。這種演說的方式，其實是他從一戰的戰壕裡耳濡目染，逐漸總結出來的。當年靦腆而沉默寡言的那個老兵，經過在廿年代不斷的摸索，逐漸成長為一位能夠控制聽眾感情的演說大師。納粹黨早期，他在政治運動中經常顯得手足無措，當年軍隊裡的上司就評論他缺乏組織才能，不適合擔任領導職務。他早年的貧寒生活既是他的資本，也是他的負擔。資本在於，他能夠想工農群眾之所想，急工農群眾之所急。工農群眾很容易就把他看作自己人，他在演說中也常常提到這一點。負擔在於，他長期擺不起領導官員的架子，總是時而和勞苦大眾稱兄道弟，時而又像一個搖滾歌星那樣四處為崇拜者簽名合影，其形象與一位重任在肩、深思熟慮的大政治家很不相稱。雖然時間像一條滴在頑石上的水流，逐漸改變著這一點，但他平易近人的作風直到死都沒有改變過。

    我曾認真地閱讀了《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可以這樣說希特勒的個人品德是非常好的，對國家對工作的忠誠和狂熱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但是不管怎麼說，他給人類帶來浩劫他就是惡魔！所以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因為他個人品質如何好而忽略他給國家帶來的災難。希特勒的個人品質絕對比斯大林之流高出無數，希特勒對德意志民族的忠誠是真實，但他是個偏執的狂人，其實現實社會裡的拉登和他倒有很大的類似，不過就是他們的理想具體實施就是人類的悲劇。而斯大林之流根本就是畜生，除了個人的權欲，除了迫害就是破壞了，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理想，現實社會裡的例子就是撒達姆。
    　
    請用批判的眼光來看此書　

    評論納粹

    曾經洗卷歐洲的納粹主義，希特勒帶領著德國人民，走向前所未有的帝國榮耀，最後卻成為人類最恐怖的歷史傷痛。
    閉眼凝神，讓腦海中的世紀影像快轉，畫面很自然的就暫停在希特勒受到千百萬人歡呼愛戴的一幕幕影像上。如果世紀末回顧是你我應該作的一個功課。希特勒這一課，不得不溫習。如果我們對苦難的產生還是懵懵懂懂，那希特勒的故事，是最好的警惕，納粹德國演的這部戲，驚心動魄不足形容，甚至牽動人類廿世紀的走向，不過要問其所以，首先還是要看看舞台背景——一九二〇年代的德國。

    作為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實行威瑪憲法中的第一共和，正是路有腐屍，野有餓莩。騷動不安的人心，敗亂的政治，往往是極左派和極右派的天下，但是當持馬克思主義的左派領袖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拉伯涅特在１９１９年被暗殺後，瀰漫社會的恐怖主義，更加遽整個肅殺氣份。

    就在這個時期，希特勒舞台劇的序幕拉開了。我們看到一個年卅歲，個子不高的年輕人走進右派大本營——慕尼黑的啤酒屋裡，他從奧地利來，在一次大戰時當過下士，受過傷，如今任職聯邦秘密偵察局。來這個啤酒屋，正是要調查有無「不法或不忠」。但當他聽到了這些酒醉工人的抱怨與不滿後，立刻發現是個機會，一如他自陳：這是生命中決定性的刻，再無回頭之路。

    或者希特勒這才發現自己實在是天生的演說家，組織家，宣傳家，他很快當上這個全德社會主義勞工黨－亦即納粹的黨主席，甚至自組突擊隊來保護自己。

    苦無行動機會，希特勒和另一政治勢力魯登道夫將軍策畫了一樁暴動，結果事敗被捕。有十六名納粹份子被殺，日後這十一月九日年年成為納粹的國殤日之一，但在成上百萬人追悼先烈之時，沒有人知道一九二三年當警察開槍，魯登道夫不動如山時，第一個逃走的人是希特勒自己。

    判刑五年，實際服刑不到一年，希特勒在獄中口述經紀錄成「我的奮鬥」一書，這應該是後人要瞭解希特勒個性和想法最可依循的途徑。

    出獄後，德國已是由興登堡這個各方倚重的老軍頭繼任總統的威瑪第二共和，此時社會漸趨平靜，英、美等外資開始注入，百業始興，納粹形同解體，甫出獄的希特勒閒晃在街頭，為苦無著力點失意不已。

    有失意，總也有得意的時侯，一九二九年的全球經濟蕭條，使剛剛復甦的德國經濟再度瀕於崩潰，失業率六比一的數字，使家家愁苦萬狀，此時的希特勒一如他對歷史的自況：從未如此卻躊躇滿志。

    於是，我們看到那些失業的，家無隔日糧的，不滿現狀的，目光全投注在街頭那個天才演說家身上，他矢言撕毀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矢言再造德國的俾斯麥時代，矢言幾年內全國沒有人會失業，矢言打擊貪污，打擊為富不仁的猶太人……幾乎手上有幾張支票就開幾張支票。此外共產黨在這個時期也大幅增加支持者，企業家和地主們為了怕他們壯大，也紛紛支持納粹，有了資本家的捐輸，納粹如虎添翼，加緊造勢。幾番投票，果然一躍而為第二大黨。

    緊接著，希特勒向最頑固的軍方喊話，並且為了和年齡足足大他一倍的興登堡競選總統，他開始逐城造勢，一周跑廿個地方。雖然選敗了，但文宣奏效，希特勒累積的聲望，剛好在總理布朗寧被罷黜，威瑪憲法岌岌可危時開花結果－興登堡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讓他接替總理一職。而在這之前，這老人家還公開說過：希特勒是個怪人，他當不了總統的，頂多當個郵政局長。

    第三共和誕生了，接著是一連串擴權和排除異己的措施。例如指控共產黨放火燒總理府而大肆清黨（卻有更多人相信是納粹自己所為），設立集中營整頓異己，將納粹突擊隊擴編成黑衫軍，在恐怖的氣氛下逼國會立法使總理權無限上綱等等……

    此外，全面燒燬哲學，戲劇，小說，醫學，科學等書藉，全面逮捕工會領導人而取而代之，黨禁，報禁，……一個比法西斯和蘇維埃的極權還要澈底的新德國出現了。納粹是他的統稱。

    現在，獨裁者似乎把奪權的第一幕演得非常好了，如雷貫耳的民眾呼聲，崇拜欣喜的表情，摩肩擦踵的人潮……，這是戈培爾的宣傳攝影師留給廿世紀人們最驚異的影像，好像在告訴世人，這都是為獨夫背書的人……

    獨夫的第二幕開始了，猶記得他信誓旦旦的街頭演說－德國一定要有和平，絕對不能有戰端……如今，筆直平滑的坦克車路通往所有鄰國，軍火工廠的機器日夜運轉，「先有槍才有奶油」的口號震天價響。

    慕尼黑協定，德波互不侵犯協定。德蘇和平協定……侵略者昨天締約，今天撕約，明今就派坦克車前去，於是奧利，捷克，波蘭，法國，希臘，南斯拉夫……，與西班牙的獨裁者法弗朗哥合縱聯橫，與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策略聯盟……侵略者站在維也納家鄉父老前演說，站在凱旋門前回目四望，勝利的表情寫在臉上，亞利安人是最優秀的人種，實在是該統治全世界，或者他這麼想著。

    是啊！亞利安人千年德國的夢三番兩次在夢境中，現在是付諸實施的時侯了。於是，一方面按優生學的新興理論，積極鼓勵軍人們和亞利安種女人生產優秀的下一代，出生第二天就令母子分離，二方面，積極清理殘渣人種，除了愛因斯坦等有識之士先行逃美，所有猶太人如今惶惶不已了。

    最幸運的人是死的最快的，像那些被注射極毒化學劑而死的，注射癌症細胞的；其次，凡身強力壯的，可留在工廠裡，否則就搭上死亡列車到一個個集中營。其中尚有工作能力的男女在集中營做奴工，其餘的老小婦孺著即發配瓦斯室執刑……

    而不管是先進瓦斯室，或沒有了勞動能力的人後進瓦斯室，所有人都有剩餘價值，。我們從資料片中看到的，是成堆的頭髮，金牙，鞋子……甚至所排出的糞便也可作燃料，不禁令人感慨，原來德國人注重環保，擅長廢物再利用，希特勒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一手導演六百萬冤魂的死亡之舞而面不改色？大家都想知道，然而歷史交待不清，只知道他父親是個海關的小公務員，但與他不合。母不詳，但他說過極愛母親。雖世代務農，但家境不錯。１９０７年父親去世後，希特勒到維也納投靠藝術學院而被拒，理由是天份不夠。

    希特勒崇拜華格納與神秘靈異之學。食素，行跡向來諱莫如深，受教育不多，但嗜讀戰史與兵法書籍。終其一生，他總是神神秘秘，曾有一個年輕情婦，其後自殺，後有一個伊娃布朗恩，在１９４５年俄軍攻進總理府的前一天兩人結婚，次日和希特勒雙雙自戕。

    而現在，我們來看獨夫故事的最後一幕－－－　

    侵略者

    諾曼第登陸使人振奮，盟軍的飛機日夜不休的轟炸著，希特勒在七年之間，以軍火工業吸納就業人才，使就業率歸零，經濟迅即復甦，國力強大到幾乎快要完成一次大戰間德國政客的歐洲帝國之夢，但現在，高高的樓房從飛機俯瞰變成一片斷垣殘壁，文明在人性之下，暴露澈底脆弱的本質；柏林市先是發現愈來愈多的逃兵，後來擁進大批的俄軍，獨夫最後公開的一幕是對著少年軍授旗，所有未受過訓的老弱殘兵，如今都要上場……而為了怕醜行外漏，集中營裡正進行著全面的殺戮。

    落幕了，廿世紀最沉痛的故事。德國人痛心疾首，然而獨夫的背後曾有千百萬的支持者，成了人類的一個大問號。

    《我的奮鬥》－希特勒　

    一、我的家庭

    我幸運地生長在茵（Inn）河岸邊的普勃諾鎮（Brraunq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而且正當是兩個日耳曼國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應該歸到祖國大日耳曼的圖版上了。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正是血統的關係。縱使二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們一天不合併統治，便一天不得安寧。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領土。那時候大眾為了麵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慕。為了這，我生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為什麼我們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頭腦裡打滾。我揮著鐵拳：為什麼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國（Bismark Empire）的懷抱裡呢？我嫉妒著。做官的生活我並不貪婪。根本我願悶死在那理文牘的案頭，蹈了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加給了我最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我瞭解歷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鬥爭運動的範疇裡，早有了我這一顆種子。　

    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獻呈黑、紅、黃三色花旗；不唱奧地利亞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吭著德意志優於一切（Deutch—latd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怕。我們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訓練，雖然那時僅懂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啟發「民族性」的責任。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Deutschatioua）。我的思想捷快發展著，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過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　

    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誠愛護的，這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每每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urgerhous）過去統治的方略。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焰在奧國南北兩部的天空瀰漫著。瞧，那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裡去了啊？奧國皇家做著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被槍殺。如果天道不公，怎麼會毀滅了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的德意志的一尊炮口裡吧！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

    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因為我對於這些的認識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著奧國！但是德奧邊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麼的愛護啊！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裡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用罄，因此無法維持生活。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攜了一隻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我希望艱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為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　

    二、維也納苦學

    在維也納的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間民族繁雜，實為帝國的一大隱患，我們可盡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　宮延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威權完全集中在首都。維也納不單是古老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經濟中心。

    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與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生存在其間。失業者傍徨在臨街（Rinsstrassr）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 t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擁集於溝渠污穢的中間。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說一些漠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是遭毒蛇蟠繞過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些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為害孰淺孰深！後者的罪行在於而缺乏警詫，以為這是民眾忘恩的佐征。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他的癥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復民眾的權利，故實不應望而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瞭解的。我覺得這種事情惟有兩種方法可以改進：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一良好的原則以為我們發展的途徑；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重在維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立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當我在維也納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當時最使我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成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為什麼中產階級有比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竟有幾人？能夠瞭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幾人？能夠明白祖國的光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欲使民眾「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為此民族的，非從教育入手不可。一個人必須為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瞭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他發生敬意？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他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Ｏ九年到一九一Ｏ年中間，我的生活環境漸漸的轉好，無須靠傭工來維持生活，我靠了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敵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為民眾所不歡迎的。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眾對精神是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為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利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卻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麼無論這個鬥爭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不到兩年，我已瞭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東西。而在別的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對於無權力意志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訣；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的出而掠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因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廿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社會民主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用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他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說工會運動的祖國為敵有害的，那實在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倘若工會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基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少的助力。沒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去著想了。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複述了。假使在僱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誤解了正義和道理的，那我們民眾中一部分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搞個人的貪婪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還不但是為了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義務。因為保持民眾間的忠誠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眾的健康，有著同樣的功績的。因為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未能夠有適合的解決之前，那這種鬥爭的勝負，只好由最強大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　

    如果許多的勞工，和資本雄厚的某一僱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就得非團結一致不為功，這理由是很明白的。在最近的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成為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那班利用工會為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因為在政治方面，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常是成為掠奪的良策的。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已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年復一年，於是工會亦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鬥爭的唯一的利器了。資產階級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最後，才採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失敗。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un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水準之下，它威脅著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著民主的觀念。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為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因此也就無法來把他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碎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知其學說中的要旨。可是黨當局發表的文字，於我幾毫無裨益。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的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面的進步，其所說的更是不能成理的。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最後我才知道了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的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明白猶太人，便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了。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再暴露了馬克思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麼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會於家中聽過了記詞否。即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種之遠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還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是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在學校中的時候，也不會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時所受了印象。在家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猶太兒童，他很快被我們所重視；因了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常於政談中聽到「猶太」這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那時無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面的觀察。林茲（Liuz）的猶太人很少，以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為日耳曼人。當是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因據我的所見，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就在其特異的宗教上面。我既以他們因宗教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對於不利他們的評議，常常鄙視而加以痛嫉。至於對猶太人的仇視，則我尚有同學有這種意思。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這時候我正被困難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廿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會感到。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迨後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人間題亦就因之而起了。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沽洽意的地方。我仍認猶太教就是一種宗教，因而本了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　

    找因此以為維也納反對猶太人有報紙所持的論調不合—個偉大民族的文明的慣例。我又想到中世界發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為不快，快極不願見其再於今日重演。但是，這類報紙大都沒有什麼聲望，——一我當時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認為是偏激的論調而非正直的言論。在當時確有聲望的報紙，對於此種的攻擊，大都作著莊嚴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亦堅。　

    我仍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為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的那種卑污態度。宮廷之中有一事件發生，莫不以歡欣謳歌的醉人的語懈災為之刊物，這種愚蠢的行為，施之於最最賢明的對主，也無異於「山雞」交尾的行為。我深以為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 Demokratie）的污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仍熱心的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是文化問題。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為德國人慶幸。告別珍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贊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為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為德意志海軍的創始人。所以對國會不許皇帝演說一事，使我不勝憤怒，因為在我看來，國會不配發出禁令的。這些混蛋，在一次會議時所發狂妄的謬論，較之歷朝皇帝——甚至最沒有用的——於幾百年中所發生的表演無聊的謬論為尤多。在一國之中，任何的愚蠢，都有著批評的權利，而且都有入國會為立法員的資格，現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這最荒謬的機關所譴責，這實使我憤怒的事。　

    更使我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污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來了。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志民眾報（Deutsches Volksblatt）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人諂媚的醜態，那也使我很不痛快。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污狀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紙憤而丟棄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眾報，對於這種事的所持的見解，雖然稍為狹隘，然而實較純潔。我本來不讚許其反對猶太人的苛論，但是，當我在看其辯論的時候，雖以使我發生著一種深思。總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當時決定維也納命運的人信其運動的主持者是卡爾呂格勒博士（Dr. 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alist Party）。當我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卡爾．呂格博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都我所仇社的。在我看來，這人和他的運動都是反動。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著土耳其人的長衫和兩邊留著黑卷髮的償，我便私忖著「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檔。我便密察這個人狀貌，後來，我的腦海中的問題變為：「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平時，我碰到這種情形，每靠書籍來釋疑。我第一次用幾個「赫勒」去買了幾本反對猶太人的小冊子。想不到這種等書冊中所論的，都以為讀者為於猶太問題是略有所知，或是相當的瞭解的。這些小冊子的論調，竟又使我疑團發生；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極薄而不合科學的辯論。　

    這一個論題既是這樣的廣大，而想研究又是這檔的茫然無邊際，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別一民族，我在這裡已不能再有所疑。我既著手研究這問題而注意猶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維也那自然兩樣了。於是，我就隨處見到猶太人了。所見愈多，則其於他人的地方也愈顯。而內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著一種日爾曼人不同的人民。我的心中雖然還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躊躇，也就為一部分猶太人的態度所消釋了。　

    這時在維也納於中，猶太人發生著一種大運動，以發揚猶太主義的民族性為目的，就是所謂猶太聖會主義（Zionism）。粗看起來彷彿讚許此舉的僅僅是一小部分的猶太人，而詛罵和反對的必居多數；然而細察起來，則此種現象，便就化成了理論的氛霧，純為便宜而設，實在都是詭詞。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他們不承認持聖會主義之徒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他們不是猶太人，只以他們的教義不切實用，或且有害於自由派所持的猶太主義的。然而，他們內部的團結卻沒有什麼變更，所以這樣聖會的主義者和自由派的猶太人的外表佯裝不睦，這使我是十分討厭的。因為他們的虛偽詭矢，和他們所常誇耀的德高行潔，是十分不和的。　

    當我知道猶太人主義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各方面活動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猶太入主義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用了飾同來強辯，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們只須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並研究他們惡劣的電影和戲劇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這是一種瘟疫，是一種精神上的瘟疫，它對於國民的毒害比較黑死病死實在還要厲害，在藝術中既有這樣的卑劣的作品顯露在大眾之前，所以也就不得不細細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研究的結果，使我對猶太人的所取的態度更壞。我的情感雖然時時和我的態度背弛，但是我的理智終不得不有著自己的論斷。　

    於是我開始用了相同的觀點，去考空我所喜歡的世界報，便就發現了這報有的自由的傾向；在我看來，這報對於攻擊者的莊重的答辨，以及對於攻擊者的置之不理的態度，完全是一種狡鄙的詭計；他「那種堂皇的劇評，常常捧著猶太人的作家，把不良的評淪，則都施於德國；尤其對威廉二世的譏諷和盛稱法國的學術文明，都足以顯示著他們的策略的一致。總結的說，他們的輕視德國人，那裡可以說他出無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認識，社會民主黨的主腦是猶太人；因此猶太人便被我報鄙視，而且平日在我胸中義戰著的問題，現在就也得到了解決。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都被猶太人所操縱著。這點我本來並不重視，因為其他各報，確也都是如此，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和猶太人有關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的民族觀念，像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我強制的抑壓著我的厭惡的心理，嘗試著去閱讀報紙中所載的馬克思派的囈語，但是我的厭惡，竟是愈讀而愈見厲害。　

    我曾和說囈語的編者去認識，可是，從主筆以下，大都是猶太人。我又竭力遍搜一切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表冊，而來研究作者的姓名，——沒有別的，竟完全是猶太人。我再細察一切領袖人物的姓名，則大半都是些「選民」（Chosen People）。且不問他是國會的議員，或是我會的書記，或是各團體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動者，他們表現在外貌上的一種奸惡的像貌是沒有不同的。奧斯特裡次（Austrlitz）、大衛（David）、阿德勒（Adler）和愛倫波根（Ellenbogen）等名，叫我如何能夠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瞭。就是這黨的領導權——該黨次要的贊助人，已經和我奮鬥了幾個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秘猶太人並不是日耳曼人。從此以後，我便確切知道了敗壞我民族的是什麼人了。　

    我和猶太人的爭議愈多，便愈亦明其辯論的方法，在起初，他們利用著對方愚蠢，如果不得勝利，則再假裝出一種愚蠢來；要是還不勝利，則便拒絕討論或竟很快地轉入別的問題。談人所盡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後，再攀列那絕不相類似的事件上，於是，迂回到原來的立場，且故示軟弱，假裝不知。所以不論在什麼地方，凡是攻擊此等聖徒的人，幾沒有不陷入於泥濘中去的。如果現在有人於人叢廣眾之前，對某一個猶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但是，如果痛斥者以為自己至少有了一步的勝利，那他到明天必大示驚訝；這是因為猶太人已經完全忘掉了昨天所說的，而又再串述其無恥的舊說，好像不曾經過什麼事的樣子。他憤怒驚愕，假裝著守全忘掉了舊事，以為過去的辯論已證明了他所持的真理。我好幾次為之弄得瞠目結舌，不知道什麼最是使人歎異的地方，——是利齒？還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恨猶太人了。但是，這也是有利的。當我一到社會民主黨中宣傳者，我的愛護國家的情緒，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民平日經濟的誘導，因此就搜討馬克思主義的本源。這主義的作用怎樣？在單獨的事例之是，我已十分明白。＊＊見其成功，只要略加想像，便能預測它的結果。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創之中獲得享受其效呢？還是他被謬誤所犧牲而不自知覺？我因此認識這主義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運動的原則。我達到我的目的之迅速，竟是出於我希望之外，這實在是得力於我對於猶太人問題得到相當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這時還有深刻的研究罷了。　

    唯有這種知識乃能使我把社會民主黨的實情和他們黨徒的理論來作一個比較，因此，我已經曉得猶太人措失的方法，乃在隱藏或是文飾他們意見，所以他們的真目的，不能求之於文字，因為深藏在字裡行間的緣故。在這時候，我的內心已經起了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由一個淡漠的世界公民，驟然成為一個狂熱的反對猶太人的人了。當我在研究猶太人民族的影響及於人類長期的歷史的時候。我的心中突然出生了一個悲劇的問題：就是那不可測的天命，安知不允許這小民許以最後的勝利呢？　

    馬克思主義的猶太學說，棄著自然界中含有的貴族的原理，而以群眾的人數，來代替了勢和力兩者之間永久和特權。所以他們的學說，否認在群眾之中的個人的價值，攻擊國族和種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剝人類的生存和文化的意義。如若這主義成為是一種宇宙定律，則人類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勢必到了滅絕而後已。　如若這原則行之於宇宙之間，那麼宇宙必定大亂，行之於地球之上，那麼人類必同歸於盡。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思教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麼這皇冠便將成為人類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運行於太空之中，和數百萬年前一樣。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勢必將與以前嚴厲的懲罰。所以，我發信心，謹遵造物的意旨；和猶太人奮鬥，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三、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豁落大度。我現在所稱「奧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國（Habsbuag Empric）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裡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面能夠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夠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阢隉的國家，延續其內在文化生生命竟互達數百年。　

    時代越是向前時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繁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的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住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實在不能維持，而崩潰是必然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人，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了在這境內的一切義務。他的視線雖然狹小得只奧國的境內，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國的邊界。他雖然不幸而受到脫離祖國的命運，但他仍能努力負起這偉大事業，為德國保存其祖先在長期奮鬥中從東方所得來的權利。目前我們須知道力量雖然已經分散，但是事業的成功，仍屬是可能的。因為優秀的人士對於共同的祖國，永遠表示著同情的，他們的祖國的國土，完全是屬於他們的。　

    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為廣。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的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以前商業勢力尚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的。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於黑爾茲哥維那（Herzegovina）正同在維也納加裡西亞（Caliia）一樣。　

    軍官力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面，維也納的於聯合帝國（Dual Minarchy, Doppelmonarchic），好像是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之日的。最後，全部外交政策的責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來擔負；不過偶或有了少數的匈牙利人在內罷了。　

    但是，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為缺乏重要的元素的緣故，所以完全歸盡於無效。在這人種複雜的奧地利的帝國中唯有一法，能夠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的，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有而進行。居於最高地位的奧王，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能見及於此的，不過他旋即忘懷罷了；這或者是因其中困難而不克實行的集權的政策的緣故。　

    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為根基，所以問題只是在政治上傳統之弊的改革。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的史遺跡的；即使有也是隨了時代而消滅了。總之：大都是黯淡無光的。然而在各邦之中，民眾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羈麼的；因為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或是血統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為大。　

    這種的鬥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自從布達佩斯發展而成了一個重要的城市，維也納了就首次遇到了勁敵，這勁敵的事業。並不重要在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重要有鞏固王國中的一部分。不久，卜拉克（Praguc）也倣傚了布達佩的先例；於是來姆貝格（Lemberg），來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隨之而興起了。自從約瑟夫二世（Josrph II）逝世（—七九Ｏ）之後，這個事業的進程，便可以很明白尋找了出來。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種的因素而定的。這種因素，一部分固在於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國在各時期對外的政治地位的結果。如果要維持這國家的奮鬥堅持到底，那惟有堅決地行使者一貫的中央集權制，這才能見到功效。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國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行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國語，那麼，統一的國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的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學校和教育。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比了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持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種的不同而激發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麼，這種本能，自必被阻而難於發展的。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惡吧！　

    曾經在某一時期：命運之神又高舉了火炬而照臨列這塊土地上來，但是，很可惜的，這火炬即永遠的熄滅了。統轄日耳曼國家的約瑟夫二世十分憂慮著皇室偏安於帝國的極邊，倘使不是及時彌補其先人的缺點，那勢必要陷於人種複雜的漩渦之中。這一位「人類良友」的約瑟夫，他用了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救前襯的疏忽的地方，並且想在十年之內，努力去恢復數百年所失墮的作。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繼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夠擔負了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階級鬥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鬥爭的發展。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所以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他們曾經始終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個共同的國語的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歷史減少了—個帝國。我很不願詳細的述說瑣事，因為這並不是我寫述這本書的目的。我僅願搜集種種的事實，來作緊密的考慮，因為這種事實，常常是民族和國家的衰敗的原因，在現代，這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對於我決定政治思想的原則，也有著不少的幫助。　

    國家的正在崩潰，已經由各種制度昭示給一般的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或稱做帝國議會，（Reichsrat）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為根本的要素的。顯然的，這種團體，系依舉著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國國會。這個制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於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英國兩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著不同。　

    當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pire, Britisches Weltreich）的歷史，以作這所華夏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議院，便就成為民族光榮的建築了。這是維也納的第一個難關。因為當丹麥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宮的最後的尖頂時，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來為之裝點。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政治家以及哲學家的肖像，都裝飾在這「西方民主政治」的劇場式的建築上了。更有一譏諷的象徵，就是屋頂的四角趨向四方，這是完全表示著他的內部分離之勢的。　

    像奧地利的歷史，因了這項的建築而獲得了光榮，那各民族將認這一種是侮辱和挑戰，正像在德意志帝國，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戰爆發才開始敢把「獻給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 Peoble, 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題詞，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羅華勞脫（Paul wallot）的帝國議院的建築之上。在奧地利境內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著國會的勢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選制和不記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時候。日爾曼人仍舊在國會中佔著多數。　

    但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題；因為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的其它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祝為日耳曼人的政黨。待到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在數字上佔得多數了。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為我當時抱著民族自存的決心，所以很不滿意於代議制；因為這種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騙而出賣日耳曼民族。這種罪惡，正和其他的罪惡同樣不可歸處於事件的本身，而當歸於奧地利國的。過去，我還以為日耳曼人如果能夠在國會中佔多數，那麼，舊國家繼續存在，在原則上我並沒有反對的餘地。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區；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制度——它像是「一種穢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個問題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輕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為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聊成了一氣。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移轉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假使在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麼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由國會來決定國來，所得的結果是秀是為利，但是，決不是一個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
     
    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也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的人既時常在更動，這又怎麼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嗎？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全到多數人的意向才喜怒，那麼，事實上又豈能對領袖人物提起公訴來呢？豈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　

    而竟重在使他提議能為一群愚人所能瞭解，以求得他最後的同意的技術嗎？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遊說方面，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為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治手腕嗎？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我們豈是懸想將來的人類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為需要嗎？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楊到近代國會制度的流弊的。這就是因為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因為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贊助的政治活動，那麼，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辯護者，合了—百個愚夫，不能成為一個聰明人。所以基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著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於發生在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倖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的。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分，還是根據了我們的聽聞。而這種聽聞。常常由「啟迪」的形式來鄭重的詔示著我們的。民眾的正當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的苦悶的結果。在政治「教育」（這裡可稱之為「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為報紙是從事於「啟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的竟不一種學校。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為卑劣的勢力把持著。　

    我在少年時代居住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眾教育要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競能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眾的真正的志願和意見，而為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的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剖析，或竟不再受民眾的記憶和注意了。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還對之抱著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偉人畢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污他的姓名和變為不齒於人們的口中了。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唸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面毀污善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人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樣了。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立刻可以明瞭人類這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民主議會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的事件。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內閣來，為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個傀儡內閣而已。　

    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為最後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議會的多數黨的手中的緣故。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旨而已。在今日，民主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於驅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全的政黨政治。而且，使暗中操縱著特有權的後台老闆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負人個的責任。　

    因為一種絕議，無論它怎樣的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盡於眾目共睹的任何一個奸徒，而且把責任卸在全體的身上去。這樣，在實際上競可以說誰是無所謂責任；因為責任是只能上一個人擔我，而不能歸之於只會空談的國會知上。這種制度，只有那些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會歡迎，至於那些負責的人看起來，那是實堪痛恨的。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為某種族的工具，該種族為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只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制度，因為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日耳曼的領袖是自上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的直接間接的行為，完全我著責任的。在這種制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不為這取決問題做保障。如果相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唯一的答語是「感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類不能險圖幸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為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在日趨衰弱了。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失墮，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計的制度，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計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逐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g）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上位者的政策。　

    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的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為贊助，至少是：加以保護。純粹的日耳曼的鄉村，便被政府用了纖曲的間接的方法而變成了語言復要的危險地帶了。在低部的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情形進步日見其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　

    這位新喻普斯堡皇冑（他的家庭中說是捷克語，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貴婦人，她生長在仇視日耳曼民族的環境中，太子與她結婚，本屆屈就的）。主要思想，是依嚴格的天主教，而逐漸在中歐建起一個斯拉夫國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國作對抗。因為情形是這樣，因而宗教純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如果上日耳曼人來觀察，那麼，這實是一種為害最大的思想。從各方面看起來，結果是有著更厲害的悲慘的。　

    因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終也失去了一個大國。奧皇靠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這種精神，起初本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他極力想法來消滅舊帝國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應。實為奧地利的汛日耳曼運動。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堡斯皇室已經有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是一種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並起了革命，決意抵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而為亂黨了。——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判國家本身，是背判—種政府的制度；因為他們深信這種制度，是必定會毀滅民族的特性的。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歷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一個民族，假如因為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的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百不能為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麼，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凡是有關於汛日耳曼運動的興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具有深切的意義的。我首稱對兩個人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爾．呂格勒博士（Dr. Karl Lueger）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的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著清白而不起腐化。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於凡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情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實了。　

    我當把他們兩個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心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採納的話，那麼，德意志的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為人類本持的見解，那就有著謬誤的見解了。這一點，便是呂氏的優點。呂氏的認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著過分的損失。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　

    薛氏對於這點，那就瞭解得很淺。一切凡日耳曼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瞭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的方式，使民眾易於明白，因為民眾的瞭解力是極有限的。為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為是一種先知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因為資產階級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恐蒙受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逐相當的受到了阻得。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瞭解，這實在是他對社會問題的凶識淺陋的緣故。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獲得勝利。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眾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他又善於聯比利時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量的對他的贊助。於是舊教士黨（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復他的地位。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所述，認為是呂氏的唯一優點，這對於他的判斷就失了公平。因為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的特長，而且還是一個真正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不過他能夠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夠有所限制。呂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針後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台灣省。如果心臟是健全的，那麼，身體各部分，自然能夠恢復的。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制。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成線，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時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較他看得清楚的。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扔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薛氏對於他的志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地狀態之中一一地實現了。因此，他們兩都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的目的。呂氏並不能夠拯救了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我們現在不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這是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錯鏡，不再去蹈呂薛兩氏的覆轍了。　

    凡日耳曼運動所遭是的厄運，就是上於開始的時候，不知道獲得民眾的依附信仰。這運動慢慢地趨向於資產階級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嚴，但內中仍屬很激烈的。當凡日耳曼運動最初興起的時候，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隱在絕境之中。後來年復一年，對於逐漸地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現在，我們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主日耳曼運動者也會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們在國會中發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競日見共不重要了。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於立場的聽眾或盡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人的人。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眾最為直接的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在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數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為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政權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凡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征效。　

    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為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領到錯位，或競完全消失了。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眾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各議員的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現在演說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斷，（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所以，只要看一直他們所會演說的地方，不過只有區區的五百個聽眾，我們就這一點便可以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麼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因為只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的到底。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最優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倘使為一種世界制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是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麼，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因為僅僅為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眾了。　

    主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擊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瞭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擊突的唯一的解釋。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台灣省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師，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因為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會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這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從不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的和教會奮鬥，這是實因深信唯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佔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與以破毀。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麼，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遠解決了。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著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毫無疑義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師，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不及捷克人。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對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屬客觀了。　

    現在試把我國的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復興運動所取決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樣的情形下所以決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千年前所發生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動勞的呢？當我把凡日耳曼運動及和羅馬的鬥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面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眾的奮鬥力量。　

    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理，並且為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他們反對教會的鬥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了大多數可稱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奧地利國人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一樣。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如果教會中的長老，他們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義，去損害他們自己的民族，那他們便不能得到人們的信徒；他們不應該以自己的矛，來攻自己的盾。一個政治的領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優點的話，是絕不該去干涉人民的教義和組織的，否則，他就不應該去做一個政策家；而宜去須知一個宗教改革家了。其他無論什麼態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禍來的，尤其在德國。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進德國內在和純潔民族的愛國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為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但是要從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來，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恨的，因為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差不多成為一個信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新教條對之，仍是抱著懷疑莫決的態度；——如果這問題不能得到那麼，復興日耳曼的一切企圖，大都缺乏意義而或者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們現在的兩種教義，對於猶太問題所取的態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嗎？試把猶太的牧師對於一切有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所取的態度，來和我國的牧師（這兩教派的大多數牧師現在業已停職！）的態度兩相比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這一些，在我們擁護抽象的觀念的時候所常有的一種現象。凡是「國家權威」，「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國際團結」等等觀念，我們常使之變為一種固定而純粹的理論，以後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發一概由這個觀點來給予判斷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運動失敗的各處，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因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處置起來，都很妥善而有計劃的。基督教社會黨對於民眾的重要性有著很深切的瞭解，所以一開始便明白宣佈其社會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眾。自從他真正收納了下層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之後，便得忠實而有犧牲精神的黨徒。這黨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團體發生衝突，因此便被有勢力的教會所與以擁護。　

    這黨很深切的知道大規模的宣傳的價值，並且專從心理上去影響一般民眾的本能。這黨一心想救援奧國而遭遇了失敗，他的失敗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錯誤，（這是有著兩方面），和目標的糊塗。它的反猶太主義，是依靠了宗教的觀念，而不是以種族為基礎的。這種錯誤的由來，正與千萬第二錯誤的原因相似。　

    它的創始人以為如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救援奧國，那就不應該根據了種族的原則；因為假使是如此，那麼，奧地利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全國必解體的，這黨的領袖，以為地奧地利現狀下的維也納，必須盡力避去分裂的趨勢，百應該擁護促成統一的妯點。在那個時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維也納，所以對於一切種族問題，大都作著極的容忍之外，竟也無法可以使這些分子不反對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奧地利，那麼，這種分子也是少不來的。所以該黨的領袖竭力排斥曼轍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謀聯絡維也納於中的大多數捷克小商；他們想靠了這點為根掠宗教的反猶太主義增加一個口號，並且想藉此而化除舊奧地利的一切人種的紛爭。　

    這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宗教而起來的爭鬥，對於猶太人不會感覺到多大的痛苦的。假使情形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只要有一滴的聖水，便可以解救了他們的危難，而且還可以保存著他們的猶太教。因瞭解種不徹底的辦法，就使得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反對猶太人的主張失掉了真實價值。這種虛假的反猶太主義，比了無論什麼都壞，所以與其有實上還不如無，因為人民已被人牽住了鼻子呢！　

    呂格兒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國的話，他便可以做我們的民族偉人之一；不幸，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都發生在無能的奧地利。當他死的時候，巴爾幹的微弱的火爭，已經慢慢地日見擴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因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夠防止的事變。關於日耳曼民族復興的目的和理論，凡日耳曼運動都是十分正確的，可是，在他所選擇的方法是不大恰當的。這種運動，是有著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為缺少社會性的緣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眾的同情，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猶太主義，是革於種族問題的重要，而不是基於宗教的原理。還有，他反對一種確定的教義，那是在事實和策略上完全是屬於誤謬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對於運動復興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標過於含混不清，不過在他的一政黨而盲，那他的方法實在是對的。因為這黨能夠認識清楚社會問題的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的鬥爭方法，這不免是錯誤的，而且還把民族的觀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當時我極不滿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奧地利的空虛，我愈感到要拯救奧地利上無望的了。我深深地感覺到奧地利是代表日耳曼民族的不幸。我又深信奧地利阻礙了真正偉大的日耳民族，而贊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我於是憎恨著維也那的人種的駁雜。我更憎恨著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泥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處，最討厭而憎恨的，便是到處可遇的寄生的猶太人。　

    我毫無一些愛護奧地利的心意，但是，對於德意志帝國是永矢弗忘的。所以我看到奧地利帝國和崩潰，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開始。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國的心念愈切，因為我在幼年時代已私心嚮往了，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著名的建築家，不論命運是怎樣，我必專門為民族效勞。我希望我能夠享受我應有的幸運，並且要在他那裡參加國事，我最熱烈的志願，終將實現在那裡，這便是我所愛好的家鄉。能夠和祖國——德意志帝國——聯合而成為一個國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維也納實給予我最艱苦的而又最完備的訓練；到了現在，我才能開始能夠完全認識了這幾年中的訓練的價值。我對於這時期與以詳盡的論述，就是因為在這時期中我明瞭我黨主義有關的問題極多的緣故。　

    我黨在創始的時候，規模很小，僅僅五年（本書寫於一九二四年，）便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民眾的運動。倘使命運不是雖給了我這種經驗，使我的政見有了確切的基礎，那麼，我將不知道用什麼態度去對猶太教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會問題了。　
    　
    四、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這真是一個處處和維也納不同的德國的城市啊！當我想到維也納那種各民族雜難處的情形，心裡感到很不快。慕尼黑的語言，差不多和我的語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時代在下巴維利（Lower Bavaria）的那種情況。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種親密之感。我和這地方的關係的深切，實在遠過於世界的其它各地；因為，這地方和我的發展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的緣故。　

    聯盟的贊成者，在奧地利僅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冑以及日耳曼人而已。因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贊成，就是出於強迫計劃；日耳曼人的贊成，是輕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緣故。由於輕信而贊成者，就是因為他們想藉三國聯盟（Tripple Alliance）來謀日耳曼帝國的強盛和穩固；由於不明白政治而贊成者，就是因為他們的想像和事實不符，他們的所為，實在不過是日耳曼帝國，附著在一個國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結果必使他們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況且聯盟能夠使奧地利慢慢地脫離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為哈普斯堡皇冑既是相信和帝國聯盟之後，便可不受帝國的干涉——不幸，這一點真是凶到的很對——所以他們不難把日耳曼人在國人的勢力逐漸消滅不會發生什麼危險。而且也很無須成慮到德國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議，這是因為德國政府的觀點，素來以「客觀」態度著名的，他們對付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賃藉聯盟來抑制反對，無論任何堅決的呼籲，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別可恥的祖護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聯盟的口實而給予制止。假使我們對於歷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過精密的研究，那麼，決不會有人能夠相信意大利和奧地利會站在同一戰線上作共同的奮鬥的。
     
    假使不論那一個政府競能敢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奧為敵），那麼，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將如火山的爆發了。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常常見到意大利對於奧國有關熱烈的輕宙和無限的仇視。幾百年來，哈普斯堡皇室為反對意大利的自由和獨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即使想忘掉，實在也有所不可能，何況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無意於忘掉呢！所以，為意大利的利害計，對付奧地利唯有兩條路，便是聯盟或是開戰。意大利人是很從容的選擇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準備後者了。　

    德國的聯盟政策，是既無意義而又多危險的，況且奧俄的關係，又是正日趨於用武力來解決的時候。到底為了什麼而締結同盟呢？這不過是趁國家尚能有著自主約的機會的時候，來保障國家的前途而已。所謂國家的前途，又不過是使日耳曼民族繼續生存的問題而已。德國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十人，來養活這些新增人口的困難，自然是與年俱增的。除非我們未雨綢繆而先來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麼，結果是必定會使其禍殃的。　

    要替這些繁殖的人口來找工作和麵包；不外是兩條路，就是開拓領土和採取殖民貿易政策。這兩條了路，都會有過種處的考慮、研究、建議及辯論。但是，都被各種理由來推翻了，最後才決定採取第二條路。這兩條路比較起來，當然是第一條比較健全些，因為獲得新領土以及容納過剩的人口，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將來為更甚。現在領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於歐洲一地，不能擴充於喀麥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我國東際的兩處邊際及領土的範圍，都是由奮鬥而來的，所以我們對這為生存百奮鬥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謝的。我們所以能夠生存到現在的緣故，也是完全靠著這一個決心而成功的。這種解決的方法，所以正確而合理。　

    還有另外的理由：現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大都像倒置著的金字塔，因為他們在歐洲的基礎，比了他們對殖民地才國外貿易的各種負擔，真像頭重腳輕的樣子，簡直可笑之至！我們可以說，頂在歐洲，到底則散在世界各地，和亞美利加合群國的奠基於本濟而頂則和地球各處相接觸的情形顯然相反。所以美國內部的實力非常雄厚，而歐洲諸殖民地的國家是大都比較起來顯示出衰弱來了。這種時期的例子，就是英國也不能作為反證，因為我們常易忘卻那盎格羅撤遜世界和不列顛帝國關係中的真實性。英國僅因他的語言文化和亞美利加合群國相同，所以英國不能和歐洲的其他各國相提並論。　

    所以德國要想實一健全的領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歐洲的本部能夠獲取新的領土，假使殖民地不適宜於移殖大批的歐洲人，那麼殖民地也是毫無用處的。在十九世紀，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獲得殖民地，已屬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要想實一這種殖民政策，只有出之於堅苦奮鬥的一條路；但是，這種奮鬥，是在謀取大陸上和本國鄰近的領土，而不是歐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為適當的。這一個政策，想要使它實現，在歐洲唯一可能的聯盟只一個英國。如果我們德國再來實行侵略，只有英國才是能夠做我們的後盾的。　

    我們有權來實行行為，實在不遜於我們的祖先。我國的和平主義者，坐享著東方的產物而不稍躊躇，不知最初開闢東方的工具，就是刀劍呢？我們應該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去獲取英國的好感。所謂犧牲，便是放棄殖民地和海上霸權，並且再避免因了我們的商業競爭而妨礙到了英國的實業。英國在有一時期，希望我們能夠有這種的表示，因為基國他也很明白德國為丁人口的增殖，必須謀得一個解決，這個解決的方法，或借助於英國而在歐洲謀得解決，或是無須英國的幫助力，在別處地方自己去謀解決。　

    十九世紀末，基國謀和德國親善，實在就是了於這種的感情。但是，德國人大都以為此舉是徒供英國的利用，所以均覺不安，像一朝締結了聯盟，不必用互惠來作基礎的！實在，根掠於互惠的原則，德國對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順利的進行。我們必須要知道，基國的外交政策很是機巧，假使我們不把實惠來給他，他是決不能加惠於我的。　

    我們且試想，倘使德國能用靈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國聯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為，那麼，他影響於德國的，我們很難加以估計了。也許世界大戰不致爆發了。但是，這種政策竟沒有被採行。然而發展工業和世界貿易，擴張海權及殖民地，這些仍是可能的。如果要實行要歐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聯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貿易政策，那唯有聯俄反英。　

    德國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立刻當機立斷，決定和奧國的絕交。百他們採用「在經濟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這勢必把他們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遠的破壞了。當許多意外的威協，不時從英國來的時候，他們也許還莫名其妙哩！最後，他們雖然決心建造一個船隊，但是，他們的目的不要攻擊英國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經濟上的和平征服世界」。所以，他們不僅對於戰船的數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噸數及其軍備，也是限制著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著他們的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和平」。　

    「在經濟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國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這實在是最愚笨不過的事，然而，他們竟援引英國來證明實行這種原則的可能，這實在真是愚不可及了。歷史只讀百不能瞭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這情形是隨處都是的，這種理論，就是在英國方面，也已遭受了駁斥，這是他們所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國，他們預備以武力作經濟的後盾，而且在征服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來之維持這種行為的實使者，實莫過於英國。　

    英國向來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勢力去獲得經濟的利益，於是立刻使經濟的利益一變百為政治勢力嗎？所以，如果說基國太怯懦，不敢為了保障他們的經濟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錯誤的。英國沒有國民軍的事實，這也不足為反證；因為一國的要點，並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國所有勢力的意志和決心。英國時時具有他所必需的軍備。英國在戰爭的時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來獲得的勝利。如在役兵有用的時候，英國便以役兵來應；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須有重大的犧牲方能獲得的勝利的時候，英國也就不惜用他全國的最優秀的分子來應戰；他的在戰爭時的決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撓的作戰行為，那是無處不具備的。　

    在德國，常把學校，刊物，以及滑稽報紙等來做宣傳，宣傳著謬誤的英國人的生活及其帝國，使德國人養成一種觀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競使德國人對於英國人，加以輕視，這種謬誤的觀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於是德國人的心目這中林家都認基國人是一種狡猾詐而怯懦的商人了。要知道一個龐大的英國，決不是徒靠詭計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結而維繫的，但是我國的那些肖頭教授，他們是從不會瞭解到這—點的。這種錯誤的觀念，有少數付之糾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對這些少數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制。　

    當兩對壘於法蘭德斯（Flanders）的時候，我們武裝同志那種警惶失措的狀態，我還是歷歷在目的十分清楚。交呀不到數日。國人便立刻覺悟到蘇格蘭人確實不和國央的滑稽報章及報告中所描寫的形態了。我要這個時候，於是使對宣傳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那班宣傳，對於前面所說的荒謬觀念，自然有著便利的地方，他們可以援引實例——不管這例子的錯誤是怎樣——來證明「世界的經濟征服」是正當的。凡是基國人所以能夠成功的，我們德國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為我們的誠實——不像英國人的這樣缺乏信義——又可認為是我們的特長。　

    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國人的誠，去使小國歸附而大國信賴。三國聯盟的價值，就心理方面來說，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為聯盟愈是重在現狀的維持，那麼，他的維繫力也就愈弱之。反之，假使同盟各國的勢力，如果愈能希望達到其確定百真實的擴張目的，那麼，這勢力也就愈強；因為這種同盟，他的力不在於防衛方面而在於進攻在緣故。各處的人士，對於這一點，大家都能認識清楚的，而獨那班所謂「專家們」，竟會得不知道。當時做參謀本部上校的盧登都夫（Ludendorff）曾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備忘錄中，指出了這種的弱點。自然，對於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認他的價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大戰，由奧地利間接爆發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戰爭，這真是德國的大幸，要是這歐洲首先發難於德國，那麼，德意志勢必孤立百無援。德奧間的關係，使德國喪失盟能給予的最好希望。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國和俄國甚至德國和意大利的局勢，也反而日趨緊張了。　

    羅馬用了了的情感來袒護德國，這已成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奧的情緒，卻又深入各國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時會爆發出來。我在常常敘集的小團體中，明言著我深信我方和一個必遭毀滅的中家來簽訂不幸的盟約，這種盟約，如果不是及時取消，勢必要使德國陷入崩潰。除非德國設法來及時解除。當大戰正十分勢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時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事實的人，也不免為勢情所激動，但我抱這個信念，堅如金石，不敢有片時的隨便。　

    就是我在前結的時候，只要碰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必定要發抒我的意見。我的意思，為日耳曼的民族計，對於盟約的取消，能夠愈快愈妙，如果能夠因此而減少了敵人的數目，那麼把哈普斯堡王朝犧牲了，和德國也並不損失的。因為數百萬戴著鋼盔的健兒，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並不是在維持一個衰老的王朝。　在歐戰之前的有一時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將士，對於這個正在進行的聯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經多少起了一些懷疑。

    而德國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著當局不要地於信賴聯盟，但是，終於忠言逆耳，把這警告置之不理。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已經走進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須作任何的犧牲。在這時候，一般所謂「專家們」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誘導著無辜的民族直趨滅亡，而那班「非專家們」者又復不聞不問，袖手旁觀而一無結果。　

    德國的專門技術以及在工業上很快的進展，還有德國的在貿易上也獲得了勝利，逐使他們忘卻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這情形的所以，便是國家強盛，才能達此。但是許多人士，反而進而宣佈其信念，以為國家的根本是一種經濟組織，所以國家的生命，實在是有賴於工商業的發達的。必須要用經濟學的法則去加以管理，俾使商業成為國家的生存的基礎，而且社這產業成為一切條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國家對於任何具體的經濟概念或是經濟發展，實在是毫不相關的，國家並不是一種產業的代表集團，而是一個社會組織，它在某一時期謀實現各種經濟的標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會組織，藉以增進並保持這特殊的社會，以實現上天為人類所指定的命運。這就是一個國家的意義和目的。　

    從空間方面來說，猶太國家是沒有界限制的，但是，他的種族觀念是有限的，所以這一個民族；常在某一個國家之內自成一國。這一個國家，以「宗教」信仰作為標榜，借此而獲得亞利安人對於一切宗教信仰的寬待，這實在是一種發明出來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種以保存猶太種族的一種教義。所以，凡是和該教發生關係的知識，不論其為社會、政治、經濟，差不多完全給入這教義中去？德國每在政治勢力有著進展的時候，商業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們只知唯利是圖。在道德淪亡的時候，那麼，國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潰，商業因此也跟著衰敗了。　

    假使我們自己來問一下自己，建設和維持國家的勢力在那裡？乾脆的說，就是犧牲個人去為實會謀福利的勇務和決心而已。這種美德，顯然是和經濟毫無關係的；因為世人甘心為理想而去犧牲是有的，但是甘心為產業而去犧牲的，那就從來沒有聽到過。英吉利人在實現一種民族鬥爭的理想的時候，最能表現出他們的心靈的過人的地方。　

    比如，我們只知道為了麵包而每天奮鬥，但是，英國人便為「自由」而去奮鬥。他們所說的自由，並不是英國人本知的自由，而是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這些，德國人大都以為這是可恥的，因而便生出了憤怒。由此，就可以證明在大戰之前德國的所謂「政略」者，其輕率愚鈍是怎樣了。我國德國人對於使民眾甘心為奮鬥而肯犧牲的力量，可以說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人確實自信他們是為民理想而戰爭，所以常可立於不敗之地；直到他們後來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戰爭系為麵包而戰的時候，他們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戰爭了。然而，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他們對於民情的轉變，也會表示著發的驚異。在戰前，他們以為靠了貿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縱世界，或是進而征服世界，這種信仰，已經成為夢想；這很可以見到一個國家所謂以建設而維持的真實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顯然易見的意志力和建樹事業的決心，都已經喪失無餘了。　

    根據自然法則而直接產生的結果，便是這次世界大戰以及跟了大戰而來的各種影響。我現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諸問題，就我對於一九一二至一四年德國聯盟政策和經濟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場來加以評論，我覺得這一個謎團的解決，是由一種勢力在為之作轉移的，而這勢力，便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會上另一觀點所認識的，便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世界觀，以及它的組織的效力。　

    我在這時候就開始加以考慮，就是究竟採取那一種手段，才能克服了這種世界的流行病。我曾經把畢士麥特種立法的目的，奮鬥和成功加以研過。這種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趨堅定，因此，我對於本問題的意見，便不想有所變更了。然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猶太教的關係，也會加以深切的研究過的。　

    一九一三至一四年，我曾經把這種信念公之於各團體——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現在還是忠心於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t）運動的！我確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發展，必須要把馬克思議與以劑除才行。德國民族內部的衰微，並不是始於現在，不過因為對於危害他們生存的禍首，他們好像是對於人身上的病源，不會知道清楚。他們雖然也會對這種病源施以治療。但是因為常常把病微誤認為病源。德國人因為在都不能瞭解或是不想瞭解這件事，所以，又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就成為等於庸醫的把藥物亂投了。

    五、世界大戰

    當我在年青氣盛的時代，最使我憂慮的，不快的，便是在這沒落的時代，受著萬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國家的官吏而已。政潮像是已經波平浪靜，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經進入於：「國際的和平競爭了。」　換句話說：就是彼此間互相用欺詐的手段，而避免著一切激烈的方法。各國的政府，開始注意於互相傾軋的企業以及互相奪取主顧和契約，他們不惜用了千方百計，大家互相利用，於是一片喧囂的聲音，便就充滿於全世界了。　

    這種的發展，不但繼續進行而永無底止，並且好像已經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讚許，將一舉而把世界改造成一個極大的貨棧似的。在這宏大的貨棧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職員，都有他們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為什麼我不早百年而生？不生於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的前後呢？因為在當時的人，除了從事於「商業」之外，還有一些相當的價值可言。　

    當法蘭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到了慕尼黑的時候（那時我正在屋子內，對於這事變的情節，僅有一些模糊的聽聞，）起初，我以為這次的暗殺事件，或許是德國的學生所做的。因為他們深恨奧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來剷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事變的結果怎樣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對於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當時還可以把這種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釋，而求得全世界諒解呢！　

    不久，知道了兇手的姓名，系是一個塞爾維亞人，我乃對於這不可測的命運的報復，感覺到有些悚然而懼了。斯拉夫人的摯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瘋狂者的槍下已經做了犧牲者了。對於維也納政府所發出的最後通謀的形式和內容，在現在，世人還是有著許多的責難，這是殊欠公充的。世界上任何的國家，處在同樣的境地，未有不是這樣來舉動一下的。　

    在奧地利的南境，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時時對奧國的皇室放出了挑戰的態度，待到時候一到，必須要使這奧地利帝國傾覆而反快。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老皇一死，這件慘禍必須要實現的。這是委合理的。而且奧地利帝國或許不會的切實抵抗的能力。近年來奧國的安危。完全對之於老皇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眾的眼光來觀察，老皇的死，等於國家的自知的覆滅。世人大都以為這次大戰或許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戰禍的發生歸處於維也納政府，這實在不是公平的論調。　

    因為這次的戰爭終不可避免，至多延緩了一兩年而已。所恨的就是德奧兩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對於無可避免的一天，還是常常想多方延緩，直到最後關頭，被迫而不得不戰，那時候的時機已屬不利了。如果想勉力維持和平，那麼，戰爭一起，時機將更陷於不利，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已經有多年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動著德俄的開戰，而中央黨；因為宗教的緣故，所以對於國家大計，大抵以奧匈帝國不轉移。現在，大錯已經鑄成，所以結果也不得不忍受。　

    禍變的來臨，勢所必然，這是無法可以避免的。德國政府的錯誤，就是在於只知道維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開戰的良機，而且再為維持世界和平的聯盟所牽制，最後也終成為世界協約國的犧牲品了。這名義上雖稱為世界協約國，實際是反對保持世界和平而決心造成世界大戰的。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不是強迫民眾去參加的，實在是全國上下所切望的，國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個段落。這就是德國二百萬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從軍，甘心作猛烈的爭鬥，而且在國旗之下，甘願灑最後的一滴血來捍衛自己的祖國。　

    這一個爭自由的戰爭爆發了，規模之大，實在是空前未有的。在慕尼黑方面剛旬聽到了暗殺的消息，我們腦海裡立即發生了兩種感想：一是戰爭無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須維持聰明。因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國為了聯盟的緣故，也許會有一天被捲入擊突的漩渦，這擊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許並不在奧國，奧國因為內部的政治關係，竟無法來實行援助同盟國的充分決心。對於戰爭，不論這個老大帝國願不願，然而已經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了。　

    這次擊突的態度，我個人對之十分明白。我以為這種擊突，並不是奧地利為要懲罰塞爾維亞而戰，實在是德意志為著生存而戰，換句話說，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戰。德國人必須要步著畢士麥的後塵，現在的少年德國，對於過去的祖先，他們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仍舊應該努力保持著。倘使這戰爭而獲得勝利的話，那＊＊耳曼人能夠靠了自己的勢力而再在列強間佔得一個地位，因為日耳曼帝國是節衣縮食來一戰，那是決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請國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許我服麼於波維利亞的軍隊中，那時候內閣的國務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請第二天就批准了，這是十分快慰的。我生平最偉大而最難忘的時期，便在這時期開始了。這是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的。過去的一切事跡，如果和這次激烈的鬥爭相較，那都不足道了。回首到當年我民族勇猛戰爭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夠使我來參加這次的戰爭為幸。

    戰爭年復一年的繼續著，戰爭的毫情，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卻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擊突。　

    一九一五至一六年冬季，這種擊突，在我已成為過去。我的意志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興高采烈呼喊歡笑，現在一變而為沉靜堅決了。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青年的志願兵已經變成了老練的戰士。這種變化，整個軍隊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軍經過了長期的戰陣，已經老練堅強，凡在這次戰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經早就被淘汰了。到了這時候，軍隊的優劣，始能加以判斷。　

    在兩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斷的戰爭，我們以寡敵眾，以弱小敵強，備嘗著鎧渴勞頓，——要估量我軍的優點，就在這個時候。雖然在幾千年之後談起了勇敢的英雄主義，就不能不念及大戰中的德國軍隊。德國的灰色鋼盔，不畏縮，不規避，將成為歷史上永垂不朽的紀念品。＊＊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當會念到這些軍人更為國家的健兒。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思主義的被人認為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馬克思主義的最後的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馬克思主義多方面誘惑的德國勞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在幾天之人，卑劣的國家的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煙幕都已雲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跡，完全化為烏有了。這實在是欺詐德國勞工者的最不利的時候。　

    這些叛徒的領袖，一旦察覺到他們處境的危險，他們也立刻遮掩了他們虛偽的丑形，居然老著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號了。這正是對於毒害我國民族的整個的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了復興民主族的路，政府應該就在這時候毫不加以寬假，急急地想法劑除了這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軀去了。國人也應該在後方把予賊肅清才對。可是德皇並不出此，反而新給那些叛徒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以保護。使他們得維持著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ctsndchauunsgi），不論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知理論的積極建立，而不在對方理論的消極摧毀。換一句話來講，就是世界觀的鬥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所以目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這種目的，便是思想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麼在進攻之中也必有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來抵制的世界觀，如果不採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只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條件下鬥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的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所擁護的一方面。過去，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失敗，完是由於這一個緣故。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於這一個緣故。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鬥爭的目的來，只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著用「國家權威」或「秩序和安寧」，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鬥爭而犧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反社會民主政治的鬥爭已是十分明顯；但是，這種鬥爭，因為缺乏實際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殊難預定。因為這事實在是有一嚴重的缺點在。在大戰之前，我就有這種意思，所以當時不能決定去參加任何的黨派。後來，戰事延續，我的信念也就愈堅，因為當時不以議會政黨為限的運動還沒有，所以要想從事反社會民主黨的徹底鬥爭，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常把這種意見，向知己的朋友談及。我在將來要做一個活動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這時候發生的。我所以屢和少數的知己朋友說及，就是因戰後我除了固有的專業之外，再願意作一個演說家的緣故。
    　
    六、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據我看來馬克思社會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到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那班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以呂格勒時代為然）。用一種賞鑒藝術的性質來運用這種工具，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的。我們會有過什麼宣傳嗎？唉！我僅能回一句：「沒有。」我們對於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開始便失妥而且方針錯誤，因之不但毫無應效，並且有時還反足為害。　

    我們如果對於德國的戰爭宣傳，作一系統的考察，就可以確信他外表的虛弱與內心的謬誤了。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一個基本問題，甚而至於土我們還不能弄清楚。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為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言辦，這是十分顯然的。大戰正當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所奮鬥的目的，便是人類想像中極尊貴而又極迫切的。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將來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榮。　

    至於說到人道問題，毛奇（Moltke）曾經說過：「戰爭最要緊的便是在使戰事早些結束，而最能達到目的的，便是最殘酷的方法。在戰爭中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用後可以早獲勝利，那麼，對於人道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爭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夠明白了上述的各點，那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為宣傳不過為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的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群中，還得顧到知識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所以，我們要使接受宣傳的人數愈多，那麼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使全國都受到影響——例如要使戰事貫徹到底的宣傳——那就願當極端的當心，必須避免陳義的過高。　

    群眾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式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命意。要是牽涉過多，而一不顧此項的原是，那麼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融會或是記憶的緣故。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敵盡量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麼，他們所獲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德國的軍士，親見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但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氣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反過來，英美各國他們對於戰爭宣傳，在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國人是一種斐族，為匈奴，而且使每一個士兵，對於戰爭的恐怖，早已具有準備，所以臨陣而不會沮喪，他們在前線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所聽到的不錯而已，因而相信他們本國政府的言論是真確的，同時也增加其對於敵人的憤恨。　

    他們的宣傳是這樣的，所以英國的士兵，對於從本國所傳到的消息，從不感覺到虛實，而德國的士兵，竟把國內消息看作純粹的虛妄而不再信仰了。假始有一張廣告，要宣傳一種新制的肥皂，它的宣傳方法，盛讚著別的肥皂的很好，那麼，我們對此廣告將怎樣？只是搖首歎息而已。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來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常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　

    因為，敵我兩方違法行動的界線，並不是一般群眾所能辨別的。大多數的國民，他們的性質和見解，極類女性，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情感支配者實多於受到理性的支配者。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且是很單純的。他們的變化不多：不是積極便是消極，不是愛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謊言，永不會是非各半的。英國的宣傳，便是善於這種的事實。所以在英國，絕沒有模稜兩可的而引人誤會的措辭的。　

    英國對於群眾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徹底的瞭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線的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著他們作戰的勇氣；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戎首，這種卑污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群眾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了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胯應始終如一。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面來加解釋，但是無論怎樣的解釋，應該和標語的本意一致。要使宣傳的功效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箸人的宜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眾為唯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著。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為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著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還有一件事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鬥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是能獲得厚大的報酬。宣傳，在他們看來，這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總之我們的宣傳，成效終也真等於零。

    七、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敵人的傳單，開始由空中而傳入了我們的手中。雖然它的措詞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內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說德國的困苦有增無減，大戰將永無休止地時候，而勝利的希望則日漸減少，國內的人民大家都切望著和平，但是「軍國主義」和豈薩（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許；全世界——對於這件事十分明了的——並不是為反對日耳曼民族而戰，純粹是反抗那唯一負責的德皇一人而戰；所以如果不把人類和平的矛賊除去，大戰是不會休止的，大戰能夠終了，「普魯士軍國主義」能夠一旦消滅，世界和平決定可能的，和平實現之後，那麼，自由的民主國家也必會歡迎德國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聯盟中的。　

    這種宣傳之中，有一點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線的各部，凡是有巴維亞士兵的地方，便對普魯士盡情的加以攻擊，不單說普士是這次大戰的罪魁，而且說協約國中，並沒有對巴維利亞有一些的仇恨。但是，巴維利亞如果始終給普魯士軍國主義盡力，那麼，協約國將要愛莫能助了。這種宣傳在一九一五年就開始有了一些效力，軍人中反對普魯士的情緒，慢慢地增高了起來，——但是當局者從不會來設法加以阻止過。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線兵士們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訴著不平；顯然的，已經對於士兵生了了一種直接的影響，這時候已經不勞敵人再用傳單向前線去散播了。　

    德國婦女所寫的則毫無見識的家信，後來竟葬送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在前線。那時已經出現了不良的現象，前線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憤懣，怨聲載道；——這種怨聲有時候也很合理的。在前線的士兵，他們飢寒交迫他們的家人，也在國人日坐愁城，而別人的飽暖淫樂。甚至在火線上的士兵，他們也有了這種不應有的現象。在這時候，危要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這不過是「國內」的事。大多數和士兵雖然在怨恨不平，但是，一轉瞬之間，他們又不聲不響的盡著他們的職守。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和軍隊，雖然心裡有著無限的苦悶，可是對於他們必須防守的戰壕，他們仍是死守不去，好像德國的命運，無全維繫在這幾百米的戰壕上的樣子。從這地方，我們可以見到前線戰士們，他們仍舊不失是光榮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傷，於是欣然離開前線，乘坐著傷兵車回返德國，我離家已經有兩年了，處在這個亂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我進入了柏林附近的一處醫院。環境真是惡化得十分厲害！唉！另外方面看起來，這個世界確確實實是一個新世界。在前線的軍隊中的精神，這裡是一些沒有的。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線所沒的聽聞的事，就是竟有人自己把懦怯來向人誇耀。　

    我的傷勢，經了醫治而能夠行動了，我就得到許可到柏林去走一下。這一種困苦的慘狀，觸目皆是。全城和百萬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飢餓線上，怨憤異常。有幾家是士兵所到過的，他們的語調竟然和醫院中的語調完全一樣。人們每以為那些士兵們好像專門尋覓這種地方來發匯他們胸中的積怨的。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惡劣，當我恢復了健康而出院的時候，就被派到後備隊中去，我重到這個城市，和乎有些要不認識了——不論在什麼地方，充滿著憤怒不平和咀咒。從前方歸來的士兵，因為在前線服役的緣故，所以每人有種種的特性，這是為後方的老年軍官所不能瞭解的；但是，新從前方歸來的軍官，那就能明白了。人民來於這類軍官的尊敬，和對於後方軍官的尊敬是絕然不同的。

    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卻是十分消沉。凡是逃避責任的人，大家都視為識時特務的俊傑，而忠於職守的人，反目為庸碌的犬子。在官廳之中，滿是猶太人。差不多每一個書記都是猶太人，而每一個猶太人，也都是書記。這是使我十分驚異的，這獨得天寵的人民，何以在這裡的特別多，而在前線者反而特別少。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厲害了，猶太民族實在已經成於「少不來」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廠的工人罷工，並不能產生出所希望的結果，而使前線感受到軍器缺乏的恐慌。這種罷工的目的，本來在使軍火缺乏，但是，因為它的本身失敗的太快了所以還不能使軍隊陷入失敗中去然而這已經是夠使精神上受到了一個巨而可恥的影響了。　

    第一，倘使後方的民眾，不想得到勝利，那麼，前線的軍隊為了什麼而去作戰？土兵們受這樣重大的犧牲和苦難，到底是為了誰呢？士兵們為了勝利而戰，後方的民眾，竟用罷工來加以反對，這是些什麼道理？　

    第二，這件罷工的事，對於敵人的影響又將怎樣？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年的冬天，協約國已被愁去慘霧所籠罩的。因為，他們所希望於俄羅斯的一切，現在已經得到了失望。　

    俄國曾經為了協約國的共同的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犧牲，現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讓敵人來加以無情的宰割了。他們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的士兵，一在大都頭喪氣，大家深怕著明春的來到；因為他們鑒於德國僅有一部分的兵力防衛著西線的時候，他們尚且不能把這戰線的攻破。現在德國厚集勇士，用全力來準備向西線進攻的時候，他們怎還能獲得勝利呢。　

    德軍各師正當奉到最後總攻的命令的時候，總罷工竟也在德國爆發了。這一舉動，起初是舉世驚愕的，後來敵方攫取了這一個最終的機會，重作宣傳，於是協約國渙散的軍心，因此重新振作起來，以為今後是可以重操勝負的，對於未來事態的恐怖和捻，竟一轉而為之堅決和自信了。英法美諸國的報紙，便開始把這種信念散佈在讀者的心中；同時，又用了極巧妙的宣傳不鼓動前線的軍隊。「德國將要革命了，協約國必定能夠獲得勝利的！」此種的口號，是使正在動搖中英法士兵，復得立定腳跟的最最優良的一點興奮劑。這此，都是兵工廠罷工的結果。這罷工恢復了敵國的人民對於勝利的希望，並且再驅散了協約國前線士兵之頑喪精神。結果使幾萬的德國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血肉。但是，鼓動這次最卑鄙無恥的罷工的工，便是希望乘德國革命的機會而去獲得政府中最高位置的人。　

    我真幸運，獲得了參加最初兩次以及最後一次的進攻。最後一次的進攻，使我終生獲得了一個最驚人的印象，因為可驚的是在最後的戰爭，也像一九一四年一樣的，由守勢而轉為進攻。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線到處都是異常的悶熱，而國內是爭論紛起。所爭的究屬什麼事？各部隊之中，也有著很多的謠言。好像是說大戰已經毫無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勝利的好夢。要繼續戰爭者，並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資本家和帝室。這就是國內傳來而且為前線所討論的消息。前線的士兵，對此，於這個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沒有什麼反應。　

    「普及選舉權」對於我們有些什麼關係？我的四年來的苦戰，竟是為了這一點嗎？前線的士兵，素來是極穩定的，對於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戰爭目的，完全置之不理。我們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戰的人為什麼竟敢攬權秉政。　

    我個人的政治觀念，很早已就確定。我深惡而痛絕那些賣國欺民的黨棍，我早已洞悉這班黨徒，他們並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飽他們的私囊為唯一的目的，他們為謀他們的私利計，不惜把整個民族來犧牲，遇到必要的時候，即使德國滅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夠親見這些人的一個個縊死在我的在前。為了要顧及他們的願望，就不妨去犧牲了勞動階級的利益，來充實那強盜的囊囊；我們如果不要德國滅亡，那就不能坐視著他們的為所欲為。軍隊中多數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這一年的八九兩月。雖然敵方進攻猛烈，並不能和我方在過去的防禦的勇猛相比較，然而，衰頹的現象，竟是一天厲害一天。比較起來，索美（Some）和法蘭德斯（Planders）的戰，已經成了過去的歷史，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回憶了。九月未，我軍第三次到達那我們青年義勇團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那真是往事已經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軍心已經大變；大家常把政治問題來加以討淪了。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在各地的軍隊中開始發生了影響。新徵來的青年軍全部受到了麻醉，——因為他們是從國內一直來的緣故。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國開始向伊泊爾（Ypres）前的地線投放毒瓦斯彈。十月十三晚上，我們尚在威萎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繼續受著轟吉，時猛時緩，終夜不繼。將近夜半的時候，我隊支不住了，倒在陣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覺到一種痛苦，每隔十五分鐘，痛勢愈加厲害，在七點多種的時候，我的兩眼感覺到有睚焦灼，因此退役報告一切，而我的參戰，也以這次為最後的一次，幾小時之後，我的兩眼，刺得像烈火焚燒，一些東西也不能凶到了，於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帕士瓦爾克（pscewalk）的地方醫院中，我就在該地遇見了革命。壞消息不斷地由海軍方面的傳來，說海軍醞釀起事，但是，我以為這種謠言。不過是少數神經過敏的青年猜測，未必便是一種影響，多數人的不幸事件。在醫院中，每個人都在談論戰事的結果，並且還希望著早早見實現，但是，沒有一個人公為戰事立刻可以結束的，在這時候，我還不能閱讀報紙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禍降臨了，在事先，我們是毫無所知的。海員乘坐運化的車來到他們鼓動著民從起革命，在這個為我民族求「自由、優美、和尊嚴」的鬥爭中，以少數的猶太青年做領袖，而他們是不會有守一人到過前線去怍戰的。此後的幾天，是我在生以來最不幸的時期。一切的謠言，愈說愈確切的，我向來認為是地方事件的。現在已經顯然是一個全國的革命了。此外，再由前線來的更有不幸的謠言，說他們都願反降了。啊，——這事果真能夠實現嗎？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師來到醫院作簡短的講演，我們因此而知道了一切。當時我也在場，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這位善良的老牧師說：霍亨佐倫皇室（House of Hohennzollern）已不得於戴德國的皇冠——我們的祖國，已經改變為一共和國了——說的時候好像有些在發抖。於是，一切都成為泡影了。我們所有一切犧牲和困苦，完全等於虛擲，幾月來的忍饑耐渴，完全等於虛擲。我們出生＊＊，所費的時光，完一等於虛擲，兩百萬人的頭顱也完全等於虛擲了！我們的國家怎樣呢？　

    但是，我們所應忍受的犧牲就以此而完結了是嗎？過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們懷念嗎？德意志對於固有的歷史就無任何的責任嗎？我們配受德意志的過去的光榮嗎？這種舉動。我們對於後世的子孫，又交用什麼來自解呢？我輩人真是卑劣的罪人！當時我愈想要瞭解這種驚人的事變，愈覺得羞忿交集。我兩眼所受的痛奪，和這種禍難平互相比較，那又算得了什麼呢？此後＊＊夜感到不安。我知道——切都化為烏有了，深夜沉思，我對這事件的主動的人就切痛恨了。在德皇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領袖表示親善的，以威廉二世為第一人，他從不知道他們就是無信義的惡棍。因為當他們和德皇握手親善的時候，另一雙手已經地暗中採取利刃了！對於猶太人是沒有什麼條件可講，決定誓不兩立。我決心要做一個政治家。

    八、我政治生活的開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歸慕尼黑從親自再進我那一團的後備隊。但是，該隊被「軍人會議」（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著。我對這一點深為不滿，所以決意立刻脫離。我和戰爭時的一位忠實同志史密特。愛侖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裡一直至軍隊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再回慕尼黑。在當時的情況，實在不大好，革命擴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愛士諾（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這一個情勢的進展。最後竟造成了由會議操縱的形勢，這或者可稱之為猶太人過渡期間的統治更為洽當些，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這期間，我的腦海中的計劃有了不少。　

    當新革命在進行的時候，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廿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的勇氣頓失，驚惶一循著舊路而走了。在慕尼黑解嚴以後和天，我便奉命出於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團革命事主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過了幾星期之後，我又奉命出席為國防邊軍官佐而設的特別班。該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軍人以一定的主義，使他們去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這特別班對於我個人的價值，便是使我因此認識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們可互相暢論當時的局勢。　

    我們都確信德國的崩潰，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十一月的罪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實在不能救了德國的危亡。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他們的用意很好，但也補救了既成的創傷。　

    我們中有少數的人便就討論新黨的組織了，我們所持的根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了一舉了。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因為這顆新建設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意義的緣故。　

    再者，尚有著一層場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使對於社會問題發生的思想多所限制。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採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大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　

    這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為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改正為一切足以促進或限制人的活動的因素的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為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增加面向前發展。資本和自由獨立的國家，有著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面明瞭的。國家只要注意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縱著民族那就好了。國家既堅持著這種態度，那麼，便就可以定下了兩個目的來：一方面維持著有效率的國民的獨立經濟，另一方面是再維持工人的社會權利。我對於資本純由勞動所產生的，和純由投機而獲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別。對這問題，我不知道該怎樣應付。這個問題，就是在當時上述的特別班講量中的一人來加以極詳盡的討論——這人就是古特弗裡德．費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的講演以後，腦海中立刻就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我立刻知道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具有真理的，對於德國的前途關係是很大的。票據交易所的資本和國民經濟的絕對劃分，使我們對於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著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鬥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　

    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堅苦的奮鬥，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費德的講演。實在給予我將來奮鬥的一種絕好的口號。從這件事後來的發展來加以觀察也可以證明我們當時的見解是怎樣的正確了。我們不再為我國資產階級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到了現在，要是他們並不說謊的話，那他們也應該知道國際資本不單是煽動大戰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戰終止了的現在，他仍在極力和平的世界不惜變成為地獄。　

    我個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會黨人，僅有一個信條，就是民族和祖國。我們所以必須奮鬥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種族的繁殖，我國的人民及其子孫的教養，血統的純潔，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並且使我民族能夠完成了上帝所付給我們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猶太人馬克思學說和目的，到了現在，我才有了正確的瞭解。到了現在我才瞭解資本論信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國民經濟的鬥爭；並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真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制德國。

    在另一方面，這上特別班的課程，也會產生了巨大的結果。有一天，我宣佈我有演說的意思。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猶太人作爭辯，因此，他就作了長篇的辯論來袒護猶太人。這就引起了我的反駁。我的主張，在當時在場有人中，贊成者竟佔有大多數。這結果，在幾天之後，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義加入了慕尼黑的軍團。　

    要當時軍隊的紀律不大好，這是因為軍人會議時代的遺毒還是存在。軍隊因此便受到了影響。要使「同意」的服從——這句妙語是他們形容柯爾特．愛士給（Kurrt Eisner）下的豬圈中的——變成整飭的軍紀。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著是不會有加的。而要使軍隊能夠自覺他是民族和祖國的分子，也不是同樣的。　

    我的新活動，就是在這裡，我用了充分的愛國熱情和靈敏的感覺來開始活動。我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聽我的演說而尊崇祖國和德國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軍「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紀律加嚴。再有，工結識軍隊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後來，這些同志就和我聯合，因此奠定了新運動的基礎

    九、德國工人黨

    有一天，我接到了總部的一個命令，要我去調查一個社團的情形。這個社團，顯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幾天之人，他們將要用「德國工人黨」的名義來舉行會議；而且費德還將前去演說。我必須去赴會，察看眾情而做一個報告。現在。軍隊對於政黨發生的好奇心，已經充分地明白了。自從革命之後，軍人已經獲得了政治上活動的權利，就是毫無經驗的軍人，也充分地來利用這種權利了。　

    但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發覺了軍人對於革命黨的同情，已在慢慢喪失而傾向於民族復興運動，因而十分後悔，才知道應該撤回軍隊中的選舉權，並且還應該禁止其參加政治。衰弱了的資產階級，以為軍隊必須回復過去的情形，而為德國國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意凶，那差不多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顆毒齒，必須把他來拔除的。但是，沒有民族主義，那麼，軍隊僅僅成為一種永久的維持治安的警察而巳，不再是抵抗敵人的一種力量了。以後和年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所以，我對於上述的工黨，雖然是毫無所知，然而也決定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旨德的演講完畢了我很高興，我以看已足，準備出場時候，忽來宣佈說現在人人都可發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但是，起初所見聞的，一些也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後來，忽然有一位「教授」站立起來說話了，他對於費德的議論發生了疑問，待到費德對他了滿意的答覆之後，他又突然把「事實的根據」作為要素，毅然地建議著，說這個新興的青年黨最是適於能使巴維利亞，脫離普魯士的壓迫而奮鬥的。　

    這位先生真是厚臉，他還說這事如果能夠實現，那麼，日耳曼奧地利必定會立即和巴維利亞聯合德國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類比的無意義妄盲。在這時候，我乃不得不請求主席，准許發言，我也來發表一些意見。我因此把這位「學者」的狂言痛加駁斥，我的言論，也就獲得了很的勝利。我的話還未說完，他已經像喪家之犬一般的狼狽逃出去了。在那時，我會把這件事反覆的加以思索，並且預備置之勿論了。　

    可是，這真是使我一生驚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戮接過了一張郵片，說是已經准許我做德國工人黨的黨中：並且請我去參加下星期三的該黨的委員會。　他們這種做求會員的方法，真使驚詫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對，愛也不是。我想自己來樹立一個黨，我絕無參加現成黨派的心意。真的，我實在不會有過參加他黨的夢想。我真擬動手寫信去答覆該黨的時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種好奇心，決意要那天我自己到會，趁此機會要親自解釋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來告訴我，說是全國工黨的首領將來親自出席。這一個消息，使這聽到很有一些驚奇。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來聲明了。恃然，他真的準時出場了。他就是費德講演時的重要的發言人哪。這件事更使我詫異了，我決計靜待著，看他有些什麼事件發生。無論怎樣他們的大名，我是已經知道了。該黨全國的首領，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頓．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　

    開會了首先是宣讀上一次會議的記錄，並且再對演說的人表示謝意，接著便是新黨員的選舉——就是通過我入黨的問題。我就開始向他們發問。我方才知道了該黨除少數重要的原則外，毫無所有，其他是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黨綱，沒有小冊子，沒有印刷品，甚至一個區區的橡皮圖章都也沒有置備：然而，他們卻有著極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我不願對他們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們所研究的是些什麼事了，倉促產實渴望著一種新運動，這種運動，實在是比了一般稱做黨的範圍還要大。　

    於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來最困難的問題了。我對於這個黨究竟是加入呢還是不加入呢？命運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絕不應該加入當時的熱呢現成的大政黨，我將更詳細和來說明我的理由。據我看來，這可笑而人數很少的團體，尚未成為一個堅強的「組織」，並且還能存個人活動的餘地，這在我實在是—件很有利的事。該黨尚有待整頓，這個運動的範圍愈小，那麼，這個運動適當的表現也愈快。該黨的性質、目的和方法，還可以決定，這在現存的各大黨之中是絕不可能的。　

    我對於這件事愈是反覆的思索，我就愈是堅信這種小規模的運動，可以作為復興民族的先聲，這是在現在的議會中的各政黨是絕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政黨，僅僅知道牢記著陳腐的觀念。或是因為有利可圖的緣故而來擁護一種新制度。現在，這裡所提倡的，乃是一個新的世界觀，並不是—種新的選舉的口號。我經過丁兩天的苦思悶想，最後。我才決心進行著我聽取決的步驟。因為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關鍵，這時候，這後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的。這就是我實行德國工人黨的經過，他們還給了我—個第七號的臨時黨證。

    十、舊帝國崩潰的徵兆

    德意志國家的民族，受到了這個非常重大的創痛，正像患了頭暈病症，他們的感覺和思想像是都喪失掉了。把過去的光榮和偉大來比一在的艱難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這無怪無論什麼人都要炫惑於帝國的偉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潰的徵兆已經發生了。這種徵兆，已經顯然的可以見到，不過，只有極少的人能夠得到明確的教訓。這種教訓，在目前比了過去尤為必要。　

    現在，多數的德國人民，他們僅從國內經濟上的分困和其結果，去窺見德國的崩潰。因為凡屬德國人差不多是個個人受到了影響的，所以個個人都知道了這種的大災。但是，全國的人民，不知道這種崩潰和政治、文化、道德有著關係而已。一般民眾的認識是這樣，那也不要去說了；便是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以德國的崩潰；就是「經濟的災害」為唯一的原固。而且以為要復興德國，須在經濟方面去著手，才對，這就是我國的直到現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韻辦法的重要原因。

    倘使我們能夠知道德國崩潰的主要的原因，第一還是在道德和種族方面，而以濟列是還在其次，這樣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發現了救濟的方法。我們的患難以及目前腐敗的原因，這是由於歐戰失利的緣故。這一點，便是最易為一般人所公認的。這種毫無意識的話，確信的固不乏其入，但是，明知他是不對的，而偏又故意這樣來說的人，為數更其是多。這班人，便是庸集百仰賴政府來豢養的人。世界和平的宣傳者不是這樣的說嗎？德國的戰敗，僅是破壞了「軍國主義」，德國的人民且將慶祝其光榮的復興呢。　

    整個革命所用的口號，說革命固然使德國不能逐然得到話，不是你們這班敞世的小人所說的嗎？把德國崩潰的原因完全推在軍事的失敗上面去，這是猶太人的無恥的特點。而賣國的總要關報，就是柏林的前進報（Vorwats），還說此際不允許德國民族揭旗凱旋！現在：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是德國崩潰的原因？把戰敗當作德國崩潰的原因，我們可以用以下面那樣的答覆：自然歐戰的失敗，對於我國的命運，確實有著可怕的影響，然而，戰入並不是原因，是各種原因的結果。　

    這種生死存亡的鬥爭，到底不會有好結果，這是有知識的和懷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然而。不幸有許多人碰到緊要關頭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對於真理，必會得到加以駁斥和否認，而那些明白這真理的人又從而加以附和。這些人實在是我國崩潰的罪魁，而他們現在忽然把戰敗是崩潰的原因，這並非大謬。因為戰敗只是他們行動的結果，而不像他們現在所說的是由於「領袖不良。」要知道敵人並不是懦夫；他們也知道為國效死的。　

    當戰妝啟的時候，敵方的人數就多過德國的軍隊，而且就專門的軍隊而論，他們是有全世界在做後盾。但是德國仍能和全世界對抗，苦戰四年，而且常獲勝利，這除了德國人的勇武和嚴密的組織之外，完全因為他有著良好的領袖，事實具在，不容抹殺的。德國軍隊的組織和指揮，實在是古今世界各國所不及的，而其失入的原因實在是因為人類抵抗力限制的緣故。這樣的軍隊的崩潰，並不是我們現在的不幸的原因，而是別種罪惡的結果；這個結果，再會引起後來的崩潰，而且比較前些的崩潰更為厲害。　

    民族的覆亡，事實上只是一次戰敗而沒有其它的緣故嗎？這問題現在可作下面的簡單的解答。如果一個民族的軍事的失敗，是由於懶惰、怯懦及平庸——總之是該民族的卑劣無能，——那麼，這個是常有的事實；不然，那軍事的失敗，反而足以激發起未來的偉大的復興，這並不是民族覆亡的標記。歷史上有著無數的實例。足以來證明此說是正確而不謬的。德國軍事的失敗，並非了於偶然，是古今因果報應的當然的懲罰，我們受著這個懲罰，還嫌其過輕呢！　

    假使前線真的因為孤軍無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於軍事的失利，那麼，德國民族的失敗，必定是另有一種精神在，他們對於戰敗後的一切痛苦，必定會得咬緊了牙齒跟來忍受的。對於敵人的僥倖獲勝，必定會憤怒填應，德國人決不會有幸災樂禍的事件發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敗來向人矜誇，戰士也不致招人揶揄，軍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發生失去體面的事，遭受基國雷平頓上校（Colonel Repinston）譏誚「三個德國人中必定有一個賣國賊」了。　

    軍事崩潰的本身，實在是由於種種不健全的現象以及促成這種不健全的現象的人所造成的。他們在和干的時候已經流毒遍於全國，他們道德的敗壞，自衛意志的薄弱，以及醞釀多年有害於民族和國本的種種議論來造成了這一個災難，所以軍事的失敗，不過是第一種有形的惡果而已。　

    猶太人陰險狡詐的全副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機關，把這種災難的直接責任去加在盧登都封樂的身上，這是自然的，實在，盧登都夫預先知道了災禍的來臨，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來使之轉變，拯救民族於沉痛屈辱的時候。他們使他負起戰敗的責任，這是因為要奪去他從道德上從事辯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發的賣國賊的人束手無策而已。　

    這種事等於一種慢性的病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恰好能在大難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作是德國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將慢慢地趨近滅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難挽救了。幸而這災難，至少是大多數人所共見的。

    人類對於瘟疫的克服，實在比肺癆為容易，這是因為瘟疫的來其勢很凶，死亡枕藉，使人驚心動魄，而肺癆的來，其勢和緩；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卻使人疏忽。我們碰到了瘟疫就盡力來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癆便用於緩的方法來加以遏阻，人類能夠克服瘟疫的而反為肺癆所克服，便是為了這樣緣故。政治團體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戰之前，有著長久的和平日子，某種的禍患，已經在這時期中發生，他的原因雖然沒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數的幾種例外），但是，其成為禍患，那是已經認識了的。這裡所說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因為這個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實在較其他方面的禍患為更甚。許多崩潰的徵兆，能夠激發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戰以前，德國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給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行動上日就成為重要。但是，不幸他們以為這種嚴重的問題，可以依靠簡便的方法，就能達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堅決的心，逕自去獲取一個正確的解決。德國放棄了擴張新領土的觀念，而代之以經濟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業生產漫無限制而弊害百出。　

    這最不幸的結果，第一便是促成農業階級的衰頹。農業階級愈是衰頹，那無產階級的會集於都市者也愈是眾多，終於使社會的均衡完全失掉了。現在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是顯然了。富者和貧者，他們比鄰而居，這勢必要形成悲慘的結果的。人民既開始受著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因為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了萬能了，舉國上下，個個人都成了拜金主義的奴隸，我紀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當時德國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發人民最壯烈的情緒，而突遭到這種變化，其禍更為厲害。　

    依照事理來說德國應該依靠「經濟上的和平工作」來維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為後盾。不幸，現在對於金錢勢力應極端反對的人，竟也默認了。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勸貴族也加入新金融資本界去。但是，德皇的此舉，情有可原，因為畢士麥尚且不能覺察了這——個危險。事實上，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於金錢之後。所以此風一開，勇武的貴族，立刻能退居在財閥之後，這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戰以前。德國的商業，因為發行股票而已經趨於國際化。一部分德國的工業，固會努力於防制這種危險，但是，終於還是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也是為虎作倀的。反對德國「重工業」的持久戰，這便是；國際化的發端。當時國際化正靠著馬克思主義的助力而力圖實現，要想完成這項的，那麼、在革命中馬克思主義是不得到勝利不成的。　

    當我執筆寫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對於德國國有鐵路的總攻吉正獲得了勝利，這種鐵路，就是落在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又達到了其他的一個主要目的。德國工業化的進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確證，就是大戰後，德國一位工商界要人發表的意見，說商業是使德國復興的唯一的力量，這便是德國工業化成功的明證。　

    史旦尼斯（Stinnes）的這句話引起了極大的糾紛；但是仍被採納，而且在轉瞬之間。便成為一切欺人者及空談家的格言；自革命以來，毀壞德國的運動，便是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戰前，德國衰頹的唯一徵兆，就是國人一天一天的精神委靡，作事不力。這是他人臨事不能決斷，遇事畏葸的結果。　

    這種缺點，實在是由於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德國的教育，在戰前缺點極多。他的制度，僅注意於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實際能力的培植。對於人格的養成以及責任心的激勵，更少注意；至於意志力的和果斷力的培養，那就完全漠視了。所以，這種教育所養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強毅的壯士，而是懦怯的書蛀。　

    戰前，世人大都這樣的看德國人，而我，德國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德國人為的所以受人歡迎，這是因為他們是有用的人的緣故。然而，意志不堅，那就並不見重於人。他們脫離國藉，背棄祖國，所以比較他國有人民為容易，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有禮貌的人可以吉游世界，」這保存名諺，可說形容盡致了。這種柔順的態度，是接近君主的唯——方式，然而引起的災患匪淺。依照此種方式，人民只能唯唯諾諾，奉名唯謹。　

    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嚴是最重要的，否則這種阿庚態度，終必要把帝國顛覆而後已。專門阿諛的人，他們可以安然於現狀而毫不知恥，可是國中的優秀人士，就是所謂正人君子者，他們眼見著這種無意味的事態而受人擁護，勢必然感到萬分的厭惡。在他們看起來，歷史是歷史，真理是真理，決不容混為一談的，就是講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樣的。　

    世界各國，要得到成為偉人的君主，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始可憐的命運，能夠使其免於暴君的虐政，那也就應該知足了。所以，群主觀念的價值和意義，不能專賴於君主個人，除非藉著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於基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 I）和頭上。不過這不是常有的事，數百年之中或許偶然有一次而已。　

    君主政體的觀念應該比較君主個人為重要，這觀念的意義，應當是在專門用制度的本身來作為基礎，使君主只為這種制度的奉行人而已。這種不良的錯誤的教育觀念，還有一種結果，就是畏葸而不肯我擔責任，因此對於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也就缺乏了，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現在略瘵幾個如下：新聞界常把報紙看作是國內一種偉大的勢力。報紙的重要性，確是毫內務無疑問可疑，他的價值，也不是我們所能估計的，因為他的工作，確能延著繼成人的教育。國家和民族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墮落入惡劣的、無知的或是懷有惡意的掌握中去。　

    因此，國家的責任，胯監督人民的教育，並且防止其誤入歧途，報紙的言論，國家尤應該加以注意因報紙對於人民的影響最大也最深刻的活動不限於一時而且含有繼續的永久的性質，報紙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堅定的重複方法來施教。報紙上的官論，應該趨於一致的目的，這不被「出版自由」的謬說所惑，不因誘惑而疏忽了職員，以至不供給保持民族健康的養料，這是國家必須加以注意的。國家須以不屈不撓的決心來控制這種通俗教育上的工具。並且使春為國家和民族服務。　

    在大戰之前，那些所謂自由報章的行為，無非是葬送德國的民族和國家。我償不必去提起那慣於造謠的馬克思派的報紙，因為他們把造謠認為是一件事，好像貓的不能不去捕鼠是一樣的。他們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為，國家對之，也會充法去加以抵制嗎？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只有幾次溫和的警告，以及實在說不過去的重罪的罰令而已。　

    在那個野外，報紙多被猶太人所操縱著，他們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沒有妥協的力，法去給予取締，而且也沒有取締的決心；尤其厲害的，就是沒有固定的目的。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締的重要、方法的選擇、以及定下一個明確的有計劃。他們對於報紙所用的糾正方法很是拙劣；他們萬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時候，那也不過把新聞世界的敗類加以幾星期或是幾個月的輕微的懲罰，但是，他們不會不知道根本劑除禍源的計劃的。　

    從那些不會受過完全教育的學識淺薄的讀者看起來，法蘭克福特報（Frankfuturter Zeittung）是一份最有價值的報紙；因為此報紙從來不會用過粗俗的盲辭，而且。也從來不會反對過暴力；他的言化，時常贊成，用「知識的武器」來鬥爭，這種論調。竟會獲得那些最沒有知識的人去贊同，那真是很可怪的。猶太入所創辦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國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階級。　

    法蘭克福特報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論調，便是在反合這輩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這輩人。這種報紙，他們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辭，用丁他種方法來祭毒讀者的心志。他們用了美麗的甘言軟語，使讀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為動機，是純粹的知識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這種極狡猾的手段實在就是在偷窺人家攻擊報紙的武器的一種奸計。作事不求徹底，就是內部的墮落的表現，內部—經墮落，那國家不過遲早必些也要隨之而崩潰的。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能夠受著良好的指導，走進了正路，那麼，挽回這個危局，當然是十分容易的。現在的人已經有丁種種的經驗，知道這種經驗的意義，能使那些還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來。如果現在禁止那些報紙以控制猶太人，並且使這種教育工具轉為國家所用。而不於旁落於外人和敵人的手中，那麼猶太人勢必會利用其報紙來大聲狂吠了。但是，我深信這種累事，上我輩青年來處置，必定較我們的前輩容易。因為一枝卅生的米突的小小的爆炸的聲音，常常會勝過了無數的猶太新聞界敗類的呼號的聲音，所以我們聽他們去呼號好）了。　

    我們應該對於教育的體系有著全部的計劃，必須養成兒童在暇時專作益身作的事。在這一個時期中，兒童不得遊蕩在街上以信電影院中。日常的工作完結了，就應當去鍛煉身體，俾投身走進社會的時候。不致怯懦而無能了。青年教育的任務，是在使他們預備投身於社會，並不是僅僅灌注了一些知識就算了。我們應該立刻去劑除那知體的鍛煉系屬私人的事一種觀念，我們決不能不許任何人任意有貽害他的子孫（種族）。要防制精神墮落，須得和鍛煉身體同時進行。　

    現在我們一切的公眾生活，好像是兩性觀念和誘惑的泉源。我們試看那電影、戲院以及其他的劇場所揭示的節目，我們便難於否認他不是正當的娛樂，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當的娛樂。一切的招貼和廣告，都用著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眾的注意。這種事件出生來的流弊極大，主是青年的心理明白的人大都能夠知道的。人民的生產，不但為不為性慾所麻醉，而且還得要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為的目的和方法，必須以保持民族身心的健全為目的。個人的自由權，實在比較起來次於維持種族的義務。　

    在藝術和文化的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樣不健全的狀態。在許多的所謂「藝術場所，」他們大都毫不知恥的揭示著「只許成人入內參觀」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覽室的前面也大都是如此的）不許青年去參觀，這便是證實我們人部衰微的惡兆。在此種場所，理當首先作為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該供頹廢的成人去娛樂的。　

    然而此種場所，竟乃出此防衛青年入內的手段，說起來真是令人可歎！請問古今來大戲劇家對於這種警告和造成這種警告的原因，有什麼話可說？我們試想席勒（Schiller）對此樣的憤慨；哥德（Goethe）對此也不會忿然而起嗎？但是，我們把席勒、哥德或是莎士比亞（Shqkespeare）來和德國的新詩人互相比較一下，究竟又當怎樣呢？前者都是陳腐老朽而不合時宜的失物。因為在這時代的特徵，那些新的藝術家不僅產生了些卑劣的作品而且還誣蔑了過去一切真正偉大的傑作。　

    在大戰之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們對於藝術和一般文化上，不但是沒有絲毫的創造力，而且心懷嫉恨，竟沾污並埋沒了偉大的過去。　在十九世紀末葉，德國人在藝術上——尤其在戲劇和文學上——的刨作，大都是卑劣不足道的，而對於已往的完盛時代，反而加以底毀，斥之為者朽陳腐，好像這現代的時代，似乎就可以把他們的劣點完全遮蓋過去了的。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戰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大事大都趨於分崩碎裂的狀況：甚至在這宗教的領域之中，多數人士，大都巳失去了他的堅強宏偉的信仰心。他們公然反對教會雖然不多，但是，漠視教會的實也不少。在亞洲和非洲，新舊兩教都有著教會，以便引起教徒來對他們信仰（這種努力的結果，比較回教的進展，那就差得多了。然而，兩教歐洲方面聽失去的信徒，為數巳達數百萬了。他們之中有的全然厭棄宗教的生活，有的是各行其是而已。從道德的立場上來對察。這實在是一種不良的結果。對於各種武斷的教條的加以反對，情形日見劇烈，然而，倘使沒有教條，那麼實際上人類的宗教信仰，也橇無從發生。一國的民眾，並不多是哲學家，但是，信仰便矗人生道博觀念的唯一的基礎。　

    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代替宗教，可是也未能獲得了良好的代替。要是宗教的教條和信仰，如果真的能支配民眾的話，那這種信仰的絕對權威，宗教信仰的整個的基礎。宗教有信條，就好像人們生活的有習慣，國家的有法律。沒有習慣，那麼少數的優秀分子，確是能夠維持著他們的合理面良好的生活。但是，在其餘的多數人便不能了。只有信條，才能去制服那無定而又爭辯不已的見解，造成了宗教上必不可少的形式。否是，玄學的人生觀（就是哲學的見解）永不會產生的所以，攻擊教會的信條正像反對國家的法律；攻擊教會的信條，必然的流於無可挽救的宗教虛無主義，恰像反對國家的法律，必致使全國守全陷入無政府的狀態中。　

    一個政治家，必須評論宗教的價值，可是，一在在平衡，一面也當不守問宗教上固有的缺點，而應該顧到以及代替宗教之的東西有些什麼特別的利益。如果在不會那一種代替物之前，毅然的把現存的宗教來加以破壞，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在大戰之前德國人有很多不喜歡宗教的生活的，這一點。實在應該上所謂「基督教」黨的濫用宗教來負責的。而且他們還厚著臉要把天主教和政黨混而為一。這種不幸的惜誤，恰好替議會中許多不良分子遣出了機會，在教會是反百受到損失的。　

    然而，受到禍害的仍是整個的民族，因為這種情形的結果，只有使宗教生活一天散漫一天而這時候，也正萬百事件，在開始廢棄和變動，道德和行為上傳統的原則，也就一步一步的在崩潰。如果我們民族組織上的襲痕，沒有特別的事故，那危險還不致發生，倘使一朝而事變突起，那麼，民族內部的團結，必定成為最重要的問題時，而這裂痕，也必釀成了禍亂。　

    在政治方面，明眼人看出了種下的禍已經在萌動，而這種禍患，如果不去趁早消彌，那麼帝國一切的外交內政，勢必因之而崩攢瓦解Ｔ。在當時，許多愛國的人士，大都為這衰微的徵兆而心中有所警惕，大都因為當時帝國政策的沒有計劃和主張而加非難。他們洞悉了帝國人部的衰微和空虛。然而，他們並非政界中人。官場中用了他們索來的莫不相關的態度，來忽社著像張伯倫（Houstan Stewart Chamberlain）一類人的直覺的天才。這班官僚，他們既愚昧得不能為自己打算，但又驕矜而不屑去從人。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國會制度，說是「從革命以來已早失入，」為實在是一種毫無思索的話。這種話極容易引起人家的誤會來，以為一在的國會制度，已經不同於革命之前了。實在國會制度的結果，僅有破壞的效用而已，當時大多數的入，自顧戴上了眼罩，竟而一些東西也看不見或者是不想看見什麼東西。德國的顛覆，國會制度在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主是國會所做的事，沒有一件不足半途百廢的。帝國的聯盟政策，是一種怯懦百不徹底的手段，他的用意在維持和平，但是結果不能避免了戰爭。　

    對波蘭的政策，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手段，他們人在激怒了波人，然而實際上對於自己是毫無補益的。結果，德國既不能獲得勝利，又不能和波蘭人恢復邦交；反而和俄羅斯結下了仇恨。亞爾薩斯和羅連（Alsace—Lorraine）問題的解決，也不是徹底的。因為既不能對狠毒的法國加以迎頭痛擊，使他一蹶不振，又不能以同等的權利去給亞爾薩人。這兩條路他們都不去走，這就可以見到當時的人們，實在太無能為力了。因為主要的賣國賊，在當時不在各政黨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如比方像中央黨（Centre Party）的韋泰（Wetterle）就是其中的一個。　

    同時猶太人利用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民主黨的報紙，和全世界作詆毀德國「軍國主義」的宣傳，謀著中傷德國，同時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黨，又不肯設法充實德國的軍德國的民族為著爭取自由獨立而遭到的失入。這原因實在是—ｋ於平時的態度鎮靜，苟且猶豫，不急急地集合全力不捍衛祖國的緣故。君主制度對於人民有著一種不良的影響，那便是慢慢地使大多數的人迷信著政治是一種君主的獨權，之事，用不到人民去過問的。　

    如果政府是良好，或者還存有一些望治之心，這是強者差人意的。可是一個勵精國治的舊政府，有一天被那不負責的新政府所取代之，那麼消極的服從和幼稚的信仰便成為萬惡的淵數了。但是，除去子上在的以及其他的缺點外，君主政體確也有著他本知的價值的。　

    第一，君主制度能夠使國家的領導權穩固，使國人所有的各機關，完全站在國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貪婪的政客的乘機搗亂；
    第二，君主制度具有本來的尊嚴和因此而產生的權威，在這種制度的下面，官員及軍隊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黨的影響。　

    做君主的人，以一人而為一國的元首。他的肩頭所負的責任，自比了國會中介然成立的多數黨為更重了。德國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稱純潔的緣故，實在完全是由於這—點。最後，君主德國國民的文化，有著極多的貢獻，而且還能夠去掉一切的流弊。德國各邦的都會，向來是藝術情緒所陶冶的地方，這種情緒，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時代，已經在慢慢地消滅了。　

    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君主，驛於藝術和科學的建樹很多，一在比較起來，那真得差得多了。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他們醉心於貪婪的唯物主義的時候，軍隊卻以最高的理想和犧牲的精神來互相勸勉，主張民族統一，反對階級分化。但是，軍隊的唯一的缺點。便是一年的志願兵役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使知識分子脫離了一般的軍事團體；如果把這種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　

    德國的上流人士，他們自成一個階級，他們和平民的隔閡一天深一天。如果所謂知識分子的人，能夠參與在軍隊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導師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式問有那一種是毫無缺點的呢？況且，德國的軍隊，雖然有此弊病。但是，優點極多，所以這種小疵，比那一般人類的制度的缺點。那就不足說了。　

    舊帝國軍隊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世人重多數而輕個人的時候，他們獨能重個人而輕多數。他們對於盲目地崇拜多數的猶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對，而信仰個人的人格，他們能夠啟示了我們對於以後的最急切的需要。在舉國萎靡不振的時候，在軍隊的行伍中，獨能每年造成出卅五萬健兒來。他們經過了兩年的服從的訓練，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態完全洗去而養成了強大健得像銅錢樣的體笨重，有了經過兩年的服從的青年，他們才知道了怎樣發號施令。我們只要看看他們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曾經受過了相當的訓練的軍人。軍隊是德國民族的訓練學樣。那些猜忌貪婪酌東西，他們要使國家沒有實力，人民沒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於軍隊，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舊帝國除了政府的軍隊之外，還有優良無比的官吏。德國政府的組織完善以及行政的優良，在世界上可以稱為第一。雖然有人說德國的官吏，是乃極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國的官吏，非但優良不能超過了德國的官吏，而且還不及遠甚呢！他國的官場，在組織上沒有像德國的縝密，而且也沒有清正良好的冒吏。比盲，人格卑污，知識淺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達而超時，那還不如抱泥而忠誠的為好。德國的官吏和行政機關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變動的影響：凡一切政府暫時的政見，並不能影響了德國政府官吏的地位。革命以後，這事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府任用的官吏，不問其能力和資格，而以黨掂的關係為根據；於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僅不是優點，而一反為一個大缺點。　

    團體、軍隊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舊帝國所以強大的理由德國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稱純潔的緣故，實在完全是由於這—點。最後，君主德國國民的文化，有著極多的貢獻，百且還能夠去掉一切的流弊。德國各邦的都會，向來是藝術情緒所陶冶的地方，這種情緒。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時代，已經在慢慢地消滅了。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君主，驛於藝術和科學的建樹很多，一在比較起來，那真得差得多了。　

    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他們醉心於貪婪的唯物主義的時候，軍隊卻以最高的理想和犧牲的精神來互相勸勉，主張民族統一，反對階級分化。但是，軍隊的唯一的缺點。便是一年的志願兵役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使知識分子脫離了一般的軍事團體；如果把這種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德國的上流人士，他們自成一個階級，他們和平民的隔閡一天深蘭天。　

    如果所謂知識分子的人，能夠參與在軍隊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導師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試問有那一種是毫無缺點的呢？況且，德國的軍隊，雖然有此弊病。但是，優點極多，所以這種小疵，比那一般人類的制度的缺點。那就不足說了。舊帝國軍隊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世人重多數而輕個人的時候，他們獨能重個人而輕多數。他們對於盲目地崇拜多數的猶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對，而信仰個人的人格，他們能夠啟示了我們對於以後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舉國萎靡不振的時候，在軍隊的行伍中，獨能每年造成出卅五萬健兒來。他們經過了兩年的服從的訓練，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態完全洗去而養成了強大健得像銅錢樣的體笨重，有了經過兩年的服從的青年，他們才知道了怎樣發號施令。我們只要看看他們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曾經受過了相當的訓練的軍人。軍隊是德國民族的訓練學樣。那些猜忌貪婪酌東西，他們要使國家沒有實力，人民沒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於軍隊，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舊帝國除了政府的軍隊之外，還有優良無比的官吏。　

    德國政府的組織完善以及行政的優良，在世界上可以稱為第一。雖然有人說德國的官吏，是乃極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國的官吏，非但優良不能超過了德國的官吏，而且還不及遠甚呢！他國的官場，在組織上沒有像德國的縝密，而且也沒有清正良好的官吏。　

    此言，人格卑污，知識淺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達而超時，那還不如抱泥而忠誠的為好德國的官吏和行政機關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生動的九響：凡一切政府暫時的政見，並不能影響了德國政府官吏的地位。革命以後，這事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府任用的官吏，不問其能力和資格，而以黨派的關係為根據；於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僅不是優點，而一反為一個大缺點。團體、軍隊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舊帝國所以強大的理由了。

    十一、民族和種族

    如果亞利安民族（Aryan）的血統，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統相混合的時候，那麼，支持文化的種族，必定要超於沒落，從過去的歷史看來，一些也不會錯誤的。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極少和低等的有色的民族相混雜；中美和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們常和土著混雜，他們的國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　

    就拿這一個例子來引證種族混雜而所生的影響，那中顯而易見的。美洲大陸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維持純粹的血統而不和其他的人種相混事的他償已經能夠崛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使他們能夠長期守著沒有混亂血統的羞恥，那將永遠維持著他們的主人的地位。　

    如果強有力的能夠早早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為全世界的唯一的主宰，那麼在這局面之下，和平仁愛或許還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理想；用這原則去實施的當也不會有損於民眾。所以奮鬥實先於和平。否則那就等於說人類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最高的一點，而其標準，則不是任何理論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著就發生了混亂。　

    我知道有人要譏笑這一種說法，然而地球固旨運行於以太之中歷幾百萬年，人類所以能維持其高尚的生存的並不是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為瞭解自然的法則。且能控制這法則而為人用。也倘使這一點而忘掉，那麼，人類又將會滅絕，又到了洪荒的時代了。我們在世界上所讚美的一切——科學、藝術、工藝和發明，——不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推究他的根原或許出之於某一種族。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這少數民族而存在的。　

    在是他們淪於滅亡，那麼，地球上的一切燦爛的文物，自必也同歸於盡了。假如我們把人類分為文化的創造者，保持者和破壞者的三種，那麼，唯有亞利安人種方能夠資格做第一種的代表。亞利安常用極少數去征服異族，而且能夠得到多種的低劣民族的幫助，他們利用那新獲的領土的特殊環境——像土地膏腴和氣候等，——去發展他們潛伏著的智力和組織和本能。　

    經過了幾百年，他們便創造他們獨有的特別的文化，這種文化，起初僅有他們本身的特性，後來便依照他們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發展了。時間過得稍久，他們那些征服者，便違背了保持血統純潔的原則（這原則在起初他們是固守著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們行殊的民族性，逐緊消滅這是天演的公理。凡是有創造力的民族，他們是始終在創造之中的，不過粗看起來不覺察而已。他們這班人僅能認識既成的事實，因為世人大都僅能見到天才的外表，像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而不能認識天才的本身。就是這種外表，也不是他們一時所能瞭解的。　

    在民族有生活中，其所有的創造力，須待某種特定的環境的要求，始能有了實際的應用；正像一個人的天才，須得所有的創造力，須得受了特殊的激勵，他的本身，始能有了具體的表現。我們看看那過去和現在的人類文化的傳播者，大都是亞利安人，那就可以證明了。為了要發展高超的文化起見，那些文化較低的民族，實在有著存在的必要，因為只有這些民族，可以當作技術工具的代替物。沒有技術工具，那麼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發展的。因人類發展的初期，賴於馴良的獸類的地方少；而賴於低劣的民族的勞力的地方多。　

    要直到被征服的種族成為奴隸之後，於是獸類才開始遭受同樣的命運；普通人每以為獸類先於人類報著奴役，實在是對的。就把耕種來說，最初挽救者是奴隸，以示才由馬來代替的只有夢想和平主義的愚人，尚認為這是人類墮落的現象，而不知道管是勢所必然的，必須這樣，然後能達到了某種態，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對世界傳播他們荒謬的大言。　

    人類的進步，好像是去登一無盡長的梯子。登高必須要從下面拾級而上，所以亞利安人必須要遵循實際的道路去向前進行，這道路決不是近代和平者所夢想的道路。但是，亞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徑已經十分明顯。他是一個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從他的意志力和目的，受他支配而從事工作。但是，當他驅使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時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護；而且命運也比較優於前所謂「自由」的生活了。　

    亞利安人長此以主人自居，他們不單是維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維護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了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和征服者的語言同化時，那就主奴的分別沒有了。亞利安人既放棄了他們純粹的血統，那麼所有的養尊處優的權利也就跟著消失了。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為，國家對之，也會充法去加以抵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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